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上册由史念海同志主编，下册由陈光崇同志主编。史念海同志，山西省平陆县人，生于1912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曾任南京国立编译馆副编审、复旦大学副教授、兰州大学和西北大学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唐史学会名誉会长。他以专攻历史地理学蜚声中外，著有《河山集》（1—5）、《中国的运河》、《中国疆域沿革史》（与人合作）、《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与人合作）、《方志刍议》（与人合作）等著作。他撰写了本卷序说部分的第一章、第四章；综述部分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十章的第三节；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七章、第八章。
陈光崇同志，1918年生于湖南省安化县。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历任湖南大学、沈阳师范学院、辽宁大学等校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兼辽宁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著有《中国史学史论丛》、《史学研究辑存》、《资治通鉴选读》、《象山文丛》、《中国古代史》（隋唐五代部分）、《简明中国古代史》（主编并撰写三国两晋南北朝部分）、《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撰写宋辽金元部分）。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二章的第一节、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第三十七章。
本卷的撰稿人依其在卷中首次出现的先后顺序，介绍如下：齐东方同志，生于1955年，辽宁省昌图县人。1973年毕业于吉林省舒兰师范学校美术专业。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4年获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学位。1992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考古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三国至隋唐考古和中西交通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已发表有关论文数十篇，并多次参加国际性学术讨论会。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金银器皿与波斯萨珊王朝》等。他与张静同志为本卷共同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二章。
张静同志，生于1957年，辽宁省沈阳市人。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肄业。她与齐东方同志为本卷共同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二章。
赵望秦同志，生于1953年，陕西省临潼县人。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获中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所工作。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唐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发表有《唐方镇年表辨误》、《释韩十四》、《独孤及年谱》、《思陵集于支辨误》、《思陵集史料价值述略》、《陆贽年谱》、《唐文献有关陆贽事迹之考辨六则》等论文多篇，并与人合作出版《水经注选译》等多种著作。他为本卷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三章，典志部分的第九章、第十四章。
牛致功同志，生于1928年，河南省偃师县人。1956年毕业于陕西西安师范学院史地系。毕业后，先后在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曾任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唐史研究所教授。现为中国唐史学会顾问、陕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会长、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李渊建唐史略》、《唐代的史学与通鉴》、《隋唐人物述评》（合著）等，并发表有关论文九十余篇。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的第一节、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和典志部分的第十二章。
马弛同志，生于1941年，河南省鲁山县人。1963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唐史学会秘书长。著有《唐代蕃将》，与人合编藏族史料多种，并发表论文多篇。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四章、第十章第二节。
范楚玉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她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二章。
崔春华同志，生于1923年，辽宁省昌图县人。1949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此后，在沈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和辽宁大学历史系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辽宁省史学会理事。著有《中国古代史》（合著）、《简明中国古代史》（合著）、《夷俗记校注》等，发表论文多篇。他曾参加本书第一卷的撰写工作，并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三章，传记部分的第十章、第三十五章。
华觉明同志、张柏春同志，分别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研究员，他们为本卷典志部分共同撰写了第四章的第一、三、五、六、七、九节。
杨文衡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二、四节，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九章、第四十九章。
张清建同志，四川师范学院讲师。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四章的第八、十节，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二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四章第十一节、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七章。
凌光、朱大为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共同撰写了本卷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十二节。
赵文润同志，生于1936年，辽宁省大连市人，满族。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周秦汉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会长、影视唐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等，主编有《中国古代史新编》、《隋唐文化》等书，并发表有关隋唐经济的论文多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五章。
谢元鲁同志，生于1949年，四川省成都市人。1978年考入四川西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1979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历史地理专业，1982年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硕士学位。毕业后任教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1987年在厦门大学获隋唐史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著有《唐代中央政权史策研究》、《唐德宗顺宗传》等书，发表有关唐史论文多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六章、第十章。
廖德清同志，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本书第四卷主编之一，他偕子廖晓晴同志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十一章。他还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一章、第十三章、第十七章、第十九章。廖晓晴同志，1958年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90年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历任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辽宁人民出版社古籍室编辑，现为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撰有《杜佑与通典》等论文多篇。阴法鲁同志，生于1915年，山东省肥城市人。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9年毕业于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又考入设立于昆明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42年研究生毕业。历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助教、华中大学（武昌迁滇）中文系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现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他与汪绍楹先后两次校点《隋书》，主编有《古文观止译注》、《中国古代文化史》（合作），并撰有《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和舞蹈》、《我们有优越的音乐传统》、《孔子论音乐》、《古代诗歌中的“反唱和”形式》、《试论》、《我国历史上民族迁徙活动与乐舞文化交流》等论文多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十三章。
金秋鹏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技通史研究室主任。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章第一节。
田廷柱同志，生于1943年，河南省范县人。196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81年获辽宁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工作，现为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隋唐史的研究。著有《唐明皇》、《隋唐士族》、《东观奏记》（校点）及论文多篇。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五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六章、第二十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四十二章、第四十三章、第四十四章、第四十五章、第四十六章。
曾贻芬同志，1941年生于北京。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81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历史文献学教研室主任，著有《文史英华·典志选》，并撰有《论自注》、《唐人注释名著三种》等论文多篇。她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一章第二节。
赵俊同志，1955年生，辽宁省铁岭市人。1981年辽宁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1988年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二章、第二十三章。
张新清同志，生于1941年，辽宁省营口市人。1966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现为辽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著有《中国教育名人志》（合著），撰有《中国历史名人结局研究》、《唐代马球场》等论文多篇。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四章。
纪志纲同志，江苏徐州师范学院师资工作办公室副教授、理学博士。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五章第一节。
郑怀林同志，陕西中医药研究院副研究员，理学博士。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五章第二节。
李春光同志，1944年生于山东省海阳县。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81年获辽宁大学硕士学位。现为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著有《古籍丛书论述》、《评译通鉴纪事本末》及论文多篇。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八章、第三十章、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第二节、第三十四章。
王荣彬同志，西北大学数学系副教授，理学博士。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二章。
郭预衡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五章第一节、第三十八章、第三十九章。
廖仲安同志，1925年生于四川西昌。1944年至1948年就读于云南昆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文史专修科、北京大学中文系。解放初任北京市文教机关干部。1956年后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主讲中国文学史。现为中文系教授。著有《陶渊明》、《反刍集》等。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五章第二节。
刘曼春同志，1935年生于辽宁省锦州市。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任教于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发表隋唐史论文多篇。她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三十六章、第四十章。
杜昇云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史中心副教授，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四十八章。
刘昌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五十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五十一章。
李经纬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三章。
刘雪英同志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四章。
以上撰稿人共38位。此外，何绍庚同志主持了有关科技部分的集稿、定稿工作。刘雪英同志在本卷中做了校对、选图、标目、编目和部分定稿工作。曹尔琴同志参与了撰写工作。宫伟同志、栾敬同志参与了摄图工作。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田制、税制、官制、军制、法制、选举制度、行政区域的划分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民族的重新组合、社会阶级、阶层所发生的新的变化，都是应当予以阐明的历史性重点。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杰出人物，政治家如高颎、唐太宗、魏徵、长孙无忌等，军事家如李靖、郭子仪等，史学家如刘知幾，吴兢、杜佑等，经学家如孔颖达、颜师古、陆德明等，散文家如韩愈、柳宗元等，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名僧如玄奘等，还有书法家、画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医药学家等。这样的盛况，在其他历史时期是很难见到的。我们要写好一部唐史，必须有深厚的功底、高屋建瓴的历史见识、简练生动的表述。当然，这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是长期不断积累的。同时，我们也不能要求这些条件都具备于一人之身，而是可以取长补短、互相补充的。在本卷的编写中，有名家的精品，也有水平一般的作品，这是现阶段的正常现象，恐怕还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才能有所改变。
本卷所重视的是，我们写的隋唐史，要写成中国通史的隋唐史。认识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这一点更不容易，这也还需要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老一辈的文学家陈寅恪、岑仲勉、吕思勉、向达、贺昌群、唐长孺，还有其他同志，都在隋唐史研究上做出贡献，对于这一点也都有认识，都在起步或准备起步阶段。本书其他卷也多有类似的情形，就不一一再说了。
本卷的编撰前后经历十二年，赖各位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完成全稿。
我和念海、光崇都是八十岁上下的高龄了，这次学术上的合作，十分珍贵。我和念海相识六十年，更别有一番历史上的意义。
唐长孺同志和韩国磐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字，在这里我表示感谢。
白寿彝1996年12月12日于北京
中国通史甲编序说第一章基本史料历代皇朝多重视史书的撰修，设置史官，专董其事。隋唐两代亦因前代，从事踵修。贞观以后，多以宰相监修国史，遂成故事。在其初年，皆曾为前代修史，稍后则专重本朝。隋时所修的前代史书，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为魏彦深的《后魏书》、牛弘的《周史》、崔子发的《齐纪》、王劭的《齐志》，《隋志》未载李德林所撰的《齐史》，殆以其子李百药沿其旧作另撰《北齐书》，可是两《唐书》则于《北齐书》外，均以李德林的《北齐未修书》列于著录之中。
唐初承隋之旧，亦为前朝修史，于是姚思廉等撰《梁书》和《陈书》，李百药撰《北齐书》，令狐德棻等撰《周书》，魏徵等撰《隋书》。此五代史皆仅有纪、传而无志，故稍后又别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撰者多人，仍由魏徵领衔撰修。史志本为别行，自成一书，其后附于《隋书》，实非其旧。当时亦撰有《晋书》，虽亦出于众家之手，以唐太宗曾经执笔，为陆机、王羲之两传撰论，因称全书为御撰。今传世尚有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亦为唐代初年所撰定。其时张大素亦撰有《后魏书》、《北齐书》和《隋书》，惜皆未传世。隋唐两代对于前代史书犹如此重视，为之补撰，则对于其当朝史事，自当特为保存和撰修，为后世治史者遗留下珍贵的史料，这是值得称道的。
第一节《新唐书·艺文志》乙部所著录的隋唐人所撰述并传于今世的史料隋唐两代诸史家对于其有关当代史事的撰述，《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例皆予以著录，而且分门别类，示人以规矩。隋祚短促，虽有作者，为数势难甚多，《隋书·经籍志》皆备为搜罗，靡有遗阙。唐代史家先后辈出，络绎不绝，官私撰述，均称丰硕。然《旧唐书·经籍志》的著录，大体以开元为断。其序文中就曾经说过：“天宝已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只有《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最为详赡。这里就据以立论。其中偶有阙遗，则当略为补苴，以见一代的规模。
《隋书》、《北史》和《南史》隋代历年虽甚短促，已有其本朝史籍的撰修。王劭于《齐志》之外，就另著有《隋书》，虽为未成之作，亦见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隋书·王劭传》说：其所撰《隋书》，“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之迹，堙没不闻”。唐初撰集前代史书，《隋书》与《梁》、《陈》、《周》、《齐》诸史，皆同时草创。王劭所撰，即令已经杀青，恐尚难以之入选。《隋书》撰修经过，《旧唐书·经籍志》著录《隋书》，谓为魏徵等撰。《新唐书·艺文志》则《隋书》与《志》连言，而谓为颜师古、孔颖达、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与（令狐）德棻、敬播、赵弘智、魏徵等撰。四库馆臣据刘知幾《史通》所载，以撰纪传者为颜师古、孔颖达，撰志者为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并谓他书尚有不同记载。至宋时仍不能划一。宋仁宗天圣时重刊，始定以领修者为主，分题魏徵与长孙无忌。今本则统称魏徵等撰，不再作详细题名。
《隋书》诸志本是《五代史志》，只是附于《隋书》之后，仿佛仅记有隋一代。诸志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门。分门虽多，却是各朝分记。《地理志》虽以隋时疆域为主，而附其他四朝沿革于下，然总称“九州”，亦非隋时定制。《经籍志》综载前代，却因时而先后排列，次序井然，不稍紊乱。当时按四部分类，不仅为后来两《唐书》的《经籍》和《艺文》两志所遵循，而且直至清代和民国初年相沿未变。
