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而然地，周道登等人的心里也就缓和了许多，不再那么的紧张。
意思很简单，崇祯不是在牢骚总督与巡抚的混乱性，权力有着极大的重叠，而是在牢骚，大明的官制非常混乱，简直就像一团理不出头绪的乱麻。
简而言之，就是大明的管制体系，不够明确，不够系统，交叉的太多，造成了政务上的混乱。
这一刻，相比于洞悉了崇祯的心思，并不是给自己等人抛出巨大的难题，但周道登四人，尤其是后三者，更加印证了他们心里一直以来的一个猜测。
随着大明渐渐步入正轨，情况越来越好，边境也相对稳定了许多，皇上很有可能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的吏制改革，而非是“吏治改革”。
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制”和“治”却有着天壤之别，前者标本兼治，更加倾向于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而后者，却是治标不治本，只是缓解社会矛盾，一时的饮鸩止渴而已。
辽东郡县制的推行，渐渐取代卫所制；矿监税使的改革；废除两京制，这都是吏制改革的一种征兆，一种苗头，一种皇上的决心表示。
以往之时，整顿吏治，惩治贪官污吏，都只是头疼治头，脚痛医脚，一种更加柔和的方式，去缓和社会矛盾，缓解与遏制大明的各种或明或暗的弊病。
然而，整顿吏治的做法，而非是整肃吏制，却是在掩饰问题，压制矛盾，虽能取得一时的效果，却也使得问题越来越多，不断地积累，进而恶化下去，直至最后，矛盾变得不可调和，最终的大爆发。
想着想着，四人的内心震动不已，位于最前方的周道登不好有太过于明显的举动和神情变化，而位于后方、并排而站的来道宗三人，微微低着这头的时候，忍不住地偷偷互相对视了一眼。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皇上真得准备吏制大整顿，而非是吏治，无疑，那事情可就大条了。
不难想象，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一旦进行吏制大整顿，整个朝野上下，乃至于整个大明疆域之内，都将会骇浪滚滚，将会引发轩然大波。
毫无疑问，对于大明而言，对于天下而言，进行吏制改革，当然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儿，然而，声势过于浩大的话，动作过大的话，将会引起难以相信的阵痛，后果将会难以预料，很可能会脱离控制。
治疗重病，虽需虎狼之药，大破才能大立，但是，这样做的话，也是在冒着极大的风险。
毕竟，吏制改革与吏制改革，有着本质的不同，所带来的好处也是有着巨大的区别，但他们的风险也是相差很大，吏治改革，只是损害一小部分官员的利益；而吏制改革，却是牵涉甚广，波及面很大，关乎到绝大多数的官员前途，甚至于是小命，风险自然也极高。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崇祯忽然停了下来，思绪翻飞的四人，却是毫无察觉，而屋子里再次安静了下来，没有人言语，气氛也随之变得异样起来。
“咳~咳~咳！”
伴随着崇祯的三声轻咳，周道登等人顿时从失神中清醒了过来，这才意识到，屋子里有一些冷场，只有崇祯一个人在那缓缓讲述，委实有一些不太合适，周道登最先开口了。
“启禀皇上，大明最初的巡抚之名，乃是在洪武二十四年，由当时的懿文太子（朱标）巡抚陕西，亦是临时差事，直至后来，巡抚之职，渐成常态化，分巡各道，也就产生了巡抚制度。”
“初设巡抚之时，相应的官员，只是负责督理税粮，总理河道，抚治流民，整饬边关，直至后来，天下的局势多变，日趋紧张，巡抚的职权，也就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偏重军事。”
“按照朝廷的惯例，凡是担任巡抚之职，多是进士出身。起初，关内之地的巡抚，是由吏部会同户部推荐；而边地的巡抚，则是由吏部会同兵部推荐。”
不得不说，周道登很会做人，也越来越会为官，并未吃独食，适时地停了下来，也留给其他人表现的机会，而来道宗紧随其后，连忙接过了话题。
“皇上，根据朝廷的史料记载，到了嘉靖十四年的时候，开始不再分关内和边地，巡抚都是由九卿廷推。有时候，由于事情紧急的原因，也有总督兼巡抚者，合成‘督抚’。”
这个时候，随着来道宗顿了顿，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刘鸿训，紧接着也开口了。
“明面之上，虽未有明文规定，巡抚乃是地方的最高官职的军事与政务官员，但由于他的特殊性，因出抚地方，节制三司，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地方的军政大权。”
在这一刻，四人明显达成了某种共识，配合的很是默契，让每一个人都有表现的机会，不至于让某个人的处境过于尴尬，颇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意思。
因此，也就轮到了杨景辰发言。
“不过，皇上，事无绝对，巡抚虽然可以节制三司，但由于四者平级的关系，在名义之上，在法理之上，三司依旧是道（省）级衙门，对巡抚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如若巡抚有违法行为，三司主政官必须向朝廷参奏。”
整个过程中，崇祯不仅保持着足够的耐心，听得更是很认真，不时地轻轻点头，以示回应，脸上也渐渐流露出赞许的笑容，越来越满意他们的表现。
崇祯明白，周道登等人这一番的言词，就是在向自己表达一个信号，巡抚虽然是事实上的地方最高长官，军政大权一把抓，却非是一家独大，有着相应的牵制。
别得不说，仅就官职而言，三司的最高长官和总兵，虽然是听命于巡抚，但他们乃是平级，并不是绝对的统属关系，前者有着直接弹劾巡抚的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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