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对江南的开发东汉以前，江南经济虽有进步，但还相当落后。这有很多原因。长期以来，北方的中央政权对江南不够重视，无疑是造成它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东吴政权是在江南建立的第一个大政权，它的规模和实力，要远超过秦以前的吴、越、楚，而足以与北方的曹魏和西南的蜀汉相抗衡。为了维持这个大政权，需要相应的人力、文化、技术和经济条件，这对江南的开发是有利的。由东吴开始的六朝时期，落后的江南成为与北方相对抗的政治舞台，它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孙权的历史功绩，主要是他在开发江南经济上①《三国志·吴书·孙策传》。
②《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
③《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①《三国志·吴书·凌统传》注引孙盛曰；孙盛所指诸事，参看《吴书》本传。②《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③《资治通鉴》卷六九，黄初二年注。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推行屯田为了开发江南经济，孙权的第一个战略措施，就是仿照曹魏推行屯田制度。东吴的屯田制度始创于建安七、八年，一直推行到吴亡，历时七十多年。和曹魏一样，东吴的屯田制也分军屯和民屯两类。屯田的地区，在今江苏境内有溧阳、湖熟、于湖、江乘、赭圻城、毗陵、吴郡等地，在今浙江境内有海昌、上虞等地，在今安徽境内有新都、皖城等地，在今江西境内有柴桑，在今湖北境内有夷陵、江陵、金城、白沙口、金女、大文、桃班、武昌、下灵山、厌里口、安乐浦、阳新、浔阳等地①。这些屯田基地，有些是在与曹魏军事对立的邻近地带，有些是在孙吴的腹地，分布很广泛。从皖城的屯田基地有屯兵数千家，毗陵屯田上的劳动者有男女各数万口，可见东吴屯田的规模是很可观的。为了配合屯田生产，东吴很重视水利灌溉，如《水经注》卷三五《江水》三称：巴“水出雩娄县之下灵山，即大别山也吴时，旧立屯于水侧，引巴水以溉野”；新阳县富“水之左右，公私裂溉，咸成沃壤，旧吴屯所在也”。孙权对屯田十分重视，黄武五年（226）“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这可证明东吴的屯田也和曹魏一样，是普遍用牛耕田的。汉代江南已用牛耕，但到南朝始普及，其间由不普及到普及的转折，也许就是东吴推行的牛耕屯田吧。由于东吴推行的屯田很广泛，重视水利灌溉，普遍利用牛力，所以尽管它剥削很重，但对江南经济的开发还是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征讨山越东汉末年，在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的山岭地区，散居着许多“椎髻鸟语”的山越人。《资治通鉴》卷五六建宁二年胡三省注：“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胡说大抵有据。但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不仅山越人已大体汉化，而且在他们聚居的地区也迁进了不少逃亡的汉人，所以山越与先秦时期作为一个种族实体的越族已大不相同，他们与汉族已很少区别了。东汉末年，随着州郡和豪强武装崛起的浪潮，山越在他们大族的领导下，也建立起许多拒绝向官府服役纳税的割据王国。因为这些割据王国大多座落在山区，所以被旧史诬为“山贼”、“山寇”；又因为它们和平原地区结聚宗族而起的汉族豪强武装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也被史书称为“宗部”、“宗伍”。这些山越武装小者人数以千计，大者达数万人，其力量不容忽视。东吴政权建立后，为了与魏、蜀抗衡，需要广开兵源、税源，因此就对各地的山越展开了长期的征讨。
孙吴政权对被征服的山越人，采取了“强者为兵，羸者补户”①的政策。东吴来自山越的兵，有史可稽者，如陆逊讨丹阳山越，“得精卒数万人”，后又讨鄱阳山越，“料得精兵八千余人”；贺齐讨丹阳山越，“料得精兵八千人”；全琮讨丹阳、吴、会三郡山越，“得万余人”；潘璋讨建昌山越，“得八百人”；诸葛恪讨丹阳山越，“得甲士四万人”，“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顾承“与诸葛恪等共平山越，别得精兵八千人”；张承“为长①东吴屯田的地区，参阅陈连庆《东吴的屯田制》一文，载《社会科学缉刊》1982年第6期。①《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沙西部都尉，讨平山寇，得精兵万五千人”②；等等。略计上列数字，就达十余万人，约占吴兵总额二十多万的半数。东吴的士兵都要在军屯上进行生产，“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③。所以，东吴从征讨山越中得精兵十余万，同时也就是为国家增加了十多万精壮的劳动力。
所谓“羸者补户”，就是把被征服的山越的老弱、女丁编为国家的自耕农和民屯上的生产者。这一部分人究有多少，不得而知，但肯定会大大超过补兵的人数。东吴在山越聚居的邻近地区增殖郡县，就是为了安插、统治被迫出山的山越人。如建安十年，孙“权使贺齐讨上饶，分为建平县”；建安十三年，“使贺齐讨黟、歙，分黟为始新、新定、犁阳、休阳县，以六县为新都郡”；建安十五年，“分豫章为鄱阳郡，分长沙为汉昌郡”；黄武五年，又一度分丹阳、吴、会稽“三郡恶地十县置东安郡”①。郡县的增置是以国家控制户口的增多为前提的。
山越人民离开深山以后，他们受东吴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可能比受大族的剥削和压迫要重一些，但他们居处的自然条件改善了，而且由于和汉族进一步融合，也使他们的生产技能和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这对江南的开发有着重大的意义。
三、发展交通和手工业生产在吴国的经济中，水上交通和若干手工业部门的发展是引人注目的。赤乌三年（240），孙权使左台御史郗俭，凿京城建业西南，自秦淮抵宫苑之内的仓城，以运输粮食，名运渎。赤乌四年，孙权又诏凿东渠，通北堑，以泄玄武湖水，南接秦淮，逶迤十五里，名曰青溪。赤乌中，孙权又令凿潮沟，引江潮抵青溪，接秦淮水，西通运渎，北连玄武湖②。运渎、青溪、潮沟是沟通京城一带的水运线路。赤乌八年，孙权“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勾容中道，自小其（今江苏句容县东南）至云阳（今丹阳县西南）西城，通会市，作邸阁”。这段水道名破冈渎。破冈渎东南连接云阳至吴、会的水道，西北与运渎接通，这样吴越运船就可直达吴京都仓城。孙权还令“岑昏凿丹徒至云阳”①的水道，与吴、会至云阳的水道相接。《南齐书·州郡志》所谓“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就是指孙权时凿通的这条水道。这条水道也就是以后江南运河的前身。
为了水运和作战的需要，孙权很重视造船业的发展。当时最大的造船基地在建安郡侯官（今福建福州市），吴在此设典船都尉，许多罪犯被罚到这里造船。武昌的官府造船业也很兴盛，它造的一艘名为“大船”的战舰，能“容敌士三千人”②；另一艘名“长安”的战舰，“船楼装高”③，也是一个庞然大物。孙权曾派万人船队北至辽东，南到台湾、海南岛，为航海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吴亡时，西晋从吴接收的舟船达五千余艘。这都说明吴国有极强的造船能力。
②上引资料分见《吴书》本传。
③《三国志·吴书·陆凯传》。
①上引资料均见《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
②运渎、青溪、潮沟的开凿，参阅《建康实录》卷二；《读史方舆纪要》卷二○。①《太平御览》卷一七○《州郡部·润州》引《吴志》。
②《太平御览》卷七七○《舟部·舟》引《武昌记》。
③《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江表传》。
纺织业和冶铸业的发展也较显著。江南盛产麻布、葛布，华歆北还时，孙权赠以越布、香葛，曹丕也曾遣使向吴求细葛④，可见江南所产布、葛的质量居全国上选。江南的丝纺织原来很落后，吴时始见起色。诸暨、永安生产的丝因质量优异，被列为贡品，称“御丝”⑤。孙权在后宫设织络厂，起初生产者不满百人，孙皓时已发展到上千人①，这些多来自罪犯的女徒专为统治者生产高级丝织品。吴国最大的冶铸基地是在建业和武昌。建业的石城门外有冶城，以后一直成为东晋南朝的冶铸中心。孙权曾在黄武四年（225）“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钢越炭作之”②，可见武昌有巨大的冶铸作坊。《宋书·百官》上称：“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置冶令，或置丞，多是吴所置。”这说明吴的铁冶十分普遍，为以后南朝冶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对岭南的开拓秦汉在岭南都设有行政组织。西汉末的交阯太守锡光和东汉初的九真太守任延，向当地人民推广汉族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③；促使岭南地区渐趋开化。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岭南无疑还属于国内有待开发的最落后的地区之列。
东汉末年，交州刺史朱符被当地人民所杀，州郡扰乱。交阯太守士燮乘机向朝廷上表，以其弟壹为合浦太守，■为九真太守，武为南海太守。士燮为政宽厚，长于《春秋》之学，北方避难的士人多往依之。士家成为雄据岭南的一大势力。建安十五年（210），孙权以步骘为交州刺史，领武射吏千人，便道入岭南。苍梧太守吴巨不服，被步骘诱杀。步骘威声大震，合兵二万南下，在高要峡口击溃了苍梧人衡毅、钱博的狙击部队④。士燮兄弟相率服从，吴始占有岭南地区。建安二十二年，步骘在番禺建筑城郭，并迁州治于此。吴在岭南建立统治后，该地所产的明珠、大贝、犀角、象牙、玳瑁、翡翠、战马等珍品，源源不绝地运到东吴朝廷，这说明吴对岭南的统治是有效的。孙权称吴王后，贬经学大师虞翻于交州，翻“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①，这是继士燮之后又一次在岭南大规模地传播儒学文化。《水经注》卷三六《温水注》称：交州“火耨耕艺，法与华同。名白田，种白谷，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谓两熟之稻也米不外散，恒为丰国。桑蚕年八熟茧，《三都赋》所谓八蚕之绵者矣。”由此可知，左思《吴都赋》所谓“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指的是吴交州地区。可见岭南经济的发展。东汉时在岭南置交州，下辖七郡、五十六县；吴分交州置广州，两州共辖十五郡、九十二县。州郡县的增多，也反映了岭南的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
④《太平御览》卷八一九《布帛部·絺绤》注引《吴历》及《江表传》。《吴历》谓向华歆赠送越布、香葛的为孙策，其实应为孙权。
⑤《太平御览》卷八一四《布帛部·丝》引《陆凯奏事》。
①《三国志·吴书·陆凯传》。
②《太平御览》卷三四三《兵部·剑中》引陶弘景《刀剑录》。
③《三国志·吴书·薛综传》。参阅《后汉书·任延传》。
④《水经注》卷三七《泿水注》引王氏《交广春秋》。
①《三国志·吴书·虞翻传》。
范文澜曾指出：长江流域“一向落后的经济，逐渐追上黄河流域的水平。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合起来，中国封建经济的势力更繁盛了。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出比两汉更强大的唐朝”②。由此可见，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孙权正是在这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把江南经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以后长江流域经济赶上黄河流域的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孙权的晚年孙权年轻的时候，很重视学习，读过《诗》、《书》、《礼记》、《左传》、《国语》等典籍；他掌权以后，又博览三史①、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②。孙权在当政的前期，在许多事情上能明断是非，处置得宜，应与他重视学习有关系。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孙权除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十分残酷以外，在处理政事上，也犯过许多错误。陈寿评论说：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③。可见孙权愈到晚年，消极面愈大。孙权晚年的猜忌、残暴，主要表现在偏信奸佞吕壹和不恰当地处理孙和与孙霸之争两件大事上。
吕壹为中书校事，负责“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实际上充作孙权的耳目，对官员进行侦察、告密，深得孙权的信任。壹因此作威作福，“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④。丞相顾雍、江夏太守刁嘉因吕壹诬陷，前者几乎丢官，后者几乎被杀。太子登多次向孙权进谏，孙权不听，官员都敢怒而不敢言。太常潘濬见孙权固执，竟想借宴会之机袭杀吕壹，事虽未成，足见吕壹为害之甚。后吕壹又对左将军朱据进行陷害，结果事败，在赤乌元年被孙权诛杀。孙权派中书郎袁礼往告谢诸大将，并征求对政事的意见，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都借口不管民事，闭口不言，要袁礼去问陆逊、潘濬。陆、潘虽有所陈，但“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可见东吴大臣对孙权的猜忌都存有戒心。
起初孙权立长子登为太子，登死后，又在赤乌五年立和为太子，并封和同母弟霸为鲁王。孙权表面上对二子同样宠爱，实际上则偏爱孙霸。孙霸被封为鲁王后，孙权仍使他与太子和同居一宫，待遇完全一样。后因大臣上言，“以为太子、国王上下有序，礼秩宜异”，孙权才使孙和、孙霸分宫，各置僚属。孙霸不服，到处拉拢势力，谋夺太子地位；孙和也积极反抗。两派势力的发展，造成统治集团的大分裂，“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兹延大臣”，乃至“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①。孙霸一党多次向孙权诬告孙和，孙权对太子越来越反感。大臣陆逊、顾谭、吾粲由于为太子辩护，顾谭及其弟承被流放于交州，吾粲被杀，孙权数次派宦官向陆逊责问，逊愤恚而死。就两派来说，孙和是受害者，也比较好一些，这一点孙权后来②《中国通史》第56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①王鸣盛认为三史指《战国策》、《史记》、《汉书》，见《十七史商榷》卷四二《三史》。②《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江表传》。
③《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
④《三国志·吴书·顾雍传》。
①《三国志·吴书·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
也逐渐意识到了。但孙权没有采取正确的对策，而是采取了不分好坏、统统打击的蛮干作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赤乌十三年（250），孙权废太子和为庶人，流徙丹阳故鄣。反对孙权废太子的陈正、陈象遭到族诛，朱据、屈晃被各杖一百，据左迁为新都郡丞，晃被罢官回乡，“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②。同时，孙权又赐鲁王霸死，鲁王的党羽杨竺、全寄、吴安、孙奇等也被诛杀。在这次事件中，孙权制造了大批冤案，进一步加深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这次事件以后，孙权立年仅十岁的孙亮为太子，这对孙权死后的政局影响很大，使它更加不稳。
