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经的治学态度和用世精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汉族士人们的普遍观念，受到儒林前辈元好问和赵复等人的嘉勉赞许。
召入藩府，四上国策1252年，“好儒术、喜衣冠”的忽必烈受命统领汉地，开府伊始即着力罗致延揽人才。因其府中幕僚的大力推荐，忽必烈便于1255年秋遣使召见郝经，但第一次郝经并未应召而至，而是草拟了一道名为《河东罪言》的奏议托使者带回。在此奏议中，郝经以其故乡河东平阳府（时为拔都封地）为例，陈述了汉地因蒙古贵族和地方胥吏“榜掠械系”、“殊求无艺”而失于治理的严重状况。提出了“轻敛薄赋以养民力，简静不繁以安民心”等项应行改革的对策。其用意看来是在唤起忽必烈对下情的重视，同时也想试探忽必烈有无从善举贤的诚意。
郝经的奏议显然触动了忽必烈。初召不至，隔两月忽必烈又二度遣使征召郝经入见。这使郝经深为感激忽必烈的知遇之情，他感到自己的才识有了用武之地，因而不再犹豫，毅然整装就道，于1256年春上见忽必烈于漠南金莲川。
会面后，忽必烈问其“咨以经国安民之道”。郝经首先以历代圣王贤君“仁民爱物”之义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和器重。继而又“上立国规模二十余条”，力劝忽必烈从长治久安着眼，“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正纪纲，立法度”，“藻饰王化”，“文致太平”①，创“万世规模”。当忽必烈问及当务之急，郝经复举“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条上之”，无不一一切中时弊。对此，忽必烈皆以为然。但因忽必烈当时尚未掌握国柄，且碍于对汉法持保守态度的大汗蒙哥，未能即行采纳郝经的建策。尽管如此，忽必烈对郝经的主张是心领神会的，他对郝经说，“时之一字最当整理。”“可行之时，尔自知之”（《元史·郝经传》）。
果然，几年之后中统建元，“更张制度”，郝经先前的一系列建议大都见之实行，证明了他对忽必烈的重要影响。
1258年，蒙古大举征宋，宪宗自领一军入川蜀亲征，命忽必烈统东道兵径趋江汉荆湖一路。忽必烈立召在乡侍亲的郝经随军从征，以备顾问。但郝④《时务》，《陵川集》卷十九。
①《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陵川集》卷三二。
②苟宗道：《郝公行状》，《陵川集》卷首。
①《立政议》，《陵川集》卷三二。
经对这次贸然攻宋是持有异议的，一路上，他多次相机进谏，表达了他对时局轻重缓急的全盘主张。
第一次在真定，忽必烈听了郝经的劝谏后说，“令师之出，皇帝所命也，一旦事定，汝为吾使宋讲和通好，以安百姓。”第二次是在路经濮州时，忽必烈得到南宋令各路严防备边的谍报后交付部属商议。郝经明白表示：“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败亡之畔，我乃空国而出，诸侯窥伺于内，小民凋弊于外，经见其危，未见其利也。”因此他劝忽必烈“结盟饬备，以待西师”，“修德简贤，待时而动”。
郝经的议论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忽必烈的重视，他委派郝经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副使，先行一步到江汉等地“布恩信、纳降附”。
行至唐、邓一带，郝经得知宪宗一军在川蜀师久无功、进退维谷，便又一次上书进谏，从治国之道及战略的高度深刻剖析了此番出师不利的内在原因。他认为就根本而言，失利在于连年用兵，国力不济，难以继续支撑规模浩大的征伐举动。而从军事战略上讲，则是由于主攻方向的选择错误，放弃了蒙古以往出奇制胜善于野战的特长而一味攻坚所致。为“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变”，郝经建议：上策是息师抚民，厚植根本，待内部稳固后再行大举；如这条难以遽行，退求其次，也应及时调整战略步署，“假西师以为奇而用吾为正”，实行“三道并进”和“先荆后淮、先淮后江”的作战方略（《元史·郝经传》）。日后元朝的灭宋之战便大体遵循了这一战略思想，再次证实了郝经的远见卓识。
然而，在当时情况下，郝经的奏议上报后未见采用，忽必烈统领的东师一发便不可收。八月，大军行抵长江边。九月，宪宗在川蜀殒命的死讯正式传至忽必烈军中①。忽必烈却仍无意北还，又渡江包围了鄂州（今湖北武昌）。不料“攻城百余日而不能下”（《元史·张柔传》），在此形势下忽必烈还举棋不定，再次召集部属会商以定行止。郝经因此第四次进言，力主迅速班师撤兵北归。在《班师议》中，郝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忽必烈孤军深入，“役成迁延”所处的险境及蒙古后方隐伏的重要内乱危机。为“销祸于未然”，免蹈前人覆辙，郝经力谏忽必烈“断然班师，亟定大计”，尽快北上夺取最高权力，以稳定社稷人心。
郝经的忠告很快为阿里不哥括兵争位的急报所验证。至此忽必烈才终于下决心退兵北还，弭平内乱。
使宋被囚，著述不辍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登基，建元中统。为稳定南部边界以专心对付阿里不哥的挑战，忽必烈决定派郝经为国信使，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佩金虎符赴南宋“告即位且定和议”（《元史·郝经传》）。
临行前，忽必烈赐酒并征询对军国大事的主张。郝经就应行急务草成《便宜新政》十六事条奏上闻。这些条款包括置省部、建监司、行宽政、明赏罚、②《再与宋国丞相书》，《陵川集》卷三八。
①见《元史》卷四《世祖纪》一。按：郝经《班师议》中称忽必烈行至汝南时（约在八月）就曾听到蒙哥死讯。《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29载，忽必烈以为是谣传而未听信。故此处据《元史·本纪》所载，九月，宗王穆哥遣使来告为正式通报。
罢冗官、总钱谷等项内容，其中以定都邑和建储贰两条最为重要。前者建议将政治中心从漠北草原南迁至形胜之地的燕京，以控制全国的局势；后者则建议仿照汉制预立储君，以杜绝蒙古旧制在确立皇位继承人问题上一再发生的危机。
由于郝经的建策大都事关紧要，切合实际，所以此后几年里得以次第施行，对推动忽必烈政权向传统中原封建皇朝的转化起了积极作用。当然，忽必烈“附会汉法”是出于历史的必然和众多汉臣共同影响的结果，但郝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无疑是不可忽视的。
中统元年（1260）四月，郝经赍致南宋的国书出使，这是他一生中担当的最重要任务，然而在当时形势下绝不是一桩轻松的使命。据载，派郝经使宋虽“出自圣意（指忽必烈）”，但也是“时相王文统忌公（即郝经）重望”，将其“排置异国”的一个阴谋。而郝经本人当时也有病在身，所以有人劝他“称疾勿行”。然而郝经面对重任朗朗答道：“自南北构难，江淮遗黎弱者被俘略，壮者死原野，兵连祸结，斯亦久矣。”“吾读书学道三十余年竟无大有益于世，今天下困弊已极”，“虽以微躯蹈不测之渊，苟能弭兵靖乱，活百万生灵于锋镝之下，吾学为有用矣。”①正是出于这种信念，郝经“振衣束发，慨然启行”。
国使赴宋议和的消息传出，“仗节即路之日，百姓无不遮马快睹”，热切表达了他们厌战思和的强烈愿望。目睹此景，更坚定了郝经输平退师，“坠仇崇好”的决心②。
郝经一行原打算自涟州经楚州（今江苏淮安）入宋。行至济南时，主管山东淮南行省的李璮告诉郝经，他先期派往南宋通报的两个人已为宋楚州安抚所杀。郝经他们若继续循原路向前，恐怕会遭遇不测。郝经闻言毫无惧色，但决定改道宿州五河（今安徽五河县）继续前行。
六月，郝经行抵宿州，遣副使移文于南宋，要求对方接纳并安排入境日期。七月，到达淮河北岸的五河口，南宋才派去朱宝臣、秦之才来接洽。又拖了一个月，才允许郝经等人在潘拱伯陪伴下入境，登船南下。
船至昭信（今江苏盱眙），潘拱伯传达宋两淮制置使李庭芝的命令，要求郝经出示国书，被郝经严辞拒绝。
九月，到达真州（今江苏仪真），郝经及其下属被带到忠勇营住下，就不再允许他们前进一步了。忠勇营的布置宛如囚所，“驿吏棘垣钥户，日夜守逻”，郝经从此失去了行动自由，虽经一再交涉，均不得要领。
十月，宋置制使李庭芝致书郝经，内称：“信使美意而来，松寿（指李璮）乃怀奸以逞。”“幸我先备，得以胜之，以此知，和殆类款我”①。郝经这才知道李璮挑起边衅，制造事端，给他的使命带来极大麻烦。于是，他连忙作答，申明他来通好议和是出自“主上圣意”，与边将违诏启衅无涉。然而，这种辩解很难打消宋人的怀疑。郝经又连连致书南宋皇帝、丞相和三省枢密院，极陈和战利害，希望南宋方面能认清形势，抓住良机，与北方达成和议。
书上，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郝经不明其中底细，但也知道和议无望，①阎复：《郝公墓志铭》，《静轩集》卷五。
②郝经：《再与宋国丞相书》。
①《李庭芝回（郝经）书》，《陵川集》卷三二。
便多次要求南宋放他们归国，却同样得不到任何答复。事实上，郝经之所以被阻于真州，淹留不进，除李璮挑起事端引起的误解外，更重要的是南宋当朝丞相贾似道为对上隐瞒上年他在鄂州向蒙古乞和，私订城下之盟，却伪报大捷的事实，才有意将北方来使扣押在中途，不令进退。
郝经馆留真州期间，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在漫长的囚禁岁月里，其手下部属有经不住长期囚禁的折磨，“殆无生意”，“斗殴相杀死者”。宋方也几次派人游说，甚至伪报蒙古内乱的“异闻”，以图动摇瓦解郝经的意志。但郝经却顶住了压力，始终不为所动。他对下属说：“一入宋境，生死进退，听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终不能。”所以当朱方一再劝降时，郝经“与介佐束装露次庭者月余”，坚请归国①。宋方不得已只好放弃了劝降的意图。在严密的监管下，郝经不甘寂寞，除上书数十万言与宋方交涉外，还坚持笔耕不辍，羁押真州十余年间共撰有《续后汉书》、《易春秋外传》、《太极演》、《原古录》、《玉衡贞观》、《通鉴书法》等著作不下数百卷。至元十一年（1274）六月，世祖以南宋扣押国使郝经为由，正式诏告天下，发兵灭宋。与此同时，遣使赴宋“问执行人之罪”（《元史·世祖纪五》）。至元十二年二月，元军进占建康（今南京）。宋相贾似道震恐，连忙派人礼送郝经归元。至此，郝经已彼扣留了十五年之久，人也变得“龙钟皓首”，年老体衰。
在北上赴京途中，郝经不幸染病，忽必烈闻讯特派近侍、太医迎候照拂，及到大都，忽必烈又厚予赏赉，慰劳有加。但郝经终于一病不起，于当年七月病故，终年五十三岁。
①《郝公行状》，《陵川集》卷首。
第六节姚枢早年经历与传播理学姚枢（1201—1278），字公茂，号雪斋，敬斋。先人自后唐使辽，遂居其地，因以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为籍。姚枢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金朝的中下级官吏。1201年，他生于汾（今山西汾阳）①。金末，因父亲姚渊调任许州（今河南许昌）录事判官，乃徙家于许。姚枢自幼读书刻苦，自期甚高，当时闲居许州的名士宋九嘉对他也倍加赏识，称赞他有“佐王之略”。
1232年，蒙古军攻破许州，姚枢出逃，至燕京（今北京）投靠杨惟中，被荐北觐太宗窝阔台。这时漠北无汉人士大夫，太宗喜其来，甚重之。姚枢因此留居岭北多年。这段经历，对他熟悉和了解蒙古风俗习惯和文化无疑是十分重要的。1235年，皇太子阔出统兵攻宋，姚枢受诏从杨惟中随军出征，到汉地求访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等类人才。蒙古军破枣阳（今湖北枣阳），主将欲坑姚枢搜罗的各色专门人才。在他的全力保护下，得脱逃入竹林间，尽免于死。
阔出所部攻陷德安（今湖北安陆）时，姚枢从俘虏中访得江汉间的名儒赵复。二人相见于军中。姚枢“戎服而髯”，赵复初疑为西域人，经过交谈，他对姚枢的才识十分赞赏，乃出所为文数十篇相赠。赵复以九族殚残，不复欲生，但被姚枢强留于军帐中。当夜，姚枢醒来，发现赵复床上惟存寝衣，连忙起身出追，“鞍马号于积尸间，求至水裔”②，见赵复脱履被发，仰天而号，欲投溺而死。姚枢以“汝存，子孙或可传诸百世”为辞，苦劝赵复北上授徒。不久姚枢亲自护送赵复北至燕京。并协助杨惟中创立太极书院，以赵复为师儒，教授程朱理学，从学者达百人之多。理学在北方由是传布日广，从此，姚枢本人也得以研读赵复所赠“程朱二子性理之书”，并很快成为在北方阐扬理学的一个重要人物。
1241年，姚枢被窝阔台任为“燕京行台郎中”。这时花剌子模商人牙老瓦赤担任总领汉地政务中州断事官，汉人把这个官职称为燕京行台，姚枢事实上就是中州断事官的幕僚机构成员。由于牙老瓦赤性喜货贿，汉地世侯们惟恐获罪于他，“竞以掊克入媚”。牙老瓦赤常从接受的贿赂中分出一份送给姚枢。姚枢洁身无门，只好弃官而去，携家小迁至辉州苏门（今河南辉县北）隐居。
