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红军从汀州回师赣南，部队从汀州出，一天就到了瑞金，与红五军会师。会师后，前委决定，将彭德怀所部编为四军第五纵队，彭德怀同志以副军长名义指挥之；并决定，红五军“数日后须返湘赣边界收集旧部，恢复政权，与赣南取得联络，仍属前委指挥”。
4月3日，**、朱德在瑞金收到2月7日《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即中央的“二月来信”。来信中对形势的基本分析是：“党的领导力量薄弱，工农群众的组织和斗争都还未能有健全的较平衡的展，故革命的主观力量还不能促进这一新的革命**的到来。”由于这种悲观的估计，来信要求**和朱德离开部队到上海中央，把红军分成小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动群众，搞土地革命，以待时机。
**不同意中央二月来信的内容，经召集前委开会讨论后，4月5日，**代表前委给中央写了复信，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组织力战斗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争群众的。
“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的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闽西、赣南我们经过的地方党部，战斗的精神非常之弱，许多斗争的机会轻易地放过去了。群众是广大而且革命的，党部却袖手不去领导，由赣南、闽西的例子使我们想到别的地方或者也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但取消主义、不动主义的倾向，又要极力防止。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1929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过，但都是失败了。
“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我们部队是集中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大于我们的损失。……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到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在报告中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千万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争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促进全国革命**的到来，直至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伟大的战略计划，这也是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宏伟蓝图。只是关于一年为期争取江西的计划，**随即感到有“一些急躁性”，1930年1月5日，他便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通信里又作出具体说明，以补其不妥：“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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