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涉及到官方史书的真实性。
拿陈寿所撰的《三国志》来说，虽然和《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合称为“前四史”，在史学界地位相当崇高，优点我就不说了。
但是对于《三国志》的缺点，也有很多人提出了置疑，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点：
缺点1，说陈寿毕竟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国志》便尊曹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
按照这个推论，那就是陈寿对魏的态度会比对蜀和吴要好，即“尊魏贬刘”，而且这种结论还有一个支持，就是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
缺点2，陈寿是三国时人，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
针对这一点，我们还要说明三小点：
（1）陈寿虽然是蜀国人，但是他在蜀国是不得志的，因为他和蜀国的权臣黄皓一直有矛盾，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长平太守、治书待御史等职。
（2）不仅陈寿在蜀国不得志，陈寿的父亲和诸葛亮还有些过节。据传，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参军，失街亭以后，陈寿的父亲和马谡一样受到处罚，马谡被诸葛亮让刀斧手杀了，这就是三国演义中经典的“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而陈寿的父亲也受到髡刑的处罚，就是削发，剃去头发，这在当时是种极具污辱性的处罚，然后逐出军营。
（3）陈寿的师傅是蜀汉大儒谯周，曾任蜀国的光禄大夫。在任职期间，曾多次反对诸葛亮出兵北伐，是有名的反战派，最后邓艾伐蜀，就是他力劝刘禅开城投降的。这点和东吴的张昭很类似，面对强敌都认为不可胜，应该尽早投降，避免部队和百姓的无谓伤亡。陈寿作为其得意弟子，自然把老师的那些理论和观点牢记在心，并奉为经典。
从以上三小点，我们可以看出，陈寿及其父亲、老师对蜀国的态度可能还没有对晋好，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
缺点3，陈寿的个人品德有问题。
唐朝房玄龄等奉诏撰写的《晋书·陈寿传》，在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说“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议者以此少之。”
关于陈寿索米的这条史料，只有少数几位史学家如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刘知几等相信，而多数的史学家则认为这条史料不合事实，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书》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
不管陈寿到底有没有索贿，我们要说，陈寿既然是个人，就有七情六欲，偶尔有个人因素影响到史书撰写，这是难免的，只要《三国志》绝大部分真实服众，陈寿的贡献就已经完成了。
缺点4，陈寿受后人批评的另一弊病是书中时有曲笔，多所回护。说白了就是批评陈寿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司马懿为之回护。持这种观点最主要的人有唐朝的刘知已和清朝的史学家赵翼。根据他们的观点，陈寿的《三国志》过度美化了曹操和司马懿。
对于第四点，我想说的是，陈寿是晋人，他美化司马懿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不可能直接攻击当朝的皇族领袖，这一点没有问题。
但是他有没有如刘知已和赵翼所说的美化和回护曹操呢？！
我认为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可能有，是因为晋是取代魏的，他要说明魏取代汉是正统，然后晋才能是正统，这是一个复杂的逻辑，事实上，在对待曹操及曹丕代汉的问题上，陈寿确实是美化了曹操，例证如下：
1，《后汉书》辛亥，镇东将军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
《三国志》天子假太祖节钺，录尚书事。
2，《后汉书》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
《三国志》天子拜公司空，行车骑将军。
同样是曹操升官，《后汉书》直言是曹操“自领”、“自为”，是非法取得官位，可是《三国志》却说是是“天子假”、“天子拜”，变成了合法行为，比较《三国志》和《后汉书》，就知道陈寿对曹操在禅让这件问题上的确有所回护。
但是，在指出《三国志》不足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后汉书》是以汉朝为正统，在范晔等编者的眼里，曹操曹丕是篡夺了汉朝天下，所以他们对曹操的父子是持否定态度的，所以对曹操的记述，也不可全信。
《后汉书》对曹操攻击最甚的例子是曹操攻打徐州时的“屠城事件”。
《后汉书·陶谦列传》记载：初平四年，曹操击谦，破彭城傅阳。谦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如下：夏，（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
同样的事件，在《后汉书》里是一连串的修辞比喻，什么“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在这里，曹操俨然是一个杀人狂，堪比桀纣的魔鬼，而《三国志》只说“所过多所残戮而已。
对于曹操屠城这件事，我不想过多评论，我引用《后汉书》的例子，只是想说明，就算《三国志》的记述不够严厉，但是《后汉书》那一连串的排比修辞，似乎也太夸张了一些。
再参考曹操本人写过的《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我认为，曹操在攻打徐州时多所杀戮基本上是史实，但是杀戮到底有没有《后汉书》说的那么严重，还有待商榷。
事实上，《三国志》虽然在“禅让”这个大问题上对曹操多所回护，但是在一些细节上，其实对曹操也说不上是客气。
比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如下：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就拿“放.荡”这两个字来说，估计陈寿是万万不敢用在司马懿头上的，用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曹操，我只能说，陈寿其实对曹操的态度说不上有多好。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对曹操的评语：
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在这里，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但是有四个字，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矫情任算。
就算在现代汉语里，“矫情”也不是什么好词。当然，有人把“矫情任算”翻译成“用人超越常情”，赞扬曹操会用人。
这样说表面上没有什么，但是如果有人看到《宋书·武帝纪上》里“今方是玄矫情任算之日，必将用我辈也”这句话，想法就会不一样了。
原因很简单，和曹操类似，桓玄是篡夺东晋政权的所谓“乱臣贼子”。
陈寿用“矫情任算”四个字形容曹操，于是南朝宋的史学家沈约就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桓玄，可见，在史学家沈约眼里，“矫情任算”这四个字绝对不是什么褒义词，而是彻底的贬义词，大概可以理解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违背本意来任用士人”。
陈寿用“放.荡”、“矫情任算”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曹操，请问，他是出自真心地美化曹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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