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的元月，对王贵生来说恐怕终生难忘，不只诗歌比赛，还有一个让第三世界国家欢天喜地的重大消息，漂洋过海传播到了当时仍十分闭塞的中国，一九八六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由来自非洲大陆的剧作家沃莱·索因卡摘得，这在文学青年的心中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强烈震动。王贵生从非洲同学那里找来了珍贵资料。沃莱·索因卡以宽广的创作视野，谱写了极具诗情画意的人生戏剧，虽然用英语写作，但内容骨髓里却深深扎进非洲传统精神，赢得了最广泛的国际声誉。在索因卡的作品里，荒诞、悲剧、喜剧各显神通，主题方面囊括了种族歧视、社会冲突、沙文主义、婚姻家庭等各种矛盾关系，活灵活现反映了黑人生活的世俗百态，真不愧为非洲社会经验与道德风尚的代言者。
关于诺贝尔奖，有一届争议很大，那是一九〇三年，在提名名单上清楚地写着托尔斯泰和易卜生的情况下，瑞典文学院竟然把该奖赏给了一位名气并不大的挪威剧作家比昂松。究竟为什么？这不公平！王贵生组织大家积极讨论。差不多所有的社员都替大文豪鸣不平。
正巧博洛尼亚也来凑热闹，文学社的社员们把洋哥们儿围在中间，想从意大利人那里找到满意的答案。
很正常，同志们，博洛尼亚站得高，看得远，说，诺贝尔文学奖先从欧洲开始，然后扩展到美洲、亚洲、大洋洲，如今又延伸至非洲。评委那些老学究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首先要克服偏见，其次要潜心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不过呢，总体上应该算客观和公正的。
还公正？一位托尔斯泰的崇拜者大叫，众所周知，一九〇三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有问题。
没问题，博洛尼亚肯定说，颁奖结果绝对公平。
怎么讲？
你们说，一个最有名的作家，算不算一个最优秀的作家？
众人思考了一会儿，有人恍然大悟，说，最优秀的作家未必是最有名的，托尔斯泰凭借《安娜·卡列尼娜》，易卜生凭借《玩偶之家》获取了大量女性读者的青睐，所以只能进入有名的行列。
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能活到二十世纪，我敢断定，托尔斯泰恐怕连诺贝尔奖提名的机会也没有。博洛尼亚妄下结论。
请问洋哥们儿，中国作家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说实话。有同学问道。
是啊，请如实回答。大家不约而同说。
蔡松波老师也走了进来，用渴盼的目光看着意大利人，每位同学的呼吸都十分急促，神情紧张，生怕洋哥们儿的嘴里吐出他们非常害怕的结果。
博洛尼亚沉思片刻，故意问，大伙儿一定要知道答案？
对啊！快说吧。
想必各位要听真话？
此番戏言吓坏了一些心理脆弱的同学，他们以为答案是否定的，如同敲响了丧钟，连空气也凝固起来。
意大利人环顾四周，面朝他的中国朋友，充满感情而又不失分寸地大声说：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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