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第三节由干预政事到垂帘听政武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②，对政事很感兴趣，而且权势欲很强，不同于一般居深宫的后妃。她城府很深，真情很少外露，为了成就大事，能屈能伸，在未立为后时，尚能屈己待人，因此高宗误认为她日后能顺从自己，所以不顾大臣们的劝阻，立她为后。但到了地位巩固之后，她便逐渐干预政事，利用高宗庸懦无能，极力树立自己的威权，于是不久权势遂凌驾于高宗之上。高宗“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①，想要伺机夺回失去的权力，一度产生了废黜武后之心。麟德元年（664），武后秘密召道士郭行真入宫施行巫术，宦官王伏胜向高宗报告，高宗大怒，派人把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秘密召进宫来，商议如何处置武后？上官仪以为武后跋扈专横，使天下臣民失望，莫如把她废黜，与高宗意见不谋而合，于是高宗命上官仪草拟废黜武后诏书。高宗身旁内监急忙告知武后，武后立即赶来申诉。高宗见武后突然来到，十分狼狈，既羞愧，又害怕，反而怕武后生气，安慰她说：“是皆上官仪教我！”②把责任推到上官仪身上。不久，武后唆使许敬宗诬告上官仪、王伏胜伙同废太子李忠谋反，处以死刑。“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③。从此，朝廷政事，武后俱参与裁决。
上元元年（674），朝廷下诏尊皇帝为天皇，皇后为天后。当时天后虽是掌握实权，但仍居于后台地位。上元二年，高宗患风眩症，欲禅位于天后，“使摄知国政”，正式临朝称制。宰相郝处俊进谏说：“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①中书侍郎李义琰也附和他的意见，高宗才作罢。②《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麟德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高宗上元二年。
第四节承前启后的武周政权弘道元年（683），高宗病逝，太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尊无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②。次年九月，太后废黜中宗为庐陵王，立中宗弟豫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改嗣圣元年为光宅元年，由太后临朝改制。天授元年（690）九月，太后宣布革命，改唐为周，自称圣神皇帝，降唐帝为皇嗣，追尊武氏祖先为帝，立太庙于神都洛阳，改置社稷，改载初元年为天授元年，后来又先后改元长寿、延载、天册万岁、万岁通天、万岁登封、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在位凡十五年。如果从立为皇后之日与高宗共同执政时算起，至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时为止，武则天前后执政达五十余年之久。她是中国历史上正式称帝的唯一女皇帝。
武则天出身勋贵家庭，对于历代兴亡及政治得失颇有了解；又侍奉唐太宗多年，“贞观之治”对她有深刻的影响，所以她在执政的五十年间不少政策措施基本上是沿着“贞观之治”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但有她自己的特色。这一时期主要政策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发展农业，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
武则天号称天后时，建言十二事，作为施政纲领：“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①其中前五条都是关于提倡农业、减免赋役、与民休息的内容，把它放在施政纲领中的首要地位，由高宗下诏加以施行。为贯彻诏命，规定对地方官吏的考核，以农业生产是否发展作为重要标准，如果州县官吏所在地区“田畴开辟，家有余粮”者则予以奖赏；反之，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则加以惩罚②。为了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还延揽著名农学家们编写农书《兆人本业记》颁行全国，作为务农的依据。
第二，广开言路，注意纳谏。
善于纳谏，是封建统治经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则天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在建言十二事中，“广言路”、“杜谗口”，也占了重要地位。垂拱二年（686）三月，“太后命铸铜为匦。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密计者投之”③。铜匦设在朝堂上，鼓励群臣上书言事。
武则天虽然政令严明，刑罚严峻，“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④。但是她对于直言敢谏的臣民却十分敬重，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即使言语有所冒犯，也能加以宽容，免予追究。兹举数例以明之：“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②《资治通鉴》卷二○三，高宗弘道元年。
①《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②《唐大诏令集》卷一一○《诫励风俗敕》。
③《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垂拱二年。
④《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好面引廷争，太后每曲意从之。”①长安元年（701）三月，“大雪，苏味道以为瑞，帅百官入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味道不从。既入，求礼独不贺，进言曰：‘今阳和布气，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诬以为瑞！贺者皆谄谀之士也。’太后为之罢朝。”②长安元年，武邑（今属河北）人苏安恒上疏劝说太后“何不禅位东宫？”并将武氏诸王“黜为公侯”。“疏奏，太后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③。长安二年五月，“苏安恒复上书曰：‘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④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居。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之陵？臣以为天心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必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太后亦不之罪。”⑤“太后又多选美少年为奉宸（府）内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谏曰：‘陛下内宠有（张）易之、（张）昌宗足矣。臣闻右监门卫长史侯祥等，明自媒炫，丑慢不耻，求为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职在谏诤，不敢不奏。’太后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⑥长安二年十一月，“监察御史魏靖上疏，以为‘陛下既知来俊臣之奸，处以极法，乞详覆俊臣等所推大狱，伸其枉滥’。太后乃命监察御史苏颋按覆俊臣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①长寿元年（692）一月，“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碗脱尚书郎。’有举人沈全交续之曰：‘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②为御史纪先知所擒，劾其诽谤朝政，请杖之朝堂，然后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等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先知大惭。”③从以上事例中，可见武则天的勇于纳谏，善于纳谏，比起唐太宗并不逊色。虽然有人在谏诤中直言不讳，触犯她的**，或是劝她退位，或是涉及她的私生活，甚至有人背后议论她的缺点；但她能大度包容，并不降罪，有的还受到奖赏，比如在谏诤中涉及她个人私生活的朱敬则就得到赏赐，后来被提拔到宰相地位。同时她对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放纵酷吏滥杀无辜等缺点并不完全回护，平反了不少的冤假错案。在她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获罪的，因之直言敢谏在朝中蔚然成风，使下情得以上达，这对于改革弊政、促进政治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注意整顿吏治，严惩贪吏，拔擢贤才。
武则天承袭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政策，“尝与宰相议及刺史、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久视元年、长安元年。