在苏门，他出资垦荒田数百亩，修二水轮，又诛茅为堂。置私庙，奉祠四世堂龛，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像，潜心读书，“衣冠庄肃，以道学自鸣，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儒家经典、尤其是理学书籍相当缺少，姚枢不但亲自从事小学、四书的刊行，而且还动员别人刊刻图书，散发到四方。这个阶段，他与隐居在苏门附近的窦默、许衡等人过①据姚燧《三贤堂记》，姚枢生于辛酉年，即1201年，死于至元十五年，即1278年。见《牧庵集》卷七。按《元史·姚枢传》谓枢卒于至元十七年（1280）。其所据当即姚燧《姚枢神道碑》。按碑文云：“明年（至元十四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于三月，问可以惠利斯民者初，公方奏事，得疾，忽跽不能言，帝急命从臣扶出登车至家，未更百日而愈。后三年，疾再至，昏然三日，薨，寿七十八。”元史作者将这段文字理解为十四年病，三年后复发致死，由此推断姚枢死于至元十七年，此误。②《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从甚密，经常聚集在一起，朝暮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元史·许衡传》）。正是经过姚枢的介绍，许衡这时最早接触二程、朱子著述。回到魏地（今河南魏县之南）后，许衡曾感慨地对自己学生说：“曩所授受皆非，今始闻进学之序，若必欲相从，当尽弃前习，以从事于小学、四书，为进德基”①。窦默后来回到肥乡（今河南肥乡）教书授徒，也逐渐知名。苏门也因此成为当时北方理学传播的中心之一。名士王磐受窝阔台汗征召，就曾将自己的全部学主转至姚枢处从学。
在世祖藩邸中姚枢的政治经历及其学识与名声，不可能不引起“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的注意。当时在忽必烈周围业已逐渐聚集起刘秉忠、张文谦、李德辉等一大批名流儒士。1250年，姚枢也被召至漠北，俾居卫从，而不直宿。忽必烈时召与语。姚枢曾为书数千言，殚精竭虑地劝说忽必烈采用汉法治理汉地，“首以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序，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畏天、爱民、好善、远佞”。又列时政要务三十条，包括立省部、辟才行、举逸遗、慎栓选、汰职员、班俸禄等。这个时期，姚枢日渐受到忽必烈的信任，成为潜邸幕府中的重要谋士之一。
1251年6月，忽必烈之兄蒙哥，登上大蒙古国汗位。为了把天下控制在拖雷家族手里，蒙哥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全权委托给忽必烈掌管。忽必烈为此大宴群下。众人都忘乎所以，姚枢罢酒，将出，忽必烈遣人止枢，问他：“倾者诸臣皆贺，汝独默然，何耶？”姚枢回答：“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阜，有加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而见夺，不若惟持兵权，供亿之需取之有司，则势顺理安。”（《元史·姚枢传》）忽必烈听后恍然大悟，于是按照姚枢的建议把汉地政务交还蒙哥。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这种韬晦之计是十分必要的。
1252年，姚枢向节度漠南军事的忽必烈建议，在蒙宋交界地段屯垦戍边。他总结了自1235年阔出征宋以来蒙古军队的失误之处，指出在历年征战中，“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所掠人民尽没为私奴，不仅造成南民誓死抵抗的形势，而且所下之地“城无居民，野皆棒莽”，军事战果根本无法巩固。因此姚枢建议，变秋去春来、专事掳掠的军事行动为分屯要地，以守为主，亦战亦耕的长期战备，等到积谷高廪，边备既实，就可以大举攻宋。此后不久，忽必烈征得蒙哥同意，“试治”河南、陕西，姚枢的这一策略遂得以施行。当时立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屯戍军队，耕战结合，屯田唐、邓等州，在西自襄邓、东至陈亳、清口、桃源一线布置重兵，并构置工事，与南宋边境上的重镇襄阳成犄角之势，宋兵至则御之，敌去则耕。又置都运司于卫，转粟于河，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这一地区日后成为蒙古军进攻襄樊的根据地。
为了实施攻取大理、包抄南宋的战略计划，1252年7月，忽必烈统兵攻大理，姚枢从行。大军行至曲先脑儿时，忽必烈摆设夜宴。姚枢即陈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杀一人、市不易肆事。翌日，出发行军时，忽必烈在马上大①《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声对姚枢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
1253年，蒙古军驻夏六盘山。姚枢受命以王府尚书身份宣抚京兆，与杨惟中、孛兰等人共治关中，史称“旬月之间，民大和浃，道不拾遗”。入秋以后，姚枢复随忽必烈由陇西南进，穿过吐蕃东部，攻至大理城下。他先遣三使入大理诏谕。大理守将尽杀蒙古使节。但是忽必烈攻入大理城后，依然饬令姚枢“尽裂帛为帜，书止杀之令，分号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军士无一人敢取一钱直者”。姚枢等人举曹彬事迹为止杀之谏，似乎对忽必烈造成了十分深刻之印象。
1254年春，忽必烈北归，驻军六盘山。这时姚枢有病，于是忽必烈又用他为劝农使，协助关西道宣抚使廉希宪治理关中地区。姚枢不顾疾病缠身，“身至八州诸县，谕上重农之旨，凡今关中桑成列者皆所训植”。自金末丧乱以来，关中为战乱所残破，“城郭萧条，不见人迹”①。经过几年的治理，政治、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儒学教育也得以逐渐恢复。
蒙哥即位以来，忽必烈在汉地势力和声望大大提高。1256年，蒙古贵族中有人在蒙哥面前进谗言，称“王府得中土心”，王府人员“擅权为奸利事”②，告发忽必烈。本于对忽必烈的猜忌之心，1256年，蒙哥派出他的亲信、大必阇赤阿兰答儿到关中“钩考”钱谷。阿兰答儿倚仗大汗声威，扬言除史天泽、刘黑马以外，对汉地其他世侯和忽必烈委任的关中及河南官员们都有擅杀之权。忽必烈与蒙哥的矛盾呈现恶化的趋势。在关键时刻，姚枢向忽必烈进言：“帝君也，兄也；大王为皇弟，臣也。事难与较，远将受祸，莫若尽王邸妃主自归朝廷，为久居谋，疑将自释。”当时忽必烈犹豫不决。第二天，姚枢又一再敦劝忽必烈返回漠北，以屈求伸。忽必烈思之再三，终于断然回答：“从汝、从汝。”冬十一月，他先后两次遣使见蒙哥，表白自己归牧于岭北的心迹。得到蒙哥的诏许后，忽必烈即驰归和林。兄弟相见，忽必烈“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复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泫然，上（忽必烈）亦泣下，竟不令有白而止”。蒙哥于是敕罢钩考。
钩考虽然停止了，忽必烈仍然被解除兵权，留居岭北。然而一年之后（1258），由于进攻南宋的蒙古东路军的连连失利，蒙哥不得不再次委任忽必烈率军南下。忽必烈仍以姚枢从行。南宋“贾似道闻公咨谋军中，比为王猛”。
1259年，蒙哥死于四川征宋前线，忽必烈当时已逼近鄂州，因为担心留镇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欲谋称汗，便匆忙在鄂州城下与宋订立和约，随即北归。1260年春，忽必烈在开平（会内蒙古正蓝旗东）举行忽里台大会，即位称帝，建元中统。蒙古帝国的统治重心从此由漠北转移到漠南汉地。
与元初权臣的矛盾忽必烈称汗不久，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宣布即位，兄弟之间的争位战争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以漠南汉地为基础与阿里不哥抗衡的忽必烈，失却了黄金家族多年以来积聚在漠北汗庭的大笔财富作为凭依，亟须通过增括中原财赋来支持新政权。在史天泽、张易等人推荐下，元廷起用王文统为中书省平①《故宣差京兆府路田公墓志铭》，《寓庵集》卷六。
②《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章政事，由他主持更张庶务，全面负责汉地的钱谷大计和行政事宜。王文统原来是益都世侯李璮的幕僚和岳丈。他曾在前朝以经义登第，但同时又精权术，擅机变，不肯拘泥于儒家的纲常名节，所以被窦默等人斥为“学术不正”。在理财治国的问题上，他一反当时文章派和理学派儒臣们一致倡言的舒缓民力、“藏富于民”之类主张，而把政策侧重点置于管理财赋，增加国家收入方面，这一点恰好深中忽必烈的心意。因此，中统年间，备受忽必烈宠信的朝廷重臣偏偏是善于理财，“敷对明敏”的王文统，而不是精于义理、言必称节用爱民的迂儒。
姚枢等人与王文统之间的门户之见，似乎在中统之前双方就已有所冲突。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以潜邸旧臣为十路宣抚使，分行中原汉地，以安定各地政局，姚枢受命为东平宣抚使，乃以“文统新当国，彼将以我夺其位”为由不陛辞，直接之郡。二年七月（1261），元廷立燕京行中书省，统领中原政务。十路宣抚使的建制，约在这年撤除。或许应在此前后，姚枢回到朝廷。倾心义理之学的儒臣们似乎在世祖面前进行过推翻王文统的活动。史载窦默曾与姚枢、王鹗等人在忽必烈面前批评王文统，说不可让他久居相位，并推荐许衡为相。这场政争的详情现在已难以确知，关于姚枢在此时的行迹也没有直接的史料可资推究。但是，在隐居苏门时期所结成的深交，大约使他不会与窦默、许衡的活动完全无关。正因为如此，王文统才会始终不移地把姚枢同许衡、窦默等人一起视为威胁自己地位的政敌来加以排斥，于是讽奏以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太子师傅的地位不算不高。但对姚枢这样以治国平天下的佐王之材自期的人来说，此举明显地有将他从权力中枢排挤出去的意图。姚枢遂以“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师”为辞拒授。同年八月，被改授为大司农，管理农桑、水利等务。中统三年春，益都世侯李璮发动兵变。早在正月底，当李璮留质于燕京的儿子李彦简刚刚从燕京逃走时，忽必烈便马上召姚枢问对，要他预测李璮动向。根据姚枢判断，李璮叛变后有三种战略可供选择，“使璮乘吾北征之衅，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对曰：“出下策。”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姚枢的观察和预见是十分敏锐、准确的。
李璮之乱发生后，王文统因有牵连被诛。此后，忽必烈对汉人的疑惧心理日渐加深。另一方面，行政中枢一时难以有足够的合适人选，因此，几乎与提拔阿合马同时，姚枢于1263年正月被任命为中书左丞，不久，又带相衔先后行省事于河南、山西等地。中统、至元之际，元廷乘平定李璮之乱，断然改变中原世侯各擅其地的局面，在各路置牧守，行迁转，军民分职。在实施这一重大的体制改变的过程中，忽必烈急于求治，措置失当，一度出现“政令日改月异”的状况。朝中有人上言，批评“中书政事大坏”①，忽必烈闻后大怒，是以举朝人心惶骇。姚枢遂上劝言书，向忽必烈陈说保持政令稳定的必要性，并进一步建议忽必烈“上答天心、下结民心”，“睦亲族以固本，建储副以重祚，定大臣以当国，开经筵以格心，修边备以防虞，蓄粮饷以待歉，立学校以育才，劝农桑以厚生”，由以建成宏图远业。忽必烈怒为释。在担任中书左丞以后，姚枢的政迹似乎并不十分显著。这或许与阿合马①据《元史》卷六《世祖纪》三，当时有宋子贞曾上言：“朝省之政，不宜数行数。”以“功利成效”固位取宠不无关系。至元元年，阿合马即从领中书左右部“超拜”中书省平章政事，并由此逐步控制了政权中枢。至元五年，姚枢以河南行省“佥省”之职又一次离开首都到外地供职。他的具体任务，主要是在河南经理屯田事宜，为平宋张本。至元八年入觐，十年，官拜昭文馆大学士、详定礼仪使。十三年，罢昭文馆，姚枢乃改任翰林学士承旨。这时正是阿合马在朝廷中如日中天的时期，姚枢就在翰墨词臣的位置上，“明哲保身”一直到十五年病死。
在姚枢后人为他撰写的神道碑铭里，称赞他“不固富贵，进退礼敬，故不取耻当时”。这段话实际上曲折地暗示出，姚枢晚年的遭际并不十分理想。作为曾被忽必烈深为倚重的藩邸旧人，自从中统以后，他却始终没有在政坛上取得过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为什么呢？
