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史馆上·在外修史》中有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时吴兢在集贤院和史馆修史的记载，这时他六十八岁。他担任修史工作至少近四十年。①本节主要依据《旧唐书》卷一○二《吴兢传》，《新唐书》卷一三二《吴兢传》，《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唐会要》，《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八、二○九。
吴兢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都献给了修史事业，可是在史馆修史工作并不顺利，史料记载中有他几次请求调离史职的奏表。
刘知幾和吴兢所在的史馆，已与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史馆大不相同。贞观时史官位尊权重，甄选严格，通籍禁门，优礼有加，“得厕其流者，为一时之美事”。修史也具有相当高的效率。然而其后每况愈下。史馆或因政争而动荡，或因庸才充斥、监修弄权而混乱。刘知幾在阐述辞职理由时说：“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吴兢的辞职表中也有类似语言：“臣自掌史东观十有七年，岁序徒淹，勤劳莫著，不能勒成大典，乞罢今职。”此时史官俸禄的确不高。吴兢自父亲退休之后，顿感经济困窘，不得不提出了加俸的请求，“又兢父致仕已来，俸料斯绝，所冀禄秩稍厚，甘脆有资，乌鸟之诚，幸垂矜察”。
吴兢这一次请辞职是在任史官十七年后提出的，时间是开元初年，没有被批准。后吴兢又以居丧为由，上三次表文，坚拒起复史职。但是，吴兢请求辞职并不说明他不重视或不热爱史官工作。从他所上的三次表文中清楚看到，他对史官一职的宗旨及职能有相当透彻认识和高度推崇之情。他说：“史官之任，为代准的，树终古之风声”，“定一代之是非，为百王之准的。”这可以看作是对史官修史根本宗旨的认识。正由于吴兢对于史官一职寄托厚望，所以也就愈不能容忍妨碍史馆正常运作的种种不端现象。作为一种抗议，他才愤然提出辞去无比热爱的史职。
吴兢的另一种抗议手段是自己别撰本朝国史。既然自己的史学主张无法在史馆中实现，既然史馆中所修国史有种种歪曲、不实之处，为保留一代信史，就必须自己动手别撰一套国史了。他在开元十四年（726）上奏唐玄宗，披露了自己从武后末期及唐中宗时开始私撰国史的经过。从奏表中可以了解有关此事与他的想法。
第一，二十几年来，吴兢个人撰修国史两种，已成128卷。《唐书》为纪传体，《唐春秋》为编年体。吴兢在公余时间，以个人之力撰写，该要付出多么大的艰辛。
第二，吴兢对自撰国史的质量是较有自信心的，“皇家一代之典，尽在于斯矣”。此亦可佐证他辞史职时自述个人能力不足，是故意自贬。
第三，吴兢之所以披露私撰一事，首先是即将撰成，接近定稿，这就“不敢不奏”；其次是遇到缮写困难，因卷帙较大，个人之能力、财力均不足以承担，不得不请求官方帮助。
身处乌烟瘴气的史馆，吴兢除了辞职以抗议、私撰以抵制外，还尽最大可能保持自己的史学特色，为维护史学的优良传统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特色之一：尚简。
吴兢撰史，简明扼要。他撰的史书今日所能见到只有一部《贞观政要》。这部书分专题记述贞观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礼仪、教育等方面状况，有对话、诏诰、奏表，有事件描写，有经验总结，较系统反映了贞观年间的施政方针和实践效果，是历史上对贞观之治记载最为周详扼要的著作，后人了解贞观之治必须借助此书。然而，这样一部书仅八万字左右。《旧唐书·吴兢传》称他“叙事简要，人用称之”。《新唐书·吴兢传》称他“叙事简核，号良史”。可见，吴兢史笔简明这个特点，是为当时人们所公认和赞赏的。
特色之二：直笔。
吴兢初入史馆即愤愤然于武三思等的“苟饰虚词，殊非直笔”之行径，认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他私撰本朝国史，就是为保留历史真相。他对玄宗说明自撰国史的特点也是“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可见，吴兢最为关注、突出强调的史学特质就是“直笔”二字。
吴兢所撰的本朝国史，实质就是当代史。他奏表上说所撰国史上限为隋大业十三年（617），一直写到他上奏表的开元十四年（726）。显然，这部当代史中的人物与现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家眷子孙在世，或是至友下属当政，甚至本人也还活着。吴兢以“善恶必书”的直笔进行褒贬，判定每个人物的是非功过，一方面固然可以展示某些人的功绩，但另一方面也会揭开某些人的疮疤，这就不能不使一些人坐立不安。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是秉笔直书，就必然会得罪一些人，甚至是权贵。但是吴兢坦然处之，表现出铮铮铁骨。
可是，吴兢的秉笔直书使他遭致不少排挤和报复。吴兢自开元十四年公开披露私撰国史，并请求朝廷派楷书手缮写之后，私撰之史就成公开之史，私室之贬斥就变成公开之揭露。不久，开元十七年，吴兢“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究竟吴兢因记述何事而闯下大祸，今天已无从知晓。但从逐吴兢出史馆，将他由京官贬为地方小官来看，处分是严重的。所谓“书事不当”，即“书”了“不当”“书”之“事”，换言之，记载了权势者不愿被如此记载的事。
根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两《唐书》中《吴兢传》、《唐会要》、《宋史·艺文志》等典籍的检索，吴兢著述独撰有种，计2卷，与人合撰有8种，计725卷。
独撰有《梁史》10卷，《齐史》10卷，《周史》10卷，《陈史》5卷，《隋史》20卷。《唐书》100卷（或作98卷），《唐书备阙记》10卷，《唐春秋》30卷，《贞观政要》10卷，《太宗勋史》1卷，《开元升平源》1卷，《开元名臣奏》3卷，《吴氏西斋书目》1卷，《乐府古题要解》1卷（或作2卷），《保圣长生纂要坐隅障》3卷，《五藏论应象》1卷。
合撰有《唐书》130卷（与韦述、柳芳、令狐垣、于休烈等合撰），《国史》106卷，《唐高宗实录》19卷，《睿宗实录》20卷，《则天实录》30卷，《中宗实录》20卷，《姓族系录》200卷（与柳冲、徐坚、魏知古、刘知幾等合撰），《群书四部录》200卷（与马怀素、元行冲、韦述等编）。千古名著《贞观政要》一部《贞观政要》，足以使吴兢千古留名。
吴兢在《序》和《上表》都对写此书的背景有说明。在序中介绍说：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是大唐立国以来的良相，“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对贞观之治极为景仰，深感“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于是授意他编撰本书，为的是继承祖宗的优良传统和致治方略。
封建社会到唐代已进入繁盛期，统治阶级有了全面总结施政经验的自觉意识，并在实际上也完全有可能对统治制度、方针和政策进行系统反思了。贞观初，唐太宗欲了解前代帝王之得失，命魏徵、虞世南等大臣编撰《群书政要》。编撰者从历代经史子集等文献中抉摘资料，总结的是从上古至晋代的历朝帝王之得失。
唐太宗本人也亲自撰写这类著作。他在辞世前终于将《帝范》13篇完成，于贞观二十三年（649）正式赐予皇太子李治，并语重心长地对左右大臣说：“圣躬阐政之道，备在其中矣。”唐太宗此举自然会启发后来者。《帝范》和《贞观政要》的篇名有不少是相同或相似的。两书对照（《帝范》在前，《贞观政要》在后）如下：《君体》——《君道》、《政体》；《建亲》——《封建》；《求贤》——《任贤》；《审官》——《择官》；《纳谏》——《纳谏》；《去谗》——《杜谗邪》；《戒盈》——《谦让》；《崇俭》——《俭约》；《赏罚》——《刑法》；《务农》——《务农》；《阅武》——《征伐》、《安边》；《崇文》——《崇儒学》、《文史》。可见，《帝范》12篇均为吴兢所参照吸取。唐玄宗也为总结前代得失兴亡之事，撰成《开元训诫》，说明《贞观政要》的出现并非偶然。
《贞观政要》共10卷，分为40篇，每篇的篇名反映该篇的基本内容，内容相近的若干篇合为一卷，每卷大体反映一类问题。由于此书内容是分门别类编排，因而非常便于查阅和应用。
此书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有唐太宗和大臣的对话（类于记言之书）；有诏书和奏表的原文或节录（类于文集）；有某件史事的经过（类于纪事本末体）；有人物的传记（类于纪传体）；在同一篇中所记内容基本依发生时间的先后排列顺序（类于编年体）。尽管所记内容丰富、事项繁杂，所运用的体裁也相当灵活，但不变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宣传唐太宗的德政与治术，总结能够使封建皇朝长治久安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卷有《君道》、《政体》2篇，反映的是封建“大统”问题，事涉要害，所以居全书之首。《君道》是全书的纲，各篇无论反映哪方面内容，都要归结到君王之意向指归。吴兢记载了唐太宗与诸臣论为君之道，诸如“必须先存百姓”，“必须先正其身”，“兼听”，“慎守成”等原则。《政体》篇则对朝廷机构（中书、门下等机要之司）的运转程序和政坛规范进行载录。第二卷有《任贤》、《求谏》、《纳谏》3篇，反映的是君王对臣下应有的态度。论证了君臣“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的观点。对于共同促成贞观之治的主要大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人均立个人小传，揭示出君臣契合才能致治的道理，揭示出“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过”的客观必然性。第三卷有《君臣鉴戒》、《择官》、《封建》3篇，反映的是君王与臣下的相辅相成、荣辱与共的依存关系。指出了君与臣各自应有的责任与义务，阐说“君为元首，臣作股肱，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任官惟贤才”，“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道理。
第四卷，有《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4篇，关注的是皇朝继承人问题。吴兢特立四篇从不同侧面细致地论证接班人问题。强调对太子、诸王要“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尊嫡卑庶”，“陈君臣父子之道”，“授以良书，娱以嘉客。朝披经史，观成败于前踪；晚接宾游，访得失于当代”。“勿纵欲肆情，自陷刑戮”。
第五卷，有《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5篇，讲的是伦理道德在求治中的作用问题，记录了太宗非常重视仁义忠孝观念的实用价值。
第六卷，有《俭约》、《谦让》、《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谗邪》、《悔过》、《奢纵》、《贪鄙》9篇，揭示统治者的个性修养对于致治的影响。吴兢特别称颂贞观年间“风俗简朴”，记录了唐太宗改变厚葬陋俗的诏书，提出“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指责此陋俗使“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宜为惩革”。第七卷有《崇儒学》、《文史》、《礼乐》3篇，讲的是文化建设及礼乐教化问题。贞观君臣的有关议论很多，如，选拔人才“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
第八卷有《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辩兴亡》5篇，反映的是治国的几条大政方针。唐太宗以重农为基本国策的认识很明确：“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并指出“人君”对保证农民依时劳作负有特殊责任：“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就是要求清静无为，不穷兵黩武，不徭役无度。
关于刑法，吴兢主张“用法务在宽简”，对于死刑判决，要建立“覆奏”制度。同时，必须坚持法律的严肃性，功臣犯法当与百姓同罪。量刑之轻重亦当以法为标准，不依执法者的喜怒好恶而变化。
第九卷有《征伐》、《安边》2篇，关注的是军事问题，也含有如何处理朝廷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问题。吴兢记录唐太宗认真总结借鉴前代对外用兵之经验，“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前代帝王，大有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无益于身，其民甚困。假令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朕必不为，况求虚名而损百姓乎！”
