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肃王钱镠——（二）文穆王钱元瓘（三）忠献王钱弘佐（四）忠逊王钱弘倧（五）忠懿王钱弘俶ìí四、楚（896—951）
（一）武穆王马殷（二）衡阳王马希声（三）文昭王马希范（四）废王马希广（五）恭孝王马希萼（后被奉为衡山王）
（六）马希崇ìí五、闽（892—946）
()()一王潮二太祖王审知（三）嗣王王延翰（四）惠宗王延钧（鏻）—（五）康宗王昶（继鹏）
（六）景宗王延羲（曦）
（七）天德帝王延政ìíìí六、南汉（905—971）
刘谦一烈宗刘隐二高祖刘岩?（三）殇帝刘玢（四）中宗刘晟—（五）后主刘■()()()ìí.ìí七、前蜀（891—925）
（一）高祖王建——（二）后主王衍八、后蜀（925—965）
（一）高祖孟知祥——（二）后主孟昶九、荆南（南平）（907—963）
十、北汉（951—979）
（一）世祖刘崇（■）——（二）睿宗刘承钧（钧）
（三）少主刘继恩（承钧养子）
（四）英武帝刘继元继恩同母弟，（承钧养子）
ìí第二章辽的发展与灭亡第一节景宗中兴与初期的辽宋战争景宗中兴辽世宗于天禄五年（951）遇害时，其子耶律贤年仅4岁。辽穆宗耶律璟末年，耶律贤已长大成人，与韩匡嗣、女里、耶律贤适等过从甚密，对穆宗的败政，时加评论讥讽，但为了避祸，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应历十九年（969）二月，穆宗遇害于怀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时任飞龙使的女里立即自怀州奔赴都城上京临潢府（今巴林左旗）耶律贤处，并调集禁兵进行保卫。曾任南京留守、参与朝政的萧思温“总汉军事”的高勋与女里，次日清晨率甲骑拥护耶律贤从上京赶至怀州，并随即继位为帝，是为辽景宗。从此，原太子东丹王耶律倍一系确立了在辽朝帝位继承中不可动摇的地位，而辽太宗一系自辽穆宗被刺后终于被排斥出帝位继承系列。
辽景宗即位后不久，即娶因定策功晋升为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的萧思温之女萧绰（燕燕）为妃，同年五月又立为皇后。萧皇后辅佐景宗中兴，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中重要的政治人物。
辽景宗承穆宗衰乱之余，励精图治，任人不疑，信赏必罚，而且更多地任用汉人为官，因而更多地吸收了汉人的统治经验。早年投靠辽朝的汉人高勋、郭袭、室昉、韩匡嗣及其子韩德让等，先后得到重用。辽景宗内任萧思温、高勋、耶律贤适，外用耶律斜轸、耶律沙、耶律休哥、韩匡嗣、韩德让，虽仍有反叛事件，但数量很少且都很快平定，与穆宗时期相比，总的来说内部稳定、政治清明、将相协和，牧业兴旺，农业丰收，辽朝开始中兴。史称：“景宗之世，人望中兴，岂其勤心庶绩而然，亦由群臣多贤，左右弼谐之力也。”①辽初对宋的战略辽从建国之日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与北宋争夺中原地区的征战。保宁十一年（宋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宋太宗出兵进攻北汉，辽景宗遣使质问，得到的回答是：“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②辽随即在派遣耶律沙、冀王耶律敌烈、耶律斜轸等率军相继南下援北汉的同时，派耶律奚底、耶律撒合率军防守南京（幽都府，今北京）。三月，耶律敌烈率先锋军在后军未到的情况，间道由白马岭（今山西盂县北）渡涧西进，为宋将郭进大败于石岭关（今沂州南）南，耶律敌烈等战死，从而切断了辽援。五月，北汉为宋所灭。六月，宋太宗乘胜率军转攻辽南京。辽增戍南京的耶律奚底、耶律撒合等率军阻击于北郊沙河，战败后撤往清河，宋军遂围辽南京。辽南京在权知南京留守事韩德让、新到的援军权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等防守下，宋军久攻不下。七月初，耶律沙、耶律休哥、①《辽史》卷79《传论》。
②《辽史》卷9《景宗纪》下。
耶律斜轸等大败宋军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宋军溃败。辽乘胜以韩匡嗣为统帅，率耶律沙、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南下。十月，为宋将刘延翰、崔翰、李汉琼所部大败于满城（今属河北）后退回。辽大同军（即云州，今山西大同市）节度使耶律善补所率西路军，在南下途中也为代州（今代县）宋将折彦赟所败，耶律善补在听到主力败于满城后也北归。
次年三月，宋将杨业击败辽军于雁门北（今代县北），声名大振。十月，辽景宗亲征攻宋，自南京南下，进围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大败宋军并追击至莫州（今任丘）后退兵，辽宋边境又暂时趋于平静。
辽乾亨四年（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四五月间，辽景宗再次亲征攻宋，发生第二次满城之战，被宋将崔彦进击败后退回。同年九月，辽景宗前往云州，游猎于祥古山（今河北宣化境）时得病，在前往云州途中病死于焦山（今山西大同西北）。
第二节圣宗盛世承天太后摄政辽景宗病死的次日，年仅12岁的长子耶律隆绪即位，是为辽圣宗，遗诏由皇后萧绰（燕燕）摄政。次年，上尊号承天皇太后，并改元统和，又改国号为契丹，开始了长达27年的承天太后摄政时期，继承与发展景宗时开始的中兴步伐，终成盛世。
承天太后为了巩固统治地位，重用顾命大臣耶律斜轸、汉人韩德让以及室昉。韩德让以南院枢密使“总宿卫事”，与北府宰相室昉，共掌国政，尤得承天太后的信任。当时辽朝的主要敌手是始终企图夺取燕云地区的宋朝，承天太后摄政后即任命名将、北院大王、于越耶律休哥为南面行军都统，当皇叔祖南京留守耶律道隐去世后，又接任南京留守，总理边事。以南院大王耶律勃古哲总领山西诸州事，负责西南边防事务，并节制党项。任命枢密副使耶律抹只为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留守，控扼女真、高丽。同时整顿吏治，审理滞狱，减免与调整徭役负担，稳定内部。
正当辽军东讨女真取胜后，并积极准备东征高丽之际，辽宋关系也逐渐紧张。统和四年（宋雍熙三年，986）正月，宋太宗认为：“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①，决定乘机攻取燕云地区。派曹彬、崔彦进率主力为东路军，又派米信率军出雄州（今属河北）、田重进率军出飞狐（今涞原北），并派潘美和名将杨业为西路军统帅，北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面对宋军的全面进攻，岐沟关（今新城西北）、涿州（今涿县）、固安（今属河北）、新城（今新城东南）相继失守的形势下，承天太后立即派东征女真时的统帅、宣徽使耶律阿没里（蒲领）为南征都统，作为南京留守耶律休哥的副帅。又命东京留守耶律抹只立即统军南下，征调原准备东征高丽的辽军增援南京，并决定亲赴南京督战。另一方面派名将、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萧挞览（凛）为副帅以代替大同军节度使耶律善补，抗击宋西路军。五月，耶律休哥、耶律阿没里大败宋东路军曹彬、米信等于岐沟关。当宋东路军败退南逃时，宋西路军在连克寰州（今山西朔州东）、朔州（今属山西）、应州（今应县）、云州（今大同）之后继续东进。五月，承天太后在取得岐沟关胜利的情况下，立即派左皮室详稳萧排押统率原辽太祖、太宗所属弘义宫、永兴宫的宫卫军及皮室军等赶往山西。六月，又命耶律休哥派兵增援，而宋西路军也在宋太宗的迁徙云、朔、寰、应四州民至宋境命令之下退兵。八月，宋名将杨业因西路军统帅潘美、监军王侁争功违约，擅离设伏地陈家谷口（今宁武东北），后又望风而逃，退回宋境，杨业为耶律休哥伏兵所败，率残部百余人力战于陈家谷口，子延玉、部将王贵及残部全部阵亡，杨业受伤被俘，不食而死。
承天太后乘胜于当年十二月初率军南下，耶律休哥先败宋军于望都（今属河北），宋雄州守将刘廷让率部分军队抗击辽军于君子馆（今河间西北），虽死伤数万，将领战死或被俘，刘廷让也仅率数骑脱逃，但宋军主力退保乐寿（今献县），而且定州宋将田重进率军进入辽境，并一度攻占燕南重镇岐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
沟关（今河北新城西北），南下辽军在攻掠祁（今安国）、深（今深县南）等州后北还。
统和六年（宋端拱元年，988）十月，承天太后再次率辽军攻宋，宋定州守将李继隆、袁继忠出战耶律休哥军，胜负相当，各称战胜。此前，驸马萧勤、勇将萧挞览皆已先后中箭受伤，辽军在攻掠数州县后于次年初北返。承天太后在数次攻宋未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虽不与宋议和，但对宋改以防守为主，有时派兵南扰的政策，辽宋边境相对平静的同时，自统和四年开始即接纳与宋对抗的党项族首领李继迁的降附，授予定难军（银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节度使。李继迁又向辽求婚，以求巩固依附关系。辽在与宋战争的状况下，以部族女耶律汀封义成公主出嫁李继迁，并于统和八年进封李继迁为夏国王，以支持并鼓励西夏侵扰宋西北边境。李继迁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于次年（宋淳化二年，991）七月，也向宋降附，受任为银州观察使，并受赐姓名赵保吉。辽对党项主要仍采取安抚政策，后又进封李继迁为西平王，但也加强对党项的控制，于统和十二年任命萧挞览镇抚西部边境。并一直任用耶律休哥为南京留守以对抗宋朝，耶律休哥在境内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措施，对宋则采取和平相处的安边政策，南京地区成为辽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萧太后也不时减免税赋、徭役，对地方官采取考任制，进一步实行汉官制，改各部的令稳为节度使，又推行部分汉律，统和六年还开始科举考试，最初虽只录取一二名汉人进士，却开辟了吸收汉族地主通过科举进入仕宦的途径，又在南京设立太学以培养汉族地主进入统治集团，进一步巩固了辽的统治基础。南院枢密使汉人韩德让在辽统治集团内的地位日益提高，统和十二年北府宰相室昉致仕后，韩德让兼任北府宰相，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于统和十七年死后，韩德让再兼知北院枢密使事，不久又升任大丞相，并赐名德昌，成为辽朝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澶渊之盟前后当辽统和十六年（998）十二月，主张辽宋和平相处的于越、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死后，辽改而采取经常攻扰的政策。次年（宋咸平二年，999）七月，下诏攻宋，辽军虽攻城略地，但在进攻遂城（今河北徐水西）时，由于北宋名将杨延昭（杨业之子）防守有方，久攻不下，廉良河（当在今保定北）之战也胜负相当，辽军遂退回南京。十九年十月，又以南京留守、皇弟耶律隆庆率前锋军攻宋，与宋前锋军张斌相遇于遂城北长城口，宋军先胜后败退保遂城，辽军虽南进至满城（今属河北），又因积雨泥淖而退回南京。二十年春又派北府宰相萧继先、南京统军使萧挞览攻宋，亦无多大进展。次年四月，再遣南府宰相耶律奴瓜、萧挞览攻宋，望都（今属河北）之战，宋将王继忠战败被俘，辽军也退回。
辽在多年攻扰无大进展的情况下，承天太后于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亲征，大举南下，主力进驻望都。宋主将王超率主力于唐河（今定州北）设防，辽军攻击无功后东攻瀛州（今河间）又未下，转而回师攻占祁州（今安国），由于宋将王超不敢出战，辽军主力遂乘虚南下。宋真宗也在宰相寇準力主下，决定北上澶州（今河南濮阳）抗辽，宋各地守军都坚守城池，辽军在攻击无功后继续南下。十一月二十日攻占德清军（今清丰），二十二日抵达澶州城北，决战前辽军主将萧挞览在观察地形时为宋军伏弩射中伤重而死，辽军士气受挫。二十六日宋真宗到达澶州并渡河登上北城门楼，宋军士气大振，但宋真宗并不真想抗辽，辽承天太后亦由于后方宋军援军聚集，在攻战无必胜把握的情况下，和议遂在宋使曹利用与降辽的王继忠之间开始进行。由于宋真宗求和心切，寇準虽力主与辽决战，亦不得已主持议和。十二月，以每年输银10万两、绢20万匹给辽，宋真宗称辽承天太后为叔母为条件订立和议，澶州郡名澶渊，史称“澶渊之盟”。参与这次南下及和议的韩德昌以功受赐姓耶律，录籍皇族，改封晋王，位亲王之上，权倾朝野。
澶渊之盟开始了辽宋长达一百多年和平相处的对峙政局，辽朝不仅改变了长期对宋作战带来的财力、物力的巨大消耗，而且每年还可从宋方得到大量岁币，财政状况得到重大改善，人民也能安居乐业，生产发展，使得从景宗开始的中兴事业得到继续发展的和平环境。面对新的形势，承天太后、辽圣宗决定将统治中心适当南移，统和二十五年（1007）初，在上京之南两百多公里处营建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成为新都，辽帝的常驻地。
侵高丽、征阻卜统和二十七年（1009）十二月，当政近28年的承天太后病逝，圣宗才亲政。耶律德昌继续受到重用，并赐名隆运。二十九年（1011）三月耶律隆运死。次年十一月，改当年为开泰元年（1012），以示政局更新，并改南京幽都府为析津府。
辽圣宗继续推行重用汉人的政策，不仅在亲政之初任用刘晟（慎行）、邢抱质为南院枢密使，还在连年入侵高丽的战争中，于开泰四年（1015）五月一度任命刘晟为主帅，虽以未及时出兵而被免职。开泰六年（1017）五月还曾任命辽宋望都之战中被俘的宋将王继忠为副帅，不久也被任为南院枢密使。科举录取进士也由每次五六人扩展为数十人，扩大了吸收汉族士人加入统治集团的规模。
澶渊之盟是辽朝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承天太后死后辽圣宗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统和二十八年七月干预高丽内部事务，决定亲征高丽，萧敌烈当时指出：“国家连年征讨，士卒抏敝，况陛下在谅阴，年谷不登，创痍未复。”①但辽圣宗一意孤行，开始了历时十年征讨高丽之战，高丽因此遭受巨大灾难，于开泰九年（1020）臣附。但辽也劳民伤财，不断损兵折将，尤其是开泰七年十二月的茶、陀河之战，损失惨重。
辽在东征高丽的同时，又西讨阻卜部的叛乱。统和二十九年六月，为了加强对阻卜的统治，分部设置节度使统治阻卜各部，然而往往任用非才，引起阻卜人民的愤怨，开泰元年十一月，阻卜石烈部酋长阿里底杀节度使以叛，辽派耶律化哥率军进讨，虽不久阿里底即为阻卜部民擒献于辽，“而沿边诸部皆叛”，开始了历时18年的讨伐阻卜的战争。太平六年（1028）八月以后，“自是阻卜诸部皆叛，辽军与战，皆为所败”②，直至八年九月阻卜虽相继降①《辽史》卷88《萧敌烈传》。
②附，但其势力已不断壮大。
叛乱相继辽开泰二年（1013）后的数年间，还曾北讨乌古部及敌烈部，乌古部、敌烈部虽遭残酷镇压或被迫降附，但此后仍降叛不常。太平六年辽西讨甘州（今甘肃张掖），连攻三天不克，史称“东有茶、陀之败，西有甘州之丧”③，为辽圣宗时期的两大败仗之一。太平九年八月，原渤海国人民在大延琳率领下，反抗辽朝的苛役杂税，杀死户部使韩绍勋、副使王嘉等，据东京（今辽宁辽阳）称帝，建国号兴辽，年号天庆，不仅辽东地区大多响应，而且南、北女真部族也归附反辽，历时一年。次年八月，由于部将叛降，辽军始得占领东京，大延琳被俘，此乱才逐渐平定。辽圣宗亲政后战争连续不断，几乎与之相始终，大延琳之乱平定后不到一年即病逝。辽圣宗虽然也注意吏治，关心民生，在辽代中世诸帝中亦属明君，但末年战乱不已，国势渐衰。
③《辽史》卷17《圣宗纪》八。
第三节走向衰亡的辽朝联夏迫宋辽太平十一年（1031）六月辽圣宗病死的当天，年已岁的太子耶律宗真即位，改元景福，是为辽兴宗。生母肃妃（耨斤）为擅权自立为皇太后，摄政，并诬陷圣宗皇后萧菩萨哥谋反，萧菩萨哥被囚禁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次年春被害死。重熙三年（1034）五月，皇太后肃耨斤阴谋废兴宗另立次子耶律重元为帝，由于耶律重元告密而阴谋破产，皇太后被迫归政于辽兴宗，并被囚禁于庆州（今巴林左旗西北）。辽兴宗随后立耶律重元为皇太弟，不久又任命为判北南枢密院使事，这既是赏功，也是为了安抚耶律重元所代表的那部分势力，顺利地处理了这次**，但并没有能彻底解决问题。任用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萧惠为南院枢密使，辽兴宗初期，承辽圣宗中兴余绪，还注意轻徭薄赋，澄清吏治，“时天下无事，户田蕃息”，“政赋稍平”①。对西夏仍采取安抚与支持的政策。
