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朝代的末期，总是内忧外患交织。
宋朝自立国之始，明显不同于其他朝代的是，它不抑制土地兼并，由于要释武将兵权，反而鼓励大地主、大庄园主的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顺应土地私有化的发展趋势，释放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强大生产力，促进租佃制繁荣，也成了宋代手工业的兴起与繁荣。
但不可避免的，加剧了阶级间对立，尤其是失地农民与官府、地方豪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有宋一代，农民起义不断便是其突出的外在表现。
在这过程中出现的地方豪强势力，欺凌弱小，武断乡曲便成了常事，这还是小事，更有甚者，“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钳小民之财”，一些世家豪强更是累世为官，根系深厚，一些地方官员根本不敢招惹他们。
在朝廷与这些地方豪强的博弈中，很多地方官员腐败、枉法便不可避免，愈演愈烈。
深入研究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打着抑制兼并，消除冗员之困等等旗号，但实际上，数十条变法法令，几乎没有一条抑制兼兵、裁撤冗员的，从结果也是如此。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求财，为国家求财，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至于冗员之困，范仲淹等人在庆历时想动，没结果，神宗时元丰改制，没效果。赵佶刚来时提过减俸之议，没下文。
对于从后世而来的赵佶来说，冗员之困同样是难题。即使在高度文明的现代，精减机构、减员增效，也无数次陷入愈减愈增的怪圈之中，更遑论古代。
赵佶自然没那么多大决心去重构一个社会，他也没这么大的本事，这不是写本爽文，架空了乱写一气。在众敌环伺之下，要发展，更要稳定。所以，激化矛盾只会自取灭亡。
但你又不能什么都不做，总不能真个自己快活一生，不管死后洪水滔天吧。
赵佶先是祭出了两件事，清除蔡京党羽与肃贪，这两件事占据了道德舆论的制高点，任谁也不好挑什么刺，即使利益纠缠、官官相护，那也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说。
当然，要做好这两件事并不容易，但是赵佶早在前两年就让廉访司，后来又有镇抚司加入，于各地暗中察访。这几年以御史台、廉访司、国子监等联署巡查诸路民怨吏治，自然也有收获。
但赵佶握着触目惊心的卷宗迟迟未动，一直在等待机会。
在赵佶看来，现在就是机会。灾星害帝，陛下自然要清除奸臣与党羽，新法初立，需要立威。天下人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盼着自己要做什么，那自己自然要做些什么。
当然，打击面不能太大，太大了反弹太烈，不好收场。杀鸡骇猴，杀的是少数，骇的是多数。杀是手段，骇是目的。
老虎自然是要打上几只的，打虎社会舆论效果好，苍蝇也得四处拍上一些，百姓能切身感受得到皇帝惩治吏治、爱护百姓的英明。
蔡京一倒，百姓拍手称快，官场人心惶惶。
官场人心自然不能散了，散了也是大麻烦。
于是，这个时候得行霹雳手段，快刀斩乱麻。
很不幸，朝廷中的王黼成了第一只被杀的鸡。
此时的王黼一路因何执中推荐不断升迁任左司谏，但这个人却非常看好蔡京，在蔡京任左相，何执中任右相之时，为让蔡京专权，他上疏论奏何执中二十条罪状，让赵佶目瞪口呆。
王黼这个人长得俊美，口才又好，尤为贪财好色，京城皆知其数十侍妾同侍一房之癖好。他曾诱奸抢夺朝臣邓之纲之妾，反织罪害邓流放岭南。又曾强抢原门下侍郎许将府邸，遭到弹劾。
为什么选取王黼开刀，赵佶也慎重考虑过了，肃贪法新立，蔡京刚倒，以肃贪之法惩蔡党之罪，不仅会引猜议，更会起了个不好的开头，让国法沦为铲除异己的工具。
但王黼不同，不少人知道他有攀附蔡京之心，但天下人只知道他是左相何执中推荐提拔的人。杀他，可以证明朝廷治贪的决心，连当朝左相的亲信都被斩了，其他人难免要掂量掂量，把脖子缩起来。
六月初八，王黼并朝中户部、吏部数名员外郎以肃贪法明正典型，斩于宣德门外。赵佶下诏令京城所有从七品以上官员观刑。
同日，赵佶下诏以肃贪法令镇抚司缉捕州、县官员一百五十人，涉及各路，交由地方有司审理判决之。
六月初九，自三月延续至今日的久旱终于降下大雨，史书记载“久旱，慧出天心，是夕大雨，慧不见”，令天下人称奇，齐赞官家圣明。
注：史书记载，大观四年，三月久旱至六月，星变之后，徽宗罢蔡京，迁何执中左相，六月初八拜张商英右相，初九大雨，徽宗亲书商霖二字赐之。天下皆以张商英为贤相，故天降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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