当忽必烈还是藩王的时候，他获得中土人心的主要活动是制止暴政，安集流亡，恢复汉地封建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生产，同时为了在黄金家族中获取更有利的政治地位，他也需要精通谋略的士人辅助他纵横捭阖。姚枢这样的儒生恰恰在两方面都适合忽必烈的需要。中统建元以后，忽必烈对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关注，与儒家讳于言利、一味主张节用爱民的偏执观点发生抵触，他只好到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一班“聚敛”之臣那里去寻求支持。姚枢曾被忽必烈斥为“不识事机”①，应与这种大背景有密切关系。除了作为政治家而外，姚枢亦颇以传播、显扬理学为己任，对蒙古贵族常欲“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结果反而使忽必烈留下“公茂善谈论，物之圆者只说出柄来”②的印象。这恐怕也是使忽必烈后来对他逐渐疏远的原因之一。①《元史》卷二○五《王文统传》，至元十二年，伯颜灭宋，捷报日至，忽必烈命阿合马、姚枢等议行盐、钞法于江南，姚枢去：“江南交会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在元军已占宋地的情况下，是否改行中统钞，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事关大局。故姚枢之迂，使忽必烈不满，称其“不识事机”。②《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一。
第七节许衡倡鸣程朱理学于北方许衡（1209—1281），字仲平，世人因其书斋名尊称为鲁斋先生。金河东南路怀州河内县（今河南沁阳）人。世为农家，父名通，寓居南京路钧州新郑县。衡生于新郑，八岁入乡塾，勤敏好学。十余岁，从舅父当县吏者习吏事，金朝兴建宣宗陵，徭役繁重，衡协助舅父分办，见民生困苦，而为吏者犹须承命督办差役，遂不愿为吏，决意求学。但这时金朝在蒙古进攻下已濒于崩溃，人民颠沛流离，无从求师指授，遂依父母之命从占卜术士学习占候之术，以为战乱中避难计。衡于占者之家见《尚书疑义》（疑即孔颖达正义），抄录而归，从此着意研习儒家经典。
金开兴元年（1232），蒙古军略取河南诸州县，衡被掳，役属于某万夫长。万夫长南征（攻宋，应在1235年），始得脱，隐居徂徕山（今山东泰安东南），得王弼《周易注》，昼诵夜思，身体力行，学识增进。后迁居泰安东馆镇，再迁大名，皆以教学为生。1238年，蒙古太宗下令考试诸路儒士，衡应试合格，得入儒籍，渐有声名。时窦默亦居大名，以精针术闻名，并通儒学，衡与之交往，共同研习经传、释老以及医、卜、诸子百家之说。1242年，姚枢弃官隐居辉州（今河南辉县）之苏门，衡闻枢得南宋儒士赵复传授的伊洛之学，乃往求之，因得读程颐《伊川易传》、朱熹《论孟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及《小学》等书，深为信服，抄录而还，朝夕精诵，并付之实践。他对众学生说：“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闻进学之基。若必欲相从，当悉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从事于小学洒扫应对，以为进德之基。不然当求他师。”他让学生不论大小都从《小学》入门，彻底以程朱理学作为自己进修和教导学生的课程。从此，许衡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道路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程朱理学在北方最专诚、最有力的拥护者和推行者。著《读易私言》成，末署“戊申（1248）八月庚辰识于家塾”①。其间，曾一度回故乡河内，又至洛阳寻弟。庚戌（1250），举家从大名迁回乡，中途闻河内政治仍苛虐，遂停留苏门，与姚枢邻居，共同切磋讲习。不久姚枢应忽必烈征召北上，衡独居苏门。
1254年，忽必烈于份地京兆立宣抚司，劝农兴教，遣使征衡为京兆教授。衡应聘赴职，来学者甚多，其所著《小学大义》即此时教授学徒的讲义。次年，由宣抚使廉希宪保奏，令旨命衡为京兆提学，再三推辞不受，获准，返回家乡（据《考岁略》）。
上《时务五事》疏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衡应召至开平朝见，遂留居燕京。二年，奉召再至开平。时忽必烈方倚重平章政事王文统秉政，窦默上书言不可重用功利小人，又面斥文统学术不正，必将误国，不宜久居相位②；忽必烈问谁可①《鲁斋遗书》卷六。《考岁略》谓“己酉，先生年四十一是岁有《读易私言》”。又云“先生著述曰《读易私言》，是先生五十后所作”。皆与此不合。
②据欧阳玄撰《许衡神道碑》，（《斋圭集》卷九），窦默之言实出于许衡。为相，默荐许衡，忽必烈不悦而罢。文统疑许衡唱和窦默之说，乃奏授默为太子太傅，姚枢为太子太师，衡为太子太保，意在将他们搁置于虚位，使其不能在皇帝左右参议中枢政务。衡以此事不仅不合义理（时太子尚未立），且在当时朝廷也不可能实行太子尊师的古制，说服窦默相与力辞不受，于是改授默为翰林侍讲学士，枢为大司农，衡为国子祭酒。当时尚未置国子学，祭酒也是虚职，衡受命后不久，即称病辞去，遂改命为怀孟路教官，许还乡执教。
三年九月，奉召至燕京，寓居道观。时王文统已败，姚枢、窦默均已起用，独衡未有新任命。他不登权贵之门，仅与姚、窦交往。至元元年（1264）初，复还怀州。二年十月，再召至燕（时已改中都），命入中书省议事，但未授官职，衡称病推辞。丞相安童素闻其名，访之于寓所，甚加敬重。三年二月，忽必烈召见，面谕他入省议事，辅导安童，若有所建言可先告安童转奏，其“名分”（官职）俟朝廷斟酌授予。四月，又召至上都询问政事，衡遂奏上《时务五事》疏，一曰“立国规模”，论当行汉法方能长久统治；二曰“中书大要”，论用人、立法之方；三曰“为君难”，分别陈述了“践言”、“防欺”、“任贤”、“去邪”、“得民心”、“顺天道”六事；四曰“农桑学校”，论须优抚农民，劝课农桑，自京师至州县皆立学校，使仓廪充实，人民皆知君臣父子之伦；五曰“慎微”，论使臣下各安本分，崇尚退让，在上者则要慎喜怒，守信用①。这篇奏疏引古证今，指摘时弊，提出对策，论析比较透彻，是许衡最重要的一篇政论。他的许多奏稿都自己毁弃，独保存此篇。但面见后，忽必烈仍未授以具体职务，不久他就因病不再赴省，获准回乡养病。
四年九月，复授衡为国子祭酒；十一月，征至中都备顾问。六年，奉旨与刘秉忠、张文谦、王恂等同议朝仪官制，取古今制度加以损益，奏上。七年正月，擢为中书左丞。他提出三条理由表示不敢承受，一是非勋旧，不足以服众；二是无德才，不能当此重任；三是“臣之所学迂远，于陛下圣谟神算未尽吻合，陛下知臣未尽，信臣未至，直以虚名误蒙采擢。臣若不自度，冒当圣眷，其旋至悔咎必矣”。前二条都是虚文，只有第三条说出了他的真实思想。当时忽必烈急于增加财政收入，讲求功利，对许衡大讲义理王道，谓当期事功于三十年之后的议论不感兴趣，以致在听取他的长篇奏疏时流露出倦意；而且至元三年置制国用使司，七年初改立尚书省，委任阿合马总掌财政、民政，中书省权力已大为削弱。这都使许衡感到难以实行其政见。但他的辞职未获准许。五月，他弹劾阿合马专权、害民数事；又言阿合马所委尚书六部官多用人不当。阿合马欲以己子掌兵政，衡又言父子不宜兼掌兵、民、财三权，为此在忽必烈面前与阿合马激烈辩论。在当时诸相臣中，许衡确是尤为“切直敢言，不以荣贵为心者”，然而他的建议却都未被采纳施行，由是忧惶日深，病亦增剧，遂力辞左丞职①。
掌教国子学至元八年三月，改授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在此之前忽必烈已选蒙①《时务五事》疏第五条后多删削，《鲁斋遗书》所收者较《元文类》卷十三多出六则，然文亦不全。①王恽：《论左丞许公退位事状》，《秋涧集》卷八六。
古贵族子弟数人命衡教授，衡荐召门生王梓等12人为伴读；至此正式设立了国子学（以南城旧枢密院为学址），增置司业、博士、助教各一员，选随朝蒙、汉百官、近侍子弟充生徒。衡亲执教事，以所召门生分任各斋斋长。开学以来，他将家事尽付其子师可，专意教学，宾客来学中访问者一概谢绝。其所教授，先以朱子《小学》一书，讲书章数不务多而重在理解，每每引证设譬，浅显明了，必使通晓而后已，并问诸生“此章书义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欲其践行而不贵徒说。课余则令蒙古生年长者习朝仪、典礼，小学生习跪拜揖让进退应对之礼节，或投壶习射。为使蒙古生学习算术，取唐尧至宋历代世次年数编为《编年歌括》，命诸生记诵加减之①。这套教学内容和方法很适合初习汉文和儒学的蒙古学生，对改变他们的蒙古旧习，使其了解中原儒家文化和治国方法，以培养统治人才，起了很大作用。诸生中后来成为宰辅大臣者近十人，各部官及地方长官者又数十人，尽管他们的进身多由家世根脚，并非因为有国子学学历，但他们都喜欢炫耀曾在国子学受过许衡教导的经历。
至元十年二月，元军取襄阳，忽必烈意欲乘胜大举攻宋，命诸臣议，诸臣多纷纷献攻取之策，许衡则主张“惟当修德以致宾服。若以力取，必戕两国之生灵以决万一之胜负”②。表示不赞成用兵，应用和平手段使南宋归降，并以为用兵未必能操胜券。他的意见在朝臣中是绝对少数（连他的密友姚枢也赞成用兵南宋），未被采纳。这时，当国权臣屡诋毁汉法，国学生员的膳食津贴常被断绝，一些学生离学而去，使许衡倾心竭力从事的办学事业也难以继续。四月，他奉旨到上都议事时，即以年老多病，先人未葬为理由请求还乡。忽必烈命诸老臣议其去留，王磐认为国学事关国家大体，“宜勿听其去”，而姚枢、窦默则主张根据许衡的处世原则，不应勉强挽留，且归葬先人也是孝道，应予允准。姚、窦与衡为密友，竟赞成他去职，可见他当时在朝中的处境确实不佳。获准回到怀州后，他谢绝交往，过着隐居生活。
仕途进退与学术成就十三年，元灭宋，南北统一，忽必烈命太子赞善王恂主持改定新历，以取代不准确的金大明历，集南北日官共同从事。王恂等奏言：“今之历家徒知历术，罕明历理，宜得耆儒如许衡者商订。”诏召衡至京，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领太史院事。许衡、王恂与实际负责制历工作的都水少监郭守敬（后改同知太史院事）一致主张应实测天体运行变化以为制历之本，参考历代历法，参别同异。遂制成仪表，分遣日官赴各地测候。十七年，新历成，奏上，赐名《授时历》。衡与王恂、郭守敬共著《授时历经》。其年八月，因病获准还乡，皇太子真金奏请授衡子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就便奉养。十八年三月，病卒于家，享年七十三岁。临终嘱其子慎勿请谥，不可立碑，“但书‘许某之墓’四字，使子孙识其处足矣”。
许衡在当时儒士中声望极高，而且胸怀治国平天下大志，忽必烈又早闻其名，屡次征召，待遇不薄。然而他在政治上却并不得志。虽然官至宰辅大①《国学事绩》《鲁斋遗书》卷十三；虞集：《送李扩序》，《道园类稿》卷二○。②欧阳玄：《许衡神道碑》，《圭斋集》卷九。按《考岁略》云：“襄阳下，上欲遂有江南，先生以为不可，其辞甚秘。”
臣（正二品中书左丞），但只当了一年多，因为阿合马当权而难以有所作为；他的许多奏议，均“未闻以次施行者”①，终于不得不辞去政务。从儒家用世的立场出发，每次诏使来召，他都欣然应命，结果却都失望而还，如此反复五进五退。究其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一套治国理论与忽必烈“未尽吻合”，被视为“迂远”不切实用，对他知之未尽，信之未至，只是因他声名甚著才一再征召，不过备顾问而已。尽管如此，他在促进忽必烈采用汉法和建立中原传统的仪文制度方面，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国子学教育，对蒙古、色目子弟接受汉文化和培养了解中原文物制度的新一代统治人才，有很大贡献。
许衡最重要的业绩是传承程朱理学于中国北方，经他极力阐扬，开始扭转了北方的学术风气，从而为确立理学在全国学术上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宋室南渡后，伊洛之学的重心也转移到江南，经朱熹集其大成，确立了理学（道学）的宏博规模和完整体系，成为理论上相当周密并能适应时代需要（因而具有很强生命力）的新学说。而在金朝治下的北方，伊洛余绪虽存却不成气候，一般学者为科举所左右，唯知蹈袭章句注疏之学，或究心于辞章声律，偶有朱子之书传至北方，但学者、知者、信者甚少，加以佛学在北方知识界浸润颇深，一些亦儒亦佛之士因南宋理学家力辟佛教，更起而攻击和抵制之。迨赵复传程朱理学于北方，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一时从学者颇多，以为孔孟道统由此从南方又回到北方。但反对者也不乏其人，在相当一段时期中未能普及。真正使程朱理学在北方得以推广并最终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者，当首推许衡。许衡生长于金未乱离之世，只是从乡鄙下第老儒学些识字句读，后来又自学了一些先儒传注之书，并无师授，故章句积习不深。及得读朱子诸书，心领神会，大为折服，“冰释理顺，美如刍豢”，自谓“终夜以思，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从此他尽弃旧习，专注于程朱理学，以“倡鸣斯道为己任”①。就其理学思想而言，他基本上都是祖述程朱，特别是朱子之说，加以通俗化的阐释。在写给其子师可的信中他说：“《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讲习，望于此有成，他书虽不治无憾也。”②他教授学生，一以朱子为主，或问以他说，则训之曰：“用功专主一家，则心不乱。”③似是把朱子的“持敬”说就用到对待朱学的态度上。如果说他的理论有什么特色的话，应该就在于他特别注重朱子有关伦理纲常的论述，反复阐明正心诚意的重要性，并强调身体力行的“践履”工夫，大至君臣父子，小至盐米细事，都可以而且应该做到“遵道而行”，不要因是小事而以为不足为，要求从内心到仪容、从日常行事到治国平天下，都应合乎“道”。他把“天理”（或“天道”）这一最高哲学范畴归结为“仁义五常”，谓“德行是学问中大节目，圣人言论句句是尊德性”（《语录》下）。这本来也是理学家的常谈，不过在许衡尤为注重，以此修己，以此教人。欧阳玄撰《神道碑》颂之曰：“先生真知力行，实见允蹈，斋居终日，肃如神明其为学也，以明体达用为主；其修己也，以存心养性为要；①王恽：《论左丞许公辞位事状》。