④高宗时追尊唐高祖为神尧皇帝，唐太宗为文武圣皇帝。
⑤《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⑥《资治通鉴》卷二○六，则天后久视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②圣神皇指武则天。
③《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县令”，并派遣“使者以六条察州县”④，考核州县官吏是否清正称职。对于贪赃枉法官吏，不论官位高低，一律严惩不贷，如宰相李迥秀“颇受贿赂，监察御史马怀素弹奏之，迥秀贬庐州刺史”①；又如宰相苏味道“谒归葬其父，制州县供葬事。味道因之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监察御史萧至忠劾奏之，左迁坊州刺史”②。武则天所亲信的酷吏来俊臣“纳贾人金，为御史纪履忠所劾，下狱当死。后忠其上变，得不诛，免为民”③。另一亲信酷吏索元礼“以苛猛，复受赇，后厌众望，收下吏，死狱中”④。反之，对于贤才则破格拔擢。武则天对于为官清正、正直不阿的臣僚是非常器重的，对于有才能有学识的人士是非常赏识的，一一加以重用。例如：“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事不能决，病之，问侍吏曰：‘此有佳客，可与议事者乎？’吏言前平乡尉猗氏张嘉贞有异才，循宪召见，询以事；嘉贞为条析理分，莫不洗然。循宪因请为奏，皆意所未及。循宪还，见太后，太后善其奏。循宪具言嘉贞所为，且请以己官授之。太后曰：‘朕宁无一官自进贤耶？’因召嘉贞，入见内殿，与语，大悦，拜为监察御史；擢循宪司勋郎中，赏其得人也。”⑤张嘉贞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天官侍郎安平崔玄，性介直，未尝请谒，执政恶之，改文昌左丞。月余，太后谓玄■曰：‘自卿改官以来，闻令史设斋自庆，此欲为奸贪耳；今还卿旧任。’乃复拜天官侍郎。”⑥武后晚年，崔玄■被擢升为宰相。
“时，契丹入寇，军书填委，夏官郎中硖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条理，太后奇之，擢为夏官侍郎。”①姚元崇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太后命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韦嗣立荐广武（今甘肃永登东南）令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②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员外郎。”③岑羲在睿宗时官至宰相。
由于武则天能够注意整顿吏治，赏罚严明，赏其当赏，罚所当罚，明察善断，有知人之明，因而能从广泛搜罗人才中拔擢贤才以为己用，正如《资治通鉴》所评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④第四，镇压反对势力，打击旧门阀士族，扶植庶族地主出身官僚，发展科举制。
唐朝初年，汉魏以来兴起的士族门阀制度逐渐由盛而衰。以王、谢为首的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已经销声匿迹，只有以北方的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士族，以北周时代八柱国家为首的关陇士族，还保有一定的势力和社会地④《资治通鉴》卷二○七。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七。
③《新唐书》卷二○九《来俊臣传》。
④《新唐书》卷二○九《索元礼传》。
⑤《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⑥《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
②岑长倩，武周时宰相，酷吏诬其谋反，被诛杀。
③《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四年。
④《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位。由于隋、唐皇室出自关陇集团，关陇士族依然保持较多的特权和较高的官位。唐太宗修《氏族志》，根据士族衰落庶族兴起的新形势，以官位品秩尊卑定门第高低，主要是打击山东士族，把出身庶族而品秩较高的功臣升为高级士族。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就是如此，唐高宗在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诏令中就强调“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⑤。然而这些由皇朝钦赐的新士族却得不到旧士族的承认。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新士族还是门第卑贱的庶族。当唐高宗决定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时，顾命大臣关陇士族代表人物长孙无忌同山东士族官僚褚遂良极力反对。主要理由之一是王皇后出自“名家”，“必欲易皇后，伏请妙选天下令族，何必武氏？”①徐敬业的起兵檄文中也有所谓：“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②就是沿袭这种说法。武后对这些旧门阀士族十分痛恨，册立不久，立即诛杀贬逐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等。高宗死后，武后废黜其子中宗为庐陵王，宠信武氏诸王，引起“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③。光宅元年（684），徐敬业等起兵扬州，以“匡复庐陵王”为辞攻下扬州各州郡。
镇压了徐敬业的反对势力之后，武则天就继续把打击方向直指唐室诸王。“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④垂拱四年（688），唐宗室诸王听说太后图谋杀尽诸王，密谋起兵，约定同时发动，不料事机泄漏，越王李贞在豫州、琅邪王李冲在博州提前起兵，其他诸王因未响应，不久就失败了。武则天任用酷吏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用密告、罗织方式对反对势力大肆镇压，“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⑤。从此，显要地位的关陇士族受到沉重打击而失势了。
武则天同时还通过各种途径扶植庶族地主官僚，从庶族地主中搜罗更多的人才，扩大其统治基础。一是由朝廷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搜罗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亲自考试，这就是制举、策问，如《大唐新语》所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雄阳城南门，亲自临试。”①成绩优异者，不拘资格，破格录用，任以要职。二是下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②，准许官吏、百姓自己推荐自己，以免荐举有所遗漏。三是进一步发展以乡贡（贡举）即由州县保举为主的科举制度，不仅科目增多了，录取人数也大为增加，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起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以上③；而且还首创殿试制度，如天授元年（690）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④；另外，长安二年（702），还“初设武举”，⑤《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永徽六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光宅元年。
④《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垂拱二年。
⑤《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①《大唐新语》卷八《文学》。
②《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③据徐松《登科记考》：贞观二十三年中录取进士为二百零五人，武则天执政的五十余年共录取进士一千余人。
④《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元年。
扩大了选官范围。武则天选官范围广泛，不免有滥竽充数；但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如《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所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络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这些贤才不仅是当时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玄宗“开元之治”的名臣贤相。陆贽说：“（太后）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助。”⑤此外，武则天在同高宗共同执政时还下诏修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更加明确规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进一步打击了旧门阀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因而中唐以后出现“冠冕皂隶，混为一谈”①的情况；特别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有不少平民出身的士卒因军功得授五品官以上官秩，上升为士族，于是从前士庶之间严格界限便逐渐消失，凡是姓郑的都自称荥阳郑氏，姓李的都自称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无从辨别其为旧士族还是新士族了。
