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天津还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城市。天津地处冲积平原，春秋时才从海洋变成了陆地，直到金代黄河夺淮入海，海岸线才固定，此处方有建制。金贞佑二年（1214年），在三岔口设直沽寨。元朝改为海津镇，成为北方漕粮运输的转运中心。
永乐二年(1404年)，朝廷在三岔河口西南的小直沽一带设卫筑城，名天津卫，后增设天津左卫、右卫，三卫士兵定额16800人。《重修三官庙碑》记载：“夫天津小直沽之地，古斥卤之区也。我朝成祖文皇帝，入靖内难，圣驾尝由此渡沧州，因赐名曰天津，筑城凿池，而三卫立焉。”
初建时的天津城只是个土城，周长9里有余，城高3丈5尺，宽2丈5尺。随着人口增加，商业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弘治四年，朝廷对天津进行了扩建与重修，土墙垫高加厚，外砌青砖，重修了城楼城门，并在天津陆续因事设官、设衙，建学，或将外地官、衙迁津理事，实现了由军转民。
当朱由校看到天津城的时候，说实话他是略有一些失望的。此时的天津还远远不是后世的那个新一线城市，其规模大小尚不如当代的一些小县城。
不过，朱由校毕竟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八年，对此倒也并不会太过在意，早就有了心理准备。真正让他感到不舒服的是，当他来到天津城墙边时，便能清楚的看到城墙明显都是久未修葺的，遍布的青苔证明这这里空气质量良好，同时也表明了这墙青砖有不少应该已经酥了，城楼上许多地方也都磨损比较严重，一片破旧腐朽的味道。
那高大的城楼不但不显得宏伟，反而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正如这个帝国一般。
唯一可以让朱由效感到欣慰的就是，天津这里的商贸是很发达的，商铺络绎不绝，甚至在城墙外面就已经形成了商业街，有的店铺干脆就在城角搭建，想来平常必然是人来人往的，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
天津本来就是重要的港口城市，海贸发达；在朱由校将漕运改为海运之后，其地吞吐量激增，成了货物进入京城的最后一个中转站，进一步刺激着商贸的发展与市场的繁荣。
不过，由于朱由校的到来，当地的官员早已提前进行了清场，所以现在街道十分冷清，一个人都没有，商铺也都是关闭的状态。万民叩首，万家空巷，山呼万岁的情形并没有出现，街道上冷冷清清，市民们早就被赶回了家里。不过，即使仅仅看着街道的布局，就能观察出商业区的规模之巨大。
然而，这商业的发达并没能让朱由校在守备松懈的方面找补回来，反而让他更加的恼怒：这城墙外面的棚户区、商业区已经与城墙连为一体，许多房屋商铺干脆就是依城墙而建，这让它的防御力进一步的削弱了。
这么多的商户与人家，显然不是短短几年甚至十几年就可以自发形成的，显然至少是几十年的事情了。这京畿首善之地尚且如此，那帝国其他地方究竟如何？朱由校不敢细想。
承平日久，武备松弛，是此时的天津门真实的写照。它的堕落与腐化更是整个帝国的缩影。
朱由校并没有与天津的官员交谈太久，他也并没有怪罪他们什么。国朝300年来的累弊，做人是不能让一代人来付的。况且这天津就在朝廷的眼皮子底下，京城的大小官员来来往往，有几个是看不到这样子的，可却没有一个人反应出来，知道不是他们眼睛瞎，而是心里瞎了，对社会的各种乱项习以为常。
如果自己真的对这个严肃，估计官员们都会认为自己大题小做了吧，呵。朱由校觉得如果自己出巡的第一站就出了事，未免太晦气，最终没有找那些官员的麻烦，对于天津的大小官署以及港口海关的视察也临时取消了。
在天津休息了一晚后，天启二年十一月四日，舰队起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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