第十卷有《行幸》、《畋猎》、《灾祥》、《慎终》4篇。反映的是君王通常进行的两项活动和需要正确看待的灾祥和晚年问题。从吴兢选择的史料来看，他的观点是君王行幸本身无所谓对错，关键是看行幸的目的和内容。祥瑞灾异历来是帝王和侍臣津津乐道、百般揣摩的话题。吴兢看来是不迷信祥瑞的，他在《灾祥》篇首录唐太宗之语：“朕比见众议以祥瑞为美事，频有表贺庆。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但吴兢显然很欣赏灾异对君主的示警作用，如录唐太宗所云：“天见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亏失，是何妖也？”“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颇有自矜之意，此吾之过也。上天见变，良为是乎？”所以，如果对灾变能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未尝不是件好事，如魏徵所说：“陛下因有天变，遂能戒惧，反复思量，深自克责，虽有此变，必不为灾也。”
全书40篇，以《慎终》居末，与开篇《君道》呼应，颇具匠心，饶有深意。篇中录魏徵谏唐太宗《十渐疏》，语重心长，掷地有声。指出唐太宗“顷年已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故强调“战胜易，守胜难”，“居安思危，孜孜不怠”之理。《贞观政要》之成书时间，由开元初而至开元末，其时也正是唐玄宗由励精图治渐趋安逸奢侈之时。因而《慎终》篇又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吴兢虽然对唐太宗推崇备至，但本着“直笔”准则，依然做到了“爱而知其丑”，在书中也如实记录了一些唐太宗的过失和缺点。如《纳谏》篇记他为一马暴死而盛怒，欲杀养马人。又记他曾宠信过小人权万纪、李仁发。《封建》篇记他大封皇室诸王和功臣数十人为世袭刺史。特别是《慎终》篇照录魏徵《十渐疏》，疏中将太宗在贞观初期和贞观中期的不同表现一一对照列举，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宗的现实毛病。当然，吴兢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撰述此书，书中提倡的“爱民”、“保民”思想，也并非是站在人民立场上说话，实质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
《贞观政要》对于唐朝来说是一本很及时的书，被以后的皇帝当作座右铭，“书之屏帷，铭之几案”（戈直：《贞观政要序》），还被当作皇家子弟的学习教材。
唐宪宗李纯、唐文宗李昂、唐宣宗李忱是晚唐稍有作为的君主。他们都注重研习《贞观政要》，从中汲取施政经验。元和四年（809），宪宗仿《贞观政要》体例又编撰《君臣事迹》14篇，记上古以降历代圣君贤相之事。唐宣宗曾“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唐朝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也很推崇这部书籍。元朝皇帝曾多次提起《政要》一书，并请当代儒臣讲解书中内容。明朗规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每天中午都请侍臣教授《政要》。明宪宗朱见深特别注意《政要》的刊行工作，亲自为之作序，以示推崇。清朝康熙、乾隆皇帝都很熟悉《政要》内容，并且十分仰慕“贞观之治”。乾隆皇帝说：“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
《贞观政要》在国外也很有影响。约在九世纪前后，这部书就传到了日本，并立即引起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的注意。镰仓时代，1205年博士菅原为长专任讲官，为幕府讲解《政要》，对当时日本政局影响很大。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在15年颁布的《禁中并公家法度》十七条中，第一条就规定天子必读《贞观政要》，以“明古道”。此后，《政要》一书在日本得到了广泛流传。
第二十四章王维吴道子周昉第一节王维王维（701—761）字摩诘，祖籍太原祈（今属山西）人。因父处廉终官汾州司马，徙家于蒲州（今山西永济西南），遂为河东人。从小天资聪明，九岁时即能写文章，十七岁时写了一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脍炙人口，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②这首诗成为千古传诵的佳句，显示了王维超群的才华。
青少年时的王维不仅以文章知名，还擅长音乐，尤善弹琵琶。据传开元九年（721）春，岐王把他引荐到公主家，在公主面前用琵琶弹奏一曲，名《郁轮袍》，“声调哀切，满座动容”，大受公主称赏。又进诗若干首，都是人们素所诵读的诗篇，更令公主称奇。公主遂召试官至第，举荐他为解头，一举进士登第。③王维同唐室亲王交往较多，并很被看重。宁王李宪乃玄宗长兄，曾让太子位给玄宗，倍受玄宗尊宠，一时贵盛。一次宁王见一卖饼者之妇，长得“纤白明媚”，十分喜欢她，便给饼师很多钱，把她纳为妾，宠爱无比。过了一年多，宁王问她还想念饼师吗？并接来了饼师。她见了饼师后，“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在座的十几个宾客，皆是有名文士，见此“无不凄异”。宁王让大家赋诗，王维才思敏捷，最先赋成，诗云：“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诗以春秋时代息夫人的故事来讽咏眼前这位无人身自由的妇女的遭遇，于是宁王乃将她归还饼师，“使终其志”①。王维通过吏部释褐试，授官太乐丞，正是用其所长。后因擅自令舞黄狮子而被出。黄狮子舞是天子所用乐舞，王维擅自令舞是越格，被出为济州司仓参军。
开元十四年（726年）春，王维离开济州，来到洛阳候选。时韦抗知选事，见王维才学过人，遂辟举他到朝廷任职。②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张九龄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维献诗《上张令公》、《献始公》二首，受张九龄汲引，拜官右拾遗。开元二十五年（737）转为监察御史，出使河西。翌年秋，回到长安。开元二十八年（740）曾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选事。天宝三至四载（744—745）任左补阙，迁库部郎中。这时，其母崔氏病故。王维平时以孝闻名，在居丧期间，他“柴毁骨立，殆不胜丧”。除服后，拜吏部郎中。天宝末年，为给事中。③至德元载（756）六月，安禄山叛军攻陷潼关，唐玄宗仓皇逃往成都，王维扈从不及，为叛军所俘获。他故意服下泻药，并假装喑哑。安禄山素知其才，把他迎置洛阳，拘留在普施寺中，强授伪给事中。一次安禄山于凝碧宫宴会群伪官，召梨园弟子奏乐。时国破沦丧，梨园弟子个个哀叹流泪不止，无心奏乐。乐工雷海清更是不胜悲愤，扔下乐器，向西恸哭。安禄山恼怒，①本节材料凡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作注。
②《唐诗纪事》卷十六。
③《太平广记》卷一七九。
①《唐诗纪事》卷十六。
②参见王勋成《王维谪济州参军年月及行踪考》，《兰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③参见杨军《王维生平的若干问题》，《西北师范学院报》，1986年第1期。把他绑在戏马殿前支解而死。王维听到此事后很悲恻，便写诗道：“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①表达了他对唐廷的眷念之意。
至德二载（757）十月，官军收复了东都。王维以受伪官与郑虔等皆被囚禁于宣阳里杨国忠旧宅。宰相崔圆知王维等三人善画，遂召王维等三人于其私第作壁画数幅。当时崔圆功勋很大，王维等人望其救解，故“运思精巧，颇绝其能”②。后肃宗返回长安，凡朝官受安禄山伪官者，据情节不同，分六等治罪，王维被定为三等罪。因肃宗曾读过他的《凝碧诗》，嘉奖他的忠诚。其弟王缙时任刑部侍郎，又请求以己官为兄赎罪，肃宗特加宥免，贬为太子中允。乾元中（758—759）迁任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不久再迁给事中，转尚书右丞。③王维以弟王缙久任蜀州刺史，不能入为京官，于是上表朝廷说：“己有五短，缙有五长，臣在省户，愿归所任官，放田里，使缙得还京师。”朝廷没有怪罪他，过了很久，才召王缙为左散骑常侍。
王维兄弟都奉事佛道，平时常吃蔬食，不吃荤腥。到了晚年，则长年吃素食，不穿文彩锦绣衣服。他曾得宋之问的蓝田别墅，在辋口（在今陕西蓝田县境），绿树环绕房舍，为风景胜地，有华冈、欹湖、竹里馆、柳浪、茱萸沜、辛夷坞诸景点，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又将诸友聚集在其田园所作的诗搜集成编，号《辋川集》。王维在京师多与名僧来往，每日施舍给几个名僧饭食，“以玄谈为乐”。他在京师的居第，只有茶铛（煮茶器皿）、药臼、经案、绳床而已。每当退朝之后，则点起香，独自一人静坐，以诵读经书为事。妻亡三十多年，也不再续娶，又无子女，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
上元二年（761），王维病卒。终年六十一岁。在临终之时，王维忽然索求笔墨，写信与在凤翔的王缙诀别，还与平生亲故写了数张诀别书信，其中内容“多敦励朋友奉佛修心之旨”，写完搁笔而死。
王维卒后不久，唐代宗因爱好文学，对宰相王缙说：“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王缙上奏说：“臣兄开元中诗百千余篇，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亲故间相与编缀，都得四百余篇。”于是将王维诗篇上奏。
王维多才多艺，又工草隶书法，尤其以诗画著称。他是盛唐诗人的代表。王维长年在京师做官，又多与亲王贵主交接往来，文名盛极一时，被公认为开元、天宝时期的文宗。①他擅长五言诗，又因他精通音乐，故其所作五言诗容易合乐，传播既广，声名亦高。王维写的近体诗，严守声律，意态豪放，他写的风景诗多是情景并胜。殷?兰鬯?氖?担骸拔??切愕餮牛?庑吕磴??谌??椋?疟诔苫妫?蛔忠痪洌?猿龀＞场！雹谕跷?谛词?募记缮嫌凶藕芨叩某删停??捎谒?邢??菔赖乃枷耄?谄洳簧偈??校??刑颖芟症?《明皇杂录·补遗》。
②《新唐书》卷二○二《郑虔传》；《太平广记》卷一七九。
③《旧唐书》卷一九○下《王维传》。两《唐书》本传皆云迁太子中庶子，按唐制分左、右庶子，无中庶子之官名。中疑为左或右之误。
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287页。
②《唐诗纪事》卷十六。
实的消极因素。因此，在文学史上称他与孟浩然同为“隐逸诗派”的代表人物。王维爱慕他人诗文中的佳句，往往直接引入自己的诗文中，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文苑英华》集中的诗句；“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又是李嘉之祐诗句，故有人称“王维好取人嘉句”①。唐代宗对王维的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批答王缙进集表手敕》中说：“卿之伯氏，天下文宗，经历先朝，名高希代时论归美，诵于人口。”到了唐朝末年，梨园弟子仍相沿唱王维绝句，足见其影响之深。
王维在绘画上也很有成就。他首创破墨山水画之体，务求淡雅。其画的山水松石“■似吴生，而风标特出”。他在长安千福寺西塔院的掩障上作了两幅画，一画枫戍，二图辋川，画的“山谷郁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栩栩如生，妙笔传神。他对自己的绘画非常自负，常自题诗云：“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他又在慈恩寺东院，与毕庶子、郑广文各作一壁画，时号“三绝”。他还在庾右丞住宅的墙壁上画了一幅山水画兼题记，“其山水松石，妙上上品”②。王维所创作的富有诗意的“文人画”，以后从者渐多，对他的评价也更高。宋代名家苏轼说：“吴生（道子）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像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称为南宗（文人画）之祖。
王维不仅有丰富的绘画知识，还精通乐律。有人在长安照国坊庾敬休的屋壁上画了一幅奏乐图，王维仔细看完之后，不觉笑了起来。有人问他为何发笑，他说：“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迭第一拍。”人们还不尽相信，好事者召集乐工验证，“一无差谬”①。
苏轼在《书摩诘蓝田风雨图》中对王维的诗与画评论说：“观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②这确实恰如其分地概括了王维诗画的艺术成就和造诣。
①李肇：《国史补》卷上。
②《太平广记》卷二一一引《唐画断》。
①《唐国史补》卷上。
②《东坡题跋》卷五。
第二节吴道子吴道子，又名道玄（玄宗召入禁中后所改），东京阳翟（今河南禹县）
人。盛唐时期的杰出画家，生卒年不详。少年时孤苦穷困，起初曾从书法大家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未能成功，后遂发愤改攻绘画，渐渐掌握了绘画的妙法。③由于他的刻苦好学，年未弱冠之时，已“穷丹青之妙”④。
景龙三年（709），韦嗣立擢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封逍遥公。