重熙十年（宋庆历元年，1041）十二月，乘宋、夏战事紧张之际，辽兴宗在萧惠为首的群臣支持下，虽遭萧孝穆反对，仍决定以宋修边防与攻夏为借口，派耶律重元、萧惠聚兵南京，作出攻宋的态势，并于次年初派使臣赴宋廷，索取被后周世宗攻占的关南十县。九月，宋为避免两面作战而又不愿割让土地，遂以岁增银、绢各10万匹、两为代价重订和约。不久，萧孝穆死，萧惠继任北院枢密使，成为辽兴宗的宠臣。
征夏失利西夏对辽宋议和不满，认为辽背弃辽夏联合对宋的政策，随后支持和接纳辽西部边境部族的叛降，辽兴宗遣使责问时，夏景宗元昊态度强硬，“自称西朝，谓契丹为北边。又曰：请戢所管部落，所贵不失两朝欢好”①。重熙十三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十月，辽兴宗率军西征，以皇太弟耶律重元、萧惠分统诸军，元昊在辽军连续获胜的情况下，一面遣使请和以示弱，一面退守贺兰山，沿途清野，烧光野草，使辽军马无草可吃，当辽军马饥士疲之际发起攻击，辽军大败，辽兴宗“单骑突出，几不得脱”②。西夏在得胜后再度遣使求和，辽兴宗不得已许和。十一月退兵，并升大同军为西京大同府，任命北院宣徽使耶律马六为西京留守，以加强对西部边境的统治。辽重熙十七年（1048），西夏元昊死于内乱，未满周岁的稚子谅祚继位，外戚擅权。次年（夏延嗣宁国元年，1049）七月，辽兴宗决定乘机亲自率军攻夏，以萧惠为河南道行军都统，由于萧惠轻敌无备，为西夏击败。只有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所率偏师攻至贺兰山，战胜西夏军并俘获元昊妻及官僚家属。重熙十九年（夏天祐垂圣元年，1050），在两次击败西夏侵边战役之后，三月，派西南招讨使萧蒲奴统军攻夏，西夏采取避让战术，以致“萧①《辽史》卷87《萧孝穆传》。
①田况：《儒林公议》卷下。
②《辽史》卷109《罗衣轻传》。
蒲奴等入夏境，不与敌遇，纵军俘掠而还”①。一度攻至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境内，并攻破西北的摊粮城（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北）。西夏军多次战败以后，没藏太后遣使要求依旧降附。重熙二十二年（夏福圣承道元年，1053）春，辽、夏重修旧好。
耶律重元叛乱辽兴宗虽立弟耶律重元为皇太弟，并在酒后许以继承皇位。但为确保长子耶律洪基继承皇位，不仅于重熙十二年任命为知北南枢密使事，二十一年又任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参与朝政，二十四年八月辽兴宗病死，耶律洪基即位，是为辽道宗。
辽道宗即位之初，为稳住耶律重元为首的势力，不仅随即拜为皇太叔，又任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其子耶律涅鲁古后也被任为知南院枢密使事。然而非但没有满足耶律重元等人的**，反而助长了他们叛乱的气焰，以他们父子为首组成庞大的叛乱集团，原计划让耶律重元装病，诱使辽道宗探望，以谋杀夺取皇位。
清宁九年（1063）七月，辽道宗进行秋捺钵于太子山的滦河（今内蒙古宁城西南），敦睦宫使耶律良密告耶律重元父子图谋叛乱，道宗用耶律良之计，急忙召见耶律涅鲁古，并命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逮捕耶律重元父子。耶律仁先还未及出发，耶律涅鲁古已因阴谋暴露，提前发动叛乱，纠集党羽四百多人，并诱胁弩手军进攻行宫。耶律仁先等率宿卫军士数千人抵抗，叛党纷纷投降或奔逃，耶律涅鲁古又被射死，耶律重元见大势已去，逃入沙漠后自杀。
耶律乙辛擅权辽道宗吸取耶律重元叛乱的教训，及早确立合法继承人，咸雍元年（1065）正月，年仅8岁的长子耶律浚被立为太子。此前，平定耶律重元叛乱的主要功臣耶律仁先任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任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原是道宗宠臣，此时也任北院枢密使，与耶律仁先共事而权势更大，道宗“诏四方有军旅，许以便宜从事”。由是“势震中外，门下馈赂不绝”①。耶律乙辛的恃宠擅权行为，常受到耶律仁先的抑制。同年十二月，耶律仁先被排挤而出任南京留守。从此，耶律乙辛更为骄纵不法。咸雍二年（1066），又改契丹国号为辽，直至辽亡。
大康元年（1075）六月，太子耶律浚总领朝政，从而抑制了耶律乙辛等人的不法行为。耶律乙辛及其党羽为继续控制朝政，首先诬陷太子生母、皇后萧观音与伶官通奸。十一月，皇后被赐死。太康三年，又一再诬陷太子谋反，太子也终于被废并被囚禁于上京，十一月，又被耶律乙辛派人杀害。两案均由耶律乙辛及其主要党羽、北府宰相汉人张孝杰等审实定案。两人深受辽道宗信任，道宗曾说：“先帝用仁先、化葛，以贤智也。朕有孝杰、乙辛①《辽史》卷20《兴宗纪》三。
①《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
不在仁先、化葛下，诚为得人。”①张孝杰被赐姓耶律，后再被赐名仁杰。耶律乙辛从此把持朝政，为所欲为，党羽满布朝野。昏庸无能的道宗，即位之初还算谨慎求治，“遣使分道平赋税，缮戎器，劝农桑，禁盗贼”②，复按冤狱，政治尚属清平。及至平定耶律重元叛乱，宠信耶律乙辛等奸佞，排斥忠良，拒纳忠谏，以致丧妻失子而不悟。当大康五年正月道宗进行春捺钵时，耶律乙辛奏留太子的5岁独子耶律延禧，意欲加害，斩草除根，道宗只是在萧兀纳提醒下才带皇孙随行。道宗也亲见随行官员大多舍己而追随耶律乙辛，这才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六年，耶律乙辛、张孝杰等先后被排斥出朝廷。八年，耶律乙辛被囚禁，后以叛逃被杀。
耶律乙辛擅权结束后，道宗为太子耶律浚昭雪，并注意培植皇孙耶律延禧为皇位继承人。大安七年（1091），还不满17岁的耶律延禧，即被任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总北南院枢密使事。但道宗在政治上依然昏庸无能，政事日非，史载：“帝（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择，令各掷骰子，以采胜者官之。（耶律）俨尝得胜采，上曰：‘上相之征也。’迁知枢密院事。”③即是典型事例之一。他所宠信并被作为新帝顾命大臣的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就是一个贪赃枉法，被“讥其以金卖国”者①。再加上“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②，辽朝终于走向衰落。
辽的灭亡寿昌七年（1101）正月，辽道宗死，皇孙耶律延禧即位，是为辽末帝天祚皇帝。无独有偶，一年前（宋元符三年）的正月，北宋的徽宗也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真是南北辉映，相映成趣，一对昏君，分别断送了辽朝与北宋皇朝。天祚帝即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追奉其父耶律浚为皇帝，接着即惩治耶律乙辛余党，由顾命大臣耶律阿思主持，而贪赃枉法的耶律“阿思受赂，多所宽贳”③。天祚帝继承道宗败政，贿赂公行，他自“即位，拒谏饰非，穷奢极侈，盘于游畋，信用谗谄，纪纲废弛，人情怨怒”④，叛乱相继。乾统二年（1102）十月，首先发生了萧海里劫掠乾州（今辽宁北镇南）武库器甲的暴乱，在辽军的攻击下，逃入女真部落，后为女真所杀。差不多同时或稍后，在上京还发生被称为“剧贼”的赵钟哥，攻入上京皇宫，“劫宫女、御物”，为副留守马人望等所镇压⑤。
正当辽朝在天祚帝腐朽统治下日益衰败之时，东北部的女真族正在迅速兴起。辽天庆五年正月（1115年1月），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摆脱辽的统治，即皇帝位，国号金，是为金太祖。为实现灭辽的目标，金太祖与宋联盟，筹划灭辽，先后攻占辽东京、上京、中京、西京、南京（燕京）。辽天会三①《辽史》卷110《张孝杰传》。
②《辽史》卷21《道宗纪》一。
③《辽史》卷98《耶律俨传》。
①《辽史》卷96《耶律阿思传》。
②《辽史》卷26《道宗纪·赞》。
③《辽史》卷96《耶律阿思传》。
④《三朝北盟会编》卷21引范仲熊《北记》。
⑤《辽史》卷105《马人望传》。
年（1125）三月，天祚帝被擒，辽亡。辽灭亡前一年，辽太祖的八世孙耶律大石在叶窟里（今新疆塔城附近）称帝，号仍称辽，史称西辽。
附表一：辽世系表（9—1125）
表二：西辽世系表（1124—1218）
第三章宋朝的建立及与辽的对峙第一节宋的建立陈桥兵变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早年应募从军于后汉的郭威部下，后周时屡立战功，逐渐升任禁军高级将领。后周世宗临终前为防止军事政变，免去后周太祖女婿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军职，而代之以名位较低的赵匡胤。
显德七年正月初三，传闻辽军南侵，赵匡胤奉命出征，次日清晨到达黄河南岸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南，在黄河北岸）按照预谋的计划发动兵变，史称“陈桥兵变”。当日即返回开封夺取政权，初五日（960年2月4日）正式建立宋朝，建元建隆，仍都东京开封，以洛阳为西京。真宗时以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为南京应天府，仁宗时又以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为北京，作为陪都。为区别于以后建“行在所”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的南宋，史称建都开封的宋朝为北宋。赵匡胤是为宋太祖。
宋朝建立后，首先致力于对原后周统治区内藩镇的安抚与镇压。名位高于赵匡胤的李筠、李重进先后叛变。当年四月，昭义军（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李筠勾结北汉，起兵反宋，宋太祖派石守信、慕容延钊分兵进讨，并亲自前往督战，李筠、北汉联军大败于泽州（今晋城）南，李筠逃入泽州固守。六月初，宋军攻占泽州，李筠自杀，其子李守节亦以潞州降宋。
九月，淮南（扬州，今属江苏）节度使李重进亦反。十月，宋太祖亲征。十一月，宋军攻占扬州，李重进自杀。
宋太祖迅速平定李筠、李重进，为巩固刚建立的宋政权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那些虽然心念后周，但势力名位均弱于李筠、李重进的藩镇，不得不对新朝俯首听命。
“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为了不使宋朝成为后周之后的又一个短命朝，首先是将那些名位与自己相近的高级将领免除军职。建隆二年（961）春末，首先免除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同时还免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的军职，两人都出任节度使。
七月，宋太祖又对自己的亲信下手。据说在一次宴会上，宋太祖向石守信等亲信指明利害关系，次日他们就主动交出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侍卫亲军都虞候张令铎等，都被免去军职而出任节度使，石守信虽然名义上还兼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职位，但并没有军权。
经过这两次调整，殿前司的正副长官都点检、副都点检，实际上已被取消，而以原来的属官殿前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作为殿前司的长官。侍卫亲军司的最高长官都指挥使石守信，不久也辞去这一名义上的兼职。从此，侍卫亲军司的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等长官，也逐渐被取消，侍卫亲军司的下属机构马军司和步军司都成为直属机构，长官为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与殿前司合称“三衙”，任命名位较低的将领担任三衙的长官，各分管一部分军队，一改原先由重臣名将统领禁军的局面，而且三衙只有管兵权，发兵权则属于通常由文臣担任长官的枢密院，出征作战则临时任命将领统率军队，以达到以文制武、互相牵制的目的，从制度上稳固了宋朝的统治，消除了名高望重的禁军将领发动兵变夺取政权的可能性。皇权的加强削弱乃至取消节度使的职权，是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根源。宋太祖首先是从乾德元年（963）攻占荆湘后开始的，将新统治区的各府州直属朝廷，继而又于乾德四年命令各地选送精兵给朝廷，编入禁军，而以遗留在地方的老弱军人编为厢军，以削弱地方，主要是削弱节度使的兵权。同年还命令各地的财赋收入除留下日常经费外，全部运送到朝廷，又剥夺了节度使的财权。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又将节度使属下的支郡全部收归朝廷直辖，节度使只领一府或一州，进而消除了节度使统治大片地区的局面。不久又将节度使留在京城，而以朝官出任知州、知府，节度使终于成为虚衔。中唐以来危害皇权的节度使，从此只是宗室、将相大臣的荣誉衔。
为了安抚后周留下的大批官员，以及适应皇权的需要，在保留了唐代以来三省、六部及各寺、监的官称的同时，实行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相脱离的政策，另派官员担任实际职务，称为“差遣”，原来的官称只是官品高低、俸禄多少的标志。
政权集中于“中书”（政事堂、政府、东府），除以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外①，另设参知政事为副相以分宰相之权。与中书对称“二府”的枢密院（枢府、西府），则掌握兵权，兵权不归朝廷是宋太祖沿袭五代旧制的决策。宋代又沿袭五代旧制以三司使掌财政，使政、军、财三权分立，互相制约。
对地方上的府、州，则另设通判以抑制知府、知州的职权，这在宋初对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曾起到一定的作用。至道三年（997）又将全国划为15路，各路设转运使，后又设提点刑狱，除负责转运财物、审理刑狱外，还负责监察地方官员，称为监司（包括后来设置的提举常平司），以加强朝廷对地方的统治。
①通常认为唐代后期以后只有“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才是真宰相，中书令、侍中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渐成为虚衔，不再担任宰相。这个说法欠妥，陈振先后撰写《关于晚唐、五代的宰相制度》（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关于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两文，证明中书令作为宰相至五代后周冯道，侍中作为宰相则至北宋神宗治平四年九月韩琦罢相为止。
第二节消灭割据吞荆、湘宋朝建立时，政局与五代时相同，同时存在的割据政权中，不仅有表示臣附的南唐、吴越、泉漳、荆南、湖南，还有称帝的后蜀、南汉、北汉，这还不算北方的辽，西北党项李氏、回鹘，以及西南的大理诸政权，仅就汉族聚居区而言，也是九国并存。宋朝在采取巩固统治措施的同时，即继续进行后周世宗未竟的统一事业。
宋朝建立时，荆南节度使高保融随即臣附，同年八月病死，由其弟高保勗继任，建隆三年（962）十一月高保勗病死，由高保融的长子高继冲继任。乾德元年（963）正月，宋朝以应湖南周保权请求的名义，起用宿将慕容延钊率军南下，讨伐湖南的叛将张文表，出兵之际，授权慕容延钊以借道南征的名义，在途经江陵时先灭荆南。二月初九日宋军到达荆门（今属湖北），荆南节度使高继冲派叔父、掌书记高保寅前往劳军并探听消息。当夜，慕容延钊采取在欢宴高保寅之际，派数千骑兵偷袭江陵，高继冲闻讯惊慌出迎，宋军迅速占领江陵。初十日（963年3月26日）高继冲被迫投降，荆南成为被宋朝消灭的第一个割据政权，得3州17县。高继冲以后任武宁军（徐州）节度使十年，开宝六年（973）十一月病死于徐州（今属江苏）治所。
宋朝建立时，湖南武平军（朗州，今湖南常德）节度使周行逢也臣附，建隆三年（962）九月病死，子周保权继位，年仅11岁。十月，故将张文表据衡州（今衡阳）叛变，袭占潭州（今长沙），自称权留后，并向宋臣附以期获得宋朝的承认。周保权遵照周行逢的遗嘱，命杨师?示?够鳎??毕蚓Ｄ霞八纬?笤?Ｊ??拢?纬?蚊?鼙Ｈㄎ?淦骄?诙仁梗?婧笥置?盼谋砣氤?Ｇ?略?暾?鲁酰?龆ㄒ蕴址フ盼谋砦???鍪ν滩⒑?稀?