为什么孙权在年轻时对大臣能推诚相与，到晚年就百般猜忌、甚至横加屠杀呢？其原因大概有二：在主观上，这是孙权晚年**作风恶性发展的结果；在客观上，与孙吴时期大族势力的急刷扩张有关系。后一点需要多说几句。孙权为了拉拢统兵将领，曾实行世袭领兵制度和复客制度，又把大量土地赏赐给他们，并免税优待①。孙吴的将领多出身大族，经孙权着意培植后，他们拥有的土地和劳动力就越来越多，势力急剧膨胀，乃至“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田池布千里”②。大族肯定是封建政权的阶级基础，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因为大族势力越发展，国家的兵源税源就越少，阶级矛盾也越尖锐，给封建统治带来危机。这是历代中央集权与地方大族产生矛盾的根源。事实证明，东吴后期中央与大族之间的矛盾已十分尖锐。贺邵为吴郡太守时，曾到当地大族顾、陆诸家的屯邸检括他们非法役使的官兵和逃亡农民，许多大族被判罪，后经江陵都督陆抗向孙皓求情，才得释放③；此其一。凤凰三年（274），孙皓又曾“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④，这些“使者”的任务和贺邵在吴郡干的工作性质完全一样；此其二。由于陆凯多次对孙皓直言进谏，孙皓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但因凯“宗族强盛，不敢加诛”⑤，可见东吴皇帝对大族多有顾忌；此其三。以上三例，虽都是发生在孙皓时期的事，但可以肯定，东吴中央皇权与大族之间的矛盾绝非自孙皓始，而是在孙权后期就相当尖锐了。孙权对大臣猜忌、甚至屠杀，在相当大程度上应是这种矛盾的反映——一种曲折的反映。当然，猜忌和屠杀并不能解决中央和大族之间的矛盾，从孙权所处的时代来看，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应是曹操所制定的“重豪强兼并之法”①、诸葛亮所制定的“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②这一类抑制大族势力发展的政策，但孙权却没有制定出这种政策。这说明，就军事、用人以及开发江南经济来说，孙权的才干和历史功绩堪与曹操、诸葛亮相媲美，但在治国上则要差一些。这也许就是孙权这个重要历史人物过去长期遭到人们忽略的一个原因吧。
②《三国志·吴书·孙和传》。
①参考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一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②《抱朴子·外篇》卷三四《吴失》。
③《世说新语》上卷下《政事篇》。
④《三国志·吴书·孙皓传》。
⑤《世说新语》中卷下《规箴篇》《孙皓问丞相陆凯》条注。
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②《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
第二节周瑜③周瑜（175—210），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东吴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
助孙策开拓江左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周瑜出生在一个士族家庭。曾祖周荣先后在章帝、和帝两朝担任过尚书令的职务。从祖周景、从伯周忠皆官太尉，位列三公。周瑜的父亲周异则为洛阳令。
在周瑜的幼年时期，东汉政权的统治正面临严重危机。政治**，经济凋敝，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统治阶级内部的各派势力乘机扩充了军事实力。他们之间的争夺十分激烈，冲突日益升级。政局不稳，战事频起，加速了皇权的削弱和割据分裂局面的形成。
中平六年（189），灵帝病死。关东地区的一些州郡牧守不满董卓专政，纷纷举兵讨伐。附属于袁术的吴郡豪族孙坚也参加了讨董联军。临行前，孙坚将家眷安置到舒县。十四岁的周瑜结识了孙坚的长子孙策。孙策与周瑜同岁，都是心怀大志的少年。两人情趣相投，关系很好。周瑜把家里的一部分住宅让给孙策，还经常以财力对他进行帮助。
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周瑜二十岁。他准备渡江探望在丹阳担任太守的叔叔周尚。这时，周瑜收到了孙策从历阳（今安徽和县）送来的书信，来信邀他共下江东。四年前即初平二年（191），孙坚在进攻襄阳时，被刘表的部将黄祖杀死。父亲死后，孙策投奔割据江淮下游的袁术。由于长期受猜忌和压抑，孙策决定脱离袁术。他借兵三千准备返回江东故土，发展自己的势力。正在寻找政治出路的周瑜收到书信后，马上率领自己的部曲家兵数千人奔赴历阳。同时，他还带去了大批舟船粮秣。对于周瑜应邀而至，孙策大喜过望。他说：有了你周瑜，我的事业可以成功了。
孙策进击江东的军事行动，进展得十分顺利。周瑜及江东名士程普、张昭等人协助孙策先后打下秣陵、湖孰、江乘等地，赶走扬州刺史刘繇，占据他的治所曲阿（今江苏丹阳）。十几天的时间，孙策的军队增加二万余人、战马千匹，威震江东。在继续东进之前，孙策把镇守江东要镇丹阳（今江苏南京）的重任委以周瑜，并对他讲，我攻打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平定山越（江东地区的少数民族），靠这些军队人数已经足够了。你为我看守好丹阳就行了。
丹阳虎踞龙盘，形势险峻，是通往江南的要冲之地。袁术不愿让孙策据有丹阳，派遣其弟袁胤取代周尚，担任丹阳太守。周瑜无力对抗，被迫遵从袁术的命令，和叔叔一起离开丹阳，来到袁术的住地寿春（今安徽寿县）。袁术赏识周瑜的才干，建安三年（198），想任命他担任手下的将领。这时周瑜已在袁术帐下三年，对袁术的目光短浅、骄横无知，十分鄙视。尤其是建安二年，袁术不顾部下反对，擅称帝号，成为众矢之的，这种愚蠢的作茧自缚，更引起了周瑜的厌恶。而孙策却已陆续削平江南各郡的割据势力，夺占吴郡、会稽等地，既而又与袁术决裂，设置官府，委任长史，在江东初③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不另作注。
步建立了孙氏政权。判定袁术终无所成的周瑜，不愿再留在寿春，决心回到孙策那里。周瑜拒绝将军的称号，向袁术提出要到居巢（今安徽桐城南）为长的请求。居巢离长江很近，周瑜的企图是，从居巢顺流而下直奔江东。袁术不知周瑜假途东归的用意，竟满足了周瑜的要求。
在居巢，周瑜结识了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的豪族鲁肃。在他的劝说之下，鲁肃放弃东城长的官职，背叛袁术，与周瑜结伴东渡。
到达江东以后，周瑜受到隆重的礼遇。孙策特意为他准备好上等的馆舍、丰厚的赏赐，并亲自出城欢迎。孙策授予周瑜建威中郎将的职务，还拨出二千名步兵、五十名骑兵属他指挥。周瑜时年二十五岁，因为仪容俊美、风流倜傥，江东人都昵称他为“周郎”。孙策以他为牛渚镇守，不久又改派为春谷长。牛渚、春谷与庐江郡一水之隔，两处都是扼守江东的咽喉要地。孙策考虑舒县周氏是庐江的名门望族，派周瑜为督，可以充分利用他的家族的社会影响，以招募人马，延揽人才，扩大力量。
建安四年（199）六月，袁术病死。他的军队大多归顺了占据皖城（今安徽潜山）的庐江太守刘勋。孙策害怕刘勋成为第二个袁术，决定设计消灭他。于是，他故意劝诱刘勋袭击海昏上缭的山越，然后乘虚而入，与周瑜分率二万余人偷袭皖城。轻取皖城后，周瑜随从孙策在寻阳和沙羡，分别打败回师救皖的刘勋以及赶来救授的黄祖。经过几次大仗，孙策俘获对方部曲士兵三万余人，战船七千余艘，实力大增。通过这次向西用兵，豫章（今江西南昌）、庐陵（今江西吉水西北）一带也尽归江东所有。战争结束后，周瑜以中护军、领江夏太守的职务（孙策授予周瑜这一职务是在取皖城之前）镇守巴丘（今湖南岳阳），防范占据荆州（今湖南、湖北）的刘表东侵。
力主抗曹建安五年（200）四月，孙策被杀，其弟孙权继位。当时江东的孙氏政权只是初具规模，并不巩固：外有强敌曹操、刘表；境内的一些纵深之地还有很多小股的割据势力，统治营垒中不少人左瞻右顾，“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形势紧迫，人心惶惶。这种局面直到周瑜率领大军从巴丘赶来才有改观。周瑜和张昭主动把一些琐碎的行政事物分管起来，全力支持和辅佐孙权，迅速安定了江东的局势。周瑜亲自出面挽留准备北行的鲁肃，把这位一直没有得到孙策重用的政治人才推荐给孙权。后来，鲁肃成了江东政治舞台上极为活跃的政治家。
官渡之战后，北方地区的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兵多地广的袁绍被曹操打败后病死，两个儿子相互攻杀，力量削弱。曹操兵威大盛，实力日增，开始雄踞中原。曹操为试探江东的虚实，于建安七年（202）派人下书要孙权送人质给他。孙权召集臣下商讨解决办法。面对曹操的讹诈，许多人犹豫不决。周瑜坚决反对向曹操屈服。他认为，江东自然环境优越，交通便利，兵精粮多，具备割据条件，完全不应该向曹操低头。送去人质反而会陷入被动，受到曹操的钳制。周瑜的意见得到了孙权母子的一致赞同。孙权的母亲还嘱咐儿子要像对待兄长一样的尊重周瑜。
从建安五年（200）开始，周瑜一直坐镇吴郡，为孙权出谋划策，平乱讨叛。其间，为安定内部，周瑜曾多次带兵镇压山越的反抗。建安十一年（206），周瑜亲自督讨麻、保二屯的少数民族。这次战争十分残酷，周瑜将俘获的部落首领一律枭首示众，同时还把一万多人强徙到江东政权的腹心地区。
留吴期间，周瑜曾多次奉命进攻刘表。孙权与刘表誓不两立，一是因刘表占据的荆州与扬州毗邻，属于江东政权向西开拓的对象；二是因孙权的父亲孙坚死在刘表的部将黄祖手里，双方有世仇。孙权继承孙策的政策，不断地西进，其主帅常由周瑜担任。
建安十三年（208）初，周瑜向孙权举荐刘表的降将甘宁。孙权接受甘宁的建议，亲自统兵进攻屯军夏口（今湖北汉口）的黄祖。周瑜被委派为前部大部督。两军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水战，江东军队终于攻陷夏口，杀死黄祖。消灭黄祖，为孙权夺取荆州扫清了道路。
这一时期，北方的曹操已经彻底消灭了袁氏的残余力量，并打败了三郡乌桓。他把被乌桓俘获的汉人十余万户和幽州、并州的乌桓三万余落迁入塞内，基本统一了北方。曹操雄心勃勃，企图乘胜南进完成统一的大业。这年七月，曹操亲率大军进攻刘表，准备夺取荆州。曹军未到，刘表先期病死，其子刘琮不战而降。刘琮投降，事先没有通知住在樊城的刘备。刘备寡不敌众，不敢迎战，只好一路南退，狼狈地逃到夏口。
曹军南下荆州，给江东政权造成严重威胁。特别是曹操得到荆州的大批水师战船，又据有粮食武器储备丰足的江陵（今湖北江陵），更使江东朝廷上下十分不安。九月，孙权亲临荆州前线。刘备的谋臣诸葛亮也赶到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拜谒孙权，极力劝说孙权、刘备两家联合破曹；同时孙权收到曹操的书信，信中威胁说，准备以八十万水军与孙权决一死战。事态严重，江东上下十分惊恐。张昭等人被曹军的气势吓破了胆。他们认为，曹军力量强大，并以汉相的名义，打着皇帝的旗号征讨四方。抗击曹军，在名义上便很被动。况且江东的优势在于凭借长江天堑，曹操得到荆州，收降刘表的水军，获取大量的战船，天险成为双方共有的东西。实力悬殊，江东只有迎降曹操才是出路。
孙权接受抵抗派鲁肃的建议，将受命去鄱阳的周瑜召回商讨对策。周瑜反对投降，极力主战。他向孙权一再强调割据江东的可能性。他说，江东地域辽阔，兵精粮足，内部安定，政权巩固。曹操名为汉相，实是汉贼。孙权雄才大略，完全可以继承父兄基业，为朝廷扫除污秽。他还认为，曹操有一系列的致命弱点。比如北方没有完全平定，后方并不很稳固，特别是关西的马超、韩遂尚在函谷关以西骚扰，使曹操放心不下。除有后顾之忧外，曹军还面临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他的将士主要是北方人，来到南方，“舍鞍马，杖舟楫”，同习于水战的江东军队交锋，是舍长用短。由于北方人不能适应南方的水土，容易发生疫疾。曹操违犯兵家作战的大忌，不顾后果，贸然用兵，必然自食恶果。周瑜又戳穿了曹操所谓八十万大军的骗局，指出他的实际兵力不过十五六万人，而且久战疲敝，战斗力不强。刘琮的荆州降兵至多七八万人，也疑虑重重，士气很低。固然曹军人数略多一些，但实际并不可怕。周瑜坚决向孙权请战，表示只要拨他五万精兵，就可以打败曹操。周瑜的分析振奋了孙权的精神，坚定了破曹的信心。孙权用刀砍去奏案的一角，警告劝降的臣下说，谁再敢说迎接曹操的话，下场就和这个桌子一样。他亲热地拍着周瑜的脊背说，公瑾，你的话说到了我的心里。别人都是在为自己打算，只有鲁肃和你才与我同心同德。让我马上召集五万精兵尚难办到，目前三万人马，我已选好，战船军粮都非常充裕。你和鲁肃、程普先行一步，我继续筹划兵源给养，作你们的后援。当即，周瑜、程普被孙权任命为左、右都督，分领大军逆流西上，和刘备并力，迎击曹军。
在樊口（今湖北鄂城附近），周瑜所率的江东水师与刘备的军队会合。
孙刘联军合计五万人左右。
赤壁立功曹军船舻相接，浩浩荡荡，顺流而下。在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矶山），曹军和孙刘联军相遇。周瑜的推测成为事实，疫疾已在曹军中流行，生病的人很多，战斗力大受影响。结果两军交锋，曹军初战失利。曹操将大军退到江北的乌林（今湖北洪湖县东北，长江北岸邬林矶），上岸安营扎寨，与进逼而来的联军隔江对峙。
两军僵持的局面对人孤力单的联军不利。周瑜的部将黄盖建议说，敌众我寡，不宜在这里同敌人持久消耗。曹操针对北方军士不习水战的缺陷，采用方连战舰，首尾相接的方式进行补救，这样就为我们提供了可以用火攻打败他的机会。周瑜采纳了黄盖的建议。
黄盖按照与周瑜制定的计策，写信给曹操表示愿意归降。曹操没有识破这是诈降计，答应接受黄盖。黄盖预先将几十艘小船内塞满薪柴，灌上鱼膏，外面用帷幕、旌旗遮掩好。然后，他选择了一个东南风猛烈的夜晚，率领着船队向江北冲去。在离北军二里的水面上，黄盖命令各船同时点火。火猛风烈，船行如箭。由于曹军以为是投降，没有防备，结果小船点燃了他们的战舰。刹时间大火腾空而起，火舌向对岸舔去，很快延及曹军的营垒。江北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曹军将士乱作一团，被烧、淹死者难计其数。曹操猝不及防，无心迎敌，索性命人把未被点燃的战船和不便带走的军需付之一炬，带着残部向北败逃走。联军在刘备、周瑜的带领之下，水陆并进，一直追到南郡。曹操不愿在荆州久留，遂任命曹仁把守江陵，自己则撤回北方去了。赤壁一战，曹军损失严重，死亡的人数超过一半。战死之外，还有大批将士因饥饿、疫疾而命丧黄泉。战争的胜利，加强了孙氏政权在江东地区的割据地位，也使刘备避免了覆亡的危险。赤壁一战，周瑜的英名传扬天下。
周瑜到达南郡后，以数万大军围攻江陵城。江陵城内粮草充足，加之曹仁防守严备，周瑜一直未能取胜。周瑜为分散消耗曹仁的兵力，派甘宁西上攻取夷陵（今湖北宜都）。甘宁一战得手，曹仁果然分兵，企图以五六千众夺回夷陵。周瑜采纳吕蒙建议，只留下少许人继续围困江陵，自己亲率大军去救甘宁。周瑜行至中途，发现江陵到夷陵之间有一处险要的必经之道。他便忙派出三百余人，用砍伐的树木将险道阻塞。周瑜赶到江陵，当日即与曹仁在城下激战起来，围城的曹军被消灭一半以上。曹仁抵挡不住周瑜的攻势，又担心江陵有失，连夜撤往江陵。曹军行至险道，发觉陷入困境：前面有树木拦路，后面是周瑜穷追不舍。为了逃命，他们只好丢掉马匹，越过路障，步行遁逃。这一夜，周瑜截获曹军战马三百余匹。
不久，周瑜在长江北岸建起营垒，准备长期围攻曹仁。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两军一直在江陵相持。双方进行过多次较量，彼此各有胜负。每战，周瑜必身先士卒，跨马■阵。在一次混战之中，他不幸为流矢射中右臂，受了重伤。曹仁听说周瑜伤重行动不便，认为有机可乘，立即召集军队前来骂阵。周瑜忍着箭伤，挣扎而起，到各营鼓舞士气。曹仁讨不到便宜，只好退兵。建安十四年（209）十二月，守江陵的曹军伤亡过重，曹仁被迫放弃南阳。把曹军赶出荆州后，周瑜以偏将军领南郡太守的职务镇守江陵。同年，孙权为表彰周瑜的功劳，特别把下隽等四县封作他的奉邑。
志在荆州与益州曹操的势力北退后，刘备乘势占据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他自号左将军、领荆州牧，设大营于油江口，易其名为公安。刘备为巩固同江东的联盟，冒险东去迎娶孙权的妹妹，并向孙权提出借南郡的要求。在借与不借南郡的问题上，江东政权的内部存在分歧。周瑜不但不同意鲁肃借南郡与刘备的意见，而且主张把刘备软禁在江东不放。建安十五年（210），他上书给孙权说，刘备是个心怀大志的人，手下又有关羽、张飞这样的名将辅佐，绝不会久屈人下。周瑜认为，应把刘备弄到吴郡，广筑宫室，多置美女，用腐化的生活消磨他的意志。把关、张两人，瓦解分散，各置一方。然后派出与自己能力相当的人去攻打他们，事情就可以解决了。相反，割借刘备土地，再放任三个人聚在一起，这好像蛟龙得到了**，他们怎么会甘当池中之物。孙权考虑到曹操的威胁仍然严重存在，江东需要孙刘联盟，况且刘备也不是美女玩好就能上钩的人，所以没有听取周瑜的建议。刘备返回公安，听说此事，心有余悸地说，我险些死在周瑜的手里。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周瑜去京口（今江苏镇江）面见孙权，提出夺取益州的计划。益州在荆州的上游，相当于今四川省地区。这里形势险塞，易守难攻，沃野千里，稻香鱼肥，素有天府之国的称号。割据益州的刘璋弱无能，内部矛盾重重。占据汉中一带的张鲁又屡次与刘璋发生战争。周瑜以为，曹操受到重大挫折后尚未复原，又有腹心之患，不敢轻易举兵南下。益州局势不稳，正好乘隙而攻。占据益州后进而消灭张鲁，再与反曹的马超结盟，这样就形成了反曹的包围圈。周瑜答应夺取益州后，他还镇襄阳（今湖北襄樊）对抗曹操。他乐观地说，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消灭曹操，统一北方是可以办到的。在征得孙权同意之后，周瑜立即启程返回江陵，作攻取益州的军事准备。但是，周瑜走到巴丘（裴松之注云应为巴陵）的时候，突然身染重病，不幸去世。临终前，他上书孙权，推荐鲁肃接替自己的职务。周瑜语重情长地劝诫孙权“先虑未然，然后康乐”，除要防备北方的曹操，还要警惕占据荆州的刘备。
