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熙十二年（4）二月，姚兴病势转重，自知不久人世，遂下令太子监国。姚弼的党羽在谋杀姚泓和劫持姚兴的计划未逞后，开始策划入宫作乱。姚兴终于下令收缴姚弼的武装，逮捕姚弼。姚弼的死党姚洸误信姚兴已死的谣传，带兵攻打端门，皇城内外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姚兴勉强支撑病体，被人扶到殿前，宣布处死姚弼。乱军失去斗志，溃散而去。事变平息的第二天，姚兴病发去世，终年五十一岁。
姚兴的一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他出色地解决了父亲遗留下来的难题，既避免了内乱，又击败了宿敌苻登，并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建立起一个相当强盛的后秦帝国。他制定的一些旨在安定社会，强大国力的措施，确实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作用，继前秦之后，使关陇地区再现了“俗阜年丰，远安迩辑”的繁荣景象。姚兴的历史功绩值得肯定。但是在他的后期，几次重大的失误，使后秦先后失去河西五郡和南乡十二郡，极力卵翼扶植起来的赫连勃勃，成为对后秦威胁最大的敌人。佞佛、增税的作法加剧了社会财富的消耗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尤为失当的是，姚兴没有妥善地处理好皇位继承问题，这就为他生前死后内乱不断，埋下祸根。
姚兴死后，太子姚泓继立。后秦四面受敌，处境岌岌可危。最初是西秦的军队攻破上邽；然后杨盛骚扰祁山，进逼秦州；赫连勃勃陷阴密，据雍县，掠郿城（今陕西眉县东北），甚至长驱直入到达长安附近的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东晋的权臣刘裕则兵发五路，大举伐秦。刘裕沿途破关斩将，所向皆捷，并占据洛阳。而在这时，镇守蒲陂的姚懿突然举兵称帝，祸起萧墙。姚泓调集重兵，刚刚将其平定，姚恢又于安定起兵。姚泓被迫撤回防守潼关的军队，全力对付内乱。东晋的军队乘势拿下潼关，进入关中。义熙十三年（417）八月，长安城破，姚泓出降，被送至建康处斩，后秦亡国。时距姚兴去世仅有一年。
第十七章拓跋圭、拓跋焘、北魏孝文帝、文明太后冯氏第一节拓跋圭拓跋圭（371—409），字涉圭。南朝人又称其为拓跋开。史称北魏道武帝。鲜卑族拓跋部人。北魏王朝的创建者。
备尝辛苦的早年经历拓跋圭生于东晋废帝司马奕太和六年（371）的七月。母亲贺氏，匈奴族贺兰部人。
祖父什翼犍是一个以西晋封号“代”为名目的庞大的拓跋部落联盟的首领。联盟力量一度相当强大，“北有沙漠，南据阴山，众数十万”。但到拓跋圭降生的时候，联盟却面临危机。什翼犍不断采取措施推进联盟向国家的转变，引起联盟内部旧贵族势力的不满。就在拓跋圭出生前的几个月，什翼犍刚刚平息一场内乱。刺杀什翼犍的凶手长孙斤虽然被擒杀，拓跋圭的父亲拓跋实却也在格斗中受伤丧生。此外，什翼犍还受到外敌的严重威胁。拓跋部的西方，在黄河西部的朔方一带有一支原为匈奴种的铁弗部落，骠悍凶猛。它对拓跋部频繁骚扰，是拓跋部的宿敌。三十年前，铁弗部被什翼犍击败，曾加入联盟，后转而依附苻坚的前秦。强大的前秦一直企图扫平代北地区。在370年灭掉前燕后，前秦的统治区域由黄河中上游扩展到中下游地区，拓跋代完全暴露在苻秦的兵刃面前。
376年十月，前秦在陷益州，灭前凉后，兵不留行，以刘卫辰为向导分兵几路大举入侵拓跋部。十一月，秦、代两军在石子岭决战，代人大败。之后秦军又迫降独孤部首领刘库仁的十万骑兵。什翼犍逃遁到阴山一带，原来附属于拓跋部的高车人反戈一击，大肆抄掠。联盟残部无法刍牧，遂分崩离析。动乱中，什翼犍被儿子实君杀死①。拓跋代灭亡。拓跋圭随母亲贺氏逃至贺兰部避难。这一年，拓跋圭六岁。
苻坚吞并拓跋部后，将他们分散安置在云中、定襄、雁门、五原四郡，“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租税。其渠帅岁终令朝献，出入行来为之制限。”苻坚把什翼犍原控制的区域一分为二，“自河以西属之（刘）卫辰，自河以东属之刘库仁”。
独孤部原为匈奴人的一支，因与拓跋部世代相婚，关系很深，是拓跋联盟的重要成员。代亡后，独孤部和铁弗部互相争夺。刘库仁终于击败刘卫辰，“追至阴山西北千余里，获其妻子，尽收其众”。这样，在什翼犍之后独孤部成为代北控制区域最大，力量最强的部族。为了寻求庇护，拓跋圭的母亲又带着他由贺兰部来到独孤部，依附刘库仁。
六年后，也就是383年，形势发生重要变化。淝水一役，苻坚被东晋战败。前秦政权土崩瓦解。臣附于秦的各派势力纷纷举兵反叛。不久，苻坚被羌人姚苌杀死。北部中国重新陷于分裂，出现了不相宾属彼此攻杀的许多割据政权。
①代亡后，什翼犍下落各书记载不一。《晋书·苻坚载记》载其为秦人俘至长安。这里采《魏书·序纪》说。
385年，拓跋圭寄居的独孤部发生内乱。刘库仁的儿子刘显杀死独孤部的新首领刘眷。两年前，刘库仁因支持苻坚被属下杀害，首领席位由其弟刘眷继承。刘显杀死叔父后统领独孤部。他雄心勃勃，欲称雄代北。刘显把寄居在这里的什翼犍之孙拓跋圭看成是最大的隐患。
在一次公事活动中，十五岁的拓跋圭险遭刘显的暗算。由于暗杀计划被人泄露，拓跋圭及时离去，才保住性命。当夜，拓跋圭在什翼犍旧属的护卫之下逃到贺兰部。
贺兰部活动在拓跋部的北方，原也是什翼犍联盟的成员。代亡后，首领贺讷同刘库仁、刘卫辰一样接受苻坚的封号，臣属于前秦。苻坚的垮台，给贺兰部发展造成机会，贺兰部逐渐成为这一区域势力仅次于独孤部的大部族。
不久，原什翼犍联盟的许多部族首领陆续汇集到贺兰部，很多人是背叛刘显投奔而来的。拓跋圭的舅父贺讷听从他们的劝告，决定支持重建联盟和推举拓跋圭为联盟首领。386年正月，参加联盟的各部落南下，在牛川（今内蒙呼市东南）召开大会，拓跋圭被推立为代王。新建的联盟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所谓“宗室八姓”是联盟的核心。这八姓是拓跋邻时形成的拓跋氏和它的七个血缘部族；其次是宗室八姓以外的其他部族，力量比较强的有贺兰部、丘穆陵部等；第三是一些汉人，其中张衮、许谦等人较有影响。拓跋圭即位仪式带有浓厚的氏族贵族民主制的风尚。宗室八姓的其他七族的首领用黑毡蒙头同拓跋圭一起西向拜天。这表明在拓跋圭即位之初，联盟的权力是多元的，代王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拓跋圭仿照汉人改元的习惯，把这一年称做登国元年。重建的联盟设置的机构基本承袭什翼犍时期的体制。比较重要的职务是管理联盟日常事务的四部大人和管理来附的外族人口的南北二部大人。
羽翼渐丰登国元年四月，拓跋圭放弃原来西晋的封号，改称魏王。七月，建都盛乐。
八月，拓跋圭的首领地位遇到严重的挑战。刘显拥立窟咄和拓跋圭争夺王位。窟咄是什翼犍的少子。代亡后，苻坚迁之于长安。淝水战后，长安变乱。窟咄随慕容永东迁，慕容永封窟咄为新兴太守。是时，刘显处境困难。为防备拓跋圭偷袭，他已将部族从善无（山西右玉县）撤到马邑（朔县）。刘显企图抬出窟咄，一举粉碎拓跋圭。
窟咄带领着一部分独孤部人马进犯拓跋魏的南境。窟咄的出现，引起联盟内部骚动。莫那娄族首领莫题送箭给窟咄表示效忠。勿忸于族首领于桓与部人策划活捉拓跋圭以应窟咄。为了最终消灭窟咄，拓跋圭在安定了内部之后，带领联盟各部穿越阴山，迂回到贺兰部那里，避免与来势汹汹的独孤部人马立即交锋。同时他命人去后燕请求救援。
后燕是淝水战后鲜卑慕容部人建立的政权。这时统治的区域主要是幽、冀、平三州，其都城设在中山（今定县）。386年，后燕国主慕容垂称帝。在拓跋圭和窟咄的角逐中，慕容垂坚决支持拓跋圭。第一、拓跋圭与慕容垂有亲缘关系（拓跋圭的祖母即是慕容垂的姑母），感情上比较亲近些。第二、窟咄是依附西燕的。西燕国主慕容永是原前燕王的支属。慕容永占据长子后，无意东归，下令诛杀慕容垂弟兄子孙，称帝改元建立政权，与后燕遂为雠仇敌国。
慕容垂派其子慕容麟统帅步骑六千余人援助拓跋圭。由于燕魏的通道已被独孤部封锁，拓跋部得不到救兵的消息。贺讷的弟弟贺染干勾结窟咄，率领一部分族人从北方攻击拓跋部。在南北夹击之下，联盟各部惊骇不定。北部大人叔孙普洛与一部分乌桓人亡奔铁弗部。慕容麟闻讯，急忙派人冒险赶到联盟报信，各部人心才安定下来。
十月，拓跋圭从弩山返师牛川。他和慕容麟分兵合击驻扎在高柳（今阳高）的窟咄。双方在高柳激战，高柳一役改变了拓跋圭的被动局面，窟咄几乎全军覆没。窟咄逃到铁弗部，被刘卫辰杀死。
窟咄的失败造成独孤部内讧，刘显同几个兄弟发生火并。拓跋圭听从谋主张兗的意见，乘独孤部内乱，联合燕军，准备彻底击溃刘显。
登国二年（387）七月，刘显抢走了铁弗部献给慕容垂的大批良马。慕容垂大怒，派慕容楷、慕容麟二支大军进击刘显。独孤部在马邑被燕魏联军打得大败，向南溃散到弥泽，又为重兵包围。刘显丢下部众，西奔慕容永。独孤部部众悉为魏燕所获，各类牲畜数万头也尽归联军。
击破窟咄和刘显，对于拓跋圭来说是决定命运的两次战争。首先，这使得新建的联盟避免了覆亡的危险。从此，拓跋圭不但在云中站稳了脚根，而且将活动范围向南推进到了雁门、代郡一带。其次，两次战争都虏获大量人口、牲畜和财物。拓跋圭实行按战功分赏战利品的制度，促进了联盟各部畜牧业和奴隶制因素的发展，有效地抵御了联盟组织内部的离心势力。战争加强了维护王权的力量，拓跋圭的个人权力得到了巩固。
从登国三年（388）到登国九年（394），拓跋部落联盟逐渐形成一个坚强的好战集团。六年间，它不停顿地向四周各部落进行战争，先后征服或者击溃了阿拉木伦河一带的鲜卑宇文种的库莫奚部、嫩江流域的解如部、漠北的高车诸部、意辛山以北的叱突邻部、纥奚部、西方的柔然、西南的铁弗以及毗邻的贺兰部①等等。这些征服战争为拓跋圭将来进击中原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也减少了他的后顾之忧。登国六年（391）打散铁弗部是上述战争中最著名的一次。
刘卫辰被刘库仁击败，一直蛰伏朔方代来城（又名悦跋城）。刘库仁死后，铁弗部力量逐渐恢复发展起来，士马强盛，“控弦之士三万八千”。刘卫辰先后接受西燕和后秦的官爵、封号，又向后燕献马求好。登国六年冬，刘卫辰命其子直子鞮率众**万由南部攻击拓跋魏。拓跋圭猝不及防，为其所围，身边只有五六千人。他临危不惧，以兵车为方营，并战并前，反败为胜，终于在铁歧山大破直力鞮。直力鞮单骑遁走。拓跋圭乘胜追击，自五原金津南渡黄河，径入代来城，铁弗部奔溃四散。刘卫辰仓皇出走，为部下杀死。拓跋圭籍其珍宝畜产，获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分赏诸部首领。刘卫辰的子弟之中，只有第三子勃勃逃走，其余宗党五千余人皆被拓跋圭擒拿诛杀。这一战后，黄河中上游的河套地带也置于拓跋魏的控制之下。拓跋联盟的主要生产方式是畜牧业。受汉人影响，登国元年拓跋珪开始在盛乐息众课农。登国九年（394），他命令拓跋仪带领一部分部众从五原到稒杨塞外进行农业生产。
①贺兰部于登国四年背叛联盟。次年贺讷请降，拓跋圭徙贺讷及诸弟于东界。魏燕交恶随着拓跋部的迅速强大，魏和后燕的联盟开始出现裂痕，并日益扩大。
登国十年（395），双方矛盾激化，终以兵戎相见。
魏燕冲突大约始于登国六年（391）。慕容垂曾多次投入兵力援救拓跋圭。后燕的援军确实对魏的帮助极大，但援魏战争也给后燕自身带来巨大的好处。击败刘显，慕容麟攫取了绝大部分的虏获物，还强徙八千余落于燕都中山。慕容垂以征服者的资格立刘显弟刘可泥为乌桓王统领独孤部余众。以后后燕不请自到，多次介入拓跋魏对四周部落的战争。这些行动引起了拓跋圭与日俱增的反感。登国六年六月，慕容麟在赤城打败贺兰部，擒获贺讷，降其部众数万。拓跋圭引兵救授贺讷，燕魏战争一触即发。慕容垂考虑到战马来源于代北，不愿马上同拓跋圭闹翻，遂归还贺讷部众。慕容垂扣留出使中山的拓跋圭之弟拓跋觚为人质，向魏索求战马，遭到拒绝，魏、燕绝交。拓跋圭转而遣使通好于慕容永。
登国六年的魏燕绝交尚未导致双方的战争。原因是各自的后方都不安定。当时后燕还有两个宿敌未灭，一是翟魏，一是西燕。翟魏是丁零人在黄河南岸滑台建立的政权，它以河为固，“反复三国（东晋、后燕，西燕）之间”，经常骚扰进攻后燕的南部边疆。392年慕容垂分兵二路渡过黄河，灭掉翟魏。之后，慕容垂立即调集兵力准备进击西燕。393年十一月，慕容垂三路大军集中在太行山东麓，破台壁，取晋阳，围长子，势若击卵。次年五月，长子城陷，杀慕容永，亡西燕。至此，西燕所统的上党八郡和翟魏控制的东平四郡尽归于后燕。与此同时，拓跋圭也在全力巩固后方。393年三月，魏军西渡苦水，大破侯吕邻部。七月，南攻收容铁弗勃勃的薛干部。次年十月，拓跋圭命人逐杀从云中西走的柔然部落。这些西部柔然是前几年被强徙到云中来的。被逐杀的柔然人只有万余人逃到漠北。拓跋魏成为塞北唯一强大的势力。
登国十年（395）五月，慕容垂以太子慕容宝为伐魏主帅，命慕容农、慕容麟率众八万为主力，自五原郡袭击拓跋圭。慕容德、慕容绍各将步骑一万八千余众殿后。后燕将士自恃势众力强，非常骄横轻敌。拓跋圭听从张衮的意见，悉徙部落畜产西渡黄河，避开敌军的锋芒。后燕军队轻而易举地攻占了五原，将在这一带垦荒植田的拓跋别部三万余家俘获。燕军到达黄河岸边，建造船只准备渡水。隔岸相望的拓跋圭沿河构筑了许多台告津，重兵把守，警惕防卫。他一面派人去后秦姚兴那里寻求救兵，一面调兵遣将。命令拓跋虔率骑五万东去，绝断燕军左路；又令拓跋仪率骑五万屯守朔方，以承燕军后路；拓跋遵率骑七万堵截燕军南去的归路。
九月，燕军的渡船造好，慕容宝率军渡河。船至中游，忽然暴风骤起，燕军船队大乱。数十只船被风吹到对岸，为魏军所俘。燕军渡河不成，反而损失三百余人。这时，阵中又传出了慕容垂病死的消息，燕军人心浮动。原来慕容宝发兵之时，慕容垂身染重疴。拓跋圭切断了去中山的道路，传递消息的后燕使者尽数为魏军抓获，慕容宝已好久不知其父病情。拓跋圭强迫燕使喊叫慕容垂已死的消息，慕容宝信以为真。他与慕容麟因争夺皇位，互相猜忌，无心恋战。冬十月，慕容宝下令烧船撤军。拓跋圭乘黄河封冻，引兵济河，抛下辎重，选取精锐二万余骑穷追不舍。
十一月间，燕军行至参合陂（今山西大同东），营于陂东。魏军晨夜兼行，暮至陂西。拓跋圭连夜部分诸将，掩袭燕营。燕军忽遭惊扰，大乱。人马相腾蹑，压溺而死的有近万人。埋伏在附近的拓跋遵闻讯赶来在前阻截。前后夹攻，燕军胆丧，四五万人全部放下武器，敛手就擒。随慕容宝等人突围出去的燕军不过几千人。拓跋圭听信部将王建的主张只从燕军中选挑了一些有才能的汉人如贾闰、晁崇等，其余的俘虏尽数坑杀。参合陂一仗，改变了燕魏力量对比。燕军精锐损失大半。魏军获得“兵甲粮货以巨万计”。但是拓跋圭滥杀降俘的严重失策给他以后进取中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十二月，慕容宝回到中山，耻于参合陂之败，请求父亲再度发兵击魏。
慕容垂命令慕容隆的平州龙城兵和慕容盛的蓟州兵会集中山，期以明年雪耻复仇。次年正月，精锐的龙城兵开入中山，燕人士气大振。蓟州兵也陆续会齐。三月，慕容垂命慕容德留守中山，带病亲率大军，秘密出发。经天门，逾恒岭，凿山通路，出魏不意直指云中。时拓跋圭东巡善无北陂，平城守城拓跋虔麻痹大意，素无设防。燕军先锋猝至，拓跋虔仓促应战，败死。燕人陷平城，尽收守城部落三万余家。拓跋圭震动，一时不知所适。慕容垂大军进师平城，路过参合陂，见路边积骸如山，将士皆恸哭号啕，声震山谷。慕容垂惭愤呕血，由是发疾。燕军驻在平城西北三十里，不能行动。慕容垂病势日益沉重，被迫退师中山。四月，燕军至上谷沮阳（今河北怀来），慕容垂病死。慕容宝即位。
据有中原燕军退师后，拓跋圭旋即光复平城。得知燕国易主，他决计进击中原。
六月，拓跋圭派王建取广宁，杀太守独孤部首领刘可泥，徙其部落于平城。同月，魏军取燕郡上谷。七月，拓跋圭改元皇始。八月，他以李栗将骑五万为前驱，亲勒四十余万大军南出马邑，逾于句注，进军并州。别遣将军封真等从东道出军都，袭燕幽州。燕并州刺史慕容农战败后逃回中山，并州遂为魏有。十月，魏军出井陉，至真定，拔常山。一时魏军气盛，所向披靡。后燕守宰或捐城奔窜，或稽颡军门，自常山以东皆附于魏。中原地区只有中山、邺、信都三座孤城还在后燕手中。
十一月，拓跋圭命拓跋仪攻邺，王建、李栗攻信都，并亲自引骑围中山。守中山城的是后燕名将慕容隆。他坚守不出，拓跋圭急攻则伤士，久守又费粮，几十万大军顿于坚城之下，无可奈何。在这一段时间里，各个战场的魏军战况不佳。袭幽州的军队攻蓟城不胜已退守渔阳。王建等攻信都六十余日未下，伤亡惨重。围攻邺城的魏军反而被慕容德击破。魏军苦战不胜，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拓跋魏内部不够稳定。南下的魏军有很多是新被拓跋部征服的部族，他们对为拓跋魏作战，不感兴趣，有的尚存贰心。如别部大人没根阵中反水，带领亲兵数万降燕，又夜袭魏营直至中帐，连拓跋圭本人也几乎被他杀死。不久，没根兄子丑提又率所部族众还云中作乱。柏肆之役，拓跋圭一度失利，魏境流言四起，贺兰部帅附力眷，纥突邻部帅匿尼物，纥奚部帅比根等聚部阴馆造反。另外联盟内部也不甚协调。邺城之败是主将拓跋仪与贺兰部帅贺赖卢内讧酿成。拓跋圭族弟拓跋顺留守云中，闻魏军败讯，欲自立为主。内部斗争牵制了拓跋圭的很多精力和兵力。
第二，后燕的军队虽然减少太半又屡遭重创，但仍然保存了一定的实力。慕容宝据守中山，栢肆一役尚可调发步卒十二万，骑三万七千。慕容宝又以珍宝宫人招募郡县，扩充新军，仅中山一地就募兵万余人。特别是幽州兵，平州龙城兵，兵精甲坚，没有受过重大的打击。
第三，参合陂诛杀降卒引起了后燕地区人民，尤其是鲜卑慕容部人对拓跋魏的极端仇恨。魏兵每到一地，燕民深沟高垒，清野对抗。被围之城，将士泣血踊跃，奋战不降。慕容宝弃中山而走，“中山城内无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结盟，人自为战”。拓跋圭临城劝降，得到的回答是：“恐复如参合之众，故苟延旬月之命耳。”
挫折教训了拓跋圭，迫使他修正错误的政策，从而逐步扭转了困局。首先，他深悔参合之诛，极力抚慰新附。他黜免一些杀戮过多的首领，“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下令魏军上下“军之所行，不得伤民桑枣”。其次，他大量收纳和启用汉族地主阶级的杰出人物参与军政要务，以适应中原地区的新形势。史言他“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比较突出的是，他任用了北方著名的士族领袖崔宏。崔宏与张衮对掌机要，创立制度。崔逞为尚书，录三十六曹。屈遵为中书令，出纳号令，兼总文诰。在这些汉族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帮助下，拓跋魏加快了由联盟向国家的转变步伐。它制定了能够与先进的封建经济相适应的各种政策，其中包括保留了中原地区原有的租税赋役制度。不久，魏军感染时疫，粮草又供应不足，饥疫并臻，人马牛多死。联盟的许多首领咸言北归。拓跋圭表示：“四海之人，皆可与为国，在吾所以抚之耳！何恤乎无民？”这些人不敢复言归事。这说明随着政策的变化，他个人的权力进一步强化，联盟内的离心力量相应减弱，对于统治中原地区他已充满了信心。第三，拓跋圭改变战略布局，重新配备了兵力。皇始二年（397）正月下旬，他撤军中山，集中力量先取信都。拓跋圭自攻信都，只三日，燕守将慕容凤支持不住，弃城奔走，信都遂降。
拓跋圭取信都后，旋即回师中山。在曲阳柏肆，魏军被后燕夜袭大营，吃了一亏。但很快拓跋圭便镇定下来，在营外鸣鼓收兵，选择时机纵骑冲击，反败为胜。第二天，慕容宝丢弃大军奔还中山。当时，天寒地冻，风雪交加，燕军被风雪冻死者相枕于路。拓跋圭俘获大批燕军将士，收得兵器数十万件。三月，慕容宝向魏求和，请以常山以西属魏，中山以东归燕，并答应送还拓跋觚。不久慕容宝悔约，拓跋圭重新用大兵包围中山城。
后燕统治集团矛盾重重，突出的问题是兄弟争位。慕容麟拥有重兵为慕容宝所嫉。慕容麟素轻慕容宝昏庸无能，时欲取而代之。魏军围城的当夜，慕容麟图谋杀兄自立，事发，出奔西山。慕容宝害怕他先据龙城，遂带着妻子及兄弟宗族数千骑弃城北走。魏军追至范阳，不及而还。中山城内拥立慕容详为主，仍扼守不降。拓跋圭把拓跋仪从邺城前线调来负责粮运，继续围城。不久，慕容麟返回中山，杀慕容详自立。九月，中山城粮绝。慕容麟率三万人去新市找粮，与拓跋圭在义台坞会战，魏军大获全胜，斩杀九千余人。慕容麟单骑逃至邺城，被慕容德杀死。中山城无主，守将张骧、李沈等献城投降，随之而降的各级官吏士卒二万多人。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较量，拓跋圭终于攻占了燕都中山城。守邺的慕容德得知中山失陷，次年正月弃邺，南下滑台阻河拒守。这样，原属后燕的黄河以北的广大的关东地区遂归魏有。由联盟转变成国家拓跋联盟进入汉族长期聚居的中原地区，受到先进的封建经济、文化的强烈冲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急剧的变化。天兴元年（398），二十八岁的拓跋圭最终完成了拓跋国家的建立。
平定中原后，拓跋圭下令“离散部落，分土定居，不听迁徙”。拓跋氏族部落组织的解体在什翼犍死后已经开始，拓跋圭重建联盟也曾“散诸部落”，但大规模地瓦解部落组织，用地域性的国家组织代替血缘关系，还是在平燕以后。拓跋圭强迫部落大人和普通的氏族成员脱离统领关系，要求原来的“君长大人皆同编户”。贺兰部首领贺讷是拓跋圭的舅父，这次也被解除了对部众的统领权力。
拓跋圭建立国家的第二个标志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成为阶级压迫的工具。拓跋圭模仿汉族统治者的传统形式建立了一整套政权机构。天兴元年六月，拓跋圭议定国号为“魏”，历史上称之为北魏。七月，从盛乐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八月，“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十一月，又命令“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宏）总而裁之。”十二月，他正式称帝，改元。在此之前，他还设置了刺史、太守、令长等外职官员。并在中原地区设立了八个军府，在北方边境设立了镇戍，区分了中军和外军，当时北魏“中军精骑十有余万，外军无数”。
