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不肯就此罢休，于1975年8月开始在全国兴起一次评《水浒》运动。评《水浒》源于**的有关谈话。早在1973年12月21日，**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在讲话中谈道：“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将《水浒》中宋江等人被招安投降与“修正主义”联系在一起。可看出**的一种担忧。**讲这些话，是希望引起人们的警惕，以免出现这种局面。
1975年8月14日，**同陪他读书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话。当芦荻向**请教关于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时，**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然后谈到《水浒》。他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究是奴才’。”“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20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姚文元当天便见到**上述谈话的记录稿。凭着特有的政治敏感，经过一番紧张的思考，姚文元即动手给**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文元在信中提出构想：“为执行**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一、将主席批示印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出版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三、在《红旗》上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当天即指示“同意”。
于是，从9月起各报刊评《水浒》，批判“投降派”的文章纷纷出笼。9月12日，**借口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来到昔阳大寨，对评《水浒》问题又大议论。她说：“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前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天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批《水浒》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就是有投降派。”“我们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是公开的人做不到的”。“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所以**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她的讲话稿。9月24日，邓小平在陪同**会见外宾后向他请示此事，**怒斥**：“放屁，文不对题”。他在华国锋向他请示此事时更明确地表示：“稿子不要，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这时，**已经察觉到**等人的别有用心。
1975年11月，“四人帮”又一次活跃起来，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出现，评《水浒》又与揪党内“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其斗争矛头更集中地指向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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