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三年，李自成趁杨嗣昌围剿张献忠之机，率领几千残部从深山中走出。
当时，李自成一筹莫展，情况很惨，比张献忠惨一万倍。但跟张献忠不同的是，李自成即使再艰难，也不投降，这是李自成与张献忠本质的区别，也注定了二人不同的结局。
李自成是有骨气的，事实证明，有骨气的人会得到上天的青睐。
现在卢象升死了，尽管锦州有祖大寿、宁远有吴三桂，但皇太极每次爬山路、啃长城，就不走宁锦，但这两个地方又不得不守。
崇祯十二年（1639），洪承畴调任蓟辽总督，孙传庭改任保定总督，主持京师防务。没办法，能用的也就这二位了。
在对待清军的问题上，孙传庭跟卢象升的态度一样，主战。相对而言，洪承畴就比较理性。所以在洪承畴与孙传庭到京后，崇祯只召见了洪承畴，留孙传庭守大门。
在门口，孙传庭遇到了杨嗣昌（当时杨嗣昌还未领兵出征）。杨嗣昌建议：将围剿农民军的陕西军队全部留下，用来对付皇太极，其中包括孙传庭的秦兵。
在明末的众多军队中，孙传庭的秦兵有一特色——拿的钱最少，打的仗最苦。别的军队打仗是为了挣钱，秦兵打仗是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园免遭农民起义军涂炭，打起来基本不用动员，积极性极强。
孙传庭则认为：秦兵是秦人，妻儿全在陕西，现在用来守边，会引起不满，长久下去必定人心思归，减弱战斗力。（秦军妻子俱在秦，兵日杀贼以为利，久留于边，非哗则逃，不复为吾用，必为贼用，是驱民使从贼也。安危之际，不可不察也。）
但杨嗣昌并未听取，据说因为此事，孙传庭很郁闷，把耳朵都气聋了。孙传庭明白，杨嗣昌是崇祯的红人，索性称病辞职。但杨嗣昌似乎想要为难到底，向崇祯说孙传庭称病是为了推脱。崇祯大怒，将孙传庭下狱。
昔日的剿匪五大精英——曹文诏死了，卢象升死了，左良玉被张献忠磨得没了脾气，洪承畴被调走了，孙传庭下狱了。
李自成明白，机会来了，于是他离开陕西，来到河南。在河南，他将东山再起。
自崇祯十二年开始，河南就大旱。这一旱，就旱了五年，“川泽皆竭”“人相食，有父食子，妻食夫者”。但不管是吃糠，还是吃人，有一条法则永远不会变——纳粮。
没办法，朝廷也穷啊！
万历四十六年，朝廷新增了“辽饷”后，崇祯年间又新增了一款税项——剿饷，主要用于对付农民军。当然，其中大多剿饷都打了水漂，先是杨鹤、熊文灿的招抚费，后是杨嗣昌的战略实施费。再加上崇祯本来运气就不好，隔三岔五地震、洪水、大旱，百姓苦不堪言。
李自成来了，于是口号四起：“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很快，李自成的队伍从几千人发展到十多万人。
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破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
这位朱常洵大家应该有印象，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洛的三弟，崇祯的叔父。李自成给了朱常洵一个特别的死法——命士兵煮朱常洵的血，拿鹿肉蘸着吃，这道“美味”被李自成命名为“福禄宴”。同时李自成开放福王府，将金银全部用来赈济灾民，声威大振。
就在李自成杀福王后不久，张献忠杀了襄王。崇祯确实够惨，之前祖坟被挖了不说，现在叔公、叔父相继被杀，实在窝囊。
听说福王、襄王被杀，杨嗣昌慌了。奉命剿贼，贼没剿到，反倒死了两位王爷。杨嗣昌知道没脸见崇祯，于是打算去荆州见惠王。惠王的下人一句话就把杨嗣昌给打发了，“你要见我请先去见襄王。”（先生欲见寡人者请先朝见襄王。）杨嗣昌气急攻心，吐了一口老血，没多久，就死了。
关于杨嗣昌的死，说法很多。有人说病死，有人说自杀，但这些都不重要。关于此人，前面能分析的都分析了，他不是个好人，也不是个坏人，他只是个普通人，有能力，也有缺点，在绝境中受君王赏识，得到无上殊荣，他想以死相报，力挽狂澜，但却没有成功，他尽力了，仅此而已。
在匆匆办完杨嗣昌的追悼会后，崇祯派了一个人，接替杨嗣昌的位置。这个人叫丁启睿。
此时的西北大地上，洪承畴走了，孙传庭下狱了，丁启睿要管湖广、河南、四川、江北、山西，同时要管陕西、宁夏、甘肃。简而言之，他管八个省。他的具体身份是五省总督加三边总督加兵部尚书。
很风光，很无解。然而对于此人，四个字即可概括——然实庸才（史料原话）。据说崇祯要他打李自成，丁启睿却跑去打张献忠，因为张献忠的实力相较于李自成要弱点儿，所谓“柿子照着软的捏”，丁启睿把李自成交给了自己的属下傅宗龙。
傅宗龙也是耿直，二话不说率军出战，但由于陕西副将贺人龙与总兵左良玉不服管教，傅宗龙大败。傅宗龙被俘后，拒绝投降，把李自成的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李自成大怒，将傅宗龙砍头，割鼻割耳。
傅宗龙死了，治理李自成的重担还是落到了丁启睿头上，他不得不撸起袖子自己上。
丁启睿选择的决战地点是朱仙镇，这是一个比较有渊源的地方。
五百年前，岳飞在此大破金四太子金兀术；五百年后，李自成在此大破麻瓜丁启睿。
丁启睿领的兵，要真打赢就奇了怪了。最终，朱仙镇之战以李自成的完胜而告终，左良玉受到重创，退回武昌。
至此，明军在西北的所有兵力都被李自成歼灭，再也无法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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