这里还应提及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李延寿尝参预《五代史志》的撰修。李延寿，两《唐书》皆有传。所撰的《北史》中，实包括隋代史事在内。《南史》之本也参有隋事。其所论述的史事，全用《隋书》的旧文，仅有少许删改处。殆以当朝撰修的《隋书》，不便多事笔削的缘故。
《大唐创业起居注》与《顺宗实录》历代撰述本朝史事，率先从事于起居注和实录。有了这样的基础，才能使后来者有所依据。隋时已有《开皇起居注》，唐初温大雅始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新唐书·艺文志》又载有《开元起居注》，其他殆无所闻。隋时未有实录的撰述，炀帝即位未久，天下即告云扰，殆已无暇及此。唐初自其高祖即已撰有《实录》，其后至于武宗，相继连绵，尚无断阙。惟迄今多已亡佚，所存者仅《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韩愈诸人所撰的《顺宗实录》。《顺宗实录》则以编入《昌黎先生外集》，得以保全至今，亦难能可贵之事。撰述《大唐创业起居注》的温大雅，为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自唐高祖起兵之初，即被引为记室参军，处于帷幄之中，故能悉记其所闻见。所记自其所谓义旗初举之时，至于即位称帝之际，故以创业为名。其中间有与两《唐书》不尽相合处。《四库全书总目》谓所叙兴师本议起于高祖，与两《唐书》本纪所谓举事由秦王说不合。盖当时秦王尚未为太子，故未着重渲染，有以然也。其他不尽相合处，似亦当以温大雅所说为正。盖用兵征伐，虽千头万绪，殆不容稍有参差。随事属笔，当亦不容间或出入。撰起居注本为帝王当朝后的措施，武德之前尚不容有此，大雅以此名撰述，正可显示其用功的细腻，当不至多所讹误。顺宗以永贞纪年，前后不足一载。然以与宦寺有关，故当时多有议论，甚至谓韩愈撰史，叙事拙于取舍，以致繁简不当。盖以所记诸事多为北司所不喜，故议论横生，且多有修改之说。《新唐书·路隋传》曾记其中一些曲折，并说文宗时，“有诏摘贞元、永贞间数事为失实，余不复改”。文宗上去永贞已久，余波始告平息。若非所记大率翔实，何至使宦寺积恨若此。
《通历》唐人在已有当代起居注和实录的基础上，亦曾撰修其时的纪传体史书，据《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就有《唐书》100卷，又130卷，为吴兢，韦述等所撰，又有《国史》106卷，又113卷，则不著撰人。别有刘芳《唐历》、韦澳等《续唐历》和吴兢、韦述，陆长源三家各自所撰的《唐春秋》，还有陈岳《唐统计》和焦璐《唐朝年代记》，均已亡佚。所能流传于今世的，则为马摠《通历》。马摠，两《唐书》皆有传，为扶风（今属陕西）人。《新唐书》称“摠笃学，虽吏事倥偬，书不去前，论著颇多”，《通历》盖其中一种。此书曾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著录。其所叙肇自远古，仅迄于隋代，并未稍及于其当代史事。
《大唐新语》、《国史补》及《传载》《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所著录的杂史甚多，唐人所撰当代的史书亦殊不少，惟率多佚失，今所存者为刘肃《大唐新语》等十种。或涉及一代，或仅叙一时，自难得一致。刘肃《大唐新语》及李肇《国史补》，不著撰人的《传载》，论篇幅皆不甚过多，《传载》一书，仅有一卷，其所涉及，却相当广泛，可以相提并论。撰述《大唐新语》的刘肃，《艺文志》于其目下注云：“元和中江都主簿。”然本书结衔，则为“登仕郎守江州浔阳县主簿”。若无后人窜改明证，自当以此书为正。其自序说：“今起国初，迄于大历，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勒。”是书曾为明人窜改名称，以之作为《唐世说》，此固是明人的妄为，亦是其书上承《世说新语》的体例，遂为所窃改。明人不仅窜改其书的名称，且曾擅动其中的条目，有劳四库馆臣为其重订，恢复原貌。所谓条目共有三十篇，如匡赞、规谏、极谏、刚正等，大都有裨于劝戒。撰者自称：“昔荀娂秃菏驴晌??湔撸?晕?河铮?裰??牵??盖靶蕖薄Ｋ目夤莩家晕?馐恰缎绿剖椤ひ瘴闹尽芬源耸榱杏凇对邮防唷返脑涤伞？墒撬目夤莩既匆源耸椤爸小缎弛省芬幻牛?蔽哜?觯?疵庾曰嗥涫椋?泄允芳抑?謇??裢酥谩缎∷导依唷罚???涫怠薄：耸刀?郏?蕴迫思翘拼?肥担?街敝?Γ?耸橛凶愣嗾撸?渲兴?峭??虚蟪鲇诹健短剖椤分?庹撸?己颂剖罚?嗫梢匀≈ぃ?姨迫怂??∷担?嗤??勺手な罚?⒎侵弥?缎∷导依唷罚?涂上骷跗溆τ械姆至俊Ｋ目夤莩嘉疵舛嗨?∩帷！兑瘴闹尽酚诶钫亍豆?凡埂纺肯伦⒃疲骸昂擦盅?浚??霭仃龋?灾惺樯崛俗笄ń?魃偌唷！北臼榻嵯巫鳌吧惺樽笏纠芍小薄＠钫匾喑⒆?逗擦种尽罚?浣嵯卧蛴治?昂擦盅?孔蟛广凇薄Ｇ昂笪茨芤恢隆Ｖ罴衣壑?诖硕嗨?槁劭己恕Ｊ斯偕?的耸浅Ｊ拢?钫氐币辔茨苊獯耍?撇槐匚?硕喾驯誓?Ｖ皇瞧淅锛?挂噤问Р淮??彩且蛔诤妒隆＠钫赜谄涫槭鬃?凶孕颍?蛑兴担骸拔袅酢黾?∷担?婺媳背?量?????洞?恰贰Ｓ枳钥??脸で欤??豆?凡埂罚?鞘肥匣蜚谠虿怪?猓??洞?恰范?胁晃?Ｑ员ㄓΓ?鸸砩瘢?髅尾罚??〔??とブ?＜褪率怠⑻轿锢怼⒈嬉苫蟆⑹救敖洹⒉煞缢住⒅?感Γ?蚴橹?！逼淞⒁馊绱耍?匀换嵊兄?诳己耸肥隆Ｈ?樗浣?卷，所叙述的却有三百零八条事，可见其所记事相当扼要。其中多记典章制度以及官吏名人轶事。有些轶事就是始见于此书因而流传后世的，“李白脱靴”就是一端。亦兼载社会风俗，如扬州王四舅和俞大娘航船等，就多为近来治唐史者所引用。今书题名为《唐国史补》，与《艺文志》所著录的，稍有不同。至于不著撰人的《传载》，《艺文志》列于林恩《补国史》之后，而《补国史》则又列于李肇《国史补》之后。林恩《补国史》不传于世，可能所补的就是李肇之书。《艺文志》于《补国史》之下注为“僖宗时进士”，则《传载》的撰者亦当是晚唐时人。《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也著录此书，仍不著撰人。《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家类》著录有不著撰人《大唐传载》，当系此书。李肇《国史补》，后来称为《唐国史补》，与此同例，《传载》亦可称为《大唐传载》，因易代之后，历年久远，仅以《传载》为名，就颇不易得其真谛所在。是书前有自序，谓“南行岭峤，暇日泷舟传所闻而载之”。四库馆臣还曾指出：此书“所录唐公卿言论颇详，多为史所采用，间及诙谐谈谑及朝野琐事，亦往往与他说部相出入。”可见诙谐谈谑的记载，唐人著述中多未能全免。并非小说家言即不复能为史家所采用。此书既为撰者泷舟所记，自当多系传闻之辞，故也难免有与他书有冲突及不相符合处，是用之者须斟酌的。
《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广陵妖乱志》、《次柳氏旧闻》《艺文志·杂史类》所著录诸书流传于今世的，还有郑处诲《明皇杂录》、郑棨《开天传信记》、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和李德裕《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和《次柳氏旧闻》于《四库全书总目》中亦如《大唐新语》等被列入于《小说家类》，盖以所载并非尽是实录。郑处诲为德宗时宰相郑余庆之孙。郑棨当为郑綮之误，其人曾相昭宗，所谓“歇后郑五为宰相，时事可知”，即是其人。两人上去开天时皆已久远，得之传闻之辞，不能谓其必无讹误。两书皆多记明皇时宫廷细事兼及当朝人物，就是社会杂闻亦皆信笔书载，殊有裨于唐史，惟《开天传信记》中间杂有神异之说，稍嫌病疵。郑处诲别撰有《广陵妖乱志》，记高骈镇扬州时为吕用之所惑，导致一方乱离事。此书另有罗隐所撰本。罗隐于僖宗时依附镇海节度使钱镠，为其节度判官，论年晚于郑处诲，上去广陵乱离已稍远，然犹以之见于撰述，可知吕用之为祸的惨烈，广陵蒙难的严重。《次柳氏旧闻》是得之于史官柳芳的传述，李德裕因撰次其说，故以次柳氏旧闻相称。柳芳曾因获罪被窜于黔中，其时高力士亦被流放于巫州（治今湖南黔阳西南），因相与周旋，得悉以前禁中诸事，皆芳所不能知者。柳芳以其所闻，撰成《问高力士》一书，不久即亡佚。后来李德裕之父李吉甫与柳芳之孙柳冕俱被谪东出，复得获闻柳冕所道及由其祖处所得的旧事，李德裕因加以录集，遂传于世。这是李德裕为是书所撰的序文所说的，应该是确实的。然其书中多荒诞不经之谈，仿佛与辗转传授之迹不尽相符合，可能有后人羼入的地方，不能即以之为实录。虽然如此，明皇时的旧史能有这些书籍流传下来，也可以看到开元天宝的往事是能引起后人的注意的。
《安禄山事迹》撰述《安禄山事迹》的姚汝能，仕履无考，仅知其曾为华县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此见于著录。是书记安禄山一生始末，兼及安庆绪、史思明父子事。记述虽稍嫌琐杂，亦近于详赡。说者谓《新唐书·安禄山传》所载可能取材于是书，如果这样说法果属确实，则姚汝能的撰述自当有一定的价值。
《奉天录》《艺文志》著录诸家所撰《奉天录》，今传世本为赵元一撰著。是书记载唐德宗为其叛臣朱泚所逼，逃避于奉天（今陕西乾县），又复受厄于李怀光，再播迁于梁州（今陕西汉中）事。据书中自序说：“起自建中四年孟冬月上旬三日泾原叛命，终兴元二年孟秋月中旬有八日皇帝再返神都。”盖德宗辗转迁徙时，撰者皆扈从其役，目睹耳闻，备悉全部历程，故所记颇为详赡。德宗播迁，虽肇因于朱泚和李怀光，山东藩镇亦尝措手于其间。德宗的得返长安，固是由于朱泚、李怀光的先后破灭，也是唐朝廷和山东藩镇妥协的结果。据赵元一此书，就可以明白其中的曲折究竟。
《贞观政要》和《东观奏记》《艺文志》于此还著录了吴兢《贞观政要》和裴廷裕《东观奏记》。吴兢曾参与撰修《唐书》和《则天实录》，熟谙唐初史事，因撰《贞观政要》，记唐太宗和其大臣之间的言论。贞观之治颇为后世所称道，故此书也相应为后世所推崇。裴廷裕于昭宗时为翰林学士。《艺文志》于此目下注说：“大顺中，诏修宣、懿、僖实录，以日历注记亡缺，因摭宣宗政事奏记于监修国史杜让能。”其具体内容，也不外如此。
《六典》《新唐书·艺文志·职官类》所著录诸书，唐人的撰述居其大半。其中最值得称道而又流传于今世的，厥为《六典》。《六典》今称《唐六典》或《大唐六典》，若推本溯源，当以《六典》为正。《艺文志》详述某撰述的经过：“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诏集贤院修《六典》，玄宗手写六条：曰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张说知院，委徐坚，经岁无规制，乃命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参撰。始以令式象《周礼》六官为制。”这是说全书是按照当时的官制从事叙述。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门下）、尚书令共议国政，也就是宰相之职。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实际上是共同负责。唐更因前代旧制，设置三师、三公，位于三省之上。故《六典》的叙述，最先是三师、三公，接着才是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尚书执行朝命，事务较繁，其所辖六部就分别依次叙述，再其次则是所谓台、寺、监、卫、府。各分别论述其员数和职掌。其中一些职掌涉及到全国各处，因而就可以略觇全貌。就如刑部尚书属下的司门郎中和员外郎的职务，为“掌天下诸门及关出入往来之籍赋，而审其政”，所管辖的关共有二十六所，就分布于全国各地。《六典》不仅为当时官方正式的撰述，且多出于名家之手，论一代典章制度，皆应有所取法。此书撰于开元二十六年，自难包括其后至于天宝年间的新制，不能以玄宗一朝的规矩视之。天宝以后更无从涉及了。户部郎中所掌有十道的贡赋，《六典》于此就分叙十道所辖的州数。其山南道所辖的州中竟然还有唐州。唐州治所在今河南泌阳县，本来是隶属于河南道，至德以后始割属山南道。开元时撰修《六典》诸家如何能知至德后事？这显然是后来窜入的。
《翰林志》、《翰林学士院旧规》及其他有关的撰述《艺文志·职官类》著录有李肇《翰林志》和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不著撰人的《翰林内志》。其中《翰林内志》佚失已久。而《翰林志》和《翰林学士院旧规》为南宋洪迈编入《翰苑群书》中，得以广为流传。洪迈之书中且收入韦执谊《翰林院故事》、韦处厚《翰林学士记》、元稹《承旨学士院记》、丁居诲《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皆以唐人记载唐事，殊为可贵。翰林院为当时文学之士待诏之所。而当时掌制诏书敕者多为此中的学士。其后选用益重，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更为特殊的，甚至受拜为宰相。这一清华处所，深为当时所重视，故亦得多所记载。李肇撰《翰林志》时，以监察御史入学士院，身历其境，故所记颇为详赡。其他韦执谊、韦处厚、元稹诸人，亦莫不如此。杨钜为懿宗宰相杨收之子，昭宗时为翰林学士，从昭宗东迁，寻卒，则其所撰述应为唐人有关翰林学士院的最后记载。
《高氏外传》和《朝野佥载》《艺文志·杂传记类》著录有郭湜《高氏外传》、张鷟《朝野佥载》、封演《封氏闻见记》和李绰《尚书故实》四种，皆传于今世。
《艺文志》在著录《高氏外传》时，即注“力士。湜，大历大理司直。”所谓《高氏外传》，当记高力士的生平。郭湜因得罪宦官李辅国而被贬逐于巫州，当时高力士亦被贬于其地，因得相与谋面。郭湜在《高氏外传》中说：“况与高公俱婴遣累，每接言论，敢不书绅。”按所记，尚多为两《唐书》所失载者。唐玄宗由蜀中归来，颇受制于李辅国，《旧唐书·宦官李辅国传》谓“辅国起微贱，贵达日近，不为上皇左右所礼。虑恩顾或衰，乃潜画奇谋以自固。”然所记仅移上皇居西内一事。《新唐书》所记亦仅此一事，只是较为详备而已。而《高氏外传》所记，则玄宗自蜀中归至凤翔后，即已见于形色，其他更非一事，故可补史文的阙失。
撰《朝野佥载》的张鷟，其生平事迹，两《唐书》皆附见于其孙张荐传首。生当武后之时，下及开元中年，故其所记诸事以武后时为多。盖耳闻目染，随笔记载，也是难得的。《旧唐书》谓其“下笔敏速，著述尤多，言颇诙谐。是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新唐书》则谓其“浮艳少致理，其论著率诋诮芜猥”。张鷟著述不少，《新唐书》所说未必就是指《朝野佥载》而言，然读其书时，就不能不有所警惕，而须再作考核。虽说如此，究竟是当时闻见的记载，属于第一手的史料，其功也未可见没。
《封氏闻见记》和《尚书故实》撰《封氏闻见记》的封演，两《唐书》无传。据其书中所见，其初为天宝时太学生，其后为藩镇幕僚，德宗建中年间，尚在魏博田悦的幕中。书中随年纪事约有百余条，惟脱落殊多，难为完帙。《四库全书总目》说：“唐人小说多涉荒怪，此书独语必征实，前六卷多陈掌故，七、八两卷多记古迹及杂论，均足以资考证。末二卷则全载当时士大夫轶事，嘉言善行居多，惟末附诙谐数条而已。”这样的评论是相当恰当的。《四库全书总目》每以唐人杂史改入《小说家类》，惟以封演之书与李绰《尚书故实》仍列于《杂家类》中，显示其间似有不同处。李绰于所撰的《尚书故实》中曾述其撰述的缘起，他说：“宾护尚书河东张公，三相盛门，四朝雅望，绰避难圃田（圃田在今河南郑州市北），寓居佛庙，叨遂迎尘，每客侍话，凡聆征引，必异寻常，足广后生，可贻好事，遂纂集尤异者，兼杂以诙谐十数节。”也许是杂有诙谐的缘故，故其所记颇为芜杂。不过既是张公对客之言，当不至过于诬罔。其中小有讹误处，亦是难免，因随意道出，固不易作详赡的订正。《艺文志》于此书之下注：“尚书即张延赏。”《四库全书总目》谓“书中称嘉贞为四世祖，又称嘉祐为高伯祖，则所谓张尚书者当在彦远、天保、彦修、曼容兄弟间”。张延赏为德宗时宰相，乃张嘉贞之子，非其四世孙也。《国朝传记》和《传记》《艺文志·杂传记类》又著录有刘■《国朝传记》。《艺文志·小说类》中还著录有刘■《传记》，并注说：“国史异纂。”刘■为刘知幾之子。两《唐书》皆有传，即附于其父传后。刘知幾为唐代知名史家，以著《史通》为当时后世所景仰，■兄弟亦皆以学术知名于世。《新传》谓其“著《史例》，颇有法”。《旧传》于《史例》之外，还说到他所著的《传记》，皆未曾涉及《国史异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于其《小说类》著录有《刘■小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小说家类》于《刘■小说》之外，复著录刘■《隋唐嘉话》，皆与《新唐书·艺文志》不同。按李肇《国史补序》说：“昔刘■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是刘■之书本以《传记》为名。其所以称为《国朝传记》者，可能仅指唐初至于开元一段史事，别自单行。如果这样说法不太舛讹，则《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之时，此书已分成两本，故分别见于著录。《郡斋读书志》著录《刘■小说》时，曾有简短的言辞说：“纂周汉至晋江左杂事。”这和李肇《国史补序》所说是一样的。可能是所著录的《刘■小说》又被割裂，不仅不复至于开元，而且尚未兼及隋代，因而只能说“至晋江左杂事”。这时的割裂与《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又不复相同。既然以所记的隋事移后，与唐初事并列在一起，就不能再以国朝相称，故另赐佳名，称为《隋唐嘉话》。今本《隋唐嘉话》多载隋唐时的人物言行事迹，不能即以小说目之。也许是因李肇所说，因而置之小说之中。《隋唐嘉话》所记隋时事，只有十几条，记唐时事竟多至一百多条。可见那时割裂原书，以所记唐时别为一书，以《国朝传记》相称，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唐开元礼》和《大唐郊祀录》《艺文志·仪注类》著录《开元礼》和王泾《大唐郊祀录》。据其所记当时撰《开元礼》的经过：“开元中，通事舍人王喦请改《礼记》，附唐制度，张说引嵒就集贤书院评议。说奏：‘《礼记》，汉代旧文，不可更，请修贞观、永徽五礼为《开元礼》。’”《艺文志》又载长孙无忌等所撰的《大唐仪礼》和《永徽五礼》。前者于贞观十一年上（637），即所谓贞观礼；后者成于显庆三年（658），书名以《永徽五礼》相称，也就是所谓的永徽礼。《开元礼》自当是综合贞观礼和永徽礼而成的。自后再未见有大举修撰礼书的记载，想见其已臻于相当完善的地步。后来杜佑撰《通典》，其《礼典》所记率多取自《开元礼》，其重要意义可见一斑。至于王泾所撰的《大唐郊祀录》，则专叙述郊祀之礼，这当然是诸礼中的组成部分。《艺文志》谓其书为贞元九年（793）所上，时为太常礼院修撰。当是为当时郊祀特别准备的仪式。前代的礼虽亦有所承袭，因时而有所改变，也是势所难免。故贞观、永徽、开元各有其礼仪。贞元时另有新礼，亦属寻常之事。因王泾所撰集得以略见中唐以后的礼仪细节，可以称为难能可贵的载籍。
《唐律疏议》《艺文志·刑法类》著录的隋唐律令不少，大部已不传世。今传者仅永徽年间长孙无忌等所撰集的《唐律疏义》。两《唐书》著录此书，皆作《律疏》。宋时始以之作《唐律疏议》。唐律为有唐一代的**，它承袭前代一些旧规，对后世亦颇有一定的影响。唐律的厘定，始于太宗贞观年间。《旧唐书·刑法志》说：“（房）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有笞、杖、徒、流、死五刑。”这就是《艺文志》所著录的《贞观律》12卷。其他还有《令》、《格》、《留司格》、《式》，并见《艺文志》著录。其后到高宗永徽时再加修订。当时曾颁下诏书说：“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鉴定。”这就是《艺文志》所著录的《唐律疏》。长孙无忌等所撰的《疏义》仍本《贞观律》的名例等十二部分，惟具体条文为五百零二条，可能其中有所增删。在这些条文中，可以反映出唐代有关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度等各方面的问题，应该是研究唐史的重要资料。
《元和姓纂》唐代承南北朝之后，亦崇尚门第姓氏，致使风俗为之浇薄。唐太宗曾命高士廉重为厘定，“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这就是《艺文志·谱牒类》中所著录的《大唐氏族志》。《大唐氏族志》的撰著，只是厘正其间等第的高下真伪，并没有遏止这种社会风气。因而门第姓氏依然为各方所重视。有关撰述也非只一家，而见于《谱牒类》的著录并传于今世的，则为林宝《元和姓纂》。《四库全书总目》说：“宝，《唐书》无传，其名见于《艺文志》，诸家书目所载并同。惟《唐会要》称王涯撰，盖以涯曾作序而讹。郑樵《通志》又称为李林宝撰，则因李吉甫命宝作是书，当日二名连书，传写脱去吉甫字，遂并为一人。观樵《姓氏略》中讥宝作《姓纂》，而不知林姓所自出，则《艺文略》中本作林宝可知也。焦竑《国史经籍志》亦因之作李林宝，误之甚矣。”《四库全书总目》于此并论是书的得失，所言亦多中肯。《总目》说：“其论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于《世本》、《风俗通》，其他如《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诸书，不传于今者，赖其征引，亦皆斑斑可见。郑樵作《氏族略》，全祖其文，盖亦服其该博也。但宝以二十旬而成书，援引间有讹谬，且当矜尚门第之时，各据其谱牒所陈，附会攀援，均所不免。观《白居易集》自序家世，以白乙丙为祖，而云出自白公胜，颠倒时代，悖谬显然，其他可知。洪迈《容斋随笔》称《元和姓纂》诞妄最多，盖有由也。”其所讥刺并非无谓。同时也是唐人好自傅会标榜，故弄玄虚，有以致之。就是他人另撰，也是不易摒除此中恶习的，然是书所载人物多轶出于两《唐书》之外，可以互为补苴校正，亦不可偏废。
《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和《皇华四达记》《艺文志》史部诸书最后所列者为《地理类》。唐代以地理名家者甚多，故所著录者亦最为繁博。尤以李泰和李吉甫最称巨擘。李泰当时受封魏王，故习俗仍多以魏王泰相称。魏王泰所撰著的为《括地志》，李吉甫所撰著的为《元和郡县图志》。《括地志》据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大簿论述。当时全国有州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书中并增添了平高昌后所增置西州都护府和庭州六县，足以显示一代的宏图。《元和郡县图志》撰于唐宪宗时。其时李吉甫正为当朝宰相，论述一代舆地自有其方便之处。唐代自安史乱后，藩镇日多，德宗姑息养奸，一些藩镇愈加跋扈难制。宪宗始改旧规，奋力挞伐，号为中兴。李吉甫撰述是书，正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故其在序文中说：“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郡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书中于各府州的政区、户数、道里、贡赋、县邑备加记载，亦皆为后来地理书所沿袭。堪与魏王泰和李吉甫并称的厥为贾耽。贾耽为唐德宗时宰相。《旧唐书》本传说：“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艺文志》著录其所著书有《地图》、《皇华四达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贞元十道录》、《吐蕃黄河录》等，可以说相当丰硕，而今亦皆已亡佚。《新唐书·地理志》篇末所附入四夷路，当是据《皇华四达记》撰成的。
《十道志》等尚有辑本的地理书《艺文志》还著录有梁载言《十道志》。梁载言，两《唐书》的文艺传皆附于《刘宪传》传后。载言为武后时人，所撰《具员故事》及《十道志》并传于世。与《十道志》并见著录的有虞茂《区域图志》和郎蔚之《隋诸州图经集》。郎蔚之名茂，《隋书》有传，炀帝时为尚书左丞，工法理，为世所称。虞茂事见颜师古所撰《大业拾遗记》，炀帝时曾为起居舍人。两书并见《隋书》及两《唐书》的著录。虞茂的书，两《唐书》皆作《区域图》，与《隋书》略有不同。郎蔚之书，《隋书》作《隋诸州图经集》，两《唐书》皆作《隋诸州经集记》，本传则作《州郡图经》。名称虽有不同，实各本一书。《大业拾遗记》称虞茂的书，“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邑则卷首有郡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城隍公馆图”。其书以《区域图志》为名，是有来由的。《隋书·经籍志》还著录了《冀州图经》、《齐州图经》和《幽州图经》。《艺文志》也著录有吴从政《襄沔记》。三州图经皆未知撰人，亦未一言及吴从政身世。《太平广记》所引《兴业寺》一条，提到唐景龙元年（707）造堂宇事，知其为唐代人。既系唐人，所记应多唐代事。这里所涉及的地理书，今传世的仅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已非全帙，其他皆已亡佚。幸后世多有辑本。《括地志》，清人孙星衍、王谟、王仁俊、黄姡?窆?茉?遥?袢撕卮尉?杂屑?尽Ｆ渌?魇椋?晕?踮铀???跞士∫嗉?小妒?乐尽泛汀犊す?氐兰恰贰Ｍ踮由屑?胁恢??说摹恫⒅菁恰泛吐焦阄ⅰ段獾丶恰贰Ａ绞榻圆患?健短浦尽分?肌！恫⒅菁恰返比纭都街萃季?返仁椤！段獾丶恰芬嗍欠街咀??Ｍ踮拥热怂??允橇闫?霞颍?灰嗫山枰月灾?魇榈母趴觥?