这一年，周瑜三十五岁。
孙权对于周瑜的病逝，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说，周瑜有帮助我夺取天下的才能，现在突然病死，让我依靠谁呀？他亲自穿上素服主持丧礼，进行哀悼，并动身到芜湖迎回用瑜的棺椁。后来，孙权经常与别人追忆周瑜的功绩，称赞“公瑾雄烈，胆略兼人”，“昔走曹操，拓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还说在“腹心旧勋”之中只有周瑜的主张常常和他一致，对江东政权的功绩任何人也无法同周瑜相比。
孙权高度评价周瑜，除表彰他为建立江东政权所立的汗马功劳之外，还有感念周瑜对孙氏兄弟耿耿忠心的成分。孙权继位之初，年轻无威，臣下对他不大恭敬。功勋显赫、把握重兵的周瑜极力树立孙权的威信。他反复对同僚宣传孙权能“亲贤贵士，纳奇录异”（《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是个可以成就大事业的人，并带头像对待孙策一样地尊重孙权，忠诚地履行臣下的礼节和职责。赤壁战前，曹操欣赏周瑜的才干，曾秘密地派遣著名的说客蒋干去劝降。周瑜知道蒋干的来意后，请他参观大营，行视仓库中的粮储军备，又在酒宴上摆下服佩珍玩。然后他对蒋干说，大丈夫一世，为的是能遇上个知己的君主。我与主公从外人看是君臣关系，实际上我们亲如骨肉。这种言听计从、祸福与共的情份，就是像苏秦、张仪这样的古代辩士复生，也不能把我说动，何况你蒋干呢？对于孙权的命令，周瑜坚决执行，从不打任何折扣。他反对借地给刘备，但是孙权一旦作出决定，他马上给刘备让出了长江以南的南郡土地。
周瑜为人豁达，从不忌贤妒能。他注意发现和提携有真正才能的人，经他荐举的如鲁肃、甘宁这样的政治、军事人才就有很多人。程普早年追随孙坚，是江东政权的元勋，曾看不起周瑜，多次欺辱他。周瑜处处谦让，从不和他计较。周瑜的宽忍，终于使程普大受感动。老人越来越钦佩周瑜，遂成忘年之交。程普心悦诚服对人讲，和周公瑾来往，好像在饮美酒，不知不觉就让人醉了。
周瑜精通音乐。酒宴之中，虽然喝了许多酒，但只要乐队演奏有误，他立刻便能察觉。只要听到，还一定要回过头来看一看出毛病的人。因周瑜这一习惯，形成了一句俗谚：“曲有误，周郎顾。”
建安四年（199），周瑜随从孙策破皖城，与皖城桥公相识。二十四岁的周瑜迎娶桥公小女为妻，是为小桥。周瑜有两男一女。女儿被孙权聘为太子孙登之妃。大男周循娶公主，官任骑都督，早死。小男周胤初拜兴业都督，后改封都乡侯。
第三节鲁肃①鲁肃（172—217），字子敬。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人。东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与周瑜志同道合鲁肃生于汉灵帝建宁五年（172）。由于祖辈无人出仕为官，鲁肃的家庭虽然资财丰足，但并不属于士族阶层，只是那种在地方上有些势力的豪族。在他降生不久，父亲去世了。鲁肃靠祖母抚养长大，这样的生活经历培养了他的自治能力。青少年时期的鲁肃，心怀开阔，善于思考，具备一定的政治眼光。早在董卓之乱前，鲁肃就看到东汉帝国内部蕴藏着严重的危机，预感天下将要大乱。为了在变动中能够有所作为，鲁肃努力习武，他的剑法和骑术都很出色。他不再花精力去治理家业，却把许多土地卖掉，用这些钱财赈济宗族乡亲和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逐渐地，鲁肃在家乡有了较大的威望和号召力。他召募不少青壮年作为部曲家兵，并常常以射猎的名义，到离东城不远的南山讲武习兵，训练他们的战斗能力。
汉献帝建安三年（198），占据扬州地区（今长江下游和淮河之间）的袁术为加强对自己辖区的控制，极力收买地方势力。二十六岁的鲁肃被袁术委任为东城长。也是在这一年，鲁肃结识了在居巢为长的周瑜。
鲁肃和周瑜的相识，是从周瑜向他借粮开始的。汉末军阀混战时期，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的破坏，粮食紧张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靠和平方式向别人借粮一般很难达到目的。但鲁肃对于周瑜的告贷，却毫不犹豫。他将自己储粮的一半——整整一囷三千斛大米，全数送给周瑜。鲁肃的慷慨相助，使周瑜非常感动。通过接触，他了解到鲁肃是个了不起的人才，遂与鲁肃结成挚友。后来，他们这种亲密的关系从未间断过。
周瑜劝说鲁肃和他一起脱离袁术，改投孙策。周瑜虽说是袁术的部属，但对他已丧失信心，认为袁术成就不了大的事业。所以，他坚决拒绝袁术要他担任将军的任命，主动到居巢为长。周瑜企图从居巢顺路东进，去找正在江东开疆拓地的旧友孙策。
鲁肃愿意和周瑜同行。为便于行动，他必须把部属撤离东城，南就居巢。临行前，他对宗亲部曲动员说，现在朝廷已经瘫痪，到处兵荒马乱。我们所处的淮泗地区是兵家必争之地，住在这里，人身安全很难保证。我听说，江东地区沃野千里，民富兵强，不知道你们肯不肯同我一起到那片乐土上去呢？经过他的劝说，大约有三百多人愿去江东。出发时，鲁肃命令老弱妇孺走在前面。他亲率部分强壮的男子负责断后。按照汉代的法律，国家编户没有自由迁徙的权力，鲁肃南下的行动是违法的。州里负责巡逻的骑兵闻讯后，追赶上来阻止他们。鲁肃一面让前面的人放慢速度，一面命令其他的人做好战斗准备。鲁肃告诫追骑说，现在是乱世，群雄角逐，朝廷软弱无力，有功者不会受奖，有过失的也没人惩办。你们为什么要苦逼我们？说完之后，鲁肃在路旁树起一面盾牌，一箭即将盾牌射穿。追骑们觉得鲁肃的话有道理，又害怕动起手来，未必是鲁肃的对手，于是便退走了。当年，鲁肃随从周瑜到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三国志·吴书·鲁肃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达江东，定居在曲阿（今江苏丹阳）。
建安五年（200），鲁肃的祖母去世。为把祖母的棺椁还葬家乡祖坟，他返回了东城。在东城，鲁肃收到一个朋友的来信。来信邀请鲁肃投奔占据巢湖的郑宝。巢湖在东城以南，靠近长江，土地肥沃，自然条件很好。郑宝拥众万余，尚有很大的发展余地。鲁肃到达江东后将近两年，一直没有受到孙策的重视，很不得志。这次他接受朋友的邀请，决定从曲阿迎出母亲，到郑宝这里来。
鼎足江东的榻上策返回曲阿后，鲁肃发现江东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孙策被杀，其弟孙权控制政权。由于母亲已被周瑜接到吴郡（今江苏苏州），鲁肃便由曲阿赶到吴郡，并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周瑜。周瑜反对鲁肃的北行计划。这时，在孙权的新政府中，周瑜掌管着军国大权。孙策死后，江东形势一度相当混乱，只是靠着周瑜等人的全力支撑才逐渐稳住局面。正在为孙权搜罗人材的周瑜，当然不能把鲁肃放走。周瑜引用东汉大将马援的“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话告诫鲁肃，对于不了解的人不要轻易投奔。他向鲁肃介绍说，孙权是个很有作为的领袖人物，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注意吸收容纳各方面的人材。追随孙权，将来一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鲁肃并不愿意离开江东，听到周瑜的劝告，也就放弃了北行的念头。
不久，周瑜把鲁肃推荐给孙权。孙权很快会见了他。经过交谈，孙权对鲁肃的见识十分赞赏。在辞退别的宾客以后，孙权单独把鲁肃留下来，不拘礼仪地合坐在一张床上，一边喝着酒，一边议论着国家大事。席间，鲁肃向孙权提出了“鼎足江东”的榻上策。他认为，孙权急于仿效齐桓公、晋文公图霸王之业的设想是不现实的，因为曹操已取得控制汉帝的有利地位。汉室已不可能恢复，曹操的力量也不能根本铲除。鲁肃为孙权提供的对策是：割据江东，等待时机。利用曹操无暇南下的机会，进攻刘表，占据荆州，然后建号称帝，逐步夺取天下。鲁肃指出，由于北方“多务”，也就是说存在着许多不安定因素，有些麻烦事不易处理，曹操统一全国的目标很难实现，于是为江东出现割据政权提供了有利条件。鲁肃的榻上策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在许多观点上是一致的。两者同样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当时的客观形势，并提出了远大的政治目标。具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力和政治眼光的政治家，在三国时期除这两人外还是不多见的。而鲁肃榻上策的提出又比隆中对早了七年。鲁肃受到孙权的信任和重用，引起江东政权中某些特权人物的反感。当时，资格最老、势力最强的张昭屡次诋毁鲁肃，说他“谦下不足”、“年少粗疏”，建议孙权不要使用他。孙权知道鲁肃的本领，没有听信这些谗言，依然尊重他，并把鲁肃比作是东汉的开国功臣邓禹。
促成孙刘联盟建安十三年（208），基本削平北方的曹操，企图乘胜南进，一鼓作气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这年七月，曹操带领着号称八十万的大军星夜兼道进攻刘表。八月，曹军尚未到达荆州，刘表突然病死。消息传到江东，鲁肃立即向孙权要求以吊丧的名义出使荆州，目的是联络寄寓在荆州的刘备，合力破曹。鲁肃认为，荆州地处长江中游，与江东接壤。这里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外带江汉，内阻山陵，形势险峻，易守难攻，不但是富庶的鱼米之乡，也是兵家必争的南北要冲。占据荆州意味着抓着了夺取天下的关键。鲁肃分析说，刘表死后两个儿子互相争夺，荆州政权内部出现严重分裂，刘备实际已成为这一地区唯一的政治代表。如果刘备和刘表的儿子合作得好，就联合他们共抗曹操；如果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易调和，再另作打算。曹操大兵压境，现在说服刘备及争取刘表的部属比较容易成功。但若不迅速赶到荆州，延误了时间，就会被曹操占先一步。孙权同意这个建议，立即派他出使荆州。
当鲁肃到达夏口（今湖北汉口）的时候，曹操大军已攻到荆州地界。鲁肃听到消息后，星夜兼道，加快速度，准备抢到曹操的前头。但是还是迟了，接替刘表在襄阳（今湖北襄樊）担任荆州牧的刘琮已经投降曹操，而这时鲁肃才刚刚赶到南郡（今湖北江陵）。
刘琮降曹，事先没有和在樊城（今湖北襄樊市北）的刘备打招呼。直到曹操到达宛城，刘备才得到通知。刘备仓皇南逃，准备撤到粮械储备比较丰饶的江陵城。曹操不愿刘备据有江陵，迫不及待地亲率骑兵进行追击，在当阳（今湖北荆门南）把刘备的队伍打散。
鲁肃在当阳找到了处境狼狈的刘备。鲁肃向刘备询问今后的去向。刘备回答说，想到苍梧（今广西梧州）去投奔在那里担任太守的老友吴巨。鲁肃劝阻刘备说，吴巨处地偏僻，没有作为，迟早会为人所吞并，不是托身的地方。他介绍了江东的实力和孙权的为人，指出刘备只有联合江东抗曹才有出路。在当阳，鲁肃还结识了刘备的谋士诸葛亮。诸葛亮也是主张孙刘联盟的人，两人见面后非常投缘，很快成为知心朋友。刘备接受鲁肃的意见，放弃投吴巨的计划，改向东行。沿途与部将关羽的万余水军和刘表另一儿子刘琦所率的万余人会合，退守到樊口（今湖北鄂城）。他派诸葛亮随从鲁肃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会见孙权，商讨两方联盟的大事。
正在这时，曹操给江东送去了恐吓信，声言要与孙权决战。面对曹操逼人的气势，以张昭为首的朝臣吓破了胆。他们认为，曹操操纵皇帝，政治上占主动地位；占据荆州后，获得刘表大批水军，并控制了江东的上游，江东无力对抗又无险可恃，只有迎降曹操一条道路可走。本来孙权对战胜曹军就缺乏信心，他“拥军在柴桑，坐观成败”（《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看着刘备被曹操追得团团转，没有打定主意，投降派的议论更把他搞得举棋不定。鲁肃坚决反对降曹，力图使孙权树立起抗曹决心。他对孙权晓以利害，明以是非，劝孙权不要听信投降派的议论。他说，这些人要断送孙权的事业。迎降曹操，对一般朝臣没有损失。鲁肃用自己举例说，我鲁肃要是投降曹操的话，曹操一定会按照我在家乡评定的品级，分派我担任州官或者郡官。他指出，如果孙权投降曹操，曹操会因为无法安置而不能容忍他。鲁肃一针见血的劝告，终于使孙权转变了态度。孙权拔刀砍去奏案的一角，警告群臣说：“谁再敢说迎降曹操的话，和这个案桌一样。”鲁肃向孙权推举杰出的军事家用瑜担任抗曹主帅。当时周瑜奉命出使鄱阳，未在江东。鲁肃请求急速将他招回，作抗曹的军事准备。
周瑜到达柴桑，支持鲁肃的主张。他帮助孙权分析当前的形势，指出曹操是可以战胜的，从而坚定了孙权抗曹的决心。孙权任命周瑜、程普为左、右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并将粮船齐备的三万水军交托给他们，逆水直上迎击曹操。
这年九月，孙刘联军在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矾山）以少胜多，大破曹军。赤壁大胜使江东政权进一步巩固，曹操的势力暂时被压回北方。
功劳卓著的鲁肃返回江东，孙权为表彰他，特意用最隆重的礼节欢迎。
仪式结束后，孙权亲热地对鲁肃说，子敬，我亲自为你下马扶鞍，这样的殊礼，你该感到荣耀了吧？然而，鲁肃的回答，不但使孙权感到意外，而且使在场的人无不大惊失色。他冷淡地表示：“我不觉得荣耀。”当坐定以后，鲁肃从容地说：“我希望您的威名震动天下，能够实现统一全国的大业。到那个时候，您派车子来接我，我才感到荣耀呢！”孙权终于明白了鲁肃的良苦用心：他是在用激将法提醒孙权，不要为眼前的胜利所陶醉，应该时时刻刻不忘统一天下的政治目标。
在荆州问题上的让与争赤壁之战后，曹操虽然暂时停止南下的军事行功，但是他与孙权之间的力量对比，并没有发生改变。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军事方面，北方的实力都远远超过江东。这时，刘备也逐步在荆州站稳了脚跟。他先后取得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刘备势力在荆州的发展，成为孙权西进的障碍。面对两方面的威胁，采取何种对策是赤壁战后江东政权必须迅速解决的重大问题。恰巧刘备亲到江东拜谒孙权，要求把江东占据的荆州土地划归他来管辖。于是，在如何处理荆州的决策上，江东政权内部出现分歧。周瑜反对借荆州给刘备，主张用美人计把刘备软禁在江东。将军吕范也劝孙权把刘备扣着不放。一场孙、刘两家之间的火并迫在眉睫。只有鲁肃坚持不同意见，反对因土地问题破坏联盟。他认为，曹操的“威力实重”，仍是江东的主要敌人。借给刘备土地，等于为曹操树立一个对手，为自己增加一个盟友，可以分散、转移曹操对江东的兵力，避免被各个击破。借刘备土地，孙权并不情愿，然而鲁肃的分析说服了他。孙权认识到巩固同刘备的联盟是当务之急，也看到采取极端手法对待刘备，不一定能达到目的。他答应将长江以南的南郡土地借给刘备。孙权借地给刘备的事情传到北方，当时曹操正在写文章，这个消息给予他极大的震动，竟然惊得他失手把笔掉在地上。原来，赤壁战后，曹操最担心的是刘孙联盟的继续和巩固。
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江东著名的军事家周瑜病逝。临终前，周瑜推荐鲁肃接替自己的职务。孙权尊重周瑜的遗愿，也相信鲁肃的能力，于是任命他为奋武校尉，并把原属周瑜统率的军队和所享受的奉邑，尽数划归鲁肃掌管。最初，鲁肃驻守江陵，后改屯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鲁肃为人严肃认真，生活俭朴。他治理军队十分强调纪律，讲究一丝不苟。所以部下能够做到“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三国志·吴书·吕蒙传》）。鲁肃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即使在繁忙的军务活动中，他仍然手不释卷，因此无论是谈话，或是写文章，他的见解都要比别人深刻得多。人们公认，鲁肃是继周瑜之后最善于治军、最有谋略的统帅。这一年年底，孙权提升他为偏将军，改任汉昌太守。
建安十九年（214）闰五月，孙权攻破曹军的重镇皖城（今安徽潜山县），取得重大的胜利。鲁肃参加了这次军事活动。
