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革命党人大为紧张，原本革命党研判，大唐应该会像以往一样，非常重视华夏之地的稳定，同时大唐也没有足够的力量管理华夏全境，必然会扶植代理人。就如同京城事变之后继续扶植清廷，并且进行新政一样。
可革命党人同样忽略了一个问题，且不提大唐本身决心和意愿的问题，当年清廷至少还有一个架子在那里，嘉庆上位之后能够迅速控制全境。即便是这样，当时还有一系列的地方封疆大吏阴奉阳违，是大唐用强大的军力稳定住了局势。而现在的革命党人有什么？
他们的力量薄弱得要命，各省能有个几百个核心党员就撑破天了。要扶植他们上位，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而且大唐与二十年前力量相比已经全然不同，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为什么吃力不讨好地去让别人做？
心理学上有一种现象，当一个人认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主动地去给这件事情找论据有理由，最后越来越将自己说服。现在的革命党人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革命党在嘉庆时代出现的因素是很复杂的，跟另一位面中的同盟会出现原因决然不同。少了几分救亡图存的责任感，而更多是排外心理、传统思想参与以及个人利益驱使。这样走在一起的革命党在能力上就不及另一位面中的同盟会了，况且那个同盟会本身也没有太强的战斗力。
福州陷落之后，孙大总统有一些着急了。不过他还是坚定认为民心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绝大多数革命党都觉得自己才是民心所向，他们代表的是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声音。他们只是了解了一些大唐国革的皮毛，却不清楚更深层次的内容。大唐政治评论人士曾经写过，人民怎么说你怎么说，那不叫代表人民，而叫做民粹；人民需要什么你做什么，这才叫代表人民。
孙大总统发出了《告中华人民书》的通电，大体意思就是，他们革命党人披肝沥胆不懈努力，最终推翻了满清鞑虏的统治，恢复了中华风貌，建立了共和联邦。然而国难不断，外来侵略者唐人狼子野心，意欲图谋神州大地。今全体国民自当勠力同心，共赴国难，响应联邦的号召，一起对抗侵略者，保卫家园。
这位连影响力都有限的总统所发的通电，根本就没有引起什么主意。却说在另一位面中的国父之所以成为国父，比较现实主义地来说不是他提出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分立”等概念，这些照葫芦画瓢的东西实际意义不大，也从来在中华大地上没有实现过。真正奠定他的影响力和在反清圈子里的地位的是“伦敦蒙难”（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度娘），借着这个事件他成为了世界级的政治流亡人士，并且取得了巨大声望，才能够所谓领导革命，而实际上真正的革命他连遥控都算不上。当时武昌革命爆发之后，其经香港返国，在广州胡汉民劝他留在广东整军备战，誓师北伐。然而他坚持前往江宁，并称没有自己没有人能够主持大局。实际上就是一心下山去摘果子。
（真心忍不住，写着写着就黑起来了）
本位面中这位同姓不同名的领袖，在此之前除了建立党派，四处拉经费搞组织，基本上没有其他功绩了，也没有搞过其他的什么起事，时人根本就不认识这么一号人。这时候通电一出，把推翻满清的泼天功劳给揽在自己身上了，这种贴金的行为显然令很多人觉得这些人十分不靠谱，更是好感全无。
这位孙大总统的本意是自己登高一呼，然后天下望风景从。即便在兵力上不可能对抗大唐，最起码能够塑造出一种令唐人觉得麻烦和棘手的形势出来。可是实际他这通电一出，天下是一潭死水，别说连个水花都没打出来，连个响动都没有。甚至已经骂了革命党一个月的唐资媒体们这时候也懒得搭理他们了。
嘴上不说，但是行动却有了。继唐军第四旅占领福建之后，华东唐军在集结之后，沿长江溯游而上，九江清军之前就已经投靠了唐军，在唐军抵达之后，又对南昌发动进攻，南昌革命军在轻微抵抗之后向唐军投降，唐军并未多做停留，再度乘船向西，直逼伪中华联邦首都武汉。
华北唐军则调动了武卫军一个师的兵力，辅以收编而来的清军部队，从河南出兵，在鄂北击溃了布防的革命军，兵锋已经抵达汉口。
华南唐军在控制稳广东之后，从粤北山区出兵，轻装部队率先进入湖南。虽然华南唐军是轻装部队，但是却有空中的火力支援，而湘南一带革命军根本也没有什么力量，所以唐军所过之地，基本上都立即倒向大唐了。
这就是不动则已，一动就是雷霆之势。
此时革命党人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了，他们的美梦才做了没多少天，这边唐人已经用铁腕无情地将他们从美梦中揍醒了。革命党倒是也想像义和团一样发动什么游击战争，可是他们一无群众基础，二无组织能力，在唐军以黑云压城之势杀来的时候，原本投靠他们的一些清军也开始逃离。
孙大总统根本没有死守武汉的信心，在听说唐军快要到达武汉的时候，带着他所谓的联邦政府逃向重庆。走的时候孙大总统还没有忘记继续向唐人求和，这个时候提出的条件已经不是让大唐承认他们的联邦是华夏唯一合法政府了，而是希望停战的同时大唐能够允许他们加入大唐的华夏临时管理委员会，他们愿意去掉中华联邦的称号，负责四川地区的行政建设。
这其实就是希望至少能够保住自己的割据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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