《两京新记》《艺文志》地理类著录的诸书尚能流传于今世的，还有韦述《两京新记》、刘恂《岭表录异》、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段公路《北户杂录》、樊绰《蛮书》。
韦述，两《唐书》皆有传，为当时有名史家，曾参预撰修《六典》和《国史》。《旧唐书》说：“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终于）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新唐书》也说：“先是，诏修《六典》，徐坚构意岁余，叹曰：‘吾更修七书，而《六典》历年未有所适。’及萧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官领其属，事归于职，规制遂定。”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两京新记》记长安和洛阳的皇城、里坊。本为五卷，今已残缺，仅余第三卷的一部分，所记为长安西部诸坊和西市，杂有其间的寺观、祠庙、府廨、园宅等，亦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的流亚。其后宋敏求撰《长安志》和《河南志》，能得有所祖述，并非偶然。
《岭表录异》、《桂林风土记》和《北户杂录》撰《岭表录异》的刘恂，史书无传。《四库全书总目》据宋僧赞宁所撰《筍谱》，谓恂于唐昭宗朝出为广州司马，官满，上京扰攘，遂居南海。《总目》又说：“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昭宗时人。然考书中云：唐乾符四年；又云，唐昭宗即位。唐之臣子宜有内词，不应直称其国号。且昭宗时人，不应预称谥号，殆书成于五代时欤？”是书既见于《艺文志》著录，若为成于五代时，则撰《新唐书》诸人当无不知之理，似不必作过细的推敲。且是书迭经散佚，今传本为由《永乐大典》辑校得来。辗转传钞引用，难保不为后人窜改，旧本所题，既与《艺文志》著录相符，宜仍以旧说为是。《四库全书总目》还说：“诸书所引，或称《岭表录》，或称《岭表记》，或称《岭表异录》，或称《岭表录异记》，或称《岭南录异》，核其文句，实皆此书。殆以旧本不存，转相裨贩，故流传讹异，致有数名。惟《永乐大典》所题与《唐志》合，今特从之，以存其真。”今按其书中所记，多为当地风俗民情以及各种物产，还有制作贩卖等事，皆与北方中原不尽相同，以录异为名，正与所记相合。
撰《桂林风土记》的莫休符，史书亦无传记。书中称其于昭宗光化二年（899）以检校散骑常侍守融州刺史时，撰成是书。融州治所在今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其东就是桂州。融州为唐初析桂州置，其实皆古桂林郡地，而为当时桂管观察使所辖地，故此书所记不以融州一地为限。所记兼及名胜、古迹、山川、城址、风俗、土产，就是名人轶事也在记载之中。唐代桂管仕宦的姓氏亦得借以保存，是已近于后来研地兼论人的方志了。
《艺文志》著录《北户杂录》时，随文附注其撰者段公路为“文昌孙”。文昌为穆宗宰相。文昌子成式，所撰《酉阳杂俎》亦著录于《艺文志》。公路书中著咸通年号，则已至唐懿宗时。书首结衔为知京兆府万年县尉，又无其他仕历可考。未知何以远居岭南，并在其地撰文著述。北户之名始见于秦时。《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地，谓二十六年，“南至北向户”；二十八年琅邪刻石，又说到“南尽北户”。《汉书·地理志》日南郡下颜师古注：“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开北户以向日者。”按其所说，北户当在今越南中部，唐时为驩州境。公路此书泛记岭南风土，于当地物产尤为详备，盖取北户之名，并不以日南为限。《艺文志》著录作《北户杂录》，当为其书的本称，今本作《北户录》，可能是传写过程有所省略。
《蛮书》《艺文志》著录《蛮书》时，并注明其撰者樊绰为“咸通岭南西道节度使蔡袭从事”。《四库全书总目》谓“《通鉴》载袭实官安南经略使，与绰所记较合，则《新书》失考也”。是书异名甚夥，近人向达曾作考核，据说：“《新唐书·艺文志》作《蛮书》，《宋史·艺文志》作《云南志》，又作《南蛮记》；晁氏《郡斋读书志》作《云南志》，温公《通鉴考异》、程大昌《禹贡图》、蔡沈《书集传》、《直斋书录解题》作《蛮书》，苏颂《图经本草》引樊绰书作《云南记》；《太平御览》引作《南夷志》；《永乐大典》又作《云南史记》。四库馆臣则依《新唐书》及温公、程大昌、蔡沈所引谓应作《蛮书》。今人方国瑜《滇南旧事》七《论樊绰云南志》又谓应依晁氏《读书志》及《宋史》作《云南志》。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今案本书卷十末有云：‘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长史，问蛮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录之，寄安南诸大首领，详录于此，为《蛮志》一十卷，庶知南蛮首末之序。’此所谓《蛮志》一十卷事，当即指本书而言。是樊氏此书原名或系《蛮志》，《新书》所记，差得其实。”从所记载的项目看来，虽不乏风俗物产，但并不以此为限。这是和上面所说的有关岭南诸书不尽相同处。特别是云南境内的道里对于当时交通往来，所关实大。这应是贾耽《皇华四达记》以后少见的撰述。《蛮书》中特别记载六诏，对于当时边事的经略是相当重要的。樊绰作为安南经略使的从事，笔墨自是必不可少的。文宗太和三年（829）南诏攻入成都，为一代大事，经过此役，对南诏文化的发展确有影响，樊绰所记就是实录。
《释迦方志》和《经行记》道宣《释迦方志》和杜环《经行记》，两书皆未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今有通行本传世。
道宣为唐初佛教大德，撰述丰富，见于《艺文志》著录的就有《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等数种。道宣此书是在玄奘《大唐西域记》的基础上撰著的，既举其要点而又相应作了补充。按说，这两部书在这里是应该相提并论的，因为不仅其间撰述有关，而且都是属于地理的著作。以《释迦方志》为名，就是由于它叙述释迦所在的天竺诸国的地方情景，由于印度为当时佛徒取经的地域，中土僧侣往来不绝，其间道路也是不容不加以记载的。其书上卷分封疆、统摄、中边、遗迹四篇，下卷为游履、通局、时住、教相四篇，和玄奘依所经行各国次序的论述就很相同了。
道宣是居无常处，曾周游晋魏，顾步江淮，虽曾协助玄奘译经，却未至异域求法。杜环所撰的《经行记》则是其亲身经历的自叙。杜环曾从高仙芝西征。高仙芝于天宝十载（751）与大食战于怛罗斯（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为大食所败，杜环多人被俘。其后辗转归来，撰为此书。杜环为杜佑从子，故《通典》中间有引用。《通典·边防·西戎总序》说：“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杜佑既得见杜环所著书，故能多所引用，见于《通典》的就有疏勒、康居、师子国、石国、大食各国条中。杜环既亲至大食，故所记亦最详备，当时大食已有绫绢机杼，并有金银匠、画匠。其作画的为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为河东人乐■、吕礼，当是与杜环一起被俘者。即此亦可略见中土文化西传的痕迹。
第二节《新唐书·艺文志》甲丙两部所著录的隋唐时人所撰述并流传于今世的史料隋唐时人所撰的史书，《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于其乙部诸书之中，甲丙两部诸书中亦有可考核隋唐史事的撰述，也一并加以论述。
《教坊记》、《乐府杂录》和《羯鼓录》《艺文志·乐类》著录仍流传于今世的撰述，就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和南卓《羯鼓录》。
崔令钦所论述的教坊，为唐代所置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据《新唐书·百官志》说，武德时“置内教坊于禁中”，开元初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伎”。崔令钦此书就是记述开元时教坊的制度、轶闻及乐曲的内容或其起源。《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于《小说家类》，并谓崔令钦仕历已无可考。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博陵安平崔氏于隋时有恒农太守崔玄度者，其后人有国子司业崔令钦，当是撰《教坊记》者。《全唐文》收有《教坊记·序》，并为之撰小传说：开元时官著作佐郎，历左金吾卫仓曹参军，肃宗朝迁仓部郎中。其序中说：“开元中，余为左金吾仓曹，武官十二三是坊中人，每请俸禄，每加访问，尽为余说之，今中原有事，漂寓江表，追思旧游，不可复得，粗有所识，即复疏之，作《教坊记》。”书中除教坊制度外，附载有当时流行各种歌曲，约三百有余。唐玄宗最嗜音乐，唐代音乐亦以开元天宝间最为繁盛。得崔令钦所记，当时盛况亦可借以略觇其梗概。
《艺文志》于著录段安节《乐府杂录》时，注安节为文昌孙。《新唐书·段志玄传》说：“成式子安节，乾宁中，为国子司业，善乐律，能自度曲。”而未言及其撰《乐府杂录》事。安节自序其书说：“洎从乱离，礼寺隳颓，簨虡既移，警鼓莫辨，梨园弟子半已奔亡，乐府歌舞咸皆丧坠。安节以幼少即好音律，故得粗晓宫商，亦以闻见数多，稍能记忆，尝见《教坊记》，亦未周详。以耳目所接，编成《乐府杂录》一卷，自念浅拙，聊且直书，以俟博闻者之补兹漏焉。”可以看到，《乐府杂录》对《教坊记》有所补缀，可能所辑录曲调较为周详。《四库全书总目》说：“（此书）首列乐部九条，次列歌舞俳优三条，次列乐器十三条，次列乐曲十二条，终以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然有说无图，其旧本佚之欤？”由此足觇其所记载的丰硕。《总目》又说：“惟乐曲诸名，不及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备，与王灼《碧鸡漫志》亦互有同异。盖茂倩书备载古题之目，灼书上溯宋词之源，而此书所列，则当时被之管弦者，详略不同，职是故也。”安节书作于离乱之后，礼寺隳颓之际，自难求其完备。郭王后来补缀，较前有所增多，也是事理的必然，大不足作相互的较量，惟彼此参照，使有唐一代的乐曲，多能仍现原貌，亦是难能可贵的事例。
撰《羯鼓录》的南卓，两《唐书》皆无传。《艺文志·杂史类》著录其所撰《唐朝纲领图》，并注明其字昭嗣，大中黔南观察使，段安节《乐府杂录》亦称之为黔帅，其生平可以略知。羯鼓，如其名称所示，是从域外传入的乐器。《旧唐书·音乐志》说：“羯鼓，正如漆桶，两手具击，以其出羯中，故号羯鼓，亦谓之两杖鼓。”唐明皇最喜击羯鼓，故在当时社会上成为一种风尚。《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书分前后二录，前录成于大中二年，后录成于四年。前录首叙羯鼓源流，后录载崔铉所说宋璟知音事，而附录羯鼓诸宫曲名。”其中有篇末文不相属处。四库馆臣因之就说：“乐工专门授受，犹得其传，文士不谙歌法，循文生解，转至于穿凿而不可通也。”这不仅《羯鼓录》如此，即如《教坊记》和《乐府杂录》所传诸曲调，恐也难免有同样的归宿，盖曲调极易失传，曲调失传，文字记载也只能领会其意。作为史事记载，正不必肆意求其能被诸管弦也。
《艺文志·甲部》著录诸书可以作为隋唐时史料的，大体如斯。
《魏郑公谏录》《艺文志·丙部》首列儒家类。其中著录有魏徵《谏事》。《旧唐书·魏徵传》：“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则所谓谏诤言辞并未撰著成书。今传本《魏郑公谏录》，所记即魏徵谏诤言辞。魏徵曾受封为郑国公，殁后谥“文贞”，故书名如此。是书撰人为王方庆。方庆名王綝，以字行，两《唐书》皆有传，曾相武后。本传称方庆博学好著述，所撰书凡二百余卷，惟未一道及撰《魏郑公谏录》事。《艺文志·故事类》著录有王方庆《文贞公事录》，又《杂传记类》著录有王方庆《魏文贞故书》，皆与《谏事》不同。《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并说：“此乃所录魏徵事迹，《唐书·艺文志》以为《魏徵谏事》，司马光《通鉴书目》以为《魏元成故事》，标题互异，惟洪迈《容斋随笔》作《魏郑公谏录》，与此相合。”盖先有是书传本，而后确定其撰述者，期其能与各种记载相吻合。两《唐书·王方庆传》虽未能备举所撰述的书名，然就所撰《文贞公事录》和《魏文贞故事》，亦可略知其对魏徵崇敬的情绪，故以此书为方庆所撰，当得其实。魏徵谏诤为唐初朝中盛事，见誉于当时后世，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亦多所记载。两《唐书·魏徵传》所述，可能亦多出自此二书。四库馆臣说：“司马光《通鉴》所记徵事，多以是书为依据，其未经采录者，亦皆确实可信，足与正史相参证”，所说应是持平之论。今传世尚有《魏郑公谏录续集》，为元翟思忠所撰集。四库馆臣谓其“捃拾旧说，与史传间有异同，且有实非谏诤之事，而泛滥入之录中者。”虽有这样的小疵，其续补之功，还是可以称道的。
《历代三宝记》和《大唐内典录》、《续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艺文志·儒家类》之后，当数到“道家类”的释氏。这里可得论述的为费长房《历代三宝记》、道宣《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晖《法苑珠林集》、玄奘《大唐西域记》、道宣《大唐内典录》、智昇《续大唐内典录》等。
费长房为隋时人。《历代三宝记》亦见《隋书·经籍志》中杂家类的著录。这是东汉以来佛经目录的总集。不仅集录历代的译经，并将译经人的小传附于所译的经目之后，还将每部经的年代逐一交代清楚，使阅者能以备知有关的情况。是录虽远至东汉之时，却也集录了隋时诸经。据其所记，自东汉至于隋时，译述之人共有一百九十八人，所翻译撰述共两千一百七十部，其中隋时为十九人和七十五部书。由此可以了解隋时佛教的承受及其发展的过程。其后至于唐代，道宣所撰集的《大唐内典录》和智昇撰集的《续大唐内典录》也起到同样的功效。《艺文志》著录《大唐内典录》，仅于其下注西明寺僧撰，道宣曾为西明寺上座，故《艺文志》称其书为西明寺僧撰。《大唐内典录》撰成于唐高宗麟德元年，故智昇为之续撰。智升书撰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亦难总括有唐一代。智昇还曾撰《开元释教录》。此书不见于《艺文志》著录。《大唐内典录》虽以大唐为名，其实也如《历代三宝记》一样，兼列前代，甚至照抄《历代三宝记》。《续大唐内典录》以续为名，自是续麟德以新增的译本。《开元释教录》虽亦以开元为名，却是著录从东汉以至开元年间的经书。书中皆先列译人名氏，次列所译经名，卷数及其存佚现况，末列小传，各详其人的生平始末。其后半为别录，分别为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落繁重录，补阙拾遗录、疑惑再详录、伪妄乱真录、入藏录。这应是对当时译经的再整理，可以据之了解隋唐两代佛教流行的盛况。
《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道宣的撰述很富。《广弘明集》最受当时和后世的称道。梁释僧佑曾撰集《弘明集》，辑存东汉以下至于梁代阐述佛法的文章。《广弘明集》实为《弘明集》的续编，不过体例稍有不同。其**分为归正、辨惑、佛德、法义、僧行、慈济、戒功、启福、悔罪、统归等十篇，分别辑集帝王、僧俗论述弘扬佛法的文章，以见佛法的无边。如《广弘明集》之例，《续高僧传》自亦是续前人之作。梁慧皎曾撰述《高僧传》。道宣所作即系续慧皎之书。其中分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等篇。大体遵循慧皎体例，而间有所变动。其中有正传，且有附传。据近人统计，见于正传者为四百九十八人，见于附传者二百二十九人。其中隋时见于正传者一百六十九人，见于附传者六十二人。唐时见于正传者一百八十九人，见于附传者六十七人。皆远超于前代。①《艺文志》于道宣《续高僧传》下注：“起梁初，尽贞观十九年（645）。然本书《昙光传》叙昙光逝世于高宗麟德二年（665），已在贞观之后。《艺文志》于道宣《续高僧传》之后，接着又著录其《后集续高僧传》。《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并著道宣《续高僧传》两种，一作20卷，一作30卷。当如《艺文志》所著录，而省去“后集”二字。可能后来两本相合，成为一本，因而就有贞观以后的记载。如所记载的麟德二年，尚在唐初，已有如许高僧，可知其时佛教发展的盛况。《艺文志》于道宣《续高僧传》和《后集续高僧传》之外，还著录僧道宗《续高僧传》。不仅重出，而且还是误载。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法师传》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义净为与玄奘先后皆往印度求法，又同享①《中国佛教》第四册，苏晋仁《续高僧传》。
盛名的高僧。当时中土僧众前往印度求法者络绎不绝于道，蔚然成为风气，其中获有成就的高僧，为数不少，义净以其亲身经历，就其所见所闻，撰为是书，使当时顶礼膜拜的僧徒，见于记载，也是难得的盛事。在印度求法的高僧，自以中土为主，也间有朝鲜、越南的僧众，更有来自中亚细亚的。据其所记，中土的高僧有玄照、道希、师鞭、道方、道生等四十四人，朝鲜阿离耶跋摩、慧业等八人，越南运期、木叉提婆等六人，还有中亚细亚的两人。每人一传，记各人的乡里籍贯，西行所经的道路和在各国学习佛法的情况。义净还撰有《南海寄归法师传》，《艺文志》未见著录。义净赴西域求法，来往俱取道海上，中途多在室利佛逝（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留住。此书即撰著于室利佛逝，故称《南海寄归法师传》。书中多记载印度和南海各地僧徒日常行事的法式，间及中土僧徒践行的违异处，可以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参阅。
《法苑珠林集》《法苑珠林集》，《艺文志》著录撰人为玄晖，今本作道世撰。玄晖为道世的字，以避唐太宗讳，故以字相称。曾参预玄奘的译场工作。道世所撰，初为《诸经集要》，顾名思义，应是据佛经钞撮而成，其后因扩充成为《法苑珠林集》。其书每篇前各有序文，称为述意。子目前有的也有述意，有的则付阙如，体例似非一律，皆按佛经故实分类排列，尚便于参考引用。
《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艺文志》于著录玄奘《大唐西域记》之后，兼著录辨机《大唐西域志》。不仅书名相同，即卷数亦均为12卷。《艺文志》于玄奘条下注：“姓陈氏，缑氏人。”玄奘，《旧唐书》有《传》，《传》作洛州偃师人。偃师和缑氏邻县，今皆为河南偃师县。《传》称：“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皆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其时辩机为大总持寺沙门，曾助玄奘译经，不应于玄奘所撰之外别撰《大唐西域志》。《艺文志》所著录，当是重出。陈振孙《书录解题》作大唐三藏法师玄奘译，大总持寺僧辩机撰，当是其时撰述的具体情况。今传世慧立和彦悰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云的三藏法师就是玄奘。是书未见《艺文志》著录，以编入《大藏经》而得流传于世。是书记载玄奘生平，由载诞于缑氏起，至玉华宫舍化止。中间对于玄奘的远游西域各国及归来译经诸事，皆缕缕叙述，使读者想见其为人。以之与《大唐西域记》参照，更可略见其壮志与毅力。《唐大和上东征传》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唐时，日本国僧徒真人元开撰有《唐大和上东征传》和圆仁撰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义净《南海寄归法师传》和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一样，《艺文志》对真人元开和圆仁的著作也未著录。当时西行求经，渡流沙，攀高山，途中皆历经艰险，而越海至扶桑，波涛汹涌，其艰险亦当不下于流沙和高山，且其所记殊有关于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不可不记。《唐大和上东征传》记鉴真渡海传法事。鉴真自幼即入扬州大云寺为僧，曾至洛阳、长安等地潜心研究三藏，钻讨律学，成为江淮一带闻名的授戒大师。他发愿东去日本传法，先后五次起程，历经挫折，未能如愿。直至第六次始得安抵东土。《东征传》中绝大部分篇幅，详叙其浮海历程。当时中日之间船舶往来水路的曲折及风波的艰险，显示无遗；书中兼叙其在日本传法的事迹，为研究中日之间的交往者所不可或阙的撰述。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圆仁，为日本平安初期的僧侣。他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浮海入唐，在中土留居十载，于宣宗大中元年（847）归去。书中按日记体裁记其所见所闻的经历，不仅记其中土各处的山川、道路，人情、风俗，甚至生活琐事亦在记载之中。圆仁久居长安，于都城中的寺院、佛法所记尤多。圆仁居于长安时，正值会昌毁佛，为了避难，易俗服外逃，因而归国。毁佛在国史并非仅此一次，其他各次由于无具体记载，不易备知详情。会昌毁佛，由圆仁所记可知其首尾经历的全部过程，也是难得的际遇。