这时吴道子在其属下任小吏。他“好酒使气，每欲挥毫，必须酣饮”⑤。后来，又任瑕丘（今山东兖州）县尉。约在开元初年，吴道子不再做官，开始“浪迹东洛”。由于他能“穷丹青之妙”，在画坛上有些名气，不久即被唐玄宗召到京都长安，入内供奉，充任内教博士，并命他“非有诏不得画”。后官至“宁王友”①。
吴道子入内供奉之后，多在宫中作画，有时也随从玄宗巡游各地。一次，他随驾去东都洛阳，会见了将军裴旻和书法家张旭，三人各自表演了自己的绝技：裴旻善于舞剑，当即舞剑一曲；张旭长于草书，挥毫泼墨，作书一壁；吴道子也奋笔作画，“俄顷而就，有若神助”。洛阳士庶，一时大饱眼福，人们都高兴地说：“一日之中，获睹三绝”②。后来，裴旻将军居母丧，请吴道子于东都天宫寺画神鬼像数壁，“以资冥助”。吴道子回答说：“废画已久，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励，获通幽灵。”裴旻听了，遂脱去缞服，如平时装束，走马如飞，剑在手中“左旋右抽”，忽地将剑抛向高空，距地面有数十丈，落地如电光下射。裴旻举起剑鞘，不左不右，正好插入鞘内。观者数千人，齐声喝彩。吴道子看了裴旻的舞剑英姿，一时灵感大兴，遂挥毫作画，“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这是吴道子一生的杰作，“得意无出于此”③。
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东封泰山，吴道子陪同前往。事后还至潞州（今山西长治），车驾过金桥，御路“曲折萦转”。玄宗见数千里间“旗■鲜洁，羽卫整肃”，心中非常兴奋，对左右侍从说：“张说言‘勒兵三十万，旌旗千里间，陕右上党，至于太原’。真才子也。”左右皆呼万岁。于是召来吴道子、韦无忝、陈闳等，命他们三人共同绘制《金桥图》。陈闳主画玄宗真容及所乘照夜白马，韦无忝主画狗马、骡驴、牛羊等动物之类，而桥梁、山水、车舆、人物、草树、雁鸟、器仗、帷幕等主题部分则由吴道子主画。《金桥图》绘成后，“时谓三绝”①。
天宝年间（742—755），一天唐玄宗忽然想起蜀中嘉陵江山清水秀，妙趣横生，遂命吴道子乘驿传赴嘉陵江去写生。到了嘉陵江，吴道子漫游江上，纵目远眺，此地好山好水，一幕一景地掠过，当时的体会与感受，便深深铭记在心上，并没有绘制一张草图。当吴道子游览了嘉陵江的山山水水之后回③夏文彦：《图绘宝鉴》卷十二。
④朱景玄：《唐朝名画录》。
⑤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①《图绘宝鉴》卷十二。
②《唐朝名画录》。
③《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①郑棨：《开天传信记》。
到长安，玄宗问他绘画的情况时，他回答说：“臣无粉本，并记在心。”玄宗命他在大同殿壁上绘画。吴道子不是将嘉陵江山水表面罗列一番，而是把握住嘉陵江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引人入胜的境界，即把这一带的山川壮丽优美与自然特色作了高度的概括，凝神挥笔一日而成，嘉陵江三百里的旖旎风光跃然纸上，玄宗看了啧啧称赞。在此之前，大画家李将军（思训）擅长山水画，也曾在大同殿壁上画嘉陵江山水，虽然画得也十分奇妙，但却“数月方毕”，不如吴道玄画得又快又好。因此，玄宗颇为感慨地说：“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玄一日之迹，皆极其妙也。”②可见吴道子画技高超，笔法娴熟。吴道子不仅善于画山水画，画动物也颇能传神。他在大同殿上曾画了五条龙，“麟甲飞动，每欲大雨，即生烟雾”，真是生龙活现。《卢氏杂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吴道子去访问某僧人，欲讨杯茶喝，但此僧对他不太礼貌。他很气愤，即请来笔砚，迅即在僧房墙壁上画了一头驴，然后离去。不料一天晚上，他画的驴变成了真驴，恼怒异常，满屋地尥蹶子，把僧房的家具等物都给践踏得乱七八糟，十分狼藉。这僧人知道是吴道子所画的驴在作怪，只好去恳求他，请他把壁上画涂抹掉。①以后则相安无事了。画上的驴变成了真的，固然是一种神奇的传说，但却反映了吴道子画动物具有传神之笔。
乾元年间（758—759），吴道子尚健在。卢稜伽是吴道子的门生，“乾元初，于殿东西廊下画行道高僧数堵”。后又在庄严寺三门绘画，“锐思张开，颇臻其妙”。一天吴道子见了卢稜伽的绘画，觉得他有很大的长进，酷似自己的笔法，于是惊叹说：“此子笔力，当时不及我，今乃类我。是子也，精爽尽于此矣。”②由于卢稜伽竭尽全力，呕心沥血地绘画，过了一个来月，即离开了人世。由此可知，乾元年间，吴道子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至于以后吴道子的生平仕履，因史籍失载，也就无从考证了。
吴道子长于山水画，他主画的《金桥图》令人拍手称绝。在他独自画《嘉陵江山水三百里图》的过程中，其绘画技艺更有所创新。唐人张彦远高度评价说：“因写蜀道山水，始创山水之体，自为一家，其书迹似薛少保（稷）。”③陈怀瓘也称赞“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神妙也，国朝第一”④。
吴道子酷爱绘画，具有巨大的创作热情，一生所作的壁画，仅在长安和洛阳就有三百余间，据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和段成式的《京洛寺塔记》等记载统计，总数也有百壁以上。在卷轴画方面，见于历代著录的有《明皇教授箓图》、《十指钟馗图》、《金桥图》、《朱云析槛图》、《群驴图》、《天王送子图》等一百五十多幅，真可谓洋洋大观了。
唐代佛教、道教都十分流行，宗教艺术也有长足的发展。因此，吴道子的佛画艺术有很高的成就。他在东、西两京寺观作壁画四十（一作四百）余间，而且“人相诡状，无一同者”。西京兴唐寺御注金刚经院、慈恩寺塔前面文殊普贤及西面降魔盘龙、小殿前面菩萨，景公寺地狱帝释龙神，永寿寺②《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①《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②《益州名画录》。
③《历代名画记》。
④《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中三门两神等，“皆妙绝当时”。吴道子画中门内神，圆光最在后，一笔而成。坊市老幼，每日有数百人“竞候观之”；及其下笔之时，“望者如堵”，只见他“风落电转，规成月圆”，围观的人群见他画技如此高明，“喧呼之声，惊动坊邑，或谓之神”①。他画的人物，使人感到“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②。可见，他画的人物形象鲜明，真切感人。他画人物，人体各部分比例十分精确。
吴道子所画的《地狱变相》是其代表之作。《东观余论》记吴道子在景云寺所画《地狱变相》时说：“视今寺刹所图，殊弗同。了无刀林、沸镬、牛头、阿房之像，而变状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不寒而慄。”既然画中无“刀林、沸镬”的恐怖的直觉形象来辅助画面的“阴惨”，那么作品中当然要有比神灵鬼怪等更能强烈地感动人心的力量。据景云寺的老僧玄纵说：“吴生（道子）画此地狱变成之后，都人咸观，皆惧罪修善，两市屠沽，鱼肉不售。”③其艺术效果如此惊人，足见吴道子在佛画艺术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吴道子在绘画艺术上之所以取得如此卓然超群的成就，是由于他刻意求新，勇于创作。《历代名画记》记载了他这样两句话：“众皆密于盼际，我则离披其点画众皆谨于象似，我则脱落其凡俗。”由此可见他在绘画艺术上不落俗套，大胆创新的精神。因此他的作品成为画师们所学习的楷模，绘画作品称为“吴家样”。故唐人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序》中品评了唐朝诸画家“近代画者，但工一物以擅其名，斯即幸矣，惟吴道子天纵其能，独步当世，可齐踪于陆（探微）、顾（恺之）。”①吴道子还弘扬绘画艺术，悉心教授弟子，把自己高超的技艺传给下一代，使绘画艺术后继有人。据《图绘宝鉴》和《历代名画记》记载，他的弟子很多，其中较知名的有卢稜伽、李生、张藏、韩虬、朱繇、翟琰等。韩虬“以丹青自污，学吴道玄，尤长于道释”。朱繇从师于吴道玄，也“妙得道玄笔意”。吴道子对弟子言传身带，不是让弟子们背诵口诀、研色等，就是让弟子们临摹他的画稿，或者依照他的吩咐去填染色彩。《历代名画记》便有这样的记载：“吴生（道子）每画，落笔便去，多使琰（翟琰）与张藏布色。”有时，吴道子作壁画时只描一个大概，其余便让弟子来完成，在洛阳敬爱寺中，吴道子所描的“日藏月藏经变”即由翟琰完成的。吴道子的绘画艺术对唐代的绘画有着深刻影响，他被画工尊为“师祖”、“画圣”。
①《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②《历代名画记》。
③《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吴道玄》条。
①《全唐文》卷七六三。
第三节周昉周昉字景玄（一字仲朗），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生卒年月不详。他生活于中唐时期。出身于“传家阀阅”之门，父祖曾任藩镇节制。长兄周皓受家庭尚武风气的影响，善于骑马射箭，随从名将哥舒翰西征吐蕃，在攻取石堡城的战役中，骁勇善战立了军功，因授任执金吾。①哥舒翰攻克石堡城事件发生在天宝八载（749年）六月，这时周皓的年龄当在二十岁以上。周皓是周昉的长兄，若以此来推测，周昉约生于开元（713—741）末年。
周昉自幼不尚武功，性好属文，尤其酷爱绘画。他孜孜不倦，刻苦钻研，“穷丹青之妙”。张萱是唐代著名的人物画家，以画贵妇人见称，而周昉“初效张萱画，后则小异”②。可见，他学绘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临摹，而是在绘画实践中有所变化。
周昉何时进入仕宦生涯，尚不清楚。据史载，大历（766—779）中，他任越州（治今浙江绍兴市）长史，郭子仪听说周昉善于写真，请他为其女婿赵纵侍郎画肖像。赵纵于大历元年十二月任工部侍郎，由此看来，大历初年周昉已官至越州长史了。③之后，周昉又任宣州别驾。据《新唐书·百官志》四载，上州别驾于肃宗上元二年（761）复置，德宗在位时（780—804）再次省去。可见，周昉任宣州别驾的时间是在上元二年至建中元年（780）之间。
唐德宗修造章敬寺，闻知周昉善画，命周皓再次召请周昉画章敬寺神像。时间大概是贞元年间（785—803）④。
至于以后的仕履情况，也就不得而知了。
周昉的绘画艺术造诣很深，技法精湛。他以善画仕女著称，又以画佛像见长。朱景玄曾给他以高度的评价，说他“佛像、真仙、人物、仕女皆神品”①。
周昉创作的仕女画，被人誉为“古今冠绝”。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御府共收藏了周昉的七十二幅作品，仕女画计二十八件，约占百分之四十。其中有《写武后真》、《明皇斗鸡射鸟图》、《杨妃出浴图》、《妃子教鹦鹉图》、《纨扇仕女图》、《烹茶仕女图》、《吹箫仕女图》等，既描绘了统治阶级上层如唐明皇、杨贵妃等生活情趣，也反映了下层侍女的生活情景，这些题材都如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方面，揭露了统治者饱食终日，闲散无聊的生活本质。他的这些绘画作品，都有鲜明的时代感，而且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高超的技巧。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终于成为一个卓越的仕女画家。宋代诗人黄庭坚看了他所画的《美人图》后题诗云：丹青有神艺，周郎能独兼。
图画绝世人，真态不可添。
这可以说是恰切真实的赞美了。②①《图绘宝鉴》卷二、《太平广记》卷二一三。
②《历代名画记》卷二。
③《唐朝名画录》、《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
④参见金维诺《周昉》，《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期。
①《唐朝名画录》。
②参见冯立《唐代长安卓越的仕女画家周昉》，《人文杂志》1982年第6期。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纨扇仕女图》是周昉的仕女画代表作。在这幅仕女画长卷里，通过几组人物的活动，刻画了宫廷生活的某些侧面。
其中有一组为四人，坐着的妃子现出了日长慵困的情景，一女侍轻轻摇扇，二女侍已为她准备好了梳洗妆具。这里所表现的是那妃子午睡初醒的一刹那情景，似乎妃子还在追忆着梦幻里的情景。那情态会使你浮想联翩：华贵的服饰，娇柔艳丽的风采，显示出她的恩宠；森严的宫禁消磨着她的青春，这只能使她依靠回忆、睡梦来消蚀她心头的郁闷。周昉不是简单地用愁苦的面孔来表现她的内心世界，而是用初醒犹凝神深思的一刹那，表现了妃子的郁闷心情，耐人寻味，这正是他颇具匠心的艺术手法所在。
周昉所画的仕女，是以体态丰厚，装束艳丽为特征的。张彦远说他的绘画“颇极风姿，全法衣冠，不近闾里，衣裳劲简，采色柔丽”①。元人汤垕说：“周昉善画贵游人物，又善写真；作仕女多秾丽丰肥，有富贵气。”这种艺术风格是与他所处的时代至为相关的。
周昉出生于开元末年，成长于天宝年间，出身于世代官宦人家的贵游子弟，经常出入于卿相之门，所接触的大都是贵族中的上层人物，很少接触闾里下层人物，这对他的艺术风格势必产生极大的影响，遂使他的艺术作品形成了一种健壮丰肥的时代风格。宋代人也作过这样的分析：“世谓（周）昉画妇女多为丰厚态度者亦是一弊。此无他，昉贵游子弟，多见贵而美者，故以丰厚为体。而又关中妇人纤弱者为少，至其意秾态远，宜览者得之也。此与韩不画瘦马同意。”②这种评论无疑是很中肯的。