宋军在二月初吞并荆南后，日夜兼程向南进发，这时湖南已将叛将张文表消灭，宋军出师的公开理由已不复存在，但宋军此次南下，志在吞并荆南及湖南，荆南虽已归降，但湖南却派兵抗拒。二月中旬，宋军先锋丁德裕率部到达湖南首府朗州城下，湖南守将张从富采取坚壁清野的防守战略，丁德裕因未受命攻城而退兵等候朝廷命令。下旬，宋军大败湖南军于岳州（今岳阳）城外的三江口并攻占岳州，三月上旬末，宋军到达朗州城下时，城中军民惊恐出逃。初十日（936年4月6日），宋军进入朗州，湖南周保权出逃后被俘。宋得14州1监66县。周保权后长期以环卫官①住在首都开封，太平兴国（976—983）中曾任并州（今山西榆次）知州，雍熙二年（985）死。取后蜀宋军迅速消灭荆南、湖南，使后蜀后主孟昶十分惊恐，企图与北汉联合攻宋，而宋朝也早有灭蜀的意图。
①环卫官，指左、右卫等十二卫（南宋孝宗时增为十六卫）的上将军、大将军等，“号环卫官”，“皆空官无实”（《宋史·职官志》），是享受俸禄的从二、从三品等的闲职，高保权被俘后授右千牛卫上将军，即是。以下各俘降国王所授环卫官具体官名不再列举。
后蜀广政二十七年（宋乾德二年，964）十月，后蜀派往北汉的密使之一赵彦韬向宋告密，宋遂以此为借口，十一月，即派王全斌率主力由陕西南下，刘光义率偏师沿长江西上，进攻后蜀，后蜀随即派知枢密院事王昭远和赵崇韬统军北上抗击王全斌。
十二月末，王全斌军连克兴州（今陕西略阳）、西县（今勉县西）、三泉（今宁强），俘蜀主将韩保正、李进，宋军进至嘉川（今四川广元），蜀军遂烧栈道，退保葭萌（今昭化南）。宋军分兵修复栈道，并派小部队出敌背后，与主力合击蜀军，蜀军连战皆败，退守剑门（今剑阁北）。宋东路军刘光义亦连败后蜀水军，蜀守将高彦俦兵败自杀，宋军遂攻占夔州（今奉节），后蜀东部门户首先丢失。
次年（965）正月初，宋军王全斌又以小部队由小路出剑门后，与宋军主力夹击剑门，攻占剑门，并俘蜀军副统帅赵崇韬，接着攻占剑州（今剑阁），又俘蜀军统帅王昭远。后蜀太子孟玄喆率领的援军刚进至绵州（今绵阳），闻讯后随即逃回成都。后主孟昶见大势已去，于正月初七日（2月11日）派使臣前往宋军前奉表投降，初九日（13日）宋军于魏城（今绵阳东北）受降，宋得45州198县。孟昶于五月到开封，受封为秦国公，六月中旬病死。
灭南汉宋朝建立后，南汉不仅不称臣归附，反而出兵进攻已属宋朝的道州（今湖南道县），宋太祖遂命南唐后主李煜致书南汉后主刘煜，令其向宋称臣并归还在后周时侵占的桂州（今广西桂林）、郴州（今属湖南）等地，遭到拒绝。
宋灭后蜀，南唐后主李煜再次遣使致函南汉后主，劝其归附宋朝“以小事大”，免致讨伐，以保持实际割据的政权。南汉后主不但不听劝告，回函还出言不逊，南唐后主李煜遂将其书送呈宋太祖，说明规劝无效。
开宝三年（南汉大宝十三年，970）九月，宋太祖派湖南驻军将领潘美、尹崇珂统率湖南地方部队讨伐南汉。此时，“南汉旧将多以谗死，宗室剪灭殆尽，掌兵者惟宦者数辈，城壁壕隍，但饰为宫馆池沼，楼舰器甲，辄**不治”①。南汉后主得知宋军南下，派宦官龚澄枢到贺州（今广西贺县东南）措置防务，但当宋军迫近贺州时，龚澄枢立即逃回广州，宋军遂围攻贺州，并在大败伍彦柔的援军后迫使贺州守将投降。南汉后主不得已，只得起用宿将潘崇彻，潘崇彻统兵3万屯防于贺江（今广西、广东境内），而当宋军转而西攻昭州（今广西平陆）时，潘崇彻只是拥兵自保并不出兵救援。十月，宋军连克昭州、桂州；十一月，又克连州（今广东连县）。至此，南汉乘湖南内乱时攻占的原湖南地方已全为宋攻占。十二月，宋军进至韶州（今韶关），南汉都统领李承渥统兵10余万以象兵为前锋，抗击宋军，宋军以强弩射象，象中箭奔回，冲散南汉军，宋军遂攻占韶州。南汉后主慌忙在广州城北郊部署防务。
次年正月，宋军占领英州（今英德）、雄州（今南雄）后，统率重兵的潘崇彻降宋，宋军长驱南下，直至广州城北十里。二月初，宋军以火攻焚毁南汉以竹木筑成的防栅，攻至广州城下，南汉后主刘?见大势已去，纵火焚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
烧宫殿、府库。开宝四年二月初五日（971年3月4日），后主出降，南汉亡，宋得60州214县。刘?以环卫官居京师，历封侯、郡公，太宗即位后进封卫国公，太平兴国五年（980）三月死。
平南唐（江南）
南唐在宋朝建立后即表示臣附，南唐中主李璟因都城金陵（今江苏南京）隔江即是宋境，建隆二年二月，迁都南昌（今属江西）。六月，中主死于南昌，子李煜即位于金陵，仍以金陵为都城，是为后主，史称李后主，对宋谨修臣节，两次遣使致函南汉劝其臣附，以期保留割据政局。宋朝平定南汉后，李后主害怕宋军继而攻打南唐，遂于当年不仅加倍进贡，并改国号唐为江南（为便于行文，仍称为南唐），进一步表示为宋朝属国以求保持割据现状。但宋朝消灭割据势力的决心并不因此而动摇，相反更加紧了进攻南唐的准备。南唐的落第进士樊若水，为了寻觅投靠宋朝的资本，在采石矶附近以钓鱼为名，往返于两岸，用丝绳测量江面宽度，并向宋朝建议造船建浮桥以渡宋军消灭南唐，受到宋太祖采纳。宋派官员前往江陵（今属湖北）督造船只，并派兵遣将作好进攻准备，但是师出无名，遂于开宝七年（974）九月遣使召见李后主，李后主害怕被扣留而称病不赴，并表示准备抵抗宋军的进攻。开宝七年十月，宋太祖以曹彬、潘美为帅，自江陵顺流而下进攻南唐，水陆并进，连克长江南岸的池州（今安徽贵池）、铜陵、芜湖、当涂、采石（今皆属安徽）。十一月中旬初，宋军于采石以船建成浮桥，宋军主力得以渡江长驱南下。南唐以郑彦华、杜真分统水、陆军各万人抗击渡江宋军，杜真与宋军接战，因郑彦华拥兵不救而战败。南唐都城金陵开始戒严，并募民为兵，以神卫都指挥使皇甫继勋负责防务。
开宝八年年初，宋军进攻金陵，再败城外的南唐守军，南唐又派兵逆流而上图谋夺取采石浮桥，但又被宋军击败。吴越王钱俶受命派兵助攻南唐，南唐常州（今属江苏）守将在吴越军长期围攻后于四月投降，吴越军又进围润州（今镇江）。南唐杀死防守不力而又阴谋降宋的皇甫继勋，并命令镇守湖口（今属江西）的朱令赟统兵十余万东下金陵抗击宋军。九月，朱令赟率舰、筏顺江大举东下，进至皖口（今安徽安庆西），为宋兵击败而被俘。在此之前，润州守将也已经向吴越投降。金陵自春至冬，屡战屡败，仅能守城，现在又粮尽援绝，开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976年元旦），宋军攻占金陵，李后主被迫出降，南唐亡，宋得19州3军108县。李后主以环卫官居住在首都开封，初封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李后主虽无治国之才，但工书画，更长于作词，是五代宋初最有成就的词人，尤以亡国后思念故国之情的词作，开辟了词的新意境。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李煜被毒死。
泉、漳纳土割据泉、南（漳）两州的泉州（今属福建）节度使留从效，自宋朝建立即表示臣附。建隆三年七月留从效病死。不久，统军使陈洪进推举节度副使张汉思任节度使，自任节度副使并实际掌握政务。陈洪进，仙游（今属福建）人，早年从军以功升副兵马使，为留从效部属，后升任统军使。宋乾德元年四月，废张汉思自立，南唐即任陈洪进为清源军（泉州）节度使、泉南等州观察使。割据泉、南两州。陈洪进又以清源军节度副使、权知泉南等州事名义向宋表示臣附，次年正月，宋改清源军为平清军，任陈洪进为节度使、泉南等州观察使，又分任其两子为节度副使、南州刺史，正式承认其为宋控制下的割据政权。乾德三年七月又改南州为漳州（今属福建）。
宋太宗即位后，继续进行消灭割据的政策。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陈洪进入朝，见宋朝决心消灭割据，主动献出2州14县，史称泉、漳纳土。陈洪进受到宋朝廷的优厚礼遇，被命为使相（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居于首都，奉朝请，不任实职。其弟及诸子也都分任刺史、知州。陈洪进后封岐国公，雍熙二年（985，一作次年）三月病卒。
吴越归地宋朝建立，吴越随即表示臣附，钱弘俶避宋讳改为单名俶，仍受封为吴越王，宋攻南唐时以钱俶为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与宋军主帅曹彬会攻南唐。开宝九年（976）春，入朝宋太祖，备受优遇。太平兴国三年（978）三月，又入朝宋太宗。四月，泉漳割据者陈洪进主动“纳土”后，钱俶提出罢去吴越王、天下兵马大元帅，解除兵权，要求回吴越，但遭到拒绝。五月初一日（6月9日），钱俶为了避免杀身灭族之祸，被迫献上所属13州1军86县，史称吴越归地。钱俶受到可称为最优厚的礼遇，改封淮海国王，其他官衔也都保留，但长住京师，奉朝请。雍熙四年（987）春，出任武胜军（邓州，今属河南）节度使。端拱元年（988）八月，宋太宗派最宠信的宦官王继恩等前往邓州祝贺钱俶60寿辰，钱俶在与王继恩等宴饮后的当晚突然死亡。
消灭北汉宋朝建立后，北汉投靠辽朝继续与宋为敌，小规模战争时有发生，宋军虽然胜多败少，但亦无多大进展。宋太祖初年，致力于消灭南方割据政权，开宝元年（北汉天会十二年，968）七月，北汉帝刘钧死，养子刘继恩即位。这时，宋已消灭荆南、湖南、后蜀三个南方割据政权，认为刘钧新死正是攻灭北汉的良好时机。八月，即任命李继勋、党进为正副统帅进攻北汉。宋军进入北汉境内时，刘继恩已被杀，刘钧养子刘继元即位。十一月，辽军救援北汉，李继勋等退回宋境，北汉因而侵入宋晋州（今山西临汾）、绛州（今新绛）境内。次年正月，宋太祖决定亲征北汉，曹彬、党进率军先行，李继勋率军继发。二月，屯守团柏谷（今祁县东南）的北汉军得知宋军主力到来，立即逃回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宋军遂进抵太原城下。四月、五月，宋军虽然分别击败辽的援军于阳曲（今属山西）北和嘉山（今河北定县西），但北汉军仍坚守太原，并杀死动摇军心的宰相郭无为以稳定民心。围攻太原数月的宋军终因夏雨连绵、疫病流行，辽军又将到来之际，不得不于同年闰五月退兵。此后，宋朝采取了不时侵扰，迫迁北汉民户南下以削弱北汉的政策。
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三年迫使陈洪进“纳土”、吴越“归地”以后，决心消灭北汉，遂于次年正月亲征北汉，任命潘美为主帅。三月，郭进击败辽军于石岭关（今山西忻县南）南，并断绝了北汉与辽的交通以孤立太原。宋军于四月围攻太原，太平兴国四年五月五日（北汉广运六年，979年6月2日）北汉帝刘继元出降，宋朝终于消灭了最后一个汉族割据政权，得10州1军41县。刘继元被封为彭城郡公，以环卫官居京师。雍熙三年十二月任保康军（房州，今湖北房县）节度使，淳化二年（991）十二月死。
第三节争夺燕云的宋辽之战高梁河之战宋自建国之日起就同辽保持着对峙的局面，辽一直是宋在北方边境上的威胁。
在宋太祖、太宗的心目中，夺取后晋时割给辽朝的燕、云地区才能算是完成统一政局。宋太祖原想储备巨额款项向辽朝赎买，如遭辽朝拒绝即以此巨款作军费，攻取燕、云，但未及进行而死。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辽乾亨元年，979）五月灭北汉后，六月即乘势自太原直接进攻辽南京（今北京），宋军随即攻降辽涿州（今属河北）、东易州（今涿州西南），进至辽南京城南。
辽南京原有萧讨古率军驻防，三月间辽出兵救援北汉时，又派耶律奚底、耶律撒合率军前来南京戍守。当宋军进至辽南京城下时，辽军耶律奚底、萧讨古所部与宋军激战于沙河（今北京城北），辽军战败后退屯沙河北。宋军遂四面围攻辽南京城。
七月初，宋辽两军大战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辽军耶律沙部战败退却，宋军乘胜追击，但遭到辽军耶律斜轸、耶律休哥两部的左右夹击，耶律沙又率部反击，宋军大败，全线溃退，宋太宗也在中箭后随乱军南逃，直到涿州（今属河北）才乘上驴车继续南逃。宋太宗逃到定州（今属河北），才命崔翰守定州、李汉琼守镇州（今正定）、崔彦进守关南（后改为高阳关，今高阳东），以防辽军进攻，然后回首都开封（今属河南），攻辽战争以失败告终。
辽朝为了报复，决定大举南攻宋朝。辽军在稍事休整以后，当年九月即以韩匡嗣为统帅，率辽军主力自辽南京南下，另以耶律善补率偏师自大同南下。辽宋东路军大战于满城（今河北满城西），宋军伏兵突起，辽军战败溃逃，耶律善补得知后也退回辽境。
次年十月，辽景宗决定亲征。十一月，辽军围攻瓦桥关（雄州，今雄县），宋军突围南逃，辽军追至莫州（今任丘），宋廷大震，宋太宗出巡北边以稳定军心。辽军耶律休哥部与宋关南守将崔彦进激战，胜负相当，辽军无法取胜，遂又退回辽境。
太平兴国七年（辽乾亨四年）四月，辽景宗再次亲征，分兵三路南下，主力于满城、唐兴（今安新东南）为宋高阳关守将崔彦进所击败，辽主将奚瓦里战死，耶律斜轸率部救出被围辽军后退回辽境。进攻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府州（今府谷）的西路辽军，也被宋守军击败。辽景宗进行的三次攻宋战争，皆以失败告终，宋守军志在自保，击退辽军进攻已属幸事，未敢进行追击。
同年九月辽景宗病死，子圣宗即位，年仅12岁，母承天太后摄政，对内镇压女真族的反抗，对宋采取防备与小部队侵扰，以破坏宋朝修筑边境城池的活动。宋朝廷依靠边防部队三次击退辽军大举进攻后，决心继续采取防守政策，增筑边防城池，并严禁宋军出境攻辽，宋辽边境暂时相安数年。
岐沟关之战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正月，宋太宗听信雄州知州贺令图等的进言，认为辽圣宗年幼，承天太后专政，宠臣韩德让掌权，内部不稳，是攻辽的好时机。最初曾议论过由宋太宗亲征，但宋太宗高梁河之战狼狈逃跑的记忆犹新，于是顺水推舟采纳大臣建议，改命曹彬、崔彦进为统帅率东路军出高阳关，持重缓进，等待中、西路军到达后共同会攻辽南京。又以田重进统率中路军出飞狐口（今河北涞源北），攻占山后（太行山西北）地区。以潘美、杨业为西路军统帅，北出雁门（今山西代县）东进。
宋西路军很快就攻下寰州（今朔州东）、朔州（今属山西）、云州（今大同）、应州（今应县）等地，中路军也攻占灵丘（今属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等山后要地，东路军则攻占了新城（今新城东）、固安（今属河北）、涿州等地。
辽朝得到宋军进攻的奏报后，立即派耶律抹只统兵驰援南京，承天太后、辽圣宗也亲自赶往督战，并调回正在东方征讨女真的耶律斜轸，命他率辽西路军抗击宋军中、西路军的进攻。
宋东路军攻占涿州后因粮运不继又退回雄州，但是当听到中、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后，重又进占涿州，却又因缺粮只得再次退兵。五月初，辽援军耶律抹只部赶到并与南京留守耶律休哥会合，随即进攻正从涿州南退的宋军于岐沟关（今涿县西南）北，宋军大败，辽军追击至拒马河（今河北省南拒马河），宋军继续溃退，争向逃遁，无复部伍。宋运粮军民数万人来不及南逃，只得坚守岐沟关，抗击辽军的围攻，辽军不知岐沟关的虚实，加上大战之后元气大伤，需要休整，并防备可能的反攻，遂退回辽境，宋数万运粮军民才得平安南归。
宋太宗得知东路军战败，遂即命令中路军回驻定州，西路军退回代州。
并以在这次战争中未打败仗的田重进为定州路的军事统帅，李继隆为定州知州，镇守北方门户，还起用功高望重但早已罢实职的宿将张永德为沧州（今沧州东南）知州，以及任命宋偓为霸州（今属河北）知州、刘廷让为雄州（今雄县）知州，以镇守边防，防御辽军可能发起的进攻。