《刊误》和《资暇》《艺文志》于子部诸书中，特有《小说家类》。虽说是小说，其中可资证史的亦殊不少。如李涪《刊误》、李匡文《资暇》、苏鹗《杜阳杂编》和《演义》、韦绚《刘公嘉话录》、赵璘《因话录》、段成式《酉阳杂俎》、高彦休《阙史》、范摅《云溪友议》、张固《幽闲鼓吹》、《桂苑丛谭》、《玉泉子见闻真录》等十一种。
撰《刊误》的李涪，《艺文志》无说，两《唐书》亦无传。《四库全书总目》据本书结衔所称的国子祭酒考核，亦未得确证，大约为唐末之人。四库馆臣说：“其书皆考究典故，引旧制以正唐末之失，又引古制以纠唐制之误，多可以订正礼文。下卷间及杂事，亦颇资博识。”还说：“唐末文人日趋佻巧，而涪独考证旧人，亦可谓学有根柢者。”这样说来，李涪在当时应为有心之人，故其书亦颇资参证。撰《资暇》的李匡文，《四库全书总目》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当为李匡义，字济翁，其说诚是。《读书志》谓其序文称：“世俗之谈，类多讹误，虽有见闻，嘿不敢证，故著此书。上篇正误，中篇谭原，下篇本物，以资休暇云。”今本序文已佚，亦不著三篇之目。然其叙述仍仿佛序文所云。其中论述虽间多非其本朝事故，亦可有助于唐史的论证。今本作《资暇集》，盖后来所增益的。
《杜阳杂编》和《演义》撰《杜阳杂编》的苏鹗，《艺文志》于其注说：“字德祥，光启中进士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家住武功杜阳川，杂录广德以至咸通事”。《艺文志》又著录苏鹗所撰的《演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是书，并以之与李涪《刊误》、李匡文（义）《资暇集》、丘光庭《兼明书》同列，谓“此数书者皆考究书传，订正名物，辨证讹谬，有益见闻”。李涪、李匡义的撰述，如上所说，是颇有可取之处的。陈振孙以苏鹗书与之并列，足证其气味的相同。《四库全书总目》也说：“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总目》虽称道是书，却对于《杜阳杂编》稍有微辞。除指出其若干舛迕处，并说：“铺陈缛艳，词赋恒所取材，固小说家之以文采胜者，读者挹其葩藻，遂亦忘其夸饰，至今沿用，殆以是欤！”
《刘公嘉话录》和《因话录》《艺文志》于著录韦绚《刘公嘉话录》时，并注：“绚，字文明，执谊子也。咸通义武军节度使。刘公，禹锡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著录是书，并说：“（韦绚）幼从学于禹锡，录其话言。”书首有韦绚自序，谓是撰于大中十年，其时绚正为江陵少尹。并叙述其于长庆元年从刘禹锡问学的经过，据说：“（刘公）语论，大抵根于教诱，而解释经史之暇，偶及国朝。丈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即席听之，退而默记其不暇记因遗忘者，不知其数，在掌中梵夹者，百存一焉。今悉依当时日夕所话而录之，不复编次，号曰《刘公嘉话录》，传之好事，以为谈柄。”仅由这篇序文，也就可以略知是书的轻重。《艺文志》于著录赵璘《因话录》时注说：“字泽章，大中衢州刺史。”本书结衔却说是“员外郎赵璘”。撰述的体例是以宫、商，角、徵、羽分部。宫部记载有关帝王诸事。因此指出“商为臣，凡自王公至有秩以上，皆入此部”。角部所记载的为人凡不仕者。徵部所记载的为凡不为其人与物而泛说者。这是说记事，因为徵为事的缘故。至于羽部，所涉及的事物不能附于以上诸部的皆入此部。《四库全书总目》指出：由于璘家世显贵，能多识朝廷典故，娴于旧事，故其书虽体近小说，而往往足与史传相参，可资考证，在唐人说部中犹足以称为善本。
《酉阳杂俎》和《阙史》《艺文志》著录段成式《酉阳杂俎》。段成式为穆宗宰相段文昌之子，两《唐书》有传，皆附载于文昌传后。成式自序其书说：“及怪及戏，无侵于儒。”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所记故多谲怪，其标目亦奇诡，如《天咫》、《玉格》、《壶史》、《贝编》、《尸穸》之类”。《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成式所记涉及的范围至为广泛，也不尽属怪异不经之说，其中《寺塔记》就足以作为证明，其中所记，自大兴善寺以下共有十六寺，寺中雕塑、绘画以及舍利塔皆详细记载，迄今能知当时寺院的盛况，端赖此书，未可以其杂有怪异而摒之不足相数。《艺文志》著录是书30卷，未曾说到有续集。今传本有前集20卷，又有续集10卷，合为30卷，与《艺文志》所著录的不同。可能是后来有人辑佚补缀，因而前后参差不一。《新唐书·艺文志》于所著录的《阙史》仅说为高彦休所撰，别无其他说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高彦休自号参寥子，乾符中人。《四库全书总目》谓高彦休应为五代时人，五代时人的撰述何以能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中？是书虽著录于《小说家类》中，于唐代后期掌故轶事多所记载，不尽作玄怪之说，也是难能可贵的。
《云溪友议》和《幽闲鼓吹》《艺文志》著录诸书中有范摅《三溪友议》，并注：“咸通时，自称五云溪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是书“记唐开元以后事”。并说：“摅，五溪人，故以名书。”《四库全书总目》曾举出其中属于委巷流传，失于考证的若干条，并谓其颂于頔的宽仁，诋李绅的狂悖，毁誉不免失当，然亦不能不承认其中所说诗话，大抵为孟棨《本事诗》所未载，逸篇琐事颇赖以传。《艺文志》著录张固《幽闲鼓吹》，别无他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张固为懿僖间人，所纪唐二十余事（按：此为袁本所说，衢本则作“纪唐史遗事二十五篇”）。《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固所记虽篇帙寥寥，而其事多关法戒，非造作虚辞，无裨考证者。”按其所记，虽篇帙寥寥，然上起开天之际，涉及元和、会昌年间，下至宣宗大中之时，其间轶闻琐事，颇见叙述，也是相当广泛的。
《桂苑丛谭》和《玉泉子见闻真录》《艺文志》还著录有《桂苑丛谭》，其下注冯翊子子休，当是撰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以之入于《杂史类》，并说：“杂记唐朝杂事，僖昭时。当是五代人。邯郸云，姓严。”所谓邯郸云，当是李淑《邯郸书目》。按是书中甘露寺一条，称吴王收复浙右之岁，其时为昭宗天复二年，杨行密于这一年始封吴王，故书中有这样的称道，撰者有这样的记载，当是由唐入于五代，不必即因此而谓其人为五代人。所记虽多为僖昭朝杂事，然亦有涉及前代的。治唐末史事，不失为可资参考之作。《艺文志》接着著录《玉泉子见闻真录》。《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不著名氏的《玉泉笔端》，并说：“有序，中和三年作。末有跋云扶风李昭德家藏之书也。即故淮海相公孙。又称黄巢陷洛之明年跋，亦不知何人。别一本号《玉泉子》，比此本少数条，而多五十二条，无序跋，录其所多者为一卷。”所谓别本《玉泉子》自当与《玉泉笔端》有关，出自一人之手。《玉泉子》虽无序跋，《玉泉笔端》的序跋却已明示中和三年和黄巢陷洛之明年，则当为僖宗时人，所记亦当以唐代后期事为多。《四库提要》谓今本共八十二条，或即陈振孙所录之一卷，而《书录解题》讹八字为五字耶？
《茶经》和《耒耜经》《艺文志》的《小说家类》中还著录了陆羽《茶经》。陆羽《茶经》如何能著录于《小说家类》？这显示出《艺文志》的分类并非完全恰当。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于《杂艺类》，《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于《谱录类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似均未妥。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于《农家类》，颇得其宜。因是书“载产茶之地、造作器具、古今故事”。书中所记，以造作器具和古今故事为多。陆羽立意，自以品茶为主，可是也不能不讲求茶的产地。唐人嗜茶，茶税为朝廷的一项重要收入，论唐代经济史的不能舍茶而不论，故陆羽的书仍未可偏废。这里还可以顺便提到陆龟蒙《耒耜经》。是书虽记载江东的农业，未能兼及全国。唐人有关农业著述不多，是书亦未为《艺文志》所著录，与陆羽《茶经》相比照，似未能偏废。
《历代名画记》和《书法要录》《艺文志》的《杂艺术类》著录当时名画很多，足见当时对于此道的重视。其中著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彦远又撰有《法书要录》，著录于《艺文志·小学类》。《小学类》并注彦远为弘靖孙，乾符初大理卿。《新唐书》弘靖即附见于其祖《张嘉贞传》中。《传》称弘靖“家聚书画，侔秘府”。彦远能撰成这两书，当与其家世有关。故其自序说：“家世藏法书名画，收藏鉴识，自谓有一日之长。”彦远既能面对真迹，所言或不虚妄。《书法要录》虽是集古人论书的言辞，且远及于东汉，然其下则迄于元和，所述唐代书家仍居有相当重要部分。《历代名画记》自亦论述远古，然唐代画家就有二百零七人，远超于以前各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唐代颇重宗教，寺观画壁率出名家手笔，能有详细记载，洵属难能可贵的盛事。
《书断》和《唐画断》《艺文志》著录《书断》于《甲部·小学类》，今移于此，与《唐画断》比类论述。《书断》为张怀瓘所撰。《艺文志》著录此书时并注：“开元中翰林院供奉”。书中论述各种书体，如古文、大篆等，也是远征前代，兼及当世。唐太宗以下的书家也都在叙述之列。《四库全书总目》说：“其记述颇详，评论亦允。张彦远《书法要录》全载其文，盖当代以为精鉴矣。”张彦远及张怀瓘所述，皆兼及前代，其专论有唐的则有朱景玄《唐画断》。《唐画断》也见于《艺文志·杂艺术类》的著录。《艺文志》并说朱景玄为会昌时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有《唐朝画断》一书，并说：“唐翰林学士朱景玄撰。一名《唐朝名画录》。前有目录，后有天圣三年商宗儒后序，与《画断》大同小异。”《书录解题》原来是以《唐朝名画记》另作一目，《唐朝画断》条所说的“一名《唐朝名画录》”以下数语，本在另一目《唐朝名画录》条内，乃为后人所移动，遂改写于《唐朝画断》下，而《唐朝名画录》一目并未删去，仿佛另是一书。书中以神、妙、能、逸四品分论当代画家，共一百二十人，当时能手当皆荟萃于此了。
《艺文类聚》和《北堂书钞》《艺文志》的《类书类》所著录的书，著名的是欧阳询《艺文类聚》，虞世南《北堂书钞》、《初学记》，杜佑《通典》和《白氏经史事类》。《艺文志》于著录《艺文类聚》时，并注：“令狐德棻、袁朗、赵弘智等同修。”《旧唐书·孝友·赵弘智传》说：“十数人同修《艺文类聚》。”据《旧唐书·儒学·欧阳询传》，同修者尚有裴矩、陈叔达。其他则尚待考索。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分门类事，兼采前世诗赋铭颂文章，附于逐目之后”。所分门类共有四十八部，州郡、帝王、后妃、储宫、礼乐、职官、封爵、治政、刑法、祥瑞、灾异等皆在其中。是书撰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自不能具载当时史事，不过隋世旧史仍可据以参考。其中间杂武德以后诗人的篇什，当为后来所窜入，不能以之为小疵。
《北堂书钞》的撰者虞世南，两《唐书》均有传。虞世南于隋大业时累迁秘书郎。北堂为秘书省的后堂，世南当年撰述就在北堂，故其书以《北堂书钞》为名。诸家著录皆称唐虞世南撰。虞世南由隋入唐，其事业主要为唐时的成就，不过是书撰述却在隋时。《隋书·经籍志》著录不著撰人《书钞》，当是虞世南所撰述的。《隋志》作74卷，两《唐志》皆作73卷，若不是一书，何至卷数竟尽乎相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是书分八十部八百一类。其中曾杂有帝王、后妃、政术、刑法、封爵、设官、礼仪等项。是书虽多记前代，然撰述于大业年间，上距隋的开国已经稍久，自易间杂隋初诸事。今传本为明人陈禹谟所删补，至以贞观后事及五代十国之书杂入其中，尽失其真。这些都和撰书的年代显然不同，是容易区分的。
《初学记》《艺文志》于所著录的《初学记》下加注：“张说类集要事以教诸王，徐坚、韦述、余钦、施敬本、张烜、李锐、孙季良等分撰。”所谓张说类集要事，就是《艺文志》于《初学记》之前所著录的《玄宗事类》。是书本是玄宗教子学文，因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故以《初学记》为名。此事见于刘肃所撰的《大唐新语》的《著作》篇中，应是实录。今按其编制体例，每篇先为《叙事》，次为《事对》，再次则为《诗》、《赋》、《赞》、《颂》、《文》等，皆是便于初学的取次。是书共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子目。其中有天、地、州郡、帝王、职官、礼、乐、政理、文、武、道释、居处等部，皆不乏可作史事参考的材料。
《通典》撰述《通典》的杜佑，为唐德宗、宪宗宰相，两《唐书》皆有传。《旧唐书·传》说：“（佑）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传》还说：“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杜佑虽因刘秩的书而另撰新著，并未遵守刘秩成规，两书因而并传于世。《艺文志》也就一并著录。《政典》久已不传于世，可能就是由于《通典》的大传于时因而佚失的。《四库全书总目》称道杜佑此书说：“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四库馆臣这样的称道，其实并未中肯。杜佑这部书，固然是上肇始于黄帝唐虞三代，然其下限并非至于南北朝以及隋时，而是迄于天宝之末。这是刘秩《政典》原来的规模。杜佑既是广刘秩的书，是不会缩短其所记载的年代的。按照杜佑的本意虽是迄于天宝，可是肃、代以后，间有沿革，还是一并附注的。从其书叙述的内容来看，显然是略古详今，隋唐两代是不容偏废的。考唐以前之掌故者，以是编为渊海，就是探索隋唐两代的史事的，同样也要以是编为渊海。二百卷的《通典》共分九门，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每门各有子目若干。杜佑自序说：“既富而教，故先食货。行教化在设官，任官在审才，审才在精选举，故选举、职官次焉。人才得而治以理，乃兴礼乐，故次礼、次乐。教化隳则用刑罚，故次兵、次刑。设州郡分领，故次州郡。而终之以边防。”可以说是治国的要务都全面顾及到了。后来两《唐书》的撰修，所立各志，大体也皆和《通典》的八门相仿佛，而间有出入。可是《通典》所论述的，并未全为两《唐书》各志所采撷。唐代各项仓粮，为国计军糈所倚赖，而义仓所储更为备荒的要政。两《唐书》虽皆有所论述，诸仓储蓄总数，却均未道及。《通典》则详细列举天宝八载（749）仓储，备见全国的确数。书中分别举出这一年关内、河东、河西、陇右和籴的石数，也举出北仓、太仓、含嘉、太原、永丰、龙门诸仓储粮的石数，更分别举出全国各道正仓、义仓、常平仓所储的石数。这些仓粮的石数，后来都为郑樵、马端临所引用，载入《通志》和《文献通考》之中，可见是相当重要的。若仅依两《唐书》，就难免有误。
《白氏经史事类》《艺文志》于所著录的《白氏经史事类》下注：“白居易撰，一名《六帖》。”今传本作《白氏六帖事类集》。今传世又有称为《白孔六帖》的，盖宋时孔传亦曾撰《后六帖》，后人因合刊为一书，另取此名。白居易，两《唐书》均有传。《郡斋读书志》亦著录此书，并说：“以天地事物分门类为对偶，而不载所出书。”又说：“世传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名目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内，倒取之，钞录成书，故所记时代多无次序。”《四库全书总目》谓“其体例与《北堂书钞》同，而割裂饾饤，又出其下”。既与《北堂书钞》有相同的体例，作为类书，还是可以备翻检的。
第三节《新唐书·艺文志》丁部所著录的唐人撰述并传于今世的史料隋唐时代的文集相当繁多，凡能文和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人士，莫不各有其文集。诸家身世不同，经历各异，文笔亦有差别，因之其所撰文集就各有风采，难得一律。不过当时人士于身没之后，其子孙多为之树碑立传，延请能文的人为之撰墓志铭，竟成为社会风气。诸家文集中殆无不备录其所撰的墓志铭。这些墓志铭既列叙墓主的生平功绩，兼及其交游过从，其中不乏与史料有关的事迹，为治史者所珍视。按照这样的说法，则所有的文集都应视为史料，也非过份。只是在这里逐一论述，却似嫌繁多，因而就不把有关墓志铭的部分包括在内。
《王勃集》、《盈川集》、《卢照邻集》、《骆宾王集》唐初文士以“四杰”最为著名，即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四人各有文集，《艺文志》著录《骆宾王集》、《卢照邻集》、又《幽忧子》、杨炯《盈川集》和《王勃集》。四人者，两《唐书》皆有传。《旧唐书》在《文苑传》中，《新唐书》在《文艺传》中。《骆宾王集》，《四库全书总目》作《骆丞集》。当系骆宾王曾为临海丞，故有是称。今两本并行于世。《卢照邻集》，《艺文志》兼著录《幽忧子》，幽忧子为照邻号，兼著录两本，显示两本各不相同。《崇文总目》仅著录《幽忧子》，遗掉《卢照邻集》。《四库全书总目》又作《卢昇之集》。昇之为照邻字。名号不同，书名也就有了差异。今各种不同名称的文集，并行于世。杨炯曾为盈川令，故其文集以盈川为名。今亦有直称《杨炯集》者。王勃字子安，其文集亦称《王子安集》。王勃和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承六朝之后，以骈体撰文，多为后来人所非议，杜甫且直斥四人的轻薄为文。不过骆宾王以曾参与徐敬业征讨武则天的战事，所撰的《代李敬业讨武氏檄》，与高宗武则天之际的史事就颇有关系。由其他三人的集中也可略知唐初有关的史事，就史论史，倒不必专论其文章的体裁。
《陈子昂集》陈子昂，两《唐书》皆有传。子昂字伯玉，曾官右拾遗，故其文集亦称《陈伯玉集》或《陈拾遗集》。其所撰《谏灵驾入京书》，两《唐书》皆已采入本传。书中论当时关中灾荒事，皆得其实。《上西蕃边州安危事》，论安抚金山十姓，于同城权置安北府以及巩固甘州诸事，皆为当时北边防的要务。《上蜀川安危事》和《上蜀川军事》，论减少蜀川输粮于边事，《上军国机要事》，论宜重视突厥、吐蕃，不宜多与契丹较量事，亦切中时弊。其外尚有他篇，皆可与史文相对照，也许还可以补史文疏略之处。
《张说集》张说，两《唐书》皆有传，为玄宗宰相，受封燕国公，其文章典丽弘赡，与受封为许国公的苏■并称为燕许大手笔。《艺文志》著录其文集，作《张说集》。今本或作《张燕公集》，从其封号；或作《张说之文集》，说之为张说的字。张说既以文章著称，又在朝中，故所撰文多与时政有关。其所撰《谏避暑三阳宫疏》，即为两《唐书》本传所采撷。《谏泼寒胡戏疏》，指出由西域传入的泼寒胡戏在长安中所起的不良影响。当时由西域传入的文化，所涉及的范围至为广泛，张说还为玄奘《大唐西域记》撰序，可知其对西域文化不至于有所反感。泼寒胡戏使他特疏请求禁止，显示外来文化并非皆是尽善尽美，甚至与中土文化格格不入者。唐代前期，朝野上下皆重文事，然武功亦并未稍懈，边兵驻屯，东西弥望无际，而决胜于疆场之间，尤有赖于骑兵。骑兵所恃惟马，自唐初起，即重视养马，而陇右尤为养马的适宜场所。张说所撰《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对于自唐初以来陇右养马的成就，娓娓论述，可见一代的典制。《四库全书总目》说：“（说所撰）《为留守奏庆山醴泉表》，称万年县令郑国忠状，六月十三日县界霸陵乡有庆山，见醴泉出。而《唐书·武后传》载此事乃作新丰县，皆与史传颇有异同。然说在当时，必无讹误，知《唐书》之疏失多矣。”
