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5月底，泰国曼谷夜总会连续发电报催邓丽君赶往泰国，以参加6月4日在西舞台戏院的演出。接着，又回到了吉隆坡。到了7月，她和母亲又到了越南西贡，要在那时呆上一个来月。
那时，越南南方和北方正处在内战之中，但西贡却有着将近100万的华人。这座矗立在湄公河三角洲的东方大港被称之为东方的巴黎。但是，这里却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早上起床后，邓丽君站在酒店的窗前，朝着周边望着，清晨，西贡早已从梦中醒来，破烂穷困的街道上已响起了汽车和菜市场传来的嘈杂声。各种电线在半空横行，狭窄破旧的私家小楼拥挤在马路两侧，摩托车在狭窄的街道上轰鸣而过。
她是为了履约而来西贡的，也是为了心中的一个梦想来西贡的。她曾看过法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写着法国女孩与中国男人之间的一段最曼妙的爱情故事。故事开始是这样写的：八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殖民地时期的越南，发黄的湄公河上漂浮着菜叶、杂物，河水湍急，大地倾斜。轮渡上伫立着一个打扮不伦不类的少女，她头戴一顶男帽，脚穿一双廉价却缀满饰片的鞋子，一只脚踏在舷栏上，眺望远方。
此时，她觉得自己就是那位八十多年前的站在湄公河渡轮上的那个少女。只是女作家的心情满是惆怅与怀旧，而她此时的心情却是怀着一种探秘般的好奇。也许是怀有这种探秘与好奇，她甚至觉得眼前这死气沉沉的破旧与嘈杂中就充满着令人向往的神秘。
于是，她就从酒店里走出来，顺着满是行人和摩托车的街道朝前走着。离开了老街区混乱的局面，进到了一片干净整洁的街道上，这里有着一栋栋气派的高楼，华丽的商场和高档的酒店。那些颇具法兰西风格的建筑，仿佛还在优雅的诵着那些浪漫的爱情。而在一片广场上，她还看到了一位英雄般高大的人骑马的塑像，但她并不知道他是谁。
邓丽君演唱的地方是在西贡。这里有一个华人区叫堤岸，据说整个西贡有300万人口，而这里的华人就有150万，占据着西贡一大半的面积，在西贡的11个街区中，其中第5、6、7、8、10和11行政区都属于华人的地盘。而当地华人又是西贡城里最富有的居民，他们几乎家家做生意，而且与当地的法国人和政府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着许多著名的华商和巨贾。他们的父辈和祖先是从清朝1840年鸦片战争、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1911年清朝灭亡、民国成立后的军阀混乱、国民党1927年清党、日本侵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等一系列的历史动乱时期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一批又一批背井离乡，逃难而来的。其中为数不少的人到了越南南方，并集中在西贡的堤岸这一带。
邓丽君先是太平戏院、都城戏院和新同庆戏剧院演唱，后来又在大罗天酒家、亚东酒楼和金边市场的兴旺广场演唱。这里的华人和歌迷非常地热情，也非常地富有和好客，几乎把她们母女俩当成了远方来的贵客一般。她的演唱不但场场爆满，而且，一些歌迷几乎天天陪着她们。陪她们逛街，陪她们游览，陪她们购物，陪她们聊天，甚至请她们吃饭，喝茶。每次过来看她的演出，都给她带一些好吃的东西。让邓丽君真是感到有些乐不思蜀了。
一次，几位歌迷到邓丽君住的酒店里来玩，一位叫玩玉玲的女歌迷看到邓丽君脖子上戴着的项链，就要拿自己的项链要跟邓丽君交换。可是，邓丽君见自己的项链又细又小，人家的项链是那种大大的粗粗的，所以就不同意跟人家换。可是，玩玉玲坚持要跟她换，还说她如果能戴上她的项链就会时时地想到她。没办法，邓丽君只得答应了她的要求，跟玩玉玲交换了项链。另一位叫黄美蓉的女孩也提出来要跟她交换戒子，而且，她的戒子同样要比邓丽君的大许多。因为邓丽君已经答应了玩玉玲，就不好回绝黄美蓉，也就跟黄美蓉交换了戒子。可是，一位叫郑秀梅的歌迷也跟着提出要跟邓丽君交换玉镯。邓丽君坚决不同意，因为她的玉镯虽然很好看，但却是假的，是一位吉隆坡的朋友送她的纪念品。而郑秀梅的玉镯却是很贵重的中国和田产的玉镯。可是，郑秀梅说是假的她也要换。到最后邓丽君实在是别不过郑秀梅的请求，还是被迫同意了。为了回报她们，邓丽君就把自己在吉隆坡和新加坡买的一些精致的旅游品赠送给她们。
因为堤岸的华人像亲人一样地对待邓丽君，让邓丽君时时有种受宠的美好感觉，觉得在西贡的每一天都是那样地幸福和快乐。她常常和她喜爱的那些歌迷们一起缓慢地走在堤岸的街道上，坐在唐人街的咖啡馆前的藤椅上，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品味着咖啡，静静的享受着美好的时光。有时，她们一起走在蜿蜒的西贡河边，远远地看着河面上那巨大的木船在渐渐地离岸。一直到走累了，就坐在岸边的米粉店门前的小木桌旁，一起享受米粉的美味。然后，再为付钱而相互地争抢一番。
吃完米粉，他们便一边说笑着一边顺着同庆大道一家一家地逛着商店。因为这是唐人区最繁华最宽敞的街道，也是富商巨商聚集地方。此时，离晚上演唱的时间也就不太远了，邓丽君会被一位歌迷拉到自己家，小睡上一会，直到天色快黑时再去演出的地点。因为演唱的地方的就在这条大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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