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督意欲行‘商税’乎？”李仁沉默许久之后，以不确定的语气问出自己所想。
冯宝不答，仅微一颔首。
李仁当即懂了，亦轻轻点了点头。
片刻后，李仁道：“兹事体大，老夫需三思而行。”
“无妨。”冯宝接着道：“大军所需用度甚急，作坊不日开设，且按乡里规制向朝廷缴纳‘商税’，然——此事恐与地方无关。”
李仁瞬间听懂了，急忙张口道：“大都督莫急，万事皆可相商。”
李仁是真的“急了”。
通过朝廷邸报，各地官员大多知晓“新商税”之详情，只是由于商业活动的不发达，因此无人响应。
可是“广州”有所不同，由于是海港城市，与海外各番邦一直有着贸易往来，所以商业活动远胜内地。一直以来，对各种贸易形式的税收都是以“船税”和“码头费”来收取，手段极其简单粗放，以至于此类贸易产生的利润，几乎九成以上被地方豪门给瓜分了。只因海上贸易风险巨大，地方官府明知此中漏洞甚多，也难以按照实际发生征缴税收，真要是那么干的话，激起“民变”，当属必然。因此，李仁从来没有考虑过“新商税”有实施的那一天。
但是，“卫岗乡”通过开办作坊，从而富甲一方，此事在官场上，几乎无人不知。
冶铁、酿酒等作坊，可谓日进斗金，如若按照冯宝所说，在“广州”办作坊，但“商税”从“卫岗乡”缴纳的话，地方上那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在李仁看来，如何能行？只是，冯宝以“军需物资”的名义，地方官府还真就无权干涉。
不过，冯宝话里有一个漏洞，李仁察觉到，且说了出来：“本地之作坊，以贵乡之名义向朝廷缴税，老夫从未闻有此先例，似乎于法无据。”
“李刺史有所不知，‘冶铁’、‘水泥’等作坊之最大份子所有者，为‘皇家学堂’，故陛下曾有口谕，凡在外新办作坊，需在乡里缴税，此乃朝堂上下之共识。”始终没有开口的王福来，此刻接话言道：“冯都督不过秉承陛下旨意办事，并无怠慢地方。”
“王公公所言极是。”贺兰敏之也跟着道：“学堂所入乃进‘内府’也，宫中开支大多由此支应，然朝廷那一份亦不可少，唯如此矣。”
一个是皇后的亲侄子，另一个是宫中大总管，他们的话，某种程度上就是代表了皇帝，不管皇帝本人到底有没有过上述意思，但无法验证却是不争事实。
那么，怎样选择？或者说如何取舍？便摆在了刺史李仁面前。
这是一道真心难做的选择题！
李仁反复权衡利弊，依然难以决断。
最后还是冯宝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由“刺史府”出面，召集本地世家豪门大户，一起商议定夺。
李仁闻言，欣然应允。
次日，冯宝一行回转“水师大营”，独留房元昭在城中。
五日后，凡是“广州”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一齐应邀步入“刺史府衙”。
面对近百“大人物”，房元昭侃侃而谈——从作坊产生的巨大收益说起，再到各家合建作坊以共同获利，并明确告诉他们，作坊自身产出，足以覆盖各家其余家业多缴纳之税收。
可是有人却问：“即便作坊收益能够弥补，那也只是增减相抵，各家并无实得之利，此又何解？”
房元昭毫不犹豫的告诉他们，答案在“海外”。
只要实施“新商税”，“大唐水师”将负责荡平“海上流寇”，必要时，可直接出兵番邦，以维护“大唐海客利益”。
房元昭那可是代表“水师都督府”，他所说的话，等同于“大唐水师宣言”！
要知道，这可是大唐军方第一次就保护“唐人番外利益”做出的正式表态，可谓石破天惊！令所有世家豪门乃至普通商贾无不感到匪夷所思。然震惊之余，却又是欣喜若狂。无他，只因在“水师”的保护下，“商船”能够走得更远，且无惧蛮夷武力。
要知道，“广州”濒海，几乎所有世家豪门与大商贾都不同程度的参与“海外物资交易”，个中利益之大，每家皆知。只因一直以来的巨大风险，遏制进一步扩展的念头，如今，“大唐水师”正式入场，也就代表了未来拥有的无限可能。
相比较之下，自家一亩二分地产出的那点税收，在“海外货物交易”当中，根本不值一提。
既如此，支持“新商税”，好像也不是太难的选择。
将该说的全都说清楚以后，房元昭即于第二天一早启程返回“水师大营”，仅在临行前，委托“馆驿驿丞”给“刺史府”捎了一句话：“大都督期望尽快能有结果。”
“水师大营”内外，一队队军卒喊着口号在奔跑，也有在校场上进行队列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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