画佛像，也尤为周幹所长。自魏晋、南北朝以降，佛教日益兴盛，道教也很流行。寺观遍及各地，故唐代的绘画艺术以反映宗教的内容居多。但这时候的绘画与过去的明显区别是，把佛典仪范宗教画，与以现实生活为范本的人物统一起来了，使作品能够从现实生活中吸取新的素材，因而赋予它们以蓬勃的生命力，周昉在这方面的艺术创造更为典型。①据记载，周昉曾在很多寺观挥笔作画。章敬寺、广福寺、胜光寺、禅定寺、上都水月观等寺观都有他的笔迹。宣和御府收藏了他的七十二幅画卷中，其中各种天王像、老君等神像计三十二幅，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唐人张怀瓘说：“今上都有观自在菩萨，时人云水月，大云西佛殿前行道僧，广福寺前面两神，皆殊妙也。”又说：“其画佛像、真仙、人物、仕女，皆神也。”②在画佛像中，周昉发挥了高度的艺术创造能力。《清河书画坊》记载，传闻他画的妇女像“目波澄鲜，眉无连卷，朱唇皓齿，修耳悬鼻”，不作纤弱娉婷的姿态。显然是周昉把宗教美术世俗化了。这也无疑促使绘画艺术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这方面，周昉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水月体。这种水月体是在上都有观自在菩萨画像中表现出来的，以笔法柔丽、形象端严而闻名，故后人称作水月观。张彦远说：“衣裳劲简，采色柔丽，菩萨端严，妙创水月之体。”③①《历代名画记》卷十。
②《宣和画谱》。
①参见冯立《唐代长安卓越的仕女画家周昉》。
②《太平广记》卷二一二。
③《历代名画记》卷十。
周昉的人物画也十分出色，写实技巧相当高。他的作品气韵生动，妙于以形传神，着重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大历（766—779）初年，尚书令郭子仪请人为他的女婿赵纵侍郎画像，先请著名画师韩幹，画完之后，大家都以为形象逼真，赞不绝口。又请长史周昉画了一张，大家又齐声称妙。二人当时都颇有名气，郭令公将两张画像并挂于墙壁上，反复比较，一时难以决定二者的优劣。这时正好赵夫人回家探亲，令公问她此画何人，她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是赵郎。再问她哪一幅画得逼真，她说两画都相似，后画者为佳。又问其所以，赵夫人说：“前画空得赵郎状貌，后画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言之姿。”由此，郭子仪才决定了以周昉画为优，当日送给锦彩数百匹。①这个故事说明，在人物写真上，韩幹只得其形似，而周昉却能得其精神姿质，画技更高一筹。它反映了周昉能够入微地揭示出人物的心灵世界，达到以形传神的境地，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周昉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一丝不苟的。在创作时，他反复琢磨，冥思苦想，“精意至于感通梦寐，示现相仪，传诸心匠，殆非积习所能致。故俗画摹临莫克仿佛”②。传说他任宣州别驾时，在禅定寺画北方天王，连日凝思，“常于梦中见其形象”，他的功力很深，故能达到以形传神的境地。也正因为他的人物画独具匠心，其他画师临摹他的作品，都难以相仿。
周昉虽然画技超群，名气很大，但他并不自以为是，而是虚怀若谷、认真地听取别人的意见。贞元年间（785—804），唐德宗召请他画章敬寺神。周昉初落笔时，撤去帷幕，任凭过往行人观看。章敬寺在长安都城通化门外，行人颇多，贤愚混杂。观众有的称赞他的妙处，有的指摘某处还似欠缺，七嘴八舌地评论其得失。周昉严肃地对待群众的评议，“随所闻改定，月余，是非语绝，遂下笔成之，无复瑕类，当时推为第一”③。章敬寺神像臻于尽善尽美的境地，这和他谦逊诚恳地对待群众的意见是密不可分的。
周昉还教授了一批弟子，传授自己的绘画技艺，培养和造就了一些造诣较深的绘画人才。太原人王朏，官至荆州刺史，从小喜欢绘画，师从周昉学画，与赵博文都是周昉的高才弟子。程修己也是周昉的得意门生。周昉任越州长史时，程即拜他为师，从周昉学了二十年。周昉呕心沥血，悉心传授绘画技巧，“凡画之六十病，一一口授，以传其妙”。终于使他成为一个著名的画师。唐文宗好古，召程修己于文思殿画竹障。他画的竹子栩栩如生，跃然障上，文宗啧啧赞叹，赐诗云：良工运精思，巧极似有神，临窗乍睹繁阴合，再盼真假殊未分。①程修己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正是周昉心血的结晶。
周昉的绘画作品不仅在国内颇负盛名，而且蜚声国外，对东方某些国家也产生了较深的影响，特别受到了新罗人的喜爱。贞元末年，新罗国有人于江淮，“尽以善价收市数十卷，将去”。据说，至今日本还保留有周昉风格的仕女画。可见周昉的绘画艺术在国外影响之大。
周昉的绘画对后世的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来绘画者学习的楷模。后来善于画佛画的吴筠，“天王笔法师周昉，颇臻其妙”，因其天①《太平广记》卷二一三、《宣和画谱》②③《宣和画谱》卷六。
①《太平广记》卷二一三。
王画能传神，到了元代，他的绘画别的已湮没不闻，“独天王传于世”②。善画仕女画的杜霄，也“得周昉笔法为多，尤工蜂蜨及曲眉丰脸之态，非风流蕴藉，有王孙贵公子之思致者未易得之”③。他也承继了周昉画仕女健壮丰肥的绘画风格。
周昉在绘画史上盛誉流播，往往见于名士诗篇中。晚唐诗人杜牧的《屏风绝句》云：屏风周昉画纤腰，岁久丹青色半销。
斜倚玉窗鸾发女，拂尘犹自妒娇饶。①周昉的绘画艺术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宋代米芾在其《画史》中把他与晋代的名家顾恺之、南朝的陆探微、唐代的吴道子三人并称为人物画的四大家。
②③《图绘宝鉴》卷二。
①《樊川文集》卷三。
第二十五章李白杜甫第一节李白①好任侠，喜纵横李白（701—762），字太白。据李阳冰《草堂集序》所记述：“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居绵州昌隆（今属四川江油）青廉乡。白父李客，不曾入仕，亦无文名。李白自幼读书，成绩卓著。其《上安州裴长史书》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这话虽未免夸大，但《新唐书》本传也说他“十岁通诗书”；《唐才子传》亦称“十岁通五经”。李白少时，好任侠，且喜纵横。魏颢撰《李翰林集序》、刘全白撰《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都称其“少任侠”。《新唐书》本传也说他“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从这些记载看来，李白自幼为学，便异于常人。此后交游，也多豪侠之士。
开元十三年（725），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沿江而下，到达江陵，结识司马承祯，甚被赏识。此后从江陵东下，历洞庭、庐山，到金陵，抵扬州。在安陆与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在湖北滞留较久。在这期间，李白也与当时的一般宦游士子一样，曾经多次投书长吏，干谒求仕。其后又西入长安，小隐终南。谋官不成，复返安陆。开元二十二年，到襄阳，谒见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此后数年之间，又与洛阳、太原、东鲁等地的道士、隐士交游，远近闻名。
天宝元年（742），李白奉诏入京，于翰林院中待诏供奉。这时李白结束了漫游生涯，暂作宫廷侍从。此后未见重用，又遭谗毁，于是一年以后，便上疏求去。天宝三载，又离京远游。
在这次远游中，李白结识了杜甫和高适，三人曾经周游梁（今开封）、宋（今商丘）。同时，李白又从北海高天师，求仙学道。
在这期间，李白前妻亡故，又再婚许氏，许氏亡后，又娶宗氏。这时身家多故，国家多事。李白一面求仙学道，一面企图为国建功。对于国家安危，颇多关切，虽然仍事漫游，已与过去有所不同。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发生，李白避居庐山。这时永王李璘出师东巡，邀李白入幕。至德二载，永王兵败被杀，李白被捕入狱。出狱之后，又被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附近）。乾元二年（759）于途中遇赦，乃沿江东还。至当涂，依李阳冰。宝应元年（762），病逝于当涂。《旧唐书·文苑传下》、《新唐书·文艺传中》均有传。
综观李白一生，正当唐皇朝由盛转衰之时，由于初唐、盛唐出现了“贞观”、“开元”之治，朝政相当开明，一般文人学者，多半积极用世。李白年少之时，也曾抱有建功立业之志，但时值开元之末，朝政已经大坏，张九龄被黜，李林甫擅权，是由盛转衰的开始。崔群《论开元天宝讽上皇甫鎛书》①本节材料主要参考书为新旧唐书本传，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本）和《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本），文中凡引上述资料，不再一一作注。
云：“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用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当安史之乱前夕，有些文人学者，对于时局，已甚不满，忧时念乱，已经形诸文字。但李白这时年轻气盛，尚多幻想，好任侠，喜纵横，误将开元季世当作晚周战国。其实，时与世异，任侠、纵横，都是行不通的。
李白这时又希望建功之后，退隐归山，排难解纷而不受赏，颇慕战国鲁连之风。但待诏翰林不久，便不为权臣所容，“权臣妒盛名，群犬多吠声”（任华：《杂言寄李白》）。这时李白对于现实的认识，才稍微清醒。
但李白在朝，为时甚短，对于朝廷、官场，虽粗知大概，而阅历尚浅，因此，他这时虽对现实政治有所批判，却不似萧颖士、元结等人之忧时念乱。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隐居、出仕，在李白胸中，一直是矛盾的。永王东巡，他应征入幕，完全出于用世、报国之诚。至于最高统治者的内部斗争，他根本不懂。由此而身陷囹圄，以至流放，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李白一生的政治抱负极大，但他的实际成就只在文学，诗与杜甫并称。
文名虽为诗名所掩，但有些文章，亦颇为世传诵。
积极用世，不恋荣名李白早年漫游期间，所作诗文，都充分表达了布衣文人的追求仕进之心。《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都是此时有代表性的文章。《与韩荆州书》有云：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所以龙盘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得脱颖而出，即其人焉。
这是一封干谒之书，也等于“毛遂自荐”。李白年少气豪，积极求仕，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与此篇类似之文，是《上安州裴长史书》，此文有云：白窃慕高义，已经十年。云山间之，造谒无路，今也运会，得趋末尘，承颜接辞，**度矣。常欲一雪心迹，崎岖未便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直度易水，不以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
这篇文章，不仅年少气盛，而且吐辞命意，颇似战国纵横家言。唐代的布衣文人，写过许多投书干谒的文字，但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作者的丫丫电子书，其内容和风格都有所不同。李白的这类文章，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既不同于王勃等人的“怀才不遇”，也不同于韩愈等人的“不平之鸣”，而是充分地体现着一种狂放不羁的个性。
李白写于这时之诗，与其干谒之文同一格调。例如《古风》之十：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鲁连之在战国，号称高士，为人排难解纷，而不受封赏。李白景仰其人，引为同调，这是他的生活理想：积极用世，却不恋荣名。
但李白这样的生活理想是不现实的，在他这段生涯中，虽然诗名大振，而投书干谒，并未见用。杜甫所谓“醉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恰可作为对他此时生活的写照。李白这时写的另外一些诗篇如《将进酒》、《襄阳歌》、《江上吟》、《梁园吟》等，也都倾泻了他的满腔愤闷之情。《将进酒》中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自是材不见用而发的牢骚；《襄阳歌》中所谓“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咸阳市中叹黄犬，何如月下倾罍”。也是借酒销愁的愤辞。
“醉饮狂歌”，放浪江湖李白待诏翰林之时，处于宫廷侍从的地位，又写过一些应制供奉之诗。
《宫中行乐词》数首，据《本事诗》所载，即应玄宗诏命之作。其遣词造语，显与前此之作不同。例如其三：卢桔为秦树，蒲桃出汉宫。烟花宜落日，丝管醉春风。笛奏龙吟水，萧鸣凤下空。君王多乐事，还与万方同。
时当开元之末，朝政正在由盛转衰，玄宗本人，也由一代明君，渐变为末代庸主。此时有识者已在忧时念乱，但李白初进宫廷，所见尚浅，应诏随笔，便写出了这类歌咏升平的诗篇。还有《清平调》三首，也是同样的作品。当然，李白虽处宫廷侍从的地位，他毕竟不同于“柔媚的词臣”。尽管写了这类歌咏升平的作品，与此同时，他也抒发了不同于一般侍从的情感。例如《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一诗，便表白了自己一贯的思想：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唯有君。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
