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联现在的暴熊式坦克，因为披挂了最新的复合装甲，以及加装了各种电子瞄准工具，其所蕴藏的科技含量，已经领先了世界列强们超过三十年。
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着更多的下游工厂建立起来，铺开已经成熟的生产技术增加产量，同时去研究更尖端的技术。因为华联的科技标准要比欧美列强们的更高，标准也更高，不断增加产品的产量不仅弥补着数量上的差距，同时也依靠着这些技术拖动向旧型号坦克还有其他武器产品的再升级改进。
等世界上的其他列强花这么十几二十年研究吃透华军现有武器里面全部蕴藏的科学技术时，钟泱已经带领着中国装备更坚硬的贫铀装甲和更强大马力的发动机技术，复合金属陶瓷壁缸和其他技术相配合，柴油发动机就能突破平均65燃料能量转化利用的这个极限值。
原本的许多汽车工厂和拖拉机工厂，也都纷纷改行，开始生产坦克和军车。
轰轰烈烈的重工业大生产计划，同样辐射到了大西南的**政府腹地，现在双方正在处于高度合作时期。因为战事连连失利，**党也不得不接受华联伸的橄榄枝，哪怕带有剧毒。
与华联内部的主战主和派分化一样，**政府内部同样在对待日本侵略的态度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但与华联的情况不同，因为内部的工业实力虚弱，主和派的政策核心更加越线一些。
其中就以汪兆铭为核心，党内主和派的中流砥柱。后世一提到此人，就唾骂声一片，“汉奸”、“走狗”之类的称呼铺天盖地。
但实际上，对于这段晦涩暗淡的历史，却没有几个人愿意静下心思来好好翻看，好好思索。满腔热血报国易，心怀天下济民难，汪兆铭选择的道路，就是一条最难走的路，并且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发生对外战争时，那些坚持对外寸步不让的主战派，总是被尊为民族英雄，而那些主张对外让步和解的主和派，总是被打入民族败类的汉奸行列。
尽管如此，在每次发生对外战争的时候，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清一色的主战，总会出现一批主张让步和解、不怕当汉奸的主和派，中日战争时也同样如此。
中国分为“主战”与“主和”两派，敌国日本也同样存在“主战”与“主和”两派。日本的军部和关东军是主战派，而日本政府和外交部则是主和派。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政府本想阻止，但却无能为力。当时的若榇首相後来以“不听命令的军队”为题，描述了“九一八”事变的经历。单单是这一篇文章，就说明了政友会所领导的日本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军队。
但关东军扶植的满洲国并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当时的日本政府也没有对满洲国予以承认。1931年12月，若榇政府倒台後，犬养毅接任首相。
犬养首相反对在满洲搞一个独立的满洲国，认为这样露骨地违反九国条约势必造成日本和欧美列强的正面冲突，同时还试图对军队中“下克上”的作风进行遏制。
但犬养的行动激怒了军国主义分子，1932年5月15日，一伙狂热的军人冲入首相官邸，明目张胆地将犬养首相杀害。犬养被杀後，再也没有敢於挺身而出抵抗狂热军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实成为军人控制下的政府。
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但这激起了全世界各国的反对。
在1933年3月到5月期间，日本关东军又独断发动了长城攻势，一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国?军队虽然进行了一些抵抗，但却节节败退。
1933年5月31日，中日双方在塘沽签订了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塘沽协定》规定在长城以南设置10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日双方撤出在非武装地带内的驻军，非武装地带的治安由中国警察担任。
塘沽协定对於中国来说是一个屈辱性的协议，它意味着中国政府默认满洲国的存在，而且对华北的主权也有一定程度的丧失。
汪兆铭和姜瑞元主持批准的《塘沽协定》，被一般民众认为是一个卖国条约，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而汪兆铭认为政府签订这个条约是正确的，他以国家级战略的高度看待此事。
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军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中国是一个弱国，这就决定了这场被侵略的国难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以现在中国的国力，无论进行怎样的抵抗，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这是我们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没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为什麽还要抵抗呢？这就是爱国心的缘故，她让我们明知不能取胜，还要准备抗战到最後一兵一将……
现在很多人当中有两种误的想法，一种是过分软弱，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进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战，将和义和团的下场一样。