第五，注意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维护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
武则天在贞观年间国势强盛的基础上，能够继续推行前朝促进多民族封建国家巩固发展的政策。如采纳陈子昂的建议，在河西地区的各州县以及西域地区大兴屯田，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巩固；并派遣裴行俭、王孝杰等率兵打退了吐蕃贵族对河西地区和西域地区的侵扰，恢复了安西四镇（于阗、龟兹、焉耆、疏勒），使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无阻，促进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还打退突厥余部和契丹贵族对北方地区的侵扰，保障中原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东北边境的安定，使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以上各项政策措施的推行，促进了唐朝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武则天执政时期，虽然爆发过徐敬业和宗室诸王发动的叛乱；但是吏治清明，政局稳定，使广大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因而社会生产有发展，垦田和户口数字大幅度的增长。以户口增殖为例，唐高祖武德年间，经过隋末唐初长期混战之后，全国户口仅有二百余万户，贞观初年增至三百万左右，高宗永徽三年（652）又增至三百八十万户，至中宗神龙元年（705），全国人口上升至六百一十五万户，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五十年间增长了二百余万户之多。可见武则天执政时期唐朝国势仍在持续上升，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她是把唐朝国势推向极盛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史人物。新旧《唐书》把武则天称帝视为“僭位”；但也不得不承认“僭于上而治于下”①，“泛延谠议，时礼正人”②，无法否认武则天的治绩。
武则天一生中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晚年时期，她逐渐走向奢侈腐化，大修宫殿、佛寺，“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亿万计，府藏为之耗竭”；“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③；又修建歌功颂德的“天枢”：“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⑤《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
①《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
①《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②《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③④《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天册万岁元年。
尺，以铜为蟠龙麒麟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④她宠信张易之、张昌宗、武三思等小人，朝廷政治也逐渐**下去。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信用一些贪赃枉法的酷吏，大肆罗织株连，滥杀了一些无辜臣民。尽管如此，同她主要的治绩相比，还是功大于过的。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危，宰相张柬之、崔玄■等联络文武官员多人率领禁军入宫，逼迫武则天退位，拥戴中宗复位，复国号为唐，上太后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徙居上阳宫。这年十一月，太后病逝，终年八十二岁，与高宗合葬乾陵，谥曰则天大圣皇后，玄宗开元四年，追号“则天皇后”，后代沿用了这一称号。
武则天除治理政事外，还爱好文学、书法。《旧唐书》称其“著有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宋人《宣和书谱》称：“武后本喜作字，初得晋王导十世孙王方庆者家藏祖父二十八人书迹，摹拓把玩，自此笔力益进，其行骎骎稍能，有丈夫胜气。”传世书迹有《荐福寺题额》、《崇福寺题额》、《周升仙太子碑》等。《宣和书谱》又称宋时御府藏有武后《夜宴诗》。可惜这些墨迹大都散失了。
第十八章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生活在唐高宗和武后初年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唐代诗坛的佼佼者，号称“初唐四杰”。
第一节王勃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祖父王通，是隋末学者，著有《元经》、《中说》行于世，去世后谥为“文中子”。叔祖父王绩是唐初著名诗人，父亲王福畤做过文职小官。王勃自幼聪明过人，六岁时就能作文章，构思敏捷，词情豪迈。九岁时他得到颜师古《〈汉书〉注》，便作《指瑕》，指出注中的错误。颜师古是颇负盛名的学者，王勃敢加以评论，表现了少年老成的不凡胆识。兄长王勔、王勮都很有才气，当时王福畤的友人杜易就称这兄弟三人为“王氏三珠树”。
麟德元年（664）右相刘祥道巡行关内，王勃写了一篇《上刘右相书》。
他指陈朝政，主张“信赏而必罚，道德而齐礼”，提倡“重耕耘之务”，阐发了“德治”和“法治”并用的政治思想。虽然不是什么新的创见，但出自一少年书生之口，刘祥道深为赏识，称誉他为“神童”。刘祥道上表朝廷加以推荐，对策得高第，被任朝散郎，时王勃才十四岁。
乾封元年（666），唐高宗封禅泰山，王勃写了《宸游东岳颂》，东都洛阳造乾元殿，他又上《乾元殿颂》。沛王李贤听到他很有名声，召为沛府侍读兼修撰，他奉命撰写《平台秘略》10篇，沛王对他非常爱重。当时，诸王之间盛行一种斗鸡的游戏，王勃戏作一篇《檄英王斗鸡文》，风传一时。此文为高宗得知，斥责其意在挑拨诸王的矛盾，禁止他入府。以后他漫游江汉，客居剑南，登山远望，睹物思古，并赋诗以抒怀。
咸亨元年（670）王勃到虢州，经友人推荐，被补为参军。这时他写了不少诗赋。但由于他耿介清高，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忌。有个官奴曹达犯了罪，逃到王勃处隐藏起来。王勃担心被人发觉危及自己，于是杀曹达以灭口。结果事泄被告发，应判死刑，幸逢上元元年八月改元大赦，得免一死。他父亲时任雍州司户参军，因受其连累，贬职为交趾令。
上元三年（676）王勃再次前往交趾探望父亲。在渡南海时，不幸溺水，被人救起后，心悸而死。年仅二十七岁。
王勃寿命很短暂，但有不可忽视的文学成就，其诗文在唐代及以后有很大影响。《新唐书》本传说他“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①。这是很出名的文学典故。他的散文虽然承袭了汉魏六朝骈体文的文风，辞藻华美，却能推陈出新，写出前人未能道及的意境。王勃写《滕王阁序》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据《唐摭言》卷五载，显庆（656—660）年间，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曾在章江和广润门之间修建了一处滕王阁。后阎伯屿继职任洪州都督，上元三年（676）九月九日重阳那天在滕王阁上设宴。阎公让自己的女婿吴子章写好一篇宴滕王阁的文章，借此在众宾客面前夸耀女婿的才华。勃正往南方探望父亲，路过洪都，也被邀请参加。宴会开始，阎公故作姿态，拿出纸笔，遍请各位来宾作序，知情的宾客都推辞了。当阎公请到王勃时他一点也没有谦辞，接过纸笔满怀信心地写了起来。阎公因精心安排被打乱，非常生气。①《新唐书》卷二○一《王勃传》。