第三，“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根据中原和代北的不同特点，拓跋圭规定了相应的租税赋役制度。天兴元年正月，他重申维持旧燕旧土的租赋制度。在平城及其周围设置八部帅，其职责是对分土定居的氏族成员“劝课农桑，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同年，拓跋圭从中原地区迁徙大量被征服的人口到京城，“诏给内徙新民耕田，计口授田”。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在代北地区有了发展，国家按比例对定居从事农业劳动的国人和徙民考课，为北魏政权的存在提供了物质保障。
拓跋圭所建立的国家虽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奴隶制特点，但决定其社会性质的因素基本上是属于封建制的，只不过尚未成熟而已。
北魏政权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地位比较稳定的，统治时期比较长的封建王朝。它最终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长期混战、分裂的局面，统一了北部中国。它促进了各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的融合，使南北政权的对立逐步丧失了民族矛盾的色彩，为以后全国的统一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拓跋圭所建立的封建国家还是很不健全的，带有很大的原始性和过渡性。南朝人称北魏政权是“胡风国俗，杂相揉乱”。《魏书·礼志》也承认“虽参采古式，多违旧章”。这种浓重的氏族残余，首先表现在官制上。部落联盟时期，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诸部大人议事。诸部大人议事有个常设机构负责处理联盟的日常事务，它最早叫做四部大人。拓跋圭建国后，这个机构被扩大为八部大夫，并比附汉人官制“以拟八座”。他们执掌朝柄，权极重。天兴二年（399），拓跋圭“分尚书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夫主之”。管理诸方杂人的机构”因而不改，南北犹置大人，对治二部”。北魏的刺史、太守、令长皆置三人，“宗室一人，异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大夫”。这种多元政体都是军事民主制度在国家机构中的遗留。另外氏族残余还表现在兵制上。北魏初期的兵带有部落兵的特征，一道离散部落的命令很难割断血缘的纽带，将领和士兵之间不仅是统属关系，而且有亲缘关系。部落首领在军队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影响。
上述特点使得旧部落贵族在北魏初期的国家政权中保持着重要的势力。
这种势力是拓跋圭强化皇权的严重障碍。因而，拓跋圭同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关系相当紧张。但另一方面，拓跋圭的建国是通过对周围各族和中原汉族的征服战争实现的。在压迫被征服民族的问题上，拓跋鲜卑上层分子之间态度完全一致。因而，部落贵族们又是拓跋圭对外开疆拓地，对内实行统治的中坚。这使得拓跋圭陷于极度的矛盾之中。
同时，拓跋圭还有一个矛盾不能解决，这就是如何对待汉族地主阶级的问题。野蛮落后的拓跋族统治者对于封建的典章文物制度毫无所知，如果不依靠富于政治统治经验的汉族地主阶级上层人物的帮助，拓跋圭既不能建立和完善他的国家，更不能在中原地区长治长安。但当时拓跋鲜卑统治者和汉族上层分子合流伊始，猜忌心理和敌对情绪尚未完全排除。拓跋圭在任用汉族士人的时候，常常表现出疑虑和戒备。
创立强大的北魏帝国，完成拓跋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转变，这是拓跋圭一生中最杰出的成就，也是他一生事业的顶点。此后，他越来越为无法解脱的矛盾所缠绕，显得步履艰难了。
举步维艰的暮年生涯天兴二年（399）正月，拓跋圭分命诸将北袭高车。拓跋仪率三军从东道出长川。乐真率七军从西道出牛川，拓跋圭本人亲率大军从中道自駮髯河向西北。二月，三路大军会同，大破高车三十余部，获取了大批牲畜、人口。七月，拓跋圭与一大批汉族官僚发生冲突。起因是拓跋圭认为东晋雍州刺史郗恢的来信对他不恭，命令张兗、崔逞写信侮辱东晋皇帝，而张、崔二人没有完全遂从他的意愿。恰巧这年，拓跋圭委任的汉族官吏中山太守仇儒、清河太守傅世聚众反魏，张兗荐举的河间太守卢溥接受龙城后燕残余政权的爵命，占据渔阳数郡，攻杀了魏幽州刺史封沓干。崔逞留在冀州的妻子和四个儿子也南奔慕容德去了。这些事大大激怒了拓跋圭，加上崔逞平素对他态度侮慢，于是便下令诛杀崔逞，废黜张兗、封懿等人。
但不久，拓跋圭发现给他造成最大威胁的并不是汉族官僚，而是那些拥有重兵、执掌权柄的部落贵族。
天兴三年（400），拓跋圭接受一个叫公孙表的人上的韩非书，开始加强君权，以法制统御臣下。拓跋圭借口将军李栗对他舒放下肃，咳唾任情，下令处死。诛杀李栗，举朝震动。拓跋圭趁势下诏警告“不义而求非望者”，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第二天，他又下诏诫告群臣不许贪名争位。但不久仍然发生了拓跋仪勾结穆崇谋杀他的政变活动。拓跋仪是拓跋圭的同祖弟。立穆陵部首领穆崇是早年护卫拓跋圭逃离独孤部的旧属。二人追随拓跋圭东征西讨，屡立大功。中山平，拓跋仪以丞相入辅。他们合谋在皇宫周围埋伏武士伺机杀掉拓跋圭，以夺取皇位。阴谋被人告发，拓跋圭考虑两人持有军权，党羽甚重，如予追究，牵引太多，不好收场。而这时西部战事已起，用人之际，不宜大兴杀戮，所以暂时没有惩办他们。
拓跋圭消灭刘卫辰时，刘卫辰的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不久，勃勃又转依没弈干。西秦国主姚兴封他为安远将军，使其助没弈干镇高平。并把义城、朔方杂夷及铁弗余众三万人归其统领。铁弗勃勃势力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北魏西部边害。天兴四年（401）十二月，拓跋圭派拓跋遵、和跋率领五万军队袭击高平。次年正月，没弈干放弃高平与勃勃跑到上邦。魏军很快占领高平，将其民徙往平城。同时，拓跋圭派遣的由和突统帅的另一支军队也击溃了黜弗、素古延等部。黜弗等都是西秦的附庸，由是秦、魏两国交恶。拓跋圭命令邻秦的并州诸郡在乾壁积谷，防备西秦的进犯。五月，西秦国主姚兴命令姚平、狄伯支等人率步骑四万人攻击北魏，姚兴统兵殿后。经过二个月的战斗，秦军占领乾壁。拓跋圭闻讯，命拓跋顺等人为前锋，亲自带领大军赶来救授。很快，魏军在柴壁将攻魏的秦军团团围住。不久，拓跋圭分兵在蒙坑将救援的秦军击溃。柴壁的秦军粮竭矢尽，突围不成，统帅姚平赴水而死。于是，二万秦军敛手就擒。姚兴遣使求和，拓跋圭不许，乘胜进攻蒲陂。因为遇到与秦交好的柔然前来骚扰，拓跋圭才怏怏撤兵而去。柴壁之战是北魏建国后最大的一次战争。
天兴六年（403），北魏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重新激化。拓跋圭削除了曾在柏肆之役图谋自立的拓跋顺的职务。同年，他以“好修虚誉”的罪名处死将军和跋，并诛灭他的全家。次年，拓跋圭设立候官，以刺探臣下的活动。天赐四年（407），他以“醉乱失礼”的名目斩杀战功赫赫的拓跋遵。借助候官的告发，他又捕杀了将军庾岳。宿有积怨的莫题也被拓跋圭嘲弄后族灭。天赐年间，拓跋圭与部落贵族的争杀白炽化。恐惧、不安和过度的紧张使得拓跋圭精神变态。他常常几夜不睡，几天不吃，自言自语。他迷信道士，喜食道士为其煮炼的仙丹。药物中毒更使他性情躁扰，忿怒无常。他认为所有的臣子都不可相信，找一个借口就将怀疑的对象杀掉。他猜疑心重，发现这个人脸色紧张，那个人呼吸不对；这个人走路姿势异常，那个人言语对答失措，便亲手砍死，然后将尸体陈列在宫殿的前面示众。拓跋圭的反常行为引起朝内人心惶惶，许多并无野心的官吏害怕被杀，也不敢接近他。拓跋圭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北魏政局，岌岌可危。
天赐六年（409），在穆崇死后感到势单力孤的拓跋仪单骑逃遁。拓跋圭命人追捕，很快将这个夺位的劲敌消灭。之后，拓跋圭又借口这年“天文多变”，准备杀死与拓跋仪有牵连的诸王子弟三十余人。
这一年十月的一天，拓跋圭准备将妃子贺氏处死。贺氏秘密通信给儿子拓跋绍，要他来救。深夜，拓跋绍带领着私人卫队，由宦官引路跳越宫墙闯入拓跋圭的卧室。睡梦中的拓跋圭惊醒，没有找到自卫的武器，便被儿子拓跋绍乱刀砍死。拓跋圭终年只有三十九岁。
第二节拓跋焘拓跋焘（408—452），字佛貍，代（今山西外长城以南大同、左云一带）人，北魏皇帝，谥号太武皇帝，庙号世祖，史称魏太武帝。在拓跋焘统治期间，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使西晋末年以来北方地区的割据混乱局面得以结束，为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拓跋焘生于魏道武帝天赐五年（408），为太宗明元皇帝长子。母杜氏，魏郡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人，太宗即位，封贵嫔，泰常五年（420）卒。泰常七年（422）四月，拓跋焘受封为泰平王，是年，因明元帝长期服用寒食散染疾，难理朝事，拓跋焘遂以皇太子身份临朝听政，成为摄政王。明年，太宗病故，十一月，拓跋焘正式即位称帝。
其时，北魏王朝经拓跋圭、嗣父子两代的经营，统一大漠，东破库莫奚，西败高车，大胜后燕慕容氏，尽取黄河以北山西、河北之地，隔河与南朝刘宋政权相峙。处于上升阶段的拓跋氏正雄心勃勃，力图统一北方，进击南朝。然而整个北方地区的形势仍然十分复杂，赫连夏称雄关中，匈奴别种卢水胡建立的北凉盘踞河西，鲜卑乞伏氏建立的西秦割占陇右，辽东则有冯跋建立的后燕，北方的柔然更是不断犯界侵扰，在拓跋氏统一北方的道路上仍然面临着许多强硬的对手。同时，南方的刘宋政权亦虎视眈眈，公元424年，刘义隆即位，是为宋文帝。他一面改革内政，整顿吏治，督课农桑，在南方出现了一个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小康局面，史称“元嘉之治”。一面积极筹划北伐，力图收复武帝刘裕北伐时所丢失的洛阳、虎牢（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滑台（今河南滑县东）等河南之地，形成对北魏王朝的又一个威胁。因此，拓跋焘即位后，戎车屡动，频频征讨，开始了一系列的军事活动。北伐柔然，西征大夏拓跋焘的第一个目标便是柔然。柔然，《魏书》称蠕蠕，是鲜卑族的一个分支，约在五世纪初，建立起一个东起外兴安岭，西越阿尔泰山，南到大沙漠，北包贝加尔湖的强大游牧国家，成为拓跋族在北方的一个劲敌。北魏建立之初，柔然便不断侵扰，蠕蠕犯塞”的记载史不绝书。始光元年（424），拓跋焘即位不久，柔然汉纥升盖可汗大檀就率领六万骑兵攻入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杀掠吏民，抢劫财物，攻陷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故都。拓跋焘率轻骑讨之，亦陷入重围，全赖殊死拼战，才使柔然兵退。柔然的侵扰牵制了北魏力量，使其无力进一步征服其他割据政权，更无力南进，与刘宋王朝争强。拓跋焘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提出如果不先征服柔然，就会腹背受敌，陷于困境。他不顾太后和众多大臣的反对，在崔浩等支持下，决定北征柔然。
始光元年（424）九月，拓跋焘大集士卒，治兵于东郊，准备北征。十二月，拓跋焘亲征，以平阳王长孙翰率军出参合（今内蒙古凉城东北），自领一军进屯柞山（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内），与阿伏干率领的柔然骑兵相遇，斩首数千，获马万余匹，大胜而归。明年十月，拓跋焘再次治兵于西郊，大举北伐，东西五道并进，大军至漠南，舍辎重，轻骑带十五日粮越大沙漠进攻，柔然可汗大檀惊慌失措，率众北遁。这两次北伐虽然并没有使柔然受到致命打击，但使得柔然对北魏的侵扰有所缓和。
始光二年（425），夏主赫连勃勃死，子昌继位。先是，赫连勃勃立太子赫连璝，后欲废璝而立幼子酒泉公赫连伦，璝于是攻杀伦，三子太原公昌又率兵攻杀璝，勃勃即以昌为太子，及勃勃死，昌遂得继位。拓跋焘闻知勃勃诸子相攻，关中大乱，遂乘机西伐。始光三年（426）九月，以司空奚斤领一军袭蒲坂（今山西永济县东），宋兵将军周几领一军袭陕城（今河南陕县西），进逼关中重镇长安。十月，亲领大军奔袭统万（今内蒙古乌审旗南），行至君子津（今内蒙古清水河县西北九十公里黄河处），天气暴寒，河水冰冻，拓跋焘遂帅轻骑二万从冰上渡河，兵至黑水（今陕西横山西北长城外无定河北岸的支流淖泥河），离统万城仅三十余里，正是冬至日，赫连昌在宫中大宴群臣，突闻消息，上下惊恐。赫连昌匆促领兵迎战，大败而退，城门未及关闭，魏军乘势攻入西门。赫连昌退入宫内，紧闭大门，拓跋焘见一时难以攻下，遂于第二天分兵四掠，获牛马十余万头，徙民户万余家而归。与此同时，另两路魏军亦先后占领弘农（今河南灵宝北）、蒲坂、长安。
始光四年（427）春，赫连昌遣其弟赫连定领兵二万向长安，力图夺回这一关中重镇，魏兵固守，双方相持于长安城郊。拓跋焘闻报后，遂伐木阴山，大造攻城器具，准备再度伐夏。五月，分部诸将，以司徒长孙翰、廷尉长孙道生、宗正娥清等领骑兵三万为前都，常山王拓跋素、太仆丘堆、将军元太毗等领步兵三万为后援，南阳王优真、执金吾桓贷、将军姚黄眉等领步兵三万部送攻具，将军贺多罗领精骑三千为前候。大军到拔邻山（在黑水东北，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境内），魏军舍弃辎重，拓跋焘领轻骑三万奔袭，至于黑水，魏军在周围山谷分兵设伏，拓跋焘领一军直趋统万城。赫连昌本欲坚守，待在关中的赫连定回师援救，然赫连定正与长安魏军胶着不下，拓跋焘又故意示之以弱，令士兵采集野菜为食。于是，赫连昌引步骑三万出城迎战，魏军伪退，夏兵鼓噪追击，魏军突然反击，夏兵不及防备，大溃而奔，魏军乘胜攻入统万城内，赫连昌逃奔上邦（今甘肃天水），长孙翰领军追至高平（今宁夏固原），不及而还。正在长安城外的赫连定闻统万已破，军心大乱，亦收众退奔上邽。明年二月，平北将军尉眷领兵攻占上邽，赫连昌退保平凉（今甘肃平凉西北），不久，被魏兵所擒。赫连定收拾余众，保据平凉，即皇帝位。
当拓跋焘大举攻夏之际，柔然见魏军方有事于西方，又屡屡侵扰边界，神麔元年（428），柔然骑兵万余攻入塞内，大掠边民而走。因此，拓跋焘决定再行北伐柔然。神麔二年（429）四月，拓跋焘治兵于南郊，分军遣将，平阳王长孙翰领军自西道向大娥山，拓跋焘领军自东道向黑山（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同会于柔然可汗庭（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西北）。五月，东道魏军到达漠南，舍弃辎重，轻骑奔袭。兵至粟水（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北部之翁金河），柔然可汗大檀闻听北魏大军来到，不及设备，只得携其家族，焚毁屋舍西遁，部落四散，畜产布野，无人收视。大檀弟匹黎先闻有魏军来攻，帅众欲来救援，恰遇西道魏军到达，被魏军击溃。拓跋焘率魏军沿粟水西行，六月，到达离平城三千七百余里的菟园水（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南之推河），魏军分兵搜讨，东至瀚海（今蒙古高原东北境），西至张掖水（今纳林河），北越燕然山（今杭爱山），原来受柔然控制的高车诸部也趁机摆脱柔然，先后归附北魏者有三十余万落之多，所获牛马百余万匹。七月，拓跋焘引兵东还，回到漠南，闻东部高车屯驻已尼陂（今贝加尔湖），人畜甚众，遂遣左仆射安原等领骑兵往攻之，招降东部高车数十万落，将他们劫往漠南北魏控制地区。十月，魏军凯旋回到平城。
柔然的强盛，本来是靠高车部落的依附，一旦高车挣脱统治，柔然汗国的势力，便骤然削弱，可汗大檀以部落衰弱，恚恨发病而死。此后，拓跋焘在太平真君四年（443）和十年（449）又两次亲征，击败柔然，使柔然怖威北窜，不敢复南，消除了北部边境的威胁。
击败柔然后，拓跋焘整顿了北边的镇戍。北魏在北部边境设置镇戍，起于道武帝拓跋圭时，其时，拓跋族正步入中原，为免除柔然入侵带来的后顾之忧，在边境地区设置镇戍，配备镇兵御边。明元帝拓跋嗣时，又进一步增设镇戍，在西起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东至赤城（今河北赤城），绵延二千多里的边境上筑长城，配置镇戍。拓跋焘在征服柔然后，对北边镇戍加以完善，使之制度化，西暨五原、东至濡源（今河北东北部滦河），三千多里的边境上，分设六镇，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居之，各镇设置府司，增置吏员。不久，又诏令数有战功，兼悉北境地形的来大千巡抚六镇，经略布置。这样，就使原来仅仅为了御边而设置的镇戍成为边境一级地方政权，兼理军民政务。此后，这一套镇戍制度便相沿传至北魏末，直到六镇起义后，才改镇为州。
南抗刘宋，西灭赫连夏神麔三年（430），刘宋北伐，欲收复河南失地，右将军到彦之率兵五万自清水（今济水）入河，溯流西行；骁骑将军段宏领精骑八千直指虎牢（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豫州刺史刘德武领兵一万继进；后将军长沙王刘义欣领兵三万监征讨诸军事。七月，到彦之到达须昌（今山东东平须城镇西北），拓跋焘以河南四镇戍兵人少，命各镇悉收众北渡，于是，金墉（今河南洛阳东古洛阳城西北角）、虎牢、滑台（今河南滑县东）、碻磝（今山东茌平西南古黄河南岸）四镇尽落于宋军之手。宋军进屯灵昌津（今河南延津西北），列守南岸，司、兖二州都在宋军控制之下。
八月，拓跋焘遣冠军将军安颉督领诸军，击到彦之，彦之令神将姚耸夫渡河攻冶坂（今河南孟县西南），与颉战，宋兵大败，死者甚众。十月，安颉自委粟津（今山东范县东）渡黄河，攻金墉，宋军守将杜骥弃城南走；安颉连下金墉、洛阳。于是，魏诸军俱会于七女津（今山东东平西北岸），准备渡河，到彦之为阻止魏兵渡河，遣裨将王蟠龙溯流夺船，被魏军斩首。安颉率兵再攻虎牢，宋军守将尹冲和荥阳太守崔模投降。到彦之闻讯后，弃滑台奔退，焚舟弃甲，步趋彭城（今江苏徐州）。宋文帝派檀道济前往援救，已经来不及了。神四年（公元431年）二月，魏军攻取滑台，檀道济转战至历城（今山东济南西），被魏军焚毁粮草，宋兵乏粮，只得退师，刘宋的北伐，终以失败告结。
当宋兵攻魏之对，据守平凉的赫连定亦乘势而出，遣使刘宋，相约合兵灭魂，遥分河北，自恒山以东属宋，以西属夏。在崔浩的建议下，拓跋焘领兵攻平凉，先招降赫连昌，未下，拓跋焘遂令安西将军古弼领兵趣安定（今甘肃泾川北）。赫连定正领兵出安定，欲救平凉，被古弼所领魏军战败，遂亡走鹑觚原（今甘肃灵台东北）。魏军围之，断其水道，夏兵饥渴难忍，只得突围，魏军乘势击之，夏兵大溃。赫连定亦受重伤，单骑脱走，收余部西保上邽，安定。平凉相继为魏占领。明年六月，赫连定在攻打北凉途中，遭吐谷浑袭击而被俘，送至平城斩首。赫连夏立国二十五年而亡。
消灭北燕、北凉延和元年（432）夏，拓跋焘治兵于南郊，谋攻北燕。前年，北燕主冯跋死，其弟冯弘，尽杀跋诸子，自立为燕天王，国内动乱，于是魏军乘机伐之。七月，拓跋焘率军至濡水（今滦河），令安东将军奚斤征幽州民及密云（今北京密云）丁零万余人运攻具，出南道，相会于和龙（今辽宁朝阳市）。冯弘闻魏军至，婴城固守，石城（今辽宁建昌西）太守李崇等降魏。八月，冯弘遣军出战，被魏军击败，营丘（今辽宁锦县）、带方（今辽宁盖县西南）、玄菟（今辽宁沈阳东）等六郡皆降。拓跋焘见和龙城一时难以攻克，遂于九月间徙六郡民三万余户而归。此后，魏军又连续出兵伐燕，冯弘数度求和遭到拒绝，太延二年（436），拓跋焘又以平东将军娥清、安西将军古弼领精骑一万攻燕，冯弘见情形急迫，亡走高丽，魏兵占领和龙，至此，北燕立国二十八年而亡。
北燕亡后，北方割据政权仅剩下河西地区的北凉了，太延五年（439）五月，拓跋焘治兵于西郊，准备西征，七月，拓跋焘率大军从云中渡黄河，到达上郡属国城（今陕西榆林北），留辎重，部分诸军，以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尚书令刘洁领一军，常山王素领一军，二道并进为前锋；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太宰阳平王杜超为后继；以平西将军源贺为向导。八月，魏军到达姑臧（今甘肃武威），沮渠牧犍力图一战，遣弟董来领兵万人拒战于城南，然凉军望风而溃，魏军迅速包围姑臧城，牧犍兄子祖、万年等先后出城降魏，牧犍虽曾一度想求救于柔然，然见大势已去，难以久持，九月，帅其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缚出城投降。这样，黄河流域的最后一个割据政权灭亡，西晋末年开始的分裂局面结束了，北方地区重新统一。十月，魏军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平城。是岁，西域鄯善、龟兹、疏勒、焉耆等国并遣使朝贡，北魏控制了西域广大地区。从太延元年（435）起，拓跋焘多次遣使者出使西域，有效地行使了统治。
推行封建化措施拓跋族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受到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随着黄河流域的重新统一，自拓跋圭时就已开始的封建化进程在拓跋焘统治时期出现了一个飞跃。
