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洛即位之初，面临一个很严重问题——官员短缺。所谓官员短缺，就是缺少办事儿的，没有办事儿的，公司自然无法运转。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就是前面说的“争国本”，具体短缺到何种程度？
万历十四年二月，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万历“早立太子，以定国本”，被万历贬为广昌典史。万历二十年，大学士王家屏上疏万历帝立储，被免职。其间有大臣纷纷上疏劝诫，结局就是斥骂、降职、罢免。加上万历本来就懒，又不上朝又不见人的，有些大臣就留一纸辞职信，拍屁股走人了——这么多年的书就当我白读还不行吗！
直到万历三十年，官员短缺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四年，大学士朱赓建议万历补充六部官员。万历四十年，六部尚书缺了五个，内阁仅剩叶向高一人，全国半数以上的府无知府。照这么个情况下去，大明王朝估计也就此打住了。后来叶向高也走了。朱常洛即位马上给叶向高写信，催（求）他回来办事。不过，朱常洛没等到。
万历四十八年八月，朱常洛下令考核选拔官员，诏令一下，人们感激涕零。随后又召刘一燝、韩爌等入阁办事，中央、地方的官员也纷纷填补，大明王朝又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然而好景不长，九月初一，泰昌帝朱常洛崩，时年三十九岁，在位二十九天，这位明朝最悲剧的皇帝生下来就不得父亲的关爱，战战兢兢当了十九年太子，差点儿被木棍打死，好不容易当了皇帝，屁股还没坐热，就一命呜呼。
朱常洛的突然暴毙在明朝历史上也是一个疑案。《明史·杨涟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越四日，不豫。都人喧言郑贵妃进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升投以利剂，帝一昼夜三四十起。”这句话不用翻译大家也能看懂，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朱常洛登基后，一切都好好的，饭照样吃，水照样喝。不过四天后，身体就不行了。有人说郑贵妃送了八个美人，朱常洛一夜临幸数人，经这么一折腾，以致“圣容顿减”。
本来身子骨就不好，又要强行搞这么一出，朱常洛直接卧病，下不了床。朱常洛一倒，大臣慌了，一个月前才倒了一个，现在又要倒！别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把人救下来。
于是，崔文升大夫登场了。
崔文升，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掌御药房。崔大夫诊过脉后，开了一服药，史料上称“大黄药”，也就是我们说的泻药。
朱常洛服药后，上吐下泻，一夜起三四十次，非但没有好，反而比以前更严重。朝臣见状，纷纷上疏指责崔文升，闹得最厉害的就是杨涟（记住此人）。
这里面疑团很多，包括前面郑贵妃送美女，这两件事其实是相套的。在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前，崔文升跟庞保、刘成二人一样，是郑贵妃的内侍。这就很好理解了，朱常洛当太子时，郑贵妃就锲而不舍，现在当了皇帝，依然孜孜不倦，而且手段还是如此低级。
那么崔文升为什么会给原本身体就虚弱的朱常洛开泻药呢？按照崔大夫的说法，朱常洛本来身体就不好，恰好郑贵妃送来了八名美女，为了晚上也能继续“工作”，肯定服有增强体力的药剂，所以说朱常洛的病是“居处无节”所致，宜泻不宜补。这么看来崔大夫的意图在于帮助朱常洛排泄药物，只可惜朱常洛的身体太差（没准手一抖，药量开大了也不一定），挂了。
这个说法显然不能让群臣满意，最后，崔大夫被贬谪充军。
八月二十九日，朱常洛感到不行了，召方从哲、张维贤、杨涟顾命。朱常洛说：“皇长子（朱由校）还小，希望你们尽心辅佐，把他培养成像尧舜一样的贤君。”方从哲等没有说话，只是连连点头。
朱常洛接着问道：“寿宫（墓地）尚无头绪，怎么样了？”