《张九龄集》张九龄，亦为唐玄宗宰相，两《唐书》皆有传。《艺文志》作《张九龄集》。今传本或如《艺文志》之旧，作《张九龄集》，或作《张曲江集》、或作《曲江集》、或作《张子寿集》。九龄为韶州曲江人，字子寿，集名殆即因此而稍有歧异。九龄为相久，制诰多出其手，所撰制诏大体编入集中。尤多关于周边各部落和镇抚边庭的将帅，可以见当时边防的策略。《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他诏命亦可多与史传相参考。如集中有《敕奚都督右金吾卫大将军归诚王李归国书》，而核之《唐书·外国传》所载奚事，自开元以后，仅有李大酺、鲁苏、李诗延、宠婆固诸酋长名，而不及归国，知记载有所脱漏，允可以补史之阙。”集中有《张守珪奏裨将安禄山失利送戮京师批》，谓禄山不宜免死。两《唐书》本传皆引用此批，并明白指出出于张九龄之手，而不为玄宗所采用，其后遂酿成大乱。可知这道批文实为当时关键所在。《王维集》开元、天宝间，王维以工草隶，善画有名于当时。两《唐书》皆有传。
《艺文志》著录有《王维集》。今传本除称《王维集》外，又有《王摩诘集》和《王右丞集》。摩诘为王维的字，故以之名集。王维曾为尚书右丞，称为《王右丞集》，就是以官名相称。王维佞佛，其集中多存有和佛教有关的文章。集中有《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洛阳郑少府与两省遗补宴韦司户南亭序》。唐时韦杜两家为长安城南望族，所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就是指他们说的。既是世家望族，庭园别墅皆以华丽为人所瞩目。这两篇序文就可略见当时豪奢的景况。
《高适集》高适，两《唐书》皆有传。其集《崇文总目》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并见著录。《四库全书总目》却未予著录。高适官终左散骑常侍，故今本亦有作《高常侍集》。所撰《陈潼关败亡形势疏》，显示当时军令的不统一，监军的不恤军务，焉有不败之理。《唐书》虽亦有所记载，似不如此的明显。《送窦侍御知河西和籴还京序》指出，当时河西驻军犹仰江淮运来的粮饷，而皇朝却在河西和籴。其间隐情，《序》文自不便明言，这是很值得研讨的。《李白草堂集》和《杜甫集》唐代诗人以李白、杜甫最为名家。两《唐书》皆有传，各分别在《文苑传》和《文艺传》中，《新唐书·艺文志》中自亦著录其全集。李白为《李白草堂集》。《艺文志》并说：“李阳冰录”。《杜甫集》后还著录《小集》，也并说：“润州刺史樊晃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有《李翰林集》、《杜甫集》和《集外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著录《李翰林集》和《杜工部集》。李白曾待诏翰林，杜甫曾官检校工部员外郎，故皆以名其集。《书录解题》谓王洙合《唐志》所著录的《杜甫集》和《小集》，遂为定本。今传世作《李翰林集》、《李太白集》和《杜甫集》、《杜工部集》。李杜二人皆为诗家。诗家歌辞亦多与史事有关。杜甫的“三吏”、“三别”皆可显示出乱离之时人民的痛苦，而《丽人行》更显示皇室贵戚的穷极奢侈。李白所撰《兖州任城县令厅壁记》，谓兖州为郡有十一县，任城县有户超过一万七千。这可与《旧唐书·地理志》相较，以见所记的兖州各县人户相差至为悬殊。杜甫所撰《东西两川说》论当时两川防守治乱，可以和史籍相参证。《岑参集》岑参生平见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曾为嘉州刺史，故其集亦称《岑嘉州集》。岑参于天宝年间先后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北庭都护封常清幕中，因得远历西域各地，所赋诗多能描述西域风物。《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开篇就说：“热海亘铁门，火山赫金方”，以见唐时疆域的广阔。
《元结文编》《艺文志》著录《元结文编》。元结，《新唐书》有传。其字次山，号漫叟，曾为道州刺史。今传本有《唐元次山文集》、《元次山诗集》、《唐漫叟文集》。元结为刺史时，道州曾为“西原蛮”所攻破。所撰《奏免科率状》和《奏免科率等状》，《新唐书》曾采撷入本传中。所撰《道州刺史厅壁记》，当系道州尚未为“西原蛮”残破时的作品。其中记所谓前辈刺史贪婪害民事，“不觉涕下”。这样的记载为以前所少见。《新唐书》不以之叙入本传中，当属阙失。
《刘长卿集》《艺文志》录《刘长卿集》特别叙述刘长卿生平，直至其终于随州刺史。今传本就直称《刘随州集》。长卿文章不多，诗篇不少。长卿以诗名于上元、宝应间，其时上去安史乱离已稍远，社会残破仍多未恢复。《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句当税苗充为官俸钱》有句说：“鸟雀空城在，榛芜旧路丘，山东征战苦，几处有人烟？”《新息道中》说：“古木苍苍乱离后，几家同处一孤城。”这样的描述在史籍中是不多见的。
《颜鲁公集》安史之乱时，颜杲卿、真卿兄弟最受人称道。杲卿殉国，真卿其后为皇朝重臣。两《唐书》皆为其兄弟立传。真卿撰述丰富。《艺文志》著录所撰《吴兴集》、《庐陵集》和《临川集》。《四库全书总目》谓北宋时都已亡佚，其时有吴兴沈氏和宋敏求所编本，南宋时皆已漫漶不完，别有留元刚所编本传世。颜真卿曾受封为鲁郡公，殁后谥为文忠，故今传世有《颜鲁公文集》、《颜鲁公诗集》和《文忠集》。所撰《论百官奏事疏》，两《唐书》皆已采撷入于本传中。所撰李光弼神道碑，以之校两《唐书·李光弼传》，其中多有为传文所未载者。即此已可补史籍之阙。真卿练达世事，其文可补史阙的，也就不仅李光弼神道碑一文。
《毗陵集》《艺文志》著录有独孤及《毗陵集》。独孤及，两《唐书》皆有传。独孤及官至常州刺史。常州旧为毗陵郡，故其集以毗陵为名。陈振孙《书录解题》著录作《常州集》，当是因毗陵改称的。今传本仍作《毗陵集》。所撰《送韦评事赴河南召募毕还京序》叙天宝时征南诏募兵事。所说的相国卫公指的就是杨国忠。所召募的为燕赵少年和韩魏劲卒，凡万八千人。《旧唐书·杨国忠传》仅说“其征发皆中国利兵”。《新唐书·兵志》曾说过“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而未说远征军士的来源，独孤及所说就可为之充实。
《欧阳詹集》欧阳詹，《新唐书·文艺传》有传。其字行周，曾为国子监四门助教。
今传本作《欧阳行周文集》，或作《唐欧阳四门集》、《欧阳行周集》。其所撰《同州韩城县西尉厅壁记》，指出当时全国县的等次，其赤、畿、望、紧、上五等县的首县，分别为万年、渭南、郑县、夏阳和韩城。所记和《新唐书》大略相同，而与《大唐六典》颇有差异，这当是后来的更改。一代制度，前后未能尽属一致，欧阳行周所记，就是具体的例证。
《吕温集》吕温，两《唐书》皆有传。吕温为八司马之一。王叔文受贬时，温出使吐蕃，得免于难，其后官至衡州刺史，故其集亦称《吕衡州集》。吕温字和叔，因又称《吕和叔集》。今皆有传本。所撰《简获隐户奏》，记为衡州刺史搜括隐户事。当地不税户竟超过差科户一倍有余。唐代前期，户口逃亡已成为严重问题。开元时，宇文融以搜括逃户，颇著功勋。全国十道共括得客户八十余万。平均算计，一道也只是八万余户。吕温在衡州竟括得一万六千余户，论情形当更较开元时为严重。为什么逃户如此的众多，是应该探索的。吕温说：“（逃户所在），州县虽不增征科，所由已私自率敛，与其潜资于奸吏，岂若均助于疲人。”可见虽是逃户，仍难逃避剥削。
《权德舆集》《艺文志》著录权德舆《童蒙集》10卷，《集》50卷和《制集》50卷。权德舆，字载之，曾相宪宗，谥为文公，两《唐书》皆有传。《旧唐书》说：“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代。”不言《童蒙集》和《制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权德舆集》50卷，并说：“尝自撰《制诰集》五十卷，杨凭为序，今亡逸。《文集》孙宪孙编次，杨嗣复为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权丞相集》50卷，并说：“杨嗣复为序序又言九年掌诰，自纂录为五十卷，不在此集内，今未之见。”是《制集》亡逸已久。诸家皆不著录《童蒙集》，可能并未传世。今传本有作《权德舆集》的，也有作《权文公集》和《权载之集》的。元和年间，宪宗对于藩镇不再姑息，不时挞伐镇抚，德舆亲历其间，曾多所建白，所撰《请置防御军状》、《徐州事宜奏》、《淮西招讨事宜状》、《昭义军事宜状》、《恒州招讨事宜状》、《山东行营事宜状》，虽是当朝议论，实可与史籍相互比证，不容舍置不论。
《韩愈集》和《柳宗元集》《艺文志》著录有《韩愈集》和《柳宗元集》。韩柳文章不惟有声当时，就在后世，其声誉也未稍减。韩愈，字退之，昌黎人。官至吏部侍郎，谥曰文。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官至柳州刺史。两《唐书》皆有传。柳宗元文，《崇文总目》著录作《柳子厚集》。今传本除作《柳宗元集》外，还有作《柳先生集》、《柳河东集》、《柳柳州集》、《河东先生集》，也有径作“柳文”的。韩愈文今传本为《韩昌黎集》、《韩吏部集》、《韩文公集》、《昌黎先生集》，也有径作“韩文”的。韩愈和柳宗元虽皆以文章有名于当世，其中不乏和史事有关的篇章。况且其时有些大事都是他们所亲历的，所撰写的文章更为史家所重视。唐宪宗佞佛，自凤翔迎佛骨至长安。韩愈上《论佛骨表》，愈因此被贬为潮州刺史，这是当时震惊朝野的大事。两《唐书》皆采撷入《韩愈传》。在此以前，裴度平定淮西吴元济，韩愈受命撰《平淮西碑》。据说此碑未多叙李愬功，愬诉于禁中，诏令磨韩愈所撰文，别命段文昌重撰。此事载于《旧唐书·韩愈传》中，《新唐书·韩愈传》未予记载，《资治通鉴》也未有一言涉及。可知宋祁和司马光等仍然重视韩愈的碑文。柳宗元以曾为王叔文所引用，被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撰《捕蛇者说》，以具体事例论述当时的苛政，可知唐代后期民不聊生的原因。所撰《段太尉逸事状》，记段秀实事三则。他说：“宗元尝出入岐周邠邰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鄣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这应是确实无误的撰述。《旧唐书·段秀实传》竟未稍加引用。《新唐书·殷秀实传》采撷所记在邠州折制郭子仪的儿子郭晞所部士兵不法事和在泾州代农民偿还泾大将焦令谌田租事，遂使传文更为生动。另一事为不受朱泚馈赠，《新传》未为引用，则这篇记事状仍当为治史者所乐读。
《刘禹锡集》和《元氏长庆集》、《白氏长庆集》《艺文志》著录《刘禹锡集》、《元氏长庆集》及《小集》、《白氏长庆集》。并于《小集》注为元稹，《白氏长庆集》下注为白居易。白居易与元稹游，时称“元白”。后又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元稹，字微之，曾相穆宗。白居易，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刘禹锡，字梦得，曾为太子宾客。两《唐书》皆有传。元、白两家文集皆编于长庆年间，故均以《长庆集》相称。刘禹锡以曾为太子宾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刘宾客集》，且有《外集》。陈振孙于所著录《白氏长庆集》下说：“集后记称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之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五十七卷。时会昌五年也。《墓志》乃云‘集前后七十卷’。当时预为志，时未有《续后集》。今本七十一卷，往往皆非乐天自记之旧矣。”今传本，元氏所撰作《元氏长庆集》，或《元稹集》。白氏所撰作《白氏长庆集》，或作《白香山集》、《白乐天文集》、《白氏文集》、《白居易集》。刘禹锡所撰作《刘禹锡集》，或作《刘宾客文集》、《刘梦得文集》。元稹所撰《同州均田状》，显示同州虽行两税，而非两税田亩竟有各色各等，甚至还有左神策军军田，田亩之外，税钱更多。同州还是畿辅之地，尚且若此，其他偏远的州县，恐多有负担。所撰《浙东论罢进海味状》，说到明州每年所进奉的海味三石，运送到京，约计需九千六百余人，这也应是一宗苛政。若不是见于文字记载，是不会明了其间的真象的。白居易所撰的《新乐府》，其中有些篇什都是对于当政的讽刺。《杜陵叟》有句说：“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卖炭翁》有句说：“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同样显示生民的疾苦。刘禹锡所撰《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记修筑自散关至剑阁千一百里的驿路。蜀道难行，旅人视为畏途，历来多有修凿，得有文字记载其修筑经过，也可以补史籍的阙文。
《李翱集》和《皇甫湜集》李翱，两《唐书》皆有传。翱字习之，殁后谥曰文，今传本文集或作《李文公集》，或作《习之先生全集录》。皇甫湜，字持正，《新唐书》有传。今本文集称《皇甫持正集》。李翱曾累次上疏，对朝政有所匡正。其《疏改税法》就提出建中年间推行的两税法，本以便民，当时绢重钱轻，税户纳绢米不多，即可完税。可是后来粟帛日贱，虽税额不变，民间已不堪负荷。因此，李翱疏中就要求“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帛，则百姓足”。两《唐书·食货志》皆再载元和十五年改税法事，仅说中书门下据群官杨於陵等议。两《唐书·杨於陵传》亦未一道及此事。杨於陵当时为户部侍郎，当是依例转奏。始创这种意见的可能就是李翱。这篇疏文很可以补史籍的阙文。皇甫湜不轻行文，故所撰不多，其《论进奉书》亦切中当时的弊病。当时藩镇及地方官吏欲求恩宠，就借口地方财政间有羡余，以之进奉到皇室的内藏。皇甫湜在这里特别指出：“凡诸州府，必有羡余，不归于王廷，必没于私室。”因之他请求藩镇或地方官罢使或卸任之后，一定要说明羡余的数目，妥事收管，以作地方上非常的用项。皇甫湜的建议是难于为皇室所接受的，可是这确实是当时民间共同的愿望。
《会昌一品集》《艺文志》著录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姑臧集》、《穷愁志》和《杂赋》。李德裕，字文饶，封卫国公，两《唐书》皆有传。武宗会昌时，兼守司徒，故其集称《会昌一品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皆为著录，并著录所撰《平泉诗》和《别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会昌一品集》和《别集》、《外集》。并说：“《一品集》者，皆会昌在相位制诰、诏册、表疏之类也；《别集》诗赋、杂著；《外集》则《穷愁志》也。”《直斋书录解题》另著录有《李卫公备录》，其中有《姑臧集》、《献替记》、《辨谤略》诸书。并说：“《姑臧集》者，兵部员外郎段令纬所集，前四卷皆西掖、北门制草，末卷惟《黠戛斯朝贡图》及歌诗数篇。其曰‘姑臧’，未详。”张宗泰《鲁岩所学集》中有《跋陈振孙书录解题》，其《三跋书录解题》说：“十六国之吕光据姑臧，其地为今凉州，德裕为剑州西川节度使，当是取其地之相近者以名集也。”这样羌无故实的言辞，是难得取信于人的。今传本除用《会昌一品集》外，又有《李卫公会昌一品集》、《李文饶文集》、《李卫公文集》、《李文饶公文集》等名称，皆兼有《别集》、《外集》等，有的还有《补遗》。李德裕于穆宗朝即已为翰林学士，号令大典册，咸出其手，会昌时独柄国事，前后六年，文集中所载诏诰尤为繁多，这都是治唐史者应作为资料的。
《樊川集》和《沈亚之集》《艺文志》著录杜牧《樊川集》和《沈亚之集》。杜牧，两《唐书》皆有传。唐时，都城南韦、杜两家皆为望族，杜家所居即在樊川，故杜牧以樊川为集名。今传本仍作《樊川集》。沈亚之，字下贤，今传本即作《沈下贤集》。杜牧《樊川集》中的《上李太尉论**书》，叙述当时**以其劫掠的所得，入山博茶，得茶之后，便出为平人，可以到处贩卖，不畏人吏。据说：“濠、亳、徐、泗、汴、宋州贼，多劫江南、淮南、宣、润等道，许、蔡、申、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更有江南土人相为表里，校其多少，十居其半。”这竟然是长江下游南北普遍情形。史籍是难得看到记载的。杜牧久官江左，所言当得其实。沈亚之为吴兴人，曾游历西北边地，所撰《临泾城碑》，记郝玼兴筑临城事。自临泾筑城，吐蕃内侵，不敢再过其地。两《唐书》虽皆为郝玼立传，所记至为简略。沈亚之这篇碑文相当详赡。据其自述：“余西道塞，历岐陇，而边人无幼老，尽能诵郝玼之功”，故为之记。有了这篇碑文，两《唐书·郝玼传》就更为生动。沈亚之所撰《陇州刺史厅记》，也可以说明在与吐蕃的争战中陇州的重要地位。
《文泉子》《艺文志》著录刘蜕《文泉子》，并注：“字复愚，咸通中书舍人。”
曾为左拾遗。文泉子盖其自号。今传本作《文泉子集》，亦有作《刘拾遗集》的。今传本已非旧帙，其首篇为《论令狐滈不宜为左拾遗疏》。令狐滈之父为令狐绹，其时方为当朝宰相。刘蜕慷慨陈辞，令狐滈终于改官，而刘蜕亦被贬为华阴令。此事两《唐书·令狐楚传附令狐滈传》中皆有记载，当非细事。《令狐滈传》皆作右拾遗，当依刘蜕疏以左拾遗为正。
《经纬集》《艺文志》著录孙樵《经纬集》，并注：“字可之，大中进士第。”今传本或作《孙樵集》，或作《经纬集》，亦有作《孙可之集》的。集中于晚唐政事多所议论，《复佛寺奏》直指大中初年恢复佛法的非是，《寓汴观察判官书》斥责汴军所侵州县者，反逾东西军，皆能切中时弊。《兴元新路记》记沿途道里，曲折尽致，文中并说：“郿多美田，不为中贵人所并，则籍东西军，居民百一系县。”可知当时生民的不易。
《一鸣集》《艺文志》著录司空图《一鸣集》。司空图，字表圣，两《唐书》皆有传。司空图生当唐末乱世，曾营别墅于中条山王官谷，并撰有《山居记》以记其事。记中说，所居有濯缨亭，一鸣牕。集以一鸣为名，当是这一缘故。今传本皆作《司空表圣集》。《四库全书总目》举《集》内的《韩建德政碑》说：“《五代史》谓乾宁三年昭宗幸华州所立，还朝乃封建颍川郡王。而碑称为乾宁元年立，已书建为颍川郡王，盖史之误。”这样称道是不错的。所撰还有《复安南碑》，记高骈征安南事。此事两《唐书》皆有记载。而史文简略，司空图的碑文，亦可有所补益。
《樊南甲集、乙集》《艺文志》著录李商隐《樊南甲集》和《樊南乙集》。李商隐，字义山，两《唐书》皆有传，分别列于《文苑传》和《文艺传》中。商隐撰著不少，著录于《艺文志》的尚有《玉溪生诗》及《赋》、《文》。今传世有《李义山文集》、《李义山诗集》以及《樊南文集》。商隐名位不达，多为入幕之宾。其集中所录的以代幕主所写文书为主，虽非出自己意，亦多与史事有关。其中有《代仆射濮阳公遗表》。所谓濮阳公即镇守河阳的王茂元。茂元曾为吕元膺留守东都判官，李师道潜谋洛邑之役，茂元以幕僚首膺其锋，表中所说“蓝衫不脱，竹简仍持，因为麾兵，虏其元帅”，亦是纪实之笔。此事《旧唐书·王茂元传》中未见记载，《新唐书·王茂元传》所记与《遗表》略同，可以互相对勘。集中又有《为荥阳公贺幽州破奚寇表》，这是因卢龙张仲武大破奚寇而进的贺表。表中备载是役诛杀数目。《新唐书·奚传》亦备载是役所获，与遗表所言略同。《旧唐书·奚传》则说：自至德之后，奚、契丹亦少为寇，何也？
《翰苑集》《艺文志》著录陆贽《论议表疏集》12卷和《翰苑集》10卷，并于《翰苑集》下注“韦处厚撰”。陆贽于德宗时为翰林学士，门下平章事，殁后谥为宣公。两《唐书》皆有传。《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翰苑集》22卷，并说：“自南宋以后，已合议论表疏为一集，而总题以翰苑之名。”今传本仍作《翰苑集》，亦有题为《唐陆宣公翰苑集》。唐德宗为李怀光所逼，南幸兴元，情势相当危急，德宗下诏罪己，所下的诏书即为陆贽所撰，为《奉天遣使宣慰诸道诏》。据说这道诏书颁布后，“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涕感激。”陆贽所撰诏诰很多，两《唐书》本传间有采撷。所撰《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尤能显示当时社会不安的因素，治史者皆不宜忽略。