皖城之役不久，西方传来刘备攻陷成都，占据益州的消息，孙权十分吃惊。在赤壁战后，孙权曾有西进益州的打算。为此，他曾写信探询刘备的态度。刘备欺骗孙权说，占据益州的刘璋与他是宗室亲戚，他不会攻打刘璋，也不能坐视孙权攻打益州。刘备还在江陵、秭归等处布设重兵，阻止孙权的军队通过。但不久，刘璋邀请刘备帮助他对付张鲁，刘备立刻留下诸葛亮、关羽守荆州，自己亲率大军进入益州。这是建安十六年的事情。三年之后，刘备与刘璋反目，终于夺占益州。孙权发觉自己受到刘备的捉弄，非常气愤。他派遣诸葛瑾出使益州，向刘备索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回答说，他正攻打凉州，凉州打下后，一定将荆州全部归还江东。孙权知道刘备并没有归还荆州的诚意，又在敷衍他。不久，他委派的三郡新太守也被关羽陆续驱赶回来。孙权决定报复，一面派遣吕蒙等人强行攻取三郡，一面命令鲁肃屯守巴丘（今湖南岳阳），防备关羽的救援。
吕蒙连陷三城，激怒了刘备。建安二十年（215）五月，他亲由益州赶到荆州的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命令关羽率军夺回三郡。鲁肃进驻益阳（今湖北益阳），堵住了关羽南下的道路。关羽是刘备最倚重的大将，虽忠义刚直，但骄矜自信，不善于处理同江东之间的关系。刘备入川后，关羽经常在边界地区制造一些摩擦事件。鲁肃以大局为重，一般都采取忍让、友好的方式进行处理，力求边界和平，避免由此导致联盟的破裂。这次双方陈兵对峙，鲁肃针锋相对，不让关羽在军事上有任何便宜可占。同时，他仍想通过同关羽的说理斗争，维持联盟。因此，他主动邀请关羽到约定的地点进行会谈。鲁肃的部属担心对方下毒手，不愿他同关羽会面。鲁肃劝慰大家，今天的事情，应该当面讲清。刘备是有愧于我们的。谁是谁非没有判断清楚，关羽不敢贸然下手。会谈的时候，双方各把兵马安排在百步以外，鲁肃只带领几个部将，佩挂单刀赴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单刀赴会”，只不过主角不是文艺作品中的关羽，而是鲁肃。关羽说，赤壁之战刘备亲临前线，不能白辛苦一场，得到荆州是应该的报偿，指责江东索要荆州是没有道理的。鲁肃反驳说，当初与刘备在当阳会面的时候，刘备带领的人马比一个校尉领的还少。那时候，你们狼狈极了，只打算远远逃命，对荆州连想也不敢想。我们可怜你们没有立脚之地，不吝惜我们血战取得的土地，借给了你们。刘备以怨报德，占据益州后，还赖着荆州不还。我们只要三郡，你们也不肯答应。作为一个普通人都不肯自食其言，何况像刘备这样的一个领袖人物呢？一席话，把关羽说得面红耳赤，无话对答。恰巧这时，刘备听说曹操要进攻汉中，害怕益州有失，慌忙遣使向孙权求和。孙权也自感兵力不足，取胜把握不大，便同意媾和。双方重新修好结盟，签订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的条约。长沙、江复、桂阳三郡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属刘备。
夺得荆州三郡后，鲁肃仍然与关羽和平共处，并劝说吕蒙不要挑起战争。他认为，只要曹操存在，江东就要受到他的威胁，孙刘两方的敌人是共同的，联盟只能巩固，不能破坏。
建安二十二年（217），鲁肃病故，只有四十五岁。孙权为鲁肃致哀，并亲临他的安葬仪式。远在益州的诸葛亮，也为鲁肃的去世表示哀悼。
鲁肃死后，孙权评价他有二长一短：“子敬东来，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出张苏远矣；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失二长也。”（《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孙权肯定了鲁肃的榻上策和赤壁战前的主战意见，但对借荆州问题进行了翻案。其实，孙权的指责是不公正的。鲁肃始终不渝地坚持孙刘联盟，是因为他看到了联盟的维持与巩固，关系到江东生死存亡的长远利益，这是他目光远大的过人之处。鲁肃一生的活动，证明了他是江东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活动家。
第四节陆逊①初露锋芒陆逊（183—245），三国时期东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
陆逊，本名议，字伯言，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出身于江东大族。父亲陆骏，曾任东汉九江都尉。
陆逊早孤，小时候跟着从祖父陆康在庐江太守任所读书。袁术割据淮南，唆使孙策攻陷庐江。一个多月后，陆康病死。陆康事先把家眷都送回吴县，其子陆绩尚幼，刚刚十二岁的陆逊承担起支撑门户的责任。
青年陆逊是温文尔雅的一介书生。当时，陆绩及其外甥顾邵以博览书传齐名，陆逊、张敦、卜静次之，风声流闻，远近知名。然而，历史的风云际会却把陆逊推上了东吴的政治舞台。陆逊凭借这个舞台，演出了一出有声有色的活剧。
孙策死后，孙权继领其众，“招延俊秀，聘求名士”①。陆逊二十一岁，应召入孙权幕府，历仕东、西曹为令史；稍后，出任海昌屯田都尉，兼理县政。海昌境内连年大旱，他开仓赈济贫民，组织生产自救，缓和了灾情。东汉末年，许多农民因逃避赋役而投靠豪强大族，沦落为依附民；豪强大族为了反抗政府征发、保卫和扩大既得利益，把依附民组成武装队伍②。这类豪强武装依山阻险，被官府称作“山贼”、“山寇”。他们经常扰乱地方，有的豪强集团还与曹操遥相呼应，对抗孙吴政权，成了孙吴政权的心腹大患。针对这种情况，陆逊在海昌任职期间，采取了抑制豪强，安定社会秩序，扩大军队的措施。在孙权的支持下，他召募吴、会稽、丹阳三郡的依附民为兵，进讨会稽豪强大帅潘临。他率领军队深入重山险谷，终于消灭了这支为害多年的豪强武装，他的部曲也因此扩充到二千多人。不久，他又兴兵配合奋武将军贺齐剿灭尤突的豪强武装。事定之后，孙权拜陆逊为定威校尉。
孙权很赏识陆逊的才干，把孙策的女儿嫁给这位年青有为的将领，以结秦晋之好。孙权多次向陆逊征询政见，陆逊献策说：“如今英雄对峙，豺狼觊觎。若要战胜敌人，平定祸乱，没有人数众多的军队是达不到目的的。而目前山寇等旧势力，仍然占据深山险阻，这些腹心之地不安定，就谈不上大展鸿图。因此，当务之急是扫平山寇，取其精锐，来扩充我们的军队。”孙权采纳他的建议，提拔他担任帐下右都督之职。这时，恰巧丹阳地区又发生豪强叛乱事件，豪强费栈接受曹操封号，煽动武装叛乱，充当曹军内应。陆逊奉命讨伐费栈，在敌我悬殊的情况下，他多设营帐，遍布鼓角，虚张声势，以迷惑敌人。然后，他乘夜领兵潜入山谷，鼓角齐鸣，向敌人发起突然攻击，很快镇压了这场叛乱。接着，陆逊检括吴、丹阳、会稽三郡的依附民。以强壮者当兵，羸弱者补户，共得精兵数万人，既打击了地方豪强，也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实力。
智取荆州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②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12页。
陆逊虽然在早期活动中初露锋芒，但并不甚为人所重，直到建安末年的吴、蜀争夺荆州之战，他才终于脱颖而出，成为吴军将领中一位杰出的后起之秀。
荆州地处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建安十三年（208），以曹操为一方，以孙权、刘备为另一方，因争夺荆州在赤壁打了一场大战。战后，刘备占据了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孙权占据了江夏郡和南郡南部。刘备占领荆州大部分地区，既阻碍孙吴势力向西扩展，又威胁着孙吴侧翼的安全，成了孙权的一块心病。从此，吴、蜀争夺荆州的纠纷越闹越大。
建安二十四年（219），蜀汉荆州守将关羽出兵进攻曹操的樊城。当关羽的大军团团围住樊城的时候，镇守夏口的东吴汉昌太守吕蒙突然声称旧病复发，要回京城建业（今江苏南京）治病。吕蒙带着随从，张张扬扬离开荆州，途中路过芜湖。这时陆逊驻兵芜湖，他连忙赶去谒见。一阵寒暄之后，陆逊说道：“吕将军与关羽接境，您走了以后，荆州的局势岂不很令人担忧吗？”吕蒙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足下言之有理，只是我的病情日益沉重，实在无法坚持下去。”陆逊又说：“将军一走，目前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关羽骄傲自大，盛气凌人；这次立了大功，更加得意忘形。他一心只想北进，而对我不疑，这回听说将军有病回建业，必然更是不加防备。如果我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定可以稳操胜券。请将军回到建业面见至尊的时候，与他好好计议一番。”陆逊的这席话不禁使吕蒙大吃一惊。原来，吕蒙病重是假，麻痹关羽、伺机出击是真，这是孙权和吕蒙合演的一出戏，可没想到戏刚出台，就被陆逊识破了。不过军机不可泄露，吕蒙只得佯装无动于衷，他说：“关羽是员猛将，本来就很难与他抗衡。现在他占据荆州，甚得人心，又刚刚打了胜仗，锐气更盛，夺取荆州恐怕不那么容易吧！”吕蒙回到建业，孙权问他：“谁可以代替你？”吕蒙极力推荐陆逊，他说：“陆逊有深谋远虑，可以委以重任；况且他目前名声不大，不是关羽忌怕的人，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于是孙权任命陆逊为偏将军右部督，进驻陆口，接替吕蒙统率孙吴西线军队。
陆逊赴任后，为了进一步麻痹关羽，给关羽写了一封措词十分谦恭的书信。信上说：“将军善于用兵，军纪严明，小举大克，功业何等伟大！敌人的失败，就是我们联盟的胜利，我们获悉喜讯，无不拍手称快，希望能与将军席卷中原，同扶汉室。我是一个很迟钝的人，受任西上，时刻盼望亲聆教诲。”不久，关羽水淹曹操援军，俘虏大将于禁，陆逊又马上去信祝贺说：“将军活捉于禁等人的消息传来，大家赞叹不已，都认为将军的功勋足以流芳百世，即使往昔晋文公城濮的雄师，淮阴侯攻克赵国的谋略，也比不上将军。近来我听说徐晃带领少数骑兵，在一旁窥探。曹操是个狡猾的家伙，或者还会派兵增援，以求一逞。虽然曹军已经疲惫不堪，但也有些骁勇强悍之徒。打了胜仗以后，容易因轻敌吃亏，古人越是打胜仗越是警惕，因此，希望将军集思广益，保证大获全胜。我是一个粗疏迟钝的书生，有幸与将军这样才能非凡、品德高尚的人为邻，很乐意倾诉自己的一孔之见，虽然不一定有用，仅供将军参考。”关羽读了这些信后，觉得陆逊谦虚、诚恳，彬彬有礼，大有投靠自己之意，也就不把他放在心上了。
这时，关羽虽然在前线取得节节胜利，但他的后方却危机四伏。关羽不善团结部下，部下稍有不慎，他粗暴地打骂责罚，引起部下的不满。留守江陵、公安的将领糜芳、士仁因军资供应不及时，关羽声言要惩治他们，糜芳、士仁不堪忍受，顿生异心。这些情报，陆逊都了如指掌。他见破蜀时机已经成熟，立即派人向孙权作了汇报。孙权当机立断，命令陆逊、吕蒙为前部，攻打荆州，他自己也亲率主力，向西挺进。
吕蒙、陆逊兵分两路，直扑关羽的大后方。吕蒙率军攻打公安、江陵；陆逊则长驱直入，攻打宜都郡，刘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弃城溃逃，其它据点长吏和蛮夷酋长都望风投降。孙权以陆逊领宜都太守，拜为抚边将军，封华亭侯。接着，陆逊派遣部将李异，谢旌等领兵三千人，水陆并进，攻破蜀将詹晏，生擒陈凤，又大破其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秭归大族文布、邓凯招聚夷兵几千人，企图抵抗吴军，又被陆逊率军击败。文、邓逃走，蜀军任以为将，陆逊派人诱降，文布终于领兵归降。陆逊指挥的吴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占领了秭归枝江、夷道，守住了峡口，堵住了关羽退回西蜀的大门。当关羽得到消息，勿勿忙忙从樊城撤军的时候，公安、江陵已经被糜芳、士仁献给了吴军。蜀军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疲于奔命，军心动摇。关羽只得领兵退守麦城，最后终于全军覆灭，他父子二人也被吴军杀死了。
在夺取荆州的战役中，陆逊指挥吴军歼敌几万人，孙权十分高兴，提升他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
建安二十五年（220）冬，曹丕篡汉称帝，改元黄初。翌年（221）四月，刘备也在蜀中称帝。与此同时，孙权移镇于鄂，改名武昌。陆逊主张延纳刚刚返回荆州的士人，以扩大孙吴政权的影响，孙权采用了他的意见。
彝陵大捷荆州战后，刘备一直耿耿于怀，他不听赵云等人的劝阻，准备亲自领兵伐吴，再夺荆州。孙权慑于曹魏大兵压境，派人向刘备求和，吴南郡太守诸葛瑾也写信给刘备，劝他捐弃前嫌，共御曹军。但刘备报仇心切，都断然加以拒绝，于是，吴、蜀之间爆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历史上有名的彝陵之战。
这年（221）七月，刘备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出三峡，蜀军前锋吴班、冯习首先攻下巫县，紧接着四万蜀军长驱直下，占领秭归。孙权只得命将出师，迎战蜀军，他拜陆逊为大都督，统率将军朱然、潘璋、韩当、徐盛、孙桓等部五万余人御敌。吴黄武元年（222）一月，刘备到达秭归，命令吴班、陈式的水军沿长江东下，封锁彝陵一带沿江两岸。然后，刘备率领各路大军攀山越岭深入到猇亭，武陵地区的蛮夷等少数民族受到刘备使者的鼓动，也派兵参战。蜀军进展神速，声势浩大，从巫峡到彝陵的长江沿岸，军营连成一片，绵延七百多里。整个形势对吴军十分不利，吴军统帅陆逊面临着严重的考验。陆逊实行战略退却，退守彝陵。他按兵不动，避开蜀军的锐气，不与蜀军决战，而冷静地等待战机。一些吴军将领沉不住气了，纷纷要求出兵，给蜀军一个迎头痛击，陆逊耐心地对他们说：“刘备举兵东下，锐气正盛，现在又居高临下，占据险要地形。我们一时难以攻下；纵然攻下了，也难以全歼敌人。可是如果我们出师不利，就会影响全局，这决不是小事。目前我们只能激励将士，广施方略，静观其变。蜀军驻屯在群山之间，兵力不易展开，时间一长，自当疲惫不堪，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抓住它的弱点制服它。”诸将并不服气，以为他畏惧敌人，心中都愤愤不平。
这时，蜀军在猇亭以南的夷道包围了孙桓。孙桓乃是孙权的侄儿，他派人向陆逊求救，陆逊说：“不能派兵。”诸将说：“孙安东将军是公族，现在被蜀军包围，非常危险，为什么不发兵救授？”陆逊回答说：“安东将军得到士兵拥护，城池坚固，粮食充足，不必为他担忧。等到我的计划实现了，我就是不救他，围兵自然也会解除的。”
陆逊部下的将领，有的是孙策的旧将，久经沙场，资格很老；有的是王公贵戚，地位很高。他们都很傲慢，不肯接受陆逊的节制。大敌当前，这种倾向如果不能及时纠正，后果将不堪设想。陆逊召集诸将，手按着剑对他们说：“刘备闻名天下，曹操尚且顾忌他。现在他就在我们面前，确实是我们的劲敌。诸位都受到国家重用，理应同心协力，共同抗敌。我虽然是一介书生，但受命为全军统帅，主上所以让大家听从我的指挥，是因为我多少还有可取之处，能够忍辱负重。你们都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得违抗命令，军法无情，不可冒犯！”有一次，刘备派将领吴班带着几千名士兵在吴军阵地前面的平地上安营扎寨，向吴军挑战。吴军将领按捺不住，主张出击，陆逊非常沉着，他分析说：“其中必然有诈，等着瞧吧！”果然不出陆逊所料，刘备确实预先在山谷中埋伏了八千精兵，只要陆逊出击，伏兵就会突然包围过来。刘备见吴军没有上当，才把伏兵从山谷中撤出，这时，陆逊对诸将说：“我所以不同意大家出击吴班，是料到敌人一定有阴谋。”诸将稍稍心服。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吴军始终坚守阵地，拒不应战；蜀军无计可施，思想上渐渐松懈了。闰五月，陆逊决定反攻，他上书孙权说：“彝陵是要害之地，国家的西部门户，既容易攻占，也容易失守。丢掉彝陵不只是丢掉一个郡，整个荆州都将岌岌可危，所以我与刘备争夺彝陵，一定要取得胜利。我起初担心刘备水陆并进，而现在他放弃水军，只用步兵，处处结营。据我的观察，他的部署今后也不会出现什么变化，因此至尊可以高枕无忧，不必挂念了。”
当陆逊下令发起进攻时，诸将疑虑重重，纷纷说：“攻击刘备应当趁蜀军立足不稳的时候，现在他们已经深入五、六百里，双方已经相持七、八个月，他们所占据的战略要地都加兵固守了。这个时候再去攻打，一定没有好结果。”陆逊反驳说：“刘备是个狡猾的敌人，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当他的军队刚刚集结的时候，他对各方面都考虑得很周密细致，那时我们不能与他硬拚。现在他们驻扎时间长了，没有找到进攻的机会，士卒疲乏，斗志消沉，又无计可施，这个时候正是我们歼敌的大好时机。”