借口更衣离开了宴席。可是他不放心，遣人窥探王勃所撰之文，并一一汇报。起初，报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阎公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老生常谈。又报，“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公听了沉吟不语。当听到再报：“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时，阎公便矍然而起，感叹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①这篇有名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通称《滕王阁序》。这篇序文与六朝堆砌辞藻、晦涩难懂的骈文文风不同，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技巧。如“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翔舟，下临无地”；“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等，描写了眼前自然景色和楼台殿阁的壮丽，极为简练优美又富有情趣。其中以“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最为精绝，成为千古名句。
王勃还在文中抒发了自己的感慨：“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表明自己仕途屡遭坎坷，但不甘自弃，仍要振作精神、有所作为的强烈愿望。
王勃一生虽年未满三十岁，但著作不少，据统计，文章有数百篇，文集30卷，可惜多已亡佚，仅存40余篇。①王勃写诗反对六朝以来的浮艳诗风，说：“沈、谢争骛，适足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②他的作品使初唐的诗风为之一变，特别是反映社会现实而富有价值的五七言诗。七言诗代表作有《采莲曲》、《腾王阁》。如《滕王阁》写道：滕王高阁临汪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诗中即景抒情，表现了物存人亡，岁月无情的感慨。其风格高昂，气势雄放，与六朝的浮靡诗风迥然不同。
王勃五言律诗写得尤有特色。如：《山中》写道：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复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历来为人们传诵的名作。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是王勃在长安时为去四川的友人杜某送别之作。第三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语言豪放，意境高雅，明白贴切，炉火纯青，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其他如《九日》、《咏风》、《别薛华》等也都很有特色。《全唐诗》收有王勃诗2卷，60余篇。还有杨炯所编并序的《王子安集》行于世。
①辛文房：《唐才子传》。
①万曼：《唐集叙录》。
②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
第二节杨炯杨炯，华阴（今属陕西）人。生于高宗永徽元年（65O）。幼年时聪明好学，善于作诗文。显庆四年（659），被举为“神童”。上元三年（667）应制举，授校书郎，掌管校勘书籍之事。
仪凤年间（676—679）。太常博士苏知己上表朝廷，建议公卿以下冕服制度重新议定。皇帝下令有司审议。杨炯写了《公卿以下冕服议》，回顾了古代典制，指出苏知己的建议为不经之论，使其建议未能得到皇帝的采纳。永隆二年（681）被中书侍郎薛元超推荐为崇文馆学士，后又改任詹事司直，掌太子东宫庶务。
武则天统治时期，杨炯由于堂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活动，受到牵连，在垂拱二年（686）贬为梓州（今四川三台）司法参军。任满后被选授为婺州盈川令。
天授元年（690）杨炯回到洛阳，在习艺馆任教。他虽因官职不高，心中抑郁，但却对武则天仍尽情颂扬。如意元年（692）七月十五日，宫中出盂兰盆，设斋分送各佛寺，武则天在洛南城门楼上与群臣观看。杨炯献上《盂兰盆赋》，称颂武则天“周命惟新”，并希望武则天作为“神圣皇帝”能够“任贤相，惇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成为帝王的楷模。
杨炯擅长诗文，与王勃一样，恃才傲物，为人所嫉忌。他讥讽一些伪善的朝官为“骐麟楦”：“今假弄骐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其去皮，还是驴耳。”言词极为尖刻，因而引起了一些朝官的忌恨。又据《旧唐书》本传记载，杨炯任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宰相张说有《赠别杨盈川箴》诗告诫他：“才勿骄吝，政无烦苛”。这一坦率的批评，显然是有所指的。约在长寿二年（693）杨炯死于盈川令任上。时年约四十四岁。
初唐时人称王、杨、卢、骆为“四杰”，杨炯听后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有人觉得此言有理。如崔融说：“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张说认为“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①。杨炯有文集30卷，后多亡佚。仅存明人皇甫汸所辑佚散诗文成《盈川集》10卷，有诗30余首，文40余篇。
杨炯善写五言律诗，《夜送赵纵》、《出塞》、《紫骝马》、《战城南》等都是名篇。如《夜送赵纵》：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
送君还旧府，明月满前川。
写边塞生活诗最富有特色，《从军行》为代表作：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①《旧唐书》卷一九○《杨炯传》。
这首诗描述了战事的紧急和边塞的激战场面。最后两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表达了诗人投笔从戎为国立功的志愿。全诗对仗工整，音韵合律，笔力苍劲，是杨炯的成功之作。
杨炯的文章，主要是赋、序、赞、碑铭等，用骈文写成。辞采华丽，文风与王勃接近。如《公卿以下冕服议》，《旧唐书》本传全文转录。此文旁征博引，论辩有力，为人所重。他所写的《王勃集序》谈文体的演变，痛斥“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的华而不实文风，指出其“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必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这些言论对于唐初文风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节卢照邻卢照邻，字升之，幽州范阳（今北京大兴附近）人。生于贞观中期。自幼好学，十余岁跟随文字学家曹宪学《埤苍》、《尔雅》，又随学者王义方学经史等。所以有良好的文学素养。
永徽五年（654）卢照邻不及二十岁，被授任为邓王府典签。据《朝野佥载》所记，邓王李元裕府中“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邓王非常爱重他，对群官们说：“此郎，寡人相如也。”
卢照邻的一生很坎坷。早年因“横事被拘”坐过牢，并为“群小所使”，要予以加罪，后得友人援救，才得出狱。①乾封三年（668年）左右，卢照邻被任命为益州新都（今属四川）尉。此时期他心情是较低沉的，写的诗如《寄赠柳九陇》：“提琴一万里，负书三十年关山悲蜀道，花鸟忆秦川。”《赠益州群官》：“一鸟自北燕，飞来向西蜀日夕苦风霜，思归赴洛阳。”都表现出他怀才不遇远客西蜀，孤独悲苦的心情。就在新都尉任上，不幸染上了风疾，病情很重。任满之后，不得不辞官。咸亨四年（673），他在长安养病，曾“伏枕十旬，闭门三月。”当时名医孙思邈正与他同住在光德坊的官舍里，他得以有机会向孙思逸请教医道，实际上他已得不治之症。后来，卢照邻由长安转居太白山。据《新唐书》本传所记，他在此“得方士玄明膏饵之，会父丧，号呕；丹辄出，由是疾益甚”。后又移居东龙门山。此时他的家境每况愈下。为了给他治病，他的母亲和兄长不惜破产以供医药。他的家庭经济状况非常拮据，过着“布衣藜羹”的艰苦生活。由朋友韦方质、范履冰等不时供给他衣、药。可是病情严重恶化，一手残废，两脚痉挛，行动艰难，他在《释疾文》中自述：“余羸卧不起，行已十年，宛转匡床，婆娑小室，未攀偃蹇桂，一臂连蜷；不学邯郸步，两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②他仍以坚强毅力克服疾病的折磨，常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遭腐刑而著《史记》的精神激励自己，先后写出《释疾文》、《五悲》等作品，这些作品在写法上“颇有骚人之风，甚为文士所重”③。
后来卢照邻全身瘫痪了，他在难堪的疾病长期折磨中极度绝望。约在调露二年（680年）前后，自沉颍水而死，结束了悲惨的生涯。
卢照邻的作品，今存有《幽忧子集》7卷，其中诗有90余首，文有20余篇。他以七言歌行成就最高。前期作品以《长安古意》为其代表作。
诗中以托古讽今的手法揭露了唐代京城长安上层社会的骄奢淫逸生活和统治集团的矛盾斗争。诗的前半部分铺陈长安的繁华景象，并以冷眼旁观的态度指出其好景不长：节候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
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
后四句则以穷愁著书的汉代学者扬雄自况：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
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这与前四句描写长安繁华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表达了诗人有着迥然①卢照邻：《穷鱼赋并序》。
②卢照邻：《释疾文》。
③《旧唐书》卷一九○《卢照邻传》。