宋辽东部战场已经结束，但西部战场的战事仍在进行。八月，宋西路军主帅潘美、监军王侁拒绝副帅杨业的合理战略，迫令杨业在不利的形势下，前往朔州接应南撤的居民，杨业为此要求统帅潘美设伏兵于陈家谷口，准备伏击追击的辽军，杨业与辽军主帅耶律斜轸激战于朔州南，又为辽军萧挞览部伏兵所袭击，当杨业按预定战略退到陈家谷时，潘美、王侁却早已违约率军逃跑，遂使杨业全军覆没，杨业身负重伤后被俘，不食而死。西部战事亦告结束。
宋朝此次攻辽，损失惨重，宋太宗从此放弃攻辽，改而采用防御战略。
但是，辽朝决定进行报复。当年十一月，辽承天太后、圣宗亲征，以耶律休哥为先锋，首战于保州（今保定），辽将卢补古临阵脱逃，致使辽军战败。十二月，辽军击败宋军于望都（今属河北）。时任瀛州（今河间）主帅的刘廷让主动出击，耶律休哥闻讯后东进截击，两军大战于莫州（今任丘）境内的君子馆，宋军大败，辽军乘胜攻掠邻近州县后于次年正月退兵。
宋端拱元年（辽统和六年，988）九月，辽承天太后、圣宗再度亲征，虽也曾攻占了一些州县，但在唐河（今定县北）北为宋军定州主帅李继隆、监军袁继忠击败后退回，宋军追击至曹河（今徐水南）而回。
宋辽多次战争，辽虽略占优势，但大体相当，辽朝处理对宋军务的南京留守、于越耶律休哥也感到连年战争，燕地人民疲弊不堪，遂长期采取休民息兵的政策，宋辽边境因而得以相对平静。
澶渊之盟宋至道三年（辽统和十五年，997）三月，宋太宗因高梁河之战的箭创复发而病死，太子赵恒即位，是为真宗。次年，辽决定来年攻宋，从此，宋辽战争再次进入**。
宋咸平二年（辽统和十七年，999），冬，承天太后、辽圣宗亲率辽军大举攻宋，宋名将杨延昭（名将杨业之子）被围于遂城（今徐水西），杨延昭命令士兵乘夜以水浇城墙外侧，次日即冻成冰城，使得辽军不能靠近城墙而无法攻城。辽军虽攻占乐寿（今献县），但战果不大，只得于次年正月退兵，但此后仍连年派兵南侵。
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闰九月，承天太后、辽圣宗又以收复被后周世宗占领的关南地区为名，发动大规模战争。宋廷虽也调整和部署了边防的将领，准备抗击辽军，但宋朝君臣对于辽军采取避实就虚战略长驱直入的态势，惊恐万分，副相王钦若请真宗南逃金陵（今江苏南京），枢密院的副长官陈尧叟则请真宗西逃成都（今属四川）。真宗则犹豫动摇，只是在宰相寇準陈明利害关系力请真宗北上抗辽的形势下，真宗才不得已而同意亲征，但求和心切，尚未离京，就先派曹利用和辽将王继忠（原宋定州路副帅，望都之战被俘后降辽）进行议和活动。十一月间，宋真宗才从京城开封北上，但前进不到二百里到达韦城（今滑县东南）时又想南逃金陵，只是在寇準和禁军统帅高琼说明了如果南逃，辽军必将追杀而不可能逃到金陵的情势下，宋真宗只得继续北上，并在寇準、高琼迫请下渡过黄河，进到澶州（今濮阳）北城，宋军士气因而大振。辽军也早已进至澶州北城下，但辽军主将萧挞览（凛）却被宋军伏弩射伤致死，宋朝重兵驻守的定州（今河北定县）也威胁着辽军的后方，因而辽承天太后、圣宗也想议和退兵。十二月，双方订立和议，规定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20万匹、银10万两以换取和平，澶州的郡名为澶渊，故史称这次盟约为“澶渊之盟”。从此，宋辽和平相处直至北宋末年。
第四章北宋初期的阶级关系与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节宋初的阶级关系阶级关系概况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情况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主要反映在阶级关系的变化上。自唐中叶以后，藩镇的割据与战乱，尤其是唐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和清扫了世族地主阶层。土地自由买卖成了地主阶级获得土地的主要途径，宋初的“不立田制”，正是最高统治者承认这种状况的反映。租佃制成为地主剥削的主要形式，佃户通常以一半甚至更多的收获物，作为地租交给地主。佃户在户籍上主要是客户，这已不是唐代专指外来的人户，而是指没有土地或房产的“客居”之户，对于拥有土地或房产的城乡居民则称为主户，而不问其是本地户还是外来户。
农村主户分为五等，通常一、二、三等户称为上户，二、三等户也称中户，属于地主阶级；四、五等户称为下户，属于农民阶级。其中三等户则既有小地主，也有富裕农民；而五等户则有相当一部分户的财产很少，需要租佃部分土地，其地位与客户相近。客户中极大多数为佃户，但也有很少一部分有了田产，甚至还比较富裕成了佃富农，也有的成为商贩，极少数的户还成了富商。宋代的城镇户口单列，称为坊郭户，也分为主、客户，主要依据有无常产来区分，主户依据财产多少划分为十等。
主客户在户籍中所占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阶级关系，凡是在封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主户所占的比例通常是比较大，占近80％至90％的，如江南的苏州、杭州；而封建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常常是主户所占的比例较小，有的仅占25％左右，甚至不到17％，如川中的嘉州（今四川乐山）、昌州（今重庆大足）。虽然宋代总的来说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但是，川蜀地区除川西平原以外，许多山区的住户还处于封建农奴制的阶级关系时期。
由于五代十国时期各个统治者或想扩张、或图保境，都要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需要大量的军费；而且各国统治者几乎无不称王称帝，大多穷奢极欲。于是纷纷巧立名目，加紧剥削境内人民，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宋朝对于新征服地区，总的来说继承了原统治者的各种剥削制度，被取消的苛捐杂税不多，有的地方还乘机掠夺，促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恶化。宋朝在进行统一战争期间，各地就不断发生过农民起义，大多发生在宋朝征服之后不久，新旧政权交替，封建统治相对削弱之际。开宝三年（970）南汉灭亡后，岭南地区农民起义相继发生，到开宝六年才平定。开宝八年南唐灭亡后，宣州（今属安徽）也发生过小股农民起义。太平兴国三年（978）泉漳、吴越归附后，仙游、莆田（今皆属福建），爆发了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常州（今属江苏）等地也有小股农民起义。
但是，就宋朝整个统治区来说，阶级矛盾更为尖锐复杂的是西南的川蜀地区，中唐以来的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大起义，都没有触及蜀中，成为唐玄宗、僖宗避乱之所。五代时期前蜀、后蜀相继统治达60年之久，蜀中也是相对平静，封建生产关系很少受到重大冲击。和宋朝其他区域相比，川蜀地区除成都（今属四川）附近的川西平原外，封建关系比较落后，尤其是山区，封建农奴制还占有很大的比重，基本上是被称为“旁户”（客户）的佃户，在许多州的总户数中占半数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0％以上。被称为豪民的地主，往往拥有几十户，乃至几百户、上千户“旁户”，而且是世代相承。旁户们不仅向地主交纳高额地租，还要代地主负担本应是地主承担的赋税和徭役。他们在地主的监督下劳动，鞭策驱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阶级矛盾非常尖锐。
全师雄兵变宋朝在灭后蜀时，曾经要诸州报告后蜀苛捐杂税的情况，准备免除其中的一部分，但是还未及实行。而平蜀的宋军将士居功骄恣，将领们私开府库，侵吞财宝，军校掠夺子女、抢夺钱物。可以说，除个别将领外无不恣意妄为，引起原后蜀军民的怨忿。
乾德三年（965）正月，后蜀亡。二月，梓州（今四川三台）就发生原后蜀将领上官进率领三千多的军队夜攻州城的事，后被镇压。三月，后蜀降宋的军队在被迁往首都开封（今属河南）的途中，途经绵州（今四川绵阳）时又起兵反宋，推举原后蜀文州（今甘肃文县）刺史全师雄为帅，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进攻绵州之战虽失败，但很快即攻占彭州（今四川彭县），并一再击败宋军，两川州县纷纷起兵响应，全师雄自称兴蜀大王，署置官吏。同年七月，全师雄连败于新繁（今新都西）、郫县（今属四川），退守灌口寨（今都江堰市）。次年六月，宋军攻占灌口，全师雄退保金堂（今金堂西），同年秋，全师雄病死后，谢行本继续领导兵变部队进行抗击，退往铜山（今中江南），不久，为宋将康延泽所破，这次反宋的兵变终于失败①。乾德五年初，宋太祖虽将激起兵变的主要将领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等，剥夺军权降职闲居，但川蜀的阶级矛盾并未因此而缓和。
宋廷于平定叛乱后，不仅将后蜀府库的物资全部运往开封。又于成都、梓州、蜀州（今崇庆）设立官手工业作坊，制造锦、绮等贵重丝织物，供应皇亲国戚、高官贵妇使用。又将川蜀的田税改以布帛折充，称为“科折”；设“市买场”低价强买民间的布帛，称为“和市”；宋太宗又设“博买务”，民间织造布帛全都被以低价购入，严禁商人贩运。川蜀地区又是茶叶的重要产区，宋灭蜀后虽然废除了茶叶专卖制度，但对于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贸易，则完全由官府控制。加上贪官污吏乘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①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7。
第二节王小波、李顺起义与王均兵变王小波起义早在开宝六年（973）初，川东渠州（今渠县）就发生过李仙起义，渝（今重庆）、合（今合川）、果（今四川南充）、涪（今重庆涪陵）等州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进入广安军界，李仙为知军朱昂所俘，起义失败①。淳化二年至四年（991—993），昌州、合州、荣州、资州（今四川资中），先后发生过小规模起义，相继为官军所镇压。
淳化四年二月，青城（今都江堰市南）茶农王小波领导一百多人起义，终于发展成宋初规模最大的起义。王小波针对社会上贫富对立这一主要矛盾，提出了“均贫富”作为号召，被称为旁户的佃农纷纷响应，随即攻下青城县城，挥军南下，同月又攻下彭山（今属四川），杀死贪官、县令齐元振，民心大快，参加起义的人日益增多。北上邛州（今邛崃）、蜀州，所到之处命令富人除留家用外，其余财物调发分给穷人，得到广大穷人的拥护。
十二月，王小波率起义军与宋西川都巡检使张玘所部激战于江原（今崇庆西南），王小波杀死张玘，但此前也被张玘射中头部，伤重而死，起义军推李顺为首领继续进行斗争。
同年冬天两川大旱，官府又督催税赋，人民无以谋生，纷纷参加起义。
起义军接连攻下蜀州、邛州，杀死知州、通判、监军等官吏。又与宋巡检使郭允能部战于新津，杀死了郭允能。随后攻占永康军（今都江堰市）、新津、双流、郫县、温江等川西平原的许多县城，起义军的矛头随即转向成都。李顺起义军“蜀”政权的建立与失败成都知府吴元载因未能镇压王小波起义军而被罢官，淳化五年正月初，新任知府郭载刚到职，起义军已经攻下汉州（今广汉）、彭州，仅剩成都孤城，但不久也被起义军攻占，知府郭载率残兵败将逃往梓州（今三台）。正月十六日（994年3月1日），李顺起义军攻占成都，随即建立政权，国号蜀，李顺称蜀王，建元应运，建官设职，并派兵四出，所向无敌，北至剑门关（今剑阁北），东到巫峡（今重庆、湖北两省市接界处），无不是农民政权势力所及的地区。
李顺起义军在川西平原攻城掠地的消息传到开封，宋太宗即派心腹宦官王继恩率兵攻讨。二月初，宋军还未入川，起义军攻占成都并建立政权的消息又传到开封，宋太宗随即加派王果率军由北路攻蜀，尹元率东路军沿江西上，都受宦官王继恩节制。
此时，杨广正率起义军追击逃往剑门的宋军郭延濬残部，起义军虽小受挫败，仍直奔剑门，以便迅速攻占川北门户剑门关。剑门关原只有监关官上官正所部数百宋军，但成都监军宿翰所率残部已先期逃到剑门关，起义军不知虚实，遂被守关宋军击败，退保剑州（今剑阁）。进攻川东门户夔门（今重庆奉节）的东路起义军，也被阻于夔门之西，起义军夺取剑门、夔门以控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正月己卯。
制川北、川东门户，阻击宋军两路进攻的计划受挫，使宋两路大军得以长驱直入，数十万起义军则陷于长期围攻眉州（今四川眉山）、梓州的战役中，为宋军主力攻蜀提供了有利时机。
四月，北路宋军自剑门关西小剑门南下，击败研石寨（今剑阁北）防守的起义军，攻占剑州。又于柳池驿（今剑阁西南）大败起义军，进而攻占绵州。北路另一支由曹习率领的宋军，由剑门关东的葭萌（今剑阁东）南下，攻占阆州（今阆中）。另路宋军又攻占巴州（今巴中）。尹元所率东路宋军西进至新宁（今开江），虽击败起义军，但被起义军层层阻击于川东的梁山（今重庆梁平）、广安（今属四川）、渠州（今渠县）、果州（今南充北），久久不能继续西进。20万起义军围攻梓州达80多天仍未能攻占，反而为进犯的北路宋军所击溃。宋军遂直扑成都城下，并于五月六日攻占成都，李顺被俘。起义军又推举张余为首领，继续进行斗争，他们避开宋军主力，顺泯江、长江而下，势如破竹，半个多月连克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宜宾）、沪州（今属四川）、渝州（今重庆）、涪州（今重庆涪陵）、忠州（今忠县）、万州（今万县）、开州（今开县），并乘胜进攻夔州（今奉节），企图夺取川东门户，阻止宋东路军继续西上。宋东路进蜀的白继赟部生力军赶到夔州，起义军腹背受敌，大败而退，死2万余人，元气大伤，被迫退往云安军（今云阳）。
宋军虽然占领成都已四个月，但四郊仍属于起义军，直至九月，宋军才进攻成都附近的起义军。宋军攻占蜀州、双流等地，起义军分成小股退往山区继续斗争。至道元年（995）二月，起义军首领张余在嘉州（今四川乐山）兵败就义。次年五月，起义军残部又推举王鸬鹚为邛南王，活跃在邛州（今邛崃）、蜀州一带，又为石普扑灭。散处各地的起义军残部，也相继为当地官府招降或消灭，如坚守西充（今属四川）大木槽山区的何彦忠部起义军，即为果州（今南充北）知州查道所招降。李顺起义军的残部终于相继失败①。王均兵变王小波、李顺起义虽然失败，宋廷对川蜀地区的政策也作了些调整，减少或减轻了一些税赋徭役，封建生产关系也多少得到了一些调整，但阶级矛盾仍然很尖锐，人心未宁，等待时机，准备斗争。加上川蜀的地方军政官员也并未从全师雄兵变及王小波、李顺起义中吸取教训，依然享乐腐化、刻剥军民，终于激起王均兵变，上距王小波、李顺起义失败不过五年。
咸平三年正月元旦（1000年2月8日）戍守益州（成都府改，今成都）