《论事集》《论事集》为李绛撰。李绛曾相宪宗，两《唐书》皆有传。《艺文志》著录此书，并注：“蒋偕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作李绛《论谏集》，并说：“其甥夏侯孜所编，大中史官为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李司空论事》，并说：“唐大中史官蒋偕录。司空者，李绛深之，元和宰相也。”《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作《李相国论事集》，并说：“旧本题曰《李深之文集》。”今传本亦作《李相国论事集》。《四库全书总目》称道此书说：“遗闻旧事，纪录颇详，多新旧《唐书》所未载，亦足以备参考。”还说：“王楙《野客丛书》引其救郑絪一条，谓足补《唐书》之疏。叶梦得《避暑录话》引其论吐突豕璀安南寺碑楼一条，订《唐书》之误，是亦有裨史事之一证矣。”这是有益史学的撰述，也是值得重视的。
《桂苑笔耕》唐代人士有关其当代史事的撰著，有崔致远《桂苑笔耕》。《艺文志》著录崔致远撰著，并称崔为高丽人，宾从及第，曾为高骈淮南从事。自《崇文总目》以下，诸家多不著录。书中所记晚唐史事，多能和史籍相参证，是不该弃置的。所撰《奏请叛卒鹿晏弘授兴元节度使状》就是一例。《旧唐书·僖宗纪》：“中和三年六月，杨复光卒于河中，其部下忠武八都头鹿晏弘等各以其众散去。十二月，忠武大将鹿晏弘陷兴元，逐节度使牛勖，自为留后。”崔致远的文章却说是“陈许军溃散，节级鹿晏弘领兵马二万余人，打破金、洋等州，突入兴元府”。崔致远的奏状请求即授节钺。《旧唐书·僖宗纪》于中和四年九月记载：“山南西道节度使鹿晏弘为禁军所讨”，则显然已不是留后。《旧唐书》有关的记载，显得隐隐约约，似仍为唐皇室讳，得崔致远所撰文，就可稍稍明了其中的究竟。
《本事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孟启《本事诗》，列于总集诸书中。孟启，当为孟棨，盖因形似而误。孟棨，两《唐书》无传。王定保《唐摭言》曾道及其人的生平，《四库全书总目》据之，并据书中有关记载，谓此书作于唐僖宗避难于兴元之时。《总目》还指出，书中所记惟乐昌公主及宋武帝二条为六朝事，余皆唐人。所记间有失实处，然唐代诗人的轶闻琐事颇赖以保存流传。
《浣花集》《浣花集》为韦庄所撰。韦庄，生当唐代末季，后入仕前蜀王建处，两《唐书》皆无传，《新唐书·艺文志》亦未著录所撰书。《浣花集》所录韦庄的诗篇，亦如其他所赋，多为感兴之作，殊不足以之作为当代史料。《浣花集》中未编入所作《秦妇吟》。此诗描述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后，城中乱离的现象，兼叙此妇经由汴河辗转入蜀途中艰苦的经历，为史籍所不易叙及的事迹。其中对起义军多所诋毁，但也暴露唐军的一些罪行。据说此诗写成后，颇为时人所惊讶，韦庄因而亦自讳言，故亦未收于《浣花集》中。清末始于敦煌所藏唐五代写本中发现。近年重印《浣花集》，因以补入，有裨于唐代末年的史事研究。
第四节隋唐以后有关隋唐史事的撰述唐人素重史事，其初年创业始定，就开始撰修“五代史”，《隋书》就是其中之一部。接着又撰修起居注和实录，列为定制。稍后更撰修纪传体的《唐书》和《国史》。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唐书》及《国史》，共有四种。其中130卷本下注：“（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等撰。”《崇文总目》作了较为详备的记载，据说：“原释唐韦述撰。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迄于开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军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而史官令狐峘复于纪志传后随篇增辑，而不加卷帙。今书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详撰人名氏。”《崇文总目》既有著录，又作较详的论述，是当时这部原始的《唐书》依然存在。《崇文总目》还著录有唐各帝实录，自唐高祖至于武宗。武宗以后，虽仍续有撰修，由于乱离频仍，难得都能保存下来。就是《武宗实录》也有阙损。《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武宗实录》为30卷，《崇文总目》仅著录1卷，可知佚失很多。后晋时曾颁下诏令，搜求武宗及其以后各帝实录，可能并无所获，《崇文总目》的著录，就是具体的证明。
今传世的《唐书》有两种，就是《旧唐书》和《新唐书》。《旧唐书》以“旧”相称，是因为有了《新唐书》，易于区别，才添字改称的。
两《唐书》的修撰《旧唐书》的撰者，从《崇文总目》起，就作为刘煦等。其实刘煦只是以宰相监修国史，并非执笔撰修者。《旧五代史·晋书·少帝纪》于开运二年（945）六月记载：“监修国史刘煦、史官张昭远等以新修《唐书》纪、志、列传并目录凡二百三卷上之。”刘煦于开元元年七月始以宰相监修国史，前后亦只一年①，何能有若此作为？石晋撰修《唐书》，起意于天福元年（936），其时赵莹即以宰相监修国史①。其后至天福六年（941），又复下诏，命张昭远、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光等同修《唐史》，仍由赵莹以宰相监修②。《五代会要》还特地采录赵莹于这一年的奏文，一则要求下诏征求旧史，举凡武宗与其以后各帝实录，以及自会昌至天祐六十年间的传记和中书银台史馆日历制诰册书等，再则陈述撰修帝纪、列传、十志的意见③。可知撰修工作是这一年才正式开始的。
撰修《唐书》，赵莹虽是最初的监修者，发其端者却是贾纬。《旧五代史·晋书·贾纬传》曾明白记其间的经过。传文中还说：“纬属文之外，勤于撰述，以唐代诸帝实录，自武宗而下，阙而不纪，乃采掇近代传闻之事及诸家小说，第其年月，编为《唐年补录》，凡六十五卷，识者赏之。”这是①《旧五代史》卷八三《晋书·少帝纪》。
①《旧五代史》卷七六《晋书·高祖纪》。
②《旧五代史》卷七九《晋书·高祖纪》。
③《五代会要》卷十八《前代史》。
为撰修《唐书》所作的准备工作。有人说，当时李崧也曾参预撰修，其实这是不确实的。当贾纬提出应该从事撰修时，李崧还曾经反对过。《旧五代史》李崧本传也没有记载，显然是靠不住的。
刘煦等撰修《旧唐书》时，是能够获致较为有利的条件的。当时上距唐天祐倾覆之际，只不过三数十年，尚非过久，故老旧人仍有存者，可以据以搜访往事。而吴兢、韦述等人所撰的《唐书》和唐代诸帝的实录大都还未佚失，可供采撷修补。《武宗实录》既多所散佚，宣宗以后诸帝的实录又复不存，也就是会昌至天祐六十年间的史事多有阙略，好在贾纬的《唐年补录》或可稍供补缀。正是由于有这些较为有利的因素，《旧唐书》还能保存许多原始的史料。经前人考校核实，代宗以前的数朝纪传，就是多钞实录国史原文。其中且有直言今上者。所谓今上是史臣对当时皇帝的称谓，正显示所录并是旧史原文①。然而还有更为明显的，当时执笔史臣的姓名，也还有依然未能改正。《顺宗纪》后的“史臣韩愈曰”，《宪宗纪》后的“史臣蒋系曰”，就都是明显的例证。至于其他仅著史臣而未称姓名的尤非鲜见②。能够保存如许的原始史料，就是值得称道的所在。
当然，像这样有200卷的史书，也并非就毫无疵病。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就曾经指责过：“因韦述旧史增损以成，繁略不均，校之实录，多所漏阙，又是非失实，甚至以韩愈文为大纰缪。”《四库全书总目》也说：“长庆以后，本纪则诗话、书序、婚状、狱词、委悉具书，语多支蔓；列传则多叙官资，曾无事实，或但载宠遇，不具首尾，所谓繁略不均者，诚如宋人之所讥。”《旧唐书》的撰修正当五代乱离之时，四郊多垒，戎马倥偬，能够撰修成书，实为难得。书成未久，契丹已攻陷汴京，未遭佚失，也是一宗幸事。
《旧唐书》撰成后，到了北宋仁宗时，又有《新唐书》的撰修。旧籍俱在，为什么又要另撰新书？曾公亮在进《（新）唐书》表文中，曾经有所说明。表文以为有唐几三百年的史事，应该“粲然著在简册”，可是由于“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才不能不另行撰修。这显然都是对于《旧唐书》的指责。前面曾征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对于《旧唐书》的批评，晁公武由所批评的言辞，得出结论说：“故仁宗时删改盖不得已焉。”《新唐书》的撰修人为欧阳修和宋祁。其实当时参预撰修的还有他人。
曾公亮的进《（新）唐书》表中曾列举有欧阳修、宋祁、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等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论述《新唐书》撰修的经过说：“初，庆历中，诏王尧臣、张方平等刊修，久而未就。至和初，乃命修为纪、志，祁为列传，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同编修。”也有人说，欧阳修只撰修了帝纪，至于志和表，则是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诸人分别撰修的①。曾公亮当时是提举编修，故书成后，得以领衔进上。
曾公亮的进书表中，对《新唐书》的成就曾作概括的评述，表中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至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传纪实，或增或损，义类凡例，皆有依据。”这事增文省的说法，自来几乎成了对《新唐书》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②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二一章《隋唐五代学术》。
①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
的定评。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旧唐书》撰修于乱离之世，文献记载，多有丧失，虽曾下诏访求佚书，所得并非甚多。《旧唐书》循《隋书》成例，也撰成一篇《经籍志》，以著录前代旧籍和唐人新著。志中所载天宝以后的撰述，实甚稀少，几乎寥若晨星。这应是当时皇朝的庋藏，也应是撰史诸人所能见到的图书。这样稀少的图书，而欲求所撰修的史籍了无漏遗，实在是戛戛乎难哉！《新唐书》撰修的时候，上距宋朝的开国，已经将近一百年了。长期的承平使散佚的文献，陆续逐渐出世。成书于仁宗庆历元年（1041）的《崇文总目》所著录的撰述，即远较《旧唐书·经籍志》为繁多，《新唐书》撰成于仁宗嘉祐五年（1060），距庆历元年才二十年，《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群籍，已有尚未见之于《崇文总目》的。史料丰富若此，怎么能不使所记载的史事较前有所增加？还应该指出，《旧唐书》撰修时，晚唐史事所可作为凭借的，只有贾纬的《唐年补录》。《新唐书》撰修时，宋人对于唐史的论著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举其著者，如孙甫《唐史记》、赵瞻《唐春秋》、陈彭年《唐纪》，而赵邻还追补唐实录会昌以来日历，参预撰修《新唐书》的宋敏求，亦补撰唐武宗以下六帝实录①，而胡旦也撰有《唐乘》②。撰修《新唐书》诸家自可利用这些新得的成就，从事补缀刊正。因而所谓事增自然是必然的趋势。以《新唐书》和《旧唐书》相比较，综计《新唐书》删去《旧唐书》的传61篇，增添的新传三百三十一篇，另外还增添了两篇志和四篇表。这不仅是事增，而且所增加的还是很多的。
这里所说的只是列传和志表的总的篇数，至于列传中具体增添的事例，那当然就更为繁多了。赵翼在所著的《廿二史札记》中特列了《新书增旧书有关系处》一目，罗列所增的与史事有关的文句，如《代宗沈后传》，《旧唐书》仅说：“陷贼后，不知所在。”《新唐书》则于其下增：“高力士女冒为后，迎还上阳宫，力士子知其非，具言其情，诏贷之。”这样的增添，共有九十七传。有的传所增添的还不仅一事，合起来算计，当然就更多了。赵翼于此还另立一目为《〈新书〉立传独详处》。据说：“《新书》诸传，较《旧书》多大同小异，不过删其芜词而补其未备，无有大相径庭者，惟刘晏、陆贽、李绛、高骈、高力士六传，所增于《旧书》，几至倍蓰。”所增的段落，这里就不必一一征引。可以说所谓事增，确系事实，并非称道者的过誉。
《新唐书》在事增的同时，还显得文省。《旧唐书》的一些芜词就多被删去，还有一些骈文，或者被删去，或者被改动，自然会减少篇幅。《旧唐书》200卷，《新唐书》225卷。卷数增多，是事增的表现。据说《旧唐书》全书共为三百零九万字。《新唐书》全书共为三百六十九万字。《新唐书》卷数增多了，字数相应也有所增多。其间差别并不是很大，可能是《新唐书》要稍多些。不过应该指出，《新唐书》在纪传和志之外，还有《宰相世系表》等四种表。表是不应和纪传在字数方面相提并论的。如果实际算起来，《新唐书》的字数也许还要少些。这应该是文省的具体例证。
曾公亮自诩的这种优越之处，也遭到一些非议。《四库全书总目》就曾说过：“是书本以补正刘煦之舛漏，自称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刘安世《元城语录》则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而未明其所以然。今即其说而推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新唐书》；《宋史》卷二○三《艺文志》。②《宋史》卷四三三《胡且传》。
之，史官记录，具载《旧书》，今必欲广所未备，势必搜及小说，而至于猥杂。唐代词章，体皆详赡，今必欲减其文句，势必变为涩体，而至于诘屈。安世之言，所谓中其病源者也。若夫《史》、《汉》本纪，多载诏令，古文简质，至多不过数行耳。唐代王言，率祟缛丽，骈四俪六，累牍连篇，宋敏求所辑《唐大诏令》，多至一百三十卷，使尽登本纪，天下有是史体乎？祁一例刊除，事非得已，过相訾议，未见其然。”所言大致可说是较为公允的。像这样一部巨著，欲求了无瑕疵，也是难于避免的。
应该说，《新唐书》可以称道的篇章也还是不少的。《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和《宰相世系》四表，较之《旧唐书》，可谓是独辟蹊径。史籍有表，肇源甚早，司马迁和班固相继制作，就颇受人称道。陈寿、范晔及其后来的撰述者皆未能追踪前贤，显然有所不足。《新唐书》能够补苴这样的遗阙，就不能置而不论。《宰相表》略同于《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唐代同中书门下三品同时就有数员，有时更代频繁，专列一表，自有其可取的地方。唐中叶后，方藩兴起，几遍全国，若不为之列表，是不易知其起伏曲折的。唐代承南北朝之后，崇尚门第，《宰相世系表》的制作也是自有其社会的因素，不过其间亦借以保存若干和宰相有关人物的名字，为后世治史者提供考核的方便，并非毫无作用。《新唐书》撰修时，吕夏卿曾参预其事。夏卿通谱学，世系表的编制就是出于夏卿之手，《宋史》称他“于《新书》最有功”①。可知《新唐书》诸表能够见称于世，不是没有来由的。
《旧唐书》初撰修时，赵莹就提出建议，谓于纪传之外别撰十志②。其后书成，却撰修了十一志。多寡虽少有不同，篇目则仍因袭前代旧规，并未稍事溢出。《新唐书》有所增加，成了十三志。新增的为《选举志》和《兵志》。唐代以科目取士，虽是因隋旧制，科目繁多，却远超于隋时。这是一代的大政，专列成一志，是有必要的。唐代始建皇朝，强兵猛将，实为当时主要的凭借，中叶以后，反为兵事所困，列志论述，和《选举志》有同样的必要。其中容有记载不尽属实的地方，这就有待于后来的考核了。还应该称道的是《地理志》论述的详备。《地理志》不仅记载州县沿革、人口、贡赋和矿产，还特别记载各地的农田水利，这不仅超过《旧唐书》，而且也是以前各史的《地理志》中少有的。有了这样的记载可以显示一代农业的规模，对于治史者也是别开生面的助力。
有关《隋书》、两《唐书》的考核、订正和补苴的撰述《新唐书》的创修是因为《旧唐书》的卑弱浅陋，未符众意；可是《新唐书》撰成之后，也招致了非议。《四库全书总目》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王得臣《麈史》，谓吕夏卿私撰《兵志》，宋祁别撰纪志，因谓同局且私心不满。其实也未必见得就是如此。据晁公武所记，吕夏卿曾戒其子弟勿妄传出所撰《兵志》事，当系所撰未为同撰修者所通过，而又未忍抛弃，故“自秘之”。很可能是始撰时，分工未能明确，以致有这样一些事故，不应认为是私心不满。虽然如此，也并非就了无异议。稍后的吴缜就别撰《①《宋史》卷三三一《吕夏卿传》。
②《五代会要》卷十八《前代史》。
纠谬》。吴缜指责撰修《新唐书》有八失，并以所提出的谬误之处，归纳为二十门，每门之中各举出具体的事例。今按其所述，多有中肯之处，也有不免过于求疵的地方。像《新唐书》这样出于众手的巨著，也不能说其中就没有牴牾踳驳的记载。就是到现在，这样的考核订正还是不少见的。吴缜还撰《五代史记纂误》。这是继《新唐书纠谬》之后，继续订正欧阳修撰史的作品。如前所言，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追循《春秋》笔法，侧重于褒贬，于史事的考核稍欠功力，故吴缜得以抉出其中的阙误。这对于研治唐史，还是有所裨益的。
两《唐书》先后撰成，并行于世。这充分显示有唐一代史料的丰富。两《唐书》合计，共有225卷，翻检起来，就难免有些麻烦。还是在宋时，已有《新唐书略》的编撰。此书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陈振孙说：“吕祖谦授徒，患《新史》难阅，摘要采出，而门人钞之，盖节本之有伦理者也。”这样说来，当时相似的编撰应不只吕祖谦这一部书，可能是吕祖谦名重一时，故特见于著录。元明两代未见有这样的编撰，《明史·艺文志》著录梁寅《宋史略》和《元史略》，性质可能相同，只是转移到《宋史》和《元史》。迄于清时，才有沈炳震所撰的《新旧唐书合钞》。吕祖谦的书仅以《新唐书》为主，沈书则兼取两《唐书》。既兼取两书，篇幅就会相应增多，不过两书合计，删去的还是不少。纪传皆以《旧唐书》为主，诸志则以《新唐书》为主。这不仅是由于《新唐书》诸志的记载较为详备，而且还增添了《选举志》和《兵志》，如皆以《旧唐书》为主，这两志就将无所附丽。所谓为主者，则是纪传各篇皆以《旧唐书》作为正文，而以《新唐书》所载不同于《旧唐书》的作为注文，附于其下。至于诸志的编撰，亦同此理，就是以《新唐书》为正文，而附注《旧唐书》的歧异记载。其间互相违异之处，也曾略作考核，不过只是以本书参证，或两书互证，而未多所涉及，显得较为局促。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丁子复《唐书合钞补正》，当是匡正沈炳震之书的。
对于所说的两《唐书》互相违异之处，也还有人继续考核。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就是其中的一种。此书不若沈炳震书的备录原文，仅摘录其违异之处，而论证其间的是非。核实来说，是以《旧唐书》论证《新唐书》的谬误处，与吴缜《新唐书纠谬》稍有不同。书中多引用吴缜旧说，也可以略见其绍递的痕迹。《清史稿·艺文志》于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之后，还著录张道《旧唐书疑义》和罗士林等《旧唐书校勘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更著录岑建功《旧唐书佚文》，虽未获读其书，当亦属于考核校订补佚之作，惟已不以《新唐书》为限，而转着眼于《旧唐书》了。
作为两《唐书》的考核订正，还应该提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并著有《十驾斋养新录》、《诸史拾遗》，赵翼著有《陔余丛考》，王鸣盛亦著有《蛾术篇》，可以一并论及。《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和《十七史商榷》，如书名所示，所论述的皆系多种史籍，不过论述唐史，在其书中仍各占有相当地位，不应以其不专论一史而稍事忽略。欧阳修撰《新五代史》，追踪《春秋》，以褒贬为主。其实这在《新唐书》中已稍露端倪。钱大昕因此就说：“欧公《本纪》颇慕《春秋》褒贬之法，而其病即在此。”①王鸣盛也评论《新唐书》过①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唐书直笔新例》。