①《考岁略》；姚燧《送姚嗣辉序》。
②《与子师可书》，《鲁斋遗书》卷九。
③《考岁略》。
其事君也，以责难陈善为务；其教人也，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始，精义入神为终；虽时尚柄凿，不少变其规矩也。故君召辄往，进辄思退。方世祖急于亲贤，而先生笃于信己，是以终无枉尺直寻之意。”这是对许衡一生事业、为人的较全面概括。他被推崇为朱子之后、在元朝特殊历史条件下承续道统的第一功臣。元人虞集说：“使国人（蒙古人——引者）知有圣贤之学，而朱子之书得行于斯世者，文正（许衡——引者）之功德大矣。”①是恰当的评价。后来元仁宗恢复科举，规定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经术考试均从《四书》出题，并专用朱子章句集注，使程朱理学成为元朝的官方学术，主要是许衡极力阐扬的结果。
大德元年（1297），赠司徒，谥文正。至大二年（1309），加赠太傅，追封魏国公。皇庆二年（1313），诏与宋九儒从祀宣圣庙廷。其著述存者有《读易私言》、《小学大义》、《大学要略》、《大学直解》、《中庸直解》及其他诗文和门人所编《语录》等，均收在《鲁斋遗书》中。
子四人：师可，历官河南按察副使，卫辉、襄阳、怀孟路总管；师逊，未仕；师孚，早卒；师敬，由御史历官吏部尚书、中书参政、国子祭酒、中书左丞、翰林承旨、御史中丞，奉旨编帝训，泰定二年（1325）书成，诏译为蒙文，更名《皇图大训》。
①《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引。
第八章廉希宪赛典赤·赡思丁安童不忽木第一节廉希宪忽必烈藩府近臣廉希宪（1231—1280），字善甫，号野云，畏兀儿人。曾祖牙儿八海牙，祖吉台海牙，世代为本国官。父布鲁海牙（1197—1265），幼孤，家产尽为其叔所取，依母家就学，通晓畏兀儿文字，精骑射。1209年畏兀儿国归附蒙古，1214年布鲁海牙被送蒙古充宿卫（怯薛），从成吉思汗西征，忠勤服劳，成吉思汗赐以西辽后族女石抹氏为妻。1229年，奉命至燕京总理财币，供诸王大会之需。1231年命为“燕南诸路廉访使”（当是汗廷派出的监督使者，仿用中原官称）。拖雷妃唆鲁禾帖尼闻其廉谨，指名要求太宗将他拔属自己，派他管领本位下在燕京、中山的匠户；及得真定份地，命为真定路达鲁花赤①，并作为唆鲁禾帖尼位下的代表参与管辖中原汉地，为断事官之一。世祖即位，立十道宣抚司，授真定路宣抚使。
希宪为布鲁海牙次子，石抹氏生，适布鲁海牙任“廉访使”，遂以廉为姓。自幼生长在汉地，习汉文化，亦善骑射，奉命与阔阔等同师事名儒王鹗。1249年中随父北觐，入忽必烈王府为宿卫（怯薛）。好读书，有一天正读《孟子》，闻忽必烈召，即持书入见，问所持何书，答曰《孟子》，又问书中所说为何，对以性善、义利之分，爱牛之心扩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忽必烈嘉其言，称之为“廉孟子”①。1252年从忽必烈征大理，1254年师还，时关中为忽必烈份地，置宣抚司治之，六月，命他留京兆（今西安）任宣抚使②。上任后摧强破奸，无所顾忌。有大商贷钱于人，征息数倍，希宪下令岁月虽久，只需还一本一息；时有诏儒士为人奴者听赎身，权豪不从命，乃强制执行，悉放为良。尤着意兴学，遣使传忽必烈令旨征聘大儒许衡为教授，复保举为京兆提学③。1257年，因宪宗忌忽必烈在中原得势，遣大臣阿兰答儿钩考关中钱谷，宣抚司遂罢，回王府。
力陈即位大计1259年，从忽必烈攻宋，请求以官钱赎军士所俘儒生释还家，忽必烈许之，得免为奴者达五百余人。宪宗死后，阿里不哥谋争汗位，遣断事官脱里赤于燕京括汉民为兵。忽必烈得报，即从鄂州班师北还。希宪进言陈述“大计”，大旨谓：殿下是成吉思汗嫡孙，先帝母弟，征大理、伐南宋都取得成①《元史·布鲁海牙传》将庄圣太后（唆鲁禾帖尼）向太宗求取布鲁海牙、授为真定路达鲁花赤事记在辛卯（1231）年“拜燕南诸路廉访使”之前。今按拖雷死于1232年，由唆鲁禾帖尼向太宗要人应是拖雷死后事。《史集》第2卷《拖雷传》载，拖雷死后，唆鲁禾帖尼别吉要求把合罕的一个商人给她，合罕吝啬不给，唆鲁禾帖尼哭道：“我的心爱的（指拖雷）为谁作为牺牲？”于是合罕才满足了她的要求（汉译本页203）。又，真定路于1236年才分给唆鲁禾帖尼为食邑，在此之前她不可能任命真定达鲁花赤。①《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高鸣撰《廉希宪家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据《家传》。②同上；《元史》卷四《世祖纪》。
③许衡：《辞免京兆提学状》，《鲁斋遗书》卷九。
功，又招揽贤杰，抚育黎民，天下归心，天意人心所向都很明显，汗位非殿下莫属。忽必烈派他先行审察事变，他探得阿里不哥已派刘太平、霍鲁海到陕西，考虑到宪宗攻蜀时曾留大将浑都海率骑兵四万屯于六盘山，攻蜀诸军还散处在陕蜀，刘太平与诸将本有勾结等情况，如果关右之地被其所据，对忽必烈极为不利，于是立即向忽必烈报告，建议派赵良弼借口他事前往陕西探明情况。忽必烈要争夺汗位，必须获得东道诸王的拥护，因而首先要结好于东道诸王之长塔察儿，希宪自请为使，带着礼物前往。他向塔察儿称颂忽必烈的功德威望，天顺人归，并说：“臣下论议已定。大王位属为尊，若至开平，首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塔察儿被说服答应依其言，遂结约而还①。1260年春，诸王大会于开平共议推戴，阿里不哥未至，犹豫间，希宪进言：“阿里不哥掌握留守汗廷之权已有多年，假使奸人奉他即位，下诏来召，我们就被动了。如果殿下先即大位，颁布诏书，他若迁延不来，便名叛逆。时机紧迫，宜早定大计。”于是忽必烈宣布即位。当时鄂州前线的军队还未撤还，而与阿里不哥的战争已势不可免，希宪又奏请遣使与宋息兵通好，令诸军北归；封高丽质子王倎为高丽国王，送之还国，以睦东邻。皆被采纳。安定川陕赵良弼从陕西回来报告说：刘太平、霍鲁海已宣布行使大汗政权于陕西，独收钱谷，名为接济四川军，实欲据有其地，与六盘山相呼应，而四川蒙古军帅亲属俱在漠北，其心难测，阿里不哥又分遣心腹替换诸将，并向将吏给散金帛。事态十分严重。四月初，世祖遣廉希宪与八春（断事官）、商挺为陕西四川宣抚使、副，赵良弼为参议，急驰赴任。五月一日，刘太平等先入京兆，三日，希宪等亦至，京兆出现了对立双方派来的长官，人们莫知所从。希宪当即召集官吏宣布诏旨，于是官府粗具，民心稍定，随即遣使往六盘宣诏。十多天后，有急使自六盘来告：浑都海拒令，已杀诏使，并遣人急邀驻成都军帅密里火者、驻青居军帅乞台不花起兵来援，且约刘太平等同时举事。希宪当机立断，命万户刘黑马等捕刘太平、霍鲁海下狱，接着遣刘黑马至成都诛密里火者，命汪惟正（巩昌总帅时驻青居）诛乞台不花，将虎符、银印授与权巩昌总帅汪良臣①，命率汪家军并征秦巩等处诸军讨伐六盘，发府库银、帛以给军。又临时组织四千军队交八春统帅，授以方略，谓六盘兵精，勿轻与战，但张声势，使其不敢来袭。闻有诏使来颁赦令，希宪先将刘太平、霍鲁海处死，然后接诏，上书自劾停诏先杀及擅权命帅、调军、发库等事。世祖赞许他知权变，诏慰之曰：“朕委卿以方面之权，事当从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机。”四川蒙古都元帅纽璘军之奥鲁（留后家属营）在陕，奥鲁官二人受浑都海重赏，欲发兵应六盘，八春捕获二人并其从者，请诛之，希宪命尽释还，安定了奥鲁营。其人感激，愿效力，遂征得骑兵数千以增益八春之军。浑都海率军自六盘西走甘州，与从和林南下的阿兰答儿军会合后，浩浩荡荡向东进兵，同时派人联络陇蜀诸将，又命纽璘之兄写信招纽璘，形势又①姚燧：《阿里海牙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九）载：“劝进之初，诸侯王议未一，惟一王蹋察耳尝有书，帝忘其谁在也，顾左右问。公曰：‘臣所有之’，书出而决。”据此知塔察儿于大会之前曾有同意推戴忽必烈的约书，应即廉希宪此行的成果。
①《家传》及元明善撰《廉希宪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五）均作惟良，误。趋危急，人心浮动。希宪遣使申谕诸将，晓以利害，使他们改变了观望态度，军队复安，纽璘也奉召入朝。八月，诏改陕西四川宣抚司为行中书省以重其权，拜希宪中书右丞、行秦蜀省事，商挺同签省事，赵良弼为参议。不久，汪良臣、八春及诸王军击溃敌军，俘阿兰答儿、浑都海送京兆，斩之，秦陇平。希宪又奏请下令禁四川军吏虏掠降民，违者本军千户同罪，并禁贩卖人口；又放还所俘宋资州知州张炳震等，令持书谕宋四川统帅，缓和了双方关系，四川局势得以安定。
中统二年（1261）春，希宪奉诏还朝，入中书省，与诸宰执同议政务；五月，新命宰执官，授中书平章政事。原定与王文统同行省燕京，因商挺遣使入奏谓“关陕重地，大乱之后，余风有未殄者，非廉希宪不能镇抚中外”，遂命仍行省秦蜀①。中统三年李璮叛后，世祖对方面大臣颇怀疑忌，中书平章赵璧言希宪与张易曾荐举王文统，法应坐罪，且关中形势之地，希宪得民心，又有商挺相辅，不可不虑；又有蜀人费寅（降蒙后曾任兴元府同知，犯法当死，遇赦）恨希宪不起用他，乘机告发希宪与商挺在京兆修城聚兵、潜蓄异志九件事。世祖惑其言，遣中书右丞粘合南合代希宪行省京兆，并审查其事，召希宪、商挺回京。经审查无验，事解，留任中书平章政事。建议罢世官，行迁转法。至元二年（1265）闰五月，行省事于东平、济南、益都、淄莱等路，省并州县，黜陟官吏，惩办其尤不法者，诸侯震悚。两月事毕，召还朝。四年，降为左丞。他在世祖面前能直言无讳，不稍迁就，如谏止罢免和审讯丞相史天泽，谏止诛四川军帅钦察，驳阿合马反对成立御史台之议。世祖命他受戒于国师（当指八思巴），他答以“臣已受孔子戒矣”，不从命，并解释说孔子之戒就是“为臣尽忠，为子尽孝”，世祖亦不能勉强。有诏释大都罪囚，回回人匿赞马丁（宪宗朝燕京行尚书省官）为怨家所告在囚，亦被释，怨家又告，世祖怒责释放匿赞马丁事。释囚时希宪适告假，未署堂判，这时急取堂判补署，以示共同负责，并以诏书中未言不释此人为理由当面抗辩。世祖愈怒，希宪请罢职，遂于至元七年正月和左相耶律铸同被罢①。居家四年，但以读书、教子为务。监察御史王恽上书论其功绩、廉能，建议起用，使当一面之责，未被采纳。
行省北京和荆湖十一年二月，诏起为中书右丞、北京等处行中书省事。时有言头辇哥国王行省其地有所不便者，故命希宪往镇，谕之曰：“辽霫户不数万，正以诸王、国婿分地所在，居者行者，联络旁午。明者见往知来，见微知著，塔察儿诸王素知卿能，命卿往者，当识此意。”其意明显是要他防东道诸王、驸马跋扈或生异心。希宪至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察知有西域人自称驸马，营于城外，逮缚富家，诬其祖曾借息钱，逼其偿还。即遣吏捕驸马，此人初尚踞傲，竟直入省堂坐榻上，希宪令曳下跪，责以私狱违法，始哀求免死，头辇哥也为之说情，稍宽待，连夜拔营逃走。塔察儿使者来传令旨，头辇哥①据王恽《中堂事记》。按《元史·世祖纪》载：中统三年三月“诏以平章政事祃祃、廉希宪，参政商挺，断事官员麦肖行中书省事于陕西、四川”。疑赴任在此之前，又，《家传》及《神道碑》均谓其还朝前即授平章政事，误。
①罢职年月据《元史·世祖纪》。释囚事实在至元六年，《元史》本传作七年误。站立，希宪则坐而听旨，说：“朝廷大臣没有为诸王起立的道理”。使者回报，塔察儿亦不敢加罪。七月，遂诏头辇哥毋署省事，归其份地。鲁国长公主与驸马入朝，途中狩猎，征民牛车以载猎物，征求需索，其费达15000贯钞。希宪宴请公主，不及其从者，从者有怨言，希宪说：“我天子宰相，非汝庖者。”驸马怒而起，希宪即进言：驸马纵猎不是国务，而费民财无数，我已遣使驰奏。驸马惊愕，入告公主，公主只得陪礼，愿出钞如数偿还百姓，请求不要入奏。