不同的生活情趣。全诗文笔纵横奔放，结构条理有致，善用排比铺陈。这首诗虽然在词句上没有完全摆脱六朝宫体诗的遗风，但在初唐前期七言古诗中是很少见的，它对歌行体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节骆宾王骆宾王，字观光，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生于贞观十一年（637）前后。父亲骆履元，曾为青州博昌（今山东博兴南）令。幼时天资聪明，喜欢读书，七岁就能写诗。有一次在池边戏水，看到群鹅游于水中，便随口而咏成《咏鹅》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因此被人誉为“神童”。
骆宾王从小随父到博昌。后父亲病故在任上，他随母亲迁居兖州瑕丘（今山东兖州），过着“糟糠不赡”、“箪食无资”的艰苦生活。后又流落在京、洛一带。
龙朔元年（661），骆宾王被道王李元庆辟为府属。龙朔三年（663）朝廷诏令各地荐举人才。李元庆让他自叙所能。他在《自叙状》中却自持清高：“说己之长，言身之善，腼容貌进，食禄要君，此凶人以为耻，况吉士以为荣乎”，拒绝推荐。后又任过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等职。
乾封元年（670），吐蕃东犯，骆宾王以奉礼郎从军西域。他写了许多边塞诗。记述了边塞军事生活的艰苦和自己慷慨从军保卫边疆的壮志。两年后，他又到四川，参加过姚州道大总督李义征讨蒙俭的战役。此后又在蜀中宦游多年，曾任武功主簿。
上元三年（670）吐蕃进犯鄯、廓、河芬等四州。朝廷任命吏部侍郎裴行俭为姚州道左二军总管进行征伐。裴行俭想要骆宾王任掌书记，骆宾王以母老为由婉辞，后调任明堂县主簿。有名的长篇歌行《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并启》就是在调任之前写的。这篇长篇歌行以豪放的语言描绘了长安的繁华壮丽，“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帝居壮，安知天子尊。”同时又对王侯权臣的奢侈腐朽生活作了揭露，“王侯贵人多近臣，朝游北里暮南邻。陆贾分金将宴喜，陈遵投辖正留宾侠客珠弹垂杨道，娼妇银钩采桑路。倡家桃李自芳菲，京华游侠盛轻肥。”最后诗中对这些“自言千载长骄奢”的人发出警告，要他们知道会有“须臾失浪委泥沙”的那一天。这篇歌行与齐、梁宫体诗情趣迥异，它吸收了六朝乐府的格调，写法灵活，抒情叙事，运用典故，音节和谐，语言流畅，用数字对仗也较巧妙，是一篇为人所重视的作品，所以《旧唐书》说“当时以为绝唱”。
仪凤三年（678），骆宾王补为长安主簿，后为朝官侍御史。当时正值武则天以“天后”掌政，制定告密法。由于骆宾王多次上疏讽谏言语不慎，被御史弹劾，诬告他任长安主簿时贪赃而获罪下狱。在狱中他写有《狱中书情通简知己》、《在狱咏蝉》、《萤火赋》等篇，咏物抒怀，申诉了自己的冤屈，并流露忧国之情。其中《狱中咏蝉》最为人所传诵：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
诗中以蝉自喻，托物寄情，为自己的不幸遭遇，鸣冤叫屈。“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含蓄地表达了周围的政治气氛和自己的不得志。最后用“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的深沉有力语言抒发了自己的清白无辜，但又难以诉说的强烈感慨。此诗以蝉自喻，情与物融为一体。对仗工整，语言精练，是五言诗的名作。
仪凤四年（679）唐高宗主东都洛阳，改元“调露”，大赦天下，骆宾王获释出狱。他写了长篇歌行《畴昔篇》，叙述自己的坎坷遭遇。随后北赴幽燕，被裴行俭招为幕府，出征突厥。有一首《于易水送人》即在此时所写：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与此同时还有《宿温城望军营》、《夕次蒲类津》、《边城落日》、《边夜有怀》等反映边塞生活的诗篇。
调露二年（6s0）骆宾王被授为临海（今浙江天台）丞。他到临海后，郁郁不得志，不久弃官而去。嗣圣元年（684）骆宾王来到扬州。当时前相国之孙徐敬业，被贬为柳州司马。由于他们的处境有某些相近之处，逐渐结合成为政治上的伙伴。徐敬业与其弟徐敬猷，联络被贬为括苍县令的给事中唐之奇、贬为黟县令的詹事府司直杜求仁、出使扬州的监察御史薛璋，还有宰相裴炎、左骁骑卫大将军程务挺等人，以“皇唐旧臣，公侯家子”的身份，“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在光宅元年（684）九月于扬州起兵，领扬州大都督，讨伐武则天。在扬州的骆宾王也参加了徐敬业的幕府，任艺文令。有名的《讨武氏檄》（即《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就是由骆宾王起草的。这篇慷慨激昂的檄文，是骆宾王个人长期郁积在胸中悲愤和仇恨的总爆发，也反映了一些具有正统观念的封建士大夫对武氏统治不满的心声。檄文言辞激烈，有很强的号召力。最后两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诘问有力，发人深思，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全篇采用骈体，辞采华丽，对仗工整，刚毅有力。无论是叙事、说理、抒情都挥洒自如。据说武则天在读这篇檄文时，看到“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句，只是微笑而已。可是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句，便矍然问道：“谁为之？”当左右的人回答说是骆宾王所写时，她说：“有如此才不用，宰相过也。”①可见武则无也不得不佩服骆宾王的文才。
武则天派遣了三十万大军镇压徐敬业。高邮一仗，徐敬业全军覆没。关于骆宾王在兵败后的下落各书记载说法不一。《旧唐书》、《资治通鉴》等说骆宾王“伏诛”；而《新唐书》说：“敬业败，宾王亡，不知所之。”也有书说他“投江而死”。据孟棨的《本事诗·征异》载：“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总之，骆宾王的一生是非常坎坷，以悲剧告终的。
①辛文房：《唐才子传》。
第十九章陈子昂上书论政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少年时，喜好射猎、赌博，十八岁时痛改前非，发愤读书。数年之间，遂以擅长诗文著称。京兆府司功王适看到他所作《感遇诗》三十八首，非常叹赏，说：“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①，由此远近知名。
唐睿宗文明年间（684），陈子昂自蜀进京，考举进士。此时唐高宗已病逝洛阳，朝廷下令驻东都大军和文武百官护送灵柩回长安安葬。陈子昂上书进谏，指出关中地区频遭灾荒，百姓流离失所，如护灵柩回京，不仅沿途骚扰百姓，供应困难；修筑陵墓要征发徭役，必将耽误农业生产，一旦民不堪命，铤而走险，奋起反抗，都是令人忧惧的。洛阳乃形胜之地，莫如就地安葬，何必舍近求远。武则天读奏章后，虽未采纳他的建议，但见其文采词藻，叹为“奇才”，在金华殿召见了他。他貌不出众，应对敏捷，慷慨陈词，武后擢升其为麟台正字。
垂拱元年（685），武则天下诏策问群臣“调无气当以何道？”就是如何燮理阴阳，调和元气以达到太平。陈子昂上书劝“兴明堂”、“立太学”，认为乃是调元气致太平的根本。因为“王政莫先于安人。故人安则阴阳和，阴阳和则天地平，天地平则元气正”①。
武则天阅览奏章后，觉得太迂阔，未加采纳，但仍召见他，赐以笔札，命其在中书省对时政最关紧要问题“条上科害”。陈子昂对三个问题上书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是在全国九道派遣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即考核官吏和视察民间疾苦。他认为派遣大使出巡是非常必要的，人选要派有德有才的充任；如果不得其人。则足以祸国殃民，莫如不派。
二是任用州县刺史、县令人选必须慎重。州县刺史、县令是亲民之官，如任人不当，必然祸国殃民，这是关系国家兴衰的大事。
三是偃武修文，与民休养生息以平息危机。他认为当时崇尚武功，人民兵役劳役负担过重，易出危机，因而提出“修文德，去刑罚，劝农桑，以息疲民”。只有这种安民政策，才可能防止危机。
这时，吐蕃贵族开始进扰西北。陈子昂上书指出：河西乃中原通向西北的咽喉之地，必须驻重兵固守，欲固守河西，又必须广开屯田。
当武则天听信将相建议，准备从蜀地开辟山道，由雅州（今四川雅安）
西出攻占生羌地区，然后由此袭击吐蕃。陈子昂又上书举出七验（即七条理由）来谏止。武则天又召见他，“使论为政之要”，但禁止援引古事，必须针对当时政事上不便之处陈述意见。陈子昂乃上奏八条：一是措刑。认为“刑急网密，非为政之要”。二是官人。认为“官人惟贤，政所以治也。”三是知贤，四是去疑，五是招谏，六是劝赏，七是息兵，八是安宗子。此次书奏以后，不久被调任右卫胄曹参军。
陈子昂这些谏书奏章，所述内容除兴明堂、立太学议沿袭儒家旧说较迂①《旧唐书》卷一○五《陈子昂传》。
①《新唐书》卷一○七《陈子昂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腐外，其他大多议论时政、军事的得失，并提出建议，是颇有识见的，说明他很有才识，故得到武则天的赞赏，多次予以召见。但他在评论时政得失时，直言敢谏当朝的失误，势必触犯一些有权势者，武则天也不会高兴的，因而这些建议没有完全被采纳。《新唐书》本传说他“虽数召见问政事，论亦诸■切，故奏闻辄罢”。可见他的性格倔强正直。
忧愤而死陈子昂对武周革命抱积极赞扬的态度，曾作《周受命颂》上呈武则天；但对权势显赫的武氏贵族并不阿谀奉承。武则天的侄儿武攸宜奉命率兵讨代契丹部族首领，有一些知名人士作他的幕僚，陈子昂被荐任参谋。唐军进到渔阳（今天津蓟县），前锋部队战败，引起全军震恐。武攸宜素不知兵，军纪松懈。陈子昂规劝说：战局的安危成败在此一举，决不能草率从事。凡是行军必须法令严明，选拔可靠的人担任将领，以防发生叛变。久驻边境，停留不进，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建议派出部下精兵一万人担任前锋，自己志愿充当前驱。武攸宜对陈子昂的直言，认为有意触犯自己的尊严，便以儒者不懂军事为名而谢绝。陈子昂又向武攸宜献计，武攸宜迁怒而把他降职使用，自此陈子昂不敢再说了。