陆逊十分谨慎，决战之前，他派出一支小部队先作试探性的进攻，攻打蜀军的一个营寨，结果失利了。原来持反对意见的将领说起风凉话：“这是让士兵去送死呢！”陆逊却说：“我已经找到破敌之法了。”此时正值盛夏，蜀军营寨多用木栅构筑，而且地处峡谷，草木丛生，利于火攻。陆逊命令士兵人人带上一把茅草，顺风点火。于是，吴军将士冲入蜀军阵地，放起火来，顿时火势熊熊，蜀军营帐化成一片火海。在蜀军混乱中，陆逊命昭武将军朱然率五千人马突破蜀军前锋，与偏将军韩当的部队共同攻占涿乡（今湖北宜昌西），切断蜀军的退路。接着，陆逊又命振威将军潘璋攻击蜀护军冯习等，他自己则亲率吴军主力，在猇亭向蜀军主力发起进攻。蜀军前锋溃败以后，士气一落千丈。不久，蜀将张南、冯习战死，杜路、刘宁走投无路，被迫投降。蜀侍中马良和少数族首领沙摩柯部也被歼灭。蜀军的四十余座营寨都不复存在了。刘备只好收拾残部，退守彝陵西北的马鞍山。这一仗，蜀军所有的舟船、器械、辎重全都被吴军缴获。陆逊又乘胜指挥吴军从四面进逼马鞍山，消灭蜀军万余人。刘备在夜色掩护下带着少数兵将拚死突围，幸亏驿卒焚烧铠甲，堵塞吴军追路，才逃回了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他又惭愧又愤恨地说：“我竟然被陆逊所欺辱，岂不是天意吗！”所谓天意，不过是刘备的遁词。彝陵之战充分显示了陆逊卓越高超的军事才能，他审时度势，指挥吴军撤退诱敌，以逸待劳，集中兵力，造成有利态势；他谨慎选择时机，该停则停，该打则打，坚决果断，终于一举歼灭蜀军主力，解除了来自西面的威胁。因此，他被孙权拔擢为辅国将军，领荆州牧，改封江陵侯。
刘备逃跑后，徐盛、潘璋等将领主张继续追击蜀军，擒拿刘备。陆逊毕竟是一位有战略眼光，全局在胸的名将，他不忘魏军陈兵边界，蠢蠢欲动，故决计退兵。九月，魏军果然大出，孙吴三处受敌，但因早有准备，所以魏军毫无所获。
不久，刘备病死，蜀丞相诸葛亮辅佐刘禅。此后，诸葛亮与孙权连和，恢复了吴蜀联盟。驻守江陵的陆逊，经常代表孙权与蜀国互通信息。他的府中，有一枚孙权的印章，孙权写信给刘禅、诸葛亮，常先交陆逊过目，不妥之处，陆逊即加修改，再重新封好，加盖孙权的印章。
担任丞相陆逊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黄武七年（228），他被授予假黄钺、大都督，作为元帅指挥九万大军迎击魏大司马、扬州都督曹休，斩获万余人、牛马骡驴车乘万余辆和无数军资器械。黄龙元年（229），孙权称帝，他官拜上大将军、右都护。孙权东巡建业，征陆逊赴武昌辅太子，并任荆州牧及掌豫章、庐陵、鄱阳三郡事。赤乌七年（244），陆逊继顾雍之后任丞相。孙权在所发布的任命诏书中说：“惟君天资聪叡，明德显融，统任上将，匡国弭难。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实兼之。今以君为丞相，使使持节、守太常傅常授印绶。君其茂昭明德，修乃懿织，敬服王命，绥靖四方。于乎！总司三事，以训群僚，可不敬与，君其勉之！其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
陆逊曾经建议扩大军屯，增广诸将屯田面积，以弥补粮食不足，甚得孙权的赞赏。他主张实行德政，缓刑罚，宽赋调。孙权写信对他说：“设立法令，是要遏恶防邪，儆戒未犯的人，没有刑罚以威慑小人哪能成呢！这是先令后诛，使人免于犯法。”孙权还令抄写法律条文送陆逊征求意见。但终因孙吴的法律比较严酷，后来陆逊又上疏说：“臣以为法律严峻，而下面犯法的人仍很多。近年以来将吏获罪者，虽然因为不慎，可加以责罚，但天下尚未统一，我们正在图谋进取，故小过应该宽恕，以稳定下属的情绪。尤其目前军政事务繁多，用人要以才能为先，只要不是不可救药和不能容忍的，都请给予重用，发挥他们的才干。”陆逊反对穷兵黩武，极力劝阻派兵征伐夷州、朱崖和北讨公孙渊等军事行动，提出“育养士民，宽其租赋”的建议。他说：“平乱讨逆，需依赖兵威；农桑衣食，是百姓的本业。而今战争不能止息，百姓蒙受饥寒之苦。臣以为应当育养士民，宽其租赋。”嘉禾六年（237），中郎将周祗奏请在鄱阳召募郡民为兵，孙权以问陆逊，陆逊认为此郡百姓易动难安，不能召兵，周祗固执己见，果然引起鄱阳、豫章、庐陵三郡的动乱。陆逊发兵讨伐，才平定了这场动乱，并选拔精兵八千余人。后来，谢渊、谢厺上书要求“兴利改作”，陆逊奏议说：“国以民为本，强盛出于民力，财富来自百姓。民富国弱，民贫国强，是从来没有的，所以治国者得民则治，失民则乱。不让百姓得利，只要求他们效力，是难以做到的。因此，请圣上降恩，宁济百姓，待数年以后，国家比较富裕，再图改作。”关于“兴利改作”的具体内容，已经不得其详①，从陆逊所说看，可能是对老百姓的巧取豪夺。
孙权性多疑，晚年更甚。他设立中书校事监察各级官吏，而校事吕壹等恃宠弄权，离间君臣，擅作威福，挟嫌报复，且手段又十分残忍，使许多大臣人人自危，敢怒而不敢言。即使是陆逊也不敢尽言直谏，只能与潘濬窃窃私议，相对流涕而已。
陆逊担任丞相后，仍然驻守武昌。这时，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不睦，孙权听信谗言，遂有废黜太子之意。陆逊一再上疏规谏，他说：“太子正统，应有磐石之固，而鲁王为藩臣，他们在尊卑俸秩上当高下有差，这样才能使他们彼此得所，也使上下安定。”他还要求到建业当面申述自己的意见。太子太傅吾粲、太常顾谭也多次上疏辨嫡庶之义，反对废嫡立庶。但是，孙权既不许陆逊还都，又以亲附太子的罪名处陆逊外甥顾谭、顾承、姚信等流徙。太傅吾粲因几次与陆逊通信，竟被下狱处死。接着，孙权连连派遣内廷使者谴责陆逊。赤乌八年（245）二月陆逊饮恨而死，时年六十三岁。
①《三国志·吴书·顾雍传》：“（吕）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所谓“兴利改作”，或如此类措施。
第四章司马懿、邓艾、钟会第一节司马懿①司马懿的家世及其权势的发展司马懿（179—251），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今河南温县招贤镇）
人。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之祖父，被晋朝追尊为宣皇帝。
司马懿的先祖司马钧，东汉安帝时为征西将军，钧子量为豫章太守，孙儁为颍川太守，重孙防为京兆尹。司马防就是司马懿的父亲。司马炎在他的一个诏书称：“本诸生家，传礼来久。”②司马懿排行第二。史书说他“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因此深受南阳太守杨俊、尚书崔琰等人的推重。起初他似乎看不起出身“赘阉遗丑”的曹操，曾拒绝曹操的征辟。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为丞相以后，始用强制手段辟司马懿为文学掾。司马懿在曹操手下任职，小心谨慎，勤勤恳恳，“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他并以支持曹氏篡汉称帝而取信。建安二十四年（219），当孙权向曹操上表称臣、怂恿曹操自立为帝时，司马懿对曹操说：“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当时曹操手下的门阀官僚拥汉者尚多，为曹操所深忌，荀彧、崔琰等著名人物都因对曹氏代汉有异议而不得善终。大概司马懿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早就表示支持曹操，因此曹操才对他由猜忌逐渐转为信任。
曹操称魏王以后，以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佐助曹丕。司马懿和曹丕的关系一直搞得很好，“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与陈群、吴质、朱铄号为四友。”由于司马懿为曹丕“篡汉”出了大力，因此他才一直得到曹丕的“信重”。曹丕代汉称帝后，晋升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向乡侯。曹丕两次伐吴，都以司马懿居守许昌。当曹丕临终时，又令司马懿与曹真、陈群、曹休为辅政大臣，共同辅佐魏明帝曹睿。
曹睿时，司马懿成了魏国的重要谋臣，又掌握军权，担任独当一面的军事首领。他通过防吴、拒蜀的战功，由抚军大将军升大将军，又迁太尉。曹睿临死前，又遗命马司懿与曹爽同辅幼帝齐王曹芳。
曹芳继位以后，司马懿遭到曹爽的排挤，转为没有实权的太傅。曹爽并引用心腹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等专断朝政，来排挤司马氏的势力。司马懿伪装生病，不过问政事，实际上也在暗中布置，准备消灭曹爽势力。正始十年（249）初，司马懿乘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去祭扫魏明帝的坟墓高平陵时，起兵控制京都，发动政变。懦弱的曹爽不敢斗争，在胁迫下向司马懿投降。不久，司马懿以谋反的罪名，杀曹爽及其党羽。从此曹魏的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司马懿的手中，为司马氏取代曹魏奠定了基础。
屯田和军粮的筹措曹魏政权为了恢复北方经济，解决军粮问题，曾经推行包括民屯、军屯①本节材料依据《普书·宣帝纪》者，不另作注。
②《晋书·礼志》中。
两类的屯田制度。司马懿在推广军屯事业上有很大的建树。
约在建安二十三、四年，当司马懿由太子中庶子转为丞相军司马后，就向曹操提出建立军屯的建议。《宣帝纪》称：“迁为军司马，言于魏武曰：‘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纳之，于是务农积谷，国用丰赡。”
曹操采纳这个建议仅一二年就死去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要使军屯走向正规，大规模的铺开推行，当然是困难的。管理军屯的主要官吏——度支中郎将、度支校尉、度支都尉等官员，都是在曹丕称帝后的黄初年间（220—226）设置的。①这说明军屯走上正规是在曹丕时期。
曹魏军屯推行很广泛，但主要基地是设置在边境驻军地区，特别是在和吴、蜀的军事对立地带。曹魏和吴、蜀对立地带的两大军屯基地的开创，都和司马懿有关系。
曹魏和蜀汉的邻近地区，如长安、槐里、陈仓、上邽等地，都设置有民屯和军屯组织。其中，上邦的军屯最著名。这个军屯基地是在太和四年（230）由司马懿上表倡议建立的①，《晋书·食货志》称：“宣帝表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实。”主持具体事宜的是那时的度支尚书、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晋书·安平献王孚传》称：“关中连遭贼寇，谷帛不足，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贼有备矣。”由此可见，上邦军屯是在司马懿、司马孚兄弟的共同筹划下开创的。
太和五年，诸葛亮进攻天水。这时上邽军屯上的小麦已经生长出来，有人主张“自芟上邽生麦以夺贼食”，魏明帝不从，“前后遣兵增宣王军，又敕使护麦”。司马懿与诸葛亮相持，多亏以上邽军屯的小麦作军粮，才取得胜利②。直至正元二年（255），安西将军邓艾又在上邽“为区种之法，手执耒耜，率先将士”③，进行屯垦。这都说明上邽军屯的重要。
司马懿在太和五年屯长安，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开始主持对蜀的战争。为了增强实力，他很重视对关中屯田基地的建设。青龙元年（233），司马懿组织兴修水利，“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舄卤之地三千余顷”，收到了“国以充实”的效果④。青龙三年，关东饥馑，司马懿调运五百万斛粟输京师洛阳，以资救济。可见他在关中储积有大量粮食。曹魏和东吴邻近地带的屯田，主要是在淮河南北。曹操时曾“开募屯田于淮南”⑤，但仅是民屯。正始二年（241），司马懿主持对吴作战时，始与曾为屯田掌犊人、典农纲纪的尚书郎邓艾筹划在淮南淮北创建军屯。第二年，司马懿“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第三年，司马懿又在这一地区“大兴屯守”。《晋书·食货志》记载司马懿、邓艾创建的淮南淮北屯田说：今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分休，且佃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岁完五百万①《三国会要》卷九《职官》上。
①《晋书·食货志》谓此事在嘉平四年，误。此处从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书》。
③《晋书·段灼传》。
④《晋书·食货志》。
⑤《三国志·魏书·仓慈传》。
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土，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逆北临淮水，自锺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泚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司马懿和邓艾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屯垦，对促进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对增加曹魏的财力，支持与东吴的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军事上的才略建安二十四年（219），镇守荆州的蜀将关羽率众攻魏将曹仁于樊（今湖北襄樊市），虏于禁，斩庞德，威镇华夏。时汉献帝都许，离樊城很近，曹操怕失去“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张王牌，欲迁都河北，以避关羽的兵锋。司马懿时为曹操的军司马，他经过认真分析形势后，向曹操建议：“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曹操采纳了司马懿的这个建议，暗地里与孙权拉线搭桥，达成了联合进攻蜀军的密谋。结果关羽在魏吴的联合夹攻下，众叛亲离，一败涂地，荆州全部丢失，连他本人也落个身首异处。由于这一仗的胜利，不仅解除了樊城之围，而且也使诸葛亮原定的一路向宛洛、一路出秦川的两面钳击中原的计划无法实现，对于后来的魏蜀战争影响很大。
魏明帝曹睿时，司马懿长期参与领导对吴作战，对战局有深刻认识。有一天，曹睿向司马懿询问对吴作战的方略，司马懿答：“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堕，破之必矣。”
司马懿于太和五年（231）、青龙二年（234）曾两度领兵在祁山和五丈原抗击蜀丞相诸葛亮的北伐。就双方的情况来说，蜀军有十万人，魏军大约在二十万左右，魏占绝对优势。诸葛亮孤军深入，距离后方基地甚远，而且道路艰险，运输不便，所以军粮供应是一个大问题；魏军的背后就是自己的屯田基地，故粮食充裕。但诸葛亮善于治军，指挥若定，蜀军又经过长期北伐准备，训练有素，故从战斗力来说，魏则逊蜀一筹。在这种情况下，魏如与蜀采取速决战，失败的可能性不小，必胜的把握则无；但若据险坚守，以逸待劳，避免决战，不要多久就能把蜀军拖垮，可稳操胜算。曹魏朝廷对这种情况十分清楚，所以当司马懿领兵往拒诸葛亮时，魏明帝就向他下令：“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掠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①。深谋远虑的司马懿当然洞悉那时的战局，所以他坚定地执行这一作战方针。尽管他的将领讽刺他“畏蜀如虎”，但司马懿仍轻易不与诸葛亮交锋。诸葛亮也千方百计地想引诱魏军出战，甚至把一套巾帼装饰送给司马懿，讥笑他像妇女一样懦弱。司马懿伪装大怒，向朝廷上表请求决战，实际上是想让朝廷出面制止作军事冒险，以压服他手下求战心切的将领。果然，魏明帝迅即派大臣辛毗“杖节为军师”，赶到前线，坚决制止魏军出战。在司马懿这种坚壁不战的方针下，使足智多①《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谋的诸葛亮竟一筹莫展，不能越雷池一步，他的北伐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司马懿的军事才略还表现在他对孟达叛魏和辽东公孙度的平定上。
孟达原是蜀汉的降将，曹丕任命他为新城（今湖北房县）太守。曹丕死后，孟达在诸葛亮的策动下，又欲叛魏归蜀。司马懿时领兵驻宛，他听到这消息后，一面写信给孟达进行假意安抚，一面立即倍道兼行，潜军进讨，仅用八天时间行军一千二百里，赶到了新城郡的郡治上庸城下。起初孟达给诸葛亮的信说：“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司马懿率领魏军提前二十多天迅速赶来，完全出乎孟达的预料，打乱了他的叛乱部署，使他陷于被动地位。当时“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魏军“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只有采取速决战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他一面派兵分拒蜀、吴对孟达的援军，一面亲率主力分八道猛攻上庸城。仅用十六天的时间，司马懿就破上庸，斩孟达，干脆利落地结束了这场战争。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时，公孙度据有辽东。这个割据势力对曹魏政权虚与委蛇，时叛时降，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公孙渊继为辽东太守后，对魏更加不逊。景初元年，魏明帝派毋丘俭率兵伐辽东，反为所败，公孙渊遂自立为燕王，并引诱鲜卑对魏进行侵扰。第二年，魏明帝改派司马懿领兵四万继续伐辽东。在出兵前，他们君臣之间有一段对话：天子曰：“君度其（公孙渊）作何计？”对曰：“弃城豫走，上计也。据辽水以距大军，次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计将安出？”对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豫有所弃，此非其所及也。今悬军远征，将谓不能持久，必先距辽水而后守，此中下计也。”天子曰：“往还几时？”对曰：“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
