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承霦，行三，1919年4月生。十多岁考上黄埔军校，毕业后在部队任参谋。抗日战争中一天，清溪镇建新街他家中突然收到部队送回的包裹，有他行军时随身的铁箱、中正剑（上刻“不成功便成仁”）和挎包，还有他的军帽。部队并赠送杜家一块匾，匾曰:“抗日英雄”，另赠一铜牌，牌曰:“抗战到底”，原来杜承霦已经死于行军途中！
杜承雩，行五，老幺。在四川大学读书，当时远征军成立，他即刻报名参加，家中父母也未因已经失去一个儿子而阻拦。抗战胜利后他继续读书。历次政治运动尤其十年浩劫中因为“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被追究斗争，要其交代“反动历史”，用他儿子杜又平的话说，“参加个远征军，一辈子说不清”，现在，杜又平在腾冲抗日战士纪念墙上找到了父亲的名字。
杜承雯，长兄，1914年生。1990年他的追悼会上，老教师周长勋捶胸顿足，说是“从此失去做人的良师益友”。
周长勋老师和另一老教师徐大庭老师的发言中讲到，杜承雯从小饱读诗书，为犍为“四大才子”之首，因为耻于“吃剥削阶级的饭”，15岁离家出走，步行至新民教书。次年与周长勋一道，步行几百里到成都考省立师范，考得全省第一，以16岁小小年纪，“荣光桑梓”。当时地下党四川省委书记车耀先是他老师。
毕业后教学出众，“上课不带讲义”，滔滔讲来。抗日战争时为校长，尽管两弟弟皆**，但礼堂内悬挂国共两党抗日将领肖像，被训诫，坚持道:“凡是抗日的，都应该挂！”虽被解除校长职务亦不悔，真是“文弱书生而头角峥嵘”！清溪写镇志，执笔的焦万奎先生告诉他儿子：“查遍民国档案，只有你父亲这个校长没有人投诉！不简单！”
他并促成地方创办了第一所幼稚园。解放后为犍为师范第一任校长，曾经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探讨师范教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抗拒自杀，被抢救，颈上留下大伤疤，第二次被解除校长职务，调教师进修学校函授部，负责全县进修教师的语文面授，身背绿色邮包，手拿红色油伞，十多年间，全靠步行，一遍又一遍走遍全县各区乡函授点。
十年浩劫中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白天从头学习挑大粪、养鱼、喂牛，晚上站在饭桌上挨斗争。
退休后，白天应邀和周长勋老师一道为县文化馆清理善本书，夜里給清溪供销社青年职工补习班讲课。犍为师范编校志，诬他为第二任校长，去信亦不更正。
晚年唱《太行山上》，至“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则热泪盈眶，其子窥之，不解。死时，尚按时拨开收音机听新闻。死后，其子清理遗物，见有诗歌日记一本，中有“乐生还乐死”句，以为黄钟大吕，而于“悠悠尤念未归魂”句，不解。
其子65岁，堂兄返里扫墓，询问得知叔父事迹，乃解。堂兄又言，杜承霦叔父中正剑及“抗战到底”铜牌，十年浩劫中藏于屋脊瓦下。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