拓跋族封建化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与汉族士人相结合，吸取汉族传统的统治思想、经验和政治制度。早在拓跋圭统治时，就十分注意收罗汉族士人，凡有士大夫求见者，无论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凡有才能者，咸蒙叙用。太平登国十年（395），拓跋圭大破后燕军，于俘虏中耀拔了汉族士人贾彝、贾闰、晁崇等，参议政事，开始了与汉族士人的合作。拓跋焘统治时，将这种合作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方面，通过兼并战争，将各个割据政权中有才识的汉族士人搜罗一空。始光四年（426），魏军攻克夏都统万，拓跋焘便将在赫连昌政权中任职的汉族士人毛修之、赵逸、胡方回、张渊、徐辨等人请入北魏政府任职。太延五年（439）平凉之后，更是将凉州境内著名的儒家学者搜罗一空，皆礼而用之。另一方面，又频频下诏州郡，礼请各地著名的汉族士人入仕北魏，仅神四年（431）一次就征请了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颍、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数百名汉族士人，根据才能学识，分别委用，勃海高允晚年写有《高士颂》一文，颂扬了拓跋焘对汉族士人的重用，描绘了当时北魏政府中“髦士盈朝，而济济之美兴焉”的盛况。
拓跋焘统治时期大批汉族士人入仕北魏政权，标志着从拓跋圭时开始的拓跋族与汉族士人的合作基本完成，从而意味着拓跋族的封建化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政治上，拓跋焘积极吸取汉族传统的统治经验和政治制度。
秦汉以来，举凡是有所作为的汉族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吏治，因为吏治的清明与否直接危及社会的治乱，拓跋焘也吸取了汉族的统治经验，在汉族士人的帮助下，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着力整顿吏治。
北魏初，百官无俸禄制度，各级官吏侵夺公私财物的现象十分严重。地方官吏求欲无厌，截没官物入于私囊；武将盗没军资，纵兵掠抢。官吏的贪婪聚敛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负担，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源之一，拓跋焘对此采取了严厉措施。一方面多次下诏令严厉制止官吏的贪残行为，并规定百姓可以告发地方官吏不守法者，以加强对地方官吏的检举督察；另一方面通过巡行察访了解官吏政绩，不称职者罢免，有恶行者处之以法。征西将军皮豹子侵没官财，被免职流徙统万；镇西将军王斤任意调发，民不堪受，拓跋焘调查确实后，处以斩刑；大臣丘堆借口军粮缺乏，纵兵掠夺，亦被斩首。始光四年（427），拓跋焘巡行中山（今河北内长城以南，保定以西，唐县以东和滹沱河以北地区）时，一次就罢免地方官有贪污劣迹者十数人。由于处置严厉，大臣犯法，无所宽假，因此，拓跋焘统治时期不少官吏勤于政事，客观上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
北魏初，虽也有律令，但十分原始，带有奴隶制法律的残酷性。拓跋圭时，随着拓跋族步入中原，开始吸取汉族封建律令。拓跋焘继位后，进一步修订律令，征用汉族士人崔浩、游雅、高允等先后三次更订律令，大量吸收中原汉族律令条文，使之更适合汉族情况。
鼓励进谏。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皇帝手握太阿，生杀任性，至高无上，一切听凭皇帝个人意志处理，臣下只能唯命是从，顺旨照办。但也有一些比较开明的皇帝，能兼听纳谏，拓跋焘在这方面也较为注意。如尚书令古弼秦请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一带贫民无田，可缩减宫廷苑囿土地以赐民，正逢拓跋焘与给事中刘树在下棋，显出不愿听古弼陈奏的样子。于是，古弼就上去抓住刘树的头，把他从床上拉下来，并用手揪刘树的耳朵，用拳头捶刘树的背，骂道：“朝廷不治，就是你的罪！”拓跋焘一看此种情景，马上放下棋子对古弼说：“不听奏事，实在是我的错。”并同意将苑囿占用土地的一半分给贫民。拓跋焘的纳谏虽然比不上后世的唐太宗，但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说，也可算是佼佼者了。
从上面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拓跋焘在统治手段和制度上都较多地吸取了汉族统治阶级的做法，从而标志着拓跋族封建化在政治上的加深。
经济上，拓跋焘也吸取了汉族统治阶级的传统政策，劝课农桑，崇尚节俭。
拓跋族原是草原游牧部落，对农业生产方式较为陌生，入主中原后，面临的是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经济，而历代汉族政权也都是把劝课农桑作为一项最主要的工作来进行的，随着拓跋族完成对北方的统一，也越来越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拓跋焘统治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劝课农桑。一方面沿用魏晋以来的封建赋税制度户调式，凡有征发，由县宰召集乡邑三长计赀定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另一方面又沿用历代汉族政权的做法，将劝课农桑作为衡量地方牧守政绩的主要标准，由刺史明考优劣，以确定官吏的升降臧否，对那些烦扰百姓，妄加征发，损害了农业生产的官吏轻者罢免，重者给以法律处分。因此，在拓跋焘统治时期，北魏政府中出现了不少勤于职守的地方官吏，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也逐步得到了恢复。
崇尚节俭。拓跋焘在生活上是比较节制的，衣食车马，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不仅自己如此，对后宫嫔妃也要求如此。当群臣建议大修平城宫室时，拓跋焘明确表示：财者军国之本，不应轻费，国家兴衰在德不在城，拒绝了大臣们的建议。由于统治阶级崇尚节俭，使老百姓的赋役负担相应减轻，也有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思想上，拓跋焘也象汉族封建政权一样，倡导儒学，崇尚文教。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自西汉武帝以来，儒家学说成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通过尊奉儒学，崇尚文教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北魏初，忙于征战，对此是很不注意的，拓跋焘统一北方后，开始把崇尚文教作为其统治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太平真君五年（444），拓跋焘发布宣文教令，认为此前因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规定自王公至于卿土，其子息皆得诣太学受学。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兴办学校，选拔儒家学者讲学，如敦煌学者索敞，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专门从事贵族子弟的教育，笃勤训授十余年，其学生中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河内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常爽，置学馆于温水（今南盘江）之右，教授学生七百余人，不少人后来位居要职。通过这些儒家学者的努力，北魏的教育事业走到了正轨，京师学业，翕然复兴。
整理经籍。晋末动乱，随之又是一百多年的十六国分裂割据，中原儒家经籍的散失十分严重，拓跋焘统治时期，任用一批儒家学者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索敞撰编的《丧服要记》，将儒家经典中有关丧礼的篇章辑成一册，为拓跋族继承和吸取儒家丧仪礼节提供了根据和方便。他如《易》、《乐》、《诗》诸经也都组织人力加以注释整理。
修编国史。修史本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殷商以来，政府中就设有专职史官，但北魏初，这一工作却停顿了。拓跋焘在平凉之后，根据司徒崔浩的建议，招集了段承根、阴仲达等一批河西学者，编修国史，从而使绵延数千年的修史传统在北魏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拓跋焘采取的崇尚文教政策，使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很快地为拓跋族所熟悉和接受，因此，司马光和胡三省都说：北魏自平凉后，儒风始振。尤值一提的是，随着学校的建立，教育的发展，儒家经典的整理刊行，提高了拓跋族的汉文化水平，培养了一批精通儒家学说的拓跋族知识分子，从而成为以后孝文帝改制的社会基础与思想基础，因此，拓跋焘的崇尚文教政策为后来的太和改制起了奠基作用。
镇压盖吴起义拓跋焘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中所推行的这些政策和措施对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都起有积极作用，也加速了拓跋族的封建化进程。但是，拓跋焘毕竟是封建帝王，他没有摆脱民族的界限，更没有停止过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因此，在拓跋焘统治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仍然十分激烈，太平真君六年（445），关中地区爆发了卢水胡盖吴领导的武装起义。关中地区自魏晋以来已成为多民族聚居区，这里生活着汉、匈奴、氐、羌、鲜卑、卢水胡、屠各等少数民族，西晋时人江统曾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加之十六国时，匈奴、氐、鲜卑等少数民族曾在这里建立过政权，因此关中地区更成为各族人民交错居住区。北魏征服关中后，对这里的各族人民实行民族高压政策，强行迁徙到京师平城，以加强控制，被迁徙者一路颠沛流离，死于途中者往往十之三四。有的则被充作各种府营杂户，供封建国家各部门驱使奴役。更有甚者，将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充当肉篱，如正平元年（451），拓跋焘率军进攻刘宋盱眙（今江苏盱眙）城时，写信给守将臧质说：今所遣攻城士卒，皆非拓跋族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人，城南是秦陇一带的氐、羌人。如果你杀死丁零族士兵，正可以减少常山（治元氏，今河北元氏西北）、赵郡（治平棘，今河北赵县）的反抗力量；胡族士兵死了，正可减少并州（今山西汾水中游地区，治晋阳，今山西太原）的反抗力量；氐、羌士兵死了，则可减少关中的反抗力量。因此无论你杀死哪部分士兵，对我都是有利的！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拓跋焘迫害其他各族人民的手段是十分毒辣与残忍的。再加上拓跋焘用兵西北，关中首当其冲，这里的人民承受的赋役负担尤重。因此，关中地区的反抗斗争也就特别激烈，屡有发生，到太平真君六年（445）九月，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盖吴起义。
盖吴，卢水胡人。卢水胡是匈奴别部，因居于卢水而得名，自东汉以来聚居于湟中（今青海湟水两岸），其后渐分布于秦、陇，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就是渭北卢水胡的聚居区，拓跋氏平定关中后，在这里设置军镇，加强对卢水胡的控制，因此，盖吴起义首先在这里爆发。
起义爆发后，北魏长安镇副将元纥率军前往镇压，被击败。于是，关中各族人民尽皆响应，起义军扩大到十万余人，分兵三路，一路由白广平率领向西南攻取新平（今陕西彬县）、安定（今甘肃临泾）；一路向东南攻取临晋（今陕西大荔南），从东面威逼长安；盖吴自领一军攻取李润堡（今陕西大荔北），直插渭北，准备进攻长安。拓跋焘急忙调发高平镇（今宁夏固原）敕勒骑兵赶赴长安，又令将军长孙拔调集并、秦、雍三州之兵屯守渭北。与此同时，聚居于河、汾间的河东蜀在薛永宗领导下于太平真君六年（445）十一月袭击北魏在河东的牧场，夺取马匹，组织了一支三千余人的骑兵，在汾曲（今山西新绛附近）发动起义。盖吴派人和薛永宗取得联系，薛永宗接受盖吴的任命为秦州刺史，先后攻取闻喜（今山西闻喜）、弘农（今河南灵宝），逼近潼关，队伍亦发展到五万余人。
两支起义军连衡相应，结成犄角之势，声威大震，北起杏城，南至渭北，西抵金城（今甘肃兰州），东及河东，以陕西中部为中心，包括甘肃东部、宁夏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的广大地区都处于起义军的控制和影响之下。盖吴派使臣赵绾上书宋文帝，希望刘宋政权能出师河、陕，形成对北魏南北夹攻的态势。
在关中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况下，拓跋焘亲自领军征讨，他采取分兵牵制、各个击破的策略，由殿中尚书乙拔将三万骑讨盖吴，西平公寇提将万骑讨白广平，自领主力进攻薛永宗。太平真君七年（446）正月，大军兵临汾曲，利用当地豪强建立壁垒，隔断薛永宗和盖吴的联系，随后乘起义军没有戒备的情况下发起突然袭击，镇压了这支起义军。二月，拓跋焘率军渡过黄河，至洛水桥（今陕西大荔境内）。盖吴闻讯后北撤，在杏城遭到魏军包围，损失严重，再次上书宋文帝，希望刘宋政权能出师援救，但未能如愿，八月，盖吴被叛徒所杀，起义军被镇压。不久，活动在甘肃东部的白广平也遭失败。在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拓跋焘对沿途响应起义的各族人民进行了残酷杀戮，力图以民族高压政策来扼杀反抗斗争，暴露了其统治者的本性。
灭佛太平真君七年（446），拓跋焘在大臣崔浩的建议下，下诏灭佛。拓跋族入主中原后，承中原佛法之事，接受了佛教这一思想武器，用它来敷导民俗，因此，从拓跋圭开始，北魏统治者大都敬礼沙门。拓跋焘继位之初也是如此，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但是，佛教的发展，也给北魏的统治带来一些不利因素和影响。
佛教势力的发展，佛教徒的大量增加，使国家控制的户口相应减少，拓跋焘在位时，东征西讨，南北设防，尤需大量人力；佛教所宣扬的理论虽然从本质上讲是有利于封建统治的，但个别僧侣的夸诞大言也会超越封建政治轨道，使得王法废而不行；尤其是北魏初承汉代遗风，谶纬方术流行，无论朝廷民间都笃信不疑，拓跋焘也是如此，军政大事往往先予卜问，一些佛教徒也借助于鬼神方术扩大其影响，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拓跋焘皇权的加强。太延四年（438），拓跋焘诏令五十岁以下沙门尽皆还俗，以从征役，解决翌年西伐北凉所需的人力问题，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拓跋焘又下灭佛诏，指责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规定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及师巫、金银工巧之人在家者，限于二月十五日前遣送官曹，不得藏匿。过期不送，一经查实，沙门身死，主人门诛，以加强政治控制。太平真君七年（446），拓跋焘因镇压盖吴起义到长安，其随从牧马到一寺院，发现内藏武器，遂报告拓跋焘，经搜查后又发现数以万计的赃贿之物和密室等不法证据。在大臣崔浩的进言下，是年，拓跋焘发出了更为严厉的灭佛诏：佛图形象及佛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将灭佛推向了**。
经过拓跋焘的灭佛，北方地区佛教势力一时陷于衰落，直到拓跋焘死后，继位的文成帝拓跋浚颁布了复佛法诏，才得以复苏并发展。
晚年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二月，拓跋焘亲领步骑十万攻宋，连下南顿（治今河南项城西）、颍川（治今河南禹县）二郡，进围悬瓠（今河南汝南县），宋军守城之人虽不满千人，但拼力固守，拓跋焘攻城四十二天不克，刘宋援军已到，只得退兵。
是年，司徒崔浩修撰国史，实书拓跋氏祖先事迹，并刻之于石，列于衢路，引起拓跋贵族的不满，拓跋焘诏令诛浩及参与修史的宋钦、段承根等人，共一百二十八人，皆灭五族，与崔氏为姻亲者如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也未能幸免，并皆灭族。崔浩之诛成为北魏时期一场最大的文字狱。是年七月，刘宋大举伐魏，青、冀二州刺史肖斌率军攻济州；臧质、王方回领军直趋许、洛；梁、南秦、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攻汧、陇；徐、兖二州刺史刘骏和豫州刺史刘铄东西并举，太尉刘义恭总统各军。一开始，宋军进展顺利，连克碻磝（今山东茌平西南）、乐安（今山东博兴西南）、长社（今河南长葛东）等，进围滑台（今河南滑县东）。九月，拓跋焘领兵救滑台，大破宋军。随后，魏军分道并进，征西大将军永昌王仁自洛阳出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尚书长孙真趋马头（今安徽怀远南），楚王建趋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高凉王那自青州趋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拓跋焘自领中路大军，十一月到邹山（今山东邹县东南），刘宋鲁郡太守降，拓跋焘遣使者以太牢祀孔子。十二月，兵临淮河，魏军割芦苇编筏渡河，盱眙（今江苏盱眙）守将臧质闭城坚守，刘宋遣将军胡崇之领军二万援救，途中被魏军击败，于是淮南皆降。与此同时，其他几路魏军也相继攻克悬瓠（今河南汝南县）、项城（今河南沈丘县），占领淮西（今皖北豫东淮河北岸地区）。魏军大步推进，拓跋焘率军进至瓜步山（今江苏**东南），高凉王那进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准备渡江进攻建康（今江苏南京）。刘宋朝廷上下震恐，内外戒严，尽发民丁，王公子弟皆从役，才建立起一道防线。拓跋焘看到刘宋戒备森严，无力攻取建康，遂于次年正月，焚烧庐舍，掠民户五万余家而去。这次进攻，使刘宋受到严重损失，国力大削，元嘉之治，自此而衰矣。
正平元年（451），太子晃卒。先是，拓跋焘出征在外，以太子监国，中常侍宗爱性险暴，多行不法，与太子宠臣仇尼道盛、任平城等有隙，恐受其害，遂于拓跋焘前诬告道盛等，拓跋焘诛杀道盛、任平城，东宫官属亦多诛连坐死，太子拓跋晃忧郁而死。事后，拓跋焘频有追悔之意，宗爱恐受诛，遂于正平二年（452）三月杀拓跋焘于宫中。时拓跋焘年四十五，葬于云中金陵，谥号太武皇帝，庙号世祖。
拓跋焘在位期间，戎车四出，扫统万，平秦陇，剪辽海，荡河源，廓定四表，统一北方，为北魏武功鼎盛时期。他广泛搜罗汉族士人，整肃吏治，修订律令，督课农桑，崇尚儒学，推动了拓跋族的封建化进程。旧史称其：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于北魏诸帝而论，此言亦不为过也。
第三节北魏孝文帝北魏自道武帝拓跋圭立国，传六代、五帝，历八十五年而至著名的孝文帝。
冯后用事，孝文垂拱孝文皇帝（467—499）讳宏，献文帝拓跋弘之长子，皇兴元年八月生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紫宫。母亲李夫人，中山大族李惠之女。宏未生之时，冯太后临朝，献文帝皆听命于母后；及宏降生，太后乃归政，亲加抚养。
皇兴三年初，宏不满二岁，李夫人依旧例赐死①；六月，立为皇太子。皇兴五年八月，献文帝传位太子，自称太上皇帝，宏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延兴元年（471），时年五岁。
孝文帝初即位，太上皇总揽朝政。是时，北方连年水旱，租调繁重，官吏贪暴，百姓流离，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延兴元年九月，青州高阳民封辩聚众千余人，自称齐王。十月，沃野、统万二镇敕勒族叛魏，朔方民曹平原率众攻破石楼堡，杀军将；十一月，司马小君起兵于平陵。二年二月至三月，东部敕勒与连川敕勒相继谋叛，北入柔然；七月，光州民孙晏、河西民费也头聚众反。三年二月，朝廷发布诏令，规定凡县令能肃清一县“劫盗”的，兼治二县，同时享受二县令的待遇；能肃清二县“劫盗”的，兼治三县，三年后升迁为郡太守。二千石官吏也是这样，三年后升迁为刺史。太上皇揽政数年，还先后采取了一些奖励廉吏、严惩贪污、减轻租赋、劝课农桑等相应措施，但都收效不大，局面一直没有多大改变。据统计，仅从孝文帝即位的延兴元年至太和四年（471—480）的十年之中，有史可考的各地暴动、反叛事件就达二十几起之多，北魏政局处于严重动荡之中。