的神卫军指挥使王均所部，发动兵变，占领益州，王均称帝建元，国号蜀。益州知州牛冕等逃往汉州（今广汉），汉州随即也被王均攻陷，他们又逃往东川（梓州，今三台）。王均即率兵攻打绵州、剑门，企图占据川北门户，但均未成功，只得退回益州。蜀州知州杨怀忠乘王均北上剑门时，进攻益州，一度攻入城内，但杨怀忠所调集的壮丁中有许多是原王小波、李顺起义军战士，临阵变乱，杨怀忠因而战败，退保江原（今崇庆东）。二月，王均企图向南发展，但又遭到杨怀忠部宋军的阻击。不久，杨怀忠部宋军再次攻入城内，胜负相当，杨怀忠只得退保鸡鸣原（今双流东），王均也闭门守城。①参见杨仲良《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3《李顺之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36、39。二月十六日，北巡到德清军（今河南清丰西北）的宋真宗得知王均叛乱，随即作出反应，立即从抗辽前线抽调负责督运粮草、曾参与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有功而担任过益州知州的雷有终，再任益州知州兼主帅，并抽调抗辽先锋官、也曾担任过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先锋石普为副帅，率步骑八千，立即赶往川蜀镇压，以后又派宦官秦翰率军增援。
王均向外发展先后受挫后，只得困守益州城，因而未能引发广大人民参加斗争，兵变没有能发展为人民起义。王均虽然百计抗击，但是独守孤城，到九月初不得不突围南逃，途经广都（今四川双流东南）、陵州（今仁寿）、荣州（今荣县），直奔富顺监（今富顺县），准备南渡沱江，企图进入当时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戎州（今宜宾）、沪州（今属四川），徐图发展。十月，王均到达富顺监，正准备南渡沱江，为宋军先锋杨怀忠追及，仓促间未及应战，王均被杀，兵变失败①。川蜀地区又趋平静，宋朝对川蜀的统治终于稳固。①参见《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25《王均之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46、47。第五章北宋中期的改革活动第一节“澶渊之盟”以后的政治形势“天书”与“封禅”
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的“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之间40多年来的敌对状况，开始了大体上和平相处的新局面。宋真宗因此非常钦佩寇準，当初主张南逃的王钦若却称寇準力请真宗亲征是“孤注一掷”，“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景德三年二月，寇準以“无大臣体”而被罢相。王钦若建议真宗“封禅”以粉饰太平。封禅是秦汉以来帝王建有非常功业，并得到上天所赐的“祥瑞”才能进行的所谓“大功业”。王钦若又说祥瑞可人为制造。景德五年正月，真宗向王旦、王钦若说，去年他见到神人降临说，当有天书下降，刚才臣下奏称左承天门屋南角挂有黄帛，当即是天降之书，随后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又决定在当年十月东封泰山。在一个半月的行程中，真宗不仅带着“天书”封祀天帝于泰山（今泰安北），禅祭地神于社首山（今泰安西南），又去曲阜祭祀孔子。四年二月，再次带着“天书”西祀汾阴后土，并升所在地宝鼎县为庆成军（今山西万荣西南）。次年十月，又有了赵氏祖先降临延恩殿的闹剧。五年，改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七年正月，真宗又去亳州（今属安徽）太清宫，祭祀被道教徒尊为教祖的老子李耳，并加封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还在京城修建宏伟的宫观，祭祀活动更加频繁。
宋真宗自澶渊之盟以后主要的活动，就是进行各种各样的祭祀，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其意图除了掩盖其处理宋辽关系方面的无能，还有表明宋朝受命于天，以影响崇奉天帝的辽朝君臣放弃攻宋的企图，这种以迷信活动作为国家朝政的荒唐举动，直至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去世，同年十月，伪造的“天书”随他一起葬入陵墓才结束。
“纳”、“赐”银绢换取边境安宁真宗晚年多病，皇后刘氏协助处理政事。仁宗即位，皇太后刘氏（后谥章献）垂帘听政达11年之久，明道二年（1033）三月，章献太后死后仁宗才亲政。
在边境上除辽外，新兴于西北的夏（西夏）是对宋的又一威胁势力。
宋太宗时反对降宋的李继迁起兵抗宋，后又归附辽朝受封为夏国王、定难军节度使，宋朝多次派兵攻打，均以失败告终。宋真宗即位后李继迁亦表示愿归附宋朝，宋即任命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姓名为赵保吉，但李继迁仍不断侵扰并攻占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改为西平府，将首府从夏州（今陕西靖边北）迁到西平府。景德元年李继迁死，子德明嗣位，先受辽封为西平王；景德三年又与宋议和，并受宋封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西北地区因而出现了“有耕无战”的局面。李德明与宋保持相对友好关系的同时，积极发展势力，修城于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建为兴州，作为新首府，并准备称帝，但未及称帝而于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去世。子元昊嗣位，并于宋宝元元年十月十一日（1038年10月31日）称帝，国号夏，史称西夏，维持30年的和平政局再次破裂。从宋康定元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到庆历二年（1042）的三年中，宋夏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之战、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之战和定川寨（今固原西北）之战，宋军三战皆败，西夏军亦伤亡近半，双方的人民生命财产都受到重大损失，宋夏终于谋求妥协，于庆历四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十月订立和约，西夏臣附于宋朝，宋则每年“赐”银、绢、茶等大量财物，开放边境贸易，宋夏关系趋于缓和。
辽兴宗乘宋与西夏作战无力北顾之机，于庆历二年（辽重熙十一年）九月以索取后周世宗所占关南10县进行要挟，宋仁宗则以每年增“纳”银、绢各10万两、匹为条件换取和平。
“冗官、冗兵、冗费”
宋对辽、夏是以每年支出数十万两银、数十万匹绢，以及大量其他物品以换取和平。然而，成为宋仁宗庆历初年政治经济重大危机的，是所谓“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
宋初内外官员只有三五千员，由于宋朝实行官职名称与职务分离的官与“差遣”制度，而且官员不问有无才能按年资升迁，加上由于科举及其他途径加入仕途的人数日益增多，景德年间（1004—1007）已有1万余员，皇祐年间（1049—1054）多达2万余员，大量的官员享受着优厚的待遇，耗费了巨额经费。
宋初有军队22万，开宝（968—976）时增至37.8万，至道（995—997）时是66.6万，天禧（1017—1021）时为91.2万，到庆历（1041—1048）时竟达到125.9万的最高数额，宋夏战争结束后才略有裁减，亦维持在110余万人。巨额的军费开支占国家总收入的大部分。
所谓“冗费”是指皇帝的各种祭祀活动，修建佛寺宫观，以及各种赏赐等等的开支。“三冗”导致宋朝廷入不敷出。
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只有加紧剥削。据庆历时任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说：“庆历五年取诸路盐酒商税岁课，比《景德会计录》，皆增及三数倍以上。”如“景德中收商税四百五十余万贯，庆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贯”①，等等。
田赋不均是另一个重要问题，真宗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就曾说过：“人言天下税不均，豪强形势者田多而税少，贫弱者地薄而税重，由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②这种情况引起一些地方官员的重视，企图予以解决，仁宗景祐三、四年（1036—1037）间，郭咨在肥乡县（今属河北）为了解决“田赋不平，岁久莫治”，用“千步方田法”，“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赋八十万”③。窥豹一斑，由此可见宋仁宗亲政初年全国田赋不均的概况，然而得到解决的只是极个别的县份。
①张方平：《论国计事》；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69。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18。
③《宋史》卷326《郭咨传》。
第二节庆历新政范仲淹《条陈十事》宋朝经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及仁宗初年章献太后执政时期，已有70余年，积弊日深，明道二年（1033）三月章献太后死后，仁宗始亲政，群臣希望革新政局，右司谏范仲淹上《救弊八事》指出：“暴敛未除，滥赏未革”。要求“销冗兵，削冗吏”①，节省费用。后又指斥时政，得罪宰相吕夷简而被降官，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也因支持范仲淹而先后被降职，但是群臣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庆历三年（1048）三月，吕夷简罢相，正值宋与西夏交战而连战皆败，西北形势严重，京东、京西地区人民起义时有发生，仁宗也想要改革弊政，遂重又任命欧阳修、余靖等人为谏官，议论时政。四月，又任命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八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仁宗想依靠他们改革弊政，更新政局，并多次督促。九月，范仲淹与富弼商议后奏上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②，所谓十事是指“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建议，被仁宗采纳。
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新政”
新政从十月起陆续实行，首先实行的是“择官长”，改变即使是无能、老弱、贪污的官员，也一例依资格选任的状况。由朝廷选任各路转运使，由转运使选任各州知州，再由知州选任各县知县、县令，不称职者必须随时撤换或降职，政绩特出的提拔重用。
同月末又颁布了改革考绩的诏令（“明黜陟”），改变原先那种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一律升迁官资，刚上任不久并无政绩，遇到例行考核也照样升迁的磨勘法。规定不仅要实际任职期满，对曾经犯法及贪赃的官员，则视情节轻重及现任政绩优劣等奏报决定是否升迁。中级官员则还要不犯“私罪”才能进行考绩①，还限制了较高级官员的随意升迁官资。
十一月下半月，又先后颁布诏令“抑侥幸”，首先不许权贵子弟担任馆阁职务，高等第的进士也须担当一任官职后，经过考试成绩优秀者才能担任。继又对“恩荫”制进行改革，分别限制及降低以“恩荫”取得官资的人数、等级，并规定了担任实际职务的最低年龄等。
同月末，又下诏“限职田”（“均公田”）。为使地方官在俸禄之外增加收入，真宗于咸平二年（999）复行唐代地方官的职田制，重定数额、等级。但是40多年后产生了多少不均、苦乐悬殊的情况。这次将各级地方官的职田标准降低，但要限时补足数额，使他们都能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促使有才能的官员乐于担任地方官。
次年三月，又改革科举制度（“精贡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2，明道二年七月甲申。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卯；《范仲淹集·奏议上》。①指官吏因执行公务不当而犯的“公罪”以外的个人犯罪行为，如贪污等。的旧制，重视德行与策论，以求录取德才兼备的人士，改善吏治。
关于“减徭役”，是以合并县份及机构，以兵士代替役户。这年五月，开始撤销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五县，降格为镇而并于邻县，每减少一县可以减少役户二百余户，减少乡村的一耆保可以减少役户十余户，以使更多的人力投入农业生产。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都认为改善吏治是根本，尽管这些措施都尽可能照顾到官吏们的既得利益，只作了不太大的改革，却遭到权贵们的攻击，指责支持改革的官员是“朋党”，夏竦更指使婢女学习石介的字体，伪造石介替富弼起草的诏书，说要废仁宗另立新皇帝，并传布流言，宋仁宗虽表示不信谣言，但范仲淹、富弼已经不能自安于朝廷。
改革失败庆历四年（辽重熙十三年）五月初，辽朝决定讨伐西夏，遣使告宋并派人前往宋朝河东境内的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岢岚军（今岚县北）探测攻夏的进军道路。范仲淹提出辽、夏双方聚兵于河东路境外，万一双方联合南下，河东路将被攻占，并故意夸大局势的严重性，坚决要求亲自前往处理。六月下旬，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富弼则强调辽军如果攻宋，必定重点进攻河北路，自愿前往训兵备敌，八月初，富弼出任河北宣抚使。其实他们都是为了逃避夏竦造谣毁谤可能带来的灾祸，虽保留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的官职，但已不再参与朝政。
十月初，宋夏议和。十一月初，王拱辰、宋祁、张方平等借小事攻击宰相杜衍的女婿苏舜钦以及其他改革派官员，江休复、宋敏求等11人因此被降职或罢职，以致王拱辰宣称被他一网打尽，改革终于走上末路。
庆历五年正月中旬，辽使到开封告知辽夏战争结束，这是对宋友好的表示，辽、夏威胁相继解除。同月下旬，仁宗认为天下已经太平，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同日被罢免而出任地方官。守旧派代表贾昌朝、陈执中接替杜衍、章得象而任宰相，完全掌握了朝政。这次因在庆历年间进行而史称“庆历新政”的改革，最后失败。
庆历年间的农民起义与兵变“庆历新政”还未开始进行的庆历三年五月，京东沂州（今山东临沂）
的“虎翼”（禁军番号）军卒王伦，率四五十人杀巡检使朱进后起义，因受到都巡检傅永吉的追击，王伦转战南下江淮，发展至数百人，沿途不少州县官吏不敢阻击，而是以茶酒相待，或献衣物器甲，或弃城逃走。傅永吉采取尾击穷追战略，迫使起义军不停地转移而得不到休整，又受到制置发运使徐的（人名）所部官军阻击，同年七月在历阳（今安徽和县）为傅、徐两军合击而失败。