方从哲道：“先帝（万历）陵寝，已经齐备，不用操心。”
朱常洛缓缓抬起手，指了指自己，“便是朕的寿宫！”
随后方从哲等纷纷跪下，说道：“皇上万寿无疆，怎么突然这么说。”
朱常洛叹了口气，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朱常洛突然想起了什么事，起身说道：“先前有个献药的，在哪里？”
这个献药的名叫李可灼，时任鸿胪寺丞，自称有仙丹，能起死回生。此时的朱常洛燃起了强烈的求生欲望，他打算试一试，于是召见了李可灼，李可灼献上“红丸”一粒，朱常洛服下后便睡着了。
一会儿便传出消息：“圣躬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食。”也就是说朱常洛服药后，饭也要吃了，水也要喝了，气色也好了很多。大臣闻后，终于放心了，然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几小时后，将近夜晚。可能是担心药效去得太快，朱常洛打算再服用一粒，在场的医生都说不行，但谁也拦不住。于是朱常洛再一次服用红丸。第二天凌晨，大内突然宣召，诸臣火速入宫，皇上宾天。这就是“明末三案”的又一案——红丸案。
事后，一位御史曝光了红丸的成分，其主要成分是妇人经水。具体炼制方法为：取童女首次月经盛在容器，加上夜半第一滴露水、乌梅等连煮七次浓缩，再加上人乳、辰砂、松脂等搅拌均匀，用火提炼，最后形成固体，制成药丸。
关于红丸应当是有一段历史传承的，万历的爷爷嘉靖也爱鼓捣这些，当时还因为摧残宫女发生了宫变，差点送命。不过红丸虽说对身体有害，但也不是那种烈性毒药，不然把它当糖吃的嘉靖皇帝也不可能活到六十一岁。所以有人猜测，朱常洛致死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红丸。不过话说回来，经过美女与泻药的轮番折腾，朱常洛半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红丸不过是打碎朱常洛脚下最后一块基石的弹丸罢了。
百余年来，“仙丹”红丸一直是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其背后的疑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此事到底是不是郑贵妃所为？
要知道，当时朱常洵已经在河南当了六年的福王，朱常洛虽说只当了一个月皇帝，但他是有儿子的，即使朱常洛死了也轮不到朱常洵。此事若真是郑贵妃所为，无异于引火上身，非要说她孜孜不倦、坚持到底、不求回报仅为出一口恶气我也无话可说。
我们来看看结果，皇帝驾崩后，遗诏要由内阁首辅代拟，当时的内阁首辅是方从哲。而李可灼是方从哲带到朱常洛身边的，朱常洛出事，方从哲脱不了干系。果然，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疏指责方从哲“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就连已经革职回家的王之寀也来凑热闹，说此事跟郑贵妃脱不了干系。
没错，孙慎行、邹元标跟王之寀一样，是东林党人，而首辅方从哲是浙党魁首。随后方从哲迫于压力，卸任离京。等到朱由校（朱常洛儿子）都登基了，要求严查红丸案的奏疏依旧不断，闲置在家的方从哲依旧没能躲过众人的口水轰炸。方从哲没办法，给朱由校写了一封奏疏，说自己年老昏聩，没能阻止庸医进药，罪无可赦，自愿流放边疆，以平众怒。
这样一封奏疏写来，很多人又为方从哲辩解，就连朱由校本人都被打动。这时，阁臣韩爌站了出来，为方从哲说话。这位韩爌其实也是东林党，但不同的是，他是一位有原则的东林党，公允公正，就连不少浙党成员对这位老东林也是十分尊重。红丸案发时，韩爌与方从哲搭班子共事，对事情的经过也比较了解。其实李可灼献药时方从哲也阻止过，但朱常洛不听，偏要一试，才造成了这个局面。有韩爌出来说话，此事不久也被平息，最后崔文升被发遣南京，李可灼被流放边疆。
其实此案乍一看郑贵妃有作案的动机，但受益人绝不是郑贵妃。此案和梃击案一样，也是党争的结果。方从哲辞职后，东林党人刘一燝成为内阁首辅，韩爌辅佐。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