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陈明达：《应县木塔》，文物出版社1966年版。
北京房山辽代塔基（1051）、浙江金华宋万佛塔塔基（1062）、江苏镇江宋甘露寺塔基（1078）、浙江宁波宋天封塔地宫（1144）等。
宋代塔基中时代最早的是郑州开元寺塔基①，平面为八角形，用石条砌筑。塔基内再砌方形地宫，顶用石条抹角叠砌7层，内收成八角形藻井，上有刻莲花的顶石。地宫门南向，半圆形门楣上刻出一佛二菩萨二弟子像，门内外刻天王、力士像。地宫后部砌棺床，上置石棺。棺下四角雕出力士扛顶的棺座，棺座四周的壶门内雕出伎乐和狮子。石棺前后刻版门和天王、力士，棺两侧刻佛涅槃后佛的十大弟子痛哭悲伤之状，情态各异，极为传神。棺盖上刻纪年和施主、匠人的姓名，棺座上还刻着施舍物品的名称。与开元寺塔基时代相近的是定州静志寺和净众院塔基②，它们的地宫四壁都画有壁画，又都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定窑白瓷器和玻璃器，是宋代考古的重要发现。静志寺塔基的地宫平面呈方形，砖筑，四壁上都砌出仿木建筑斗栱，并绘彩画，顶部上收为盝顶，其中盖一歇山式石屋顶。地宫四壁绘壁画，南壁门两侧绘天王，东壁绘梵王，西壁绘帝释，北壁中央绘“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灵牌，两旁绘佛的十大弟子。而净众院塔基地宫所绘的壁画，则在北壁画佛涅槃像，并画佛的家人和十大弟子悲泣哭号的情景，东西两壁画伎乐。壁画的画面虽然不同，但主题都是表现佛涅槃后的事。福胜寺塔基地宫则为平面六边形①，六角攒尖顶，顶心嵌一铜镜。这一时期塔基中开始流行放置塔幢和各种佛像。密县法海寺塔基出土的琉璃塔②，金华万佛塔塔基出土的石幢、金涂塔和60余件铜佛像③，都是很重要的佛教遗物。宁波天封塔地宫出土的浑银地宫殿模型，制作异常精美，屋面、屋脊、柱础等都与当时建筑规定的制度相合，银塔的制作也十分精细，均为研究当时建筑、特别是南方江浙一带建筑制度和样式的重要标本。瑞安仙岩寺塔基出土的泗州大圣木雕像，则反映了宋代民间信仰的情况④。
在内蒙古和辽宁、北京等都曾发现过辽代塔基，保存最完整的是北京房山辽代塔基（1051）⑤，地宫未经扰乱，各种供养法器齐全。地宫平面方形，砖筑，叠涩顶。中央置石函，函内装石涅槃像，以及拣舍利用的银匙、银筋，还有银幡、银花、银碗、银碟、瓷碟和水晶串珠等。在地宫的石板盖顶上立3.12米高的陀罗尼经石幢一座。宋辽时期的塔内，除塔基中瘗埋舍利外，还往往在各层塔身中也瘗埋着塔幢、佛像、写经和其他财物。
宗教雕塑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开窟造像之风的衰退，寺庙造像在这时起逐渐替代了以往石窟造像的地位而成为宗教雕塑的主流。其中大量出现的罗汉塑像具有真实生动、神情活现、体格合理，注重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刻画、富①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开元寺宋代塔基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②河北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培基》，《文物》1972年第8期。①河南省古建研究所等：《邓县福胜寺塔地宫出土一批稀世珍宝》，《华夏考古》1988年第3期。②金戈：《密县北宋塔基中的三彩琉璃塔和其它文物》，《文物》1972年第10期。③《金华万佛寺塔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58年版。
④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文物》，《文物》1973年第1期。⑤齐心、刘精义：《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清理记》，《考古》1980年第2期。有人间生活情感等特点，是佛教艺术世俗化的集中体现。罗汉像除木雕、石雕、夹纻髹漆外，大量属于泥塑。罗汉群像组合有十六、十八、四十、五百不等，他们是佛教徒对过去宣传佛教人物的创造。其他寺庙雕塑在今山西、河北保存较多，河北正定县隆兴寺大悲阁中铜铸四十二臂观音立像，高达24米，为北宋开宝四年（971）建阁时所铸，为中国现存最大的铜铸像。像身比例匀称，衣纹流畅。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内中央佛坛上高达米的十一面观音立像，则是现存最高的古代泥塑立像。山西大同华严寺大殿内的31躯塑像，均为辽代塑制，十分精美。太原晋祠北宋天圣年间所建圣母殿，殿内42尊侍女塑像，形象逼真，各具性格。