王伦失败前后，京西张海发动起义，在邓州（今属河南）时还只有60多人。陕西商山（今陕西商州南部）的郭邈山占山为王已十年，这时也出山活动。两支起义军迅速壮大，州县地方军队抵挡不住。同年八月，宋派朝廷禁军前往镇压，但张海起义军主力数百带甲骑兵，行动迅速，州县地方大多采取听任自由往来，甚至用鼓乐相迎设宴招待，同年底张海兵败牺牲。被先后镇压的还有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等几支起义军。“庆历新政”失败后，宋廷更加**，各地的小股起义连续不断。
贝州（今河北清河西）驻有禁军骑兵骁捷军与步兵宣毅军等，王则为宣毅军小校，利用佛教弥勒派组织起义，在派往大名（今属河北）联络起义的人员被捕后，提前于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发动兵变，建立政权。虽然俘知州，杀通判、县令、主簿，但兵马都监、提点刑狱等统兵治安官员逃出城后据守南关，并控制了驻守城外的禁军，河北安抚使贾昌朝立即派兵从大名府北上镇压，同时向朝廷报告。仁宗立即派兵北上进行镇压。高阳关（今高阳东）驻军长官王信得知王则兵变，也立即率本路禁军南下直达贝州城下。宋朝廷及地方政府的迅速反应，使得王则始终只是困守贝州孤城，未能发展为较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宋又派参知政事文彦博前往督率宋军攻城。次年闰正月，宋军挖掘地道攻入城内，兵变失败。王则自东门出逃后被俘，同月被杀于开封。
第三节王安石变法变法前的形势“庆历新政”失败以后，“三冗”问题越来越严重，官吏们又纷纷要求改变现状，并认为均税法也遭罢除是失策。皇祐三、四年（1051、1052）间，沧州（今属河北）知州田京、博州（今山东聊城西北）知州蔡挺，都进行过均税。沧州的均田税在至和元年（1054）被明令取消。博州的均税法虽被采纳，推行于全国，实际是不了了之，嘉祐四年（1059）八月，旧事重提，又派孙琳等四人分往诸路均田税，实际上也只是为了应付官吏们的议论，并不认真推行。孙琳前往河中府（今山西永济），用千步方田法均田税，遭到欧阳修的反对，三司判官张田从朝廷财政收支考虑，建议皇帝祭祀活动后给官吏的赏赐应稍有减少，被认为有亏国体而被贬出任地方官。宰相富弼、韩琦，和欧阳修一样也已不再赞成改革。这反映了当初积极支持“庆历新政”的官员，现在大多认为维持现状为好。
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死，宗室赵曙入继帝位，是为英宗，因病由仁宗皇后曹氏垂帘听政。英宗病愈后处理的政事，仍须经曹太后复审后才能施行，治平元年（1064）五月中旬，曹太后勉强撤帘还政。英宗提出：“积弊甚众，何以裁救。”①也关心国家财政及“冗兵”情况，希望改革积弊。然而首相韩琦、副相欧阳修、枢密使富弼都没有支持改革的意向。加上尊奉英宗已故亲生父母的礼仪问题，成为英宗时最重大的事件。直到治平三年九月，英宗才又提出“去冗官之患”②，并对官员考绩升迁官资的制度作了一些改革。但是，英宗于次年正月去世，他的改革愿望只能留待太子赵顼去进行。赵顼即位，是为神宗。
王安石变法宋神宗即位前即已关心国家大事，僚属韩维不时将好友王安石的见解告诉神宗。王安石曾于嘉祐四年（1059）上《言事书》，列举时政弊端及改革意见，虽未被采纳，却代表了要求改革者的共同意志，声望日益高涨。神宗即位时，王安石已经独负天下盛名多年，司马光也说大家都认为只要王安石当政，“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①。宋神宗即位不久，即召王安石赴京，但王安石引病不赴，神宗即令王安石就在本地任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同年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首先创设变法改革的指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枢密副使韩绛兼领，吕惠卿任“检详文字”，章惇为编修三司条例官，曾布任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同年七月至十一月先后颁布实行均输法、青苗法（常平法）、农田水利法，熙宁三年五月，废“制置三司条例司”，并其职权归中书（宰相府），司农寺成为推行新法的机构，吕惠卿改任判司农寺。同年十二月，王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1，治平元年四月辛亥。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8，治平三年九月丙辰。
①《司马温公文集》卷60《与王介甫书》。
安石与韩绛同时拜相，变法一直在守旧派的攻击和变法派内部意见不一致的艰难情况下进行。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在实行免行法时，受到神宗和曾布的联合抵制，辞相就任江宁知府，吕惠卿升任参知政事。八年二月王安石复相，受到吕惠卿的攻击，神宗对王安石的意见也事多不从，加上爱子王雱病死，精神受到重大打击，遂力请辞相。同年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出任判江宁府，次年六月又辞官闲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四月去世。
以富国强兵为核心的诸新法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无不是为了富国强兵，正如王安石所说：“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①1.均输法。熙宁二年七月实施的第一个新法，以朝廷的支出所需决定调运的数量，可以“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节省购价及运输费用，达到“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可足用，民财不匮”的目的②。
2.青苗法。同年九月推行，也称常平法或常平新法。以各路常平仓、广惠仓所积存的一千五百万贯、石以上的钱、谷作本钱，粮价贵时以低于市场价售粮，粮价贱时以高于市场价收购。并参照仁宗时陕西转运使李参，让缺钱粮的农户根据需要向官府借钱，粮食收获后还官，称为青苗钱。熙宁新法以每年正月、五月，由农户自愿向本县官府借贷，各等户都定有限额，粮食收获后随交纳夏、秋税时归还，加息二或三分，遇重灾允许延期归还，以收“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的效果③。3.农田水利法，同年十一月颁布。奖励各地“开垦废田、兴修水利”①，由受益民户按户等出工出料兴修。如民力不足，可依青苗法向官府借贷；再不足，则由官府劝导富户出借，依例计息，由官府催还。
4.免役法，也称募役法。王安石向神宗说：“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此臣所以汲汲于差役之法也。”②新法免除了原先民户按户等轮流到官府服差役（旧法称为差役法），改为官府出钱募人充役。官府向原先充役的农村上三等户按户等征收“免役钱”，向城镇上五等户及农村原先不服差役户按户等减半征收的称“助役钱”，还各加征十分之二称为“免役宽剩钱”，以备灾年使用。熙宁二年十二月公布办法征求意见，次年十二月在开封府试行，四年十月才正式向全国推行。
5.市易法，熙宁三年，王韶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古渭寨（今陇西）设市易务，以官钱为本，控制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五年初，草泽（平民）魏继宗上书建议在首都开封设市易司，控制首都市场，增加政府收入。同年三月颁布市易法，先在开封设市易务，后在杭州、广州、扬州等地设置，首都市易务改为都提举市易司。市易机构以官钱作本，收购市上的滞销货物，商贩可以金银产业为抵押向市易机构赊购货物贩卖，半年或一年后归还，加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庚午。
②《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均输》。
③《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常平》。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28。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庚午。
息一分或二分。对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增加官府收入，均有作用。
6.免行法。宋代都城开封的工商行业除纳赋税外，官府所需物品、人工均向各行业摊派。熙宁六年，肉行徐中正等提出“乞出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这年七月实行免行法，各行依据获利多少按月或按季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后，“与免行户祗应”①，或“官为雇人代役”②。
7.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八月颁行，每年九月县官主持丈量土地，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计四十一顷六十六亩多，以肥瘠分为五等作为纳税的依据。以各县旧有税额按土地等级，由各户实际拥有顷亩数平均负担。原先富户隐瞒田产、人口，偷漏田税，以及农户的田产出卖后仍负担田税等田赋不均的情况有所改变，官府也增加了税收。
8.将兵法。为了减少军队人数，减少军费开支，改变“更戍法”所造成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缺乏训练，战斗力下降的状况。从熙宁二年开始精简军队，压缩编制，到元丰八年（1085）禁、厢军总数减为80万左右，比原先减少30多万。
熙宁七年，为了提高战斗力，首先在华北实行“将兵法”，共设置37将，不久又在西北设置42将，元丰四年又设东南13将，共92将。每将战士多的上万、少的在3000以下，每将设将、副将各一人，选择有作战经验和有才能的人担任，东南诸将3000人以下的只设将。“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平居知有训厉而无番戍之劳，有事而后遣焉，庶不为无用矣”③。
9.保甲法。改革派赵子幾首先提出，开封府郊县原先曾有民户自相结合组成保甲以维持地方治安。熙宁三年十二月因而颁布《畿县保甲条例》，每十户为一保，设保长；五十户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副保正。主、客户每户（后改为只有主户）二丁以上，一人任保丁，置备弓箭，进行训练，每大保每夜轮差五人“巡警”，并实行保内连坐法等。首先在开封地区实行，以后逐渐推行于全国，保丁“教艺既成，更胜正兵”，“马上事艺往往胜诸军”。保甲法除了维持地方治安外，还部分地代替军队，达到“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的目的。①10.保马法，是为了解决军马缺乏而令民户养马的新法，全称为保甲养马法，开始于熙宁五年五月实行于开封府属县，次年八月推行于整个华北地区，定额为8000匹，后增至1万匹。民户自愿养马，每户一匹，最多二匹，官府供马或自买马官府给钱，每养一匹马每年可免“折变缘纳钱”14400文等优待办法。
王安石辞相以后，元丰三年二月，改行“户马法”，也称“物力户养马法”（养马地区与保马法同）。凡城镇家产每3000贯、农村5000贯（后也改为3000贯）强制养马一匹，最多养三匹，民户自费买马，初定共该养马1.万多匹。
到元丰七年二月，又令京东、京西两路停止实行户马法，改为每一都保养马50匹，每匹给价钱10贯，另有其他优待办法，以后又有所变化，也称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4，熙宁六年四月庚辰；卷246，熙宁六年八月丙申。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8，元丰三年九月甲子。
③《宋史》卷141《兵》二《将兵》。
①《宋史》卷192《兵》六《保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丁未。保马法，可称之为“都保养马法”，两路共应养马10万匹左右②。
此外，还对科举、教育及军器制造等进行了改革，王安石自熙宁九年辞相后，新法在宋神宗主持下继续进行并有所发展，如元丰年间实行的户马法与都保养马法即是其中之一。而最重要的是元丰五年实行的官制改革，恢复三省六部制，废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左、右仆射分兼门下、中书侍郎为左、右相，废参知政事，以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为副相。保留枢密院，朝廷文官官名与职务相一致（武官与低级文官的改革宋徽宗时进行），地方官制未进行改革。军事制度方面，元丰二年于开封地区实行保甲“集教法”，派禁军教头训练大保长，又行“团教法”，由大保长训练保丁，后推行到华北地区。
开湘西、拓熙河、战西夏、克交趾（阯）
开发湘西。今湖南西部及其边临地区为宋代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原设羁縻州数十，北部称北江，南部称南江，合称两江，由荆湖北路的辰州（今湖南沅陵）管辖。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王安石派新法主将章惇以察访荆湖北路常平等事为名开发两江地区。同年十一月首先开发荆湖南路的梅山地区（今新化、安化、武冈地区），设新化县，次年又于临近地区设安化县（今安化东南）。熙宁七年开发南江，设沅州（今芷江）及卢阳县（州治，今芷江），后又设黔阳县（今洪江市西北黔城）。熙宁九年，北江也得到开发，以后又在湘西陆续设置县、镇、寨，湘西地区逐渐得到开发。
经略熙河。王韶曾上书称：“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①熙宁四年八月，设洮河安抚司，以王韶为长官。次年五月又设通远军（今甘肃陇西），王韶兼任知军，经略河湟地区，得到王安石的全力支持。八月，占领武胜军，改名镇洮军。十月，升为熙州（今临洮），并设熙河路经略安抚使司，王韶为长官兼知熙州，本路所辖州、军，其时河、岷、洮三州尚未占有。次年三月占河州（今临夏市），军行近两月，千八百里，又占宕（今宕昌）、岷（今岷县）、叠（今迭部）、洮（今临潭）等州，宋复设河、岷、洮州，其余改为城、寨。熙河路辖区终于全部占有，对西夏起到了抑制作用。
对西夏的战事。王安石变法时期宋夏边境虽时有小战事，但相对平静。
