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相比起康有为。就算是梁启超张煌对他的兴趣都大的多，至少在他看来梁启超不但年富力强，并且也更加有良心！
没错，就是良心，在张煌看来人可以厚黑，可以自私，可是缺乏责任感和奋斗精神，甚至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却绝对不可以没有良心。
而梁启超在张煌看来，至少就是一个有良心的人！
不过梁启超还是后一步的事情，张煌真正最感兴趣的还是——谭嗣同！！
谭嗣同，汉族，湖南浏阳人，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1898年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三十三岁，为世称“戊戌六君子”之一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要说到对戊戌变法中的所有相关人物。张煌最有好感的就是这位谭大公子！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其人从小师从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曾和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大刀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
1877年，谭嗣同又师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后来出走游历直隶、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同时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戊戌变法期间，有人向光绪帝推荐谭嗣同，斯时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已是剑拔弩张。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要在10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嗣同于是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20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西太后。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他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因为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
面对这种情况，谭嗣同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东渡日本避难，并慷慨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9月28日，他与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临行前谭嗣同神色不变还大声说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如此慷慨悲歌的壮烈之士，吐万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扫荡廓清之力莫与京焉，故比彗星，斯时斯人，和其壮哉！！
对于在戊戌变法中的众人，张煌最看重的就是谭嗣同，这样的性格，这样的勇气，还有这样的……良心，代表着整个民族的良心。
虽然他还有着这样那样的毛病，虽然在政治方面比较幼稚，并且对识人方面也似乎存在着毛病，而且他的实际能力也并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验证，可是张煌还是对他很感兴趣。因为他所有的这些缺陷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和经验来慢慢获得的，但是他的为人和性格，却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
知识的东西可以学习，性格的力量却是无法改变的，更何况以谭嗣同的能力而言，充当一个县令或者堂官，至少绰绰有余吧。
ps：这里要说一句，关于“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首谭嗣同的绝命诗，还有一种说法是原始本来应该是：
后来此诗被梁启超看到后，知道这个是谭嗣同在讽刺自己，所以梁启超将其篡改……但是这种说法笨笨觉得并不符合谭嗣同一贯的性格，另外单纯从诗的水准上说，前者也远要强于后者，无论是意境还是词句，故而觉得还是应该前者为谭嗣同所作。
另外，谭嗣同的诗才在当时还是比较有名气的。
事实上不仅仅是谭嗣同，就好像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林旭、杨深秀这些人，张煌也是很感兴趣的，这所谓的“戊戌六君子”们无论是不是很有能力，至少都是很有责任心的。张煌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才，就算是外放到各地成为县令也很不错，而且随着臻国的发展，这些人慢慢积累经验，随后也都成长起来，将来都是当用的人才呢。
就好比说是像康广仁，这位康有为的弟弟，虽然没有自己哥哥来的名气大，但实际上的能力似乎犹有过之，其人早年不事举业，认为国家弱亡。皆由八股锢禁人才所致，曾作过浙江小吏，后耻于官场污秽腐败，弃官不做。
1897年初，康广仁在澳门创办，任总经理，旨在“发明民政之公理”，旋赴上海，倡设女学堂，并与梁启超等设立戒缠足会，遭守旧份子诋毁。
后闻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立即积极响应，主张在外交上联合英国，在内政上废八股取士之制，广开学校，讲求实用之学，以培养更多的维新爱国志士。
1898年春，康广仁与梁启超结伴入北京参与新政，助康有为拟新政奏稿，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戊戌政变时被捕入狱，谈笑自如，犹自宣称“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不久与谭嗣同等人同时遇害，事年不过31岁。
单单从这一连串的经历上去看，就知道康广仁在实务方面的能力还要强过自己的兄长，事实上后来徐子靖、王小航就曾经专门说过一次：二康皆绝伦之资，各有所长，不能轩轾。其言虽稍过，然幼博之才，真今日救时之良矣。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盖为兄所掩，无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与幼博之持义，适足以相补，故先生之行事，出于幼博所左右者为多焉。
然则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笃挚，惟复生与幼博为最。复生学问之深博，过于幼博；幼博治事之条理，过于复生，两人之才，真未易轩轾也。呜呼！今日眼中之人，求如两君者可复得乎？可复得乎？
在这里两人认为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才华相若，但实际上这样的评价还是有些低估了康广仁而高抬了康有为，至少康广仁在人际关系方面的能力就要远远强于其兄！
当初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因为过于倔强，不知变通以至于不但和慈禧一系的力量成为对立面，就连本来可以团结的洋务派也接连得罪，使得自己陷于四面楚歌之地，对此康广仁就对其胞兄有过这样的批评：“规模太光、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动太大。”
只从这一句评价上就不难看出，至少在人情世故方面，康广仁远要比乃兄康有为更强上很多……更何况相较于慷慨赴死的幼弟，事发一刻立时间逃往海外的康有为实在难以自喻，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
——自从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逃亡之后，有谁再看到他还为了自己的理想努力过什么？要知道那时候光绪只是被软禁，可不是被处死了哦！
除此之外，其他六君子中，刘光第是福建省武平县客家人，系光绪九年中癸未科殿试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在刑部供职达十余年，任京官期间，虽生活清贫，但廉洁自律，一尘不染。敬业勤慎，政绩甚佳。公余闭门读书，不事权贵。尽管自己官声颇好，升迁无碍，但见国难当头，常自忧虑，以致缺眠少食。
当时刑部受贿成风，刘光第却从不接受，而且办事十分谨慎，一丝不苟，并因为这个得罪了上司，屡屡失去升官的机缘，就连在他临死之时，犹自质问监斩者——祖制虽强盗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如祖制何？
在受刑时，刽子手强按他跪下，刘光第崛立不从，“神气冲夷，谵定如平日”。受刑后，头被砍了，身躯还“挺立不化’，围观的群众莫不为之惊心动魄，有的甚至拿出香蜡纸烛为他招魂。
后来梁启超为之作传，康有为作挽联，称“孤旌特表六人中”。而其他人士，亦予其高度评价，慨言曰：政府寮友见者，谓君子于政事无新旧畛域，斟酌最平允焉！
再如杨锐川绵竹人，也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光绪十五年授内阁中书，后晋为侍读，曾入张之洞幕府，在北京任职期间经常写信向张之洞密报朝中动态，中日甲午战争时，主张集精兵猛将大举北援，保卫津沽，其人虽然也被视为是维新派之一，并且与康有为相熟，但变法主张却多有不合，攻击康“多谬妄”，声称要对新法“稍加裁抑”……对于这种党而不群的人，张煌一向充满了敬佩。
又好比说林旭，福建侯官人，时年不过23岁，虽屡试不中，却被翰林学士王锡藩以“才识明敏，能详究古今，以求致用，于西国政治之学，讨论最精，尤熟于交涉、商务，英年卓荦，其才具实属超群”，将他推荐给光绪帝，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四人被授予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在所有人中上书言事最多，不少变法上谕出自他的手笔，以至于被慈禧点名要砍掉脑袋！
在好比杨深秀，山西闻喜人，也是光绪进士，精通中西数学，长于实务，曾做过不少诸如赈灾、志堪、志补、志续等实实在在的事情，任山东道监察御史，戊戌政变中本来与他无关，但他不避艰危，援引古义，请慈禧撤帘归政，结果也被点了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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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一时间张煌的口水都有留下来了，要是将这些人全部收纳下来，那将是一笔多么大的财富啊！
这些人或者算不上是顶级人才，但是却绝对是张煌现在最需要的中层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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