第五节中外交流遗迹和遗物这一时期的朝廷鼓励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繁荣。北方地区沿着草原丝绸之路的东西交流，则主要活跃于11世纪以前。有关中外交流的遗迹遗物时有发现，它们主要分布在上述丝绸之路沿线。
泉州港宋代海船在福建泉州南门外和法石、后渚等地，常发现有古船的桅杆、船索、船板、船钉以及石砌建筑基址和石塔等物，结合附近的大量石刻资料，可以确定这是一处宋代海港遗址。1973年发现于泉州湾后渚港的沉船，出土时仅存底部，上部结构已损毁无存，残长24.2米、残宽7.15米，海船为尖底，头尖尾方，船身扁阔，平面近似椭圆状。底有龙骨，由两段松木料接合而成，全长17.65米。连接龙骨的艏柱用樟木制成，长约4.5米。船板用柳杉制成，舷侧板为三重木板结构，总厚度为18厘米。船板相接处大多采用榫合的方法，缝隙塞以麻丝、竹茹和桐油灰，再以铁钉钉合。船体用12道隔板，隔成13个互不渗水的船舱，最深的舱达1.98米，最浅的为1.5米。船上还有为了竖立前桅杆和中桅杆的底座，以及尾部为设置船舵的洞孔。此外，船中还出土有一些构件和附属工具如绞盘、船浆等。有人据出土木船进行复原研究，认为船的排水量为370吨左右。船中所载的货物有湿重达2350千克的香料木，还有航行人员日常生活中所用的陶瓷器和竹木藤器等，并有宋代货币504枚。又有上系细绳的木签牌96件，原来当系在货物上。泉州海船结构坚固、稳定性好，适宜远洋航行，是研究当时航海技术及对外贸易的重要实物资料①。
1982年泉州法石出土的南宋古船，由于船体前、中部为建筑物所压，未能全面揭露，只清理出古船后部的4个舱位，出土了一些船舶物件和其他遗物①。这是一艘底部装有松木龙骨的尖底船，底板用单层松木，舱隔板用杂木，与上述后渚古船相比，船体造型、结构、工艺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色，在古船上发现了大片系有绳索的竹编，从其厚度和折叠状况看，当是竹帆的残存（而不是用于遮盖的竹篷）。文献中提到船帆时常将帆、席并举，法石宋船证明了这一点。竹帆的发现，补充了文献的不足。
泉州宗教石刻随着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外来宗教也十分活跃。广州、泉州、扬州等开放港口都遗存有不少宗教石刻，尤以泉州大量各种文字的碑刻最为著名。泉州伊斯兰石刻主要有墓碑、墓顶石和石墓，以及礼拜寺内壁龛石刻等。墓碑发现较多，有两种形制，一是竖直的长方形碑，顶部多作双重弧曲的尖拱状，除碑文外多无雕饰。碑文多为阴刻的阿拉伯文，少数在碑阴刻有汉文。①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①《泉州法石古船试掘简报和初步探讨》，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卷第2期，1983年。另一种碑体作横长方形，上下缘刻纹饰带，碑体下有莲座。石墓一般用整石雕成，平面呈长方形，下设须弥座式基座，其上依层内收，呈阶梯状，常多达5层，最上一层为尖拱状顶，前端雕云月图案，顶下一层侧面为阴刻阿拉伯文。
古基督教石刻有墓碑和墓顶石两种，墓碑形同阿拉伯文墓碑，上刻叙利亚文，并多在碑额处刻云朵或莲花承托的十字架，有的在十字架两侧还雕有带翼天使。墓顶石多尖拱状，浮雕有莲花承托的十字架。
现存的印度教石刻主要附属于建筑物的石雕，最著名的是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后檐石柱上的浮雕图像，其中有不少题材取自印度教的神像和传说①。泉州九日山上的祈风石刻，是自北宋末至南宋末150余年间，举行海舶祈风典礼的铭记，是海外贸易发达的明证。从石刻中的官职题名中可以看出，当时宋朝廷在这里设置了庞大的管理机构，抽收关税，直接干预海外贸易。伊斯兰玻璃器这一时期的外来玻璃器，数量较多，主要是产于西亚的伊斯兰玻璃器。