元丰四年（夏大安七年，1081），西夏惠宗秉常拟割地与宋议和，被梁太后囚禁。七月，宋乘机出兵，五路攻夏。十一月末，宋将刘昌祚攻至灵州（今宁夏吴忠西南）城下，即将攻入城内，为主帅高遵裕嫉功驰使制止，以致贻误战机，久攻不下，反被西夏决河水所淹，宋军被迫退回。李宪率熙河路宋军于九月初二攻占兰州，随即筑城。神宗采纳李宪建议，于次年正月改熙河路为熙河兰会路。七月，宋神宗采纳徐禧建议，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作为攻夏基地，九月初城建成即受到西夏大军进攻，激战十余日后被西夏攻占。宋神宗从此遂放弃攻夏意图。
对交趾（越）的反击战。熙宁八年（越大宁四年，1075）九月，交趾军攻占宋古万寨（今广西扶绥西北），十一月又大举进攻，水路渡海攻占廉州（今合浦）、钦州；陆路于次年正月攻占邕州（今南宁）。九年二月，宋任②参见陈振：《论保马法》，《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①《宋史》卷328《王韶传》。
命郭逵、赵■、燕达统兵5万号称10万进行反击，失地相继收复。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宋军攻入交趾境内，击败交趾的象阵，交趾军溃逃，宋军攻占门州（今越南同登）。宋军从山间小道直插富良江（今红河），离交州（今河内）30里，交趾将舰船全部聚集南岸，宋军无法渡河，设伏诱敌，交趾中计渡河出击，宋军伏兵齐发，交趾大败，洪真太子战死。十二月二十一日（1077年1月18日）交趾王李乾德割地求和，宋军统帅郭逵接受降书后班师北返。第六章北宋中期思想、文化领域的革新北宋中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文化学术繁荣，学派林立的时代。
宋学——新儒学的产生，古文运动，乃至绘画、书法的革新，等等，都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节宋学——新儒学儒学的演化儒学在汉代“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①，史称“汉学”，这种学风一直延续到五代、宋初。
儒学自东汉末年起逐渐衰微，佛、道盛行，直至唐代后期，韩愈在创导古文运动的同时，力排佛道，提倡儒学，倡“儒学道统说”。韩愈对孟子特别推崇，在“道统”中将原先被列为上承孔子的颜渊，排斥在主线之外，以孟子上承孔子，而自承孟子，并且将儒学研究从章句训诂引导为对经典义理的探求。
史称：“自晋迄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跲而复奋，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①。宋祁的这段话，代表着北宋中期“宋学”形成时期学者的认识。
韩愈将《孟子》提高到与《论语》相近的地位，并推崇《大学》，其弟子李翱又推崇《中庸》，都对“宋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唐代后期的啖助对《春秋》、李景俭对《孟子》所持的批评态度，也对“宋学”产生了影响。宋学先驱与宋祁一起撰写《新唐书》的欧阳修，就是“宋学”先驱中的主要人物，苏轼在《居士集序》中称：韩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通常被称为“理学先驱”，其实不只是理学的先驱，而且是整个“宋学”的先驱。其他如晁迥、范仲淹、李觏等人，也都可以列入“宋学”先驱人物之列。他们或以废弃“汉学”专事章句训诂，而“疑经”、撰著“新义”；或发扬儒家“内圣外王”之道，“救时行道”；或在吸纳佛、道等诸家学说、思想，以丰富宋学内涵方面，都对“宋学”的新学、蜀学、理学等各个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学的特征苏轼不仅把欧阳修作为宋学的创导者，而且把他列入韩愈创设的儒家道统中，上承韩愈、孟轲以继孔子的儒学正统。还谈及“通①《四库全书总目》卷1《经部总叙》。
①《新唐书》卷176《韩愈传·赞》。
经学古”与“救时行道”，作为宋学的主要特征。
通经学古不是原先的章句训诂，而是探求儒经的新意。“疑经”是宋学建立时期一个重要特点，欧阳修景祐四年（1037）的《易或问》，“或问《系辞》果非圣人之作”，回答是“何止乎《系辞》”①。他所著的《毛诗本义》，四库馆臣在《提要》中称：“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
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年岁略长于欧阳修，主要活动时期也都在北宋中期的仁宗时期。胡瑗的《周易口义》“其说《易》以义理为宗”②，孙复“讲说多异先儒”③，石介也同样是不取旧说的。
救时行道为宋学另一个主要特征，也是宋学建立之初许多学者共同追求的目标。不仅欧阳修积极参与“庆历新政”，被《宋元学案》列为首位的胡瑗，也尤其重视“救时行道”。康定元年（1040）八月，胡瑗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辟为以丹州（今陕西宜川）军事判官而任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史称“君在丹州，建议更阵法，治兵器，开废地为营田，募土人为兵，给钱使自市劲马，渐以代东兵之不任战者”，而且“访边备利害，得以资其帅府。府多武人，初谓君徒能知古书耳，既观君之所为不以异己，翕然称之”。其“后在湖州置治道斋，学者有欲明治道者，讲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数之类”①。
石介在“庆历新政”时期，更是积极参与，“出入大臣之门，颇招宾客，预政事”②，与“新政”主持者之一富弼关系密切，以致反对新政的夏竦，指使人伪造石介给富弼的书信，借以攻击“新政”，“新政”失败后，石介被指责为“新政”的党羽而被迫自求外任。
吸收佛、道学说为宋学的又一个特征，即所谓援佛入儒、援道入儒，以及援法入儒、援诸子百家入儒，吸收各家学说以丰富儒家学说。正如清代戴震所说：“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唯袭老释之言以解之”③。
宋代在这方面进行得最早的人物之一，是北宋前中期的晁迥，史称“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④。他是一个熔儒、释、道三家学说于一炉的儒学家，为形成中的宋学学术取向的先导。
①《居士集》卷18。
②《直斋书录解题》卷1。
③《宋史》卷432《孙复传》。
①《五朝名臣言行录》卷10之2。
②《宋史》卷432《石介传》。
③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附《答彭进士允初书》。
④《宋史》卷305《晁迥传》。
第二节宋学中的三个学派——新学、蜀学、理学宋学在发展中形成不少派别，其中在当时或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新学、蜀学、理学等。
学术界通常把宋学（或称之为新儒学）与理学等同。1984年，邓广铭在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上提出：“把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那个新儒家学派称之为宋学”，“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并首先指出：“应当把宋学与理学加以区别”，理学只是宋学中的一个学术流派①。这是符合宋代学术发展史的实际情况的。
新学新学，也称荆公新学。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进士及第后，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的三年间，著《淮南杂说》，史称“自先王泽竭，士习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著《杂说》数万言，其言与孟轲相上下”②。这是王安石创立“新学”的开始，嘉祐八年冬至治平四年秋（1063—1067）间，王安石居丧于江宁（今南京），聚徒讲学。后推行新政时，与吕惠卿、王雱等训释《诗》、《书》、《周礼》，“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①。熙宁八年（1075）《三经新义》完成并颁于学官，标志着王安石学派的完成，当时称为新学，从此新学大行，不久即为宋学中的最大学派。王安石后封荆国公，史称王荆公，因此也称荆公新学。
蜀学蜀学，为苏洵所创，其子苏轼、苏辙继成。苏氏父子为蜀眉山人，史称“蜀学”。嘉祐元年（1056），“闭户读书”、“大究‘六经’百家之说”的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到京师开封应举，次年，苏轼、苏辙中进士。苏氏父子创立的蜀学才开始逐渐形成，苏洵著《六经论》等，阐述论点，“晚而好《易》”，“作《易传》未成而卒”②。治平三年（1066）苏洵死，“疾革，命公（轼）述其志，泣受命”。元丰二年（1079），苏轼被贬，次年初至黄州，筑室东坡，号东坡居士，此后数年间，苏辙亦以其所作的部分《易解》寄给苏轼，苏轼“卒以成书，然后十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易传》可说是苏氏父子三人合作的结晶，也标志着“蜀学”学派的基本完成，其时当在元丰六七年间。苏轼在黄州期间苏辙还将所著《论语略解》寄给苏轼，苏轼“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③，以后又有《书传》。苏辙也有早年所作的《孟子解》及晚年的《诗集传》、《春秋集解》、《老子解》等。苏①《略谈宋学》，《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参见漆侠：《宋学的发展与演变》，《文史哲》1995年第1期。
②《郡斋读书志》卷4下《王介甫临川集》。
①《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②《欧阳文忠公文集》卷34《苏洵墓志铭》。
③《栾城集》卷22《苏轼墓志铭》。
轼在《居士集序》中攻击“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实”，而“蜀学”的特征，正是兼容释、老。
理学（洛学、关学）
理学，宋代称为道学，北宋中期主要分为两个学派，洛学与关学。
洛学，由河南程颢、程颐兄弟所创立。学术界通常以二程、周敦颐、张载、邵雍为北宋理学五子，而以周敦颐为理学开山，二程则师承周敦颐。关于二程师承周敦颐之说，创自南宋初年朱震，经朱熹多方论证并将周敦颐推为理学开山，遂为理学家所接受。但是，在二程自己并不认为其学源自周敦颐，而是“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盖自孟子之后，一人（程颢）而已”①。程颐所述其兄程颢对于理学的开创之功，并无任何直接的师承，邓广铭先生曾著《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论证“二程决非周敦颐的学业传人”，“周敦颐在其时（按指北宋）的儒家学派当中，是根本不曾占有什么地位的”②。
程颢，明道元年（1032）生，弟程颐，次年生。程颢，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时年26岁。十一年前的庆历六年（1046），其父程珦署理南安军（今江西大余）通判，时周敦颐任南安军司理参军，程珦“使二子颢、颐往受业焉”①。程颢时年15岁，程颐时年14岁，二人还是少年，而同年冬，周敦颐即因调任郴县（今湖南郴州）令而离开南安军，二程兄弟受业于周敦颐最多也只有半年多。所以，周敦颐至多也只能算是启蒙老师，只是“少年尝从学”，决不是“道德性命”高深学问的传授。程颢此后在“未知其要”，也就是在还不知求“道”门径的情况下，自己“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②。程颢经过近十年的探索而创立的理学，其开始的时间大约在程颢中举前的至和（1054—1056）、嘉祐元年（1056）间。元丰二年（1079）程颢因反对新法被罢职，“既不用于朝廷，居洛几十年，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劝义”③，直至元丰八年被召用，未赴而卒，史称明道先生。其弟程颐，史称伊川先生，同在洛阳讲学。二程学派的形成，应是这一时期，史称“洛学”。程颢死后，程颐继续著书、讲学，门人渐多，大观元年（1107）死，已是北宋晚期。洛学作为北宋中期形成的理学（道学）的主要派别，但在北宋学术界始终是一个较小的学派，关学的影响更小，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是“新学”，理学兴起成为学术界的重要学派，已是南宋孝宗初年。
关学为张载所创。他于康定元年（1040）上书给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范仲淹劝他读《中庸》，张载时年21岁，他也经过“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的过程①，他创立理学学说开始①《二程遗书》卷42《明道行状》。
②《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①《宋史》卷427《周敦颐传》。
②《二程遗书》卷42《明道行状》。
③朱熹：《伊洛渊源录》卷2。
①《宋史》卷427《张载传》。
的时期，大致也在至和年间，他也是嘉祐二年中举进入仕途，熙宁三年（1070），因弟张戬被贬而不安，遂辞职回家乡眉县横渠镇（今属陕西），研读“六经”，讲学授徒，世称横渠先生，成为关中士人的宗师，张载建立了自己的学派，史称“关学”。熙宁九年被荐出任知太常礼院，因病辞归，中途病死。张载死后，门生大多转依洛学，致使北宋中期形成的四个主要学派（新学、蜀学、洛学、关学）之一的关学，逐渐衰落，到南宋初已不复存在，张载后来被朱熹作为北宋理学五子之一。
被朱熹推为理学开山的周敦颐，他不仅未能形成自己的学派，而且在当时甚至算不上知名学者，就连极端推崇周敦颐的朱熹也说：“濂溪在当时，无有知其学者。”周敦颐所著《太极图》、《易通》等，深为朱熹所推崇。周敦颐于景祐三年（1036）荫补入仕。时年20岁。嘉祐六年（1056），途经江州（今江西九江），筑室庐山莲华峰下濂溪旁，号濂溪书屋，世称濂溪先生。历任州、县官，熙宁六年（1073）去世。
被列为北宋理学五子之末的邵雍，字尧夫。早年受学于李之才，后长期居住在洛阳，隐居不仕，依靠富弼、司马光等接济为生，熙宁十年（1077）死，后谥康节。著《皇极经世》等书，创象数学体系，但二程对邵雍并不重视，认为“邵尧夫犹空中楼阁”②。但其学说，仍被认为是理学的组成部分，被朱熹列为北宋理学五子之一。而在南宋理学家心目中的地位并不高，其从祀孔子的时间，不仅晚于周、张、二程、朱熹20多年，甚至还晚于南宋的张栻、吕祖谦。
②《二程遗书》卷7。
