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保民育人，反对穷兵黩武，主张省刑罚，薄征徭，扶持农桑，坚持革新吏治，选贤择能，以德才兼备之士任为地方官吏。
他的施政方针，缓解了社会矛盾，对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开元盛世”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被后世誉为“开元之世清贞任宰相”的三杰之一。
张九龄在主理朝政时敢于直言向皇帝进谏，多次规劝玄宗居安思危，整顿朝纲。
玄宗的宠妃武惠妃，欲谋废太子李瑛而立己子时，命宫中官奴游说九龄，九龄叱退使者，及时据理力争，从而平息了宫廷内乱稳定了政局。
而对安禄山、李林甫等奸佞所为，张九龄更痛斥其非，并竭力挫败其阴谋。
开元二十四年，安禄山任平卢将军，在讨伐契丹时失利，张守珪奏请朝廷斩首，之前，安禄山曾入京朝见，拜见过时任宰相的张九龄。
张九龄颇有识人之道，明察秋毫，看出安禄山是奸诈之徒，断定日后此人必会作乱，宰相张九龄对侍中裴光庭说：
“乱幽州者，必此胡也。”
此次适逢安禄山干犯军法，被押送京城，奏请朝廷判决，张九龄毫不犹豫在奏文上批示，为严肃军纪，将安禄山斩首，奏文说：
“穰苴出军，必斩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
唐玄宗不明华夷之辨，看了批文后说：
“卿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便臆断禄山难制耶？”
唐玄宗没有最终批准，却为示皇恩，将安禄山释放，最终安禄山反叛，重演了西晋末年，羯族石勒反晋乱华的一幕。
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千秋节，恰逢玄宗生日，张九龄送《千秋金鉴录》作贺仪，劝皇帝励精图治。
当初，张九龄担任宰相，举荐长安尉周子谅担任监察御史。
开元二十五年，周子谅因为胡乱讲吉凶，皇上亲自加以质问，命令在朝堂上判决杀掉他。
张九龄因犯了举荐不称职之罪，降职担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开元二十七年张九龄被封为始兴开国伯，食邑五百户。
开元二十八年春，张九龄请求回乡拜扫先人之墓，因为遇到疾病而五月七日去世，终年六十八岁，皇上赠封他为荆州大都督，谥号文献。
在他死后不久，曾被其断言“必反”的安禄山果然掀起了“安史之乱”，从而导致唐朝迅速从“全盛”走向没落。
唐玄宗奔蜀，因追思张九龄的卓见而痛悔不已，遣使至曲江祭张九龄，追赠其为司徒。
初唐以来，文学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一群社会地位不高的文人，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成功同某些具有远见的权势人物的支持有一定关系。
如高宗的股肱重臣薛元超，曾举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杨以“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之语，称颂薛氏对他们的文学事业所起的作用，四杰因此能在一时间造成很大势头。
四杰、陈子昂之后，到了中宗神龙、景龙年间，应制之风大盛，诗坛有故态复萌的趋势。
在开元前期，身兼执宰大臣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张说、张九龄对扭转这一趋势起了重要作用。
他们的诗，虽因地位关系不免常常作出努力报效君主的表述，但内中同时也包涵了积极求取自我人生价值的热情，因而能脱出徒为虚饰的宫廷文学陈习，具有感人的生气。
他们作出的表率和对众多优秀诗人的奖拔，使得唐诗的变革和发展得到有力的延续和推进。
张九龄七岁知属文，有文名，张说称他“后出词人之冠”，有诗《感遇》12首，名列《唐诗三百首》第一首，和陈子昂的《感遇》38首相提并论，其中“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一联，更是他高洁情操的写照。
另外，张九龄的五言律诗情致深婉，如：《望月怀远》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唱绝千古，可以说，他是张说之后又一个既有权位又受人钦慕的文坛宗匠。
张九龄的诗文创作在精神上和张说有一脉相承之处，他高度评价张说以王霸之气充实诗文，在他的诗里，也不时可以读到“中览霸王说，上徼明主恩”，“弱岁读群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怀玉，佩印从负薪”之类的句子。
但是，和张说的诗歌重在讴歌功业抱负不同，张九龄的诗歌更多地表现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
在遭李林甫排挤罢相后，这种态度尤其鲜明，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会政治，追求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举，另一方面又力图持超越态度，把“仕”和“隐”这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不愿为追求功业而屈己媚世。
这种进退裕如的生活追求，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包涵以主动姿态设计自我人生道路的欲望，而功名事业和自由人生，也正是盛唐诗的两条主要轨迹。
在艺术表现上，张九龄的诗歌不像张说那样直抒胸臆，而是以兴寄为主，显得委婉蕴藉。
例如他的《感遇》十二首，均以芳草美人的意象，托物言志，抒写自己所信守的高尚品格。
这些诗篇受楚辞的影响较多，但情辞委婉，在古典传统上，可以说是兼有“风”、“骚”的情韵，高清莹的襟怀的契合。
他在艺术上着意追求“言象会自泯，意色聊自宣”，即重在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的理想，这就使他的一些写景诗突破了前人多注重极貌写物、工于形似的表现手法，而在主客观的交融中大力加强抒情意味。
张九龄写月夜的诗，情韵最为隽永，如《西江夜行》《望月怀远》。
这些诗中所展现的澄澈柔美夜景，处处渗透着婉约深长的情思，分不清哪是景语，哪是情语，诗里的物色和意兴已经浑然一体了。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