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是长征以来最紧张激烈的一次战斗，激战达一个星期之久。由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湘江之战使中央红军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在此次战役中挥“铁拳”作用的红一军团减员不少；红三军团一个团被敌人切断，未能过江，红五军团三十四师负责湘江之战总掩护任务，正要过江时，被数十倍敌人包围，最后全师覆没；红八军团，这支诞生于长征前夕的部队，在渡江之后仅剩1000余人。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时的86000余人，只剩下3万多人。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之后，继续向西转移。而蒋介石看到他精心部署的第四道封锁线被突破，把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地区的计划宣告破产之后，立即重新调兵遣将，部署新的追堵计划，蒋介石最怕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因此他把追剿的兵力重点摆在湘西地区。当中央红军跨过老山界，离开广西地界，进入湖南境内时，敌人便把防堵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作为兵力布置的重点，并在这个方向上，摆放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布置好口袋，等着红军去钻。面对这种危难形势，**等人积极主张中央红军绝不能被敌人牵着鼻子走，绝不能往敌人的口袋里钻，绝不能自动“入瓮”，自取灭亡。但“左”倾领导者不顾敌人的重兵堵截，仍坚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为了解决战略方向问题，当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于1934年12月11日打下了湖南的通道县城后，12月12日，有关的中央领导在通道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主要讨论战略方向问题，争论异常激烈。李德、博古仍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李德还提出“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它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8］这是一个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以免投入敌人已布置好的罗网，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正确主张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会议最后决定西进贵州。这是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尊重，第一次对中央的战略决策生重大的影响。**西进贵州的主张得到通过，不仅挽救了处于危难之中的党和红军的命运，也表明人们越来越认清**的正确主张。这也是红军自长征开始以来战略转变的一个开端。
根据通道会议的决定，中央红军开始西进贵州。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城。红军这一举动，一下子把敌人摆在湘西的重兵置于无用之地，而敌人要调整部署又需时间，中央红军自10月份开始长征以来，第一次获得休整的可能。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城内召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可以说，黎平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从湘南就开始的我军战略方向问题争论的继续，是通道会议进行的两种战略方针问题争论的继续。会上，博古和李德坚持从黎平北上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根据地的方针。他们不顾敌人的重兵仍在湘西的实际况，不愿按照已经变化了的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则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经过**摆事实、讲道理、深明大义的努力说服，与会不少人改变了自己原来的观点，绝大多数人同意**放弃北上方针的正确意见。更为重要的是，黎平会议作出并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即黎平会议决议）。决议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为使中央红军在今后能与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更密切地协同动作，为求得在政治、经济及群众等方面更有利于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利于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这个决议不仅用正式决定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等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肯定了**关于改变进军方向的正确主张，也是红军长征以来的重大战略转折。同时也表明，最高“三人团”的最高决定权正在减弱，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正在消失。此外，黎平会议还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即在适当时机召开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解决从湘西及通道开始的党内关于战略方针的各种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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