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在自己和这杆枪分别的最后一刻出去再打一次猎，无论打住打不住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他出了村，走了一段路程才把矿灯戴在头上，然后又把矿灯开关拧开。
来到山坡上，他看见东面和西面的山上都有矿灯的光柱在晃动，近几年来好耍枪的人都是头上戴个矿灯在晚上的时候到山上打野味，一个晚上，这一道山上都会出现七八个这样的人，山上的野味也是很少见了，坷垃清楚，都是让他这号儿人给打死了。
那时，坷垃想，这些人都是明天要交枪的，都是趁这个仅有的一个晚上出来再过一把瘾。忽然他听见离他最近那矿灯处有人给他打招呼：“伙计，斗住没有？”
“没有，山上这些东西都越来越少了，一个晚上都见不到一个了”，他连忙回答。
“就是呀，过来吧，打不住去球，来喷喷话儿，吸颗烟”。“物以类聚，人与群分”，一类的人都是有感情的，他这时都不说打野味的事了，他加快了脚步向那人走去。他不是为了吸那颗烟，他是想和同伙儿诉一诉心中的郁闷，交流一下派出所收他们枪的心情，寻求一点自我的安慰。
对方的矿灯要比坷垃的矿灯明亮得多，当他们接近的时候，对方那矿灯还给他照着脚下的小路。
“真是扯**蛋，耍了一辈子的枪都没人说过要收，现在要收走，耍枪是碍他们蛋疼了？”坷垃满腹的牢骚对给他照着路的人说。
“就是呀，来吧，来喷喷”，对方还是叫他去喷喷。
“咱都不交吧？不交，他派出所球门儿也没有”，说着话，坷垃就来到了那人的面前。
“没门儿”？这时，那一道强光一下子照在坷垃的眼上，他一时难以接受，不由自主地晃动了一下自己的脑袋，他看见刚才和他说话的人，就是那天在派出所开会的那个年轻的警察，坷垃身上立刻出了一身汗。
“有门儿你没有”？他又听见一个人在问他，他把他的灯光换了一个角度，在他的灯光下，他看见面前停着一辆吉普车，那个王所长坐在吉普车旁边的一块儿大石头上。
“把枪放下”！那年轻干警命令坷垃，他乖乖的把自己手中的枪放在地上。
那个干警又把那道强光照在他的眼上，他一动也不敢动，那干警又说：“看你那啥样子？你好一个球样儿！胡子拉碴的，就是一个标准的国民党老**，这枪你敢不交”？
坷垃伸手想把自己头上的矿灯取掉，因为他那矿灯不断地照在对方的脸上，他觉得是在冒犯。
“住手”！那警察又命令他，他连忙又松开了手。
“你就立到这块石头上”，那警察用他的矿灯照着一块儿大石头：“从现在开始，你把这山上的人都给我喊过来”。
坷垃很听话地站上去，他很理解警察的意思，他一块儿大石头就高高地站在那块儿的石头上，选着了一柱晃动的灯光，便把自己灯光的方向移过去对着对方，然后用力的喊：“伙计，斗住没有？过来喷喷吧，吸颗烟”。
坷垃这种人看似倔强，甚至冲动，但他能在康大功年代当一个农村的“警察”，那便说明了他是很会借“东风”求生存的。
为了讨好派出所的警察，也为了把事情做的万无一失，他又朝着逐渐向他靠近的矿灯灯光：“咱耍枪都快一辈子了，现在要给咱收走，你说委屈不委屈？”
听见这话，对方会立刻加快脚步朝他走来，大有共吐“委屈”，寻找心理依靠的意思。
······
天快明的时候，坷垃就用这种方法，一共喊来了8个人，每人罚了100块钱。
那晚，派出所一晚上共收到了7根枪。
······
有的政策是有刮风性质的，收枪那股风当时刮的很急也很大，但时间不长便又趋于平静了，坷垃便很成功地保留了一根“土装”枪。
大概有一年的时间，那杆放在他后房棚上的“土装”枪又被他取了下来，当他耍枪的瘾发作的时候，他便会把玩一会儿。
一个月圆的夜晚，坷垃“驰骋”南山“枪毙野兔子”的豪情陡然高涨，他便又夹着那杆枪走出了村子，他把枪扛到肩上走起了正步，到了南山才把头上的矿灯拧亮，他沿着自己昔日打兔子的足迹在那山上时急时缓地走了半个晚上，有时他的矿灯也能照住一个动物，他便立刻做出射击状，他的食指搭抠在那枪的扳机上，但他就是不敢开枪，他怕薛老喜之类的人听见了，去派出所里告他的状。
一会儿，他发现像他这样行为的人不只是他一个，有几个山头上都有这样的人了。
他忽然听见另外一个亮灯的地方响了一声枪响，那枪声告诉坷垃，收交枪的运动算是过去了，没有人再管枪的事情了。
从此坷垃又扛起了他的枪。
秋天的一个下午，坷垃扛着枪在“铜岭”的棉花地里寻找野兔子，有两次他都把兔子轰起来了。一次是他开了枪，但没有击中；另一次还没有等他开枪，那兔子便转身窜到下面一块棉花地里了，他尾随那兔子跑了几步来到地边，往下看，早已连一根兔子毛儿也没有了。他知道下面的这一块棉花地是薛老喜的，他怀疑薛老喜去派出所告过他有枪，所以心里很别扭，他正要往回走，忽然看见薛老喜棉花地的边缘有几株棉花在晃动，他立刻意识到那几株棉花下面肯定有猎物，很有可能就是他刚才轰起来的那只兔子。他条件反射般的端起枪，瞄准那几株棉花“咚”的开了一枪，他似乎听见随着那枪声，还有一个东西从地边滚了下去。坷垃连忙从他所在的地边跳到薛老喜的棉花地里，他知道很多时候，一枪没有打住那猎物要害，它便会拼命逃走。
······
薛老喜是刚刚适应了目前的生活方式。分地到户以后，他是失去了很多的利益，但有时他也想，原先跟着康大功自己是风光的很，苏家屯千把号儿人见了他，虽然不像见了康大功那样恭维，但也都是有讨好意思的，他也知道有人讨好是假的，他能揣摩出那些人讨好的背后是一种仇视的心理。
现在人们在田间劳动或在去地劳动的路上见到他，连一点老鼠见猫的意思都没有了，有时人们与他擦肩而过连一个招呼都不给他打，他的思想便起了很大的变化。他常想，这个社会和自己接触的人大部分都是老百姓，大家的人格都是相同的，能力也都相差不了多少，自己都会过好自己的日子，光想着管别人，光想占别人的便宜，别人是会仇恨的。
薛老喜一度把自己的思想扭转了过来，他也算是一个庄稼好把式，苏家屯的庄稼照他管理那样的也不多。
那天下午，他在家里无聊，嫩粉让他去南坡看看棉花该不该摘。他在那块儿棉花地下面的一块地里种的红薯，他先在他的红薯地里转了一圈儿，估计了一下红薯的收成，然后他从下面的红薯地里往上面的棉花地里上，在他就要上到棉花地里的时候，他的两只手很自然地抓住了地边的两棵棉花，那两棵棉花一晃动，他的头顶上就响起了一声枪响，薛老喜便应声从他的棉花地边儿滚到了他的红薯地里。
坷垃也是跑着到了刚才那晃动的几株棉花的地方，他往下面一看，薛老喜满脸血污，仰躺在坷垃脚下他的那一块儿红薯地里。
他还真的是一枪把薛老喜打死了。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