第三节文学、绘画、书法的革新古文运动北宋中期，在文学、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有着重大的革新，对后世同样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北宋初期柳开、穆修、王禹偁提倡的古文（散文），北宋中叶经文坛领袖欧阳修倡导后，名家辈出，“古文运动”才蓬勃发展起来，明白通畅的散文终于成为文坛正统，并为后代所承袭。号称为“唐宋八大家”中，六家在北宋中叶，欧阳修自己的议论文简洁流畅，写景文形象生动，成为散文作者的典范。王安石尤长于政论文，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才华横溢的苏轼，各体文章无不才情奔放，挥洒自如，达到了空前的成就。其他三家如曾巩、苏辙、苏洵的散文，也达到相当高的成就。
“古文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是诗风的革新，反对西昆体的浮艳晦涩的诗风。欧阳修的诗也平易流畅，但成就不如他的散文。而王安石的诗，尤其是近体诗俊逸平易，其成就超过他的散文，尤其是他的诗涉及了许多社会重大问题，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激愤不平的心情。晚年的写景诗，意境清新，尤为后代所推崇。苏轼诗的内容较他的散文更为丰富，极大多数诗作，不仅极富想象力，而且如他的散文一样，自然奔放的诗风，反映出他极高的才华。豪放派词风的兴起宋初的词风深受唐末五代婉约派词风的影响，连文坛革新领袖欧阳修的词，虽清新明丽，但内容主要仍是风花雪月、情恋相思之类。柳永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其创作新调，语言口语化，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内容上也还是离情别意，灯红酒绿。除范仲淹曾写过边防征战内容的词外，整个词坛都为婉约派所垄断。
继欧阳修之后成为北宋中期文坛领袖的苏轼，在词坛上更是突放异彩，创豪放派词风，把词引向健康、广阔的道路，不仅将词的内容扩大到各个方面，而且不受过分严格词律无原则的束缚，自由抒发情意，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苏轼写爱情题材的词作，又以婉约见长。词终于取得了与诗同样的地位，使宋词与唐诗一样，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放光芒。
“文人画”画派绘画到了宋代有了重大进步，尤其是被后世称为“文人画”画派在北宋中期的出现，对中国画坛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
“文人画”，时称“士人画”，首先由北宋中期的文同画墨竹开创的。
文同，字与可，皇祐元年（1049）进士，元丰元年（1078）十月任湖州（今属浙江）知州，次年正月死于赴任途中，史称文湖州，其画风世称湖州派。文同诗文字画俱佳，以画名世，墨竹画虽起于唐代，而文同的墨竹画成就空前。经文豪苏轼的品题与发展，遂成“文人画”的开山。
苏轼与文同既是亲戚，又是诗朋画友，苏轼在文同死后品题文同所画墨竹时，记文同的著名画论：“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①苏轼不仅用以画竹，更以画古木怪石著称。自称：“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②，与文同抗礼。苏轼还以之画飞禽。作画提倡意似（神似，写意画），自然天成，诗画相通，认为：“高人岂学画，用笔乃其天”③；“论画以形似（工笔画），见与儿童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④。《宣和画谱·墨竹叙论》所说的，“有以淡墨挥扫，整整斜斜，不专于形似，而独得于象外者，往往不出于画史，而多出于词人墨卿之所作”。正是文人画从画工画、画院画中独立出来的新流派的写照。由于苏轼在文人画的创作中取得了比文同更大的成就，以及杰出的文人画画论的提出，加上苏轼文坛领袖的影响，文人画很快在文人中传播，对中国画史上文人画派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尚意派书法北宋四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都是书法革新者。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活动时期在仁宗、英宗朝。书法当时号称第一。是宋代书法的开创者。唐人书法“尚法”，宋人书法“尚意”，蔡襄正是承上启下的历史性人物，尚法、尚意兼修，楷、行、草、隶无不工。
苏轼虽晚于蔡襄，而列于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尤工于行、草，书法讲求自出新意，追求书法的情趣、意境，与他的画论相通，为北宋中期书法革新的领袖人物。
黄庭坚，字鲁直，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苏轼门人，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以诗、书法名家，诗与苏轼并称苏、黄，书法尤长于草书，创新的结字法，自成一家。
米芾，字元章，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与黄庭坚大体同时。以书、画名家，画以水墨大写意山水画创文人画山水画派，史称大米。其子米友仁亦长于书、画，世称小米。米芾行书成就最高，新意迭出，超绝尘寰。
四大书法家对书法“尚意”的革新，是北宋中期思想、文化全面革新的标志之一，对后世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苏东坡全集·正集》卷32《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②《苏东坡全集·续集》卷2《憩寂图》。
③《苏东坡全集·续集》卷1《次韵水官诗》。
④《苏东坡全集·正集》卷《书鄢陵王主簿所面折枝》。
第七章北宋后期的政治形势宋江、方腊起义第一节“更化”与“绍述”
元祐“更化”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英宗皇后高氏以太皇太后垂帘执政。神宗生前高太后就不赞成变法改革，执政后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参与朝政。司马光用“太皇太后以母改子（神宗）”，作为废除新法的理论依据，新法遂渐被废除。七月，首先废罢保甲团教，半年之内，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等相继被废。元祐元年（1086）初，司马光生病，而新法尚未完全废除，司马光恐自己在世之日不多，因而叹息道：“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①所谓四患，是指新法的青苗法、免役法和将兵法，以及与西夏的和战问题，在加速废除新法的同时，还将废除新法的任务交给吕公著，使废除新法的事不致中断。并随即提出废除免役法，不顾守旧派中范纯仁、苏轼、苏辙等人反对仓促废除而应进一步考察利弊的意见，仍下诏五日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蔡确、章惇先后被罢左相、知枢密院事而出任地方官，司马光、吕公著先后升任左、右相，并借重年已81岁、已致仕的四朝元老、太师文彦博复出，担任平章军国重事。八月，罢青苗法。
这次被称为“元祐更化”的废除新法、恢复旧法的活动，在元祐元年九月司马光去世后，由右相吕公著独相，继续进行。但守旧派内部因政见、学术见解分歧，加上人事倾轧而互相攻击，分化为洛阳人程颐为首的洛党，以四川人苏轼为首的蜀党，以及河北人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人为首组成的朔党，三党皆继承司马光废除新法的遗志，势力很大。程颐得到司马光、吕公著的推荐而任崇政殿说书，以师道自居，多以古礼训诫哲宗及处理世事，为苏轼所讥讽，而程颐门人亦攻击苏轼，洛、蜀两党势成水火，程颐又因事对宰相吕公著及高太后不满，终于被贬。苏轼后也因受到攻击，自请外任而出知杭州。
元祐三年吕公著以年老辞相，改任同平章军国事，以吕大防、范纯仁分任左、右相。范纯仁在司马光当政之初，即反对完全废除新法，对于废除免役法认为尤应慎重缓行，此时任右相，对变法派的章惇、邓绾和守旧派的苏轼、韩维等贬官或受攻击，多所维护，元祐四年即因不赞成过分贬逐新党蔡确，为朔党所攻击而被罢相。元祐六年朔党首领刘挚升任右相，同年也以交结变法派蔡确、章惇受到攻击而罢相。废罢新法，贬斥变法派官员；守旧派内部也排斥异己，甚至借口袒护或交结变法派官员进行互相攻击，成为元祐年间的重要政事，而不是同心协力改善政局。
绍圣“绍述”
元祐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后高氏病故，哲宗亲政。哲宗在高太后①《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生前就对她一味废罢新法、打击变法派的作为不满，想继承神宗遗志推行新法，亲政后不久即恢复变法派主将章惇、吕惠卿的阶官（寄禄官）、职名。九年二月，首倡“绍述”的邓润甫、李清臣同时任执政。执政苏辙感到政事将变，不同意再行新法。四月，哲宗改年号元祐为绍圣，明确宣示继承神宗改革事业，苏辙被贬出任知州，袒护苏辙的首相范纯仁也被贬出任知府。任命章惇为首相，曾布入主枢密院，蔡卞、许将、黄履等先后任执政，林希任同知枢密院事，变法派控制了朝政。各项新法先后恢复，并根据神宗时推行新法的弊病，多少作了些改进，以便于推行；但也采用一些元祐时制定的法规。元符元年（1098）八月，宰相章惇进呈《新修海行敕令格式》时，“其间有元丰所无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以致哲宗询“问（章）惇等，元祐亦有可取乎？惇等对，取其是者修立”①。反映出章惇为首的改革派，不像元祐时守旧派那样，对熙宁、元丰时的政令采取一味排斥的态度。当时的政治也比较清明，如哲宗亲政的七年，章惇独相，“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从八品），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迄无显者”②，就是很好的例证。在打击守旧派官员方面，变法派官员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守旧派的重要官员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相继被贬往广南东路（今广东）。已被贬为知府的范纯仁还曾上奏论救，以致最终也被贬往永州（今属湖南）。宰相章惇在当政之初也并不赞成打击过分，曾经“乞正所夺司马光、吕公著赠谥，勿毁墓仆碑”①，但遭到曾布的反对，司马光、吕公著终于被夺谥毁碑。此外，韩维等30人也被相继贬官，主要是朔党成员，也有一些蜀党成员，蜀党首领苏轼被远贬于惠州（今属广东）、昌化军（今海南儋县西北）。已被放归田里的洛党首领程颐，也被贬往涪州（今重庆涪陵）。元符元年六月，蹇序辰、安惇相继提出元祐初守旧派设“诉理所”，对变法期间因反对改革而被贬逐的守旧派官逐一审查平反，并对有关的改革派官员进行贬逐。他们请求设“看详诉理文字所”（诉理所），对元祐初的诉理案件进行复查，这将扩大打击守旧派官员，“章惇迟疑未应，（蔡）卞即以二心之言迫之，（章）惇默不敢对，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②。在哲宗亲政时期，打击守旧派愈演愈烈，成为主要政事，而不是集中精力进行改革，其情况同守旧派当政的元祐时期相类似，北宋政权遂逐渐走向衰落。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4，元符元年八月癸酉。
②《宋史》卷471《章惇传》。
①《宋史》卷471《曾布传》。
②《宋史》卷472《蔡卞传》。
第二节宋徽宗的腐朽统治宋江、方腊起义元符三年（1100）正月，年仅25岁的哲宗病死，宰相章惇主张依礼、律，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否则当立长弟申王赵佖，但向太后（神宗皇后）以自己无子，神宗诸子皆庶子，排除患有目疾的赵佖后，主张立哲宗次弟端王赵佶，章惇指出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①，但向太后在曾布、蔡卞、许将等执政的支持下，立赵佶为帝，即著名的昏君徽宗，终于将北宋皇朝推上了灭亡的道路。
宋徽宗、蔡京的腐朽统治徽宗即位后，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太后在神宗时即是守旧派，当政后随即任命守旧派、韩琦长子韩忠彦为执政，不久又升任右相，左相章惇、执政蔡卞等相继受攻击，蔡卞首先被贬任知府；同时恢复被贬逐的守旧派官员的名位，守旧派官员接着相继上台。当年七月，向太后还政后不久，反对立徽宗为帝的左相章惇被罢相，韩忠彦升任左相，曾布升任右相。当时守旧派与变法派的斗争日趋激化，也有官员认为元祐、绍圣均有失误，应该消除偏见，调和矛盾。于是改次年为建中靖国，以示“本中和而立政”，“昭示朕志，永绥斯民”②。但是新旧党争不仅没有停止而是愈演愈烈。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一月，邓洵武首创徽宗应绍述神宗之说，攻击左相韩忠彦并推荐蔡京为相，得到执政温益的支持，为徽宗所采纳，首先于同月末决定改明年为崇宁元年，明确宣示放弃调和政策，改为崇法熙宁变法。
蔡京是个政治投机者，王安石变法时拥护变法改革，元祐初又附和司马光积极推翻新法，绍圣初又积极附和新法，徽宗即位后不久受守旧派攻击而被夺职提举宫观闲居杭州（今属浙江），结交赴杭收集书画的宦官童贯，蔡京以擅长书法逐渐受到可以称之为画家、书法家的宋徽宗的赏识，邓洵武、温益知道徽宗必将重用蔡京，在进呈绍述新法意见时都力荐蔡京，认为徽宗“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①。崇宁元年（1102）五月，左相韩忠彦首先被贬任知府，蔡京升任执政。随后右相曾布也被贬任知州，蔡京升任右相，不久又升为左相，独相达三年之久。其后虽曾二次罢相，但又复相或以太师控制朝政，位在首相（徽宗改左仆射为太宰作首相，右仆射改称少宰为次相）之上。徽宗末年，致仕已多年的蔡京还以太师领三省事掌握朝政。
徽宗时期始终是蔡京及其党羽的天下，他们打着绍述神宗改革的旗号，作为排斥异己打击反对者的幌子。崇宁元年九月，首先把元祐（1086—1094）及元符三年恢复旧法的文彦博、司马光等120人，称为元祐奸党、元符奸党，刻石于端礼门（文德殿南门）。又复查元符三年三月向太后执政时下诏求直言时应诏所上之书奏，被查者达582人，以赞成绍述新法或反对者分为正等和邪等，将蔡京的党羽列为正等，共41人，纷纷升官重用；其余541人，全部列入邪等，列入奸党及邪等的都分别受到贬逐或降、免官职的处分。崇宁①《宋史》卷22《徽宗纪·赞》。
②《宋大诏令集》卷2《改建中靖国元年御札》-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