武周圣历元年（698），陈子昂因父老病上表请辞还乡。朝廷下诏准许他保留官职回乡供养。不久父病逝，他在墓旁设庐舍服丧，每逢哀思痛哭，闻者无不下泪。射洪县令段简是个赃官，他听说陈家是县中首富，图谋勒索大笔钱财，陈子昂家属送了二十万缗尚嫌少，借口把陈子昂加罪入狱。陈子昂忧愤而死，终年四十二岁。临终前他是未解职的朝廷谏官，但朝廷始终不过问。直到代宗大历年间，东川节度使李叔明在梓州为陈子昂立旌德碑，表彰他在振兴文学上的重大贡献。
“海内文宗”
从初唐到中唐，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转折时期。唐初，继承南北朝时代骈体文、宫体诗的遗风，追求雕词琢句的形式美，内容却空虚贫乏，陈子昂反对这种只讲形式不重内容的文风，他在《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①中大声疾呼：“文章道尽五百年矣”，必须改变魏晋南北朝以来“采繁竞丽而兴寄都绝”，“逶迤颓靡，风雅不作”，发扬《诗经》风雅颂和西汉散文的优秀传统，才能使文学振兴起来。他在创作中就是贯穿了“诗以言志”，文必达意古雅的新文风。他的代表作：《登幽州台歌》、《感遇诗》38首就是这样。《新唐书》本传说：“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子昂所论著，当世以为法。”在他的倡导下，文体文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下启唐诗和古文兴起的新局面，陈子昂是促成这一重大转变的先驱人物。唐代人王适称他为“海内文宗”，是当之无愧的。
①《陈子昂集》卷一。
第二十章唐玄宗附杨贵妃第一节少年时代唐玄宗（685—762），名隆基，唐睿宗李旦第三子。因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又称“唐明皇”。生于武则天垂拱元年（685）。此时正是唐朝宫闱多事之秋。在他降临世间的前一年，他的祖母武则天与宰臣裴炎把他的伯父中宗废为庐陵王，其父豫王李旦被立为皇帝，是为睿宗。睿宗名为大唐国主，年富力强，却只能居于别殿，不许听政。而武则天年逾花甲，仍临朝称制，军国政事由她专断。武则天在镇压徐敬业起兵之后，兴告密之风，冤狱迭起，唐宗室及朝臣中的反对派不少人受到迫害。史称“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①。
李隆基三岁时被封为楚王。六岁时，武则天正式废唐改周。睿宗被降为皇嗣，仍回东宫。天授二年（691）初，年仅七岁的楚王开始出阁，建置官属。这年八月，因为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私自谒见皇嗣，武则天知道后，杀死二人，并严令禁止睿宗接见公卿大臣，玄宗兄弟与二伯父李贤的三个儿子再次入阁，“皆幽闭宫中，不出门庭者十余年”①。长寿二年（693）腊月，玄宗被改封为临淄王。这一年，其母亲窦妃被户婢团儿诬谄为“厌蛊咒诅”，在正月初二朝后，与刘妃一起被秘密地杀死于宫中，不知埋在何处。这年八月，其父也被诬告有“异谋”，武则天命酷吏来俊臣审理，幸亏太常工人安金藏大义剖腹，“以证明皇嗣不反”，才躲过了这场灾难。②李隆基在宫中被幽闭了七年之久。圣历二年（699）他十四岁时，才与诸兄弟再次出阁。这时武则天年事已高，经大臣狄仁杰等人的规谏，放弃立武承嗣为太子之念，李显被接回洛阳，仍被立为太子，皇嗣被封为相王。长安年间（701—704），李隆基先在亲卫府任右卫郎将，后任尚辇奉御，负责掌管皇帝的内外闲厩马匹。在此期间，以张柬之为首的朝臣进行政变，杀死了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兄弟，迫使她让位于中宗。弱冠之年的李隆基目睹了这场政变。
①《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二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二年。按，武则天于天授元年（690）改用周正，以夏正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夏正月为一月，故李隆基改封临淄王实为692年十二月，其母被杀在692年十一月，其父被诬实为693年一月。
第二节从平王到初登大宝唐中宗复位，皇族子孙也得以“量叙官爵”。李隆基擢任卫尉少卿。不久兼任潞州别驾，主管一州军事。潞州治所上党（今山西长治），地连太行山脉。在兼任潞州别驾期间，有机会接触社会。他有一首诗《早登太行山中言志》：“野老茅为屋，樵人薛作裳。宣风问耆艾，敦俗劝耕桑。”①反映了他有敦化风俗，劝课农桑，发展生产的意向。
唐中宗软弱无能，只知享乐游玩。韦皇后乘机掌握大权，重用武三思。
专掌制诰的上官昭容与之相呼应。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也是恃宠骄恣，野心勃勃，欲做皇太女。她们和外廷宰臣宗楚客、纪处纳、韦巨源等朋比为奸，排除异己，与武三思相勾结，形成了一个“韦武”集团。这个集团先是夺取了张柬之等“五王”的实权，继而又以各种借口把他们贬到地方并加以杀害。景龙元年（707）七月，太子李重俊矫诏发羽林军欲诛灭韦武集团，未能成功。事后，他们声称相王等也参与了此事，欲将他置之死地，赖大臣极力辩护而得以保全。
对于韦武集团篡夺皇位的阴谋，李隆基早已察觉。景龙三年（709）十一月，他回京城参加郊祀，感到皇室又面临着一场政治危机，决定留在京城，准备应变。他暗结万骑果毅葛思顺等人，以争取羽林军，成为决胜的力量。景云元年（710）六月，当韦皇后一伙毒死中宗时，他果断发动了宫廷政变，把韦武集团一网打尽。事后，恢复了睿宗的帝位，李隆基因安定社稷之功被封“平王”。
诛灭韦武集团，拥戴父王复位，平王在朝廷中骤然提高了政治地位，在他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股较强的政治势力。因此，在确立皇太子时，身为嫡长的宋王成器一再声称“时平则嫡长，困难则归有功”，哭着恳让与平王李隆基。宰相刘幽求更是直言不讳：“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①在大臣们的拥戴下，兄弟中排行第三的平王就做了皇太子。
平王被册封为皇太子后，很快形成了一个辅弼班子：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姚崇兼太子左庶子，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宋璟兼太子右庶子，侍中韦安石为太子少保，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苏瓌为太子少傅，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兼任太子侍读。皇太子政治势力的增长引起了姑母太平公主的不安。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沉敏多谋略”，有政治野心，他曾参与推倒韦武集团的宫廷政变，为恢复睿宗帝位出过力，因此睿宗对她有言必从。每逢宰相议事，睿宗必先问：“与太平议否？”然后才问：“与三郎（李隆基）议否？”起初，太平公主以为李隆基年少，不放在眼里。立为皇太子后，又见他手下有一批得力的人，成为她干预朝政的障碍。她一方面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太子非长，不当主”，借以挑拨离间太子兄弟关系；另一方面又亲自出马拉拢朝臣，排除异己。景云二年（711）正月，她竟把宰相邀截到宣政殿光范门内，明目张胆地劝宰相更易太子，遭到宋璟的严词拒绝，阴谋才未能得逞。太平公主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愈演愈烈，睿宗对此感到不安。二月间，他听术士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宫”，更①《全唐诗》卷三。
①《资治通鉴》卷二○九，睿宗景云元年。
加感到局势严峻，遂颁下诏书，命太子监国。延和元年（712）七月，又不顾太平公主的反对，正式下制传位李隆基，改元“先天”。但在太平公主的劝说下，退为太上皇的睿宗仍“自总大政”②。
太平公主的阴谋活动仍在加紧进行。她利用玄宗虽即帝位却未能全面掌握国政之机，逐步排斥异己，尽力安插亲信。开元元年（713）六月，在朝廷中她占了优势：“太平公主依太上皇之势，擅权用事，与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①太平公主公然提出要废掉玄宗，因遭陆象先反对而未遂。后又密谋定于七月四日发动政变。
玄宗获悉后，决定先发制人，七月三日率羽林军袭杀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太平公主闻讯仓皇逃入南山，后被赐死。太上皇睿宗遂退居百福殿，“高居无为”。至此，朝廷军国大政才真正转移到玄宗手里。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先天元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第三节除旧布新，开元之治玄宗登上皇位后，针对当时社会政治中存在的问题，采取多方面措施，以解决这些弊病。
安定皇位为了安定皇位，稳定政局，玄宗采取了出刺诸王、严禁朝臣交结诸王和抑制功臣等措施。
出刺诸王的动议最早是在睿宗朝由宰相姚崇、宋璟提出的，但未能实行。这时，玄宗的兄弟仍掌管禁军，宋王成器为闲厩使、左卫大将军，申王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岐王、薛王也分典左、右羽林军。再加上宋王是睿宗的嫡长子，邠王守礼是高宗的长孙。由于他们在皇室中的特殊身份，很容易被阴谋家所利用。因此，在宰相姚崇等人的赞助下，于开元二年（714）六、七月间，玄宗解除了诸王的兵权，分别将宋王出为岐州刺史，申王出为豳州刺史，邠王出为虢州刺史，岐王出为华州刺史，薛王出为同州刺史。
