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置全国抗日民主**兴起的有利形势于不顾，也不对敌我力量作具体的分析，推行的是比立三路线更“左”的错误路线，一味强调在国内革命战争中采取所谓“进攻路线”，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1931年12月6日，临时中央指令红军“攻赣州，迫吉安”。苏区中央局亦做出相应决议。周恩来于年底来到中央苏区后，同**交换了意见。根据对实际况的估量，到苏区前亦曾主张进攻赣州的周恩来，致电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意即不同意去攻打赣州。但临时中央复电：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此时，周恩来已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只好召开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
在中央局会议上，**既不赞成“左”倾中央对形势的估计，更不赞成打赣州。他认为，现在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的口号为时过早，以争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展路线是错误的。他主张红军此时一方面要抓紧时间进行休整，肃清根据地内的地主豪绅土围子，巩固苏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作准备，一方面可采取有阵地的波浪式的形式向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赣东北方向展，打通中央区与赣东北区的联系，然后再向外展。就攻打赣州来说，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不能打这一仗。**提出，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但是，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一些领导人却坚决主张打赣州，并批评**等人的意见是“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是“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而产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他们说，只要打下了赣州城，把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迁移到那里，就可以说是实现了“一省数省的先胜利”。会议最后表决时，因为受临时中央决议的影响，总想在江西多打下几个城市，所以赞成打的占多数，于是乃决定打赣州。
红军在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后，从2月上旬至3月初，先后4次挖地道爆破进攻，在付出了重大伤亡的况下，虽然破开了城墙，但始终未能攻进三面环水、城高两丈的“铁赣州”。同时，敌人援兵陈诚、罗卓英部队所属之十一、十四、五十二三个师和两个独立旅，已从吉安经遂川到达赣州外围的赤主岭，粤敌亦北上至大余、九渡水一线，对红军攻城部队取反包围之势。红军在战略上已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不得不于3月7日撤至赣州城东的江口地区集结。
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江口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及中央局成员等出席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提出向赣东北方向展，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苏区，展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当时红军向这个方向展，可以汇合赣东北苏区和闽北苏区的革命力量，取得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可以依托武夷山、仙暇岭、天台等山区有利地势，稳步向外扩展；还可以同上海和全国正在兴起的抗日反蒋的民族民主运动取得密切的配合。**还严正批评“左”倾冒险主义者给红军造成严重损失的攻打赣州的错误主张，认为即使赣州打下，也无法坚守。但是，在赣州城下遭受重大损失的教训面前，苏区中央局仍拒绝**的正确意见，坚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展”的方针。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于3月18日出中央红军今后行动方向的训令，以一军团和五军团组成中路军，在赣江东岸活动；三军团组成西路军，到赣西岸活动，尔后两路军“夹赣江而下”向北展。
**随中路军行动。走到半路，他一再建议中路军要改向闽西展，并获得一军团领导人**、聂荣臻的支持。于是，**这一建议得到苏区中央局批准，一、五军团改称东路军，向闽西展。3月26日，红军到达长汀。在长汀，**向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东征动员，他说：他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展。闽南逼近厦门，当前日寇的势力已到达厦门，我进军闽南，对日寇侵略阴谋是一个打击。我军以实际行动贯彻我党抗日主张，无论对国内、国外，都将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向闽南展，一是有闽西根据地作依托，二是闽南尚有广阔的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展方向。［1］东征动员以后，**一面命一军团开赴长汀以北的新桥迷惑敌人；一面于3月30日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建议以东路军夺取漳州，指出：“政治上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2］周恩来接受了**的建议。此后，**即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率东路军执行攻取漳州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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