承明元年（476）六月，孝文帝刚满十岁时，太上皇帝被冯太后毒死，太后乃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二次临朝称制，改年号为太和。太后足智多谋，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才能，自太和元年以后，开始在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有意识地进行汉化。太和七年（483）十二月，她下令禁绝“一族之婚，同姓之娶”，从婚姻上改革鲜卑旧俗，八年六月，下诏班制俸禄；九年、十年，她又亲自主持颁行了重要的均田制和三长制，给北魏社会带来重大的变化，内容详见冯太后本传。孝文帝自幼在太后的抚育、培养下长大成人，对祖母十分孝敬，性又谨慎，自太后临朝专政，他很少参决朝政，事无大小，都要禀承太后旨意。太和十四年（490），孝文帝年满二十三岁，这时，他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卓越才华、有胆有识的青年政治家。在太后的长期严格教育和直接影响下，他不但精通儒家经义、史传百家而才藻富赡，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增长了实际才干，这些都为后来的改革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年九月，太后不幸病逝，孝文帝哀伤至极，大哭三日。他痛哭失声地对臣下说：“朕自幼承蒙太后抚育，慈严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无不谆谆教诲。”又①北魏初，道武帝拓跋圭立制，凡后宫产男将立为储君，其母皆赐死，以防母后临朝，外戚干政，是后数世而不改，遂成制度。孝文帝始革此弊制。
在诏书中说：“朕幼年即帝位，仰恃太后安缉全国。朕的祖宗只专意武略，未修文教，又是她老人家教导朕学习古道。一想起太后的功德，朕怎能不哀慕崩摧？内外大臣，谁又不哽咽悲切？”从此以后，孝文帝独自挑起了改革的重担。
迁都洛阳孝文帝继承太后遗志，重用汉族士人，在各方面进一步实施改革，全盘推行汉化。他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作明堂、建太庙、正祀典、迎春东郊、亲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养国老、庶老，允许群臣守三年之丧。太和十五年（491）十一月，他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他在考课诏中规定：“二千石官吏考在上上的，试充四品将军，赐乘黄马一匹；考在中上的，委任五品将军；考在上下的赐给衣服一套。”同年冬天，设太乐官，议定雅乐，除去郑、卫之音；命中书监高闾与乐官讨论古乐，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太和十六年正月，颁布五品诏，诏令规定：宗室远属不是太祖拓跋珪子孙和异姓封任的都降为公，公降为侯，侯降为伯，子、男不变。名称虽易，但品秩如前，公为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又命令群臣议五行之次①，采纳秘书丞李彪等人的建议，以为晋承曹魏为金德，北魏应承晋为水德。四月，颁布新律令，废除了北魏初年残酷的(刑（车裂）、腰斩，改为枭首、斩首和绞刑三等，把夷五族、夷三族等酷刑加以降等，夷五族降止同祖，夷三族降止一门，门诛降止本身。
孝文帝推行汉化最重要的措施是迁都洛阳。北魏长期都于平城，平城偏北地寒，六月风雪，风沙常起，当时有人作《悲平城》诗说：“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流行的歌谣也这样唱道：“纥于山头（今山西大同市东）冻死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恶劣的气候环境，难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偏北的地理位置更不利于北魏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为保证迁都顺利进行，孝文帝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太和十七年（493）五月，他召集百官，宣称要大举伐齐，计划在南伐途中造成迁都的既成事实。在朝会上，他先让掌管宗庙祭祀、礼乐仪制的太常卿王谌占卜吉凶，一见卜得《革卦》，便高兴地说：“《革卦》的彖辞讲‘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没有什么卦比它更吉利啊！”群臣见状，不敢多言。任城王澄站出来反对，孝文帝发怒道：“国家是我的国家，任城想要阻挠用兵么？”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为陛下所有，但我是国家大臣，知道用兵危险，怎能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孝文帝才消了气，说：“各人谈谈自己的看法，这也没什么关系。”退朝后，他立即召见任城王澄，屏退左右，单独与澄计议说：“这次举动，的确不易。但国家兴自塞外，徙居平城，这里是用武之地，不能实行文治，今将移风易俗，实在难啊！崤函帝宅，河洛王里，朕想趁此南伐大举而迁居中原，不知任城意下如何？”拓跋澄被提醒，赞同地答道：“陛下要迁居中原以经略四海，百姓知道这件事应当大庆才是。”孝文帝又担心地询问道：“北方鲜卑人的习俗好依恋旧土，如果①五行之次，即“五德终始说”，系战国时齐国阴阳家邹衍所造，它认为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土、金、水、木互为终始，周而复始，循环无穷，各个相袭的朝代也按此顺序进行统治。迁都，必将惊惶不安，为之奈何？”澄果断地答道：“非常之事，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到的。只要陛下拿定主意，他们还会有什么能为？”孝文帝一听，兴奋地说：“任城，你真是我的张良啊！”六月，即刻下令修造河桥，以备大军渡河；并亲自讲武，命尚书李冲负责武选，选择才勇之士。七月，立皇子恂为太子，发布文告，移书齐境，声称南伐；下诏在扬、徐二州征集民丁、召募军队；又使广陵王羽持节安抚北方六镇，调发精骑。至此，准备基本就绪。
八月，孝文帝拜辞冯太后永固陵，率领群从百官，步骑百余万从平城出发南伐。命太尉拓跋否与广陵王拓跋羽留守平城，以河南王拓跋干为车骑大将军，负责关右一带的军事，与司空穆亮、安南将军卢渊、平南将军薛胤等共同镇守关中。临行之际，太尉丕奏请以宫人相从，孝文帝厉声斥责说：“临戎不谈内事，不得妄请。”大军列队出城，一路之上，阵容整齐，浩浩荡荡，所过之处，秋毫无犯，经恒州、肆州，于九月底抵达洛阳。
时值深秋，阴雨连绵，大军就地休息待命，孝文帝则冒雨巡视洛阳故宫旧址，可眼前呈现的却是一派断坦残壁、杂草丛生的破败景象，他感慨系之地对侍臣说：“晋室不修功德，宗庙社稷倾于一旦，荒毁成这个样子，朕实在感到痛心。”说完，潸然泪下，吟诵起《黍离》诗来：“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①吟到伤心处，侍臣们也跟着流起了眼泪。接着，观洛桥，临太学，观石经。在洛阳稍事休整后，又诏令六军继续南进。孝文帝身着戎装，手执马鞭，策马冲在队伍的最前面；群臣们经长途行军跋涉，疲惫不堪，都不愿冒雨继续前进，于是纷纷跪于御马之前，磕头泣谏，请停南伐。孝文帝故意责问道：“庙算已定，大军将继续前进，你们还啰嗦些什么？”尚书李冲等人谏道：“此次举动，天下人都不愿意，唯独陛下要这样做；臣不知陛下违众南伐，究竟是为了什么？臣等敢以死相请。”孝文帝大怒道：“我方要经营天下，统一全国。你们这批儒生，屡屡阻疑大计。若再胡言，当以军法从事。”安定王休等人又再三哭谏，孝文帝余怒未息，乃晓谕群臣说：“这次兴师动众，规模不小，动而无成，拿什么向后世表示？如果就这样班师，怎能垂名千载！若不南征，即当迁都于此，机不可失，诸位王公大臣以为如何？计议已定，不得旋踵。想迁都的站到左边，不想迁都的都站到右边。”话音刚落，安定王休等人一齐站到了右边。南安王桢等人见势不妙，赶紧进言道：“古人说‘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今陛下若停南伐之谋，迁都洛阳，这才是臣等的愿望、百姓们的一大喜事啊！”群臣齐呼“万岁！”当时许多鲜卑大臣虽不愿内迁，但更畏惧南伐，故只得相从，不敢再提出异议，遂定迁都大计。
李冲上言说：“陛下将定鼎洛邑，宗庙宫室不能坐在马上游行等待。愿陛下暂还平城，待臣下经营竣工，然后准备文物，御驾光临。”孝文帝果断地答道：“朕将巡察州郡，至邺城小停，开春即回，不宜返归旧都。”乃派任城王澄回平城，将迁都之事告谕留守百官，并意味深长地勉励他说：“今①《黍离》诗是《诗经·王风》中的一首诗。西周亡后，东周大夫过镐京，见到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不胜感慨，因作此诗。全诗共三段，这里仅录其一，大意是说镐京的故宗庙宫室旧基上长满了茂盛的禾黍，诗人从这里缓步走过，心神不定，像是寻找什么，极为伤感。指斥了周幽王等统治者残暴无道，导致亡国的罪恶。
日真是所谓‘革’啊。王要尽力而为！”
孝文帝深知，群臣对迁都一事备有异同。一次，他问卫尉卿、镇南将军于烈：“爱卿意下如何？”于烈直率地答道：“陛下深谋远虑，非愚浅之人所能测。若说句心里话，乐迁与恋旧，不过一半对一半罢了。”孝文帝说：“你既然不表示异议，那就等于赞同，就是对迁都的支持。朕派你还镇平城，留台政事一一托附给你。”
洛阳久经战乱，旧时宫室残破不堪，孝文帝驻跸洛阳西北角的金墉城。
城西有王南寺，一有闲暇，常亲诣寺内，与僧侣讲论佛义。城东北有上商里，殷顽民昔日所居之处，孝文帝改名闻义里，命朝士居处其中；朝士们迭相讥刺，不久竟纷纷离去。这年十月初，下诏征召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臣董爵共同负责营建新都洛阳；随后，率众北巡，自金墉西入河南，经虎牢城（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至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在滑台城东设坛祭庙，把迁都的事情告诉祖宗。又命安定王休率领从官赴平城迎取眷属。十一月，徙居邺城行宫。
任城王澄至平城，留守百官始知迁都，莫不惊骇。澄援引古今迁都史实，多方开导，细加解说，众人无不折服。澄遂驰马南还邺城，孝文帝得到奏报，十分高兴地说：“若非任城，朕迁都大业难以成功。”
正在这时，南齐秘书丞王肃自建邺降魏。王肃，东晋丞相王导之后，博学多通，才华出众，尤其通晓旧事。孝文帝闻王肃至邺，亲切引见，备问周至。王肃辞义敏捷，对答如流，又不失君臣之礼；当言及为国之道，乃引经据典，陈说治乱，侃侃而谈，深合孝文帝心意。孝文帝细心听纳，不断点头嗟叹，言谈之间，不觉促席近前，丝毫不感到疲倦。王肃遂趁机言及萧齐危亡之兆、可乘之机，力劝大举南伐。自此以后，孝文帝南进之心转甚，对王肃也礼遇日隆，亲贵旧臣莫能相间，每每屏退左右与王肃单独谈论，有时谈至深夜而不罢。王肃也尽忠竭诚，无所隐避。自是君臣相得，如刘备之与孔明。时孝文帝方欲大兴礼乐，变革旧俗，凡朝仪文物，多由王肃主持制定。孝文帝十分器重这位汉族大臣，亲切地呼他为“王生”。
太和十八年（494）一月，孝文帝回到洛阳。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说：“听说陛下今夏将巡视中山。去冬陛下驻■邺城，正当农隙之时，犹比屋供奉，百姓不胜劳费；况夏月正是收蚕割麦季节，农事极忙，百姓将何以堪命！且六军于酷暑中行军，恐生疾疫。臣愿陛下早还平城，既省各州供张之苦，又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早日完成洛都营缮工程。”又说：“洛阳宫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早有人讥讽他太奢华。现今营缮，宜加裁减。又近年以来，平城官宦富室，竞起第宅，以豪华相尚，宜因迁徙之机，设立制度，加以节制。”孝文帝看罢表章，连声道好，多所采纳。
三月，孝文帝北巡至平城，临太极殿，引见留守百官大议迁都。他晓谕群臣说：“朕将迁都洛阳，诸位大臣各人谈谈自己的志向。”燕州刺史穆罴首先出班跪奏道：“迁都事大，依臣愚见，不宜迁都。”孝文帝平心静气地问道：“你就讲讲不能迁都的理由吧！”穆罴振振有词地说：“国家北有柔然之冠，南有荆扬（指南齐政权）未曾宾服，西有吐谷浑之阻，东有高句丽之难。四方未能平定，国家尚待统一。以此相推，所以不可。况征讨四方，需要大量戎马，如果没有马，怎能取得胜利？”孝文帝反驳说：“马常出北方，牧场设在代郡，何必担心无马？今代郡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正因这个缘故，所以要迁都中原。”穆罴仍不服气，接着非难道：“臣听说黄帝都于涿鹿。以此说来，古代圣王不必都要定都中原。”孝文帝应声答道：“黄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后，也迁都河南。”尚书于果接着奏道：“臣不以为代郡胜过伊、洛之美，但自先帝以来，久居此地，百姓已安，一旦南迁，众人未必乐意。”平阳公丕以老臣自居，也带着责备的口气说：“陛下去年亲率六军南讨萧氏，到了洛阳，派任城王澄至平城宣旨，命臣等议论迁洛。初奉恩旨，心中惶惑。迁都大事，应当讯问卜筮，审定是否大吉，然后定夺。”孝文帝耐心地回答道：“周公、召公是古代圣贤，乃能卜居相宅，往营洛邑。今日没有这样的圣贤，占卜又有什么益处！况且《左传》上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黄帝占卜不成功，贤哲天老也说是‘吉’，黄帝听从了他的话，终至昌盛吉利，这样，具有全德的人预计未来就比龟卜还正确。作帝王的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哪能常居一地！朕的远祖，世代居于塞外荒凉之地；平文皇帝开始都于东木根山，昭成皇帝营建盛乐（今内蒙呼和浩特市）新城，道武皇帝又迁都平城，朕为什么就不能迁都中原？”一席话说得众人哑口无言。前怀州刺史青龙、前秦州刺史吕文恩等虽仍抱着顽固态度，也都辞屈而退。第二天，孝文帝亲临朝堂，宣布诏令，部分迁都洛阳。
秋七月，孝文帝离平城继续北巡，临朔州，登阴山，观云川，视察怀朔、武川、抚冥、柔玄等军事重镇。所过之处，问民疾苦，贫窘、孤老之人分别赐以粟帛。九月中旬，返归平城宫，喘息未定，又颁行三载考绩之诏，临朝堂亲自黜陟百官，尚书令陆叡、左仆射元赞、尚书于果、散骑常侍元景、中庶子游肇等十余人，因不能尽职尽能、犯颜直谏，或解任、或降官、或削夺俸禄，并当面列举他们的过失，依法而行。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居功骄傲，也被解除少保之任。孝文帝又意味深长地对陆叡说：“鲜卑人每每讲‘鲜卑习俗质朴粗鲁，何用知书！’朕听到这样的话，心中真不是滋味。现今知书的人很多，岂能都是圣人，就看他学不学啊！朕亲政九年，对百官实行三载考绩，复兴礼乐，志在移风易俗，开导亿万百姓。朕为天子，何必要迁居中原！正是想让你们的子孙后代逐渐接受好的风俗、博见多闻。若是永居代北，再碰上不好文的帝王，那就不免要面墙啊！”陆叡假惺惺地答道：“确实如圣上所言。匈奴人金日c不入汉朝作官，怎能七世知名。”孝文帝听罢甚为高兴。
十月，以太尉、平阳公丕为太傅，录尚书事，留守平城。孝文帝拜辞太庙，奉迁祖宗牌位，从平城出发，经邺城，于十一月下旬回到洛阳。为清定流品，他以清河大族、尚书崔亮为吏部郎，负责选举；为解决迁洛后战马缺乏的问题，他命后军将军宇文福巡视牧地，选定洛阳稍北的河南孟县一带作为新牧场，取名河阳牧场，每年从河西走廊的河西牧场将大批牲畜先徙牧并州（今山西一带），再步步南迁到河阳，这样可使牲畜渐习水土，不至死伤。河阳牧场常年畜养戎马十万匹，杂畜无数，以宇文福为司卫监，专事管理，致使牲畜蕃滋，略无耗失。
随着迁都的进行，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北魏政府又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鲜卑人的习俗是编发左衽，男子穿袴褶，女子衣夹领小袖，多数人不会说汉语，这些都不符合中原的习俗；且新迁之民初来洛阳，居无一椽之室，食无担石之储，不擅农业，人心恋旧。如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地阻碍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巩固。在王肃、李冲、李彪、高闾等汉族士人的支持下，迁洛之后，孝文帝立即着手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推行汉化。
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推行汉化十二月二日，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鲜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数族人一律改穿汉人服装，朝廷百官改着汉族官吏朝服。几天后，又下诏免除代迁户三年的租赋，鼓励他们在政府新授给的土地上耕种；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被选为羽林、虎贲，充当禁卫军。
恰在这时，萧道成的侄子萧鸾杀海陵王萧昭文，篡位自立，称明帝。消息传来，孝文帝怒斥萧鸾不忠不义，遂以此为借口，兴师问罪。他先派行征南将军薛真度向襄阳，大将军刘昶向义阳，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锺离，平南将军刘藻向南郑，分四路大举伐齐。十二月底，又亲率大军三十万南伐，渡淮河直抵寿阳。由于寿阳防守严密，魏军不能攻下，只好放弃寿阳沿淮河东攻锺离。刘昶、王肃众号二十万，并力围攻义阳，结果遭到齐军的内外夹击，被迫解围而去。锺离也久攻不下，魏士卒死伤严重，其他几路人马也先后受挫。次年三月，孝文帝被迫撤兵，返抵彭城时，从平城传来冯熙病逝的噩耗。冯熙，冯皇后之父，孝文帝之岳丈，官拜太师。不愿迁都的太傅、录尚书事拓跋丕与尚书令陆叡急忙派人送来表章，请孝文帝回平城奔丧。孝文帝十分气恼地说：“开天辟地以来，哪有天子从远方为舅①奔丧的事！现在刚开始经营洛阳，岂宜妄相诱引，陷君不义！留台令、仆以下，可付御史贬官。”他下令就地为冯熙举哀，派人迎冯熙灵柩，南葬洛阳。四月下旬，孝文帝入鲁城（今山东曲阜），亲自祭祀孔子，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在孔氏宗族中选取一人封崇圣侯，并命兗州修复孔子墓，重新树碑勒铭。离开鲁城，北入碻磝（今山东茌平古黄河南岸），命掌管礼仪的谒者仆射成淹准备舟楫，打算从泗水入黄河，沿河溯流西上还洛。成淹谏道：“河水凶猛湍急，陛下不宜乘船。”孝文帝回答说：“因为平城无漕运之路，故京邑人民贫困。现今迁都洛阳，将使四方运路畅达，而黄河急浚，人们都感到难以涉渡。朕这样做，正是为了开导百姓之心。知卿一片诚意，而今天却不能接受你的建议。”太和十九年（495）五月下旬，孝文帝从前线回到洛阳，不顾鞍马劳顿，又立即召集群臣，商议禁绝胡语。他问群臣道：“你们想使魏朝与殷、周比美，还是想让汉、晋独自超越前代？”咸阳王禧答道：“群臣愿陛下超越前代圣王。”孝文帝又问：“然则应当变风易俗，还是继续因循守旧呢？”禧答道：“愿圣上政治日新。”孝文帝接着问：“仅仅为了自身，还是想传给子孙后代呢？”禧答道：“愿传之百世。”孝文帝说：“如果这样，那就必须改革，你们就不得违令了。”继而向百官宣布道：“从今以后要禁绝鲜卑语和北方其他少数族语言，一律使用华语。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或许难以骤然改变；三十以下，凡朝廷中一切人等，不得使用旧语。若明知故犯，则降爵黜官，各人宜深以为戒！”并当众严厉斥责尚书左仆射李冲说：“朕曾与李冲议论此事，李冲却说什么‘四方之人，言语不同，不知当以谁为是？帝王说的，即是标准语言。’李冲这番话，罪行当死！”因而又面对李冲数落道：“你辜负了国家，应当令御史牵下治罪！”吓得李冲赶紧脱下官帽，连连叩头请罪。接着，孝文帝又严厉谴责留守官员说：“昨日望见妇女仍然①古人称妻的父亲为外舅，也简称舅。
穿着夹领小袖，你们为何不遵前诏？朕的话如果不对，你们应当廷争。如何入则顺旨，出则不从呢？”众官员一齐请罪。六月，正式发布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①当月，孝文帝又发布诏令，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于是，从代郡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全都成为河南郡洛阳县人，他们开始经营起小块土地，筑起数间房屋，尽力伊、，人急其务，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个体农民。孝文帝又依据古代《周礼》中的制度，下诏去长尺，废大斗，改重秤，颁行全国。
是年八月，洛阳金墉宫建成，诏令在洛阳城内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一天，孝文帝在侍臣的陪同下，游览宫内的华林园，观赏昔日的景阳山，这两处名胜都是曹魏明帝所修，一度奢华无比，后因长期的兵燹战乱而残破。黄门侍郎郭祚进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应该把它们重新修复。”孝文帝触景生情，慨叹道：“魏明帝以奢侈而失于前，朕岂可因袭于后啊！”九月，新都营缮工程初步告竣，平城六宫、文武全部迁到了洛阳。是月，皇弟高阳王雍出任相州刺史，临行之际，孝文帝告诫说：“作牧亦易亦难，‘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易；‘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难。你要以此为戒。”
