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没关系，高务实本来也没打算把事情做得如此之绝。虽然高务实很清楚，大明藩王绝大多数都是国家蛀虫，像朱载堉那样的律学、历学大师虽然也有，但比例还是很有限的。
不过，政治上的事情最好用政治思维解决，而政治思维的第一要务就是必须顾全大局，万万不能图一时之快，爽文情节切不可取——比如清除蛀虫，把藩王全撸了。
这不仅皇帝绝不会答应，甚至朝廷文官们都不会答应。这是因为此种行为在他们看来，首先并不是什么朝廷开源节流了，而是乱了尊卑秩序，是乱了纲常。
在这个时代的人看来，如果纲常都乱了，那就要天下大乱了。呃，某种程度上来说，即便是在后世，“纲常”也是依然存在的——比如父子口角，儿子居然打了老子，这种事就是说破大天，那儿子也逃不了一个“不孝的东西”。
而在儒家全面控制思想的时代，纲常就更是完全不能触碰的禁忌。任他高务实过去有过多大的功劳，建立起了何等威望，如果在这件事上倒反天罡，那都是死路一条，身败名裂就在一夕之间。
“皇上何出此言，臣何时说过要做这等绝情之事？”高务实一本正经地道：“臣以为，只要整肃祖宗遗训，一切按照祖宗之法行事即可——有过改过，有偏纠偏。”
“哦？”这回轮到朱翊钧错愕了，心道：你啥时候在乎过我们老朱家的“祖宗之法”？你改掉的“祖宗之法”我都数不清了好不好！你那话怎么说的来着……“循祖宗之本意，而非祖宗之固法”啊！你以往改革可都是这样说的！
高务实见朱翊钧一时没转过弯来，眨了眨眼，提示道：“皇上忘了吗？洪武九年定诸王公主岁供之数：亲王，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四十匹，紵丝三百匹，纱、罗各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花千斤，皆岁支。马料草，月支五十匹。其缎匹，岁给匠料，付王府自造。
洪武二十八年复诏：以官吏军士俸给弥广，量减诸王岁给，以资军国之用。乃更定亲王万石(本色禄米、折色、折钞)，未之藩，令暂给米岁三千石，遂为例。”
这下朱翊钧恍然大悟，一拍大腿，道：“啊，是是是，我想起来了！日新，你说得对，这确实是祖宗遗训，我……朕当谨遵奉行才是。”
上面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朱元璋定过两次诸王与公主的岁供，第一次定得太高了，后来因为缺钱，朱元璋就改了一回，将亲王的岁供定为“万石”，而尚未之国的则更少，只有三千石。
实话实说，如果大明全国的藩王都按照这个标准执行，高务实今天就敢代表文官集团表明立场：以后永远不在藩王禄米问题上叽叽歪歪。
为啥？因为宗室虽多，但王爷还是比较有限的，而且按照前一次开藩禁改革过的制度，王爷的数量也很难大幅增长。
在这样的假设之下，一年不过二三十万石大米的支出，户部还真不当回事——毛毛雨啦！要知道，理论上光是每年从南方运送到京师的粮食就高达三百多万石(这只是南方送来的，另一少部分由北方省份负责)。
虽然朱翊钧很兴奋，但很可惜，高务实的话还没说完。高元辅等皇帝说完，微微一笑道：“皇上，禄米只是小事，还有更重要的……王田。”
朱翊钧愣了一愣，迟疑道：“王田也要动吗？”很显然，在这件事上，皇帝是有些犹豫的。不对，应该说是非常犹豫的。
但高务实很认真、很严肃地道：“是，皇上，王田才是更重要的。”
这是肯定的，明朝亲王最大财政来源其实就是庄田，也就是高务实所说的“王田”。
众所周知，明朝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皇帝带头兼并土地，设置有大量皇庄。上行下效之下，随着皇庄的发展，藩王庄田也日益增多。
而王庄土地来源，原本主要是皇帝的赐地。据《明实录》记载，从明太祖朱元璋起，历代皇帝基本上都进行过大规模赐地，土地少则百顷，多者数万顷。
假使赐地还算“合法”，那王田另一个来源就明显不合法了，因为这就是占夺和投献。占夺就是抢占农民土地，投献有两种形式，一是将自己的土地献给藩王，以求庇护，一是由权贵的豪奴或地方恶霸妄指民田为官田、荒地，将其进奉王府，结交藩王，获得重奖。前者毫无疑问是违法，后者则是钻法律漏洞，在这个时代而言，本质上也是违法。
例如：《陕西通志》记载，明末，秦王在西安府属有庄田8900顷以上，还占有483处，桑园3处。楚王、韩王、肃王等占有庄田均有数万顷，仅佃户就有数万人。河南的土地被周王、赵王、郑王、唐王、潞王等占据大半，农民流离失所，原历史上的朱翊钧还不断赐给自己宠爱的福王朱常洵土地，曾一次性赐地就达四万顷——本来想赐四万顷，受到朝中大臣的强烈反对而减半。
天启年间，明熹宗又赐给予惠王、瑞王、桂王湖广、陕西庄田各三万顷。但地方官实在刮不出这么多土地，熹宗竟强令摊派给四川、山西、河南共同“协济”。
经过长时间的和平发展，战乱减少，人口自然增殖，但由于生产方式的落后，封建王朝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开垦过多的荒地。如此一来，便产生了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也就是人口多，耕地少。遇到天灾人祸，农民们为了讨口饭吃，活下去，只得将土地转给官僚、地主，以求活命，对农民来说，耕地是越来越少。
在这种耕地严重不足的情形之下，明朝的藩王们还大肆圈占土地，将广大农民更加推向深渊，那自然是毫无疑问的“官逼民反”，致命的明末大起义最终爆发。