十二年，阿里海牙攻取江陵，奏请派朝廷重臣开府镇之。世祖急召希宪，命以中书右丞行省荆湖①，三品以下官可承制刻印版授，奏入即发制书正式任命。希宪至江陵，阿里海牙率部属望拜郊外迎之，二人职品相同而尊崇如此，威信大立。当时元军取江陵未久，秩序混乱，士卒纵横，剽掠商旅，城门昼闭，灯火禁严，民心惊疑。希宪令各军归营，非调发不许辄出；开城门，弛灯火之禁；录用原宋宣抚、制置两司幕僚，宋官归降者使仍任旧职。于是政事初具，人情渐安。宋人曾引水环城为守御计，希宪令泄入江河，得淹没之地数百万亩，招民耕种，许三年后减半收租。沙市有积米二十万斛未收入官籍，即发以赈公安县饥民。继而大兴学校，亲临讲授，撤官屋恢复竹林书院，给书万四千卷，来学者日增。由于他的德政声名远播，思州、播州土官田、杨二氏及宋重庆守官赵定应（四川制使）均遣使越境前来约降，宝庆、武冈、益阳等城也都送户籍向他归顺。他拒绝接受诸官献金，但所献俘获男女则受之而释归，被释者遂自称“廉民”。
十四年春，符宝郎董文忠奏谓希宪有病，不适宜江陵暑热之地①，诏召还朝，征扬州名医王仲明为其治病。时有南人谢昌元建议立门下省，世祖采纳其言，拟以希宪为侍中，皇太子真金也加以鼓励，后因阿合马言其不便，未立，希宪也从此闲居养病。十六年春，诏命复入中书，时病已渐重，皇太子遣人探视，并叩问治道。希宪曰：“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乱。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药矣。”当时阿合马当国，得到世祖宠信，希宪无力挽回，其心境可知。十七年十一月，病卒。为政清廉，尊礼儒士希宪先后出主三行省，都有突出政绩。在陕西则临危果断。弥伏祸乱，在北京则抑强摧奸，不畏亲贵，在荆湖则广施仁政，安抚新民。在中书七年，能直身立朝，对政务也有赞襄匡正之功，时人王恽称其“临大事不可夺，廉正有大臣风节”（《中堂事记》），“疾恶如仇，进贤若渴”（《廉平章廉能合复用状》）。其为官清廉尤受时人称颂。在陕西三年，荆湖两年，归朝时都是“囊橐萧然，准琴书自随”而已。当时派到南土的官员大多从南宋故官、富室那里索取（称为“撒花”）大量财富，希宪拒受献金，和他们形成鲜明对照。从荆湖归朝后，有一次，世祖问他有多少随从，回答说只有一个弟弟相帮，世祖笑道：“你的书生习气还一点都没有改变呀。”他厌恶奸邪，①《元史》卷一四八《董文忠传》谓阿合马当国，“惧廉希宪复入为相，害其私计，奏希宪以右丞行省江陵”。按当时希宪已不在朝堂，说阿合马排挤他未必是事实。
①《元史·董文忠传》载其言“希宪，国家名臣。今宰相虚位，不可使久居外，以孤人望，宜早召还。”不礼权贵，对儒士则极喜亲近，加以善待。在中书平章任上时，已授为行省、都元帅的宋降臣刘整诣门求见，他不予理睬，有意给以羞辱，对刘整说：“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当诣政事堂。”不久又有被拘执而流落燕京、饥寒狼狈的南宋儒士持诗求见，他立即命其弟铺设坐椅，亲自出门迎入，命内人备酒茶款待；诸儒士请求放其南归，次日他就奏准放还。诸弟问他：刘元帅为皇上所倚任，为何反菲薄之，而对江南穷秀才却礼遇如此。他说：“我是国家大臣，言动频笑，系天下重轻。整虽贵，卖国叛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义重。若寒士数十，皆诵孔子者也，在宋，朝不坐，燕不与，何故而拘执于此！况今国家起朔漠，斯文不绝如线，我更不尊礼，则儒术且将扫地矣。”①先后举荐、辟用人才颇多，如张础、同恕、孟祺、张雄飞、张孔孙等。喜读经文，子弟都热心于学习汉文化，成为元代著名的色目儒宦家族。子六人，孚、恪、恂、忱、恒、惇，均任高官，恂官至中书平章政事，恒官至御史中丞，惇官至行省左丞。
①陶宗仪：《辍耕录》卷七《待士》。
第二节赛典赤·赡思丁从燕京断事官到中书平章赛典赤·赡思丁（SaiyidAjall），一名乌马儿（Umar），是别庵伯尔的后裔。“赛典赤”，意为“尊贵的领袖”，是对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称号。“别庵伯尔”，意为“天使”，是对先知穆罕默德的称号。赡思丁于1211年出生于不花剌（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1220年，成吉思汗西征时，赡思丁年方9岁，随其族人迎降，或谓迎降蒙古军的是他的祖父。此说尚待进一步的考证。成吉思汗西征结束后，他们随蒙古军队来到中国。
太宗时赡思丁袭父职，为燕京断事官，1251年宪宗蒙哥即位，命塔儿、斡鲁不、察乞剌、赡思丁、赵璧等诣燕京，抚谕军民，以牙老瓦赤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赡思丁、匿咎马丁佐之。大约在1253年，赡思丁迁燕京路总管。在任期间，多惠政，擢为采访使，专事物资供应。1253年，皇弟忽必烈奉命南攻云南，率师抵六盘山，“他的军队正处于饥饿和无奈之时，他［赛典赤］来到耍⑶衣男兄袄袢缫潜ā*①。因而大受忽必烈赞赏。后来忽必烈专门在蒙哥面前保举了他，也受到蒙哥的慰抚和赞赏。从此，赡思丁与忽必烈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忽必烈当时总管汉地军事，在漠南金莲川（今滦河上源）建藩府，招揽谋士，奉命征讨，有志于建立中原霸业，所缺者多为财粮，赡思丁（塞咥旃）主管燕京行省财赋，“彼事宪宗，常阴资朕（忽必烈）财用”（《元史·不忽木传》），助长了忽必烈的实力，赡思丁的功绩忽必烈是念念不忘的。1256年蒙哥征蜀，赡思丁仍“主馈饷，供亿末尝阙乏”（《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以下引文未出注者皆据传）。
燕京行省期间，赡思丁除主管财赋外，还按照忽必烈的令旨，负责增修文庙和兴办学校。1252年，忽必烈两次发令旨命牙老瓦赤等众断事官增修文庙；三年六月，作为燕京路总管的赡思丁奉令旨出包银增修文庙一新；四年五月，忽必烈再次下令旨给赡思丁，重申道士退出文庙及基地土，由在京儒生主领①。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由于上述特殊关系，赡思丁受到了重用。这年立十路宣抚司，赡思丁为燕京路宣抚使。二年六月，入为吏户礼三部尚书；旋拜中书平章政事，制辞曰：“两朝眷遇，事凡精勤，常办集于军前，能经营于意外，欲旌成绩，宜处台司，当奉至公，用遵大体，尽尔替襄之力，副予委任之诚”②。忽必烈没有忘记当年在藩邸时许的愿，于设置中书省之时，使赡思丁成为第一个被起用的回回人。这段时间内，赡思丁主要掌管财赋，当时忽必烈以丝为本发行交钞，赡思丁对交钞的发行有所控制，因而使交钞信誉甚高。至元元年（1264），赡思丁出为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第一任平章政事，在官三年，增户9565、军12255、钞6225锭、屯田粮97021石，抑制和买钞331锭，政绩卓著。中书省因此赏银5000两，仍命陕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属并听节制。
至元七年，赡思丁从大军进攻南宋，分镇四川，驻军嘉定，与宋军对垒。①《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340。
①《析津志辑佚》，页199—200，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②王恽：《中堂事记》下，《秋涧集》卷八二。
次年，元军国襄阳，命各道进兵以牵制宋军，赡思丁率将郑鼎等水陆并进，至嘉定获宋将二人，顺流纵筏，断其浮桥，获战舰28艘。奉命行省事于兴元（今陕西汉中），专门负责粮饷供给。
至元十一年，忽必烈召见赡思丁，曰：“云南朕尝亲临，比因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欲选谨厚者抚治之，无如卿者。”赡思丁遂拜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兀良合台于1257年平云南后，仍用段氏及当地首领统治。“自兀良合带镇云南，凡八籍民户，四籍民田，民以为病”（《元史·世祖纪九》）。他“委任非人，政令屡变，天庭高远，人相闻知，边鄙之民，往往复叛”①。至元元年曾爆发了舍利畏起义，诸蛮亦变乱不常。至元四年忽必烈封忽赤哥为云南王，镇大理、鄯阐、茶罕章、赤兔哥儿、金齿等处，同时立大理等处行六部，以阔阔带为尚书兼云南王傅，又设大理等处宣慰司都元帅。但宗王、行政长官、军事统帅之间互相争夺权利。至元八年，忽赤哥被都元帅宝合丁、六部尚书阔阔带等合伙毒死。事后，宝合丁等虽被处死，但忽必烈震动异常，遂决定在云南建立行省，命可靠的大臣去稳定云南大局。在这样的背景下，终于选定赡思丁去担负这一重任。赡思丁受命后，即遍求知云南地理者，画出云南物产、交通、山川、城郭、关隘等图，进呈忽必烈，忽必烈赐钞50万锭、金宝无算。
行省云南的卓著政绩至元十一年七月，赡思丁抵达云南大理后，即开始了一系列施政措施。
第一、创建云南行省。
当时的云南王为脱忽鲁。脱忽鲁以为赡思丁至必夺其权，乃“具甲兵以为备”。赡思丁采用尊重宗王、释其疑忌的办法妥善地解决了这一矛盾。他遣其子纳速剌丁先至王所，说明“天子以云南守者非人，致诸国背叛，故命臣来安集之，且戒以至境即加抚循，今未敢专，愿王遣一人来共议”。脱忽鲁遂派亲臣撒满、位哈乃去见赡思丁，受到隆重接待，并授两人为行省断事官，参以行省事务，从而打消了脱忽鲁的疑忌，“由是政令一听赛典赤所为”。赡思丁十分重视了解民情，调查社会存在的问题。“下车风动神行，询父老诸生安国例民之要”①。“赛公初下车，接见无虚日，虽以一虚浆至，必笑而纳之，更厚其酬答。由是远近翕然俱来”②。他通过与民众接触了解到当时政出多门、主多役繁是造成人民痛苦的主要原因，因此迅速完善行省机构、统一号令是当务之急。行省建立后，他命信苴日（段实）为大理总督，收回段氏统辖万户以下官吏的权力，使之权力范围仅限于大理地区。十二年，他奏请忽必烈批准，由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行省节制，使行省成为全省最高军政机关；又使宗王权力得到限制，使之行使对行省监督、建议及重大军事行动之指挥权。
在建置行省的同时，赡思丁对云南全省的地方政权进行了改革。至元十二年，他上奏忽必烈：“哈剌章、云南壤地均也，而州县皆以万户、千户主之，宜改置令长。”得到批准。于是改万户、千户、百户为路、府、州、县，①李京：《云南志略》云南总叙条。
①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二《金石考》。
②张洪：《南夷书》。
路设总管，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县设县户。云南全省“为路二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其余甸寨军民等府不在此数”（《元史·地理志四》）。从此，云南地区的行政建置与全国统一起来，置于元廷的直接控制之下，结束了南诏、大理五百余年的地方割据状态。
第二、正确处理与少数民族和邻邦的关系。
云南地方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他们叛服无常，历代统治者实际上都未能对他们实行有效统治。赡思丁采取了“力攻不如德降”①的政策，逐步平定了云南各地少数民族的反抗。
罗槃甸位于今红河一带，以元江为中心的阿棘诸部蛮曾参加过舍利畏领导的反蒙、段大起义，至元七年后诸部又筑城反抗。至元十三年，赡思丁率军亲征，师次罗槃城，诸蛮三日不降，诸将请攻之，赡思丁以为不可，遣使以理谕之，罗槃酋长虽表示降服但过了三日仍不降，诸将奋勇请兵，赡思丁又不可，有将卒违令进攻，赡思丁大怒，急令鸣金止之，召万户叱责之曰：“天子命我安抚云南，未尝命以杀戮也。无主将命而擅攻，于军法当诛。”罗槃酋长闻之曰：“平章宽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举部出降。违令的将卒亦释而不诛。赡思丁的这一做法收到了积极的效果，“由是西南诸吏翕然款附”。如至元十三年，广南溪洞侬士贵及左江李维屏、右江岑从威等2000人归附；十五年，招降临安、白衣、和泥分地城寨109所，威楚、金齿、落落分地城寨军民32200，秃老蛮、高州、筠连州等城寨19所；十六年，今贵州境内的八番、罗氏鬼国等归附，计洞寨26，户1018。对于坚持武装反抗诸部，则发兵平定。
赡思丁十分注意团结和使用云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刚到云南不久，有士吏数人怨恨赡思丁，便到京师诬告赡思丁“专僭数事”，被忽必烈识破，“即命械送赛典赤处治之”。既至，赡思丁不仅不予治罪，反而脱其械，委之以官，士吏皆叩头拜谢曰：“某有死罪，平章既生之而又官之，誓以死报。”上述罗槃甸土酋叛乱平定后，“夷酋每来见，例有所献纳，赛典赤悉分赐从官，或以给贫民，秋毫无所私；为酒食劳酋长，制衣冠袜履，易其卉服草履。酋皆感悦”。
云南行省的各级官吏中，云南当地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占有很大比重。
大理国主后人更为优待。段实（信苴日）曾任大理路总管、大理蒙化等处宣抚使，后又任大理、威楚、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云南行省参知政事等职。以后段氏子孙世袭大理总管，迄至明初，历11代。云南行省所设路、府、州、县，基本上因袭大理国时期各土酋的统治范围，各级官吏大都由本地土官、土酋充任。这些措施到明代就形成了完整的土司制度。
