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昭和初期，日本的军国主义右翼势力急速发展，军部中的好战分子甩开政|府一意扩大对外侵略，其主要目标对准中国的东北。
此一时期，由于刚上台的裕仁天皇精力主要放在对军部的控制上，因此日本军国主义多有掣肘。从大局上，此一股好战分子尚未能如后来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游刃有余。
被裕仁信任的永田借着天皇对军部的控制这股东风，在日本逐渐实施的国家总动员计划中，永田的建议不仅多被采纳，并且也是主要的推进者，有些做法和中国张汉卿力推的行动不约而同的惊人：
日本树立总动员体制，在陆军省增设“整备局”，辖“动员”、“统制”两课；内阁方面，则新设“国家总动员机关准备委员会”，由内阁法制局长官兼任委员长，各省推派委员及干事各一人。永田为代表陆军省的干事，实际主持该委员会业务，领导总动员体制的规划。
有中国做参照，永田不仅要求重整军备，而且要求政治、教育、经济、社会一切都纳入总体战的范畴之内，树立国家总动员的体制，这与中国目前在张汉卿引导下的人民战争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永田迎合了裕仁的意图，借此压倒标榜皿煮自由的政|党政治，造成军国主义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永田出身军人的先天性不足便暴露出来----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而不是相反，张汉卿牢牢把握住了度。
在思想领域，还在1919年，永田奉命担当思想问题研究的时候，就研究了国民精神的总动员。
由于他的建议与规划，陆续将年轻优秀的退役军官安置到文学校担任教官，实施学生军训；对社会青年则设置“青年训练所”；同时配合“在乡军人会”活动的加强，把忠君爱国思想、皇道神权意识，注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以团结国民精神、统一国民行动。
所以宇垣一成曾经在日记上夸下海口说：“无论平时战时，举七千万同胞，在至尊统驭之下，奔驰赴命者，唯我普遍触及二十余万现役军人、三百余万在乡军人、五六十万中上级学生、千余万青少年之陆军，足以当之。”这一结果就是著名的日本“皇民化”运动。
在乡军人会的创建人，即将担任首相的田中义一就曾得意忘形地宣称：“我有在乡军人300万！”
在欧洲前线的经历，让永田认识到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巨大作用：大战期间，欧洲战场上出现了飞机、潜水艇、战车、巨炮、轻机关枪，甚至连毒气也成了武器，十年前日俄战争时代的枪炮，完全成了废物；日本如果不能及时实施武器革命，在世界上将无法生存。
田中首相也提倡与侵华政策密切相关的“产业立国论”，认为日本“天然资源极为安全，而人口增长率却为世界之冠”，因此，“粮食之充裕，工业原料之确保，实在决定帝国命运之大问题。”
在这一点上，两人虽然并非师出同门，却意见不约而同。
永田铁山于一九二四、二五两年中，以陆军省军事课中佐高级课员（相当副课长）的本职，担负预算配当、行政支持等审议协调的任务。他曾经秉持陆相宇垣一成的指示，研定裁减四个师团（将二十一个师减为十七个）的常备兵员，拿节省下来的人事费，发展飞机、战车、重炮等新武器。
例如野战大炮的射程，就由五、六公里延伸到十公里以上；同时，永田还主张保护国产汽车工业，促进重工业的发展，并且支持国防科技的研究；甚至有一个军医石井四郎，就是史上在哈尔滨设立以中国活人实验毒菌武器的秘密机关----“七三一部队”，也是永田大力支持的。
这是没办法的事。中国在人民党的领导下已经焕发青春，据在华日本情报人员的消息，人民军已经武装了至少8个以上的重榴|弹炮团，汽车也开始装备到军师一级的炮兵团，坦克和飞机都有了大幅度增加。
如果不迎头赶上，在与中国的军备赛跑中有落后的风险----其实在陆军军备方面，它已经落后许多了。
欧战中，德军在凡尔登战役发射炮弹二千万发，法军在索姆战役发射三千四百万发。另一方面，美国因为对德作战而一时禁止向日本输出钢铁。
这两个情况，使永田憬悟到：未来的战争，必须确保大量的煤铁以及其它战略资源的供应无缺；否则，不用说竞逐东洋霸权，就连国家生存也无法保障。
为此，陆军省特地于一九二一年开始设立“作战资材准备会议”，稍后，由欧洲刚一归国的永田便担任该会“干事”，一九二六年更担任“专务”，以力图解决战略资源的需求。
可是，日本乃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点石不能成“铁”，挖土不能当“煤”，她所需要的许多种战略资源，非求之于国外不可，所以一意推进国家总动员的永田铁山，很早就怀有所谓“建立日满经济集团，自给自足”的幻想，而萌生了“必须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侵略意识。
他们以超前的军事战略认识到：由于航空逐渐发达，苏联部署在海参崴一带的空军已能直接轰炸日本本土----考虑到这个时代人员对空中力量的认识，空军作为一支军种除了在中国得到承认外，所有各国都把它作为陆海军的辅助军种，永田铁山的超前眼光的确要值得钦佩的。
因此，他们认为日本必须囊括满州，俾在对俄作战时御兵于境外，并先发制人，一举摧毁远东地区俄军力量；日本缺乏战略资源，必须取之于满州。如能确实掌握满州，则一方面可以遏阻苏联南下，一方面可以对支那增加压力。所以必须“以解决满蒙问题为日本的中心国策”。
而解决的方法则是“发动武力”。
这意味着，多年来中日和平的局势有向战争变化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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