司马懿率军进入辽东后，公孙渊果然派步骑数万在辽水东岸的辽隧（今辽宁海城县西）坚壁拒魏。司马懿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强渡辽水后，不攻辽东军的营垒，而直指公孙渊的老巢襄平（今辽宁辽阳县北），辽东军大惊，离开壁垒往堵魏军，司马懿纵兵迎击，三战皆捷，辽东军退保襄平，魏军进而围之。时恰逢连日大雨，平地水深数尺，魏军急切不能合围，辽东军利用水势仍可樵采、放牧。魏将欲断其樵牧，司马懿不听，说：“自发京师，不忧贼攻，但恐贼走。今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贼凭众持雨，故虽饥困，未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不久雨停水退，魏军遂完全包围襄平，并“起土山地道，楯橹钩橦，发矢石雨下”，昼夜发动猛攻。公孙渊突围逃跑，被魏军击斩，辽东悉平。
嘉平三年（251），司马懿病死。公元265年，他的孙子司马炎废掉了魏帝，建立起西晋政权。
第二节邓艾、钟会邓艾脱颖而出①邓艾（197—264），字士载，南阳郡棘阳县人②。邓氏曾经是南阳一带的大族，但邓艾的家世已经不能详考。他的父亲早年亡故，撇下孤儿寡母二人。他们生活在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的年代，生活在土地高度集中、豪强兼并剧烈的东汉“帝乡”，日子的艰难是可以想见的。不过，邓艾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征荆州，夺取了南阳，迁徙一批南阳居民到汝南屯田。邓艾时年十二岁，随同母亲被迫迁居汝南郡襄城，沦落为屯田部民，替官家放牛。这个放牛郎颇有点志气，有一次，他在颍川瞻仰了前太丘长陈寔碑，见碑文上镌刻着“文为世范，行为士则”的词句，就自名为范，字士则，立志要有所作为。后来，由于同族中也有人叫这个名字，他才更名为艾，字士载。
在屯田民中，有才学的人寥若晨星，邓艾以才学优异被推荐为襄城典农都尉（相当于县）学士，由此可以担任典农都尉的佐、干等下级官吏，以后如有劳绩还可能逐步升迁，这对于出身卑微的人来说，不失为一条改换门庭的进身之路。可惜邓艾口吃，说话结结巴巴，典农都尉认为他不适于担任重要职务。指派他充当稻田守丛草吏。而这个屯田小吏与众不同，他每见高山大泽，顿时精神抖擞，专心致志地观察地形地貌，说应当从哪儿进攻，往哪儿撤退，在哪儿驻营，头头是道，俨然是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他一本正经的样子，不由得引起旁人的嗤笑。
当时，一个出身贫寒的屯田部民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邓艾熬过了近二十个春秋，总算当上了襄城典农功曹。奇迹终于出现了，襄城典农都尉选举上计吏选中了邓艾，邓艾到洛阳拜见太尉司马懿的时候，又得到这位魏国权臣的青睐，被擢用为太尉府的掾吏，后来进而升任尚书郎。
邓艾脱颖而出了，虽然不免迟了些。
正始（240—249）初，朝廷委派他巡视陈县（今河南淮阳）、项县（今河南沈丘）以东直至寿春等地。他经过认真的实地调查，提出了两项重要建议：第一，开凿河渠，兴修水利，以便灌溉农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疏通漕运。第二，在淮北、淮南实行大规模的军屯。他认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上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屯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费。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①这两项建议都被司马懿采纳并实施了。于是，淮水流域的水利和军屯建设得到飞速的发展。北以淮水为界，自钟离以南，横石以西，至沘水源头①本节材料依据《三国志·魏书·邓艾传》者，不另作注。
②据《晋书·地理志下》荆州条：及（晋）武帝平吴，“分南阳立义阳郡”。可见义阳后立，邓艾原籍当为南阳。
①参见《晋书·食货志》。
之间的四百多里范围的土地上，五里设置一个军屯营。每营六十人，一面屯田，一面戍卫。同时，淮阳、百尺两条河渠也拓宽了，从黄河引水注入淮水和颍水，颍南、颍北修成了许多陂田。淮水流域挖掘了三百多里长的水渠，灌溉农田二万顷，从而使淮南、淮北连成一体。几年之后，从京都到寿春，沿途兵屯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出现了一派繁荣富庶的景象。东南边境一旦有事，魏国大军可以泛舟南下，直达江淮，而且再也不必动员大量人力运送军粮，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江淮军屯获得的巨大成功，初步显示了邓艾的政治才能。
立功淮南、陇右正始四年（243），邓艾出任征西将军府参军事之职，继迁南安太守。嘉平元年（249），蜀将姜维骚扰陇西，邓艾奉命配合征西将军郭淮出兵御敌。两军尚未交手，姜维就掉头撤兵。郭淮下令西击羌人，邓艾建议说：“姜维刚刚退兵，估计并没有走远，或许还可能再来，将军应当分兵驻守，以防不测。”郭淮留邓艾屯兵于白水北岸。不出所料，三天之后姜维部将廖化率军到达白水南岸，与魏军隔河相望。只是蜀军忙于安营扎寨，丝毫没有发动进攻的迹象，邓艾对诸将说：“敌军重来，我军人少，按理他们应该渡河作战，但是他们并不架桥。这是姜维设计牵制我们，使我们不便行动，而他们则乘机东袭洮城。”他果断挥师回援洮城，一夜急行军六十里，赶在姜维的前面进入洮城。当姜维兵临城下，才发觉魏军已经作好准备，因此不敢贸然发动进攻。朝廷以邓艾御敌有功，赐爵关内侯，加号讨寇将军。
此后，邓艾历任城阳太守、汝南太守，迁兖州刺史，进号振威将军。高贵乡公正元元年（254），进封方城亭侯。
这时，司马氏代魏的局面明朗化了。司马懿父子世袭中外要职，集军政大权于一己，擅行废立，屠戮政敌，党附曹魏皇室的将领遂先后举兵反抗。嘉平四年（252），王凌首先发难，据扬州声讨司马懿，兵败自杀。正元二年（255），毋丘俭、文钦又据扬州起兵，佯称奉太后密诏，发布废黜司马师的檄文，率领六万大军渡过淮河，进抵项城。毋丘俭据守项城，文钦在外攻城略地。当毋、文使者送檄文到达兖州，邓艾斩杀来使，而遵奉司马师的命令发兵万余人占领乐嘉，故意摆出羸兵疲卒引诱文钦。与此同时，司马师统率中外诸军向乐嘉衔枚疾进。文钦不知底蕴，乘夜进攻乐嘉，结果大败而逃。邓艾乘胜追击，一口气追出一百多里，直到丘头才停了下来，就地待命。文钦降吴之后，引吴兵北上，吴大将军孙峻扬言将率十万余众渡江。魏镇东将军诸葛诞派遣邓艾据守肥阳，但邓艾以为肥阳距离敌人太远，不是要害之地，不利作战，果敢地移屯附亭，然后派泰山太守诸葛绪与敌人战于黎浆，赶跑了吴军。这一年，朝廷征召邓艾入京任长水校尉，又以功进封为方城乡侯。东南的动乱刚刚结束，陇右前线又传来警报。蜀将姜维率军迂回到枹罕，奔袭狄道。魏都督雍凉诸军事陈泰命雍州刺史王经先行进屯狄道，等待大军到达后一起行动，但是王经的军队在故关打了败仗，又擅自渡过洮水。陈泰见王经不坚守狄道，惟恐有失，急忙统率大军支援。这时王经在洮西再次战败，死亡数万人，只剩万余兵卒退保狄道城，被姜维团团围住。在这个关键时刻，朝廷诏邓艾暂行安西将军之职，协同陈泰救解狄道之围。邓艾火速进军陇右，与陈泰并力打败了姜维，姜维遁还钟提，陇右的局势才缓和下来。于是朝廷正式任命邓艾担任安西将军，加假节、领护东羌校尉。
早在城阳、汝南任职期间，邓艾就很注意农业生产，“艾所在，荒野开辟，军民并丰”。在陇右，他领兵军屯，加强备战。当时旱情严重，他推广区种法，曾经身穿士兵服装，手执耒耜，同大家一起种地。他的行动鼓舞了广大将士，全军上下，同心协力，军屯搞得有声有色。自从姜维退守钟提以后，许多人都觉得姜维力量衰竭，不敢再来，邓艾认为这种情绪十分有害，他说：“我军洮西之败损失很大，军破将亡，仓廪为之空虚，百姓流离失所，陇右几乎失守。因此就目前形势而言，其一，敌人有乘胜进攻的条件，我军实际上比较虚弱。其二，敌军上下熟悉，武器精良；而我军调兵易将，武器装备尚未修复。其三，敌军以船运兵，我军徒步行走，劳逸不同。其四，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四地，我军必须分兵把守，而敌军则可集中兵力专攻一处。其五，敌军如攻南安、陇西，可得羌人粮食的支援；如进攻祁山，我千顷熟麦，顿时化作他们的粮仓。总之，敌人狡黠万分，发起进攻是确定无疑的。”甘露元年（256）七月，姜维果然进逼祁山，听说邓艾防守严密，企图回师由董亭进攻南安，没有料到邓艾早已占据武城山挡住去路，蜀军无法通过。当夜，姜维渡过渭水东进，顺着山势直趋上邽，但是半途中在段谷又遭到邓艾的堵截。两军展开一场激战，魏军以少胜多，蜀军死亡甚众。这是陇右一次重大的战役，蜀大将军姜维因兵败自求贬削为后将军；魏朝廷则下诏表彰邓艾说：“逆贼姜维连年狡黠，民夷骚动，西土不宁。艾筹画有方，忠勇奋发，斩将十数，馘首千计；国威震于巴、蜀，武声扬于江岷。今以艾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进封邓侯。分五百户封子忠为亭侯。”此后，在甘露二年（257）和景元三年（262），邓艾又两次击退姜维的进攻，因而进号征西将军，增加封邑至六千六百户。
景元四年（263），司马昭派遣钟会、邓艾统率大军共十八万人分道伐蜀。钟会党附司马氏与邓艾不同，钟会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
钟会（225—264），字士季，颍川郡长社县人，出身世家大族，父钟繇，官至魏太傅。他幼年天资聪颖，深得其父的宠爱。当时，中护军蒋济号称有知人之鉴，著文说：“观其眸子，足以知人。”钟会刚五岁，钟繇有意让他去拜见蒋济，蒋济故作惊讶地说：“这孩子将来非同一般呀！”一方是为了沽名钓誉，另一方则作廉价吹捧，使一个五岁的幼童身价倍增。
名公之子自然少年得志。正始中，钟会入为秘书郎，以此为进身之阶。
不久，迁任尚书郎、中书侍郎。他党附于司马氏，得到司马师兄弟的信任。司马师废魏帝曹芳，以高贵乡公曹髦代之。曹髦即位时，司马师私下里问钟会：“皇上是什么样的帝王？”钟会意味深长地回答：“文才同于陈思王（曹植），武略类似魏太祖（曹操）。”外为颂扬，实际上是提醒司马师要对曹髦严加防范。
毋丘俭、文钦起兵扬州，司马师召集公卿大臣商议，多数人主张命将出师，而王肃、傅嘏和钟会劝司马师亲征，留司马昭守洛阳。司马师率军出发，用钟会参与军中谋议，典掌军事机密。平定毋丘俭之后，司马师在班师的归途中突然病死于许昌，原来留守洛阳的卫将军司马昭闻讯赶来继领大军，处理后事。这时，魏帝曹髦以东南新定，局势不稳为借口，诏命尚书仆射傅嘏，让司马昭暂时留镇许昌，大军则交傅嘏带还洛阳。这无疑是魏帝乘司马师之死企图向司马氏夺权。钟会不愧为司马氏的亲信，他当即与傅嘏密谋定策：由傅嘏上表，对诏命提出异议，同时请司马诏带兵返回洛阳，对魏帝施加压力。当司马昭率领大军驻屯在洛阳郊外的时候，魏帝曹髦慑于兵威，不得不以司马昭继任司马师原来的职务——大将军、录尚书事。钟会也因功迁任黄门侍郎，受封为东武亭侯，封邑三百户。他衣轻策肥，宾从如云，时时流露出得意洋洋的神色。傅嘏实在看不惯这副轻薄样子，告诫他说：“君虽志气远大，但建功立业艰难，怎么能不谨慎！”
甘露二年（257）五月，扬州爆发了第三次反叛司马氏的事件，主角是征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诸葛诞。诸葛诞亦曹魏党羽，夏侯玄、邓飏等被诛的时候，他庆幸没有受到诛连；王凌、毋丘俭反叛，他还积极参与镇压，但是兔死狐悲，王、毋的下场使他想起来就心惊肉跳。他在扬州收买人心，阴养死士，扩充军队，修筑城防，采取一系列的应变措施。这年四月，司马昭为了防止养痈成患，发诏征召诸葛诞入为司空。当时，钟会在家服丧，听到这个消息，觉得诸葛诞必不能奉诏，如此将激起叛乱，急忙驰马入见司马昭。然而诏命已经发出去了，司马昭以为成命不可复改，且注视事态进一步发展。
果然，诸葛诞接到诏书后，立刻举兵反叛。不过他的气魄还不如毋丘俭和文钦，拥十余万大军而画地为牢，死守寿春城。七月，司马昭挟持魏帝与皇太后统帅大军二十余万东征。钟会守丧不足五个月，也顾不上尽孝道了，匆匆随军出发，为司马昭筹谋画策。诸葛诞降吴，以其子靓为质，乞求吴兵援救。吴派出将领全怿、全端、唐咨、王祚和降将文钦接应，他们乘魏军围城未合，突入了寿春。魏军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诸葛诞等突围不成，外救又不至，城内粮草渐渐不支。正在这个时候，全怿从子全辉、全仪因在建业与家里争讼，带着母亲和数十家部曲渡江降魏，钟会见机会来了，用全辉兄弟的名义给全怿写信，派全辉亲信家人送入寿春城中，信上说孙吴对全怿等人贻误军机不能及时救解寿春之围大发雷霆，下令诛杀诸将家属，所以他们才逃亡出来云云。全怿等人读了信又气又恨，遂领兵出东门投降。后来，城内互相猜忌，诸葛诞杀文钦，文钦二子又出降，诸葛诞也终于城破被诛灭了。这次胜利，计谋多出于钟会。人们把钟会比作张良，司马昭也对他更加信任了。
军还洛阳，朝廷擢升钟会为太仆，进爵陈侯，他一概谢绝，而就任大将军府从事中郎，管记室事。太仆，二千石，贵为九卿之一，但皇帝既为傀儡，九卿也就徒具虚名。而大将军府的记室，才是权轴所在，心腹之任，权欲极盛的钟会当然愿意屈尊而就了。
景元元年（260）末，钟会出任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时有社会名流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阮咸、刘伶七人，世称“竹林七贤”，声名流于遐迩。其中，嵇康名气最大，他是曹氏的姻亲，思想上崇尚虚无，轻蔑礼法，政治上不肯与司马氏合作，拒绝出来做官。他生活困顿，依靠打铁自给；而名气不但不减，反而越来越大，引起了钟会的注意。有一天，钟会命驾造访嵇康，适逢嵇康和向秀在宅中一棵大柳树下打铁。嵇康见了这位达官贵人，一不施礼，二不让坐，自顾低头打铁。钟会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呆立良久，无比尴尬，想要悄悄溜走。这时嵇康说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悻悻然回答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①说罢，拂袖而去。这件事使钟会怀恨在心。同是“竹林七贤”的山涛，政治上站在司马氏一边，他担任吏部郎，期满之后推荐嵇康接任，嵇康听到这个消息，写信与山涛绝交，信中说他不出来做官，有“甚不可者二”：一是“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二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②。司马昭听了非常恼火，钟会阴险地说：“嵇康是一条卧龙，不会出来的。明公可以无忧天下，然而嵇康却很使人忧虑。”不久，一场横祸把嵇康牵连进去了。嵇康的密友吕安受到其兄吕巽的诬告，以“不孝”的罪名锒铛入狱。嵇康站出来为吕安辩诬，钟会又乘机向司马昭进谗言说：“嵇康曾经图谋援助毋丘俭，因为山涛反对才没有得逞。历史上齐国杀华士，鲁国杀少正卯，是由于这些人危害时局，扰乱教化，所以圣贤抛弃他们。嵇康、吕安享有盛名，但言辞放肆，诽谤经典，是帝王所不能容忍的，应当乘此机会杀掉他。”于是司马昭把嵇康和吕安一起杀了。
钟会甘当司马昭的鹰犬，他到处搜寻政敌，陷人于非罪，往往不择手段。在司马氏和曹氏的斗争中，许多名士作了牺牲品。有些人接受了教训，或者缄口不言，或者纵酒自娱，“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就是一个。他喜怒不形于色，不问世事，终日酣饮。司马昭曾拟为子司马炎向他家求婚，而他大醉六十天，司马昭无法开口，只得作罢。这样明哲保身的人，钟会也不放过。钟会多次主动和阮籍搭讪，问以时事，只等阮籍开口，就可以加罪于他。但阮籍每每醉得不省人事，实在找不到口实。有人说见钟会“如观武库森森，但见矛戟在前”①，大概不是过甚之词吧！
