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忠枢听说宋骁飞要去见刘铭传，说：“大总统何必亲自前往，派人去请他来总统府不就行了。”
宋骁飞说：“不了，最近他身体状况不佳，在贤良古寺休养，我还是亲自前往。”
阮忠枢又说：“那多带一些侍卫前去吧，就带两个侍卫，太不安全。”
宋骁飞说：“有大刀王五在，你放心。而且贤良寺离总统府本来就不远，没事的。”
阮忠枢不再说话，马上出去准备了。
过了片刻，宋骁飞便坐上去贤良寺的马车，马车驶入长安大街，宋骁飞掀开玻璃窗上的帘子，望着街道两旁的商店还有来来往往的行人，感觉和几年前大不一样了，丝绸店，勾栏酒肆，西洋行，一应俱全，街道也比以前宽阔了不少，基本上没有沿街乞讨的流浪汉。
过了校尉胡同，到了贤良寺的山门口，寺庙的住持一贤大师赶忙出来迎接，拱手行礼道：“不知大总统大驾光临，老衲有失远迎，尚望恕罪。”
宋骁飞说：“大师言重了。我只是微服来此见一个老朋友，并没有什么公干。不必多礼。”
主持一贤赶紧伸手肃客：“善哉，善哉！敝寺还是蓬荜生辉。大总统里面请。”
在西厢的客房，刘铭传听说宋骁飞来了，已经穿好衣服，挣扎着坐了起来。宋骁飞给刘铭传带了他最喜欢吃的杏黄桃，说：“大哥不必拘礼，今日前来，也就是叙叙旧。”
刘铭传知道宋骁飞肯定知晓李经方也来看过他，怕是对他起了疑心。咳嗽了两声，说：“叙旧好。前些日子，伯行侄子也经常来看我。我说我是真的老了，不想再管政事。正好大总统今日前来。请允许我解甲归田吧。你知道。我很久没回刘老圩了，很是想念。”
刘铭传的话外之音。明显是说他没有和李经方谈论什么政事，宋骁飞自然明白，他一笑，说：“提起刘老圩。我倒也想去看看了。刘大哥可还记得，当年我奉恩师李中堂之命，去刘老圩请你出山，我们一起远征朝鲜，把小日本打得满地找牙。”
刘铭传说：“是呀，一晃三十年过去。人生真是苦短，匆匆而过。不过今日贤弟揽天下之兵。肩天下之重任，不可妄自屈尊。如果要干什么，就大胆去干，为兄自当全力支持。”
宋骁飞听了这话。知道刘铭传还是真心诚意支持自己再任大总统的，内心深感欣慰。那天，宋骁飞和刘铭传聊了将近几个时辰，两人喝酒言欢，到了傍晚时分，宋骁飞才回到总统府。
宋骁飞前脚刚踏进办公室，阮忠枢就进来问他和刘铭传见面的情况，宋骁飞说，“刘大哥深名大义，我看李经方那只苍蝇，掀不起什么大风浪。”
阮忠枢说：“那就好。这样我也就放心了。”说完，阮忠枢递给宋骁飞一份文件，上面竟然是鲁迅原来发表的三篇文章，即是《呐喊》，文章里说“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还有《谈“西学东渐”的问题》：我们习惯于用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和思维来理解西方的概念和逻辑。这本无可厚非。但正因如此，有时会造成“驴唇不对马嘴”。里面还提到，“我们很多老学究，抱着传统文化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不放，否定普世价值和文化。按照他们的逻辑，世界上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人，一种是中国人，迂腐可笑。人类之所以能生生不息，靠的就是人性没有泯灭。人性决定了一些道德底线。这些底线，比如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对同类的悲悯之心，对诚实善良的信仰……因为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不具有！”第三篇就是《为金钱正名》：人人道德上谴责金钱，在行为上又不得不追求它。这是为什么呢？根源还在于我们的传统思维。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激烈冲突，主要表现在两者对“逐利”的态度不一样。传统文化中，商人的逐利行为是受正统鄙视的。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中国一直无法发展壮大的原因。到了共和国，也还有无知的人提出“节制资本”，限制私人资本，只愿发展“国家资本”。
宋骁飞对阮忠枢说：“这几篇文章是老文章了，观点不错，我已经看过了。怎么这时你还拿来给我看。”
阮忠枢说：“最近别有用心的人把这三篇文章发给国会议员们传阅。还说鲁迅把教育部搞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
宋骁飞说：“鲁迅在教育部升官，是我钦点的。这些别有用心的人，是针对我的吗？”
阮忠枢说：“主要还是现在中西文化碰撞，大家的思想有点乱。”
宋骁飞想了想，对阮忠枢说，“既然如此，你帮我准备一下。在今年政治.协商会议之前，我到国会做一场演讲，统一一下大会的指导思想。一个执政党，总是要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演讲稿我亲自来准备。”
阮忠枢说：“这样甚好。”
1905年的春天，北京城里的玉兰花，开得无比洁白灿烂。柔软的阳光随着风中的柳条翩翩起舞，那年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的一天，宋骁飞向全体议员作了《什么是国家》的报告，报告中说：国家绝对不是统治者压迫被统治者的暴力机器。国家是由一个个的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这些人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我们之所以要有国家，是因为我们想在一起生活得更好，而不是一部分压榨另一部分人。人类天性向往美好生活，为了满足这种本性欲望，继而在自然村的基础上自发地建立一个共同体。这一顺其自然发展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国家。
我的朋友，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几十年前就来到中国，他看到了种种匪夷所思的苦难。做出了诊断：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约精神、权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理解，这些东西每个人都该懂得，除非你还是个野蛮人。