隐而求仕，仕而后隐，这是李白选择的一条道路。虽在“幸陪鸾辇”、“身骑飞龙”、“直上青云”之时，他也没有忘怀归隐。
李白离开长安，再度漫游时期，由于对朝廷和官场有了一些认识，思想便发生了变化，作品也发生了变化。虽然这时阅历仍浅，却已看到世事之艰难。《古风》和《行路难》中的许多篇章，都比较深沉地表达了这个时期的情感，诗风也有所转变。例如《古风》第24首云：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像这样的内容，在李白过去的诗中不曾有过。他不仅揭露了中贵人、斗鸡者之飞扬跋扈、横行霸道，而且指斥了当朝天子。“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锋芒所向，显然在最高统治者，这样的语言，是很有深度的。
与此篇相似的作品，是《古风》第二首。其中有云：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淮阴市上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归去来！
这样的诗中充溢着不平和失望，与前期某些抱着幻想的作品大不相同。
李白此时写得更为慷慨激昂的诗，是《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其中有云：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这诗不仅更充分地抒发了对于自身遭遇的愤激和不平，而且讲到李北海、裴尚书之含冤被害，最后表达了决心与官方决裂的态度。“董龙更是何鸡狗”，“见此弥将钟鼎疏”，如此云云，说明李白此时对于朝廷、世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样的作品，比从前所作，显然也更有深度了。李白在此后漫游的过程中，写出了大量的“醉饮狂歌”的作品。这些作品，和前期的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也更有深度。如《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在这里，“昨日之日”的豪情壮志，“今日之日”的愤激忧愁，对比之下，已无法排遣，于是放浪江湖，也就成为必然的出路了。在他过去的诗中，虽然也曾讲过“功成身退”的话，那是以“高士”自居，功成而不受赏；而此时此刻，则是功未成而志不遂，心烦意乱，愤而远游了。
李白退居庐山之时，又有《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求仙学道，在过去的作品中，曾经不断出现；而在这首诗中，也比过去更为现实，成了解脱苦闷的唯一的出路。从“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来看，李白此时颇似真有遗世不顾之意了，但可惜的是他终于受命永王李璘，以致成为终身之憾。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李白入幕永王，曾经抱有幻想，这时他又以谢安自比，以鲁连自期。《永王东巡歌》之二云：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这里以谢安自比，虽然拟非其伦，但李白的“大济苍生”之志，始终不渝，亦于此可见。
更能表明李白此时思想的，是《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一诗：月化五白龙，翻飞凌九天，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宫阙，皇舆成播迁。英王受庙略，秉钺清南边。云旂卷海雪，金戟罗江烟。聚散百万人，弛张在一贤。霜台降群彦，水国奉戎旃。绣服开宴语，天人借楼船。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
这里称永王李璘之受诏出师为“英王受庙略”，说自己之被征入幕为“如登黄金台”，篇末且有“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之语，李白一心报国的思想情感在这里表露无余了。当然，“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功成而身退，这也是他一贯的思想。但可惜的是，这一切都未能实现。他对于当时统治上层的矛盾似乎一无所知，对于前途的估计过于乐观。
但为时不久，李璘兵败，李白入狱，随后又被流谪夜郎。他这时有《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首长诗，叙事抒怀，沉痛之至。其中有云：仆卧香炉顶，飡霞嗽瑶泉，门开九江转，枕下五湖连。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这里说的“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似与前面讲的“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云云，有些矛盾；但“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当是事实。“辞官不受赏”的思想，也是始终如一的。此诗最后又云：五色云间鹊，飞鸣天上来，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暖气变寒谷，炎烟生死灰。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旌旆夹两山，黄河当中流，连鸡不得进，饮马空夷犹。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被赦放还，李白自然是高兴的。但他此时不仅庆幸自身遇赦，而且仍在关怀国家安危。“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他的忧虑还是很深的。
李白被赦放还之日，还写了《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一诗，其中说到“得罪岂怨天，以愚陷网目”，这话似较为清醒。其中又说到“大驾还长安，两日忽再中，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寄言息夫子，岁晚陟方、蓬”云云，似乎更有所醒悟。对于进用不抱希望，对于仕途亦有戒心，则弃剑而学丹砂，也就是唯一的出路了。诗中不再讲功成身退的话，此亦李白诗歌内容的新的变化。
对于李白晚年的遭遇及其作品，前人多所评论，与李白同时的杜甫，对他的遭遇是最同情的。其《梦李白二首》之二有云：“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无辜受累，而名传千秋万岁，这话不仅出自友情，而且是至公至当的。
宋人诗话之评李白者，于其晚年，毁誉参半，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蔡宽夫诗话》所论，较为持平。其言曰：太白之从永王璘，世颇疑之，《唐书》载其事甚略，亦不为明辨其是否，独其诗自序云：“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然太白岂从人为乱者哉？盖其学本出纵横，以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东巡歌》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亦可见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广，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难。议者或责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萧颖士察于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这里对于李白晚年入幕永王以致被罪一事的分析，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李白一生所作诗文甚富，丧失亦多，在他生前，曾以所作嘱托王屋山人魏万（又名颢）编集，“尽出其文，命颢为集”（魏万：《李翰林集序》）。其后李白流放夜郎、遇赦而还之时，遇到江夏倩公，又曾将他“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最后，李白将终之日，又托李阳冰编辑其集，李阳冰《草堂集序》有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殛，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太白草堂集二十卷》，称“李阳冰录”，当即根据李阳冰所编之本。李白的“千秋万岁”亦赖此而得传。
第二节杜甫在群星璀璨的盛唐诗坛上，杜甫是与李白齐名的另一伟大诗人。
家世和早年壮游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河北），曾祖父杜依艺为巩县令，遂居巩县（今属河南），杜甫于玄宗先天元年（712）生于巩县。远祖杜预是西晋名将，又是注释《春秋左氏传》的学者。祖父审言，是武则天时代的膳部员外郎，与沈佺期、宋之问齐名的诗人。父亲闲曾任兖州司马，终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杜甫对这个“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又有诗歌创作传统的家庭，是很引为骄傲的。母亲崔氏，在杜甫年幼时就故去。崔家也是有名望的世家大族，所谓“舅氏多人物”，“吾舅尽知名”，他一生中曾多次和亲疏不等的舅父、表弟相遇。
杜甫自称“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到十四五岁，就“出游翰墨场”。杜甫少年时期有机会受到各种文化艺术的熏陶，这对他日后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例如他五六岁时在河南郾城看过舞蹈家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后在洛阳尚善坊的岐王李范宅里，遵化里玄宗宠臣崔涤堂前，听过李龟年的歌声；在洛阳北邙山顶玄元皇帝庙里欣赏过画圣吴道子画的五圣尊容、千官行列，这在他以后的诗歌创作中都有所反映。当时社会名流崔尚、魏启心看到他习作的词赋，夸奖他有班固、扬雄之风。还有李邕、王翰这样的长辈也屈尊来访问他。看来他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并不是吹牛。
杜甫生当“开元全盛日”，当时农村经济繁荣，交通也很发达，所谓“九州道路无豹虎，远行不劳吉日出”，许多积极追求功名的青壮年读书人中，盛行着全国漫游的风气。杜甫从二十岁左右到三十五以前，也曾经三次出游。第一次是南游吴越，江浙的山水人物，引发他无限想象。开元二十四年（736），他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失败了，于是他又带着蔑视考功郎的傲气，与苏源明等一起，到齐赵平原，作第二次漫游。大概这时他父亲正在兖州做司马，他在齐赵一带过了四五年“裘马轻狂”的“快意”生活，也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几首诗：《登兖州城楼》，是省侍父亲于兖州时的作品；还有《画鹰》、《房兵曹胡马》两首，以青年人的热情歌颂了雄鹰和骏马；还有一首《望岳》，更是其中的杰作，结尾的两句是流传千古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流露了诗人少年时代不平凡的抱负。
天宝三载，杜甫在东都遇到了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大诗人李白。同年秋天，李白和杜甫同游梁（今开封）、宋（今商丘一带），会见了诗人高適。这是第三次漫游。他的《遣怀》诗说：“忆与高李辈，论交入滔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天宝四载，他在齐鲁又与李白相见，在饮酒赋诗之外，又讨论了炼丹求仙，而且共同访问了兖州城北的隐士范野人。两人还互赠了诗篇。杜赠李的诗说：“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赠杜的诗说：“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两人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面。
杜甫一生引为“快意”的读书游历时期，到三十四岁就结束了。
困守长安的十年天宝五载（746），杜甫“西归到咸阳”了。这时长安浪漫游乐风气尚未过去，汉中王府、郑驸马宅等贵族达官第宅都向他开过门。但他来长安的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参加科举考试，谋取官职。这时当权的宰相，正是以妒贤忌能、阴险奸诈著名的李林甫。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诣京师就选。李林甫以为草野之士猥多，恐有俚言，污浊圣听。结果，这一年的科试中，布衣之士，无有第者，李林甫为了掩盖自己的恶劣行径，又表贺皇帝“野无遗贤”。在这种情况下，杜甫当然也无由仕进了。