赡思丁还妥善处理了与邻邦的关系。兀良合台征服交趾（今越南北方）
后，交趾“叛服不常”，赡思丁遣使“谕以逆顺祸福”，并与交趾结为兄弟，交趾王大喜，亲至云南，赡思丁至昆明城郊迎之，待以宾礼，“遂乞永为藩臣”。至元十六年赛典赤·赡思丁去世时，交趾王遣使者十二人来云南吊丧并为之致祭，祭文中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等语，使者号泣震野。对于侵犯云南的邻邦则坚决打击。至元十四年，缅国蒲甘遣其将释多罗伯剽掠金齿（今云南德宏一带），赡思丁命万户忽都、总管段实出兵击退蒲甘军队，“自后蒲甘不敢犯金齿”。
①赵子元：《赛本章德政碑》。
第三、恢复和发展云南社会生产。
赛典赤·赡思丁到云南前，农业生产不甚发达，“无秔稻桑麻”。为此，赡思丁主要抓了屯田、水利和推广中原先进生产技术三件事。
至元十一年（1274）当他到达云南后不久，即命爱鲁“阅中庆版籍，得隐户万余，以四千户即其地屯田”。后来置民屯于威楚、大理、金齿、永昌、鹤庆、中庆、曲靖、澂江、仁德、临安、建昌、会川、德昌等地，仅中庆一地即有民屯八处。行省专设机构统辖，官贷种子耕牛，租赋约为原赋的五分之一，并可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折合金银、马牛缴纳。军屯在赡思丁去世后也逐步开展。据《元史·兵志》记载，云南屯田达67567双又1250顷，其中民屯约占三分之二，军屯约占三分之一。
在兴修水利方面以治理滇池的工程最大、效益最为明显。滇池位于昆明城南，方圆五百余里，上流水源来自盘龙江、宝象河、海源河、银汁河、金汁河、马料河六河，由于大理国后期战乱失修，河道淤塞泛滥，淹没农田。赡思丁亲身对地区进行调查，制定治池方案。工程于至元十三年动工，历时三年完工。工程分上、下两段进行，上段对六河进行疏、蓄，下段对海口扩、导。滇池修浚成功后，为滇池地区的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元史·张立道传》）。
赡思丁十分重视对云南地区推广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他设义仓以贷优良种子，教民耕作方法；大理巡行劝农使张立道也教爨、僰等少数民族饲养蚕桑方法，使之收利十倍于过去，“云南之人由于益富庶。罗罗诸山蛮禀之，相率来降，收其地悉为郡县”（《元史·张立道传》）。
在这期间，云南的商业、手工业和交通事业也有了明显的发展。赡思丁采取“薄征税”、“兴市井”等措施，发展商业，并尊重云南使用■（即贝）的旧俗，经朝廷批准，暂缓使用纸钞。定期的集市——亍子遍及城乡。手工业、采矿业发展甚快，马可波罗到昆明时，见到这座城市为商人和工匠杂居之地。元政府在云南开采金、银、铁、铜等矿，设云南造卖金箔规措所，专营金制品。云南遍设驿站，以中庆为中心，可通黔、川、缅甸、安南、乌蒙、金齿、蒲、骠等皆通驿道。
第四、传播封建文化，改变民间习俗。
为改变云南文化落后状况，赛典赤·赡思丁从传播中原封建文化着手，做了大量工作。他首先于昆明、大理两地设儒学提举，于昆明五华山右建文庙，拨田五顷，以供祭祀，并于城外建社学。当时云南不少地方“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赡思丁按中原习俗，“教之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奠祭”，又“严乡师约以风俗，正三纲，明五伦”①。这些措施使云南的文化水平和民间习俗逐渐与内地趋向一致，中原的儒学文化、生活风尚在云南广为传播。
赡思丁是虔诚的穆斯林，在他治滇期间，伊斯兰教在云南也广为传播。
云南昆明的南城清真寺、永宁清真寺就是赡思丁建立的。
至元十六年（1279）赛典赤·赡思丁病卒，“百姓巷哭”，下葬昆明北门。忽必烈“思赛典赤之功，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大德元年（1297）赠守仁佐运安远济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咸阳王，谥忠惠。
①《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
后世的昌盛瞻思丁有子五人：纳速剌丁、哈散、忽辛、苫速丁兀默里、马速忽。
长子纳速剌丁随父去云南，累官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至元十六年，迁帅大理，招安金齿、蒲、曲蜡、缅国300寨，籍户120200，定租税，置邮传，立卫兵。父卒后，于十七年迁云南行省左丞，升右丞。二十一年，进平章政事。在滇期间，继承其父治滇政策，罢除旧政，定屯田课税，设专官掌管，裁行省地方机构，削冗官，定云南土官子弟入质京师制，改善民族关系，政绩卓著。二十八年，进拜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二十九年卒，封延安王。子十二人，长伯颜，原名阿不别克儿，世祖赐以伯颜平章之号，故名。至元二十九年官泉州，旋为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世祖颇欣赏其理财才能，擢为中书平章，位为众平章之上，世祖呼之为赛典赤。此后，即与梁德圭（梁暗都剌）秉政达11年之久。大德十一年（1303）成宗卒后，因支持安西王阿难答夺取帝位失败，被杀。次子乌马儿，累官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至治元年（1321）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领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事，时京师岁饥，于明年春运粮55万石至京，官民相庆，卒于官。四子札法儿，曾任荆湖宣慰使。五子忽先，曾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六子哈辛，曾任宣慰司副使，后请旨赴长安守父墓。七子沙加，曾任云南行省左丞。八子阿容，曾任太常礼仪院使。九子伯颜察儿，泰定间累官太保、中书平章政事。致和元年（1328）留守大都，时泰定帝卒于上都，金书枢密院事燕铁木儿在大都发动兵变，拥立武宗次子图帖睦尔为帝，他因不从，被籍没流窜死。顺帝时追封奉元王。纳速剌丁后裔散居全国各地，以云南、陕甘为多，多改姓为纳、速、剌、丁。
次子哈散，历平安路同知、中奉大夫、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
三子忽辛，至元初入宿卫，后授兵部郎中，历河南宣慰司同知、云南诸路转运使、两浙盐运使等。大德元年（1297）后，进江东道宣慰使，改陕西行台御史中丞，再改云南行省右丞。在滇期间，革除病民之政，重建庙学，保护农田，改善与缅国关系，说服诸蛮缴纳租赋，使云南社会再次安定。八年，改四川行省左丞，累官至江西行省平章政事。
四子苫速丁兀默里，历官建昌路总管、淮东道宣慰使。
五子马速忽，历官云南宣慰使、云南行省平章政事。
第三节安童元勋后裔，青年丞相安童（1248—1293），蒙古札剌亦儿部人，木华黎三世孙。祖孛鲁，父霸突鲁①；母弘吉剌氏，世祖察必皇后之姊。1259年，霸突鲁率蒙古军从忽必烈攻宋。宪宗死，忽必烈得报阿里不哥谋夺汗位，急从鄂州前线北还，留霸突鲁总军务，与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会合后，这支军队遂成为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的基本力量。在此之前，忽必烈曾与霸突鲁讨论形势之地，霸突鲁建议选择燕京为国都，可见他早就有立国中原汉地的见识。不久死于军中。
安童既是勋臣之后，又与世祖有椒房之亲，中统初就担任了怯薛长（第三怯薛由木华黎家世袭），时仅13岁。其母入宫见皇后时，曾在世祖面前称赞他虽然年少而有辅国之才，因为他常与大人讨论国事。中统四年（1263），世祖战胜阿里不哥，获其党千余人，欲尽杀之，以问安童，对曰：“两主争国，彼安知有陛下？且甫定神器，不推旷荡之恩，顾奋私憾杀无罪人，何以安反恻？”当时世祖与阿里不哥争位，都是拖雷嫡子、宪宗亲弟，本无所谓正统、叛逆之分，对方将卒在法理上并无罪过，而且阿里不哥尚未归降，正需要以宽待政策招抚其支持者。因此世祖很赞赏他的意见，对他才岁就有如此老成的见识感到惊异。
至元二年（1265），安童出任中书右丞相。当时史天泽从中统二年起一直任右相，但在李璮叛乱后，世祖对汉人世侯权重当有疑忌。这一年他巡幸上都时，召安童推荐的谋士崔斌征询“为治大体，今当何先”，斌答以“任相”，并举安童、史天泽可为相。世祖默思间，崔斌又奏：“陛下岂以臣猥鄙，所举未允公议，有所惑与？今近臣咸在，乞采舆言，陛下裁之。”遂立马扬言曰：“有旨问安童为相，可否？”（《元史·崔斌传》）众欢呼万岁。这时安童才18岁，推辞道：宋朝尚据江南，如以臣为宰相，恐贻笑各方，使宋人轻视我们。世祖曰：“朕思之熟矣，无以逾卿，其勿辞。”遂拜相。这段插曲说明，世祖以亲信怯薛长安童出任首相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史天泽虽仍任右相，但地位在安童下。安童拜相后，即奏请燕王真金领中书省事，又奏召许衡入朝，亲自至旅舍拜访请教，十分佩服。于是世祖命许衡入省议事，特召见面谕：“安童尚幼，苦未更事，汝谨辅导。汝有嘉谟，先告安童，以达于我，我将择焉。”①显然意在培养练达中原政务的蒙古大臣来主掌行政，以免权力旁落。当时右、左丞相有五人（安童、史天泽、忽都察儿、耶律铸、伯颜），至元四年，安童奏：“今丞相五人，素无此例，臣等议拟设二丞相，①《元朝名臣事略》及《元史》本传皆以安童为木华黎四世孙，元明善《丞相东平忠宪王（安童）碑》（《元文类》卷二四）载其世系为木华黎—孛鲁—塔思—霸突鲁—安童，谓系本《东平王世家》，与《事略》、本传一致。但钱大昕称其所见《东平王世家》所述世系与此异，霸突鲁为孛鲁第三子，与《元史·木华黎传》及黄溍《拜住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同（《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同一《世家》而元明善所本者与钱大昕所见者有异，同是元人而元明善、苏天爵与黄溍所载不同，何者为是，因《世家》已佚，难以考核。今按塔思出卒年（1212—1239），若霸突鲁为其第三子，则当生于1230年前后，小世祖约15岁，而娶世祖长后察必之姊，年岁相差颇大，情理不合，似以《木华黎传》、《拜住碑》所载者为是。①《考岁略》，《鲁斋遗书》卷十三。
臣等蒙古人三员惟陛下所命。”诏以安童为长，史天泽次之，其余蒙古、汉人参用，员数勿过多。于是忽都察儿、耶律铸降为平章政事，伯颜降为右丞②。安童又奏宜用老成人如姚枢等同议中书省事，诏许之。姚、许等汉族儒臣原是世祖即位前就已征聘的人物，和世侯势力也没有关系，他们都主张实行儒家治国方针，安童在他们的帮助下继续奉行采用汉法的政策。
与阿合马的矛盾但世祖急于财用，自王文统被诛，即委阿合马掌管财赋，后超拜中书平章政事，兼领制国用使司。至元五年，阿合马等密议立尚书省，乃先奏安童宜升太师，进为三公。诏命诸儒臣议，商挺倡言：“安童国之柱石，一日不可出中书，若进三公，是崇以虚名，夺其实权也。”众皆和之，事遂不行。至元七年，立尚书省，以阿合马为尚书平章，言无不从。阿合马恃世祖信任，凡事直接奏闻，不通过安童，又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安童向世祖迸言：“臣近言尚书省、枢密院宣奏并如常制，其宏纲大务，从臣等议定，然后上闻，已有旨愈允。今尚书众务，一切径奏，似违前旨。”①又奏：许衡认为阿合马所用部官多不当。诏命尚书省遵前旨行事，并责阿合马用人事，阿合马辩言：“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安童只得让步，奏请“自今唯重刑及迁上都总管，始属之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元史·阿合马传》）世祖对两人所奏均予许可，明显偏袒阿合马。九年，尚书省并入中书省，阿合马仍任平章政事，继续专擅朝政；十年，安童见阿合马擅权日甚，忍无可忍，乃奏其所任各部官和大都路总管府官多不称职，请别加选择；其营作宫殿，夤缘为奸，亦宜诘问；又奏：“阿合马、张惠（中书右丞）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困无所诉。”世祖命进行审查，阿合马抗辩说：“谁为此言，臣等当与廷辩。”（《元史·阿合马传》）安童举出左司都事周祥，中木取利，罪状明白，诏黜之。次年，安童奏以董文用为工部侍郎，取代阿合马所任命的私党纥石里，阿合马之党益恨安童，屡进谗言。于是世祖将安童遣往西北边境，行中书省、枢密院事，辅佐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守边。由于世祖倚信善于“理财”的阿合马，安童与阿合马的这场斗争失败了，被调离了相位，从此阿合马“独当国柄”，更大树私党。
