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有粮食的压力，刘澜不可能当真像在沛县那样放开手脚去改革，不然大家都得去喝西北风，其次则是免去商籍工籍就已经受到时人抨击，毕竟这都是几百年形成的世俗观念，你让占据话语权的士大夫阶层和人口最多的普通百姓如何能够轻易接受这一事实？
自耕农们生活或许苦一点，但就社会地位来说却要高出商人和工匠，现在他们居然和自己平起平坐了，这落差怎么可能没有，平心而论，如果刘澜真的在分配官田时对普通百姓的加以限制，那才会引起大麻烦。
当然任何新政出现，最大的麻烦从来都不会是普通的百姓，一定是从上至下的，十足集团的反对才是至关重要的，刘澜在沛县可以随便尝试，那是因为正常向沛县倾泻，除了乱子官府也会进行安抚，不会让百姓吃亏，甚至还有的赚，这样的情况下氏族和普通百姓当然不会反对，反而还非常乐于配合官府，反正不吃亏，可在徐州那就不成了。
而以前的财政主要是靠自耕农也就是人头税和田赋、市租主要是收取坐贾，也就是开店商人的税，而过税则是行商，将商品销往外地的商人，他们每到一地，比如要从兖州入司隶，就必然要走汜水关，那么就会在汜水关缴纳过税，除此之外，还有盐铁以及住税和工税，工税顾名思义就是向手工作坊收入税收，除了这些税收外，到了后期还出现了酒税，也就是开酒馆不仅要缴纳正常的市租，还需要单独缴纳酒税，而最恨的则要算是武帝朝就算缗以及遗产税了。
这是冬寒菜的财政来援，这份收入足以保证东汉朝日常开销，可是因为凉州，却使得东汉朝的财政而全面恶化，弃凉一度成为主流，因为东汉朝真的很难再耗下去，光是永初年间，为了平定陇右的羌乱，汉庭就足足花费了两百四十多亿钱，而到了灵帝时期又为了剿灭东羌的叛乱支出了四十四亿钱，国库因东羌变得空空如也。
而府库没钱，这么办只能加税，首先在保持三十税一的田租外要按计亩收钱，也就是说百姓要按每亩土地多征收十钱。
刘澜曾经和郑玄讨论过土地兼并的事情，其实这是个老调常谈的话题，真要说起来，那就必须要从刘邦说起了，他称帝之后实行的轻田租政策，是行十五税一之法，即汉朝从百姓总收入中征收十五分之一，一直到景帝二年田税才正式规定为三十税一，从此成为定制，就算是恒帝灵帝也未改变，作为后来人的刘澜当时其实很想对郑玄说，终两汉三十税一之田税都没有改变，但却是在其它方面巧取豪夺罢了，就比如计亩钱。
但其实这样的田租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处在极大的偏差中，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汉朝庭或者说所有封建王朝都只是把自耕农当做主要的税源，而根本就不会去在乎百姓真正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就好像十五税一也好，三十税一也罢，哪怕是一百税一，对自耕农会起到一定的保护，可对于失地的百姓也就是佃农却起不到有效的保护，而佃农是不会与氏族大庄园主签订卖身契，但是随着人口越来越多，成为佃农者也越来越多，富裕的劳动力使得他们自然又成为了被盘剥的一族，你愿意缴纳收入的二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二，他们才答应把田地租种给你，而这些也是刘澜在徐州土改的时候才注意到的，而当时他还记得郑玄的一些话，百宝箱并没有被氏族强迫，大多数的佃农还通过租种土地变成了中农甚至是富农。
但这些景象却是他当年游历天下事的景象，而黄巾之乱后，这样的情况哪里还有，但刘澜当然不相信这些年郑玄一直是瞎子聋子，看不到听不着，而他之所以会对自己说这番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徐州的人口锐减之后，拥有大量土地的的大田庄主们根本就找不到劳动力和佃农，所以他当时的建议显然是更符合徐州和沛县的建议。
但身为后来人的刘澜有他自己的想法，税制必须要改革，人头税以及三十税一这样按百姓收入的税制被取消，改为按耕地计税，这就等于刘澜手中的刀向这些氏族砍了下去，而普通的自耕农不再是主要的税源。
在当时刘澜必然是无法知晓这座会为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毕竟这是以前没人敢做，或许以后也没人会做的事情，比之王莽还要遭人恨，但是他知道不这样做就不会知道自己是作对了还是做错了，也许眼下会被人唾骂，但是一年五年甚至是十年之后是骂声大还是赞声多，那还真不好说。
当然这种税地也不可能是万全之法，也是有一定漏洞被钻的，比如田地有膏腴和贫瘠之分，而所产粮食又有区别，一般贫瘠土地一亩最低能有三石粮食的收入，而膏腴肥沃的土地却可以达到十石，而膏腴肥沃的土地在耕种几年之后，肥力下降，需要闲置起来进行养护，
本来刘澜是打算一刀切的，规定一个较低的数字，继续让这些农场主和富农占便宜，可他却发现有些人就是给脸不要脸，这么说呢，就是完全把你的退让当做了妥协是害怕，这反而让他们更加变本加厉，甚至还想着要挟他废除土改新政。
刘澜已经下达的命令这么可能收回，但面对汹汹民怨，精明如刘澜直接提出了一个三十税一的方案，大汉朝不是四百年都没有变过的农业政策嘛，那好啊，在徐州在秣陵，我就统一按照每亩土地三十税一来收取地税。