此后，杜甫生活日渐贫困。“卖药都市，寄食友朋”，也难免饥寒交迫。明知干谒可耻，也不得不向一些达官贵人投诗乞怜。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里，他一面陈述致君尧舜的抱负，同时也倾诉了干谒权贵的悲愤与辛酸：“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天宝十载（751），玄宗在正月内连续三天举行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天地三个盛典，杜甫觉得这是展现他诗赋才华的机会，献了《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宰相出题，在集贤院考试他的文章。哪知召试的结果，只是说他“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只给了一个候选官吏的资格。到天宝十四载（755），才补了一个河西尉的小官，他不乐就职，又赐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
十年困守长安的生活，虽然备受饥寒疾病之折磨，却使他认清了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贵族的腐化面目，对广大的士卒人民的苦难，对国运的危机，也有了越来越深广的感受和认识，在揭露穷兵黩武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兵车行》里，他愤怒地指责：“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在讽刺杨氏兄妹奢侈荒淫生活的《丽人行》里，他鲜明地点出：“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最后，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长诗里，他总结了自己一生的思想生活道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一生的政治抱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他一生忧乐爱憎的基本倾向。所以当他中夜离京城，凌晨过骊山，听见君臣们通宵达旦的歌舞的声音，便向那些享有“赐浴”、“与宴”特权的达官贵族们，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向那些享受着轻歌曼舞、珍肴美味的“神仙”们，大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最后他自己的那个“十口隔风雪”的家庭也发生了“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的悲剧。这时他还不知安禄山已经起兵范阳的消息，却给大唐皇朝的政局画出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
从陷贼、脱险到为官、弃官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起兵范阳，十二月攻下东京洛阳，次年六月，攻下潼关，玄宗匆匆奔蜀，长安沦陷。这个时候，杜甫正带着妻子儿女从奉先北上三川，到了鄜州（今陕北富县），听到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及时安顿了家属，就“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被驱赶回长安。他目睹沦陷后的长安面目，写了一系列“诗史”名作。
当杜甫从旁探知房琯所帅的官军在陈陶斜战败的消息，写了《悲陈陶》，记载了“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的景象。《月夜》一诗中，他留给我们千古难忘的诗句：“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写出了千古以来战争中妻离子散的悲哀。他还写了人人都熟悉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首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从长安逃到凤翔，见到了唐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任命他为左拾遗。他这个入仕不满一年就逢战乱的小官，能够担任这个天子近臣的谏官，心里是非常激动的。“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他半生以来抱着“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愿，现在觉得自己致肃宗于尧舜的时机到来了。但是任拾遗不到一月，就遇到肃宗罢房琯宰相之职的大事，他上疏营救，说房琯“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肃宗因为听信贺兰进明的挑拨，以为房琯只忠于玄宗，不忠于自己，就把杜甫交三司推问，幸而新任宰相张镐、御史大夫韦陟出来说：“甫言虽狂，不失谏臣体。”才免予刑事处分，只下了一纸墨制，叫他回鄜州探家。这次回家，他写出了《北征》、《羌村三首》两篇杰作。
《北征》是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相媲美的杰出长诗，全文七百字。杜甫从凤翔出发，在黄土高原上大概走了十天半月，开始是“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末了又是“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更使人惊讶的是写他到家与妻子儿女相见后那段最真实的素描，把一系列家庭生活的小镜头，插在万方多难的时代画卷里。《羌村三首》是与《北征》互相映照，互相补充的名作。其中写邻居父老持酒来慰问自己的动人场面：“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当杜甫在羌村短暂休息的时候，唐皇朝的官军和回纥的骑兵，在郭子仪率领下，于九月收复了长安，十月收复了洛阳。肃宗还长安，十一月杜甫也从鄜州带着家眷回长安，继续任左拾遗之职。
本来杜甫在回鄜探亲时已敏感到肃宗对自己的疏远，但他未必觉察到已被投闲置散的房琯仍然是肃宗的眼中钉，更不会觉察到肃宗及其心腹李辅国等人正在罗织所谓“房党”，包括贾至、严武、刘秩、杜甫等。所以乾元元年春天，他还与王维、岑参一起写了《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的颂圣诗。不料当诗人们唱酬之声犹在耳边时，贾至就首先被贬出朝做汝州刺史去了。六月，肃宗就下诏贬房琯为鄜州刺史，刘秩为阆州刺史，严武为巴州刺史，杜甫也同时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
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率师北上，讨伐安庆绪，出师不久就取得渡黄河、围邺城的胜利。杜甫在这年冬天来到离前线不远的东都，一方面探视洛阳东偃师土娄庄的故居，一方面就近探问官军围攻的消息。第二年春天，他听说邺城不日可得，非常兴奋地写下了一首长诗《洗兵马》，开端写出大快人心的胜利形势，结尾又描绘“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鼓励前线战士迅速攻下邺城，退伍还乡，帮助妻子春耕播种。诗人在喜胜利、颂中兴、望太平的时候，又特别语重心长地加上“独任朔方无限功”的建议，针对肃宗命九节度出师之时没有立元帅，唯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的错误，有所规谏。此外，他还怀着重重的隐忧：“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表面是称颂肃宗对太上皇克尽孝道，实际上是针对李辅国、张良娣等人离间玄宗、肃宗父子的阴谋敲起警钟。
然而，就在朝野上下都在等待着官军收复邺城，生擒安庆绪的时候，在乾元二年三月三日，唐朝的六十万官军就因为没有统帅，在邺城外围遭到了一次奇耻大辱的大溃败。郭子仪率朔方军退守河阳。
杜甫也就在东京兵荒马乱中，经新安、石壕、潼关，回到华州。一路上目睹官吏们不顾百姓死活，处处强迫征兵拉伕，只听见妇孺老弱在倾诉、啼哭，同时他也看到不少人民积极支援官军。这一次途中见闻，给他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写成了六首“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组诗，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的不朽名作。这六首诗不仅写出人民为战争付出的代价，而且写出人民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的精神。
回到华州，旱灾的威胁就开始了：“飞鸟苦热死，池鱼涸其泥。万人尚流冗，举目惟蒿莱。”老百姓在天灾加战争负担双重压迫下毫无活路，杜甫这个小官也一筹莫展，这年七月，他只得弃官不做，带着家小远走秦州（今甘肃天水），另谋生路。他弃官的原因不止是逃荒。从九节度之师溃败以来，他早已看出肃宗小朝廷已经无法容纳正言谠论，纲纪已乱，“庸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
杜甫到秦州曾打算在东柯谷、西枝村觅一块隐居之地，但是这个羌胡杂居，吐蕃势力又不断扩张的地方，他无法久住下去。不过在秦州居留的三个多月中，却在他诗卷中增加了不少边塞题材的新作。例如：“州图领同谷，驿道出流沙。降虏兼千帐，居民有万家。”（《秦州杂诗》）“一县蒲萄熟，秋山苜蓿多。”“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寓目》）到十月，他怀着“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的念头，又领着全家南下同谷（今甘肃成县）了。可是奔波了几十天，到同谷后，竟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这种种惨痛经历都写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里。在同谷住了一个多月，又在十二月一日起程赴成都。
从秦州到同谷、又从同谷到成都这两段路程中，杜甫曾有计划地写了二十四首纪行诗，每段十二首，记述了自己一步步走过来的山川胜迹的真实面貌。前段十二首记述陇西到陇南山川中，《青阳峡》的高峰深谷最为突出。而后段十二首写跨越陇、秦、蜀三省的奇山大川，更胜前段。写同谷东南的《木皮岭》，他惊叹：“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到嘉陵江上的《水会渡》，则见：“大江动我前，汹若溟渤宽。篙师暗理楫，歌笑轻波澜。”而汉中略阳县的《飞仙阁》，竟是：“土门山行窄，微径缘秋毫。栈云阑干峻，梯石结构牢。”到川陕交界的《五盘》：“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入川以后，更见《剑门》：“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两崖崇塘倚，刻画城阁状。一夫怒临夫，百万未可傍。”显出了无比雄奇的山势。
回顾这一年，《发同谷》诗里有一句总结：“一岁四行役”，赵次公注说：“一岁之中，自东都而趋华，自华而居秦，而赴同谷，自同谷而赴剑南。为四度行役也。”可以说这是他艰苦奔波的一年，也是他思想变化最大的一年，更是诗歌创作空前丰收的一年。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
在关辅饥荒，中原再乱的年代，成都以“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的繁华都市面目呈现在杜甫面前。他全家初到成都，是寄居在一座僧徒寥落的古寺里，靠着“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全家人的生活不仅可以暂时维持，而且从第二年就开始经营浣花溪西岸的草堂住宅了。《卜居》诗：“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蜒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沈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入小舟。”在战乱中奔波多年的杜甫，总算有了个栖身之所了。他卜居初定，就一面忙着种树、种竹、种菜，一面还得为完成营建工程，到蜀州、新津、青城等外县去访问乞贷于亲友，他步行或乘舟来往，无意中就写成了不少怡情适意的小诗：“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榉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可惜，好景不长，上元二年五月，他草堂边的一棵有两百年寿命的柟树被暴风连根拔起，更不幸的是同年八月，他新建的草堂又遭一场暴风，“卷我屋上三重茅”，使他全家“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他在不眠的长夜里，不禁从自家的苦难想到天下无数流离失所的人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同年十二月，老友严武由绵州刺史升任兼管东西两川的节度使。上元三年（762）春夏，杜甫和严武往来互相访问不止一二次，在唱和诗篇中，严武曾劝他出来做官，他则希望严武能理解自己疏懒的个性。同年四月，玄宗、肃宗父子两人相继去世，代宗即位，七月召严武入朝。杜甫亲自送严武到绵州奉济驿才分手，不料这时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就在成都发动了叛乱，严武被兵阻出不了剑门，杜甫也回不了成都，只得转到梓州，依靠李梓州、严二别驾等新朋友。八月，徐知道的叛乱被高適镇压下去，但动乱未止，杜甫只得把家属移到梓州来，并打算离东川，投三峡，赴西京。