伊斯兰玻璃器继承了罗马和萨珊玻璃器的传统，到9世纪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其代表作品如内蒙古辽代陈国公主墓、辽宁朝阳姑营子耿延毅墓（1020）、天津蓟县独乐寺白塔②、朝阳北塔等辽墓和塔基中出土的部分玻璃器，还有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的直壁玻璃杯和安徽无为北宋塔基（1036）③、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基（1043）出土的刻花玻璃瓶，它们多是伊斯兰玻璃手工业兴盛时期较典型的产品。这些器物大都十分精美，保存完好，年代下限清楚，与世界各国的伊斯兰玻璃器藏品相比，更具研究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及伊斯兰玻璃工艺东传的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陈国公主墓出土的7件伊斯兰玻璃制品，包括2件带把杯、1件刻花瓶、1件乳钉纹瓶、l件乳钉纹盘和2件高颈瓶，其造型装饰常见于伊斯兰玻璃制品中。静志寺塔基、无为塔基、瑞安塔基及蓟县独乐寺白塔出土的伊斯兰刻花玻璃瓶，与伊朗内沙布尔遗址出土的10世纪的刻花玻璃水瓶相似。辽宁朝阳耿延毅墓出土的把上带有翘首的绿色把杯的造型，更具有伊斯兰玻璃器的特征。这些玻璃器均属钠钙玻璃，质量较高。
从已发现的地点来看，这一时期伊斯兰玻璃器输入中国大约有两条路线，静志寺塔基、独乐寺白塔、陈国公主墓、耿延毅墓等出土者是从陆路输入的；安徽无为和浙江瑞安塔基出土者则应是从海路输入的。西方玻璃器在辽地成批出土的现象，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北方通往中亚、西亚的交通路线仍然繁荣。由于这些器物上可见到8至11世纪埃及、叙利亚、伊朗等地区玻璃器的特征，而且时代下限明确，因而是研究西方玻璃器及中西文化关系的重要实物证据。从这些器皿中，可以了解到外来玻璃器制造中贴丝、贴花、釉彩、刻纹、刻花、模印、印压和描金等诸多工艺，有的堪称稀世绝品。如陈国公主墓出土的乳钉纹玻璃盘，腹壁所饰一周28枚小四棱锥状乳钉，系采用①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②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姑营子耿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3期；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等：《天津蓟县独乐寺塔》，《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
③《安徽无为宋塔》，《文物》1972年第l期。
砂轮手工打磨而成，盘壁、圈足也经过砂轮打磨，器壁又经抛光处理。其装饰特征在西方萨珊、拜占庭玻璃制品中曾有发现，而其器形则为国内外所罕见。
宋代外销瓷器这一时期，中国瓷器的外销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瓷器成为当时数量最大的外贸产品，因而由当时的四大港口广州、泉州、杭州、明州（今宁波），通向海外的海上航线已被习称为“陶瓷之路”。为了适应当时海外贸易的需要，沿海各地如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窑业蓬勃兴起，不少新兴窑场专门生产外销瓷器，国内出土很少，而在海外却有大量发现，如广州的西村窑产品。
自从瓷器成为海上运输的主要外销货物，广州便是主要的瓷器输出港，宋代著名的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耀州窑和磁州窑等产品多是从这里输出的。广州外销瓷器的瓷窑主要分布在潮州、惠州、南海、佛山等地。
泉州也是当时对外贸易的著名港埠，“涨海声中万国商”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瓷器外销的盛况。从这里输出的景德镇的青白瓷、浙江的龙泉青瓷，以及以德化窑、建窑为代表的当地瓷器，源源不断地运往海外。据宋人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当时泉州输出的瓷器远销24个地方。
根据国外陶瓷考古发现，宋代瓷器在亚洲的日本、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文莱、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也门，非洲的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甚至远到津巴布韦都有不等数量出土，其中尤以日本、菲律宾发现最多①。
日本许多地方发现了宋代外销瓷器，最主要的出土地点集中在历代旧港博多及其附近、京都和内海旧港福冈。宋代瓷器不仅在非常特殊的遗址中出土，而且在这一时期的城址、寺庙和神龛遗址、墓葬甚至乡村遗址中也常有发现。绝大多数出土标本属于北宋后期到南宋时期。出土瓷器以青白瓷、青瓷为主，此外还有黑釉、褐釉及低温绿釉三彩等。
