众人听着陈家驹的话，陷入思考，没有说话。
陈家驹啜了两口茶水慢慢道：“其次，我的工厂建成之后，我要开工，我要招聘工人。同样，我又解决了上千名工人的就业的问题，连带这些工人家属，我至少可以解决数千人的吃饭问题。”
陈家驹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起步来，慢条斯理的继续道：“这些工人刚刚招聘时，大多没有什么技能，我要招人对他们进行培训，而这些我都是免费进行的；工人除了正常的工资待遇外，我还设有额外的奖金，补贴；工人们还享有大量的福利，逢年过节还有红包可拿。”
“最重要的是，如果我的企业破产了，我就倾家荡产，因为我是出资人，所以后果我一个人承担，工人们则没有这种压力，大不了他们重新找一家新的工厂罢了。”
“如此算下来，一味指责资方因为榨取了工人的剩余价值是否有些不公呢？”
陈家驹的一番长篇大论让套间里长久的陷入寂静之中，众人都在咀嚼着他的话语。
蒋先云缓言道：“家驹所言有一定道理，不过这也更说明，我们现在进行革命的意义之所在。如果我们建立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所有的工厂所有权都归人民所有的话，那不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贺衷寒反驳道：“我不看好你们所谓的**，正如你们所说，国家是存在阶级的，如果消灭了阶级，全国所有的工厂都归工人阶级所有，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为工厂所有权是工人阶级的，劳动者还是工人阶级，一句话，什么都是你们一个声音说的算，这本身就是违背社会和自然规律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怎么能行？”
陈家驹对于贺衷寒当真是刮目相看，他没想到贺衷寒还能说出这么一番颇有力量的反驳，或许他的观点有些偏驳，但是的确一针见血的指出蒋先云观点中的破绽。
陈赓有些插不上话，他毕竟还是以一介武夫形象示人的多些，这些有关理论研究的东西他还是接触的比较少，他觉得大家似乎说的都有些道理，反正说不出个所以然，他索性闭口不谈，享受香茗起来。
针对贺衷寒的观点，陈家驹笑道：“君山这话似乎也有点儿绝对了，巫山所说的场景其实也是可以出现的，但那需要一个前提，就是要有完善的监督机制！仅仅依靠人们的道德素养，指望依靠人们的所谓自觉，那肯定是不行的。如果没有完善合理的监督机制，长此以往，肯定会出现君山所担忧的那种状况，人们会出现懈怠的思想，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那种情形的出现，可就真成了悲剧。”
平心而论，不论是蒋先云还是贺衷寒他们对于有关经济方面的理论都不是很擅长，对于经济领域内的马克思基本论述的理解是很肤浅。
当然这也跟这时的大环境有关，大家提及革命脑海里最先涌进的一定是沙俄的倒台，一定是令人心潮澎湃的十月革命。至于说革命后如何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别说偌大的中国此时没有几人能完整清晰的叙述清楚，就是革命发源地的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这个时候也是内部观点针锋相对。
著名的托洛茨基就针对苏联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遭到了斯大林等人的强烈反对，很快托洛茨基就被打倒了，在苏联政坛消失了，凡是不认同斯大林主义的人统统被打成了“托派”。
但是不得不说，托洛茨基的政治主张包括一系列的经济上的观点，还是具有很大的前瞻性。
托洛茨基宣称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工人阶级国家已经蜕变成“官僚主义地退化了的工人阶级国家”。他认为，先前苏联初期时资本家的政权并没有重新掌权，列宁领导下的工业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运转良好。然而，到了斯大林时期国家政权已经被官僚主义的科层制度所控制，而这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是相抵的。
他的观点当然是针对自我感觉良好的斯大林，面对通过几次五年生产计划不断发展壮大的苏维埃力量，斯大林自然难以容忍这么一个政治异类和反对派，最终派人暗杀了托洛茨基。
只是多么具有讽刺的历史现实，当强大的苏维埃帝国轰然倒塌时，不知长眠地下的斯大林会有做何感想，一切都被自己的政敌给准确预言了，只可惜一个如此轰轰烈烈的历史诗歌就这么结束了。
陈家驹看着紧皱眉头的蒋先云等人，心中感慨，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说它是最好的时代是因为这个时候，人们渴望摆脱被殖民被压迫的状态，因此各种思潮和各种观点如同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大家对于求新求强的想法是那么的迫切。
说它是最坏的时代，是因为，一切都是在混乱中进行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观点能够解救多灾多难的伟大祖国，这样问题就来了，怎么办？先是口诛笔伐，大家纷纷宣扬自己的观点，攻击别人的观点。到后来，就明显地分成若个派别，最后因为夹杂着众多的现实利益而倒戈相向。
陈家驹打破沉默的气氛，淡淡道：“规则！其实说来说去都是如何制定一个合适合理的规则制度。我的看法是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谋划和制定一个符合本国国情的基本制度，这个制度必须要能使国家和政局保持稳定，也只有在稳定中，一个国家才能健康稳步的发展。”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