中原战局这时大有好转，代宗即位后命长子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讨伐史朝义，大胜敌军。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被迫自杀，河南河北各州全部收复。消息传到梓州，杜甫高兴得热泪横流，写了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是他“平生第一快诗”，末两句尤其写出他当时归心似箭的激情。但是，当时他全家逃难在梓州，要回乡谈何容易，这一年在他诗集中只见他送朋友一个个“下峡”，“归京”，“入朝”；也仍然“自怜犹不归”。这一年高適任剑南节度使。吐蕃兵入大震关，代宗出奔河南陕州，高適率兵临吐蕃南境，欲牵制其主力，师出无功，致松、维等州相继陷没。朝廷不得已，只得重派严武入蜀。杜甫得知严武重来的消息，喜出望外，于是在广德二年（764）春天，又从阆州领着妻子赶回成都：“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三月回到成都，严武就启奏他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回到草堂，“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他本有一番修饰环境的打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远近的邻居朋友也想一一相会，但一入节度使署，就进入练兵备战的气氛中，“公来练武士，欲夺天边城”。七月，严武亲临前线写了《军城早秋》的诗，九月，杜甫写了和诗，赞美严武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盐川的胜利：“已收滴博云间戍，欲夺蓬婆雪外城。”他在幕府半年，“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生活拘束，与同僚之间亦难免有“分曹失异同”的不愉快纠纷，于是在永泰元年（765）正月三日辞幕府归浣花溪。四月严武病卒，杜甫在成都无所依靠。五月就携家沿岷江东下，有《去蜀》诗：“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世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
杜甫随着东下的小船，五月到嘉州，六月到戎州、渝州，七月到忠州，秋天到云安。他的消渴病，又兼疟疠犯了，遂馆于严明府之水阁，过了一冬春。大历元年（766）移居夔州白帝城。同年秋，从成都调来夔州任都督的柏茂琳到任，对他“频分月俸”，又不时派园官给他送些瓜菜。大历二年三月，他在夔州瀼西买了四十亩果园，还带有“茅斋**椽”，柏氏又委托他代管东屯稻田百亩，生活比过去富裕一些了。在不到两年时间中，他写下了四百多首诗，不仅数量上达到**，诗的内容形式也颇具特色。他回忆、反思了自己前半生生活经历和创作历程，写了《壮游》、《昔游》、《往在》、《遣怀》等自传性的长篇，历史的光明与黑暗与自己的爱憎倾向融合在一起，酝酿出无限的沉痛与辛酸。他仍然是“穷年忧黎元”的诗人，但他晚年的诗除描述“千家野哭”、“万国征戍”而外更特别关心人才，特别是能拨乱反正、真正忧国爱民的人才，他说：“天地则创痍，朝廷当正臣。异才复间出，周道日维新。”读了元结《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以后无比激动：“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稍安可待矣。”赞美做梁州刺史的李勉：“■公制方隅，迥出诸侯先。封内如太古，时危独肃然。”再读他的《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八哀诗》、《寄韩谏议注》等诗，可以看出他的人才观，眼光独到，胸怀博大，他对同时代人的评论与新旧唐书史臣的见解大有出入。他还写了不少夔府景物、气候、风土、民生疾苦的诗篇。三峡景物正如他的两句诗：“江城含变态，一上一回新。”不仅一年四季的多变，就是雨、雪、雷、火、月，甚至八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夜的月他都有不同的观察和感受。人民生活方面，不仅注意“打鼓发船”、“负盐出井”的劳动男女，他甚至关心到儿童教育：“小儿学问止论语。”柏茂林派来供他驱使的“獠奴”为他“伐木”，“修水筒”，“修果树枝蔓”的种种劳动过程，他也用亲切感激的心情作了记录。对诗歌艺术，更用尽苦心。“陶冶性灵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为了探求七律这种形式的艺术表现力，他努力尝试了“拗格”这种既有较大难度，又有新的韵律的诗体十几首，有的又自注：“强戏为吴体”。他又有目的地写了三组组诗，扩大七律的题材领域。《咏怀古迹五首》融咏怀与咏史怀古为一体，七律中前所未有。《诸将五首》，环顾了西部、北部、中原、岭南、西南五个地区的国防形势，虽笔有褒贬，但深重的忧患意识仍是全组诗的基调。这是诗史，更是现实性很强的政论。至于传诵更广的《秋兴八首》，虽然可以“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两句概括他怀念旧国旧都的一般主题，但他思念的内容之深广繁复，举凡人事之兴衰，景物之变换，都让人觉得难以数言说尽。
“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
大历三年（768）正月，当“雪篱梅可折，风榭柳微舒”的早春季节，杜甫把去年所买的果园草屋一并赠给吴南卿，就全家登舟出峡了。下水船走得很快，“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无，曲留明怨惜，梦尽失欢娱。”融入山水的神话和历史，像一系列朦胧的意象，匆匆地在眼前消失了，新建为南都的江陵府就到了。江陵本来有郑审、李之芳和他比较亲近，郑任江陵少尹，李原任太子宾客，现任尚书，在夔州时就有诗歌互赠，杜集中那首最长的千字排律就是寄给郑、李俩人的。但是到江陵后，只见他们和杜甫多次雅集，饮酒赋诗，但他的家眷却过着“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的生活，后来，李之芳又病故，四川又发生兵乱，渐渐波及川东，江陵也非久居之地，“社稷缠妖氛，干戈送老儒”，只得南下公安，也只暂住了两个月，年底又漂泊到岳阳，写下了他的名作《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这年冬天，岳阳下了一场大雪，他又写了长诗《岁晏行》，写出“潇湘洞庭白雪中”，那些为“割慈忍受还租庸”而卖儿卖女的哭声，还有那些被私铸的铅锡假钱所欺骗的百姓的怒声和骂声。大历四年春天他又解缆南征，三月到潭州（长沙），虽然是一个“右臂偏枯两耳聋”的老翁，还能满怀高兴地游岳麓山道林二寺，接着他又南下投奔衡州刺史韦之晋，韦是他少年时在山西郇瑕认识的朋友，不料到衡州后，韦又调任潭州刺史，与他途中错过。不久，又传来韦之晋死于潭州的消息，他非常悲痛，又折回潭州。
大历五年（770）春天，也是杜甫在人间的最后一个春天，他在潭州写了好几首抒情诗：他追酬十年前高適赠给他的那首诗，情辞反复，哀悼高適，也是哀悼自己。他又与飞来舟中的燕子对话，茫茫有身世无穷之感。最为人们赞美的是《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时间跨度很大的小诗，饱含着无限今昔盛衰之感。
这年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杀死湖南观察使崔瓘，占据潭州作乱，杜甫全家又逃到衡州。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逃难，他的《入衡州》、《逃难》、《白马》、《舟中苦热遣怀奉呈阳中丞通简台省诸公》等诗中叙述了动乱的发生，与全家奔波逃难，以及衡州刺史阳济联合各郡讨伐臧玠的过程。
随后，杜甫又带着全家溯湘江而上，想去郴州投靠舅父崔伟，船至耒阳方田驿，江水大涨，无法前进，在此挨了五天的饿。耒阳县令听到消息，派人给他们送来牛肉白酒，算是没有饿死。杜甫写了《聂耒阳以仆阻水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来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对县令又是歌颂又是感谢。船既无法南行，只得返程北上潭州，等到秋天，先后写了《回棹》、《登舟将适汉阳》、《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诸诗都表明了他的小船离潭州后将北上襄阳、秦中。此后，直到冬天，老杜又写了《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是他卧病舟中，苦力挣扎，写成的一首绝笔之作。诗的发端以轩辕、虞舜将休止制律弹琴，比喻自己将停止写诗；诗的末尾以葛洪尸解、许靖难任，比喻自己将死于道路，无力远行；这些都是将死的哀音。“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水乡霾白屋，枫岸叠青岑。郁郁冬炎瘴，濛濛雨滞淫。”说明诗人在舟中最后看到的正是岳阳洞庭湖边冬雨中的景物。“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更清楚地说明这首诗写于大历五年的冬天。“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说明诗人此时还在关心着战乱中的祖国和人民。此诗写成后不久，他就死在这条船上了。家属把他殡葬在岳阳。四十三年后，他的孙子杜嗣业才把他的灵柩归葬河南偃师。并请诗人元稹作了墓志铭。元稹在墓志中高度评价了杜甫在诗史上的地位：“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第二十六章安禄山田承嗣第一节安禄山①家世和得宠安禄山（703—757）营州（今辽宁朝阳）人。其父可能是康姓胡人，母阿史德氏是个突厥巫婆。相传，其母多年不生育，便去祈祷扎荦山（突厥尊扎荦山为战斗之神），遂于长安三年（703）正月初一感应生子②，故名扎荦山。其父死得早，他从小随母在突厥部族生活。后其母改嫁于突厥将军安波注之兄延偃。开元初年，其族破落离散，他与将军安道买之子孝节，安波注子思顺、文贞一起逃离突厥，遂与安思顺等约为兄弟，从此即冒姓安氏，名禄山。③安禄山长大以后，性情残忍，狡诈多智，善于揣度人意，开始任诸市牙郎，史称他懂得九种民族语言。开元二十年（732），张守珪任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因盗羊，遭追捕者围打，他大声呼喊道：“大夫不欲灭奚、契丹两蕃耶？而杀壮士！”守珪见其言貌不凡，乃释放他，令其与同乡人史思明同为捉生将。安禄山骁勇过人，又熟谙山川形势，故每次出击，都能以少胜多，擒获不少契丹人，后因功擢为偏将。其后更是“所向披靡”，深受张守珪喜欢，被收为养子，并以军功加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①开元二十四年（736），安禄山任平卢将军，在讨伐契丹时失利，张守珪奏请朝廷斩首。此前安禄山入朝奏事，宰相张九龄对侍中裴光庭说：“乱幽州者，必此胡也。”这次作战失利，他遂提笔批示奏文说：“穰苴出军，必斩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唐玄宗看了批文说：“卿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便臆断禄山难制耶？”终未准奏。②开元二十八年（730年），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安禄山“百计谀媚”，又多出金钱贿赂其手下人，以结私恩。于是，张利贞入朝后极力为他美言，因授任营州都督、平卢军使、顺化州刺史。对过往的使者，安禄山暗中都加以贿赂，使者回朝后一再称赞他，逐渐受到了玄宗的青睐。天宝元年（742），分平卢为节度，遂以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天宝二载正月，安禄山入朝，玄宗倍加宠待，“谒见无时”。为了讨得玄宗的欢心，他谎奏说：去年七月，营州境内出现了害虫，蚕食禾苗，臣焚香祝天说：“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祇，愿使虫散。”忽然来了一大群红头黑鸟，霎时把虫吃得精光。安禄山讲得绘声绘色，煞有介事，玄宗以为他对己忠诚无二，于翌年三月，命安禄山代替裴宽兼任范阳节度使。礼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大概也受了贿赂，在玄宗面前大力称道安禄山公正无私，裴宽与宰相李林甫也随声附合。三人又都是①本节资料凡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再一一作注。
②参杨志玖：《安禄山、史思明生年考辨》，《南开学报》1987年第2期。③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