玄宗还规定这些出为刺史的诸王，“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是后诸王为都护、都督、刺史者并准此”。上佐是指州长史、司马。诸王虽名为一方牧守，但并不能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从而失去了兴兵作乱的条件。同时为了减少京官与诸王接触的机会，还规定“宗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①。使诸王不能同时留居京城。
玄宗还抑制功臣权势。一些曾参与诛灭韦武集团与太平公主势力的朝臣，这时也都加官晋爵，身居高位，有的居功自傲，难以驾驭，这也是造成政局不稳的因素之一。因此，玄宗或罢免他们的宰相职务，或出任地方。如刘幽求因“郁怏散职，有怨言”，被罢知政事，贬为陆州刺史；时有“内宰相”之称的户部尚书王琚，因“谲诡纵横，可与履为，不可与共安”，被出为泽州刺史；太子詹事钟绍京也“与幽求并以怨望得罪”，被贬为梁州刺史。玄宗在即位之初所采取的解除诸王禁兵兵权，并出刺外州以及抑制功臣权势的措施，对于频仍的宫廷政变来说，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它消除了动乱隐患，使唐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
整饬吏治开元三年（715），玄宗明确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授，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①他决心选贤任能，量才授职，整饬吏治。
首先是严格铨选制度，裁汰冗员。唐中宗以来，铨选制度十分紊乱，王妃、公主与权戚不仅卖官鬻爵，而且不经吏部大搞“斜封官”，请托之风日盛，致使员外、试、检校等官名目繁多，冗官滥吏充斥官府。开元二年，玄宗敕令罢免所有的员外、试、检校官，严格控制官吏的选举，规定今后没有战功及别敕，吏部、兵部不得注官，结果“大革其滥，十去其九”②。这样，①《资治远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①《唐会要》卷八一。
②《通典》卷十九。
既克服了官吏冗多、人浮于事的现象，提高了官府办事效率，又减省了国家开支。
在裁汰冗官的同时，又提拔重用了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为宰弼，协助治理国事。
姚崇是玄宗即位后首先启用的政治家。在武周、睿宗朝已两次入相，办事干练，素有“救时宰相”之称。开元元年十月，玄宗将姚崇由同州刺史召回京师，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委以枢衡，凡军国大事都由他赞助裁决。姚崇富有改革思想，“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鉴于当时弊端丛生，他曾向玄宗建言十事，如不贪求边功，宦官不得参与朝政，外戚不任台省官，拒绝贡献，杜绝营造佛寺道观，允许大臣犯颜直谏，法行自近亲等。姚崇的“十事要说”，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玄宗开元初年的施政提供了依据。所以杜牧称赞他“首佐玄宗起中兴业”①。
另一位宰相宋璟与姚崇并称为贤相，为人刚正不阿，遇事敢于犯颜直谏，玄宗既尊敬他又惧怕他。还有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他善用人才，进用文儒名士。辅政期间，首倡开集贤院置学士，修太宗之政，有助玄宗以成文治之功。②又如张九龄出身寒微，以文学进身，继张说之后为相。他常给玄宗敲警钟，还进《金镜录》5卷，论述前代兴衰治乱之道，多所裨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玄宗开元时期所任用的宰相评论说：“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③玄宗选用宰辅的特点是选贤任能，人尽其才。玄宗以前，由于时人重京官而轻外任，地方官都是选用年高而才疏者充任。为了革除这一弊端，玄宗开元二年特颁下制令，从京官中选用有才识者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又从都督、刺史中选拔有政绩者任京官，“使出入有常均，永为恒式”。他特别重视县令的选任。开元四年，新选任的县令被召入大明宫宣政殿，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考查县令是否通晓经国治民之道，结果有二十多人不入第，暂且让赴任就职，另有四十五人被淘汰，“放归学问”④。同时，还颁布了《整饬吏治诏》，每年十月委派各道按察使对刺史、县令的政绩进行考察，分为最、中间、殿三等，依次定为优劣，作为改转升降的依据。①玄宗所采用的精减冗官，进用贤能及整饬等措施，进一步改革了吏治。
发展经济玄宗也较注意发展经济。玄宗即位不久，即率先禁绝奢靡之风，这对发展生产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了把人力更好地集中到农业生产中去，开元二年下诏说：“天下毋得更采珠玉、织锦等物。”对于违令者处以杖罚。为了禁止社会上的奢靡之风，他还把乘舆服御、金银器物销毁，并把珠玉、锦绣①《樊川文集》卷十二。
②《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④《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①《全唐文》卷二七。
焚于殿前；并规定后妃以下不得服用珠玉锦绣。②针对当时的社会实际，玄宗采取了一些具体改革措施：一是检田括户，抑制兼并。自武周末年以来，贵族及地方豪强兼并有所发展，他们在均田制以外，大量地侵占了农民的小块土地，称为“籍外占田”。失掉土地的农民背井离乡，因而出现了大量的佃户、浮户、流民，逐渐沦为依附于大地主的“私属”，总称为客户。这样既影响了国家租庸调的正常收入，又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开元九年（721），玄宗任命监察御史宇文融为复田劝农使，具体主持检查土地和搜括户口事宜。后颁下了《置劝使安抚户口诏》，号召在农村组织“农社”，使“贫富相恤，耕耘以时”，并规定，“雨泽之后，种获忙日，州县常务，一切停减”，以使“丁壮就田”、“人无遗力”①。
这次检括土地和户口，历时四年，共括得客户八十余万，年终征得客户钱数百万，并括得众多的籍外田，分给贫民耕种。这一措施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兼并活动，对于增加国家赋税的收入，安定农民与发展农业生产起有积极作用。
二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玄宗在《春中兴庆宫酺宴》的诗序中写道：“所宝者粟，所贵者贤。故以宵旰为怀，黎元在念。尽力沟洫，不知宫室之己卑。”②表达了他对水利的重视和关心。他大力表彰兴修水利的官员。陕州刺史姜师度素“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修复通灵陂，引洛水、黄河水灌溉，种稻田二千余顷，“收获万计”，特加金紫光禄大夫，又擢升为将作大监。③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全国共兴建了五十六项农田水利工程，相当于有唐一代水利工程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是组织垦荒，扩充屯田。唐初建置过一些屯田，规模较小。开元时有了较大的发展。屯田分为军屯与民屯两种，由屯田郎中掌管屯田政令。军屯多在边疆，“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诸屯分田役力，各有程数”④。民屯设在内地，生产者一般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至开元末年，各道屯田共计一千零四十四屯左右，其中关内道就有二百五十八屯之多。⑤屯田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以开元二十五年为例，玄宗诏令各地屯田官叙功，丰歉为上下，天下屯田收谷一百九十余万斛。按《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盛时国家每年收租粟为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来计算，屯田的收入约占总数十分之一。可见，玄宗实行的屯田制大大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同时还招抚了大量的流散农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大兴文治玄宗统治前期，社会安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唐人郑棨说：“开元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①《旧唐书》卷一○五《宇文融传》。
②《全唐诗》卷三。
③《旧唐书》卷一八五下《姜师度传》。
④《大唐六典》卷七。
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①这为大兴文治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玄宗本人崇尚儒学，爱好坟典。有人说玄宗“锐意政理，好于观书”，“既勤书，海内之风，翕然率化”②。因此兴起了文治之风。