安童至西北边后，发兵讨伐窝阔台后王大名王禾忽，又因分配给养不公，引起诸王不满。至元十三年，从那木罕戍边的宪宗子昔里吉发动叛乱，劫持了那木罕和安童，将安童送到海都处拘禁。海都对拖雷家族的内争采取观望态度，颇优待安童，授以官职，直到至元二十年才遣还，二十一年，回到元廷。
安童回朝时，和礼霍孙任右相。自阿合马被杀，“朝廷之臣讳言财利事”，不符合世祖力图增加财政收入的要求。总制院使桑哥推荐卢世荣有才术，能裕国而不损民。二十一年十一月，诏命和礼霍孙等中书省官与世荣廷辩，世荣论所当行之事头头是道，辩胜，于是世祖罢和礼霍孙等，复任安童为中书右丞相，以卢世荣为右丞。
②《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①《丞相东平忠宪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一。
归朝再相安童对世荣的诸项改革措施最初持赞成态度，如整治钞法，听民间从便买卖金银；罢各处竹课，从民货卖收税；听民采江湖之鱼；改革由各站户供给使司饮食之弊，除驿马外，由官支给；又起用阿合马所用官员中有才而无罪者。但不久便有许多蒙、汉廷臣弹劾卢世荣“苛刻诛求，为国敛怨”，安童亦觉卢世荣有擅权行为，且遭到许多人反对，乃改变态度，指责“世荣昔奏，能不取于民岁办钞三百万锭，数月即有成效。今已四阅月，所行不符所言，钱谷出者多于所入，引用人，紊乱选法”（《元史·卢世荣传》）。世祖令捕世荣下狱，命安童与诸臣议其所行，当罢者罢之，当更者更之。安童再相后，仍亲近儒士，奏请起用老臣徐世隆、李昶。时宋儒叶李归隐富春江，南台御史大夫相威奉旨求遗逸之士，以其名奏上，世祖大喜，即授浙西道儒学提举，叶李不欲受，安童特致书恳请，谓“先生在宋，以忠言谠论著称，简在帝心。今授以五品秩，士君子隐见随时，其尚悉心，以报殊遇”（《元史·叶李传》）。叶李见丞相来书劝驾，始就职。这时发生了南台御史上章请禅位太子的风波，世祖甚怒，安童虽自承罪责，但君臣间嫌隙已生。世祖欲倚近侍为耳目以监视群臣，近侍辈遂恃势援引奸人，擅署某人某官、某人某职，径自奏闻，付中书施行。安童将其中尤不合体例者搁置不行，但顾虑有人借此告发他不奉旨，二十三年四月，他故意将中书所拟漕司等官姓名上奏。世祖说：“平章、右丞（等职）固当取朕裁决，其余皆卿事，若一一相烦，有失寄托之意。”安童乃乘机将近侍擅署官职事奏明，世祖命今后若此者勿行①。
二十四年，世祖决意立尚书省总理财政，以桑哥、铁木儿为平章政事。
朝臣多有异议，安童乃上奏道：“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别相贤者，犹或不至虐民误国。”世祖不听。不久又升桑哥为尚书省右丞相，总领政务，中书六部也改属尚书，致使中书省名存实亡。桑哥一派顾忌安童有威望，力图将他排挤出中枢政府，于是阴进谗言，构陷其罪。其一，乃颜叛乱平定后，世祖命安童按问从叛诸王，多所平反，诸免罪者俟安童退朝，争相迎谢，至有执辔扶其上马者，安童不理睬，有人就告发安童：“宗室虽有罪，皆太祖子孙，陛下族弟，丞相虽尊，人臣也，奈何悖慢如此！”其二，谓北安王（那木罕）以皇子僭祭岳渎，安童知而不奏（后经证明安童其实不知情）。其三，安童在海都处时，曾接受海都所授官职。世祖对这一点很恼怒，幸石天麟为之辩解说，安童不拒绝海都所授官职，是意在“释其疑心，导其臣顺”（《元史·石天麟传》），这才使世祖稍稍息怒。二十五年，安童见国家大政尽归尚书省，中书职权全被剥夺，遂屡次将中书省印上交，世祖不许。二十六年，被罢去右丞相职，只掌怯薛。二十八年，桑哥被诛，世祖欲更换政府大臣，燕公楠奏荐伯颜、不忽木等十人，世祖又问谁可为首相，对曰：“天下人望所属，莫若安童。”又问其次，曰“完泽可”（《元史·燕公楠传》），遂拜完泽为相而不用安童。
三十年正月，安童死于大都。安童两度出任首相，能荐用和亲厚儒臣，崇尚汉法，政刑宽平，多次制止滥用死刑，故有贤相之誉。但在任期间，前①《元史·徐世隆传》；又元明善：《丞相东平忠完王碑》。
有阿合马、后有桑哥以理财受到世祖信任，使他难以完全贯彻以儒治国的方针。子兀都带，袭掌怯薛。孙拜住。
第四节不忽木仕历不忽木（1255—1300），一名时用，字用臣，自号静得，康里人。祖父海蓝伯，父亲燕真①，母亲是高丽人，名叫金长姬②，燕真幼时，由拖雷妃唆鲁禾帖尼鞠养，后来成为忽必烈的心腹。蒙哥与忽必烈有隙，燕真曾劝忽必烈南征，以缓和他们兄弟间的矛盾。蒙哥崩殂之后，阿里不哥争位，燕真统率忽必烈留部，护送忽必烈的妻子南徙，功劳很大。不忽木是燕真次子①，幼年就读于国子学，至元十四（1277）年，任利用少监。十五年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十九年，升任提刑按察使。二十一年，参议中书省事，不拜。二十二年，擢为吏部尚书。二十三年，改任工部尚书，九月，转刑部尚书。二十四年，称病免职。二十七年，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二十八年五月，为中书平章政事。至元三十一年，出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将行，留为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重事，成宗元贞二年（1296）三月，复拜该职。大德二年（1298），特命为行御史中丞。三年兼领侍仪司事。四年卒，享年四十六岁。
不忽木深受汉文化的影响，陈垣先生称之为“纯儒”②，他廉正守职，执法公允；不畏权臣，敢于直谏；反对聚敛，体恤百姓，在当时深孚众望。崇儒尊长，堪称“纯儒”
不忽木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他谙熟古史，崇儒尊长，纲常观念浓厚，是个完全汉化的“纯儒”。他幼年在东宫侍奉真金太子，师从王恂。王恂北征后，应燕真的请求，忽必烈将他送入国子学中，继师许衡。王、许皆为当时大儒，不忽木受业门下，自然深受影响，甚至在性格特征上，也像前辈大儒，沉稳而敏瞻。许衡曾把历代帝王名谥、统系、岁年编纂成书，教授学生，不忽木都能牢记成诵。忽必烈考他时，他竟背诵得不漏一字。至元十三年（1276）年，他与同舍生坚童、太答、秃鲁等上疏，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继述历代学校制度。要求设立国学，下列诸科，“使其教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为之讲解经传，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本着儒家的纲常观念，他极力反对“奴告主”、“子证父”，认为这会坏风俗，乱人伦，断不可行。对于老师，“其敬以素，犹子事父”。因此，许衡常常夸奖他，说他将来“必大用于世”，所以给他起名为“时用”，字为“用臣”。不忽木还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曾有乐府行于世。
①海蓝伯、燕真，《元史》皆有目录而实无传。赵孟頫《松雪斋集》卷七《文贞康里公碑》及《元史·不忽木传》都说海蓝伯有十子，燕真为幼子，但苏天爵所编的《平章鲁国文贞公》及姚燧所撰不忽木神道碑都说，康里国质贵族子十人，燕真年最少，因此，这“十子”是否都是海蓝伯之子，殊难确定。②赵孟頫：《文贞康里公碑》，《松雪斋集》卷七。
①苏氏所编《平章鲁国文贞公》引姚燧撰神道碑说，“公（不忽木，作者注）其元子”，元子即嫡长子，而赵氏及《元史·不忽木传》都说不忽木为燕真次子，姑存之。
②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二。
力纠时弊，极言直谏不忽木身为近臣，劝谏时没有多大的顾忌，但能蹇蹇匪躬，知无不言，确实精神可嘉。有一次，忽必烈想看看国子生的书法，当时，不忽木才十六岁。“独书《贞观政要》数十事以进，帝知其寓规谏意，嘉叹久之”。至元二十三（1286）年，土土哈多取国家编民增益他的军队，中书佥省王遇验籍改正。土土哈便上奏忽必烈，诬告王遇，忽必烈大怒，要杀王遇。不忽木劝谏道：“遇始令以钦察之人奴为兵，未闻以编民也，万一他卫皆仿此，户口耗矣。若遇诛，后人岂肯为陛下尽职乎？”忽必烈领悟，王遇遂免死。又过了几年，元军进攻交趾失利，欲再次征伐。经不忽木劝谏，忽必烈才罢去此役。忽必烈还曾在他面前夸赞塞咥旃（即赛典赤·赡思丁）的才能，他便询问忽必烈，忽必烈答道：“他侍奉宪宗时，常在暗中用财物资助我，这件事你父亲知道，当时，你还不曾出世，不知此事。”不忽木说：“这是人臣怀有二心。现在，假如有人用内府的财物私结亲王，陛下以为何如？”忽必烈急忙挥手说：“卿不用说了，是朕失言。”至元三十（1293）年，有星犯帝座，忽必烈忧虑重重，当夜将不忽木召入禁中，问他怎样才能消弭天灾，不忽木便借机劝谏，要忽必烈敬天之怒，克谨天戒。成宗当政时，凡“事有不可行，公（不忽木）必侃侃正言，援引古今复甚力，上闻之悚然，虽已成命，数夺而止”①。史称他在“帝前论事，吐辞洪畅，引义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无不言每侍燕间，必陈说古今治要”（《元史·不忽木传》）。忽必烈在世时，常常抚髀叹曰：“恨卿生晚，不得早闻此言，然亦吾子孙之福。”（同上），忽必烈弥留之际，将一块洁白的玉璧交给不忽木，说：“他日持此以见朕也”。
廉正守职，执法公允不忽木曾任提刑按察使、刑部尚书等职，他断案公允，而且正人能先正己，廉洁守职，不羡钱财。至元十五（1278）年，不忽木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有一次，忽必烈派通事脱虎脱，护送西僧往作佛事。还过真定时，该僧无理将驿吏打得奄奄一息。当时，喇嘛教势力很大，西僧往往横行不法，该僧又是忽必烈所遣，所以状子告到按察使那儿，按察使不敢受理。不忽木毅然受理此案，将僧下狱。脱虎脱坚持要释放该僧，辞气倔强，不忽木下令去掉他的冠帽，严厉训斥了他。脱虎脱逃进京城，告到忽必烈那儿。忽必烈正色道：“不忽木素来刚正，必定是你们犯了法。”至元十九（1282）年，有人状告：净州守臣盗窃官家帑廪。净州本属河东山西道，忽必烈却特召不忽木按问。至元二十三（12s6）年九月，不忽木任刑部尚书时，河东按察使阿合马，用资财谄媚权贵，私贷官钱，答应用羊马偿官，却抑取本部百姓的羊马偿还，事觉，遣使按治，都无结果。及不忽木按问，讯得阿合马违法事百余件，阿合马因此而伏诛。
不忽木执法公正，人无异词，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本人廉洁而正直。桑哥当政，对不忽木貌敬而实忌，曾唆使西域商人诈为讼冤，送给不忽木美珠一箧，不忽木拒绝接受，后知果为桑哥构陷之举。不忽本身体孱弱而消瘦，①赵孟頫：《文贞康里公碑》，《松雪斋集》卷七。
虽然为官多年，家中素贫，躬自爨汲，妻织纴以养母。平居服儒素，不尚华饰，禄赐有余，便散施亲旧。大德四年（1300），不忽木卒，家贫无以葬。成宗赐钞五百锭，才了结丧事。
反对聚敛，体恤百姓忽必烈在位期间，曾先后起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理财”。不忽木属于拥护汉法的蒙、汉官员集团，反对聚敛，这是什么原因？不忽木早年师从王恂、许衡等人，经常接受以民为本，宽以待民等教育。许衡也极力反对阿合马敛财、专权，年轻的不忽木耳濡目染，自然深受影响。至元二十一（1284）年，忽必烈召他参议中书省事。当时，榷茶转运使卢世荣阿附桑哥，说如用他理财，国赋可增十倍。忽必烈就此事询问不忽木，不忽木回答说：“自昔聚敛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术以惑时君，始者莫不谓之忠。及其罪稔恶著，国与民俱困，虽悔何及！臣愿陛下无纳其说。”（《无史·不忽木传》）由于物价腾飞，国用不敷，忽必烈急于敛财，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他就辞去参议，不拜。不久，在蒙汉官员强烈反对下，卢世荣理财很快失败。忽必烈安慰不忽木说：“朕很对不起卿！”并擢拔不忽木任吏部尚书。至元二十四（1287）年，忽必烈又起用桑哥理财，桑哥重新推行阿合马理财的办法，收到了一些成效，颇得忽必烈的信任，却遭到拥护汉法的蒙汉官员的强烈反对。不忽木对桑哥聚敛深为不满，曾几次在忽必烈面前与桑哥辩论。不忽木还对忽必烈说，桑哥为相，必败国事。忽必烈不听，此后，桑哥诬杀参政杨居宽、郭佑，任刑部尚书的不忽木，又出面力争，因此，桑哥深为忌恨，曾指着不忽木，对他的妻子说：“他日籍我家者，此人也。”便借故陷害不忽木，不忽木遂称病免职。同年，彻里在忽必烈面前陈述桑哥奸邪贪饕，误国害民的事实，言辞激烈，忽必烈大怒，说彻里诋毁大臣，有失礼体，便令左右打彻里的耳光，彻里却愈辩愈烈。于是，忽必烈召问不忽木。不忽木说：“桑哥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人敢说他，便诬陷他罪而杀害之。现在百姓失业，盗贼蜂起，乱在旦夕，不杀桑哥，深为陛下担忧。”月赤察儿等反桑哥的官员也纷纷乘机进言，忽必烈乃命亲信御史台官勘验，与桑哥辩论。桑哥被逮入狱中按问。桑哥败后，麦术丁复请立尚书省，专领右三部。不忽木在朝中责问他说：“阿合马、桑哥相继误国，身诛家没，前鉴未远，奈何又欲效之乎？”事遂不行。
