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和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及严重扩大化，对**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方面使他改变了对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正确判断；另一方面是进一步促进了他加速进行经济建设的思想。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反右运动后**放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改以抓阶级斗争为中心工作。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事实上，对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改变，虽然对经济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随着对阶级斗争形势扩大化、绝对化认识的日渐加重，这种影响越来越大，但却并没有使**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恰恰相反，在当时反倒成为**要加速进行经济建设的推动力。**认为，同资产阶级的较量，“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8］他所以得出这个判断，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展，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他还进一步强调：“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9］
可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展生产力的思想仍然是十分明确的。**把生产力是否充分展，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的关键，这无疑是一个非常英明的正确观点，但问题是究竟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么大的努力，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显然，**当时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周恩来、陈云等就1956年经济过热进行的反冒进提出批评。他说：1956年经济文化事业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起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促进会”几个东西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进展，给群众泼了凉水。他强调：多快好省、四十条、“促进会”必须恢复。他还谈到探索我国自己的建设道路问题，明确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得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10］同年11月，**在第二次访问苏联期间，第一次提出15年内中国要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奋斗目标。
11月13日，《人民日报》表题为《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后来，**对这篇社论中用“跃进”一词代替“冒进”，表示赞赏。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表《乘风破浪》的社论，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保守的暮气。”**在审读这篇社论时，特别赞扬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提法，表示：这两句话很好，将来要把它写到总路线中去。**认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1956年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1957年又进行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指整风和反右斗争）。从1958年7月以后，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接着，**在1958年1月召开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2月在北京中央及一些部门负责人会议和3月的成都会议上，继续对纠正1956年经济过热的反冒进，进行了较以前更为严厉的批评。他指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反冒进，6亿人民泄了气。右派一攻，把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他甚至认为1956年国内生的“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扬独创精神。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又对一些不同意在经济计划中搞高指标的同志进行批评，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他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在**的倡议下，加上党内同志普遍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盲目乐观绪和急于求成的心理，**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为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从此，开始掀起“大跃进”运动的**。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