魏晋南朝采用“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吏，孝文帝加以仿效。这年十二月初一，他在光极殿引见群臣，当众宣布九品法令，准备大选百官。并对群臣说：“国家向来有一事可叹：这就是臣下都不肯公开指出君主得失。人君所忧虑的是不能纳谏，人臣所忧虑的是不能尽忠。自今以后，朕举荐一人，如有不可，你们要直言我的过失；若有才能之士而朕不能察知，你们也应当举荐。如能这样，得人的有赏，不说的有罪，你们应当知悉。”十二月三十日，大会群臣于光极殿，颁赐官帽朝服，改易胡服，百官列位，朱紫满座，好不热闹。
北魏初至太和以来，未尝用钱，公私交易往往以物易物，商品货币经济趋于停滞状态。这一年，孝文帝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钱，亦允许民间私铸。但不论公私冶铸，都必须讲求钱币质量，精益求精，不能杂以它物。新币铸成后，下令京师及诸州镇通行，内外百官俸禄也都按绢的标准给钱，每匹绢折钱二百。五铢钱很快通行北方各地，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
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孝文帝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他在诏令中说：“自代郡迁到洛阳的诸功臣旧族，姓或重复，都要更改。”于是，皇族拓跋氏改姓元氏，改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奚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纪。改姓以后，鲜卑族姓氏不再重复奇僻，与汉姓完全相同，鲜卑族在汉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为使鲜、汉两族进一步融合，孝文帝还大力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他带头纳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陕西李冲等汉族大士族的女儿以充后宫，并亲自为六弟聘室，命长弟咸阳王禧聘故颍川太守陕西李辅女，次弟河南王干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乐女，次弟广阳王羽聘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次弟颍川王雍聘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次弟始平①《魏书·高祖纪》。
王勰聘廷尉卿陕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祥聘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六个王妃中，除代郡穆明乐女出于鲜卑八大贵族之一外，其余都是中原的著名汉族大士族。
孝文帝还采用魏晋的门第等级制度，在鲜卑贵族中分姓定族，根据姓族等级高低分别授以不同的官位、给予不同的特权。他在诏书中说：“代郡人原先都没有姓族，虽是功臣贤人的后代，也都分别不清。”他把功劳的大小和官爵的高低作为制定姓族的唯一标准。姓高于族，符合规定的称郡姓，郡姓之中又按上述标准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等级，称为四姓。诏文中规定得很具体：除帝室元氏及与帝室同宗的长孙、叔孙、奚氏等以外，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自道武帝拓跋圭以来，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故居鲜卑各姓之首，与汉族郡姓中的四姓①比肩，不得授以低官或浊官，只能做正员郎以上的清官。而原来是部落大人，从皇始（拓跋圭入主中原后所改的年号，即396—397）以来，三世官位在给事以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的为姓；若原来不是部落大人，而皇始以来，三世官位在尚书以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间不降官位的也为姓。虽属部落大人的后代而官位不显赫的为族；若原来不是部落大人而官位显赫的也为族。并令司空穆亮、领军将军元俨、中护军广阳王嘉、尚书陆琇等人按上述规定详加审定，列出簿帐，奏报皇上核准。与此同时，又诏令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弁等人条定各州汉人士族，分为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对原有门第等级作了很大变动。
有一次，孝文帝与朝臣们共论海内姓族及人物，许多大臣认为薛氏应为河东大族。孝文帝反对说：“薛氏是蜀人，岂能入郡姓！”当时担任禁卫的直阁将军薛宗起执戟站立殿下，闻听此言，愤愤不平，出列奏道：“臣的远祖广德，一生在汉朝作官，时人呼为汉臣。九世祖永，随刘备入蜀，时人呼为蜀臣。经二代后，薛家又迁回河东，至今六代相承，不是蜀人了！陛下是黄帝后代，受封北土，难道也可以说成是胡人吗？今日不能入郡姓，臣就不活了！”说完，恨恨地把戟摔在地上，砸得粉碎。孝文帝看到这种情况慢慢地说：“那么，朕为甲姓，你为乙姓，怎么样！”于是乃以薛氏入郡姓，然后幽默地说：“你不是‘宗起’，而是‘起宗’了！”
又有一次，孝文帝与群臣共论选举事，他问臣下说：“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这事果真如此吗？”李冲没有正面回答，却反问道：“不知自古以来，设官列位，是为高门大族的子弟，还是为使国家得到很好的治理？”孝文帝回答说：“当然是想使国家得到治理。”李冲又问：“如果这样的话，陛下今日为何专崇门品，而不发布选拔贤才的诏令？”孝文帝不以为然地说：“假如有超人的贤才，不怕不知道。然而那些门第高贵的君子，即使无治世之才，也会有很好的德行，朕所以要重用他们。”李冲有点激动地说：“傅说起于版筑，吕望起于屠钓，这样的贤才怎能按门第得到！”孝文帝随口答道：“非常之人，世上也只有一二个罢了。”著作佐郎韩显宗也带着几分不满的口气说：“陛下岂能以贵袭贵，以贱袭贱？”孝文帝赶忙分辩道：“真正有高明卓然、出类拔萃的人，朕也不拘此制。”过了几天，大将军刘昶自彭城入朝，孝文帝向他抱怨道：“有人讲只重才能，不拘门第，朕以为不能①此处四姓是指魏晋以来的汉族地区依据官爵、门第高低而划分的甲、乙、丙、丁四个等级，不是指具体的某四个姓。
这样。为什么？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等级无别，这怎么行呢？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等；九品以外，小人之官又有七等。若有贤才，可起家作三公。正因为担心人才难得，不可只为一人而乱了我的制度。”于是，诏令诸郡中正，分别按门第高低，列出本地姓族作为选举格，取名“方司格”，吏部必须依据门第等级来选拔官吏，这样就正式确立了北朝的门阀制度。
同年三月的一天，孝文帝于华林园大宴群臣。盛宴之上，摆满了各种美味佳肴和鲜卑人喜好的羊肉酪粥，君臣们共庆改革的胜利。豫州刺史王肃初入北魏之时，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常吃饭食鱼，尤好饮茶，京师士子说王肃一饮一斗，给他送个外号叫“漏卮”。但这次王肃却吃了很多的羊肉酪粥，孝文帝奇怪地问道：“你喜中原口味，羊肉比鱼汤怎样？饮茶比酪浆如何？”王肃幽默地回答说：“羊肉是陆产之最，鱼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都是珍品，从味道说，各有千秋。羊好比齐、鲁大邦，鱼好比邾、莒小国，唯茶不中，与酪作奴。”孝文帝大笑，兴致盎然地设了一个字谜作酒令，让群臣自猜，只见他高举酒杯道：“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锺。”御史中尉李彪聪明多智，应声答道：“沽酒老妪瓮注瓨，①屠儿割肉与秤同。”尚书右丞甄琛接着答道：“吴人浮水自云工，妓儿掷绳在虚空。”彭城王元勰也大声地说：“臣猜它是个‘习’字。”三人都猜对了，只是李彪、甄琛答得含蓄，而且语句对仗、押韵，紧扣谜面，又富有文采，孝文帝高兴地把金锺赐给了首先猜对的李彪。孝文帝设‘习’字谜为酒令，用心良苦，暗示臣僚们不要再留恋旧都、反对汉化，习惯就好了，也不要把汉化的责任推到王肃等汉族大臣身上。
镇压反对改革的叛乱然而，事隔不到半年，一场反对改革、反对汉化的武装叛乱便从朝廷内部发生了。八月，孝文帝巡幸嵩岳，太子元恂留守金墉城。元恂素不好学，体又肥大，最怕洛阳的炎热天气，每每追乐旧都，常思北归；又不愿说汉语、穿汉服，对所赐汉族衣冠尽皆撕毁，仍旧解发为编发左衽，顽固保持鲜卑旧俗。中庶子高道悦多次苦言相劝，他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怀恨在心。孝文帝出巡给了他可乘之机，遂与左右合谋，秘密选取宫中御马三千匹，阴谋出奔平城，并亲手杀死高道悦于宫禁之中。事发后，领军元俨派兵严密防遏各宫门，阻止了事态的发展。第二天清晨，尚书陆琇驰马奏报，孝文帝闻讯大惊，中途急急折返洛阳，当即引见元恂，怒不可遏，列举其罪，亲加杖责，又令咸阳王禧等人代替自己打了元恂一百多杖，直打得皮开肉绽，才拖出门外，囚禁于城西别馆。一个多月后，元恂伤势有所好转，方能起床行走。十月，孝文帝在清徽堂引见群臣，议废太子恂。太子的两个老师太傅穆亮、少傅李冲一齐脱帽叩头请罪，孝文帝说：“你们请罪是出于私情，我所议论的是国事。‘大义灭亲’，古人所贵。今日元恂想违父叛逃，跨据恒、朔二州，犯了天下的头条大罪！这个小子今日不除掉，乃是国家大祸，待我百年之后，恐怕又要发生晋末的永嘉之乱。”十二月，废元恂为庶人，囚禁于河阳无鼻城，派兵看守，给些布衣粗食，不至饥寒而已。次年四月，孝文帝巡幸长安，①瓮，wěng，一种口较大的陶制器皿，可盛水、酒等物；瓨，róng，一种长颈陶器，口小。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告发元恂又与左右谋反。孝文帝得报，急派咸阳王禧与中书侍郎邢峦率人带着毒酒赶赴河阳，逼令元恂自尽，时年十五岁，敛以粗棺常服，就地埋葬。
元恂被废的当月，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陆睿相互合谋，暗中勾结镇北大将军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及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阴谋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起兵叛乱。元思誉，汝阴王元天赐之子，景穆太子之孙；元业，平阳公元丕之弟；元隆、元超皆为元丕之子。这些人大都是鲜卑旧贵及其后裔，他们不满意孝文帝亲任中原儒士，他们对于迁都变俗、改官制服、禁绝旧语都抱着反对的态度。元丕甚至公然在盛大的朝会上独穿鲜卑旧服而毫无顾忌，孝文帝看他年老体衰，也不强责。迁洛之初，元隆、元超还曾企图劫持太子元恂留居平城，起兵割据雁门关以北的恒、朔二州，阴谋虽未得逞，但叛逆之心不死，这次又与穆泰等人酝酿更大的叛乱。
元颐佯装许诺，以稳住穆泰等人，暗中将叛乱阴谋密报朝廷。时任城王元澄卧病在床，孝文帝立即召见他说：“穆泰图谋不轨，扇诱宗室。今迁都不久，北人恋旧，倘或发生叛乱，南北纷扰，朕洛阳就难以保住。这是国家大事，非你不能办。你虽有病在身，但要强打精神为我去北方跑一趟。要根据形势，妥善处理。如果叛党势弱，就直接前往擒获；若已强盛，可用我的命令调发并、肆二州的军队进行出击。”元澄答道：“穆泰等人愚蠢而糊涂，正由于迷恋旧生活才这样做，没有什么深谋远虑；臣虽不才，足以制伏他们，愿陛下不必担忧。臣这点小病，怎敢辞绝呢！”孝文帝笑着说：“任城肯去，我还有什么忧虑的！”遂授给元澄节、铜虎符、竹使符，配给部分禁卫军，让他代领恒州刺史。
元澄受命，倍道兼行，经雁门往北直趋平城（恒州治所）。先遣侍御史李焕单骑入城，出其不意，晓谕穆泰同党，示以祸福，叛党顷刻瓦解。穆泰无计可施，仓促率麾下数百人攻焕，不克，败走城西，束手就擒。元澄穷治穆泰同党，收陆睿等百余人下狱，民间帖然；并将平叛始末写成奏章上报朝廷。孝文帝大喜，召见公卿大臣出示奏章说：“任城可谓社稷之臣。看他审案的狱辞，就连古代的皋陶也未必能超过他！”皋陶，传说是禹的大臣，掌刑罚。又面对咸阳王禧等人说：“你们当此重任，未必能够办到！”
太和二十一年（497）正月，立皇子元恪为太子。二月，孝文帝北巡，准备到平城亲自看看那里的情况。途中经过上党铜鞮山，看到路旁有十几棵大松树，一时诗兴大发，边走边作起诗来。眨眼功夫，诗就作成，命人拿给彭城王元勰看，很自信地说：“我开始作此诗，虽然不是七步，但也说不上远。你也作一首，等走到我这里，诗要作成。”当时元勰离他仅十几步远，遂且行且作，还没走到其地就作成了。诗写道：“问松林，松林几经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①孝文帝大笑道：“你这首诗也是笑话我罢了。”不数日，来到平城，劳问任城王元澄等人，引见穆泰、陆睿及其党羽，经讯问，没有一个含冤叫屈的，人们都很佩服元澄明断。穆泰及亲党全部被杀；陆睿赐死狱中，妻子流徙到辽西为民；元丕免死，留下后妻、二子，一同发往太原为百姓，杀元隆、元超与同母兄弟乙升，余子徙敦煌。这次叛乱，留在平城的鲜卑旧贵族多数都参与了，只有于烈一族没有卷入。因此，于烈更加①《魏书·彭城王勰传》。
受到孝文帝的器重，后来被提升为领军将军。
叛乱平息后，孝文帝以鲜卑旧贵和北方各少数族酋长不堪暑热，允许他们秋居洛阳，春还部落，当时人称他们为“雁臣”。
御驾南伐六月，孝文帝一行渡渭水入黄河，东还洛阳。返京后的第三天，即下令征发冀、定、瀛、相、济五州兵卒二十万，准备再次大举南伐。就在这时，中书监魏郡公穆罴与穆泰通谋一事败露，虽在大赦之后，仍被削官爵为民；罴弟司空穆亮也被迫辞职。
经过一番准备，八月，孝文帝率六军从洛阳出发，使任城王澄与仆射李冲、御史中尉李彪等人留守京城，命皇弟彭城王勰暂领中军大将军。勰辞谢说：“亲疏并用，古人之道。臣是何等样人，屡蒙陛下宠授！过去陈思王曹植上表魏文帝，求自试率兵攻吴蜀，而得不到允许，今日我不请而授以征伐重任，怎么差别这样远啊！”孝文帝听后大笑，拉着元勰的手，亲热地说：“二曹以才名相忌，我和你以道德相亲。你只要克己复礼，何必再管其他事情。”
孝文帝引兵直趋襄阳，彭城王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吹唇拂地。兵至赭阳，留诸将攻取，自率兵南下奔袭宛城，当晚攻克外城。齐南阳太守房伯玉据内城拒守，孝文帝派中书舍人孙延景对房伯玉说：“我这次要荡平南方，统一全国，不像以前那样冬来春去，没有克获，决不还北。你这座城池首当其冲，不得不先攻取，远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斩首示众，事在顷刻之间，宜加三思。”房伯玉率众坚守，魏军不能取胜。孝文帝留咸阳王禧等人攻南阳，自引兵至新野，又遭到齐新野太守刘思忌的顽强抵抗，直到十月，仍然不能攻下。齐明帝急派大将崔慧景率步骑二万余人增援襄阳。十一月，南齐韩秀芳等十五将投降北魏，魏兵才在沔水以北取得一次胜利。战争相持到第二年三月，北魏终于攻占了雍州的南阳、新野、南乡等郡，刘思忌被杀，房伯玉被迫出降。继而大败崔慧景、萧衍于邓城，斩首、俘获二万余人。孝文帝乘胜率众十万围攻樊城，齐雍州刺史曹虎闭门自守。但涡阳一战，魏军失败，一万多人被杀，三千多人被俘，军资器械财物损失上千万。北魏急调步骑十余万往援涡阳，才迫使齐军撤退。九月，孝文帝得知齐明帝死讯，乃下诏称说“礼不伐丧”，引兵而还。归途中，身患重病，十多天不能引见侍臣，经过急救，方才转危为安。
太和二十三年（499）一月，孝文帝风尘仆仆地回到洛阳，尽管病魔缠身，但还是坚持上朝理事。回京后的第二天，便在宫中引见大臣，他面带怒容地责问任城王澄说：“营国之本，礼教为先。朕离京以来，旧俗多少有些改变不？”元澄见问，心中惶恐，小心翼翼地低声答道：“圣上教化日新。”孝文帝斥责说：“朕昨日入城，看见车上的妇人还头戴帽子、身着小袄，怎能说得上日新！若是如此，你等为何不加查看？”戴帽、穿小袄，是鲜卑妇女旧服，故被责问。元澄解释说：“穿旧服的少，不穿的多。”孝文帝一听，心中十分不快，继而说道：“太奇怪了！任城的意思是想使洛阳全城尽着旧服么？这不就叫做一言可以丧邦吗？可令史官记下。”元澄与留守百官面面相觑，一齐脱帽请罪。
南齐为了夺回雍州所失各郡，派太尉陈显达督率平北将军崔慧景军四万击魏，屡破魏将元英，围攻襄阳以北三百里的马圈城达四十余日，城中粮食断绝，将士以死人肉和树皮充饥，魏兵被迫突围，死伤千余人。陈显达又派军夺回南乡郡，给北魏造成严重的军事压力。孝文帝十分忧虑地与任城王澄计议道：“显达侵扰，朕不亲自出马就无法制伏他。”
三月初，孝文帝抱病又一次离洛阳御驾亲征，命于烈居守，以右卫将军宋弁相辅助。孝文帝自染病以来，彭城王元勰常在身边侍奉医药，昼夜不离左右，饮食必先尝而后进，蓬首垢面，衣不解带，睡不安席。孝文帝久病心烦，易于动怒，侍臣稍有过失，动不动就要诛斩；元勰乘间劝谏，多所匡救。于是以元勰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统领全军。元勰辞谢说：“臣侍候疾病，苦无空闲，怎能治军？愿更选一王，总管军权，臣得以专心侍奉医药。”孝文帝感慨地说：“侍疾、治军都要依靠你。我病成这样，恐怕不行了。安六军、保社稷，除了你还能有谁！怎能更选他人以违推心相托之意呢？”魏军进至马圈城，与齐军相遇，孝文帝坚持亲自部署指挥战斗。均口一战，齐军大败，主帅陈显达化装南逃，丢失军资以亿计，尽为北魏所得，魏军乘胜追奔至汉水而还，齐军十之七八被杀或投水自溺而死，死者三万余人。
三月底，孝文帝病情恶化，被迫北还，行至谷塘原，对元勰说：“我的病日益严重，只怕难以再起。这次虽然摧破了陈显达，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依，唯在于你。过去霍光、诸葛孔明以异姓受顾托之命，何况你是亲兄弟，且有贤德，能不努力！”元勰哭着回答说：“臣以至亲，久参机要，职位显赫，海内莫及；所以敢受而不辞，正依恃陛下明如日月，请宽恕臣不知退避的过失。今又委任首辅，总握机政；震主之威，必然取罪啊！如此，虽则陛下爱臣，却又未尽始终之美。”孝文帝默默无言，考虑了很久，说：“详细思虑你的话，确实有道理。”于是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以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祥为司空，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嘉为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与侍中、太尉元禧，尚书右仆射元澄等六人共同辅政。临终，遗命众宰辅说：“迁都洛阳，定鼎河湹，期望荡平南方，复礼万国，上可光耀祖宗，下可普济苍生。怎奈病魔缠身，早离人世，大志难遂。诸位公卿大臣要好好辅佐继子，兴我魏室，不也很好么？大家尽力吧！”四月初一日，孝文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时年三十三。
彭城王勰与任城王澄秘密商议，恐凶讯外露，陈显达返兵追逼，故秘不发丧；行抵宛城遣中书舍人张儒奉诏征太子元恪，将凶讯密告留守于烈。太子至鲁阳，乃发丧，即皇帝位，是为宣武帝。
五月，葬孝文帝于长陵（洛阳湹水以西），庙号高祖。
评价孝文帝一生勤学，喜好读书，手不释卷。性又聪慧，精通五经，博涉史传。善谈《庄子》、《老子》，尤其通晓佛教义理。舆车之中，戎马之上，都不忘讲经论道。博学多才，擅长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占，侍臣笔录，不改一字，辞旨可观。自太和十年以后，诏令、策书皆亲手拟写；至于议定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也都亲自下笔。其他文章，不下百余篇。爱惜人才，亲贤任能，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见知，崔光、刑峦之徒以文史显达；对有才能的大臣十分器重，不吝爵赏，如对元澄、李冲、王肃、高闾、宋弁等都一一予以重用，他们在制礼作乐、改革旧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亲政以后，日理万机，不辞辛劳，勤于为政。操劳于朝堂之中，奔波于疆场之上，十几年如一日。祭天地、五郊，祀宗庙，常必躬临，不以寒暑为倦。尚书奏案，多自审阅；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他常说：“人君怕的是不能处心公平，推诚待人。能做到这两点，则胡、越之人都可以变得如亲兄弟。”
虚心讷谏，从善如流。他常对史官说：“直书时事，无隐国恶。人君作威作福，史官又不写，将何以有所畏惧。”而用法严谨，虽王公、贵戚、大臣也从不宽贷；然不计小过，宽以待人。左右进食，曾于食中得虫，又进汤误伤帝手，都是一笑了之。
爱惜民力，生活俭朴。每次外出巡游及用兵，有关官吏奏请修筑道路，孝文帝说：“粗修桥梁，能通车马就行了，不要除草、铲得过平。”在淮南行军，如在境内，禁止士卒踏伤粟稻，有时砍伐百姓树木以供军用，也要留下绢布偿还。宫室非不得已不修，衣服破旧了，洗补以后又重新穿上，所用鞍勒仅铁木而已。
孝文七子孝文帝有七子：林皇后生废太子恂。文昭高皇后生宣武帝恪、广平文穆王怀。袁贵人生京兆王愉。罗夫人生清河文献王怿、汝南文宣王悦。郑充华嫔生皇子恌，未封王，早夭。
元恂，字元道，孝文帝长子。生而母死，冯太后亲自抚养，常置左右。