另一种是过分强硬，就像一个人在旷野中发泄一样，“杀尽倭奴”、“打到东京”，什麽狂言都敢说，还能得到人们的拍手喝采。
以上两种看法都是误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个最低的限度。只要停战条约在**政府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决心签署停战条约，既是受到国民一时的唾骂，也要坚决进行负责任的签字。
但如果停战条约在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决不签字。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
《塘沽协定》虽然暂时解决了东北问题，华北问题又浮出了水面。其结果是姜瑞元被迫默认了宋哲元在华北地区玩轻度自立，使得满洲国与**政府之间都有了一个可以作为缓冲的区域，维持着虚假的和平。
汪兆铭的对日和解政策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日本国内并不是铁板一块清一色的侵略扩张派，也有主张与中国和解的主和派。
但中日两国的情况一样，都是强硬的主战派占据绝对上风，中日两国政府的主和政策都遭到了各自国民和社会舆论的猛烈批评。汪兆铭的对日和解政策引起**党内主战派的激烈反对，以至于党内反汪的呼声日渐高涨。
1937年以後，南京政府开始采取强硬的姿态对待“华北自治政权”。此后宋哲元颇受日本和南京的两面挟板之苦，干脆回山东老家，不问华北政事来回避责任。6月21日，南京政府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出二十九路军实行收编，以及停止使用河北省货币等强硬命令。
然后就是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一直以来，姜瑞元在**党内部，都是主战派，与汪兆铭的主和派路线大相径庭。
排除了一直隐藏实力的华联，这时的**政府若要全面抗战，结果只有两个：牺牲或者投降。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但却不得不面对。
如果没有后期美国和苏俄的介入，日本灭亡中国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历史上元灭宋，清灭明，都是死了百分之一的血性汉子，其余之人便沦为外族的奴隶，从无二致。
在抗战的开始阶段，西方列强对中日战争大都持旁观态度，只有德国愿意出面调停。中国要求《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开会讨论制裁日本违反《九国公约》的侵略行为。
1937年11月3日，《九国公约》签字国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会议特邀的苏联代表表示支持中国，主张各国对日本进行集体制裁。但美国代表却说既然日本政府已由德国出面调停，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代表的态度不要偏激，以免影响调停，刺激日本。”
别看现在全中国一致高喊“彻底抗战，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
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牺牲，但他们内心里牺牲的概念是让别人去牺牲，而并不是牺牲。为大部分人不肯讲出不愿牺牲的老实话？
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的罪名，害怕承担亡国的责任。中国後来抗战的结果，的确应验了这一句话，大多数人都以保全身家性命为第一目标，真正勇於流血牺牲的人是极少数。
姜瑞元也明白中国不可能打败日本，只有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但借助外**队打日本也是非常危险的一步棋，这就是所谓的“引虎赶狼”，外**队不会无偿帮助中国打仗，其索要的代价可能也非常高昂。
后来苏联出兵东三省帮中国赶走了日本人，但作为代价中国不得不将外蒙古交给苏联，外**立也正是姜瑞元借助第三国抗日所付出的代价。
现在看来，中国和日本主和派的下场都不妙，在日本，主和的犬养毅首相被杀，后来还陆续有多位主和派高官被杀。
在中国，主和的汪兆铭被刺几乎丧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遭暗杀。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於一个高官来说，做少数的主和派要比做多数的主战派需要更大的勇气。
因为主战派高官们号召别人流血牺牲，并不需要直接上战场，并没有生命危险，而做主和派却要冒被狂热主义者暗杀的生命危险。
日本在战争时，也是一片主战的狂热叫嚣，但主战派尽管主张战争，却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日本战败遭到割地赔款的苛刻制裁後，主和派方得以“平反”。人们才开始后悔当时没有听从主和派的劝告，才开始批判当年那些不负责任的主战言论。
不过原本的时空里，中国是党国教育体制，文化历史都被党“指挥”着，像这种言论，断然无法出现。
1929年美国开始的经济大恐慌很快就波及到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特别严重的是美国和德国，日本也不例外，大恐慌后经济也陷入极度的萧条。