于简略，并举例证说：“德宗出奔奉天，全赖陆贽草诏罪己，以激厉将士，而新纪尽削不载，贽本传载奏议甚详，而语令不便入之，所谓武人悍卒感动流涕者竟不一见于史，此其失也。”②赵翼《廿二史札记》尤多论述两《唐书》和两《五代史》的撰修经过及其各自之间的相互比较，文辞精湛，论证详确，不仅论证彼此的互异和谬误处，而且还涉及传世版本的脱误处。这些论证都能有助于对唐代史料的利用和探索。
清代学者治史，多以其所得撰为札记，并以之流传于当时和后世。钱大昕、赵翼、王鸣盛三家都以史名其书，故得以综论如上。其他虽不以史名其名，书中也不乏有关史事的论述。顾炎武《日知录》就是具体的例证。《日知录》中就有专论《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条目。而论《新唐书》尤为繁多。其中说到“德宗兴元之诏不录于书，徐贤妃《谏太宗疏》、狄仁杰《谏武后营大像疏》，仅寥寥数言，而韩愈《平淮西碑》则全载之。”并说这都是宋祁不喜对偶文字，因而取去失中。所说也不是毫无理由的。顾炎武以后，这样的论述更是不乏其人，阎若璩《潜丘札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都有有关的论述，这里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纪传体的史书起自《史记》，就是以前所称的正史。《史记》成书后，陆续有为之作注释，迄今裴骃、司马贞、张守节三家注犹附《史记》并传于世。其后《汉书》及《后汉书》亦皆有注。自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后，这种作注风气就暂衰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樊先生《注唐纪》，和窦苹《唐书音训》，后来不复再见著录，当是早已佚亡。直至清末，始有唐景崇者撰《唐书注》，行于世的仅为所注本纪部分。书以注《唐书》为名，其实只是《新唐书》。所注多所采撷，不限于以本书纠正本书，或两《唐书》互证。惟志、传部分尚未面世，显得有所不足。
一代史书所涉及的岁月，往往相当悠长，所记载的史事就难免有不周之处。鸿博加班固的《汉书》，其中志表就有人为之疏证校补。而《后汉书》、《三国志》以及南北诸史的疏记校补尤为繁多。《隋书》和两《唐书》也就都是少不了的。对于《隋书》的疏证校补，也是集中在志表两个方面。所补的表为万斯同《隋诸王世表》、《隋将相大臣年表》和黄大华《隋唐之际月表》。万斯同著有《历代史表》，自梁陈以迄隋时诸表，皆取之于《历代史表》。诸王表因当时受封者究属有限，表中所列，易于了然。将相大臣年表乃是师法《汉书·百官公卿表》的旧规，以显示一代当朝的人物。举凡三师、三公、尚书令、左右仆射、纳言、内史令监、诸部尚书皆列入表中，能够起到和《汉书·百官公卿表》相似的作用。《隋唐之际月表》所记更为详赡。隋唐之际，群雄并起，有首义的农民，有地方官吏，还有一方豪俊。据所统计，不下一百二十余人，自大业七年（611）王薄、窦建德等起兵，至贞观时次第为唐所削平，其间十余年，纷扰无宁日，其间兴亡一一列之于表，检阅就会相当方便，是可以称道的。
至于对志的疏证校补，则集中于《地理志》和《经籍志》两志。前面说过，《隋书》各志本是《五代史志》，只是附于《隋书》之中，并不限于有隋一代。《地理志》以隋时疆域为主，附载梁、陈、周、齐的沿革于各州县之下。南北朝的疆域沿革至为杂乱，梁、陈、周、齐当南北朝的后期，承其余绪，建置更为繁多，《志》文简略，所记就不易周详。杨守敬《隋书地理②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新旧唐书二》。
志考证附补遗》也辑录于《廿五史补编》中。书中随文考证，更能显示个中曲折。《隋书·地理志》记长安城东、西、南面各有三门，仅举各门的名称，而未备载各门的具体位置。杨守敬书据《长安志》谓东面三门，北为通化门，中为春明门，南为延兴门。其西、南两面各三门也准此。又如《隋书·地理志》于东莱郡观阳县下说：“开皇十六年分置牟州”，杨守敬书则说：“《元和志》，开皇三年置牟州，《寰宇记》同，非分置也。”这就不仅限于疏证了。
《隋书·经籍志》的记载较之《地理志》，更为丰硕，所著录各书，不仅限于五代，其上可以直追《汉书·艺文志》。清代为其补苴考证者三家。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仅就《隋书》列传中所载有关的撰述，补其所未及著录各书。章宗源和姚振宗皆撰有《隋书经籍志考证》，对于《隋书·经籍志》著录各书，逐一加以考证。姚振宗书后出，往往引用章宗源书，并时加以订正。章宗源书亦广事征引，所论述率多以阐明各书的渊源，而且兼及其内容，有的还加以是正补苴。姚振宗书则于涉及著录之书的有关文献，率皆尽量征引，显得更为完备。《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书》115卷，并注：“汉护军班固撰，太山太守应劭集解。”章宗源考证说：“今存颜师古注本，较应劭本多五卷。《唐志》两本并存，而脱‘应劭集解’四字。”姚振宗于《隋书·经籍志》本条之下加注说：“应劭当作蔡谟”。接着就依次征引《太平御览》、范晔《后汉书·班固传》和《列女·班昭传》、《史通·六家篇》和《正史篇》以及《玉海·艺文篇》，以见班固及班昭撰史的经过，接着又引《晋书·蔡谟传》和颜师古《汉书叙例》，以见蔡谟确曾为《汉书》作过《集解》。接着更引《唐日本国见在书目》、《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宋书·艺文志》和《四库简明书目》，以见《汉书》之有颜师古注。最后征引章氏《考证》，并加按语说：“章氏以此为应劭本，不知实蔡谟本也。”这样的考证确实显得渊博，却也不免失之繁琐。
对于两《唐书》，补苴订正的尤多。首先赓续隋代，万斯同《历代史表》中又复制有唐表，计有《唐将相大臣年表》、《唐功臣世表》、《唐镇十道节度使年表》、《唐边镇年表》、《唐宦官封爵表》、《武氏诸王表》、《唐诸蕃君长世表》，黄大华亦撰有《唐藩镇年表》，唐代历年悠久，皇朝将相名称时有变更，武德初年，三公之外，仅有中书、门下、侍中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和左右仆射，阃外之事则仅有一西讨元帅。贞观初年，朝内有了吏部侍郎参预朝政，阃外又有行军总管。贞观后期更有了同中书门下三品。其他变更改革也屡见不鲜。中叶以后，盐铁使和观军容使，都成了中枢的大员。这样繁多的名称和执掌，能够列于表上，一目了然，也是方便的。其他一些表也都能起到相应的作用。撰《新旧唐书合钞》的沈炳震也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这不是补苴，而是如书名所示的从事于订讹。沈炳震说：“《新书·宰相世系表》舛讹特甚。其小疵则以孙为子，以弟为兄，甚则以甥舅为父子，合二氏为一族。”沈炳震还提出更为严厉的指责，甚至说到“举可废也”。前面曾提当时参预《新唐书》撰修的吕夏卿。吕夏卿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以当时公认精于谱学的名家，制成《宰相世系表》，竟受到这样的指责，可见谱学是不易讲的。
诸家补表之外，劳经原也撰有《唐折冲府考》。折冲府为唐代前期有关府兵的设置。唐代前期兵力的强盛，得力于实行府兵制度。《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和《兵志》以及《庸六典》和《通典》都有记载。就是后来《文献通考》、《玉海》等也都有论述。劳经原皆总为汇集，列于篇首。《新唐书·兵志》仅举十道折冲府的数目，而未详其确地。《地理志》虽于有关府州举出若干折冲府的名称，阙佚者甚多。《唐折冲府考》主要是补苴这些府名及其所在地。在论述关内道之初，先举出有府的数目，接着发凡起例说：“今补十五府。”如果说是补苴，应该是补《新唐书·地理志》的不足处。
《资治通鉴》的《隋纪》、《唐纪》及其有关的撰述以编年体记载隋唐两代史事的，有司马光撰的《资治通鉴》。这部书本来仅称《通鉴》，后来宋神宗为之写序，改称《资治通鉴》，并且说：“贤于荀悦《汉纪》。”以资治为名，是因为可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的缘故。当时襄佐司马光撰修的为刘攽、刘恕和范祖禹。南北朝部分的主持者为刘恕，唐五代部分则为范祖禹所主持。其中《隋纪》8卷，《唐纪》81卷。隋文帝开皇九年（589）以前的几年，则见于《陈纪》之中。
《资治通鉴》网罗各方面有关的史料，剪裁考订，汇为一书，博大精深，历来都受治史论政者的推崇。可是其中名物训诂并非尽为世人所了解，因而多有为之撰注者，不过传世的仅胡三省一家。胡三省的注文当其最初撰述时，本是依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先例，别为《广注》单行。后经乱离，原稿散失，再次补撰，因以注文散入《资治通鉴》有关各条之下，就是现在所见的传本。《资治通鉴》既已弘博深邃，无所不包，注文也就随之作出相应的解释和说明，举凡天文、历法、礼乐、庶政皆都有所注释。胡三省尤精于地理，注文也以此见长。例如河西九曲的得失和唐与吐蕃的强弱很有关系，得胡三省的注解，其地所在就更为明了。河西九曲本为唐朝的疆土，由于金城公主的下嫁，吐藩才以金城公主汤沐邑的名义，取得其地。两《唐书·睿宗纪》皆失载此事，仅于《吐蕃传》略一涉及。两《唐书·吐蕃传》亦未指明九曲的所在。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时，陇右尽失，故也难说到九曲，仿佛已成化外。胡三省在这里特为注明：“九曲者，去积石军三百里，水甘草良，宜畜牧，盖即汉大小榆谷之地，吐蕃置洪济、大漠门等城以守之。”像这样的注释，散见于《资治通鉴》各纪文下，使读者能多所了解。司马光曾经自己说过：“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有了胡三省的注文，是应该好一点的。到了清代，更有专论胡三省注文的撰述，《清史稿·艺文志》就著录有陈景云《通鉴胡注举正》、钱大昕《通鉴胡注辨正》和赵绍祖《通鉴注商》三书。
司马光撰成《资治通鉴》，同时又撰《资治通鉴考异》和《资治通鉴目录》。《资治通鉴》撰修时，曾经搜罗当时的古今史籍，据说，除正史之外，杂史多至三百二十二种。各种史籍不尽相同，且有极为抵牾的。这些不同的记载当然不能并载于《资治通鉴》之中。《资治通鉴》所载的乃是经过司马光详细的考核，而著其所认为正确的结果。《资治通鉴考异》本是单行成书的，这种单行成书的版本今仍有传世。另一种则是附于《资治通鉴》相应的本文之下，这是胡三省所附入的。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中曾说过：“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这样和《资治通鉴》同书并行，对于阅读的人们是有很大的方便的。由于所考证的条目很多，在现在通行本《资治通鉴》中随处可见。如安禄山乱事初起时，唐玄宗听信监军边令诚的诬告，遂于潼关斩封常清和高仙芝，其时封常清曾有表文奉上，《明皇幸蜀记》、《安禄山事迹》和《旧唐书·封常清传》都不相同。司马光采用了《旧唐书》的说法，并说明其所采用的原由。其他条目大致都是这样。这是显示他的撰修史书认真的态度，也是对后学的示范。
《资治通鉴》为294卷的大著，上起战国，下终五季，历时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欲求一目了然，却也并非易事。《资治通鉴目录》的撰述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司马光在进书表中就曾说过：“略举事目，以备检阅。”《资治通鉴》是按年撰述的，目录当然也是按年撰述。这和《史记》、《汉书》的年表差相仿佛。胡三省在所撰《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说：“《目录》三十卷，年经国纬，不特使诸国事杂然并录者粲然有别而已。前代历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实著于《目录》上方，是可以凡书目录观邪？”可见和一般目录的作用不尽相同。后来到南宋时，吕祖谦别撰《大事记》，就以《史记》年表所书，编年系月以纪春秋以后事。这样的撰述和《资治通鉴目录》差相仿佛。《大事记》仅止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再未接续撰述下去。其实已有《资治通鉴目录》，《大事记》也就不必撰述下去。目录之中仅记大事，由目录以概括全文，也由目录可以了解重要事故，用以检阅《资治通鉴》，应该是很方便的。司马光有关的撰述，尚有《通鉴释例》，乃是撰述《资治通鉴》时，所定的凡例。此书未与《资治通鉴》同时进奉传世，南宋时始为世人所知。当时传世的尚有《通鉴释文》，分别为司马康和史照所撰，皆多乖剌处。胡三省因之别撰《资治通鉴释文辨误》指正两书的讹误。《释文辨误》援据精核，有助于阅读《资治通鉴》本书。
《资治通鉴》以编年叙事，一宗史事往往不是一年之中就能具见始末，而一年之中，可资记载的史事又不仅一宗，这样兼容并载，自不易得到头绪。袁枢所撰的《通鉴纪事本末》恰能解决这样的困难。这是分钞《资治通鉴》的原文，以事为类，各自另立标题，自成起讫。虽皆为《资治通鉴》原文，而去取剪裁，体例极为精审，在当时已为史家所称道，后来梁启超也是盛加赞赏，以为善钞书者亦可成书。其实只是钞撮之功，于隋庸史料并无所增益。《资治通鉴》所涉及的事物至为广泛，普遍钻研自是正理，专攻其中一端，也有其必要的意义。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如书名所示，就是专就地理而言的。其中首列《历代州域总叙》，隋州郡、唐十道、十五道、二十四都督、十节度、六都护、河北二十四郡都在论述之中，更特列《十道山川考》和《唐三州七关十一州考》，隋唐地理亦可据以粗得其轮廓。
范祖禹《唐鉴》则依《资治通鉴》所记载的重要史事再加以论断。范祖禹曾参预撰修《资治通鉴》，分掌唐史，因以其所得，撰成《唐鉴》。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每于得失兴亡重要关节处，以“臣光曰”开端发为议论。范祖禹的《唐鉴》也应是按照司马光的旧规，发抒其个人的政治见解。范祖禹在《唐鉴》的序文中说：“谨采唐得失之迹，善恶之效，上起高祖，下终昭宣，凡三百六篇，为十二卷，名曰《唐鉴》，唐之事虽不能遍举，而其大略可以睹矣。”据说范祖禹此书曾进呈宋仁宗，并为当时所重视，南宋理宗淳祐年间，张端义撰《贵耳集》，记高宗与讲官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可见当时重视之一斑。
南宋时，朱熹撰《通鉴纲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书，并说：“始，司马公《通鉴》有《目录举要》。其后，胡给事安国康侯又修为《举要补益》。朱晦翁因别为义例，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自为之序，乾道壬辰也。大书者为纲，分注者为目，纲如经，目如传。”其实朱熹并未亲自撰述。《四库全书总目》就曾明白指出：“朱子因司马光《资治通鉴》以作《纲目》，惟凡例一卷出于手定，其纲皆门人依凡例而修。”就是这样一部书，经过康熙皇帝的批览，遂成为《御批通鉴纲目》。其实朱熹当时撰写这样的凡例，并着人编撰，也只是想使作资治的《通鉴》，更能发挥资治的作用，并不是对史事多所补益。这和范祖禹的《唐鉴》一样，虽然都受到一时重视，都难得说到在史料方面的价值。康熙皇帝的批览也当不是从其史料方面着眼。其时吴乘权撰《纲鉴易知录》，也许如其名称所示，只是便于初学，虽曾为人所习知，是说不上有什么学术的意义的。
《唐大诏令集》《唐大诏令集》，宋敏求撰。《宋史》有其传，附于其父宋绶传后。他曾参预撰修《新唐书》，并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148卷，是谙熟唐代史事的史家。《唐大诏令集》是搜集和编撰唐代帝王所颁的诏令而成的。宋敏求自序说：“厘十三类，总一百三十卷，录三卷。”《旧唐书》多采撷诏令，以入史文，但汇集到这样多的篇目，却是少有的成就。其中政事类共包括三十八项，自礼乐、刑法以至于讨伐、平乱，涉及到全国许多方面；蕃夷类也包括绥抚、盟文等十项，都关系到皇朝的大政，是唐代史事的重要部分。其余帝王、皇太子、诸王、公主、大臣等类，也都包括为数不同的项目，皆可以用之核证史文，不可或缺。
诏令既是当时皇朝颁布的正式文书，所涉及的人物、官制、地名以及相关的史事，不容出现任何的差错。一代史书其中的不少部分就是依据这些诏令撰修而成的，辗转采撷引用，就难免出现若干讹误。因而再以诏令核对史书，就可有所校正。这样的事例，以前也曾有人指出过，这里还可再列举一二。《唐大诏令集》的《蕃夷类》中收有《命薛讷等与九姓共伐默啜制》，这是玄宗开元四年（7）颁下的诏令，可是两《唐书·薛讷传》皆未道及。《旧唐书·玄宗纪》却说：“突厥可汗默啜为九姓拔曳固所杀。”《新唐书·玄宗纪》更说：“大武军子将郝灵俭杀突厥默啜。”皆不载此制诏，仿佛和薛讷无关。《唐大诏令集》的《政事类》中收有开元十三年（725）颁下的《改丹水为怀水敕》。丹水在泽州（治所在今山西晋城）。《敕》中更明白指出：“宜改丹水为怀水，改丹水府为怀仁府。”可是《新唐书·地理志》却说：“泽州高平，有泫水，一曰丹水有省冤谷，本杀谷，玄宗幸潞州，过之，因更名。”泽州属府五，首为丹川府，也并没有改为怀仁府。《新唐书·地理志》素以详赡见称，有关丹水和丹川府的记载，当是依据开元十三年以前的册籍转录，仿佛并无改称事。《敕》文于“改丹水府为怀仁府”下，接着还说：“其乡里名号，亦仰州长官随事改易。”《新唐书·地理志》所说的杀谷改为省冤谷事，当是依据《敕》文改正的。杀谷既已因《敕》改正，奈何丹水和丹川府尚存旧名，这就不能不说是预修《新唐书》的人采访未周了。宋敏求之后，再未见有续作辑录补苴，看来并非易事。赖有《唐大诏令集》原书具在，史家就藉以考核唐史，订正讹误。钱大昕《诸史拾遗》就不乏例证之作。钱大昕曾据懿宗咸通九年（862）颁布的《分岭南为东西道敕》所说的：“宜分岭南为东、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以广州为岭南东道，邕州为岭南西道宜割桂州管内龚州、象州，容州管内藤州、岩州，并隶岭南西道收管”，以证明《新唐书·方镇表》咸通九年下所说的：“升邕管经略使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增领蒙州”的蒙州应为象州之误。这样的以《唐大诏令集》参证唐史，自然是相当重要的。
《唐才子传》和《登科记考》宋代及以后诸代，为唐人作传的并非多见，有之，当推元时辛文房《唐才子传》。辛文房为西域人，以能诗著名。《四库全书总目》谓是书由《永乐大典》辑出。原本10卷，总三百九十七人（当为九十八人）。中间有散佚处，经过补苴，共得二百四十三人，又附传者四十四人，共二百八十七人。是书国内虽有散佚，日本却保存有完帙，刊于《佚存丛书》中。列传二百七十八人，附见者百二十人，与原本相符。所列诸人中见于《新唐书》的约百余人。此百余人传记即取材于《新唐书》。《旧唐书》虽有异说，殆皆置之不论。如《陈子昂传》记其于圣历初解官归里事，即取材于《新唐书》，《旧唐书》则未涉及此事。其间斟酌去取，对《新唐书》也多有是正。《新唐书》以陈子昂举进士在文明初。文明元年（684）为唐高宗崩逝的次年，恐亦无暇开科取士，《唐才子传》以之置于开耀二年（682），似较为合理。徐松《登科记考》亦从其说。然其书往往来撷当时传记或小说家言，不免有夸大失实的地方。《唐才子传》以论诗为主，诗人的生平事迹虽稍有穿凿傅会和不尽真实之处，也是难于完全避免的。
《新唐书·艺文志》的《杂传记类》著录崔氏《唐显庆登科记》、姚康《科第录》、李奕《唐登科记》，今皆佚失不存。唐代重科举，而进士尤为重要。每次所取进士的名额并非很多，然名列榜上的率能获致高位，为世所重。诸家所撰的《登科记》所记自是科举的盛事。崔氏所撰以年代标书名，可知当时撰述者甚多，不仅所著录的三种。到了清代，徐松撰《登科记考》，由有关的史籍、方志、类书、总集、别集、笔记小说、碑志石刻等记载中广为搜罗采撷，撰集成书。全书30卷，前24卷，按年记载，当时有关的文诰政令，考题，答卷，进士姓名，而且兼及进士以外的其他各科。其后两卷则叙五代诸朝事。另有附考和别录数卷。附考叙未有确实年代的进士、明经、制科、诸科登第者的姓名。别录则摘录有关科举的各种记载。这样的撰述，对于一代科学取士的制度、措施、科目、登第者的姓名，皆备加论列，而考证又皆精辟，是值得称道的科举史料的汇编。