太和十七年七月，立为皇太子；二十年，改字宣道，十二月被废；次年四月赐死河阳，年十五。内容详见前文。
宣武帝元恪，孝文帝第二子。太和七年闰四月生于平城，二十一年正月立为皇太子，二十三年夏四月即皇帝位于鲁阳。在位十六年，延昌四年（515）正月卒，时年三十三，葬于景陵，庙号世宗。
元愉，字宣德，孝文帝第三子。太和二十一年封京兆王。愉好文章，喜诗赋，接引才人，广招儒学宾客，置于馆舍之中，颇加优礼。所得谷帛，多用于散施。又崇信佛道，布施不资。然性奢侈，贪纵不法，出为冀州刺史。因不满外戚高肇擅权，永平元年（508）八月于冀州起兵谋逆，自称皇帝，兵败被执送京师，途中绝气而死，年二十一。
元怀，孝文帝第四子，封广平王。史籍缺载，事迹不详。
元怿，字宣仁，孝文帝第五子。太和二十一年封清河王。怿有才学，长于为政，明于决断，判事甚有条理，名声著于远近。魏明帝世，灵太后临朝，权臣当道，宦官干政，政治**。元怿竭力匡辅，以天下为己任，对领军元叉等人裁之以法，引起元叉的忌恨。正光元年（520）七月，元叉与宦官刘腾逼迫明帝，幽闭灵太后，囚禁元怿，诬怿罪状，遂害之，时年三十四。
汝南王悦，孝文帝第六子，好读佛经，浏览书史，为性放荡，清狂莫测。好左道，合服仙药松术等物，常外出采药，宿于城外小人之所；又不与妃妾同居，而更好男色。及清河王怿为元叉所害，悦了无仇恨之意，反而奉承元叉。叉大喜，以悦为侍中、太尉。北魏末年，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大诛元氏宗室，悦南奔梁，梁武帝厚相资待，立为魏主，置于境上。及高欢诛尔朱荣，以悦为孝文帝之子，乃征入朝，欲立之。悦既至，清狂如故，多罪失，故不得立。孝武帝初年，遭忌被杀。
第四节文明太后冯氏临朝听政在北魏历史上，文明太后冯氏是一位承前启后的杰出女政治家。
冯氏（442？—490），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祖父冯弘，北燕末代国王。北魏兵临和龙，冯弘弃城奔高丽；其子冯朗、冯邈降魏。后来，冯朗官至北魏秦、雍二州刺史，封西郡公。冯氏是冯朗之女，生于长安。
当冯氏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的时候，晴天里一个霹雳，其父冯朗突然罹难被杀，顿时家破人亡了。冯氏受到株连，被没入平城皇宫，幸好她的姑母是太武帝拓跋焘的左昭仪，她入宫后得到姑母的照顾。
冯氏聪明好学，在姑母的抚养教育下，不仅粗通文字，而且见识大有长进。兴安元年（452），文成帝拓跋浚继位，冯氏被选为贵人，当时她只有十四岁。四年后，她被立为皇后。
北魏前期，黄河流域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生产凋敝，民不聊生。许多农民不得不投靠大族豪强，沦为荫附户。“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①。荫附户不承担国家的赋税徭役，其负担必然要转嫁到其他劳动人民的身上；大族豪强对荫附户实行残酷剥削，荫附户也痛苦不堪，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史称“世祖（拓跋焘）经略四方，内颇虚耗，既而国衅时艰，朝野楚楚”②，这就是文成帝继位时面临的社会现实。文成帝曾经采取了一些补偏救弊的措施，他派出二十多批官员巡视州郡，检查地方垦田、徭赋、吏治和刑法；他五次发诏惩治贪官污吏，并一度减轻赋税，免收相当于常赋一半的杂调。这些措施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收效甚微。
文成帝还没来得及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在二十六岁上死去了。冯氏痛不欲生，在举行焚烧文成帝生前衣物的仪式上，她哭喊着纵身跳入火堆，左右侍从慌忙把她拉了出来。她昏迷良久，方才苏醒过来。
和平六年（465），文成帝长子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献文帝尊冯氏为皇太后。小皇帝刚刚十二岁，朝政大权操在车骑大将军乙浑的手中。乙浑心怀叵测，矫诏诛杀异己，先后杀害了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和平原王陆丽等人。四十多天内，他由车骑大将军而太尉、录尚书事，而丞相，凡三迁，位居诸王之上。
冯氏是个精明的妇人，果敢干练。十多年的宫廷政治生活，使她更加敏锐机智了。她没有沉浸在悲哀中，不动声色地注视着周围事变。当她觉察到乙浑心术不正，谋危帝室时，便密定大计，突然以谋反罪杀掉了乙浑，然后宣布亲自临朝听政，控制北魏政治大权。
皇兴三年（469）八月，拓跋宏被立为太子。“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①。冯氏亲自抚育还在襁褓中的太子，宣称自此不听政事，还政于献文帝。据说献文帝“幼而神武，聪睿机悟”②，年纪虽小，却很有主①《魏书·食货志》。
②《魏书·高宗纪》史臣语。
①《魏书·道武皇后刘氏传》。
②《北史·献文帝纪》。
意。于是乎在皇帝和太后之间出现了一场微妙的斗争。宫闱秘闻，难以尽知；史官避讳，史事遗落，如今只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而已。大概由于太后经常干预和掣肘，献文帝不能自主，但又不愿当傀儡，渐渐心灰意懒，不想过问政事了，这就是他所谓“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③。后来，献文帝干脆准备禅位给他的叔父、京兆王拓跋子推，只是迫于冯氏的压力和群臣的反对，才传位给太子。
孝文帝拓跋宏即位的时候，还不满九岁；献文帝则为太上皇帝。冯氏为太皇太后。献文帝虽然禅位了，但是，太上皇与太皇太后之间的矛盾并没有结束，而且还在逐步加深。当时，冯太后憎恶侍臣薛虎子，出之为枋头镇将，以后又借故贬黜他当镇门士。献文南巡，薛虎子候在道旁哭诉，自称横遭非罪。献文甚是同情，带他随从视察，一路上访以政事，又重新任命他当了镇将。冯太后宠幸李奕，献文却偏偏罗织罪名杀了李敷、李奕兄弟，他们的许多亲戚也受到株连。这件事激化了帝、后之间的矛盾，终于导致了承明元年（476）六月献文的暴死。甲子日，“诏中外戒严，分京师见兵为三等，第一军出，遣第一兵，二等兵亦如之”④。京师如临大敌，形势非常紧张。显然，这是冯太后为了对付献文而采取的一次不寻常的军事行动。六天后，献文暴死。史称“显祖（拓跋弘）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①。冯氏害死献文，决非捕风捉影之说。在这次统治阶级内部的夺权斗争中，冯氏获得了完全的胜利。献文死后，冯氏称太皇太后，再次临朝听政。从此，她大权独揽，事必躬亲，直到太和十四年（490）九月病死的时候为止。
锐意改革当时，北魏的政治局面很不景气，阶级矛盾愈演愈烈。由于没有俸禄，官吏贪赃枉法，侵削黎民百姓者比比皆是。大族豪强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奴役依附农民。水旱蝗灾也连年不断，从而激起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北魏的统治已经到了非改弦更张不可的时候了。担当起这个历史重任的不是别人，正是冯太后。她所接受的汉族传统文化的教育起了良好的作用，历年的政治斗争也使她变得更加成熟了。于是，在她的主持下，北魏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北魏的历史打开了新的一页。
首先是实行均田制。
针对牛疫流行，耕牛死伤过半，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失的状况，太和元年（477），冯太后采取临时措施，下令各地抓紧耕垦，限定“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②。但是，耕垦要有可供耕垦的土地，要有耕垦土地——哪怕是荒地的权利。农民没有地种，人尽其力，地尽其利只能是一句空话。这一点，冯太后后来逐渐意识到了。
主客给事中李安世是个有识之士，他首创均田之议。他在上疏中说：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子孙既立①，始③《北史·献文帝纪》。
④《魏书·高祖纪上》。
①《魏书·文成皇后冯氏传》。
②《魏书·高祖纪上》。
①“子孙既立”句，《魏书·李孝伯传兄子安世附传》原文为“三长既立”，此据《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违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幸之徒兴，繁多之狱作。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②。李安世的建议不但切中时弊，而且切实可行，深得冯太后的赏识。虽然有不少代表大族豪强利益的官僚权贵不赞成，认为均田“无益”③，但都不能动摇冯太后的决心。太和九年（485）十月，冯太后颁布均田诏令。诏令说：“如今富强者兼并山泽，而贫弱者无栖身之地，导致土地不能充分利用，百姓没有丝毫积蓄。有的人为争地畔而身死，有的人因饥馑而流亡，这样下去，希望天下太平，百姓丰足，怎么可能达到呢？现在派遣使者到各州郡，与州牧太守平均分配天下土地，土地的还、受以生死为界限，通过均田劝课农桑，建立富民的根本。”
均田从“方割”京畿及京城国有土地开始④，“方割”者，就是把土地划分成一块块，按人口分给无地或少地的百姓。均田令规定：授予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又授予男子桑田二十亩，或麻田十亩。受田者身死或年过六十，露田归还国家，桑田或麻田不还。许多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背井离乡的人们也重新返回家园，大片荒芜的土地被开恳出来，残破不堪的农村渐渐有了生气。
后来，大约在太和十一二年（487、488）的时候，有一次，孝文帝和文明太后冯氏引见王公大臣，孝文帝问：“前几年方割畿内及京城三部田地给百姓，很有些好处吧？”南部尚书公孙邃回答说：“自从方割以来，种种赋税的征收容易多了，实在大有好处。”文明太后说：“许多人都说没有好处，卿的见解可以说是懂得治国的关键了。”
统治者最关心的是赋税的征收，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他们就认为大有好处。因为他们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这毫不奇怪。不过赋税容易征收，不也说明生产有所恢复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吗？
均田令虽然对大族豪强兼并土地有一定的限制，但基本上没有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因为均田令规定奴婢同平民一样受田，耕牛也可以受田，四头以内，每头受田三十亩。这就保证他们可以占有比平民百姓多得多的土地。政府并没有夺取他们的土地分给百姓，用于分配的土地是国有土地和荒地。因此，大族豪强虽然不赞成均田，但也没有酿成风波。
其次是实行三长制和新租调制。
在实行均田制的过程中，荫附户的问题非常突出，北魏“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①，大批农民继续控制在大族豪强的手里，均田制将进行不下去，国家通过均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也会落空。于是，在均田制实行的次年，即太和十年（486）初，内秘书令李冲上疏，首倡实行三长制和与三长制并行的新租调制。李冲说：“应该效五《邦计部·田制门》径改。
②《魏书·李孝伯传兄子安世附传》。
③《魏书·公孙表传孙邃附传》。
④《魏书·公孙表传孙邃附传》。
①《魏书·李冲传》。
法古制，五家设一个邻长，五邻设一个里长，五里设一个党长，选取乡里中能干谨慎的人担任。邻长免一人征戍，里长免二人，党长免三人。三年没有过失就升一等。百姓租调：一夫一妇缴纳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尚未婚娶的男女，四人缴纳一夫一妇的租调，从事耕织生产的奴婢，八口相当未婚娶者四人的租调，耕牛二十头相当于奴婢八口。生产麻布的地区，以布代帛。”冯太后一面读奏疏，一面叫好。
冯太后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建立三长制问题。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反对三长制，他们说：“李冲要求设立三长，目的在统一法令。他的意见似乎可用，其实难以实行。”郑羲甚至说：“如果不相信臣的话，可以试行，等待失败以后，就可以知道臣说得不错。”太尉拓跋丕支持改革，他说：“臣以为如果实行三长制，于公于私都有好处的。”多数人对实行新制虽然没有异议，但认为在课调期间去清理户口，新旧未分，容易引起民众不满，不如过了秋天，等到冬闲季节进行为好。这时，李冲说：“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不趁发调建立三长，百姓只知道设立三长、清查户口的麻烦，而看不到徭役公平、赋税减轻的好处，才会产生不满情绪。所以，趁课调期间实行新制，让百姓知道赋税公平了，他们既能理解，又得到好处，实行起来就容易了。”著作郎傅思益反对新租调制，他说：“九品征调的办法实行已久，一旦轻率变更，恐怕要引起骚动。”
冯太后倾听和比较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后，果断地说：“建立三长制，课调有固定的数量，赋税也有固定的分额。苞荫户可以分离出来，投机取巧的人也受到限制。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实行呢！”
这年二月，冯太后下诏说：“很早以来，各州户口不实，包藏隐瞒，损公肥私。富强者绰绰有余，贫弱者不足糊口，然而赋税一样，没有轻重的差别；力役也一样，没有多少的不同。虽然规定九品之制，但不论土地肥瘠；虽然规定均输办法，但不别蚕织之乡。今革除旧制，实行新法，建立里、党。各地州牧太守，务必告喻百姓，使大家知道去烦就简的必要。”她还派遣官吏到各地核实户口，建立新的户籍。豪强大族抵制和反对实行三长制，但慑于北魏强大的中央集权，并不敢轻举妄动。多数农民拥护新制度，新制度使他们得以摆脱豪强的控制，多少减轻了负担。三长制的优越性很快显示出来，“于是海内安之”①。
再次是实行俸禄制，打击贪官污吏。
北魏早期的统治者以掠夺战争为事，官吏参与掳掠，接受赏赐，而没有俸禄。这种落后的制度一直沿袭下来，致使贪官成群，贪污成风，吏治败坏。虽然后来的统治者再三整顿吏治，但收效甚微。太和九年（485），冯太后制定俸禄制度，并规定实行俸禄制度以后，贪赃满一匹者处以死罪。
太和十三年（489），雍州刺史、南安王拓跋桢和怀朔镇大将、汝阴王拓跋天赐因贪污受贿受到弹劾，许多王公大臣都替他们说情。冯太后气愤地说：“他们不遵奉法度，贪赃聚敛，按照他们所犯论罪，应当处死。你们大家以为应该保护亲人废弃法令，还是应该大义灭亲维护法令呢？”后来二王虽没有被处死，但也受到削除官爵、禁锢终身的处罚。直到冯太后死后，孝文帝才重新起用拓跋桢。
此外，冯太后还主持制定了一些汉化政策。她重视儒家教育，最早在地①《魏书·食货志》。
方上设立乡学，每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以后大郡增置助教二人，学生增加到一百人；小郡学生也增加到八十人。她尊崇孔子，下诏祭祀孔庙，封孔子二十八世孙孔乘为崇圣大夫。她废止鲜卑族的原始巫术，又严令禁止鲜卑同姓通婚的落后习俗。这些，都可以说是孝文帝后来推行汉化政策的先声。
治事苛严，厉行节俭冯太后对孝文帝管教很严，她要求孝文帝身旁的内侍十天内要汇报一次孝文帝的表现，不汇报则加以责罚。有的内侍搬弄是非，因此孝文帝每每挨打，有时被杖责几十下，虽然受了委屈，也默不作声。冯太后还曾经有意废孝文而另立咸阳王禧，因拓跋丕、穆泰、李冲等人固谏才作罢。“自太后临朝专政，孝文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①。即使孝文帝一天天长大了，也是如此。孝文不参决干预大政，而冯太后常常独断，事情办了也不告诉孝文一声。这固然与冯太后对孝文严苛管教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孝文对祖母心悦诚服，衷心钦佩，因为孝文帝后来完全忠实地继承了冯太后的事业，继承了冯太后制定的政策。
冯太后以女主临朝，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她不能不对可能动摇其地位的人实行严厉制裁，直至诛戮。因此，她是严苛的。她还利用宦官和受宠者来加强集权统治，给他们很大权力，很厚的赏赐，但即使对这些人，她“亦无所纵”，所以他们中大多数比较规矩，并无大的过失。冯太后用人颇具政治眼光，她宠幸李冲，更器重李冲的见识才干，当时的政治措施，制度兴革，多有李冲的擘划。她给游明根、高闾特殊礼遇，是因为这两人“儒老学业”①，博综经史。
在封建统治者中间，冯太后还是比较朴素的，她不喜欢金银饰物，穿的衣服，用的被褥都是一些素色的缯帛而已。她吃饭的小桌子，只有一尺宽，饭菜数量比过去少了十分之八。她生前预先对自己的丧葬作了安排，一切从俭，坟墓不过三十步，内室一丈见方，棺椁很普通，不用随葬器物，甚至一般的素帐、陶瓷也不要。后来坟墓、内室扩大一倍，是孝文擅改的。
冯太后不愧是北魏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作用的杰出人物，她采取的种种改革措施，成了北魏封建化道路上的里程碑，而且对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北史·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
①《魏书·游明根传》。
第十八章宋武帝、梁武帝、侯景第一节宋武帝①宋武帝刘裕（363—422），刘宋王朝的创立者。在位时间仅短短的两年。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先祖是彭城人（今江苏徐州市），后来迁居到京口（江苏镇江市）。据说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壬交的后代。《宋书·武帝本纪》还十分详尽地列举了他家族显赫的世系表，不过这里面的可信程度怎样，尚待考证。刘裕幼年时，家境已十分贫困。他年轻时，干的是被人瞧不起的力气活，有时还出门做些小买卖，赚钱养家糊口。由于家境贫寒，也常受人欺负。当时，京口有一家姓刁的大族，因为有钱有势，鱼肉乡里，被称为“京口之蠹”。有一次，刘裕与刁家的人赌博，结果输了，刘裕还不起赌债，竟被刁家缚在马桩上，受尽了耻辱。
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竟当上了开国皇帝，所以有人将此称为“寒人掌权”。
镇压孙恩卢循起义刘裕虽然出身贫寒，却“有大志”，当然也是时代为他创造了机遇。他生活的东晋时代，政治十分**和昏暗。终于引发了东晋历史上著名的孙恩、卢循起义。这时，刘裕正在东晋将领刘牢之军中。
起义爆发后，刘牢之奉命前去镇压。刘裕此时已因有勇有谋受到刘牢之的赏识。刘裕在交战中善于用计。安帝隆安五年时（401）刘裕率部与起义军相持于海盐城。当时，刘裕守城，兵力薄弱，起义军则人多势强。刘裕见此情景，心生一计。他选了数百精壮人员组成了敢死队，一律脱去甲胄，手执武器。鼓噪而出。起义军一时没有戒备，又不知刘裕真实意图，纷纷撤离，并在混乱中损失了大帅姚盛。就这样刘裕又得以苟延残喘了几天。最后刘裕怕相持太久，就又想了个计谋。一天深夜，他下令部下偃旗匿众，装出撤离的态式。第二天一大早，就让几个老弱病残登城上镇守。起义军不知刘裕底细，就向刘裕部下打听刘裕情况。部下故意回答说：“刘将军已趁黑夜逃出城了。”起义军不知其中有诈，纷纷登城。刘裕趁其不备，率精锐猛击登城起义军，结果起义军受损惨重。由此可以看出刘裕确实是一个很有计谋的人。刘裕虽然有勇有谋，又死心塌地地效忠东晋统治者。但他毕竟出身寒微，因此要想在门阀士族把持仕途的东晋时代崭露头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孙恩起义军败退海岛后，东晋统治者仍不放心，害怕他会东山再起，于是任命谢琰为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率徐州部众，镇守东土。谢琰是东晋著名大族，孝武帝马司曜时宰相谢安的儿子。淝水之战中，他因有“军国才用”，出为辅国将军，以精卒八千，和其从兄谢玄一道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封为望蔡公。朝廷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谁知谢琰“及至郡，无绥抚之能，而不为武备”（《晋书·谢安传》）。将帅们都进谏说“强贼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扬仁风，开其自新之路。”谢琰却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苻坚百万，尚送死淮南，况孙恩奔衄归海，何能复出，若其复至，正是天不养国贼，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宋书·武帝本纪》，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令速就戮耳。”（同上）众人见他执意不听，也就不再进言了。谁知后来孙恩果然又重振旗鼓，一时间声势浩大。起义军战浃口，入余姚，破上虞，进及邢浦，离山阴北只有三十五里之遥。谢琰这才慌忙派参军刘牢之攻打孙恩。不久上党太守张虔硕也战败，起义军越战越勇，琰部下不能阻挡，谢琰只好亲自出战，大败，被自己部下张猛害死。谢琰的失败意味着东晋士族已无力控制局面。从此，北府兵权尽入刘牢之、刘裕这些原来被人瞧不起的寒族出身的武将手中。显赫一时的王谢家族的势力就日渐衰落了。