我认为以下的观念，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一个国家的繁荣。 不取决于它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长城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 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
真正的力量所在。我们古语中也有云：“得民心者得天下”。
我为什么要开放报禁？为什么国会要出台法律，规定 任何政党和个人都可以自由办报或其他媒体，唯独政府不可以。因为我不允许权力控制舆论，不允许权力主导思想。不允许少数人左右整个社会的思想。我们的言论自由，是保障一切普通百姓，但却不保障政府人员。泰西有句话，‘我热爱我的国家，但警惕我的政府！’用英文说，就是‘rynt， 公民挑剔政府，批评其不合理的政策， 便是爱我们的国家。但你辱骂普通人，并对其造成了实际危害，就会被严惩。我想，这将是我们中国成功繁荣的基石。因为有了创新的思想，社会才不是一团死水，才会有新的发明创造，人民才会有更好的精神生活。
我希望我们未来的国家，法律比总统更可靠， 民生比政治更符合需求，教育能让人看到希望。”
讲到这里，参议院议长容闳带头鼓起掌，国会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宋骁飞抬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继续说：“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是法制国家，这是什么意思？”
大部分议员回答说：“每一个公民必须守法”。
宋骁飞说：“错，我的理解，是政府必须守法。人民好比林中之鸟，本来可以自由自在在森林里繁衍生息，尽情欢歌，为什么要花钱养着猎人，那是为了保护整个森林。但是，什么能保证贪婪的猎人，不把枪口对准他们？只有靠法律。所以，人民在赋予猎人猎枪时，就要有法律，规定猎人的猎枪，只能枪口对外。一个法制国家，它必然要求每个公民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利，来确保政府权力受到约束，确保猎人的枪口，无法对准他们。”
现场又鼓起掌来，宋骁飞继续说，“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儒家文化，这是我们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实现富强、文明、民.主的国家始终无法绕过去的坎，因为几千年了，这种文化和道德的血液，已经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细胞。
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儒家始终轻视工商与实业，为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而鼓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儒家的经济伦理观，认为财富的积累，不过是实现道德生活的手段。“富贵不得离道而求，贫贱不得合道而弃”，“不患寡而患不均”，反对竞争。在儒家经典中，很少提倡竞争，阐述优胜劣败的道理，信奉的是百年老店、祖传秘方，更反对探索和冒险，安土重迁。我无意否定儒家思想，更无意贬低我国传统文化。只是儒家思想不适合我们发展商业的市场经济。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提倡以商兴国，以科技强国。鲁迅的观点，我是赞成的，商业社会搞市场经济， 它童叟无欺，其背后蕴含的精神是自由买卖、公平交易，这的确比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君子要高尚得多。只要政府有形的手，管好市场的秩序，打击那些无良的奸商，打击官商勾结，维护好市场秩序，政府保障好每个人受教育的权利，保障法律上的人人平等，我相信人民的生活就会更加美好。
儒家哲学中最有害的一条，就是认为宇宙、天地、社会、世道是停滞不变的，上至天体运行、朝廷典章、社会统治地位，下至祖宗家训、器皿形式都不会变，也不许变，如果有变，例如出现彗星，就是灾异，必须消除，使之仍归正道。这完全违反客观规律。事实上宇宙间万物，从来也不存在静止、停滞的事物。固守传统，这样的社会很稳定，但是阻碍了社会进步。儒家思想，在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开出科学与民主之花，就是因为儒家思想怕变，不敢变，不适应变化。
但是，这个世界，不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我们的国家，就要挨打。满清腐败的教训，太深刻了，我们要不忘国耻，奋发向前。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用开放的心态，拥抱整个世界，不管是泰西的，还是中国的，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是有用的，只要是好东西，只要是好方法，只要是好思想，只要还好制度，我们都要学习。我们国家存在的意义，就是让老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们的执政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其他任何的利益。我们要制定法律，制定制度来实现这一点，而不是陷入无意义的争论，我们要永远记住，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宋骁飞最后说：“我有一个梦想，让科学和民主，成为中国人民的信仰，让他们都过上泰西腐朽堕落的生活！在这个梦想实现之前，我绝对不会停止我的奋斗！” 会场上的掌声经久不息。
那一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国会修改了共和国宪法，把大总统的任期改为每一任六年，最多连任三届，800议员中，有657人投票赞成，超过了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数。李经方主动辞去了总统府秘书长和复兴党中.央委员的职务。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