东南亚地区出土的宋代瓷器更是不计其数，菲律宾出土的主要为龙泉窑青瓷，泉州、德化窑刻花青白瓷以及建窑黑瓷等；马来西亚出土者多为福建德化、泉州，广东潮安，广州西村窑的青白瓷，福建、浙江地区生产的青瓷、黑瓷以及磁州窑刻花瓷器。
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出土有很多中国瓷器，其中宋代瓷器以龙泉青瓷为主。
非洲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是一处陶瓷地下博物馆，中国瓷器数以万计，其中宋代的有龙泉窑青瓷，福建、广东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德化窑白瓷及定窑系白瓷等。非洲其他各地出土的宋代瓷器，也以龙泉、景德镇和福建、广东各窑产品为主。
①日三上次男著、李锡经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三章研究概况第一节五代史研究概况20世纪上半叶的五代史研究自20世纪初西方的史学理论、方法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的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是，五代十国史的研究一向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通常都认为是隋唐史的延续，五代史通常也附属于隋唐史，专门研究五代十国史的论著较少，但许多论著的题目虽只为隋唐或唐宋，实际上大多也论及五代史，更多的题为隋唐五代、唐五代、唐末（或晚唐）五代的论著，虽以唐史为主，也无不或多或少讨论了五代史，如1935年吕振羽《隋唐五代经济概论》等等。
1915年丁谦《地理考证》，1923年王国维《五代监本考》，是20世纪最早以五代史为题的论著。到30年代，五代十国史的新史学论文才稍稍多起来，其中较重要的如嵇文甫《朱梁的农村复兴热》，陶希圣《五代的都市与商业》、《五代的庄田》，刘樊《五代的钱币》、《五代的幕府》，聂家裕《五季农村破坏之经过》，戴希震《五季的军阀官僚与商业土地》，刘石农《五代州县表》。发表多篇五代史论文的戴振辉有《五代货币制度》、《五代农村的残破与恢复》、《周世宗之统一中国》、《五代的游幕》、《五代的刻书与藏书》。卢逮曾也发表了多篇研究五代的文史论文，其中《五代十国正赋苛捐考》，是首篇全面研究五代十国史的论文，而陈述《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测》是探讨五代十国与辽关系的首篇论文。
综观30年代研究五代史的论文，涉及到五代史的诸多方面。而40年代专题研究五代史的论著，数量既少，涉及面也不广，较重要的有钱穆《五代时之书院》、傅振伦《五代之瓷器》、谢再善《五代时边民与中原的关系》以及罗伯昭《南汉钱史》等，而姚兆胜等《纷乱的五代十国》，是20世纪上半叶唯一介绍五代十国史的著作。
1949年以来的五代史研究50至70年代研究五代史的论著仍不多，有韩国磐《五代时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限度》、卞孝萱《五代十国的阶级斗争》、张秀民《五代吴越国的印刷》、伊世同《最古的石刻星图——杭州吴越墓石刻星图评价》等，而评价人物的论文相对地较多，对朱温、石敬瑭、柴荣、钱磐等人物多所评介，还有韩国磐的著作《柴荣（周世宗）》。
80年代以来，五代史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隋唐五代史》分册（已分条编入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历史》卷），有张泽咸《五代十国》概述性条目；分类条目中分国介绍了五代十国和五代各创建者朱温、李存勗、石敬瑭、刘知远、郭威，以及后周世宗柴荣和前蜀、南唐、吴越的创建者王建、李昇、钱镠，其他历史人物如张全义、王彦章、桑维翰、冯道、王朴，以及历史地理的“开封”、“五代十国都城”、“幽蓟十六州”等，都有专条介绍，其他五代十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情况，则在隋唐史的有关条目中叙述。199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杨志玖、吴枫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对五代十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史事、人物都有专条介绍。