钟、邓率军灭蜀景元三年（262）冬，司马昭准备灭蜀，他认为姜维屡扰边陲，祸患无穷，但长期的战争也使弱小的蜀国资力更加衰竭，民众疲惫不堪，灭蜀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朝臣大多以为不可，唯有钟会表示赞同。司马昭根据双方力量对比和地理形势制定了伐蜀计划：他以为蜀国战士有九万人，居守成都与各地不下四万，余下的不过五万人。现在以一部分兵力把姜维率领的大军羁绊在沓中，使之无暇他顾；主力直指骆谷，通过蜀军力量薄弱的地带，奔袭汉中，一定可以取得胜利。司马昭任命钟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出镇长安；又命令青、徐、兖、豫、荆、扬诸州多造船只，扬言伐吴。这时征西将军邓艾连连上疏，认为蜀国未有间隙，不宜加兵。司马昭担心邓艾误事，派出大将军府主簿师纂去担任邓艾征西府司马，传达自己的意旨。翌年五月，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司马昭下令分兵三路大举伐蜀，由邓艾督三万余人从狄道出发，急速进军甘松、沓中，拖住姜维；由雍州刺史诸葛绪督三万余人从祁山出发，占领武街、桥头，切断姜维的退路；再由钟会统领十余万大军分别从斜谷、骆谷、子午谷向汉中挺进；以廷尉卫瓘持节监邓艾、钟会军事，兼行镇西将军钟会的军师。
大军出发前夕，西曹属邵悌求见司马昭，不无忧虑地说：“殿下派遣钟①《晋书·嵇康传》。
②《文选》卷四三《与山巨源绝交书》。
①《晋书·裴秀传附从弟楷传》。
会率领十余万大军伐蜀，依下官愚见，钟会孤身一人，无重要亲眷留洛阳为质，不如另派他人为好。”司马昭笑着说：“这种情况难道我还不了解吗？如今蜀成了天下的祸害，使老百姓都不能安生，征服它本来易如反掌，但大家又说使不得。一个人如果还没有打仗就胆怯，就不会有机智勇敢；没有机智勇敢硬要他去打仗，就只能成为敌人的俘虏。因为只有钟会和我的意见相同，派他伐蜀，一定可以灭蜀，不派他派谁呢？至于灭蜀之后，即使像卿忧虑的那样，他又能有什么作为！他想谋反，有谁支持他呢？蜀的将军、大夫早已吓破了胆，成不了气候；中原将士思念还乡与亲人团聚，也不肯跟他，因此只能自取灭族之祸罢了。卿不必犯愁，也不要再同别人乱说。”
邓艾率军入沓中，派遣天水太守王欣等进攻姜维的营地，陇西太守牵弘在前拦击，金城太守杨欣进至甘松，在后堵截，把姜维紧紧钳制住。当邓艾牵制了姜维重兵时，钟会急速向汉中进兵。这儿是崇山峻岭的秦岭山区，层峦迭嶂、沟壑纵横。牙门将许仪奉命在前修路搭桥，钟会在后面督率大军。有一次过桥的时候，突然桥面上坍塌了一个小洞，钟会乘坐的马恰巧踩在小洞里，差点把他摔下来。他勃然大怒，下令斩杀许仪。许仪是魏初功臣许褚之子，钟会竟不宽宥，将士们都很震惊，无不小心谨慎。
姜维重兵置于西部，当他闻知钟会治兵关中，曾经上表汉主刘禅，奏请以左、右车骑张翼、廖化分兵把守阳安关口和阴平的桥头，以防患于未然。但蜀执政的佞倖黄皓听信巫鬼之言，按兵不动，直到魏军大出，才慌慌张张让廖化驰援姜维，张翼、董厥奔赴阳安关口，协助外围驻军。张、董刚刚开到前线，蜀朝廷又传来命令：诸外围军队皆不得参战，退守汉城和乐城。于是张、董率军西进阴平，听说魏将诸葛绪将从这里到建成，他们就在那儿等待。这样，钟会率领的军队在没有遇到任何阻击的情况下到达了汉中。他以护军荀恺、前将军李辅各领万人包围住汉城和乐城。汉、乐二城的蜀军各有五千人，只管守城，并不出战。钟会径出阳关口，派人祭祀了诸葛亮墓，然后遣护军胡烈等将领前行，攻破关城，缴获了一批粮食、装备。
姜维和邓艾在沓中相持不下，忽然听说钟会已进入汉中，大惊失色，急忙引兵撤退，但魏将杨欣咬住不放，两军在强川口打了一仗，姜维败走。这时诸葛绪又堵住桥头，姜维下令从孔函谷入北道，绕到诸葛绪的背面。诸葛绪闻讯后退三十里，企图阻击蜀军。姜维又退还原地，迅速穿越桥头，才摆脱了诸葛绪的纠缠。回到阴平，他对队伍稍加整顿，准备开赴关城。尚未到达，前方传来关城失陷的消息，他只得退到白水，在这里遇见廖化、张翼、董厥等诸军，然后合兵扼守剑阁。
邓艾追赶姜维到阴平以后，挑选出精悍将士，决定从德阳入江油，经绵阳到达成都。他邀约诸葛绪一起进兵，诸葛绪觉得自己奉命截击姜维，并无南下的使命，遂移兵白水，与驻屯在那里的钟会合兵。钟会为了扩张个人的势力，秘密上表朝廷，诬陷诸葛绪临敌怯懦，畏缩不前。朝廷命令用囚车将诸葛绪押解回京治罪，三万军队配属钟会指挥。
钟会发布檄文，警告蜀国将吏士民：“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发，玉石皆碎，虽欲悔之，亦无及已。”大有一举灭蜀之气概！他领兵进攻剑阁，遇到姜维顽强抵抗。姜维分兵固守险要，钟会久攻不克。而由于运输艰难，士兵乏食，钟会动摇了，打算撤兵。果真如此，则伐蜀之举前功尽弃。邓艾坚决反对，他上书建议说：“现在敌人已经遭到沉重打击，我们只能乘胜前进。可以从阴平出发，由小路经汉德阳亭急进涪县，涪县距离剑阁百里，距离成都三百余里，是敌人的腹心之地。如果我军出奇兵冲击敌人的腹心，那么剑阁的守敌一定会退兵还救涪县，钟会的军队也就可以从容而进了；如果剑阁守敌不救涪县，那么敌人在涪县对付我军的兵力就少了。兵书上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我军突然袭击敌人的薄弱环节，攻破涪城是有把握的。”
十月，邓艾率兵进入蜀军不曾设防的阴平山区。沿途七百里杳无人烟，处处是悬崖深谷，奇峰突起，怪石嶙峋。将士们凿山开道，在陡峭的悬崖上修筑栈道、架设桥梁。邓艾身先士卒，上山的时候手攀树木，足蹬峭壁，艰难地往上爬；下坡的时候用毛毡裹着身体，从上面往下滚。半路上粮食快吃光了，全军濒临绝境，但是他们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了。在经历千辛万苦之后，他们如神兵天将，突然出现在江油蜀军的面前。江油蜀军守将马邈不战而降。接着，他们又进入连绵一百五十里的左担道，继续前进。这段山道极其狭窄，人们左肩担担行走，路上竟不能换肩，左担道即由此而得名。
蜀平尚书事诸葛瞻率兵抵御魏军，驻屯涪县，不再前进。部下黄崇再三提议派兵据守险要地形，不可让魏军进入平原地带，诸葛瞻固执不从。因而邓艾得以长驱直入，打垮了诸葛瞻的前锋。诸葛瞻溃败一百多里，退守绵竹。邓艾派人送信劝降说：“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①。诸葛瞻大怒，斩杀来使。邓艾派子忠攻蜀军右翼，司马师纂攻左翼。初战不利，邓忠、师纂退兵回营，对邓艾说：“敌人还不可击。”邓艾怒气冲冲地叱责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了，哪里有什么不可攻击的道理！”下令把二人推出去斩首，二人只得重新披挂上马，拚死一战，终于大破蜀军，杀死了诸葛瞻和尚书张遵等，攻下绵竹。
绵竹陷落后，蜀军全线崩溃，邓艾督军进抵雒城。魏军突然逼近，蜀国君臣毫无准备，朝野乱作一团，老百姓也纷纷出城避难。懦弱无能的刘禅束手无策，经不起光禄大夫谯周的一再劝说，派侍中刘绍捧着蜀天子玺绶到雒县向邓艾请降。
邓艾入成都，在军营门前举行了受降的仪式。刘禅亲自带领太子、诸王和群臣六十多人来到军营前，每个人都双手反绑，还让人抬来一口棺材，表示罪孽深重，情愿受死。邓艾手执符节，上前替刘禅诸人松绑，下令焚毁棺材，表示接受刘禅的投降并宽宥他的罪过。军队进城后，邓艾传令将士不得掳掠，安抚百姓，使各操旧业，受到蜀人的拥护。
曹魏灭吴，是结束自东汉末年以来分裂局面，重新实现祖国统一的重要步骤。灭蜀之役，邓艾之功不可没。但是，谁曾料到，等待他的竟是灭顶之灾。
邓艾蒙冤与钟会叛乱在巨大胜利面前，邓艾头脑有些不冷静了，他擅自循后汉将军邓禹之例，宣称承制，任命大批官吏。他拜刘禅为行骠骑将军，蜀太子、诸王为驸马都尉；委任原蜀汉各级官吏为朝廷命官，或者命为自己的下属；还任命师纂领益州刺史，牵弘领蜀中郎将等等。他派人去绵竹，收埋魏、蜀死亡的将士，在上面垒起高台，这就是所谓“京观”，用以宣扬自己的武功。他又在蜀士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子瞻附传》。
大夫面前自吹自擂，得意非凡地说：“诸君幸而遇见了我邓某，因此才有今天呢！要是碰上吴汉之流，早就没命了。”又说：“姜维确实是当代的一位好汉，只是遭遇我邓某，才走投无路。”而这些，成了野心家钟会置他于死地的口实。
当邓艾的大军逼近成都的时候，姜维才匆匆逃离剑阁，向巴郡方向撤退，钟会也才进军涪县，派遣胡烈等将领去追赶姜维。后来，已经归降邓艾的刘禅敕令姜维向钟会缴械投降。姜维知大势已去，只好放下武器，送交节传给胡烈，自己到涪县投降钟会。钟会大喜，迫不及待地上表向司马昭表功，表上说：贼姜维、张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辄遣司马夏侯咸、护军胡烈等，经从剑阁，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参军爰■、将军句安等蹑其后，参军皇甫辍⒔??趼虻却痈⒛铣龀迤涓梗?季莞⑾匚??魇圃?Ｎ?人?巢狡锼摹⑽逋蛉耍?Ъ桌鞅???ㄌ罟龋??倮镏惺孜蚕嗉蹋?臼哑渲冢?焦於?鳌３茧废獭㈥等令分兵据势，广张罗网，南杜走吴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绝越逸之径，四面云集，首尾并进，蹊路断绝，走伏无地。臣又手书申喻，开示生路，群寇困逼，知命穷数尽，解甲投戈，面缚委质，印绶万数，资器山积臣辄奉宣诏命，导扬恩化，复其社稷，安其闾伍，舍其赋调，弛其征役，训之德礼以移其风，示之轨仪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怀逸豫，后来其苏，义无以过。钟会的一派花言巧语博得了司马昭的欢心，遂进位司徒，封县侯，增邑万户，其子二人也都封为亭侯，邑各千户。也就是从这时候起，耿直的邓艾反而遭到司马昭的猜疑。当时，邓艾写信给司马昭说：兵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使用，且徐缓之；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治，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刘禅以致孙休，安士民以来远人，若便送禅于京都，吴以为流徙，则于向化之心不劝。宜权停留，须来年秋冬，比尔吴尔足平。以为可封禅为扶风王，赐其资财，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坞，为之宫舍。爵其子为公侯，食郡内县，以显归命之宠。开广陵、城阳以待吴人，则畏威怀德，望风而从矣。
邓艾不骄矜、不伐功，一心一意筹画灭吴之策，他的种种建议实具远见卓识。然而他擅自承制拜官，已经惹得司马昭大不高兴，这里又提出留兵蜀中，岂不引起司马昭的满腹狐疑。司马昭让监军卫瓘告诫邓艾说：“有事应当报请，不应独断专行。”邓艾不以为然，上书申辩说：“我奉命远征，按照朝廷的方略办事，征服了蜀国。关于承制任命代理官吏，是为了安定社会秩序，自谓是符合一时的需要。目前蜀国率众归降，其土地南极南海，东接孙吴，应当及早稳定下来。如果等待朝廷的命令，因为路途遥远，恐怕耽误太久了。《春秋》大义说，大夫出了边界，只要有利社稷安定、国家发达，是可以专权处置的。现在孙吴还没有宾服，其势连蜀中，所以不可拘泥于常规而丧失良机。《兵法》说，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臣虽然没有古人的高风亮节，但也不敢只顾虑自己而损害国家的利益。”
钟会自从接受姜维投降以后，对待蜀降将很宽厚，对待姜维更是亲切友好，他把姜维等将领缴交的印信符节都发还给他们。姜维慢慢觉察到钟会怀有野心，有一次，他旁敲侧击地试探说：“君侯自淮南平叛以来，运筹帷幄，从未失策，司马氏的强盛，都是君侯之力。今日君侯又平定蜀国，威德震动天下。民众颂扬您的功绩，但主帅却感到恐惧。这样，君侯还能够安全回去吗？不如效法陶朱公泛舟江湖，隐姓埋名，尚可以保全功名性命。”钟会说：“你扯得太远了，我做不到，况且也不止这一条路吧！”姜维又说：“其它办法君侯自然可以考虑到，不必老夫多言了。”话中有话，耐人寻味。这二人各自打着主意，相互利用；出则同车，坐则共席，关系越来越密切了。钟会对长史杜预说：“以姜维和中原的名士相比，诸葛诞、夏侯玄都超不过他。”钟会野心骤然膨胀，阴谋造反，而谋反的最大障碍是邓艾。他借邓艾擅自承制为口实，反诬邓艾谋反，秘密向司马昭告发，又派人截获邓艾送往朝廷的章表文书，而模仿邓艾笔体，写一些不恭不敬，矜功自伐的词句以激怒司马昭。咸熙元年（264）一月，朝廷诏命押送邓艾回京，为了预防邓艾举兵反抗，司马昭又命令钟会率领大军入成都。诡计多端的钟会明知监军工瓘兵少，却故意派他先进城收捕邓艾，企图借邓艾之刀杀掉他，然后再杀邓艾。卫瓘虽然知道钟会的用心，但军令不可抗拒，遂乘夜进入成都，传令邓艾手下将领，说：“我奉诏收捕邓艾，其余一概不问。你们如果归顺官军，爵赏不变；敢不归顺，则诛及三族！”到了鸡叫的时候，邓艾的部将都先后归顺卫瓘，营帐里只剩下邓艾一人。天刚亮，卫瓘乘坐使者专车，来到邓艾的住处，邓艾还没有睡醒呢！卫瓘抓住邓艾父子，关入囚车。邓艾的部将不相信自己的统帅谋反，计议劫夺囚车，他们全副披挂涌到卫瓘营帐前，卫瓘很镇静，独自出来接见他们，装着同情的样子，表示要上表为邓艾申张正义，这些将领也就相信了。
一月十五日，钟会进入成都，差人押走邓艾。这时，钟会麾下有魏、蜀军队二十余万，他越想越觉得自己功名盖世，再也不能受制他人了。于是计划派姜维督率蜀兵担任前锋，自己统帅大军继发长安，然后骑兵从陆路、步兵从水路，水陆并进，五日可达孟津，再会兵洛阳，这样，天下就是自己的了。正当他想入非非的时候，司马昭派人送来书信，司马昭说：“恐怕邓艾不肯奉顺，今派遣中护军贾充率步骑万人直入斜谷，屯驻乐城。我本人率领十万大军在长安，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钟会大吃一惊，对亲信说：“如果只为取邓艾，司马昭知道我自己就能办到。现在带来重兵，必定是觉察到我有异常了，我们只有快点动手。事成可以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也不失当刘备！”
第二天，钟会召集护军、郡守、牙门骑督以上和原蜀国的官吏，会集蜀国朝堂。他宣布为皇太后举哀，向大家出示伪造的太后令他起兵废司马昭的遗诏。但他又作贼心虚，随后把他们都关了起来，又关闭成都城门和蜀宫门，严兵把守。诸军将领也都换成他的亲信。监军卫瓘这时诈称病重，卧床不起，钟会就更无所忌惮了。
钟会有一个帐下督名丘建，本是胡烈部属，胡烈推荐给司马昭。钟会出兵，请求以丘建自随，甚加信用。丘建怜悯胡烈独自一人被关押在房里，求钟会允许有一个亲兵去端水端饭。因此，其他牙门也都援例各带一个亲兵。胡烈哄亲兵说：“丘建密传消息：钟会已挖好大坑，削好数千枚白棒。准备叫外面的士兵进来，每人赐给一顶白■帽，拜为散将，让他们打死我们，埋入坑中。”他还把同样内容写在一张条子上传给在军营中的儿子胡渊。一夜之间，这个消息在各军中都传遍了，大家人心惶惶，害怕一打起仗就回不了家了。
十八日中午，军营中突然鼓声大作，胡烈军营的士兵首先哗变，胡渊带头冲出。紧接着，各军也鼓噪而出。虽然无人督促，而大队人马如波涛激荡，争先恐后朝着城门涌动着。这时钟会正在给姜维部发放铠甲器杖，卫兵进来报告说，外边声音嘈杂，好像是失火了。一会儿，卫兵紧急报告，有很多士兵正向城门跑过来。钟会大惊，感到事情不好，对姜维说：“这些兵来者不善，怎么办？”姜维说：“只有打了。”钟会一面派兵去杀掉关押的牙门、郡守，一方面让大家用木头顶住城门。愤怒的士兵奋力砍门，一时不能破门。但没多久，有的士兵架梯登城，有的士兵放火烧城屋；人群如蚂蚁成群，飞箭似雨点密集，大群的士兵冲进城来，而被关的牙门、郡守也纷纷跑了出来，双方会合，将姜维、钟会团团围住。姜、钟困兽犹斗，杀死五、六人，但寡不敌众，被蜂拥而上的士兵们乱刀杀死了。钟会的将士死者有数百人。城内乱成一团，直到装病的卫瓘出来主事，才逐渐安定下来。
钟会一死，邓艾本营的将士追上囚车，救出邓艾，准备迎还成都。但是，这一行动不仅未能洗刷他的冤枉，而且断送了他的性命。卫瓘参与构陷邓艾，惟恐邓艾报复，派遣护军田续领兵在绵竹西的三造亭偷袭，斩杀邓艾及其子忠。邓艾死后，其在洛阳的家属都受到株连，其子悉数被杀，妻及孙子流徙西域。这桩沉冤直到西晋泰始九年（273）才得以申雪。如西晋段灼所说：“钟会忌艾威名，构成其事。忠而受诛，信而见疑，头悬马市，诸子并斩，见之者垂泣，闻之者叹息！”
第五章晋武帝、张华、羊祜、杜预第一节晋武帝①晋武帝司马炎（236—290），字安世，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西晋开国皇帝，谥号武皇帝，史称晋武帝。
坐享父祖之业温县司马氏是汉魏时期的名门望族。司马炎祖上的很多人在汉世担任过高级官吏。祖父司马懿入仕曹魏，历曹操、曹丕、曹睿、曹芳四世，先后任相府主簿、御史中丞、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等职。嘉平元年（249）正月，司马懿乘魏帝曹芳和执掌朝政的大将军曹爽离开洛阳拜祭高平陵（曹睿陵墓）之机，假借皇太后的命令，突然发动政变，杀死曹爽及其亲信，开始操纵大权。此后，司马懿一面在官僚、士族之中搜罗党羽，一面用残酷的手段消灭曹魏王室势力。嘉平三年（251）司马懿病死，司马炎的伯父司马师继续执政。司马师废掉皇帝曹芳，另立曹髦，并亲自带兵击败镇东将军毋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的联军反抗。正元二年（255）司马师死，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始专国政。司马昭除在朝内进一步清除拥曹力量外，还派军队镇压了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制造的兵乱。甘露五年（260）司马昭授意党羽贾充、成济将曹髦杀死，改立曹奂为新的傀儡皇帝。景元三年（263）春，司马昭兵发三路进攻蜀国。在捷报频传的时刻，司马昭加紧废魏自立的准备工作。当年十月，他担任相国职务并晋位为晋公，接受“九锡”（古代帝王为尊崇礼遇有大功的臣下而赐予的车马、衣物、卫兵等物，共九项。在后世，受九锡已成为权臣篡位前的必要程序）。次年七月，司马昭胁迫魏帝晋升他为晋王，同时命令党羽荀彧、贾充、裴秀分别主持制定礼仪、法律和官制，并在封国之内开始设置百官，王室子孙爵命皆如帝者之仪。至此，司马氏代魏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咸熙二年（265）八月，正准备称帝的司马昭突然病死。于是，改朝换代的主角便改由晋王的世子司马炎扮演。
