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后期有“令史”一职，专门带领隶臣从事尸体检验和**检验。汉代，法医学检验已相当盛行，一个县约设置仵作一至三名，每年可以得到三四两银钱的“工食银”。隋唐时期，“仵作”一词已出现，是负责殡葬业的人，后来逐渐发展成组织，五代王仁裕《玉堂闲话》载：这类殓尸殡葬民间行会的成员就叫作“仵作行人”。
宋代这种类似现代法医专业的吏役，正式被称为“仵作”或“行人”，又称为“团头”，同行还有“坐婆”、“稳婆”等，遇到妇女*的检验时，必须借由“坐婆”检验。南宋的宋慈编撰《洗冤集录》，颁行全国，成为宋朝以降历代刑狱官办案必备参考书籍。元明时仵作成为正式检验鉴定吏役。清代仵作事业最上轨道，《清朝文献通考·职役三》载：“大州县额设三名，中州县二名，小州县一名。仍各再募一、二名，令其跟随学习，预备顶补。各给《洗冤录》一本，选委明白刑书一名，为之逐细讲解，务使晓畅熟习，当场无误。将各州县皂隶裁去数名，以其工食分别拨给，资其养赡。”
尽管忤作长期从事人命关天的工作，但古中国封建思想极重，自尧舜时代即由贱民或奴隶检查尸体并向官员报告情况，也就相当于是古代的法医雏型。仵作在古代都是由地位低下的贱民担任，大抵是殓尸送葬、鬻棺屠宰之家，其后代禁绝参加科举考试，故成为不少人奚落和嘲讽的对象。在官方正史中，极少有关忤作的言行记载，在古典小说里仵作更被描写成无赖形象，因此仵作的素质难以提升。《无冤录》上卷格例《省府立到检尸式内二项》评：“其仵作行人南方多系屠宰之家，不思人命至重，暗受凶首或事主情嘱，捏合尸伤供报。”“仵作人晓得官府心里要报重的，敢不奉承？把红的说成紫的，青的说成黑的，报了致命伤两三处”。
清朝时，仵作地位稍有提升，《大清律》明文规定：“其有检验得法，洗雪沈冤厚给予之”，但官署仍多视仵作为贱役，吝于赏赐，清末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疾言呼吁要提升仵作的专业能力，他说仵作被“视为卑贱，工食亦极微薄，自好者多不屑为”，“误执伤痕，颠倒错乱，不一而足；若遇开检重案，无不瞠目束手”[2]。清末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关键点在于初审时仵作的疏忽大意，将骨头发霉视为中毒死亡事件，事后翻案的关键竟仍依赖于在刑部任职六十年的老仵作，案件才得以扭转，参考的仍是宋代出版的《洗冤录》一书。与现代法医最大的不同是古代的法医是不能解剖尸体的。明清两代规定基层州县官必须亲自验尸，实际上是在现场指挥仵作检验。
在古代，仵作属36行之一，称“仵作行”。其实，仵作既验伤，主要还是验非正常死亡的尸体，验致死因由，近似于后来的法医。一般的斗殴，检验方法比较简单。验尸便复杂得多，仵作要在没有解剖尸体的情况下，把详细的检验结果报告给有司，作断案的参考。因之，仵作要懂许多专业知识，精通解剖学及药理病理，知道何处经络受伤便危及哪处脏腑，中何种毒便出现什么症状，判断越准确，对破案越有帮助。所以，仵作几乎都靠名师传授。认真负责的仵作，检验尸体极其详细，从毛发到指甲，决不放过任何细节，一具尸体总要翻来复去地勘查，寻找可疑之处。那些已腐烂的尸体，高明的仵作也有办法验证，甚至根据枯骨的颜色来判断当初中的何种毒药。潮汕女人骂孩子“脚手多”，乱动东西，说是“仵作脚手”，也是基于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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