1983年出版的沈起炜《五代史话》，是20世纪第二本介绍五代十国历史的著作。1985年出版卞孝萱、郑学檬的《五代史话》，则主要介绍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情况。两种书各有侧重。
主要从事五代史研究的陶懋炳于1985年出版的《五代史略》，另一位研究五代史的郑学檬，1991年出版《五代十国史研究》，则主要介绍政治、军事、法律、科举及经济制度。张其凡主要研究宋初史兼及五代史，1993年出版《五代禁军初探》。上述三种专著的出版，以及一批论文的相继刊出，标志着五代十国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五代、辽、宋、西夏、金史研究信息本卷为五代、辽、宋、西夏、金史卷，本章主要介绍中国内地学者有关的研究概况。内地学者的论文，分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定期出版的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宋辽金元史》分册，并附有同时期未收论文目录，《中国史研究动态》每年刊出前一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概况》、《宋史研究概况》，每年或隔年刊出前一或二年的《辽金史研究概况》，并对有关的研究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中国台湾学者的研究概况，有台湾学者王台林《近六十年来国人对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台《史学汇刊》第4期，1971年12月）作了介绍。宋史方面则有宋晞《宋史研究的发展》、《民国以来我国学者研究宋史的成果之评估与展望》，更有宋史座谈会编辑的《宋史研究集》的不定期出版，已出至24辑，汇集了台湾宋史研究的重要论文。其他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另一些史学杂志，亦常刊载有关论文，宋史学者如宋晞、王德毅、黄宽重等均有专著、论文集出版。
国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研究五代、辽、宋、西夏、金史的情况，80年代出版山根幸夫等主编《中国史研究入门》有关部分作了介绍，而日本《史学杂志》每年5月刊载的前一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回顾与展望”的五代、宋、元部分（《中国史研究动态》定期刊出汉文译文）。了解其他外国学者的论文则可查阅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学文献中心”每年出版的《东洋学文献类目》及参考宋晞1981年的《世界各国研究宋史近况简述》①。
①均见宋晞《宋史研究论丛》第4辑，前两文对海峡两岸宋史研究情况均作介绍。第二节辽史研究概况清人对辽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清人对辽代史料整理用力最勤，拾遗补缺，考证异同，成果颇丰。遍搜群籍，以致力于补充《辽史》之不足，成果可称者首推乾隆时人厉鹗，他“以《辽史》缺略太甚，毕终生之业，详注而辨证之”，编纂《辽史拾遗》24卷，参考、征引各类书籍三百余种，仿《三国志》裴松之注例，“自本纪外，志、表、列传、国语，凡有援引，随事补缀”①。新增者另立条目，史文与补文异同者，悉加考证、按语。此后，杨复吉又据厉鹗所未及见的《旧五代史》，成《辽史拾遗补》5卷，对厉鹗书中遗漏失检之处加以补订，辑录400余条。清朝学术研究成果卓著，也重视对辽史的研究，乾嘉时人赵翼在其《甘二史札记》中，考察了《辽史》的编纂情况，并将《辽史》所载与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等书以及《辽史》本身纪、传互校，指出其歧互与疏漏处。乾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妄改辽、金二史人名、官称，造成了辽金史译名混乱，使后学者难于尽悉。《廿二史札记》著后又有补遗1卷，辑录了辽、金、元三史中的译名，“以旧名在前，今名在后，使人知旧本如此，今本如此，读史者可不迷于检阅焉”②-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