经济大恐慌使人们对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体制失去信心，国家统治的计划经济被很多人看成是解决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
1930年代苏俄计划经济的成功已经非常令人瞩目，德国希特勒上台后搞准计划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也使德国在两年之内就走出了经济危机，这些都使人们更加怀疑资本主义体制的后进性。
苏俄式的赤色主义体制，德国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意大利式的法西斯体制，都是作为取代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试点”。
在这样的国际大形势下，日本军中的少壮派们也提出要改变现有国体的设想。他们提出要废除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型利益国家，建立一个人人灭私奉公的、尽忠报国的、以道义而不是以利益为本的新型国家。
当然日本国内的资本主义当权派不会轻易让出他们的政权，军人们要想夺取政权，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海外制造军事纠纷，使日本国内陷入非常时期的战时状态，这样军人们就可以用军事上必要为理由征收个人财产，侵犯个人人权，以国家大义为借口堵住一切反对派的嘴，为改造国家体制创造必要的条件。
尽管日本军人在战时建立起来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没有能使日本打蠃战争，却成为了战后日本在国家的主导下发展经济的国家主导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型。
但是在日本，赤化体制并不成功，没有建立起和苏俄、中国以及德国那样的**者体系。日本一直以来，都没有**统治的传统，反而是在上层实行联合议政的制度。
姜瑞元也明白独自不可能打败日本，必须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他在抗战爆发不久就在上海主动向日本驻扎上海的海军陆战队进攻，试图使上海这个国际城市陷于战火而引起英美法各国列强的干涉。
但英美法对中日战争的反应意外的冷淡，英法忙于对付欧洲的希特勒，已无暇顾及远东事务，而美国的民众正处于严重的孤立主义中，不愿卷入外国的纷争。
如果没有外援的话中国将必败无疑，在中**队从上海败退后，姜瑞元也开始考虑在德国的调停下和日本进行停战谈判。
德国当时已与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条约，德国愿意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和日本都是德国的友好国家。
当时欧美国家围堵希特勒德国，德国在国际上不多，所以十分重视和**政府的关系。中国当时虽然没有石油，却是镍等战略金属的主要供应国，德国的战略金属主要依靠中国供应。
而作为交换，德国以向中国借款的方式，“借”给中国大量军事装备，这是抗战初期姜瑞元军队均为德式装备的原因，也是他聘用30多名德**事顾问的原因。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以同盟国的身份向德国提出抗议，要求德国停止向中国供应武器，召回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德国在日本的压力下不得已停供中**火并召回军事顾问，但中德仍是友好国家。
但是某片时空里，被红门所扭曲的教育宣传体制，却是同情苏俄，仇视德国。所谓忘恩负义，就是如此吧。无知者最是可悲，尤其是党国教育体制下那种愚昧的灵魂，不是缺乏知识，而是缺乏智慧。
徐州会战和杭州会战之后，**军与华军，都在对日作战的正面战场上打出了中国人的气势。日本军方逐渐为中日战争的长期化感到头疼，对影佐的和平计划开始产生兴趣。
1938年7月初在影佐帧昭的斡旋下，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会谈时高宗武提出由汪兆铭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为其提供有利条件。
日方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优惠条件，支持汪兆铭出马进行“和平运动”。高宗武于7月21日返回中国。
1938年10月22日，汪兆铭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壁君等人秘密召开会议，讨论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
汪兆铭当初的这个和平计划是在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新政府，然后新政府接收日军撤军后的占领地，在不割让领土、不赔款的条件下和日本实现和平。
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有相当的可接受性，汪兆铭也未必就一定会被国人责骂为卖国者。但终究是不敌天数，汪兆铭的和平计划和他当初的设想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就连他也成了政治牺牲品。
主战与主和两大派系，将一个完整的中国，撕裂成了两半。这里面的是非对，起因经过，都早已掩埋在历史的灰烬之中。
但是在思想上的分歧，对国家与民众在心灵上带来的创伤，却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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