由《崇文总目》到《四库全书总目》对于有关隋唐史籍的著录《新唐书·艺文志》于乙部史录的《刑法类》之后列有《目录类》，所著录各书，今皆亡佚。《宋史·艺文志》踵其旧迹，继有撰述，所著录的亦复不少。然多已亡佚。今传世习见的为王尧臣、欧阳修《崇文总目》，尤袤《遂初堂书目》、《秘书省书目》，陈骙《中兴馆阁书目》，张攀《中兴馆阁续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郡斋读书志》有袁本和衢本，两本间有差异，未能尽同。今传世尚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惟未为《宋史》所著录。宋以后，撰述的尤多，《四库全书总目》后出，著录的亦复不少。这些目录撰述，有的仅列书名，有的则作题解。题解亦有繁简差别。《四库全书总目》则每书皆有提要，于著者姓氏，书的版本以及有关评论，多能详为陈说。各家书目均备录所见各书，隋唐史书自亦包罗在内，随时翻检，有关史料的存佚就可具知，其中记载亦可稍悉其崖略。
有关隋唐史料的金石文字撰述《宋史·艺文志·小学类》中著录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如隋唐诸史《经籍志》和《艺文志》的体例，可是在《目录类》中又再加著录。以金石证史，为史家重要功夫，似以列入《目录类》为宜。
《集古录》为欧阳修所撰，录其所藏金石的跋尾。今传本共有四百余跋，分为10卷，与其初本的篇数不尽相合。或其间有所增益。10卷之中，有关隋唐时跋尾为5卷，最后一卷中尚有数篇。隋碑仅有14篇，不足与唐碑相比。欧阳修在《自序》中说：“可与史传正其阙缪者，以传后学。”其子棐在所撰《录目记》中也引用了这句话，可知其搜集遗物撰述整理的意义所在。以金石证史，跋文中殊不少见。《隋陈茂碑》所载陈茂仕官履历，曲折详尽，跋文因说：“《隋书·列传》载茂事尤多阙缪”，并说：“碑云茂字延茂，史亦阙。”《唐张九龄碑》所载与《唐书》时有违异处，甚至年寿官爵亦不相同。跋文就指出：“年寿官爵，其子孙宜不缪，当以碑为是也。”
《金石录》，宋赵明诚撰。是书上承欧阳修《集古录》的体例，著录其所藏的从上古三代至于隋唐五季以来的钟鼎铭文和碑铭墓志的金石文字，有的还作有跋尾。赵明诚在其所撰的序文中说：“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牴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因考其异同，参以他书，撰成是书。书中所著录金石碑刻共有二千，其中属于隋代的八十四件，属于唐代的一千四百三十五件。就是五代也有十五件。跋尾，属于隋代的九篇，属于唐代的多至一百六十七篇，可说是相当丰硕的。
后来到了清代，金石证史更为学人所重视，撰述者前后相继，钱大昕就撰有《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钱大昕，传在《清史稿·儒林传》中。大昕著述宏富，有《潜研堂文集》行世。此金石文字跋尾不在其集中。《跋尾》涉猎广泛，所跋唐人碑刻墓志亦非少数，且多能与史文相对勘。《九成宫碑》为欧阳询所书，欧阳询结衔称兼太子率更令。称兼是唐初制度，并非以他官再兼率更令，而是欠一级的称谓。这种称谓得到这样的解释，可为了解唐初制度略得助力。《李抱真德政碑》结衔中有礠州，而两《唐书·地理志》、《五代职方考》皆作磁州。钱大昕因此指出：“州县之名当从其时本称，史臣秉笔，任意更易，非得石刻，何由决其然否，此金石之有益于史学也。”与钱大昕同时的王昶亦撰有《金石萃编》。其所搜罗更为丰富。王昶在自序中曾谓其收集金石的不易，历经种种困难，“而后自三代至宋末辽金始有一千五百余通之存。”全书0卷，其中隋时3卷，唐时78卷，两相合计已超过一半，如果加上五代4卷，就更为繁多。书中不仅备列金石上所刻的文字，而且还附载各家的题跋，如其序中所说：“题跋见于金石诸书及文集所载，删其繁复，悉著于编。”就全书稽考，自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后，各家撰述，殆无阙失。各篇之后，又多为按语，对于前人所说，每加匡正，可以说，乃其时集大成之作。其按语中，多有以金石证史的论证，可以说明论史是少不了金石的。
王昶于《金石萃编》著录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所刻的《郎官石柱题名》。所谓郎官指的是唐尚书省所领的二十四司的长官，即郎中和员外郎。二十四司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分管全国的政务，故其地位相当重要。《题名》由吏部郎中起，温彦博、杨纂皆在其列，而温彦博前尚有郑元敏等七人，可知题名始于唐初。温彦博和杨纂，两《唐书》皆有传，传中均未记载任郎中事，则《题名》可补传文的阙遗。大中以前郎官姓名多见于此，其重要意义不言可知。王昶于著录《题名》后，复撰《郎官石柱题名考》，其后赵钺和劳格又撰《郎官石柱题名考》，较王昶所撰更为详赡。王昶说：“今所题名只左丞一柱，拓亦不全，存者只七面，内多泐字，计其姓名可见者凡三千一百九十二人。除去姓名不全者二百七十七人，其全者有二千九百十五人。内姓名再见者五百四十七人，三见者一百四十人，四见者二十六人，五见者六人，通共重见者七百十九人。”王昶据两《唐书》列传、《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全唐诗》小传考核，可考者仅得五百七十六人，无考者一千六百廿四人。赵钺和劳格所考，收获殊多，无考者仅一百九十余人。各部补遗得六百三十四人，补辑礼膳两部共得二百十一人，著录郎官总数四千一百五十余人。不仅超过王昶所考，而且远溢于《郎官石柱题名》之外。
王昶于《金石萃编》中又著录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的《大唐御史台精舍碑铭》。御史台为唐代掌刑法典章、纠正百官罪恶的机构。精舍本为僧侣讲道之所，御史台有台狱，建此精舍当是借以起感化的作用。在这样的精舍立碑，却题各级御史的姓名，因而也成为重要的刻石。王昶仅著录此碑铭，未再作考核。赵钺和劳格则撰有《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王昶著录此碑时，曾加按语说：“碑阴题名：上截凡侍御史并内供奉一百二十二人，殿中侍御史并内供奉四百九十七人；下截及左右棱不书官位者一百一十九人；中间搀入‘郑韬会二十七日寓直’一行；左侧题一百三十三人，右侧题侍御史兼殿中一百三十八人；碑额题监察御史四十二人；碑阴额题知杂事御史五十一人。”并指出：“碑阴题名重复，自再见以至三见四见者不一而足，或由前后屡任则屡书之，然亦不尽符合者。”赵钺和劳格则另加考核，举出其人的籍贯、出身、经历，并注明出处，共得八百三十一人，已超过题名总数的三分之二。其成就也是可以称道的。
王昶撰《金石萃编》之后，后续者仍颇不乏人，据《清史稿·艺文志》所著录的，就有黄本骥《金石萃编补目》，陆耀遹《金石续编》、王言《金石萃编补略》、方履骸督鹗?捅嗖拐?返龋?嘟杂锌?敬?溃?┧崖藿衔?崴兜模?蓖坡结缦椤栋饲硎医鹗?拐?贰Ｊ鞘橐圆拐????褪怯靡圆埂督鹗?捅唷烦墒楹笮路⑾值母骺蹋?⒄?湮词谴ΑＫ?沟木菟涤辛角в嘀郑?墒?30卷。其中隋代5卷，唐代50卷，如果加上五代的3卷，共有58卷，将及全书的半数。亦如王昶旧例，附载有关各家跋尾，惟上距王昶为时并非过久，所附跋尾就不如王昶的繁多。可是王昶以后新撰而又未能广为流行的有关著述，如严可均的《平津馆金石萃编》、吴荣光《筠清馆金石记》皆以能见诸征引，而多为世人所知。然亦有为《金石萃编》所不应阙的，如唐《巂州都督姚懿碑》，已见《金石录》和《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姚懿为姚崇之父，既赵、钱两家皆已著录，《金石萃编》奈何竟然遗之，又隋《梁州使君陈茂碑》，为开皇十八年所立，《金石萃编》作十四年，《补正》为之指出，确是能以正之。惟两书皆备列《陈茂碑》文，《补正》后出，反不若《金石萃编》的详尽，而不详尽的地方，又未指出其所阙字，复未作出说明，仅引《平津馆读碑记》说：“茂，《隋书》有传，以碑校之，传所载官阶多阙。”如按所录碑文参证，则《隋书》所载官阶诚有阙少处，却不能指责为多阙。可能是当时撰集时，未能细加核对，致有此不符处。则引用是书，还应细加斟酌，不宜炫其丰硕，而尽相信其偶有不符处。
还可以提到的则为林侗《唐昭陵石迹考》。张弨《昭陵六骏赞辨》和孙三锡《昭陵碑考》，皆为《清史稿·艺文志》所著录。昭陵碑刻虽仅分布于其陵园之内，然实关系唐代初年的史事，考核辨正，当能充实其时的史料。唐人年谱的撰述唐时谱牒最为盛行，华族名门无不有其家谱。到了宋代，更有年谱之作。年谱按谱主的生平经历，按年记述，虽亦可溯源于家谱，流派却各异其趣。宋人洪兴祖撰有《昌黎先生年谱》，记韩愈的行事。鲁訔亦撰有《杜工部年谱》，鲁訔之前，吕大防已撰《杜工部年谱》，惟亡佚不存。《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有赵子栎《杜工部年谱》，惟谓“其援引亦简略，不及鲁谱之详”。迄至清时，撰年谱之风大为盛行，为唐人所撰的却殊不多见。见于《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仅有丁晏《陆宣公年谱》，与《汉郑君晋陶靖节魏陈思王年谱》合编。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的亦仅江榕所辑《陆宣公年谱辑略》一种。
记载隋唐地理的图书地理撰述可以上承贾耽《十道志》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当数到北宋初年乐史所撰的《太平寰宇记》。乐史撰述此书，也就是参酌贾耽和李吉甫的旧规，再作考核，而且也增加了新的项目。书中征引繁博，前人撰述的地志、杂记、诗赋、文集，在所不遗。许多佚失已久的记载，还能略见其梗概。贾耽《郡国县道四夷述》，宋初犹存，《太平寰宇记》就多所引用。清人王谟辑佚，共得五十四条。其中出自《太平御览》的仅有七条，而出自《太平寰宇记》的就有四十七条。唐代其他著作也多赖以保存。此书撰于宋初，即依宋时疆域区划分别撰述。其时尚未改行路制，仍存道名，惟已分为河南、关西、河东、河北、剑南西、剑南东、江南东、江南西、淮南、山南西、山南东、陇右、岭南十三道，不尽与唐时相同，但所改易的并非多数，各道府州仍多因唐旧，论及隋唐地理亦相当详赡，可与《元和郡县图志》相互参证。
其专论隋唐两代全国地理的，则有清代末年杨守敬所撰的《历代舆地图》中的《隋地理志图》和《唐地理志图》。杨守敬于历代地理志用力最深，前曾述及其所撰的《隋书地理志考证》。《隋地理志图》和《唐地理志图》分别据《隋书·地理志》和两《唐书》的《地理志》绘制，有助于《隋书》和两《唐书》的钻研。
隋时仍以长安为都，惟于龙首原下另建新城，唐代因之不改。绵延久长，几三百年。长安于宋时已废不为都，却仍为世人所重视。宋敏求就曾撰述《长安志》。《长安志》虽泛及周秦往事和建都于长安的皇朝，隋唐旧迹实为其主要论述所在。唐时韦述的《两京新记》，叙述长安和洛阳的城郭里坊，惟不免疏略。宋敏求依其所述，更为周备。举凡城郭、宫室、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邮驿以及风俗、物产、寺院、道观，莫不毕具。尤其对于坊巷、住宅、肆市、园林等更是纤悉无遗，为研究隋唐都城史事不可或缺的撰述。今《两京新记》已残缺不全，《长安志》就弥足珍贵。
宋敏求还撰述《河南志》。《河南志》的撰述还在《长安志》之前。《长安志》的体例当是遵循《河南志》的旧规。其后元人再撰《河南志》，即多移录宋志原文。宋志遗佚已久，仍可于《元河南志》觇其本来面目。
对于长安旧迹的记载，应该提到张礼的《游城南记》。张礼于宋哲宗元祐年间撰成此书，记其在长安城南的游踪。其时上距唐末都城东迁已逾百年。长安外郭城早已拆毁罄尽，惟樊川风物尚依旧可观。张礼所记举凡门坊、寺观、园囿、村墟以及前贤遗迹见于记载的，皆据其耳闻目见详加描述，使读者按图索骥，仿佛就在目前。书中间有续注，无注者姓氏，详其文义，当是出于金时人的手笔，可见是书见重于世，为时已久。
更推而广之，则为《雍录》。《雍录》为南宋程大昌所撰述。其时长安久已为金人所据有，程大昌自难亲历其地，因而就只能以前人的撰著为依据，于关中古迹悉加考订，尤着意于周秦汉隋唐五代的都城，于唐代更为详备。《四库全书总目》虽指出其体例丛杂和未免疏漏，然亦不能不称许其搜罗既富，辩证亦详，在舆记之中固为最善之本。
下至元代，李好文复撰有《长安志图》。北宋时即已有《长安图记》，吕大防称之为《长安故图》，并为之说。此图旧有碑刻，在西安碑林，今已残缺。《四库全书总目》说：“好文因其旧本，芟除讹驳，更为补订，又以汉之三辅及元奉元所属者附入，凡汉唐宫阙陵寝及泾渠沿革制度皆在焉。总为图二十有二。”然今本实有图二十，与所说不同。此二十幅图中，唐代宫殿陵墓图就有七幅。今本题河滨渔者编类图说。必中达为其《泾渠图》作序，称其人为李惟中。惟中即李好文之字，河滨渔者盖其别号。
元代骆天骧还撰有《类编长安志》。如书名所示，是就宋敏求的《长安志》分类辑出。骆天骧在其自序中说：“每患《旧志》散漫，乃剪去繁芜，撮其枢要。”所谓《旧志》即指《长安志》而言。他还说：“自汉、晋、隋、唐、宋、金迄皇元更改府、郡、州、县，引用诸书，检讨百家传记，门分类聚，并秦中古今碑刻，名贤诗文，长安景题及鸿儒故老传授，增添数百余事，裒为一集。”全书分为京城、宫殿室庭等三十一目，可谓详赡，惟间有排比杂错，遗漏重复之处。书中列有石刻一目，备载当地的碑碣。由于在当地撰述，易于发现，如《杨玚先庙碑》、《李晟先庙碑》，当时仍立于原处，故能为所载及。《金石录》未能加以著录，盖赵明诚未能涉足关中故也。
迄至清代，徐松又撰《唐两京城坊考》。徐松在其自序中说：他在纂辑唐文时，于《永乐大典》中得《河南志》，为宋敏求旧帙，与《长安志》相配合。因采集金石传记，合以程大昌、李好文的《长安志图》，作《唐两京城坊考》。此书5卷，前4卷叙长安，后1卷叙洛阳。叙其间的宫城、皇城、外郭城以及皇宫、苑囿、渠道等，并附绘制有关舆图。因为是依据《长安志》和《河南志》撰述的，即因两志之旧，而加以佐证和补阙。《长安志》于朱雀门街东三街由北向南第十一坊昭国坊内载有裴子余、郑絪、庾敬休、李寰、崔琯五家宅。《唐两京城坊考》据《独异志》补前进士李蒙宅，据《唐语林》补检校司徒、兼太子少师郑余庆宅，据《乐府杂录》补将军韦青宅，据《白氏长庆集》补刑部尚书白居易宅，据温宪《程公墓志》补集贤直院官、荣王府长史程修己宅，据《酉阳杂俎》补泾原节度使段祐宅。像这样佐证和补阙，在其两京的叙述中，是随处可见的。
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唐晏《渤海国志》，又著录黄维翰《渤海国志》。《渤海国志》论述唐代位于粟末水（今松花江）上的渤海国。这是对于唐代周边各国少见的论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这两部撰述于《史部载记类》中。载记为记载非正统者事迹的史书，《晋书》记载刘元海、石勒事，即称为“载记”。渤海国不能与前赵、后赵相等，如何也入于“载记类”中？《新唐书·艺文志》以张建章《渤海国记》著录于《地理类》中，《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自应遵从旧规，不宜自标新奇。
记述唐代掌故轶事的小说首先应提到的是王定保《唐摭言》。《崇文总目》以下各家目录皆著录于“小说类”中。记唐朝进士应举登科杂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书共分六十三门，然今本实为一百五门。岂晁公武所见本与今本不同，其间曾有所颠倒？唐代重科举，科目相当繁多，有明经、俊士、明法、进士等五十八科。而进士最为当世所重视。由《唐摭言》所记载的掌故、轶事，足以看到一代的风气。书中虽多载掌故、轶事，亦可以补《新唐书·选举志》的不足。唐初，贡士由吏部策试，主其事者为考功员外郎。其后改归礼部。这是选举制度的一大转折。《选举志》记其间经过，仅说：“开元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这样简单的言辞，不足以见其间的过程，《唐摭言》的《进士归礼部》篇，记载相当详赡，有助于了解。《选举志》还提到曲江会和题名席，而未稍作说明。《唐摭言》的《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也都作了详赡的记载。
其次是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王仁裕曾历事前蜀、后唐以迄后汉诸朝，两《五代史》皆有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是书，并说：“蜀亡，仁裕至镐京，采摭民言，得开元天宝遗事一百五十九条。”其中多记宫中琐闻杂事，兼及宫内外习尚。间有与史实不合处。民间传言间有讹误，也是难于尽免的。
其时南唐尉迟偓撰有《中朝故事》，见于《郡斋读书志》著录，记唐懿、昭、哀三朝故事。尉迟偓仕于南唐，南唐李氏自谓承唐统绪，故称长安为中朝。书中所记诸事间与史事违异，未尽翔实。《四库全书总目》说：“其时去唐未远，故家文献所记，亦往往足征。如崔彦昭、王凝相仇一事，司马光虽摘其以彦昭代凝领盐铁之误，而其事则全取之，与正史分别参观，去讹存是，亦未尝不足以参证也。”所说诚是。
南唐刘崇远亦撰有《金华子》。《郡斋读书志》说：“金华子，崇远自号也，录唐大中后事一本，题曰《刘氏杂编》。”晁公武并以刘崇远为唐人。刘崇远诚生于唐末，然仕于南唐，不应复以唐人相称。《四库全书总目》说：“核其所记，皆唐末朝野之故事，与晁氏所云录唐大中后事者相合。”并说：“（其中）不免传闻异词，然要其大致，可信者多，与《大唐传载》诸书摭拾委巷之谈者，相去国悬绝矣。”这样的评论，也颇公允。今本由《永乐大典》辑出，题《金华子杂编》。
当时曾仕于荆南高氏的孙光宪，亦撰有《北梦琐言》。《崇文总目》及《郡斋读书志》并加著录。《郡斋读书志》还说：“记唐至五代及十国杂事”。孙光宪曾劝高继冲以三州地归宋，为宋朝所重。《宋史》有传。所记相当广泛，于皇室、宰辅、酷吏、藩镇、科举、门阀、文士、僧道皆有涉及。《四库全书总目》虽讥其“记载颇猥杂，叙次亦颇冗沓”，然亦不能不认为“遗文琐语，往往可资考证”。
入宋以后，犹有相似的撰述，钱易的《南部新书》即其中的一种。钱易之父俶为吴越王，《宋史》有传。钱易撰述丰富，《传》中备载《南部新书》及其他撰述。《郡斋读书志》著录是书，仅说是记唐故事，《直斋书录解题》也说是所记多唐遗事。《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多录逸闻琐语，而朝章国典，因革损益，亦杂载其中。故虽小说家言，而不似他书之侈谈迂怪，于考证尚属有裨。”
北宋后期，王谠复撰《唐语林》。《郡斋读书志》著录是书，并说：“未详撰人，效《世说》体，分门记唐世事，新增《嗜好》等十七门，余仍旧云。”《直斋书录解题》则指出为王谠所撰。谠为徽宗时人，已在北宋后期。《四库全书总目》颇称道此书，谓“虽仿《世说》，而所记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视刘义庆专尚清谈者不同。且所采诸书，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没”。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撰集的《太平广记》为当时的古今小说集大成之作。主其事者为李昉、扈蒙等十余人。书成于太平兴国年间，故以《太平广记》为名。撰集此书时，于野史、传记、故事、小说皆广为搜罗，据近人统计，所引书共四百七十五种。全书按题材分为九十二大类，又分一百五十余细目。篇幅虽然浩瀚，却也易于翻检。所采用各书，由汉代以迄宋初，唐人所撰，为数殊为不少。陈鸿祖《东城老父传》、陈鸿《长恨传》皆在其中。唐人撰述诸书多有亡佚，幸赖此巨著得以流传。
《唐会要》唐代史籍有一种新的体例，称为会要。会要是记载一代典章制度、文物、故实的史籍，分门别类，易于翻检，也记载周边各族和国家。会要的撰述，始于苏冕。《旧唐书·儒学·苏弁传》后附有传称“冕缵国朝攻事，撰《会要》四十卷，行于时”。《新唐书·宣宗纪》：“大中七年，崔铉进《续会要》四十卷，修撰官杨绍复、崔瑑、薛逢、郑言等，赐物有差。”《艺文志·类书类》亦著录苏冕《会要》和《续会要》。《续会要》修撰官除杨绍复、崔瑑诸人外，还有裴德融、周肤敏、薛廷望、于珪、于球等。可是《唐会要》却说：“杭州刺史苏弁撰《会要》四十卷。弁与兄冕缵国朝故事为是书。弁先聚书至二万卷，皆手自刊正。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芸阁焉。”①然《旧唐书·苏弁传》只说其聚书事，而以撰《会要》为其兄苏冕事，与《唐会要》所说不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苏冕叙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损益之制。大中七年诏崔铉等撰次德宗以来事，至宣宗大中七年，以续冕书。“晁公武也没有道及苏弁，则苏冕撰书事应是确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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