谢琰死后，东晋又任命刘牢之都督会稽等五郡诸军事。刘牢之自己屯驻上虞，派刘裕戍守句章（今浙江慈溪境）以抗拒起义军。
隆安五年（401）六月，孙恩从海上复出，直奔丹徒，这时起义军已有十余万众。刘牢之命令刘裕前去阻击，刘裕日夜兼程，与起义军大战于蒜山。刘裕战胜，孙恩只好返回船上，转攻建康。孙恩因楼船高大，又是逆风行驶，速度无法加快，走了很多天才赶到白石。孙恩这时听说刘牢之已赶至京口，朝廷已严加防备，料想不易取胜，只好转奔郁洲（今连云港市之东）。八月，朝廷以刘裕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率领水军赶到郁洲，双方交战，刘裕又占了上风。孙恩部众只好南还海上，刘裕却紧追不放，连战几个回合，屡屡获胜。起义军元气大伤，加上“饥馑疾疫，死者大半”，基本上再也无力与刘裕相抗了。
孙恩败后，其妹夫卢循又高举义旗，继续战斗。元兴二年（403）正月，卢循部徐道覆进攻东阳，以后又攻永嘉，都被刘裕打败。在永嘉交战中，卢循大帅张士道被杀。后来起义军转向晋安，刘裕仍然穷追不舍，卢循只好逃往海上。六月，刘裕被封为彭城内史，日益受到朝廷重视。
义熙年中，刘裕伐慕容超，一时无暇它顾。卢循的妹夫徐道覆劝卢循乘虚而出，他认为“朝廷恒以君为腹心之疾，刘公（刘裕）未有旋日，不乘此机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齐之后，刘公自率众至豫章，遣锐师过岭，虽复君之神武，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都邑，刘裕虽还，无能为也。”（《晋书·卢循传》）卢循深以为然。
不久，卢循率所部由广州北向，进攻湘中诸郡；徐道覆则由始兴向南康、庐陵、豫章等郡进攻。一路进展顺利，东晋“守相皆委任奔走”。镇南将军何无忌率众拒之，结果兵败被杀。与此同时，卢循率部沿湘水北上，在长沙打败了荆州刺史刘道规，并准备进攻江陵。这时，徐道覆听说北府兵三大主力之一的刘毅（三大主力为刘裕、刘毅、何无忌）将至，便急告卢循，先放弃进攻江陵的计划，转而东下，一同进攻刘毅。
刘毅与徐、卢部在桑落州（江西九江市东北江中）决战，结果刘毅“败绩，以数百人步走，余众皆为贼所虏，辎重盈积，皆弃之”（《晋书·刘毅传》）。
起义军连挫何、刘部，一时间声势大振，史称其盛况为“戎卒十万，舳舻千计”（《晋书·卢循传》）。
朝廷见况大为惊恐，赶紧召回正在北伐的刘裕。刘裕“至山阳，闻何无忌败死，虑京邑失守，卷甲兼行，与数十人至淮上”（《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纪》）。
徐道覆听说刘裕急还，便劝卢循“于新亭至白石（南京市西沿江一带），焚舟而上，数道攻之。”谁知卢循这个人多谋少决，认为这不是万全之计，没有听从，失去了战机。徐道覆叹息道：“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后来，刘裕也心有余悸地谈起这事，认为当时起义军“若于新亭直进，其锋不可当”。卢循失去战机后，攻战不利，“船舰为暴风所倾，人有死者。列阵南岸，战又败绩”（《晋书·卢循传》）。于是又转攻京口，亦无所获。只好从蔡州南走，重又占据寻阳。刘裕穷追不放，大败卢循于雷池。卢循准备逃往豫章，故在左口（鄱阳湖口）做栅，刘裕命令全力攻栅，起义军虽奋力抵挡，也不能守住。刘裕乘胜击之，卢循只落得单舸而走，后来收散卒余勇千余人退守广州。徐道覆则败退始兴。
义熙七年（411）二月，卢循到达番禺。被晋军孙季高所破，收余众南走。徐道覆亦被刘裕部下刘藩、孟怀玉斩杀于始兴。不久，卢循攻广州二十余日不得下，转奔交州，为交州刺史杜慧度所败，最后绝望自杀。
坚持了十余年，影响甚大的孙恩、卢循起义终于被东晋统治集团扑灭了。在起义军将士的血泊之中，刘裕建功立业，获取了政治资本，为他日后步步高升，直到当上宋代的开国皇帝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平定桓玄之乱除了镇压孙恩、卢循起义外，刘裕一生中另一件大事就是协助东晋统治者平定了桓玄之乱。
桓玄是东晋权臣桓温之子。桓温一生跋扈，位极人臣。桓玄长大后，也“常负其才地，以雄豪自处，众咸惮之”（《晋书·桓玄传》）。因为朝廷忌恨桓家势力过大，故一直疑而未用。桓玄二十三岁时，才拜为太子洗马。太元末年，出补义兴太守。为此桓玄常有郁郁不得志之感。有一次，他登上高处感叹道：“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于是弃官而去。后来在东晋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桓玄逐渐崭露头角，地位日趋显赫。他都督荆、襄、雍、秦、梁、益、宁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后桓玄又上疏固争江州，于是都督八州及杨豫八郡，复领江州刺史。这以后，桓玄“树用腹心，兵马日盛”（《晋书·桓玄传》）。孙恩起义后，桓玄又想借讨伐之机，趁机扩展自己的势力，于是屡次上疏求讨孙恩。朝廷看出他有野心，“诏辄不许”。后来孙恩逼近建康，桓玄又“建牙聚众，外托勤王，实欲观衅”（《晋书·桓玄传》）。他乘机控制了长江上游大部地区，而东晋朝廷辖地却不出三吴，桓玄“断江路，商旅遂绝。于是公私匮乏，士卒唯粰橡。”（《晋书·简文三子传》）至此，桓玄开始自命不凡，“自谓三分有二，知势适所归，屡上祯祥以为己瑞”（《晋书·桓玄传》）。
元兴元年（402），朝廷以司马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并以北府兵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讨伐桓玄。桓玄甚为惊恐，欲保江陵，后来他听了长史卞范之的计谋，留其兄伟守江陵，自己率众至寻阳，反而“移檄京邑，罪状元显”。结果变不利为有利，大败司马尚之和司马休之，直入建康，杀司马道子、元显。刘牢之背叛朝廷，降于桓玄。第二年，桓玄称帝，国号楚。
桓玄称帝后，“祸难屡构，干戈不戢，百姓厌之，思归一统”（《晋书·桓玄传》）。刘裕看清了局势，与刘毅、何无忌等共谋反桓之事。从此，拉开了平定桓玄之乱的序幕。
桓玄始欲叛晋时，他的从兄卫将军谦曾讨问刘裕的口信，刘裕当时已经“志欲图玄”，乃逊辞答曰：“楚王，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刘裕口上这么说，心里却打定主意要起兵反玄。
桓玄称帝后，有一次见到刘裕，便对左右的人说：“昨见刘裕，风骨不恒，盖人杰也。”以后每次游集，都对刘裕态度优礼有加，赠赐甚厚，想借此笼络裕心，可是刘裕反心却更加坚决。也有人看出刘裕不会久居人下，劝桓玄说：“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不为人下，宜早为其所。”桓玄却不以为然地说：“我方欲平荡中原，非刘裕莫可付以大事，关、陇平定，然后当别议之耳。”反而更加褒奖刘裕，下诏说：“刘裕以寡制众，屡摧妖铎。汎海穷追，十殄其八。诸将力战，多被重创。自元帅以下至于将士，并宜论赏，以叙勋烈。”桓玄以为用这种怀柔政策可以打消刘裕的不满情绪，但刘裕却暗中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加紧了叛玄的步伐。
元兴三年（404）二月，刘裕以游猎为幌子，与何无忌等收集部众，联合了魏咏之、檀道济、周道民、田演等二十七人率众起兵，在京口、广陵杀死了桓修和桓弘。桓修被杀后，刘裕还假惺惺地痛哭流涕，表示要厚葬桓修。刘裕部初克建康时，桓修司马刁弘率文武佐吏前来救援。刘裕登上城楼对他说：“我等并被密诏，诛除逆党，同会今日。贼玄之首，已当枭于大航矣。诸君非大晋之臣乎？今来欲何为？”刁弘被他唬住，只好收众而退。不久刘毅率部众赶到，刘裕急命他杀了刁弘。
刘毅的兄弟刘迈原来也在建康。刘裕起兵讨玄后不几天，曾派遣同谋周安穆前去通报刘迈，要他为内应。刘迈为人胆小怕事，他表面敷衍周安穆，内心却不敢应允。周安穆看破了他的心事，心中懊悔，害怕事情会因此泄露，于是急忙赶回报告刘裕。
这时，桓玄任命刘迈为竟陵太守。刘迈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准备船只走马赴任。一天夜里，刘迈接到了一封桓玄给他的信。信中问道“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见刘裕何所道？”刘迈阅信后惊恐万分，以为桓玄已经知道刘裕的阴谋了。第二天一早就把事情全盘托出。桓玄这才如梦方醒，封刘迈为重安侯，既而一想，刘迈不抓住周安穆，使周得以逃出，于是又把刘迈给杀了。并连忙召桓谦、卞范之等共谋对付刘裕。桓谦认为应马上出兵攻击刘裕。桓玄听了不同意，说：“彼兵速锐，计出万死。若行遣水军，不足相抗，如有蹉跌，则彼气成而吾事败矣。不如屯大众于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无所措手，锐气已挫，既至，忽见大军，必惊惧骇愕。我按兵坚阵，勿与交锋，彼求战不得，自然散走。此计之上也。”于是派顿丘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北拒刘裕。
桓玄自从刘裕起兵后，天天忧惧不安。有人宽慰他说：“刘裕等众力甚弱，岂办之有成？陛下何虑之甚。”桓玄听了不同意，在他看来，“刘裕是为一世之雄”（事见《宋书·武帝本纪》）
元兴三年三月，刘裕与吴甫之会战于江乘。吴甫之是桓玄手下一名勇将，“其兵甚锐”，刘裕手执长刀，大声呼叫着，先身士卒，结果吴甫之被杀。接着，双方军队又战于罗落桥，桓玄部下皇甫敷率数千人迎战。宁远将军檀凭之与刘裕各率一队人马，檀凭之战败被杀，其部众纷纷逃散。刘裕却愈战愈勇，前后奋击，所向披靡，最后皇甫敷兵败被斩。
桓玄听说皇甫敷战败，更加恐惧。慌忙派桓谦屯兵东陵口，卞范之屯覆舟山西，双方兵力约有二万余众。不久，刘裕部饱食之后，将所有余粮全部扔掉，轻装上阵，进到覆舟山东，遍插旗帜在周围山上，作疑兵之计。桓玄又增派武骑将军庾祎之前往增援，庾祎之部兵精器利，局势开始对刘裕不利。刘裕面对强敌却镇定自若，他总是冲杀在最前阵，士兵受他鼓舞，也无不殊死奋战，一以当百，呼喊声惊天动地，士气十分旺盛。当时，天公作美，东北风刮得很大，刘裕急令纵火，火烟张天铺地，“鼓噪之音震京邑”。桓玄部很快崩溃瓦解。桓玄见大势已去，只好留下领军将军殷仲文守住石头城，自己率子弟沿长江南下。
刘裕在石头城立留台官，焚桓温神主于宣阳门外，重立晋新主在太庙中，以示自己是东晋的救世主。并派诸将帅追击桓玄。
刘裕赶跑桓玄，立了大功。尚书王嘏率百官迎接刘裕，众人都推举刘裕领扬州，刘裕心不在此，辞不肯受。于是大家又推刘裕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领军将军，徐州刺史，刘裕一下重权在握，这才遂了心愿，答应下来。
刘裕此时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具备。桓玄当权时，接下来的是晋朝廷留下来的烂摊子，史称当时“百司纵弛，桓玄虽欲厘整，而众莫从之”。刘裕时就不然了，百废俱兴，众望听归，他“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日间，风俗顿改”。在刘裕主持下，朝廷内外确实有振兴气象。
当时，也有一些人瞧不起刘裕，认为他出身布衣，地位卑贱，例如尚书左仆射王愉的儿子王绥，本是江左冠族。王绥少有重名，他对刘裕颇不服气，对这一类人，刘裕都想方设法一一予以铲除。
后来，刘裕派人追击苟延残喘的桓玄，在峥嵘洲大败之。义熙元年正月（405），刘毅等到达江津，破桓谦、桓振，收复了江陵。晋安帝司马德宗也到达江陵，下诏历数桓玄罪状，竭力称赞刘裕平定桓玄之乱中所立下的功绩，并封刘裕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使持节、徐青二州刺史如故。这样一来，刘裕的权力大大增强，很有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意味了。
北伐南燕刘裕很狡猾，故意作出谦让姿态，他表示不能接受如此重职，要求归藩。晋安帝当然不许，又是让百官奉劝，又是亲自到刘裕家中说服，刘裕还是拿定主意不干。结果晋安帝只好让他镇守丹徒，“改授都督荆、司、梁、益、宁、雍、凉七州，并前十六州诸军事，本官如故。于是受命解青州，加领兗州刺史”。其实，刘裕这时已掌有实权，声望也很高，皇帝只是傀儡了。不过，刘裕心里明白，要想取而代之，自己来当皇帝，仅仅靠立功于东晋境内还不足以服众，要树立更高的威信只有北伐。
东晋历史上，北伐向来是权臣立功业的好机会，除祖逖北伐没有私心，一心只想收复失地，统一河山外，其余的庾亮、庾翼和殷浩、桓温的北伐都带有借此建功立业，扩大势力影响的意图，刘裕当然也不例外。
义熙五年（409）二月，南燕王慕容超大掠淮北，阳平太守刘千载、济南太守赵元都被其抓去，数千家百姓被掳掠，边境再次告急。
刘裕正想出师北伐，于是上表皇帝，主张北伐，朝廷同意了他的要求。
四月间，北伐军从淮入泗，五月就到了下邳。
听说东晋刘裕率军北伐，慕容超慌忙会见群臣，商讨对策。侍中、尚书，领左卫将军，当时主掌朝政的公孙五楼建议说：“吴兵（指东晋兵）轻果，所利在战，初锋勇锐，不可争也。宜据大岘，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可徐简精骑二千，循海而南，绝其粮运，别敕段晖率兗州之军，缘山东下。腹背击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荡，芟除粟苗，使敌无所资。坚壁清野，以待其衅，中策也。纵贼入岘，出城逆战，下策也。”（《晋书·慕容超传》）公孙五楼这几条建议都是知己知彼的可行之策，可是慕容超没有接受，他逐一驳斥了公孙五楼的建议，他认为自己“据五州之强，带山河之固，战车万乘，铁马万群”，只要“徐以精骑践之，此成擒也”。慕容超的狂妄自大，导致了南燕军的失败。
这年夏天，刘裕军抵达东莞。慕容超恰恰采取了公孙五楼所说的下策，派左军段晖、辅国贺赖卢等六将领率步骑五万，进据临朐，而让刘裕军轻易地长驱直入，过了岘。刘裕入岘后，心中不免得意，举手指天说：“吾事济矣！”
六月，慕容超派公孙五楼小广宁王贺赖抢先占领了临朐城。待刘裕大军压境，便只留老弱兵力守住广固，其余兵力全部用来抵抗刘裕大军。临朐城旁有巨蔑河，离城大约有四十里地。慕容超警告公孙五楼说：“急往据之，晋军得水，则难击也。”五楼觉得有理，急忙向巨蔑水进发，谁知晋军龙骧将军孟龙符已抢先一步，占据了此要害之地。
晋军有车四千辆，分成左右两翼，车上都一律用布遮挡，御车者手中都持着长矛，又以轻骑作为游军。晋军军令严肃，行伍齐整。还没等晋军抵达临朐城时，南燕军铁骑万余，前后交至。刘裕急忙命令兗州刺史刘藩、参军刘怀玉、索邈等，合力奋击，同时又命令谘议参军檀韶直趋临朐。檀韶率建威将军向弥急驰临朐，当日陷城。斩慕容超部牙旗，获辎重。慕容超听说临朐已被晋军攻下，只好率残部逃走。刘裕亲自击响战鼓，鼓声咚咚，慕容超部众溃散奔逃。慕容超逃往广固。良马、辇车、玉玺、豹尾等皆被晋军缴获，送往京师。
第二天，晋军赶至广固，克之。慕容超退保小城，在城周边设长围以防守。围高三丈，外设三重堑。
七月间，刘裕被朝廷任命为青、冀二州刺史。人心更加归向，连慕容超的大将垣遵、垣苗也率众前来归顺。刘裕心中很是得意。不料有人讽刺他说：“你不得张纲，何能为也。”张纲是慕容超的尚书郎，“其人有巧思”。刘裕进攻慕容超时，他被派往姚兴处，以称藩为条件，乞求姚兴出兵援救。姚兴表面上表示愿助一臂之力，而实际上却畏惧刘裕，根本不敢发兵。张纲无奈，只好返回，在半路上被泰山太守申宣抓住送给了刘裕。刘裕把张纲囚在车中，让慕容超守城的将士看，结果城内守军莫不惊慌失色。
刘裕命令张纲加紧制造攻城的器械，慕容超求救姚兴不得，反使张纲被俘，于是心灰意冷，失去了与刘裕抗衡的信心。他提出向东晋称藩，求割大岘为界，献千匹良马以讲和，刘裕当然不答应，更加日夜加紧攻城，河北人民也荷戈负粮，纷纷前来援助晋军。
不久，张纲攻城器械制造成功，“设诸奇巧，飞楼木幔之属，莫不毕备，城上火石弓矢，无所用之”。
义熙六年（410）二月，广固城终于被晋军攻下。慕容超逃跑时被抓，被送往建康斩首，南燕王公以下数千人被俘，南燕灭亡。
刘裕之所以能较为顺利地灭掉称霸一时的南燕，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
客观原因是：南燕政治状况不好，史称“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晋书·慕容超传》）。慕容超为人也刚愎自用，听不进他人意见。公孙五楼对于东晋北伐的几条对策应该说是有道理的，可他却根本不愿采纳。另外，刘裕北伐却是顺应了民心，刘裕攻广固城时，河北民众前来援助，日以千计。民心所向对于这次击败南燕起了很大作用。加上东晋军队素质尚可，士气高涨，武器精良，供给充足。主观原因是，刘裕本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是不可多得的将才，而且比较有谋略，他攻广固城时，姚兴托人带话给他说：“慕容见与邻好，又以穷告急，今当遣铁骑十万，迳据洛阳。晋军若不退者，便当遣铁骑长驱而进。”刘裕接到口信后处之泰然，说：“告诉姚兴，我定燕之后，息甲三年，当平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结果，旁人都替刘裕担心，害怕会激怒姚兴，刘裕宽慰他们说：“此是兵机，非你们所了解。兵贵神速，如果姚兴真要来救慕容超，一定会怕我先知道有所准备。现在他故意派人告诉我，不过是见我伐燕，心怀畏惧，虚张声势吓唬我们罢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裕确实是有勇有谋的。其次，刘裕每次作战都能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甚至亲自鸣击战鼓，一个将帅能做到这些，对鼓舞士气当然会起到很大作用。再次，刘裕能听取他人意见。刘穆之才华谋略不及刘裕，但他间或有可取意见时，刘裕都能采用。有了以上这些主客观有利条件，刘裕当然是必胜无疑了。
北伐后秦义熙十二年（4）八月，刘裕又一次率军北伐，攻打后秦。这次北伐，兵分五路。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趋阳城；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趋许、洛；建威将军傅弘之、振武将军沈田子趋武关；冀州刺史王仲德，由巨野入河；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自汴入河；九月，刘裕自己率所部驻扎彭城，加领徐州刺史。
各路大军进展都很顺利，史称“望风降服”。十月，众军到达洛阳，包围了金墉，姚泓弟弟平南将军姚洸归降。晋军修复晋王陵，置守卫。
这时刘裕认为自己功劳甚高，便派左长史王弘还建康，“讽朝廷求九锡”（《资治通鉴》卷一一七，《晋纪》）。这时，刘裕的心腹刘穆之正在建康掌留任，看见刘裕居然如此无赖，感到为他羞愧，因之发病而死。这年十二月，朝廷见刘裕功高难治，只好下诏以刘裕“为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备九锡之礼，位在诸侯王上，领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刘裕原先让王弘还建康求九锡用意大概是想探探朝廷态度，现朝廷果然能如他的意，他反倒感到自己有些操之过急了，所以没有敢接受朝廷之封。
义熙十三年正月，刘裕以儿子彭城公刘义隆镇守彭城，自己则率水军入河。北魏步骑十万，占据河津，刘裕命诸军渡河击之。七月，刘裕由洛阳到达陕城。八月，扶风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于蓝田，王镇恶也攻占了长安，活捉了姚泓。九月，刘裕也到了长安。当时长安城内物资丰富，币藏盈积。刘裕将一部分浑仪、土圭等献给朝廷，其余珍宝珠玉则分给将帅，他还在长安谒汉高祖刘邦陵，大会文武于未央殿，很有些以光复故土的救世主自居。本来，刘裕完全可以乘胜前进，平定陇右，恢复晋疆域，可是就在这紧要关头，他却宁愿功亏一篑，留下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镇守长安，自己却匆匆返回建康。
刘裕停止北伐，虎头蛇尾，使关中父老非常失望，因为长安自3年被匈奴人刘曜占领，人们盼望汉家军队的旌旗，已经一百多年了。因此，当时“三秦父老，闻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纪》）对刘裕的心事，有人倒看得明白，认为刘裕将“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经远之规也。狼狈而还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事实的确如此，刘裕之所以匆匆南归，是因为刘穆之病死，他怕此时朝廷会有人趁机夺权，所以急忙赶回建康。他对夺取东晋皇帝宝座已是急不可耐了。废晋建宋这时，整个东晋王朝可与刘裕对抗的几乎没有谁了。比如刘毅，与刘裕同时起兵反对桓玄，被称为北府兵三强（刘裕、刘毅、何无忌）之一，刘毅“自谓京口、广陵，功业足以相抗，虽权事推公（指刘裕）而心不服也。毅既有雄才大志，厚自矜许，朝士素望者多归之”。刘裕既知刘毅不肯俯就在自己门下，“终为异端”，于是“密图之”。刘毅假装病重，上表求以从弟刘藩为自己的副职，刘裕亦假意允许。九月，刘藩入朝，刘裕下令将刘藩及刘毅的追随者尚书仆射谢混抓入狱中赐死。然后亲自率军讨伐刘毅。不出一个多月，刘毅就兵败被杀。
除了刘毅敢与刘裕抗衡外，还有一个叫诸葛长民的人，他也是与刘裕一同起兵抗击桓玄的，所以在北府将官中，资格不低。刘毅被杀后，诸葛长民感到自己处境危险，对自己左右感慨道：“昔年醢彭越，今年诛韩信，祸其至矣。”于是开始“将谋作乱”，刘裕召他到建康，他每每托故不行。后来刘裕设计骗来诸葛长民，将他和弟弟诸葛黎民一块杀死，算是解除了自己又一隐患。