现在高务实要动王田，朱翊钧一方面觉得这是个扩充财政的好办法，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如果这么干了，常洵怎么办？
高务实看出了皇帝的担忧，平静地道：“所谓整肃，自然是赐田不究，其余充公。”
朱翊钧顿时长舒一口气，点头道：“那就好，那就好，否则……朕都不知道来日去到孝陵时，该如何与太祖交代。”
这话纯属扯淡，高务实一个字都不信。太祖可是将禄田收回，只给禄米的，是后来朱棣收了诸王的政治与军事权力，开启了养猪模式，作为某种赎买才搞起了赐田。然后朱棣自己又大搞皇庄，引得各地藩王上行下效，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谋取王田，最终才形成如今的痼疾。
所以，朱元璋虽然在经济政策上有一大堆瞎胡闹一般的烂账，但不该归他背的锅也不能一股脑都甩到他头上。
见皇帝接受了“王田整肃”的建议，高务实又提出了另一项改革：“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臣以为也该考虑。”
朱翊钧简直有些怕了，惊恐道：“什么，还有？”然而高务实无动于衷，只是认真地看着他。皇帝狠狠咽了口吐沫，认命似的道：“好好好，你且先说来听听。”
高务实道：“诸王经商，这可是太祖严厉禁止的。”
朱翊钧尴尬道：“你要说这个……那朕在你那儿也有一些干股。”
高务实的道德水准显然是“实力不明，因人而异”，他居然能一脸平静地道：“确实如此，但太祖没说后代皇帝不得如此啊。”
朱翊钧愕然道：“这也行？”
高务实语气肯定：“法无禁止即自由——呃，臣是说，祖训既然没有说，那就是太祖无此限制，皇上自然做得。但反过来，太祖却是明文禁止诸王经商的。”
确实，太祖朱元璋曾规定“官员之家，不能于所部内买卖”，“凡公侯内外文武官员，不得放债”等。然而藩王们还是不顾祖制，争先恐后地参与商业活动。
正统五年(1440年)，广西桂林的靖江王朱佐敬，派人“私往交趾境内买卖，交通外夷”。天顺年间，江西宁王“占沿江地方，起竖仓敖，停商取利”，更为经商而造私舡千艘之多，经营规模之大，令人震撼。
正德年间，湖广的荣王，内结宦官刘瑾，“占常德田二千顷，山场八百里，民舍市肆千余间”，巡抚韩重等官员坚持不给，刘瑾悉罢之。陕西的韩王“兼并山田市肆”，景王派官校将商业繁华之地“强收为业”，湖广地区楚王“经纪贸易与市民无异”。
经商太容易发财，使得明朝后期“无官不贾”，而藩王利用自身优势地位，经商则更为普遍。
比如潞王在未就藩之前，“与帝母弟居京邸，王店、王庄遍畿内。比之藩，悉以还官，遂以内臣司之。皇店、皇庄自此益侈。潞王居藩，多请赡田，食盐，无不应者。”
而福王朱常洵经商牟取暴利则更是闻名。他以经商为名，到处横征暴敛。其人未就藩前，于京师设有官店二百余间，“兜揽客货，且停且发”。后来福王“独将各项客商杂货，俱入官店出卖，不许附近私店擅行停宿”。就藩后，“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尾市”，同时强令百姓改食淮盐，不许再食河东盐，引起骚动。
其实高务实对于藩王们经商本来也没那么反感——无论谁经商，他其实都不反对。问题在于，藩王们经商主要倚仗特权进行，如将国家专卖的物资大幅度加价出售，或转手倒卖，充当倒爷(当然，他们不会亲自出马，而是派手下去办差)，走私偷税漏税等。
甚至，藩王贵戚们以权经商不说，还往往大搞权钱交易，甚至进行敲诈勒索，公开抢夺之事。这就是高务实不能忍的了——你合法经商我其实不反对，但你们只会搞这些勾当，那就别怪我高某人不客气了。
这可不是高务实冤枉他们，比如《明史·诸王五》中就有记载：“沿街抢夺复业人民蔬菜、柴行等物，骚扰地方，民不堪命”之类。
他们在经商过程中仗势欺人，为所欲为，扰乱社会秩序，垄断货物，控制市场，使普通商人不能正常开展商业活动。获利之后，藩王们也几乎从不用来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是拿来挥霍，或是置地，或是放高利贷。
要知道，这些行为都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这显然就触到高务实的逆鳞了——你们这是典型的反动派啊。
只是，朱翊钧依然有些迟疑，犹豫着道：“日新，这样是不是过于严苛了一些？咱们已经削了禄米，又大削了王田，这经商……要不还是给他们留点盼头吧？”
皇帝的话已经很软了，然而高务实这一次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坚持道：“此事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全套，否则诸王在禄米和王田上的损失，只会去在经商上补回来，那就要严重影响朝廷商税了……皇上，商税如今有多重要，已经不必臣再做复述了吧？”
朱翊钧觉得有些奇怪，高务实虽然历来都是非常有主见的人，但他一般不会有那种赶尽杀绝的冲动。既然如此，是什么原因让今天的高务实如此杀气腾腾，好像非要让藩王们把血放干才满意一样呢？
朱翊钧沉吟了一下，沉声道：“兹事体大，日新，你容我细细思量再做决断吧。”
高务实轻轻挑眉，但最终也沉声道：“臣……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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