这一时期，整理古籍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开元三年，一次宴会上，玄宗因内库书“所有残缺，未遑补辑，篇卷错乱，难于检阅”，提出让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等人进行整理。开元五年十二月，马怀素提出了具体建议，时玄宗正行幸东都，他立即表示赞同，命国子博士贺知章、桑泉尉韦述等学者二十人于东都乾正殿编校群书，刊正经史。③并以马怀素为修图书使，总领其事。
此后，又诏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都暂借给官府缮写，并于著作院里设置修书院，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又创置集贤书院，由学士刊正失误。并召集学者通撰古今书目，取名为《群书四录》，用了一年的时间撰成上奏①，凡书489卷。
开元十一年（723），玄宗设置丽正书院，召集文学之士徐坚、贺知章等学者著书立说，或讲经论道，并以宰相张说总管院事。玄宗提倡著书立说，诏令起居舍人陆坚于集贤院修撰《六典》，并亲自写了六条类目：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和事典。全书历时十几年撰成。《大唐六典》全书30卷，把唐代的律令加以简括，分别系于官吏的职责之下，保存了唐代前期的田亩、户籍、赋役、选举等典制。
由于玄宗的提倡与重视，经籍整理与著述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宋人欧阳修高度评价说：“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②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元五年，玄宗听说一行和尚学问渊博，尤其精通天文历法，即征聘他到京师。为了备顾问，特意将一行安置在皇宫光太殿内，并多次去看望他，询问治国安民之道。③开元九年（721），玄宗诏令一行改造新历，以纠正旧历的失误。一行先制造了黄道游仪，以确定黄道的进退。接着，一行用它测量二十八宿与天体北极的度数。在实际测量中，发现了二十八宿的位置与古籍记载的不同，从而证明了恒星的位置是不断移动的。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1718年提出恒星自行的学说早了将近一千年。
一行另一科学成就是首次测量子午线的长度。开元十二年（724），玄宗①《开天传信记》。
②《松窗杂录》。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五年。
①《旧唐书》卷一○二《元行冲传》。
②《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序》。
③《旧唐书》卷一九一《一行传》。
命太史监南宫说等进行实测南北各地晷影和北极高度，测知影差与距离的比例并不固定，证明了过去“王畿千里，影差一寸”学说的谬误①。一行又使用自己设计的“覆矩图”仪器，利用勾股图计算，得出了南北两地相距351里80步（约合今129.22公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的结论②。一行等人实地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不仅在中国天文史上是一次创举，在世界上也属首次。所测子午线长度虽不十分精确，但和近代测定的数字（111.3公里）相近，方法也是科学的。
《大衍历》的撰成是唐代天文历法领域所取得的一项新成就。一行在研制成黄道游仪的基础上，参考了历代历法，考其得失，于开元十五年（727）写成了草稿。一行病逝后，由特进张说、历官陈玄景继续编次，翌年撰成上奏，十七年开始颁行新历。《大衍历》提出了比较正确的“定气”概念，推算出与农时相应的二十四节气。自汉初《太初历》至唐高宗《麟德历》共有二十三家，虽然与天体的运行比较接近，但都不如《大衍历》精确，“其倚数之法固无易也。后世虽有改作者，皆依仿而已”③。
总之，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使唐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盛局面，国力达到了鼎盛阶段。“自开远门（长安城西边北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数。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其瑞叠应，重译■至，人情欣欣然”①。这是唐代文人所勾画的“开元盛世”图景。
①《新唐书》卷三一《天文志》。
②《旧唐书》卷三五《天文志》上。
③《新唐书》卷二七《历志》。
①《开天传信记》。
第四节骄侈怠政，盛世转衰拒谏饰非玄宗在励精图治，取得成就以后，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过去焚锦绣毁珠玉，矢志俭朴的作风被抛在一边，在生活上渐渐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他越来越崇道好仙，以为可以安享太平了。
玄宗的骄惰荒政大致发端于开元后期。开元二十一年（733），守正不阿的韩休为相，玄宗“小有过差”，他即据理力谏，弄得玄宗“殊瘦于旧”，玄宗虽然口头上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②，但内心却很厌恶，因此韩休只做了七个月宰相，即被赶下台去。开元二十四年（736），要用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极力劝谏，玄宗对张九龄的谔谔之言更是不耐烦，勃然大怒：“事皆由卿邪？”③张九龄也被罢免相职。
宠信奸佞、宦官玄宗在拒谏饰非的同时，却提拔重用奸佞之臣。“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因善于迎合而擢任宰相。李林甫惯于耍阴谋。为了自专大权，他威吓谏官说：“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①一些朝臣明哲保身，钳口不言。这样的奸佞人物却深得玄宗信任。天宝三载（744），玄宗曾对高力士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经高力士劝谏而止。②在李林甫当权时期，排斥了李适之、韦见素等贤能大臣，制造了韦坚、杜有邻、杨慎矜等冤狱。因此，他在相位十九年，朝政乌烟瘴气，致使天下大乱。
王鉷原任户部郎中，他见玄宗用度奢侈，遂投其所好，敲剥百姓，每年于租调之外征敛巨亿万，供天子私用。玄宗却以为王鉷有富国之术，宠遇日厚，遂擢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又兼任二十余使职，宠任仅次于李林甫。他在居第旁建大院办公，“文书丛委，吏争入求署一字，累数日不得者。天子使者赐遗相望，声焰薰灼”③。
杨国忠是个奸邪小人，因远房堂妹杨贵妃的专宠而屡被擢用。他先是趋附李林甫，以监察御史兼领十五余使职。后来代林甫为相，“立朝之际，或攘袂扼腕，自公卿以下，皆颐指气使，无不詟惮。”至此，凡领四十余使职①。玄宗在重用奸佞之臣的同时，还懒懒散散，把大部分政事交给宦官去处理。他打破了唐太宗“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的成命，对称心如意的宦官往往授任三品左右监门将军，穿朱紫之服的高级宦官竟多达千余人。这时的宦官已不再是宫中受人驱使的家奴，已开始干预政事了。
在诸宦官中，高力士是玄宗最宠信的人物。高力士善于骑射，在诛灭韦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二十一年。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三载。
③《新唐书》卷一三四《王鉷传》。
①《旧唐书》卷一○六，《杨国忠传》。
武集团与太平公主党羽时曾建有大功，因迁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玄宗对他深信不疑，常说：“力士当上，我寝则安。”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送高力士，力士除了大事上奏玄宗，一般事则自行处理，几乎成了玄宗的代理人。因此，李林甫、王鉷、安禄山等多“因之而取得将相高位，其余职不可胜纪”②。
纵情声色，追求享受玄宗把军国大事交付李林甫之手，左右又有宦官代理，从此便怠于政事，追求享受。
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死去，他终日闷闷不乐。高力士献殷勤，说玄宗的儿媳、寿王妃杨玉环“姿色冠代”，玄宗一见钟情。开元二十八年（740），先以女道士之名召入宫中，后又册为贵妃。杨贵妃时年二十一岁，不仅“姿质丰艳”，还精通音律，能歌善舞，“智算警颖，迎意辄悟”③。这正中玄宗心怀，遂“三千宠爱在一身”，终日沉醉于声色之中，“**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①。对于军国大政，他已无心过问了。玄宗还极力追求物质享受。大造离宫别馆，开元二十六年冬，在两京建行宫、殿宇各千余间。他每次进餐，“水陆珍羞数千，一盘之贵，盖中人十家之产”。他还鼓励公主进食，为此还特命宦官袁思艺为检校进食使。②每次外出，都由杨贵妃姊妹随从，其奢侈豪华，无不惊人。
为了益寿延年，玄宗崇道好仙。开元二十二年，把“自言有仙术”的张果迎入宫中；开元二十九年（741）他梦见玄元皇帝，把老子画像迎置在兴庆宫。此后，一些投其所好的奸人或诡称见到玄元皇帝真容，或扬言听到玄元皇帝谈话，他也不辨真假，一律给予奖拔。这就更加荒废了朝政。
②《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
③《新唐书》卷七六《杨贵妃传》。
①《长恨歌》。
②《明皇杂录·补遗》-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