刘裕既铲除了异己，而且东晋朝廷这时也没有能力控制局面，刘裕威望、权势与日俱增，连北魏崔浩也认为“刘裕奋起寒微，不阶尺土，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禽慕容超，南枭卢循，所向无前，非其才之过人，安能如是乎！”（《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纪》）
刘裕不仅以武功显赫于当时，而且在一些政治措施上，他也很有建树，这些为他日后称帝打下了基础。
比如，当时东晋“山湖川泽，皆为豪强作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刘裕认为这对百姓不利，于是“禁断之”。这些措施，使刘裕在普通民众心中，也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义熙十四年（418），刘裕受封为相国、宋公。这一次，他没有推辞，因为刘裕认为自己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成熟，他的目光早已盯上皇帝的宝座。义熙十四年底，刘裕缢死了晋安帝司马德宗，改立司马德宗的弟弟司马德文为帝，一年半后，刘裕又迫使司马德文禅位给自己。
晋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正式称帝，国号为宋，改元永初，定都建康，史称宋武帝。
刘裕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终于当上了皇帝，他深知帝位来之不易，所以即位后，尚能勤勉于政事，还算是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
刘裕即位后，免去了一些苛捐杂税，“蠲租布二年”，使百姓能多少减轻一些负担。对于那些原来因战争需要被征发的奴隶也一律放还。东晋末年，置官滥乱，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刘裕也能及时制止，规定“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刘裕对东晋以来苛刻的刑法也进行了改革，永初三年（422）下诏“刑罚无轻重，悉皆原降”。
刘裕虽然是行伍出身，却能注重学校教育。他认为东晋末年以来，“戎马在郊，旌旗卷舒，日不暇给。遂令学校荒废，讲诵蔑闻训诱之风，将坠于地”。于是下诏要选备儒官，弘振国学。刘裕振兴学校教育固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但它在另一方面却带来了全社会注重学校教育，改善社会风气的结果。
刘裕个人品质也有一些值得称道之处。史书称他“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车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有一次，宁州地方官吏献上一个虎魄枕，非常精致美观。刘裕听说琥珀可以治刀剑创伤，马上命令左右把它捣碎分给将士。刘裕平定关中，得姚兴从女，刘裕对她非常宠爱，几乎误了政事。后来有人谏说此事，他马上就把这个从女赶走了。宋台建好后，有人上奏要把东西堂施局脚床，钉银涂钉，刘裕听了认为太浪费，只同意用直脚床，钉铁钉。刘裕衣着简朴，常常拖着连齿木屐，在神虎门散步，左右从者不过十余人。他的儿子早晨向他请安，也不拘于礼，常穿着平常衣服。他睡的床，床头挂的是土布做成的帐子，墙壁上挂着布做的灯笼，麻绳做的拂灰扫把。他的儿子孝武帝很看不上老子这般穷酸样，说“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
刘裕一生戎战，当了皇帝却不到两年就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在父亲的基础上，继续推行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统治政策，终于出现了南北朝历史上第一个小康局面——元嘉之治。
第二节梁武帝①萧衍（464—549），字叔达，小名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他是梁王朝开国皇帝南北朝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称梁武帝。
以军功起家萧衍虽出身于南朝时王、谢、袁、萧四姓望族之一的萧氏，又相传是汉相国萧何后裔，但据史书记载，其祖先于魏晋时期官位不显，或为地方守令，或为州郡僚佐。其祖父萧道赐，官至刘宋南台治书侍御史。到了其父萧顺之时，萧氏方有起色。萧顺之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两人从小就十分要好，相随左右。萧道成发迹后，萧顺之亦出任其重要僚属，出谋划策，时人誉之文武兼资，有德有行。萧道成代宋自立，萧顺之尽心竭力，立下汗马功劳。萧道成曾欲授其扬州刺史职以酬殊勋。不巧的是萧道成不久后死去，而即位的齐武帝萧赜又对萧顺之怀有猜忌，故萧顺之未居台辅。但也仍以参预佐命功，封临湘县侯，历位侍中、卫尉、太子詹事、领军将军、丹阳尹。死后，赠镇北将军，谥曰懿。
萧衍于刘宋大明八年（464）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他自幼好学，文武之道兼而习之。长大后，博学多通，有文武才干，好出谋划策，受到当时名流的赞许。
萧齐时，他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参军，后迁卫将军王俭东閤祭酒。王俭十分器重他，任为户曹掾，又对人说：“萧郎三十岁内将官至侍中，以后则贵不可言。”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之士，萧衍与名士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并游于西邸，吟诗赋文，是为著名的“八友”。“八友”之一王融出身琅邪王氏，善于品评人物，识鉴过人。他很敬佩萧衍，常对亲友说：“统治天下者，必在此人。”萧衍又转随王镇西谘议参军，上任后不久，因父亲去世而去职服丧，居建康，他有感父亲在官场上的不得志，遂决心干出番事业来，以出人头地。
恰值此时，天赐良机。齐武帝死后，其子郁林王萧昭业即位，他昏庸无能，政刑失措，辅政的尚书令萧鸾（萧道成兄子）欲谋废立。萧衍抓住这一机会，全力帮助萧鸾，欲尽废齐武帝后裔，以雪父耻。萧鸾也深知萧衍的用心，于是两人常常在一起密谋废立之计。时齐武帝子随王萧子隆任荆州刺史，齐武帝亲信王敬则镇守会稽，对京师建康形成钳制威胁。萧鸾问计于萧衍。萧衍说：“随王虽有美名，不过是平庸之辈，手下又无智谋之士，其重要僚佐都唯利是图，如果授以显职，则将不为其所用，制服随王，只需一纸诏书即可。王敬则贪图富贵，声色狗马，苟安江东，宜选美女加以收买。”萧鸾言听计从，先任随王亲信为京官，然后召随王至京，任命为中军大将军，剥夺了其实权。
当时，豫州刺史崔慧景也是齐武帝的旧臣，萧鸾为了稳妥起见，在萧衍仍服丧时，仍起用他为宁朔将军，镇寿阳，名为备魏，实防慧景，萧衍率军尚未至镇，崔慧景知抵抗无济于事，遂白服前来迎接，萧衍安抚了慧景后，并未治罪。将军房伯玉、徐玄庆困惑不解地问：“崔慧景反心昭彰，实是逆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梁书·武帝本纪》、《南史·梁武帝本纪》，下引两传者，不另作注。贼，我等将军，如同猎鹰，您一声令下，即可将其擒获，为什么放了他呢？”萧衍微微一笑说：“他不过是手中的婴儿，杀了反而有损武夫声誉。”于是对崔慧景好言相劝，晓之以利害，崔慧景遂安下心来，不再有举兵反叛的打算。萧衍亦因此而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又迁黄门侍郎，典掌机要，出纳王命。建武元年（494），萧鸾在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连废萧昭业、萧昭文两帝而自立，是为齐明帝。齐明帝萧鸾一上台，即大开杀戒，尽诛齐武帝诸子。萧衍是否直接参与了这场骨肉相残的屠杀，史阙无载。但他因父亲受到压抑而对齐武帝及其诸子怀有成见或仇恨，则是可以肯定的。早在齐武帝病重时，王融等人就欲废昏立明，以齐武帝第二子竟陵王萧子良即位称帝。向萧衍征询意见时，衍竭力反对，以废立“必待非常之人”，“忧国须是周公”一类冠冕堂皇的理由沮丧众志，并且袖手旁观，坐视王融被诛。而当德才皆无却非齐武帝嫡统的萧鸾欲谋废立时，萧衍则异常积极，并以“预萧谌等定策勋，封建阳县男，邑三百户”。萧谌为人凶险，废立之日，禁止齐武诸王与外界联系，并领兵先入后宫。萧衍与之通谋，他在这场同室操戈的内争中的作用似可推测而知。
建武二年（495），北魏军队在将军刘昶、王肃等人的指挥下进攻司州。
萧衍出为冠军将军、军主，隶属左卫将军、江州刺史王广之，为偏师，救援司州刺史萧诞。行至离萧诞固守的义阳（今河南信阳市）百里之处，众军见北魏军容强盛，畏缩不前。萧衍为了振奋军心，对诸将说：“我们应屯军于下梁城，在凿岘天险设防，据守雉脚之路，占据贤首山，以便打开通往西关之路，兵临敌人营盘，形成三方犄角之势，击败敌人是不成问题的。”王广之等未从此计。萧衍则派部将徐玄庆占据贤首山。魏军切断了通往贤首山的粮道，众将都不敢前往增援，只有萧衍请求率兵解围。王广之拨给萧衍精兵。他遂率众连夜登上贤首山。魏军攻城，他坚壁不出。当时魏将王肃指挥进攻，因攻城难下，遂一鼓而退兵，使刘昶产生怀疑。萧衍乘机捎信给刘昶，挑拨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魏军顿兵城下，士气受挫，主帅之间又不和，萧衍抓住战机，发起总攻。他下令军中：“望麾而进，听鼓而动。”他亲自扬麾，鼓声连天，威振山谷。敢死士兵，手持短兵直攻号称有十万之众的敌营；持长枪长戟的步兵，从两翼包抄，配合敢死队。一时群情振奋，锐不可当。义阳城内守军见势，开城门出击。魏军腹背受敌，军心大乱，遂溃退。这场战役，杀敌数千。破敌营后，从王肃、刘昶遗留下的巾箱中找到了北魏孝文帝的敕书。上面写道：“听说萧衍善于用兵，勿轻易与其交锋，待我至。若能俘获此人，则江南将为我所有。”
萧衍因功任司州刺史，在任期间，威望日高。曾有人赠送马匹，萧衍不肯接受，赠马人遂偷偷地将马栓在衍房前的柱子上。萧衍出门看到了马，写了一封措辞诚恳的信栓在马头上，叫人将马赶出城外，希望其主人认领。不料不久后，马又被人送到府下。但是，萧衍却因其威望而受到齐明帝的猜忌，将他召回京师任太子中庶子，又出镇石头城。萧衍为了解除齐明帝的疑虑，将自己的部曲遣散回家，又常乘折角小牛车以示清心寡欲。齐明帝因此十分高兴，常常称赞萧衍为人清俭，希望朝臣都仿效他。
建武四年（497），北魏孝文帝亲自率军南征雍州，围雍州刺史曹虎于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曹虎是齐武帝的腹心，齐明帝欲除而未遂，于是打算借刀杀人。齐明帝内定萧衍为雍州刺史，口授密旨，名为出兵增援，实为观望曹虎成败。萧衍与随后来援的五兵尚书崔慧景等人顿兵于邓城，不料不知内情的孝文帝率十余万骑兵前来打援。崔慧景慌忙撤兵，萧衍劝阻无效，兵遂大败。萧衍率众且战且退，又为北魏军将宇文福所破，伤亡惨重，损失二万余人。
萧衍虽然兵败，但不久就接替曹虎，先为辅国将军、监雍州事。永泰元年（498），又授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郑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
禅代称帝齐明帝死，其子萧宝卷即位。当时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祐、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轮流值内省，分日帖敕，号称“六贵”。此外又有佞幸小人茹法珍、梅虫儿、丰勇之等八人，世称“八要”，以及中书舍人王咺之等四十多人，都擅权专政。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萧衍对其从舅录事参军张弘策说：“《诗经》说：‘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况且今天国有六贵八要，怎么可能指望稳定呢！政出多门，必生动乱。如果权贵们互相猜忌，彼此诛杀，那么雍州之地就是最好的避祸场所了。只要多施仁义，即可称雄西方。但是我的兄弟们都在京都，恐怕他们将无法避祸，要图大业，还应与我的哥哥萧懿商量。”
恰值萧懿卸任益州刺史，行郢州事。萧衍派张弘策前往郢，陈计于萧懿，认为应在猜防未生之时，召诸弟离京聚集于雍郢，然后以雍郢为基地，“世治则竭诚本朝，时乱则为国翦暴”，此为万全之策。萧懿拒绝了这一建议。但萧衍仍在永元元年（499），从京城接回了弟弟萧伟和萧憺。于是以襄阳为中心，积极发展军事实力，秘密制造各种器械，大量砍伐竹木，沉于檀溪，以便以后修造舰船。同时，又四处散布流言，说什么樊城是王气所在，萧衍住所上空有五色回转，状如蟠龙，为其起兵提供祥瑞。
不久，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辅政大臣相继被诛，各种政治势力相互火并，萧齐皇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出现了权力真空状态。永元二年（500）十月，东昏侯萧宝卷又诛杀萧衍的哥哥尚书令萧懿，又遣巴西、梓橦二郡太守刘山阳西上，名为之郡，实欲攻袭萧衍。萧衍立即密召长史王茂、中兵吕僧珍、别驾柳庆远、攻曹史吉士瞻等人商量起兵大事。既定，在十一月遂召集全体僚佐，宣布起兵的决定，对大家说：“现在昏君当朝，穷凶极恶，诛杀朝贤，黎民涂炭。上天命我讨伐之。望你们疾恶如仇，与我共同举义。成事之日，将以功勋分别任命公卿将相，我决不食言。”于是建牙，招集甲士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千艘，又尽出檀溪竹木安装舰船。
但是萧衍还不具备立即顺江东征的条件。当时，南康王萧宝融为荆州刺史；西中郎长史萧颖胄为行府州事，握有实权。荆州军事地位重要，又位于雍州和扬州之间，故其归属与否对萧衍和萧宝卷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萧宝卷派遣刘山阳西上，目的也是联合萧颖胄共同进攻萧衍。萧颖胄虽对朝廷滥杀大臣颇感不安，但尚无起兵反抗的打算。而萧衍则认为：“荆州人向来害怕剽悍的襄阳人，加上荆雍二州可谓唇亡齿寒，荆州必将归附于我。若以雍荆二州之兵取建康，易如反掌。”于是他派与萧颖胄有亲戚关系的参军王天虎去江陵，捎给颖胄及其僚属每人一封信，诈称刘山阳打算袭击雍荆二州。萧颖胄对此半信半疑，一时下不了决心。等到刘山阳到达巴陵（今湖南岳阳市），萧衍再次派王天虎赴江陵。天虎走后，萧衍对张弘策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这次派天虎去江陵，我只捎二封信给萧颖胄和萧颖达兄弟，信上又说‘天虎口述’，而未给别人书函。我略施小计，并未对天虎面授机宜。等到颖胄兄弟询问天虎，天虎将无言以对。但天虎是萧颖胄的亲戚，所以荆州府的僚佐必然因此认为萧颖胄与王天虎合谋，共同向他们隐瞒真情，遂产生怀疑。消息传到刘山阳那儿，他将对萧颖胄存有戒心。这样，萧颖胄进退两难，则不得不归附于我，这是用两封空函安定一州。”
刘山阳进至江安（湖北公安市西北），闻讯后果然中计，迟疑十几天不肯进入江陵。萧颖胄无计可施，只好归属萧衍。王天虎愿以性命成萧衍大业，萧颖胄遂用王天虎首级诱斩刘山阳，送首萧衍，并建议选择吉日立南康王萧宝融为帝，在第二年（501）二月进兵建康。萧衍回答说：“今聚甲兵十万，举兵起事，所凭借的不过是众人一时激愤之情。如顿兵百日，不仅粮草自竭，而且必沮众志，难成大业。今大计已定，岂可中途而废！？”时萧衍部将又劝萧衍迎立萧宝融于襄阳，以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然后再发兵东征。萧衍坚决予以拒绝，说：“如果大业不成，将自取灭亡；如功成业就，威振四海，则号令天下，谁敢不从！那时怎么可能受制于人呢？”
十二月，萧衍上表以萧宝融为相国。永元三年（501）一月，萧衍自任征东将军，以弟伟、憺留守襄阳，发檄文于京师，指斥萧宝卷悖德乱政，梅虫儿、茹法珍擅权专杀，声称替天行罚，废昏立明，遂率雍、荆、梁等数州之兵顺江而下。二月，军至汉口，初战失利，众将欲强攻郢、西阳、武昌等数城，萧衍加以制止。他采取了分割包围的战术，将几城团团围住，一方面等待江陵和湘中的后继部队，一方面准备粮草，以逸待劳，收卧取天下之效。三月，安康王即帝位于江陵，改永元三年为中兴元年，以萧衍为尚书左仆射，加征车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假黄钺。
七月，萧衍指挥军队在巴口大破由建康前来增援郢州守军的十三军。于战俘中得江州刺史陈伯之的幢主苏隆之，派他去招降陈伯之。萧衍对众将说：“征讨不一定非要凭借实力，主要靠声威而已。今我大败十三军，陈伯之闻讯必然大惊失色。江州一纸檄文即可平定。”陈伯之遣苏隆之求萧衍不要进军江州。萧衍说：“陈伯之首鼠两端，可趁其犹豫时逼迫就范。”于是发兵江州。陈伯之不得不束甲投降。
同月，郢城及鲁山等地守敌因长期被围，不堪饥馑疾病，开城求降。萧衍命令对守城军民加以抚卹，死者均给棺材安葬。
九月，萧衍率军东取建康。一路风卷残云，很快就兵临建康城下。久受萧宝卷之苦的建康士庶纷纷出城迎接义师。萧宝卷驱逼二十余万人入台城，企图固守顽抗。但守城将士兵无斗志，先后请降。十二月，宫内禁卫军兵变，杀萧宝卷。萧衍兵不血刃，占领建康。他废萧宝卷为东昏侯，又斩王咺之等四十八个奸佞小人。他因功受录尚书事、大司马、扬州刺史等职，又封建安郡公，位极人臣。
但萧衍起兵的目的是代齐为帝。他根据所谓前代禅让故事，经过一系列合法程序，于中兴二年（502）四月，于建康即皇帝位。国号为梁，改元天监。萧衍时年三十八岁，是为梁武帝。
巩固统治的内外政策萧衍既然建立梁朝，遂贬齐和帝萧宝融为巴陵王，又打算以南海郡为巴陵国，徙王居之。尚书仆射沈约进言，称：“魏武帝曾说过‘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萧衍深以为然，派亲信郑伯禽杀了萧宝融。又以自幼残疾、口不能言的齐谢沐县公萧宝义为巴陵王。尽管如此，梁武帝对齐宗室仍很宽容，未像前朝一样尽诛之。他曾对齐宗室萧子恪和萧子范说：“凭借武力并不能得天下，如果没有期运，虽有项羽之力终将败亡。宋孝武帝生性猜忌，滥杀无辜，然而未被猜疑的人终于成为后患。齐武帝认为湘东王萧鸾庸愚而不疑，其子孙最终却死于萧鸾之手。所以有天命的人将不能为人所害。我攻下建康时，人们都劝我杀了你们以除后患，当时如果这样做了，谁敢说个不字！之所以未杀你们，是因为有鉴于东晋以来禅代之际，必然相互屠杀，有伤和气，使国祚不能长久。另外，梁代齐虽是革命，但毕竟与前事有所不同。我与你们虽非五服之宗，但仍是宗属，加上我的父亲又于齐初参预佐命，同甘共苦，情同一家，怎么可以在现在视你们如同路人？！你们兄弟二人若有天命，非我所能诛杀；若无无命，又何必杀之！只能表明我没度量而已。况且齐明帝萧鸾诛杀高帝、武帝子孙，我起义兵，不仅仅是为了自雪门耻，而且还是为了你们报仇。你们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拨乱反正，我怎能不释戈拥戴呢？我是从齐明帝家取得天下，并非夺天下于卿家。你们仍是梁朝宗室，我将坦诚相待，你们也不要怀有见外之心。”萧衍虽然竭力掩饰他协助齐明帝上台的行为，但毕竟还是履行了他不滥杀的许诺。萧子恪兄弟十六人，皆仕梁，其中子恪、子范、子质子显、子云、子晖并以才能知名，历官清显，各以寿终。
梁武帝萧衍统治初期，尚能留心政务，对宋齐以来的种种弊端有所纠正。他上台伊始，除了将宫女二千赐与将士外，又下诏将凡属后宫、乐府、西解等处的妇女全部放遣。又废止东昏侯设立的淫刑乱役，禁绝除习礼乐、缮甲兵以外的一切浮费，提倡节俭。他身体力行，经常只穿布衣，食菜蔬。又虚己待下，采纳众议。他诏令公东府置木、石函各一，规定如果对在位者所未注意的政事欲加议论，可投谤木函；如果以功劳、才能、冤枉未为人所知，投石函。他曾以东昏侯的余妃为后宫，颇妨政事。范云劝谏而萧衍仍无改变。范云又与王茂共同进谏。范云说：“过去刘邦入关中，不沉湎女色，范增因此而对其远大志向感到畏惧。现在明公刚刚平定建康，天下都在拭目以待，为什么要因袭败亡之迹，因女色而失人心呢？”王茂起拜说：“范云言之有理。望明公以天下为己任，不要再因女色而妨政务。”萧衍默然无语。范云乘机请萧衍将余氏赏赐给王茂。萧衍虽然有些舍不得，但也同意了。第二天，他又赐范云、王茂钱各百万。
萧衍还注重整肃吏治，每当选择长吏，都尽量做到廉平；凡被擢举者，亦亲自召见，训以政道。他擢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左户侍郎刘鬷为晋安太守，二人皆以廉洁著称。又著令：“小县县令有才能者升迁大县县令，大县县令有才能者升迁二千石。”并付诸实施，以山阴令丘仲孚为长沙内史，武康令何远为宣城太守，对于吏治清明起到了促进作用。
萧衍即位后，为了使各州郡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采取了更换异己，任用亲信，兼以讨伐的方针。他以弟憺代萧颖胄为荆州刺史。又以邓元起代刘季连为益州刺史，以王茂代陈伯之为江州刺史。刘季连、陈伯之并不受命，举兵反抗，皆被讨平。梁武帝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不仅曲赦江、益二州，而且对叛乱头目亦加宽恕。刘季连被俘送往京城，入东掖门，数步一跪拜，来到梁武帝面前。梁武帝笑着说：“你想要仿效刘备割据益州，又没有公孙述不肯降汉的骨气，是不是因没有像孔明那样的谋臣才失败啊！”于是赦刘季连为庶人。陈伯之兵败后降魏，武帝不记前嫌，数年后招降，任命他为通直散骑常侍-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