虽然司马炎在司马昭的诸子中处于嫡长子的地位，但是他的世子权力却来之不易。这是因为司马昭更为喜爱学识渊博有才能的次子司马攸。司马昭将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为子，表示天下是景王（司马师）打下来的，将来的王位自然应该归属司马攸。司马炎极力拉拢、巴结父亲身边的要臣，通过他们为自己说好话、作手段，才终于在司马昭死前三个月正式被确立为世子。在此之前，司马炎曾在曹魏政府中担任过给事中、奉车都尉、中垒将军加散骑常侍、中护军、假节、中抚军等职务，初封爵为北平亭侯，后改封为新乡侯。在取得世子名位的同时，魏帝又授予他抚军大将军、开府、副贰相国等职。等到司马昭去世，司马炎遂继为相国和晋王，总揽全**政大权。
咸熙二年年底，曹奂屈从臣下的压力，同意禅让帝位于晋王。这年十二月（266年1月），司马炎在满朝文武的反复劝进之下，正式即皇帝位，更国号为晋，改元泰始。退位的魏帝被司马炎封作陈留王，从洛阳徙至邺城，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武帝纪》，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曹魏亡国。这一年，司马炎三十岁。
改章易制，多所变革司马炎称帝后，总结前代亡国的教训，认为曹魏政府束缚、防范宗室，导致皇帝孤立无援。为了屏卫皇室，司马炎实行五等封爵之制，把大批同宗的叔侄弟兄封作王。即位之始一次封王二十七人，以后又陆续增封，总计达五十七王，并允许诸王自选王国内的长吏。司马炎还委任几位宗王统领重兵，出镇许昌、邺城、长安等处的战略要地，用以拱卫首都洛阳。宗王出镇是司马炎加强宗室权势的重要措施，对以后西晋的政局影响极大。由于凭借朝臣、士族的支持，司马炎才得以建立西晋政权，所以对拥戴有功的大臣和世家大族极力照顾。比较突出的是，他为防止功臣之间为官职高下而引起纷争，杂糅上古及汉代“三公”的名目，在中央政府设置品级极高的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等职，号称“八公”，成为历史上鲜见的因人设官的典型。此外，他对臣下也大加分封，前后受封的异姓公侯多至五百余人。按照规定，各等封爵的食邑标准是被封地区民户全部赋税的十分之一，后又扩至三分之一。
西晋立国之初，年富力强的司马炎雄心勃勃，意欲有所作为。泰始元年、二年他先后颁布过一些旨在移风易俗、革除前朝弊政的措施：1、撤销对曹魏宗室和汉朝宗室的督军，宣布解除对他们的禁锢。2、罢除曹魏政府对出镇、出征将士留取人质的法令。3、恢复被曹魏废止的谏官制度，并把象傅玄、皇甫陶这样清正敢言、有才能的官吏委任为谏官，以广闻博见，开直言之路。4、提倡节俭。他把原御府的珠玉玩好之物分赐臣下，自己不留。又下令削减各郡国政府对皇室的贡调，禁止乐府排演开支较大的靡丽百戏，停止有司制作各种游戏田猎的器具。此外，在用人方面司马炎尽量不计旧怨，启用某些原属于曹魏集团的官吏。太常丞许奇的父亲许允因参与魏主废黜司马师的密谋，事泄被杀。司马炎认为许奇有才，不顾别人反对，把他提升为祠部郎。以后，他还选用了一批原在蜀汉政府任职的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学者谯周、文立等人以及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
泰始四年（268）正月，司马炎批准颁行新律。这部晋律因初施于泰始年间，故史称《泰始律》。
《泰始律》从咸熙元年（264）开始编修到是年完成，前后共费时二年半。修律的名义主持人是贾充，著名的学者羊祜、杜预等十四人参与了制定工作。与新律同时完成的，还有张斐、杜预为泰始律所作的注解一部。全部律文共有“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加上四十篇全文，“凡律令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晋书·刑法志》）。
《泰始律》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法典。它对汉魏旧律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造整理，使其更加简约完备，成为巩固西晋地主阶级统治的有力工具。《泰始律》对后世影响很大，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法律无不打上它的烙印。它的体例比较严谨，虽然律文的篇目比旧律大为增加，但其条目却比旧律省减了两千有余，确实克服了旧律错杂重出的弊病，有简便易行的优点。《泰始律》比前代律令的内容有所放宽。它“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对女子的判处也有从轻从宽的用意。《泰始律》的这些变化，使其在实行中能够起到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用，有利于巩固司马氏的江山。另外，《泰始律》比汉魏旧律远为完善准确。它首次把作为规章制度的“令”与刑法典的“律”正式区分开来，并注意到犯罪与违法行为的界限，对加减刑、累犯加重和数罪并罚等制度也十分强调。
司马炎非常重视《泰始律》的颁行。他让尚书郎裴楷执读，亲临殿堂为臣下讲解，并接受侍中卢珽、中书侍郎张华等人的建议，将新律有关死罪的条目誊抄出来，张悬在各地的亭、传给老百姓看。
在颁行新律的同月，司马炎命令杜预草拟官吏黜陟的办法。杜预建议在各部门设置主持考课的官吏，逐年对考课对象进行评定，然后根据他们在六年任期中成绩的优劣予以升降。他特别强调，对不称职的人不能过分宽容。杜预制定的考课办法虽然比较合理，但是司马炎还是把它否定掉了。这是因为，西晋政权是司马氏与其他士族的联合专政，司马炎为了稳固帝位，就不能不想方设法地照顾功臣勋贵和士族的利益。只要不直接威胁他的统治，司马炎对他们一律取放纵包庇的态度。上一年，以山涛为首的达官贵人强占官田，为司隶校尉所弹劾。司马炎避贵施贱，只把参与其间的一个县令处决，而对山涛等人一概赦免不问。如果认真实施杜预制定的考课法，必然触犯许多士族的利益，就会出现司马炎所不愿看到的一些结果。
这年九月，司马炎解除了镇戍淮南的大司马石苞的兵权。石苞靠投靠司马氏集团起家，是西晋王朝的开国元勋。他曾参与平定诸葛诞的兵变和劝说魏帝禅让而有功于司马炎。自从平定诸葛诞以后，石苞一直代镇淮南，已达十一年之久。淮南驻军士马强盛，靠近东吴前线，石苞又久著威名，这使司马炎十分不安。司马炎虽然在政治上经济上优容功巨勋贵，但是绝不允许他们控制重兵，构成对政权的威胁。恰巧，石苞与淮北监军王琛不合。王琛密表洛阳，声称石苞私通东吴。同时，荆州刺史胡烈也上表说，东吴人准备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石苞听到风声后已开始筑垒遏水进行设防。一连串的消息加深了司马炎的疑虑。他对羊祜说：每次吴人进犯，常东西相应。这次偏师北上，难道石苞真要造反吗？于是司马炎以“不料贼势，劳扰百姓”的罪名将石苞免职，并派出宗室司马望率领大军开赴淮南，以防不测。石苞预先知道消息，主动放弃兵权，到寿春的都亭等候处理。司马炎这才松下心来，对石苞不再追究。
司马炎解除石苞的兵权，除出于对石苞的戒心，还有比较长远的战略安排。当时，江东的孙吴在暴君孙皓的统治之下，早已危机四伏，国力日衰，人心思乱。这一有利形势为西晋灭吴统一全国提供了可能。司马炎决心加强对南线的军事部署，着手进行灭吴的准备工作。泰始五年（269），他把才识出众的尚书左仆射羊祜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的职务，坐镇襄阳（今湖北襄樊）；把镇东将军卫瓘从徐州调往青州，改派宗室司马伷为都督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
羊祜虽然不是司马氏的宗室，但却是司马师的内弟、西晋皇室的重要外戚。晋国初建，羊祜曾与荀勖共掌机密，后又为中领军，统领王国卫队。司马炎受禅后，他以尚书左仆射之职兼卫将军，仍是执兵之要，事兼内外。羊祜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到襄阳后，他努力安定民心，减轻赋税，采取各种办法，加强军事物资的储备，使晋吴对峙的局面不断向有利于西晋方面转化。河西之乱与平吴决策泰始六年（270）六月，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秦州刺史胡烈镇压失败，被杀。
汉魏之际，鲜卑拓跋族的一支由部落酋长秃发匹孤率领，从塞北迁到了河西，历史上把这支鲜卑人称作河西鲜卑。河西鲜卑活动的区域，大致“东至麦田（今甘肃靖远县）、牵屯（今宁夏固原县），西至湿罗，南至浇河（今青海贵德县），北接大漠”（《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已同汉人杂居。司马炎担心河西鲜卑不易驾驭，特地从雍、凉、梁三州中分出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和阴平六郡组成秦州，把在西部颇有能名的胡烈委任为秦州刺史，以达到镇抚的目的。
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是因受到汉族统治者歧视引起的。在灭蜀战斗中，凉州兵立有大功。战后论功行赏，五千鲜卑健儿没有得到与汉人一样的赏赐，遂铤而走险。杀死胡烈后，秃发树机能又吓退坐镇长安的司马亮派来援救秦州的大军。
河西败报传来，司马炎非常震恐。他免去司马亮都督秦、凉州诸军事的职务，改派另一宗王司马骏接替他镇守关中。司马炎又任命尚书石鉴都督秦州诸军事，负责平定河西鲜卑动乱。石鉴到达秦州，强令与他有芥蒂的新任秦州刺史杜预出兵，遭到对方的拒绝。杜预向石鉴提出比较稳妥的攻战方案，石鉴不予采纳。他一面逮捕杜预，一面亲自带兵与秃发树机能交战，结果仍大败而归。
秃发树机能的兵力越战越强，周围地区的少数民族受到鼓舞纷纷起兵反晋。泰始七年（271）四月，凉州的北地胡人造反，与秃发树机能合谋袭击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将凉州刺史牵弘诱至青山击杀。
西方战事日趋紧张，司马炎深感忧虑。侍中纪恺给他出主意说：只有安排象贾充这样有威望有智谋的人亲自挂帅，战乱才能平息。司马炎觉得很有道理，随即任命贾充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开赴西部战场。当时，贾充官任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是朝内最有权势的臣下，素有宰相之称。贾充与侍中兼中书监荀勖、越骑将军冯紞等人朋比为奸，操纵朝政。任恺是他们的反对派，推荐贾充西行，目的是使他远离朝廷。贾充不愿此行，求计于荀勖。荀勖劝他与太子结亲。贾充等人买通了皇后杨氏，又在皇帝面前大造舆论，终于使司马炎答应了以贾充之女贾南风为太子妃的亲事。碍于亲家的面子，司马炎就不再提及挂帅之事，贾充由此而免去了西征之苦。
这时，被司马炎派到南方主持荆州军事的羊祜也遇到强硬的对手：东吴西线军事的主帅已由陆抗出任。陆抗为东吴名将陆逊之子，本人也是个出色的军事家。陆抗上任不久，便攻破西陵（今湖北宜昌），将献城降晋的步阐击杀，并打败羊祜等人率领的援军。羊祜知道灭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遂一面继续积蓄力量，一面以信义对东吴边界军民施加影响，等待时机。
泰始十年（274），陆抗病死，东吴西线的防御能力明显下降。羊祜开始筹划南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方案。咸宁二年（276）十月，羊祜给司马炎上表，请求伐吴。羊祜认为，西晋灭吴的条件比当时灭蜀的条件远为成熟，只要司马炎肯下决心，平吴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羊祜的建议遭到贾充、荀勖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以秦、凉地区的动乱尚未平定为理由，极力阻挠南进。羊祜再次上表陈述早日发兵的原因，然终未能获得司马炎的同意。
司马炎不能下定灭吴的决心，除因西部动乱外，还有他分封诸王以屏卫皇室的计划没有完全实现的因素。自泰始分封以来，司马炎没有认真要求诸王就国，多数宗王留官或留居洛阳，也有部分宗王出任都督。咸宁三年（271）七月，司马炎接受卫将军杨珧等人的建议，始命令诸王就国。他按照户邑的多少，把王国分为三等。“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晋书·地理志》）由于诸王贪恋京师的奢华生活，都把就国看作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史称“皆涕泣而去”。这些懦弱无能的宗王在以后的政治事变中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司马炎所预想的目的并未实现。在命令在京诸王就国的同时，司马炎对于“诸王为都督者，各徙其国使相近”（《资治通鉴》卷八十）。由于这一部分宗王“出拥旌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晋书·汝南王亮传序》），既能持节掌握一方军政，又能操纵左右中央的朝权，权力过重，野心膨胀，遂在司马炎死后酿成了“八王之乱”这样空前的历史大悲剧。
咸宁四年（278）六月，羊祜病重，要求入朝面陈灭吴大计。司马炎允许他乘车上殿，不行参拜之礼，对于他的意见也表示愿意听取。后来羊祜在病榻上要前来探病的中书令张华转告司马炎说：吴主孙皓暴虐异常，现在出兵可以一举成功。如果孙皓死掉，吴国另立有为新主，我们再有雄师百万，也难渡长江天险了。羊祜的话，确实对司马炎震动很大。他要求羊祜卧护诸将，带病出征。羊祜表示，灭吴战争不一定非他指挥不可，他可以推荐一个能够胜任这一职务的人选。当年十一月，羊祜病故。临终前他举杜预代替自己。杜预以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职务到达襄阳后，以离间计诱使孙皓撤换了对晋军有威胁力的西陵总督张政。孙皓在临战之前的将帅移易，造成以后西线吴军的迅速崩溃。经过一段时间部署之后，咸宁五年（279）八月，杜预向司马炎上表请求伐吴。司马炎答应明年准备出兵，但杜预反对说，东吴西部的兵力已调空，这是大举进攻的最好时机，如果给孙皓以喘息时机，很可能要功亏一篑。这时，益州刺史王濬也上书请战。他在益州为准备灭吴大造舰船，至此已有七年。王濬说，他造的船有的已开始朽烂了，自己年纪已到七十，死亡无日，实在不愿再白耗光阴，请求皇帝切勿坐失良机。
司马炎被说服了，开始倾向及早伐吴。但是一到贾充等人搬出种种理由反对时，他又迟迟疑疑下不了决心。他把中书令张华找来对弈，以条理思绪。恰巧杜预的又一份请战奏疏送到，一直主张灭吴的张华把棋局一推，说什么也不肯下了。他极力催促司马炎当机立断，在这种形势下，司马炎终于同意立即对吴采取军事行动。贾充等人听到消息又赶来争吵，惹得司马炎发起火来，他们才不敢再唱反调。
咸宁五年（279）十一月，司马炎命令张华为度支尚书，主持灭吴大局，掌管漕运粮饷。同时，他发布诏书，下令以六路大军，二十万众，大举进攻吴国。这六路是：镇东将军司马伷出涂中（今安徽滁河流域）为第一，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今安徽长江以西）为第二，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为第三，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为第四，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为第五，龙骧将军王濬等率巴蜀水军，顺江而下为第六。
十分滑稽的是，司马炎选定的平吴主帅竟是贾充。贾充虽反对此次用兵，但却是司马炎最亲信的大臣。贾充上表推辞，司马炎威胁说，如果你不受命，我只好亲行了。贾充无法，只得承命。
在大举伐吴的同时，被司马炎派到西部参与平定少数民族动乱的讨虏将军马隆连续告捷。
秃发树机能起兵九年，相继斩杀秦、凉二州四位刺史。咸宁五年（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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