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仍在努力摸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继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他在庐山会议上再一次建议全党结合中国的实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集中两个月时间带领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研读该书。他边读边议，阐述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大大地丰富了他关于中国式建设道路的认识。比如他次提社会主义展阶段论。他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这表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更充分、更客观清醒的认识。
但是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工作的运行轨迹已经开始偏左运行。庐山会议后，为了贯彻会议“反右倾”的指示精神，研究新的生产计划，1959年10月16日至29日，全国工业生产、交通运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如何超额完成1959年的工业生产、交通运输计划和为1960年第一季度的生产做好准备工作的问题。会议认为，6～7月份各地在计划落实工作中，降低了一些偏高的指标，减少某些方面的生产，主要是由于有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吹冷风，使人们泄了气、松了劲，因而出现了一个“小小马鞍形”。会议提出：当前工交战线的任务，就是要把右倾反透，把干劲鼓足，使已经掀起的增产节约群众运动的新**巩固起来，并且持续不断地展下去。紧接着，1959年10月25日至11月26日，中央又召开第八次全国计划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和任务。会议提出，在1958年和1959年连续跃进的基础上，要争取1960年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并提出要继续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展农业，以钢为纲，优先展重工业的方针。随着全国“反右倾”斗争的展，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会议确定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了今后3年至8年的工作设想。会议认为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可能比1959年更好。会议规定，1960年的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会议设想8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会后，各省响应号召，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为继续“大跃进”、为提前实现过渡创造条件，从而使“共产风”更严重地泛滥起来。
在“反右倾”斗争过程中，1959年11月27日，经**和**中央批准的军委总政治部提出的《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下全国，并要求各地参照执行。这个“标准”规定：公开散布系统性的右倾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公开为彭德怀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的；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对党心怀不满、1958年以来又有严重右倾论和行动的，均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据这个标准，各地均错划了一批“右倾分子”，在这场斗争中，有一大批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被作为重点批判对象或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有365万人，群众也有300多万人。
庐山会议以正确开始，以错误结束。它中断了在经济工作中纠“左”的进程，开展了全党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经济上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的后果。在前一段时间里受到批评的“左”的口号、政策、措施，又被重新肯定下来。这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1959年底到1960年底得以恶性展。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联突然单方面中止经济援建合同，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到1960年底，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比例失调，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都成了大问题，不少地区生了浮肿病、人口外流、非正常死亡等严重况。这种实际状况逐步透过“左”倾思想的封锁反映到中央，反映到**那里。对此，**忧心如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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