①②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
玄宗所信任的人，“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①。在安禄山离京还范阳时，玄宗特命中书门下三品以下正员外郎长官、诸司侍郎、御史中丞等群官于鸿胪寺亭子为他饯行，给以殊遇。
天宝四载（745），安禄山欲以边功邀宠，屡次侵犯北方的奚与契丹。以前，唐分别把公主嫁与奚与契丹，双方关系友好和睦，至此，各杀公主叛唐。安禄山进击契丹回军后上奏：称梦见先朝名将李靖、李勣“向臣求食，乃于北郡建祠堂，灵芝又生于祠堂之梁”，以此取悦玄宗。时李林甫恐怕儒臣出将入相，会动摇自己的权位，而蕃人目不识丁，难以入相。为了专宠固位，他奏称儒臣怯弱，不胜武力，而蕃将雄武，多立战功，请求任用蕃将为边帅。玄宗正有吞并四夷之志，李林甫的奏请正合他的心意，“故帝宠禄山益牢”。天宝六载，安禄山入朝。曾因内宴承欢时，上奏玄宗说：“臣蕃戎贱臣，受主宠荣过甚，臣无异才为陛下用，愿以此身为陛下死。”玄宗命杨铦、杨锜、杨贵妃与禄山以兄弟相称，而禄山见贵妃宠冠六宫，与她搞好关系对自己十分有利，尽管他比杨贵妃大十八岁，却甘心做她的养儿。从此，安禄山侍奉杨贵妃如母，因而得以随意出入禁中，有时与贵妃对面而食，有时在宫中通宵达旦，外面流传着不少丑闻。安禄山媚事杨贵妃，对太子却另眼相看。一次玄宗命太子会见安禄山，他见了太子却不肯下拜，左右感到奇怪，问他为何不拜，他说：“臣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解释说：太子是储君，朕百岁后要传位于太子。禄山说，“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当万死。”左右令他下拜，他这才下拜。①安禄山每次入见时，常常先拜贵妃，后拜玄宗，玄宗感到奇怪，问他为何先拜贵妃，他回答说：“胡人先母而后父。”安禄山身体特别肥胖，腹垂过膝，自称腹重为三百斤。他每次走路，由左右抬挽其身才能迈步。他乘驿马入朝，每驿中专筑一台为他换马用，称为“大夫换马台”，不然，驿马往往要累死。驿站还专门为他选用骏马，凡驮得五石土袋的马才能使用。鞍前特装一小鞍，以承其腹。玄宗见他如此肥胖，问他的肚子里有什么，他诙谐地回答说：“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逗得玄宗哈哈大笑。尽管他身体肥胖蠢笨，但是在玄宗面前跳起胡旋舞来，却旋转自如，“其疾如风”②。逆谋反叛安禄山表面上装得呆头呆脑，其内心则狡黠异常。他命部将刘骆谷常驻京师，专以窥测朝廷内情，一有动静则飞马报讯，故范阳虽距京师有数千里之遥，但安禄山对朝廷的情况却了如指掌。或有应上的笺表，骆谷也代作上通。他每年除献俘以外，所献杂畜、奇禽、异兽等珍玩之物相望于道，“郡县疲于递运”③，安禄山却以之博得玄宗的恩宠。
其时天下承平岁久，玄宗春秋渐高，嬖幸艳妃，骄情荒政，李林甫独专大权，纲纪大乱。安禄山“计天下可取，逆谋日炽”。于是安禄山表面上对玄宗忠诚无二，暗中作谋反准备。他以防御敌寇为名，在范阳城北筑了雄武城，里面储藏了不少兵器和粮食。为了兼并西北的雄兵劲旅，他奏请让陇右、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三载。
①《安禄山事迹》卷上。
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六载。
朔方、河东、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率兵前来助役，欲乘机留下其精兵猛将。也许是王忠嗣识破了他的醉翁之意，故“先期而往，不见禄山而还”①。并上奏禄山有谋反之意。安禄山欲兼并西北劲旅的阴谋破产了。
天宝十载（751），玄宗命在长安亲仁坊为安禄山建造新宅，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厨厩之物也都用金银装饰，其奢侈华丽，“虽宫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安禄山进入新宅时，玄宗特意停止了击毬游戏，命诸宰相前来贺乔迁之喜。
此时，安禄山已身兼数职，既任平卢、范阳两镇节度使，又兼任河北采访使、御史大夫、左羽林大将军，封东平郡王，又请求任河东节度使，玄宗把河东节度使韩休珉征为左羽林大将军，以安禄山代之。安禄山母及祖母皆赐封为国夫人，他的十一个儿子皆由玄宗赐名，长子庆宗为卫尉少卿，加授秘书监，尚荣义郡主；次子庆绪为鸿胪少卿兼广阳郡太守。玄宗给安禄山一家人的加官晋爵，反倒使得他踌躇满志，更加骄恣。他招降纳叛，极力扩充实力。他延用了一批有才学的文臣如高尚、严庄等为幕僚，成为自己的心腹。同时又从行伍中提拔了一些智勇兼备的将校如史思明、安守志、李归仁、蔡希德、崔乾祐、尹子奇、武令珣、田承嗣等为自己的爪牙，委以重任。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文臣武将。
安禄山还从同罗、奚、契丹降者中选拔精壮八千余人，称为“曳罗河”
（壮士之意），又养家僮百余人，人人皆骁勇善战，打起仗来冲锋陷阵，勇不可当。又畜战马数万匹，多聚兵仗，还派遣商胡去各地贩卖，每年交纳珍货数百万，同时还私下做了数以万计的绯紫袍、鱼袋，以备后用。
这一年秋，安禄山率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兵数万进击契丹，并以二千奚兵作向导。军至土护真河（在今内蒙赤峰东），他对部下说：“道虽远，我疾趋贼，乘其不备，破之固矣。”乃下令兵士每人持一条绳，以备捆契丹人之用。于是昼夜急行军三百里，至契丹牙帐，适遇大雨，弓弛矢脱不可用，兵士也疲惫不堪，安禄山拒绝了大将何思德让兵士略为休息的建议，促令进兵，结果被契丹兵打败，奚兵也叛唐，与契丹兵合力夹击唐军，杀伤略尽。安禄山中了流矢，只领数十人走山路而逃，慌乱中又连人带马跌进坑里，安庆绪与孙孝哲好容易才把他拖出来，遂连夜逃奔平卢。①天宝十一载三月，安禄山调动蕃、汉步骑二十万击契丹，欲雪去秋之耻。他还奏请朝廷命朔方节度副使阿布思助战。阿布思部下有同罗精兵数万，人人能征惯战，又与安禄山不和。安禄山欲借其助战之机兼并其精锐部队。阿布思识破了他包藏的祸心，拒不助战，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他率数万骑兵叛逃漠北。安禄山也按兵不动。第二年，阿布思部被回纥兵击溃，安禄山又用重金诱降了阿布思骑兵，“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①。
安禄山招兵买马，极力扩军备战，其不臣之迹自然难以掩饰。这时宰相杨国忠屡次奏告玄宗，说安禄山有“反状”，但玄宗却不以为然。杨国忠之所以屡奏安禄山有“反状”，也许是发现了他的叛乱迹象，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两人之间矛盾冲突所致。在杨国忠入相前，本与安禄山关系十分密切。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六载。
①《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两《唐书》将此事记于天宝十一载，今从《安禄山事迹》、《资治通鉴》作十载。
①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
安禄山入朝时，杨国忠与杨贵妃姊妹皆出外远迎，视如贵宾。当时他任御史中丞，正承恩用事，他见安禄山身体肥大，行动不便，每逢上下朝登殿阶时，都要亲自搀扶他。这是杨国忠有意讨好安禄山，希望他能作为自己强大的外援。但是，安禄山惧怕阴狠毒辣、老谋深算的李林甫，对才能平庸的宰相杨国忠却“视之蔑如也”②。这不能不使他十分恼火，故屡奏安禄山谋反，欲将他置于死地。
河西节度使王忠嗣与宰相杨国忠先后上告安禄山谋反，起初玄宗并不相信，因为他对安禄山恩遇甚厚，宠爱过于他人，认为他不会背叛自己。这时皇太子似发现了安禄山的不臣之迹，也上奏说他欲反。玄宗虽然仍不太相信，却也不可一听了之，安禄山毕竟是三镇节度使，手握十几万精兵，如有不测，祸乱非小。所以他听信了杨国忠试召安禄山入朝，以观其变的建议。
杨国忠原以为安禄山必不敢来京。也许是安禄山揣知了玄宗的真实意图，当他接到玄宗要他入朝的手诏后，却出人意料地迅即飞驰入京。安禄山的这一举动，使得杨国忠很难堪，玄宗也难以相信杨国忠说安禄山谋反的话了。
天宝十三载（754）正月，安禄山入见玄宗，他向玄宗哭诉说：“臣本胡人，陛下不次擢用，累居节制，恩出常人。杨国忠妒嫉，欲谋害臣，臣死无日矣。”玄宗好言安慰劝解，并加官尚书左仆射，赐实封通前一千户，又封其一子为三品官，另一子为五品官，奴婢十房，住宅各一所。①玄宗还欲加授安禄山同平章事，已命翰林学士张垍起草制书。杨国忠闻讯后即上谏说：“禄山虽有军功，目不知书，岂可为宰相！制书若下，恐四夷轻唐。”遂中止。
安禄山见玄宗对自己的恩宠依然如故，遂乘机求兼领闲厩、群牧；玄宗即任命他为闲厩、陇右群牧等使。他又求兼总监，玄宗又任命他兼知总监事。安禄山利用职权之便，密派其亲信选健马能战者数千匹，另加饲养。安禄山还奏请玄宗，说部下讨伐奚、契丹等建立了功勋，请“不拘常格，超资加赏”。于是“除将军者五百余人，中郎将者二千余人”。
三月一日，安禄山告辞玄宗将回范阳。玄宗亲临望春亭给他饯行。临别时，还把御衣脱下赐给他，同时又派高力士在长安城东的长乐坡再次为他饯行。从此，凡是上言安禄山谋反的人，玄宗皆命执送于安禄山，任其处理，“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
安史之乱安禄山这次来京如闯龙潭虎穴，冒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宰相、太子奏请将他留在京师，他可能会遭灭顶之灾。因此一旦允许他离京，便急急如漏网之鱼，疾驱出关，然后乘船沿黄河顺流而下。他嫌船慢，又命船夫拿着绳板立于岸边拉纤，十五里一换班，“昼夜兼行，日数百里，过郡县不下船。”①安禄山虽平安返回范阳，仍心有余悸。这时已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早在天宝元年，他所控制的三镇兵力约十九万，占当时边兵的40％，占全国兵力的三分之一，后来又兼并了阿布思的数万精兵，总兵力将有二十多①《安禄山事迹》卷中。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三载。
万，在军事上是举足轻重的。杜佑说：“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凝，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决定起兵反叛。
天宝十四载（755）正月，安禄山遣副将何千年奏表朝廷，请求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玄宗命中使宣付中书门下，即日便写告身交付千年。宰相杨国忠、韦见素奏言玄宗，认为安禄山以蕃将代汉将“其反明矣”，但玄宗虽不相信，他听从了宰相加封安禄山带左仆射平章事衔，追赴朝廷的建议，却将起草制书留而未发，暗中遣中使辅璆琳以送柑子为名，去范阳观察安禄山动静。不料璆琳受安禄山贿赂，回来后不据实以报，反大谈安禄山竭忠奉国之事，玄宗信以为真，遂烧掉了制书草稿。③安禄山决定反叛后，对朝廷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对朝廷来的使者一般称病不出迎，会见时，也是刀枪林立，戒备森严。四月，玄宗命给事中裴士淹宣慰河北，至范阳后过了二十多天，在武士的挟持下安禄山才召见了他，根本没有臣子的礼节，士淹回来后却“不敢言”。
杨国忠屡奏安禄山谋反而玄宗不听，他决定采取更加露骨的做法以激怒安禄山。他让京兆尹包围其住宅，搜求反状，并逮捕了其门客李超等，送御史台缢杀。禄山闻讯后，心中恐惧。六月，玄宗为安庆宗与荣义郡主完婚，手诏禄山观礼，禄山辞病不至。可是到了七月，安禄山突然上表献马三千匹，每匹有二人护送，并由二十二名蕃将押送。河南尹达奚珣疑禄山其中必有阴谋，建议推迟至冬天再献，并由官府给马夫。这时，玄宗始怀疑安禄山别有用心，正巧辅璆琳受贿事泄露，借故把他处死，即派中使冯神威持手诏告谕安禄山冬天献马，并说：为卿新作一汤池，十月于华清宫待卿。冯神威至范阳宣旨，安禄山坐在床上微微起动身体，也不下拜，听了诏书后淡淡地说：“圣人安稳。”又说：“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之后即把他置于馆舍，不再见他。冯神威受到如此冷遇，回京后向玄宗哭着说：“臣几不得见大家”。①安禄山虽已决计发动武装叛乱，但并没有立即亮出反唐旗号，他行动仍然十分诡秘，只与他的几个心腹密谋过此事，知其内情的也只有孔目官、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将军阿史那承庆三人，其余将佐尚一概不知。从八月起，安禄山常常犒劳士卒，秣马厉兵，似战前的准备工作，不知内情的人还感到十分奇怪。十一月六日，安禄山突然召集大将们举行宴会，在酒酣耳热之时，拿出了事前绘制好的地图给大家看，图上标明了从范阳至洛阳沿线的山川形势、关塞要冲，向将领暗示了他的进军路线。宴会结束时，向每人赏赐了金帛，并授予一张地图。
安禄山叛乱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十一月八日，恰巧奏事官从长安回到范阳，安禄山很快伪造了诏书，立即召集诸将，把假诏书展示给诸将看，并说：“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宜即从军。”诸将听后，面面相觑，没有一人敢有异议。接着，安禄山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别将高秀岩守大同，其余将领皆随他出战。除调动本部兵马外，又征调了部分同罗、奚、契丹、室韦人马，总计十五万，号②《通典》卷一四八《兵典·序》。
③《安禄山事迹》卷中-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