刘澜敢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在他的眼里土地税收是肯定不可能与心目中的商业、工业收入相提并论，其次他这套做法多少有点学习摊丁入亩的政策，而又将其中的不完美地方加以修改，当然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护自耕农，至于会否打压这些大庄园主？那是肯定的，这一政策本来就是争对他们颁布的。
而他们也没有让刘澜失望，反弹非常大，治所在徐州的时候还算好，毕竟有经商之风，再加上他鼓励工商，又有三大家族带头，并没有什么大乱子，而真正的乱子在丹阳，冲击官府甚至是到将军府门前请愿，到后期造反更是层出不穷，这里面固然有孙策的原因，但触及到世家利益还是主要的原因，但刘澜可不会给他们闹的机会，阻拦新政者，全部镇压。
刘澜变法，名为图强革新，实则重赏扶工，在理财方面的变革最多，虽然规模大涉及面广，但在天下各郡之间的反响却并不算好，甚至是在刘澜治下的效果也很一般，就好像徐州就没有照搬沛县新政，全部都移植到徐州来。
这里面有粮食的压力，刘澜不可能当真像在沛县那样放开手脚去改革，不然大家都得去喝西北风，其次则是免去商籍工籍就已经受到时人抨击，毕竟这都是几百年形成的世俗观念，你让占据话语权的士大夫阶层和人口最多的普通百姓如何能够轻易接受这一事实？
自耕农们生活或许苦一点，但就社会地位来说却要高出商人和工匠，现在他们居然和自己平起平坐了，这落差怎么可能没有，平心而论，如果刘澜真的在分配官田时对普通百姓的加以限制，那才会引起大麻烦。
当然任何新政出现，最大的麻烦从来都不会是普通的百姓，一定是从上至下的，十足集团的反对才是至关重要的，刘澜在沛县可以随便尝试，那是因为正常向沛县倾泻，除了乱子官府也会进行安抚，不会让百姓吃亏，甚至还有的赚，这样的情况下氏族和普通百姓当然不会反对，反而还非常乐于配合官府，反正不吃亏，可在徐州那就不成了。
而以前的财政主要是靠自耕农也就是人头税和田赋、市租主要是收取坐贾，也就是开店商人的税，而过税则是行商，将商品销往外地的商人，他们每到一地，比如要从兖州入司隶，就必然要走汜水关，那么就会在汜水关缴纳过税，除此之外，还有盐铁以及住税和工税，工税顾名思义就是向手工作坊收入税收，除了这些税收外，到了后期还出现了酒税，也就是开酒馆不仅要缴纳正常的市租，还需要单独缴纳酒税，而最恨的则要算是武帝朝就算缗以及遗产税了。
这是冬寒菜的财政来援，这份收入足以保证东汉朝日常开销，可是因为凉州，却使得东汉朝的财政而全面恶化，弃凉一度成为主流，因为东汉朝真的很难再耗下去，光是永初年间，为了平定陇右的羌乱，汉庭就足足花费了两百四十多亿钱，而到了灵帝时期又为了剿灭东羌的叛乱支出了四十四亿钱，国库因东羌变得空空如也。
而府库没钱，这么办只能加税，首先在保持三十税一的田租外要按计亩收钱，也就是说百姓要按每亩土地多征收十钱。
刘澜曾经和郑玄讨论过土地兼并的事情，其实这是个老调常谈的话题，真要说起来，那就必须要从刘邦说起了，他称帝之后实行的轻田租政策，是行十五税一之法，即汉朝从百姓总收入中征收十五分之一，一直到景帝二年田税才正式规定为三十税一，从此成为定制，就算是恒帝灵帝也未改变，作为后来人的刘澜当时其实很想对郑玄说，终两汉三十税一之田税都没有改变，但却是在其它方面巧取豪夺罢了，就比如计亩钱。
但其实这样的田租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处在极大的偏差中，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汉朝庭或者说所有封建王朝都只是把自耕农当做主要的税源，而根本就不会去在乎百姓真正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就好像十五税一也好，三十税一也罢，哪怕是一百税一，对自耕农会起到一定的保护，可对于失地的百姓也就是佃农却起不到有效的保护，而佃农是不会与氏族大庄园主签订卖身契，但是随着人口越来越多，成为佃农者也越来越多，富裕的劳动力使得他们自然又成为了被盘剥的一族，你愿意缴纳收入的二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二，他们才答应把田地租种给你，而这些也是刘澜在徐州土改的时候才注意到的，而当时他还记得郑玄的一些话，百宝箱并没有被氏族强迫，大多数的佃农还通过租种土地变成了中农甚至是富农。
但这些景象却是他当年游历天下事的景象，而黄巾之乱后，这样的情况哪里还有，但刘澜当然不相信这些年郑玄一直是瞎子聋子，看不到听不着，而他之所以会对自己说这番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徐州的人口锐减之后，拥有大量土地的的大田庄主们根本就找不到劳动力和佃农，所以他当时的建议显然是更符合徐州和沛县的建议。
但身为后来人的刘澜有他自己的想法，税制必须要改革，人头税以及三十税一这样按百姓收入的税制被取消，改为按耕地计税，这就等于刘澜手中的刀向这些氏族砍了下去，而普通的自耕农不再是主要的税源。
在当时刘澜必然是无法知晓这座会为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毕竟这是以前没人敢做，或许以后也没人会做的事情，比之王莽还要遭人恨，但是他知道不这样做就不会知道自己是作对了还是做错了，也许眼下会被人唾骂，但是一年五年甚至是十年之后是骂声大还是赞声多，那还真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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