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他提拔了一个人——晁错。
这个人的能力很强，对西汉王朝来说，其的影响力不弱于以往历代名臣，但他的名声却不是太好。当然，我也并不是说他是个坏人，对这些搞政治的人来说，是很难用“好”和“坏”来做评定的。
晁错兢兢业业，说了不少话，出了不少主意，干了不少事，劳心费力、掏心掏肺地混了一辈子，却没能落个好名声，着实有些窝囊。
但纵观其一生后，就会惊奇的发现，他之所以会捞得这么个结果是与其性格分不开的，因为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急功近利。
关于这个人，是有必要做个介绍的。
公元前200年，刘邦和冒顿正热火朝天搞“白登之围”时，河南颍川晁家诞生一婴儿。他老爹晁太公对政治事件颇为关心，觉得皇帝打的这一仗有点不太像话，被人按住脑袋敲打有点不太好看，但嘴上不敢胡说，因此拿自己儿子寻开心，起了个名字——“错”。
实际上，这个“错”字还有另外几重含义，有兴趣的话可以查查字典。
其中这个字可当名词用。有这么一句古诗：它山之石,可以为错。“错”字在此的含义是：琢玉用的粗磨石。
它还可以当动词用。解释起来是：动手（磨擦、涂饰）使金属器皿恢复本色。
晁太公给儿子起的这个名字真可谓动了一番心思。不得不承认，他真有先见之明，用一个字先行概括了儿子的一生。
高，真是太高了。
待晁错年纪少长，老爹就给他请了个家教老师，主攻法家“刑名之学”。这一学就是很多年，待其成年已对法家学说颇有研究。
然而这个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却很有文采，文字功底相当了得，因此小有名气。汉文帝时期，被朝廷征召，西入长安，成了一名正式公务员。
而入仕途后，晁错并没有继续搞自己的专业，反而被分到了“太常”手下，在宗庙祭祀礼仪之事上下起了功夫。
法律是以事实为准绳的东西，祭祀则完全是在务虚，按理说就晁错的专业，不可能会做出什么成绩。然而，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晁错在他的务虚岗位上干的还很不错，对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传闻逸事竟然了若指掌，这让领导眼前一亮，很快得到了提拔——太常掌故。
晁错时来运转的机会来了。
当上“掌故“没多久，皇帝下诏，安排了件新差事：征召学习《尚书》之人。
也许有人会问了，刘恒简直闲的没事干，大张旗鼓地搞这么一处干什么？学不学尚书还用下诏令？
答案是肯定的。
《尚书》是儒家学说的范畴，早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这部典籍也全被付之一炬，基本失传。后世全凭民间爱好者的记忆，代代相传。到汉文帝时期，懂的这部典籍的只有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头——济南伏生。就仅存这么一个硕果。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尚书》二十八篇﹐就是由他传下来的。
据传，这个伏生早年是秦朝博士﹐专治《尚书》。后来秦始皇焚书时，他将《尚书》残片藏匿于墙壁之中，躲过一劫。
汉朝废除《挟书律》后，其从壁中取出，亡失数十篇，仅得二十余篇。他捧着这部典籍，开始在齐鲁讲学。
然而，当时并没有多少人对这部典籍感兴趣，关键原因在于大家都不懂，也没用处。因此，伏生捣鼓了很长时间，没几个人愿意听他讲课。
后来这件事引得朝廷的重视，刘恒下诏，征召能读《尚书》之人。可此时的伏生已是九十多岁的老大爷，就他那老胳膊老腿，稍有颠簸，随时可能散架。没办法，刘恒又下诏书：征召愿意学习《尚书》之人。
太常相应领导号召，也出于职责范畴（太常负责礼仪，对典籍记载的传统习惯是应该知晓的），因此推荐自己的得力干将前去受业。这个得力干将就是晁错。
对晁错来说，这是一次镀金。因为就其随后的做为来看，《尚书》这本书对他的影响并不大。
在后世，真正把《尚书》传下来的，还是伏生的两个学生——济南张生和欧阳生。后来，《尚书》学发展为三家，即欧阳高建立的“欧阳氏学”，夏侯胜建立的“大夏侯氏学”，夏侯建建立的“小夏侯氏学”。当然这是后话，也是一个很专业的学术理论范畴，我在此就不拿这方面说事了，况且也说不好。
晁错学成归来后，儒法贯通，学问大长，名声大长，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这让刘恒刮目相看。简直是个大才嘛，太常那里不用去了，去辅佐太子吧，捎带教他一点文化知识。就这样，晁错成了太子舍人，没多久后改为太子门大夫。
晁错的确也不是白给的，他很清楚自己这个职务意味着什么。现在的太子，就是将来的天子。在这里，不需要你干多少活，只要和太子关系处的好，将来就能前途无量。因此，进了太子府后，晁错颇有眼色、脚踏实地的待了几年。
况且晁错的口才好，能言善辩；懂的多，博古论今。一天到晚给太子将一些逸闻轶事，把这个储君唬得团团转。久而久之，太子大小事都和他商量，成了太子府的“智囊”。
期间，他发挥自己的写作功底，给太子刘启上了一书——《言太子宜知术数疏》，陈说太子应通晓治国的方法。他这一招，得到汉文帝赞赏，拜其为太子家令。
从这个岗位上开始启动，将会一步登天。
刘启对自己的“智囊”也格外关照，刚登基第二天，就为晁错找了份新工作——内史。这个岗位的职责可用一句话概括：奉王命策命臣下。也就是说，晁错水涨船高，成了皇帝家里的“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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