在反对聚敛之臣的同时，不忽木也做了一些对百姓有益的事情。至元十九年到至元二十一年（1282—1284）间，他曾出使河东道，遇见饥民死徙相属，就下令发廪赈济，数万人赖以不死。又有一次，有人请征讨流求。为筹措军费，计划在江南征收包银，不忽木争辩说：“吾元疆理天下，四表之间，横目穷发，何所不至，何资鱼虾之国，始广土众民哉今江南履亩而税，输酒醋课，及他乡里门徭，水马驿递，又增包银，则重敛矣，民将不堪。”①事遂止。
不忽木夫人寇氏、王氏，皆封鲁国夫人②。寇氏生子回回，官至陕西行省平章；王氏生巎巎，官至江浙行省平章，翰林学士承旨，尤善书法，《元史》①苏天爵：《平章鲁国文贞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四。
②《鲁国太夫人王氏墓志铭》，《吴文正集》卷七三。
有传。二子均为元代名臣。
第九章阿合马桑哥卢世荣第一节阿合马阿合马（？—1282），元世祖时“理财”权臣。回回人，其出生地在花刺子模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西南锡尔河右岸）。早年投靠忽必烈皇后察必的生父按陈那颜，后为察必皇后斡耳朵的侍臣①。
中统三年（1262），忽必烈始命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委以财赋之任。是年，发生了李璮之乱，主持中书政务的王文统，因与李璮有牵连而被杀；阿合马等利用忽必烈对汉人的猜忌和“急于富国”、敛财心切的心理，获得了在政坛初露头角的绝好机会。
阿合马于上任的第二年，建言“以河南钧、徐等州俱有铁冶，请给授宣牌，以兴鼓铸之利”。又“奏以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领已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易粟输官者凡四万石”。这是他“理财”之一法。
至元元年（1264）正月，阿合马又倡言“太原民煮小盐，越境贩卖，民贪其价廉，竞买食之，解盐以故不售，岁入课银止七千五百两。请自今岁增五千两，无问僧道军匠等户，钧出其赋，其民间通用小盐从便”。这一主张在同年七月付诸实行①，使解州盐课猛增了三分之二。增课是他“理财”的又一手法。是年十一月，元廷罢领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省，超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
至元三年（1266）正月，元廷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又以平章政事兼领使职。之后，制国用使司提出了一系列的搜括措施，初奏：“以东京岁课布疏恶不堪用者，就以市羊于彼。真定、顺天金银不中程者，宜改铸。”前者直接嫁祸于民，后者势必加重百姓负担。十一月又奏：“桓州峪所采银矿，已十六万斤，百斤可得银三两，锡二十五斤。采矿所需，鬻锡以给之。”如此折算比例，根据为何？史无记载，采矿者当首受其加紧榨取之害。而元廷对制国用使司的上述奏言，则“悉从其请”。
至元五年，廷臣密议立尚书省，以阿合马主持，为架空中书右丞相安童，“乃先奏以安童宜位三公”。商挺等儒臣揭露其夺权之阴谋，遂未得逞②。至元七年正月，元廷罢制国用使司，立尚书省，又以阿合马为平章尚书省事。“阿合马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咸称其能”。他又善争辩，丞相线真、史天泽等皆非其对手。忽必烈急于富国，乃“授以政柄，言无不从”。阿合马恃忽必烈对他的信任，竭力攫取权力，以控制朝政。深受儒术与汉法影响的中书右丞相安童，早已对其不满，但“含容久之”，至是，安童对忽必烈说，阿合马的尚书省违反常制，遇大事不从安童等议定奏闻，而径由“尚书省一切以闻”。忽必烈肯定了安童所言，并指出：“岂阿合马以朕颇信用，敢如是耶！其不与卿议非是，宜如卿所言。”安童又奏：“阿合马所用部官，左丞许衡以为多非其人，然已得旨咨请宣付”，在此情况下，他建言，“宣试其能否，久当自见。”也得到忽必烈的同意。这说明①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88。
①《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卷二○五《阿合马传》。本节后面引文未加注者，均见此二处。②《元史》卷一二六《安童传》。
了阿合马的尚书省与安童为首的中书省之间，在权力和用人等问题上的矛盾是颇为尖锐的。同年五月，尚书省奏括天下户口，由于御史台的反对，遂止。括户之目的是进一步搜括百姓钱财，这是阿合马等的第三种“理财”手法。立尚书省之初，忽必烈曾明令规定：“凡铨选各官，吏部拟定资品，呈尚书省，由尚书咨中书闻奏。”可是在执行过程中，“阿合马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丞相安童提出意见，忽必烈令问阿合马。阿合马乃说：“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其无视大汗圣旨，目无中书，已昭然若揭！安童无奈，因请：“自今唯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之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忽必烈竟“俱从之。”安童之权力至此被夺殆尽。说明阿合马的飞扬跋扈是得到忽必烈的认可的，关键是阿合马的聚敛政策正符合了忽必烈的需要。
至元九年正月，并尚书省入中书省，原来平章尚书省事的阿合马，如今又摇身一变而成了中书平章政事。这次两省合并，表面上是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实际上使阿合马得以进一步控制中书省。因如上所言，安重中书省的权力本来就被夺殆尽了。
至元十年（1273）春三月，尊崇儒术和汉法的真金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这在客观上加重了汉法派的分量。
阿合马于推行搜括之法的同时，千方百计破坏汉法，史载“权臣屡毁汉法”（《元史·许衡传》）。可为证。至元十年他为了搞垮教习人才的国子监，使“诸生廪食或不继”，逼得国子祭酒许衡无法执教，只好请求回乡。至元十一年十一月，安童见阿合马擅财赋权，蠹国害民。乃奏劾阿合马“凡所用非人，请别加选择；其营作官殿，夤缘为奸，亦宜诘问”。忽必烈表面上“命穷治之”。实际上未有动作。相反，安童却于次年七月，被阿合马排挤出了中书省，忽必烈命他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从北平王出镇北方①。至元十二年九月，阿合马等以为兴国用不足，请复立都转运司九，量增课程元额，鼓铸铁器，官为局卖，禁止私造铜器。同年十一月，阿合马奏立诸路转运司凡十一所。其搜括手法仍属故技重演。是年，姚枢与徒单公履曾建言，北盐药材，“可使百姓从便贩鬻”。阿合马则反对，他奏称，“臣等以为此事若小民为之，恐紊乱不一。拟于南京、卫辉等路，籍括药材，蔡州发盐十二万斤，禁诸人私相贸易。”其目的，显然是不使财源流归百姓，实为与民争利！忽必烈称：“善，其行之。”先籍括而后由朝廷专卖，乃阿合马之又一搜括手段。
至元十三年，阿合马威权日盛，恣为不法，顾忌御史台揭发其奸状，乃奏罢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内台。御史中丞张文谦奏复其旧，使阿合马阴谋未能得逞。但从此张文谦自知为阿合马所忌，力求离开御史台。明年，忽必烈授之以昭文馆大学士。张文谦是忽必烈的潜邸旧臣，汉法派的主要成员之一。
至元十五年四月，中书左丞崔斌奏言“阿合马溺于私爱，一门子弟，并为要官”。忽必烈下旨“并罢黜之”。然而终不以此为阿合马之罪。相反，忽必烈却称道“阿合马才任宰相”。同年七月，忽必烈命崔斌迁江淮行省左丞。崔斌到任后，“凡前日蠹国渔民不法之政，悉厘正之，仍条具以闻。阿合马虑其害己，捃摭其细事，遮留使不获上见，因诬构以罪，竟为所害”。①《元史》卷八《世祖纪》五；卷一二六《安童传》。
真金在东宫，“闻之，方食，投箸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元史·崔斌传》）。原来被崔斌奏劾免官的阿合马子忽辛、阿散等，于是年十一月却又被复官。
约当至元十七年，礼部尚书南人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以封驳制敕。忽必烈“锐意欲行之”。围绕这一议题，皇太子真金、忽必烈潜邸旧臣董文忠、深通儒术的廉希宪等汉法派与阿合马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阿合马觉得于已“不利”，极力阻挠，最后竞由他获胜。（详见本书“真金”条）。至元十七年六月，阿合马奏遣不鲁合答儿等检覆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铁木儿钱谷，结果，二人于同年十二月均遭诛。此事与当年崔斌任江淮行省左丞时厘正阿合马“前日蠹国渔民不法之政”不无关系；崔斌已被阿合马诬害而死，与其同列的阿里伯、燕铁木儿当然也难逃阿合马的暗算与报复，惜史无明载。
阿合马在位日久，益肆贪横，援引奸党，骤升同列，阴谋交通，专事蒙蔽，通赋不蠲，众庶流移，京兆等路岁办课至五万四千锭，犹以为未实，如此狂征暴敛，搞得民不聊生，致使天下怨忿。他又诬杀异己，“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莫敢论列”。洛阳宿卫士秦长卿，曾愤然上书忽必烈，揭露阿合马为政擅权杀人，并说：“观其禁绝异议，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赵高，私蓄逾公家资，觊觎非望，其情似汉董卓”，“请及未发诛之为便”。（《元史·秦长卿传》）阿合马知道后，任秦长卿兴和宣德同知铁冶事，然后诬以折阅课额数万缗，将他逮捕入狱，籍没其家产偿官，并使狱吏杀之狱中。诬杀异己是阿合马惯用的手法。特别是崔斌之死，“天下怨之”。凡此种种，表明了阿合马与汉法派之间的斗争已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廉希宪卒，其疾笃时，皇太子真金遣侍臣杨吉丁问疾，并问治道。希宪说：“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并进一步建议：“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药矣。”①说出了汉法派欲急除阿合马的心愿。而当时作为汉法派的代表人物皇太子真金，对阿合马的所作所为，早已极为不满，素“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元史·裕宗传》）。
阿合马本人亦知其树敌和积怨太多，所以他平日“极为小心和警惕，常有卫士随从，其寝处不为人所知”，以防不测，整日里提心吊胆。然而，他终究未能逃脱灭亡的命运。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十七日，益都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合谋，乘真金随从忽必烈在上都之机，诈称皇太子还大部作佛事，结八十余人，夜入京城，诱杀阿合马于东宫前，时王著以所袖大铜锤，击碎阿合马脑，使之立毙。阿合马之同党郝祯亦被杀。消息很快奏到忽必烈面前。当他得报之初，很快派枢密副使孛罗等人驰驿大都，将肇事者王著、高和尚等诛杀。事先知情的枢密副使张易亦被杀。但忽必烈也知道，在反阿合马的一派势力中，有包括皇太子真金在内的蒙汉官员在内，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加之阿合马犯有欺君之罪，将商人们为大汗买来的巨大宝石据为己有；益以真金及诸汉官之进言，尽得阿合马罪恶。忽必烈乃大怒说：“王著杀之，诚是也。”并命将阿合马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啖其肉。“百官士庶，聚观称快”。子侄皆伏诛，没入其家属财产。其妻引住处死，妻四十、妾四百人分赐他人。可见，在揭露阿合马的劣迹中，以皇太子为代表的汉法①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见《元文类》卷六五。
派是起了作用的。
从阿合马“理财”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可以确定其最终被杀实属必然，只不过是时间的迟早和处死方式的问题罢了。纵观忽必烈朝的三个“理财”之臣，没一人有好下场便是明证。就阿合马个人而言，当他受宠于忽必烈时，忽必烈虽称道他“才任宰相”，但将其子忽辛仅作“胡贾”看待；当其失宠后，忽必烈骂他为“奴”①。其所以能显赫一时，仅是其搜括之法迎合了忽必烈“急于富国、敛财心切”的心理。他在忽必烈的心目中，犹如一条走狗。识者有言，走狗不走，就要换狗。如今阿合马被杀而无法再“走”，忽必烈当要寻找新的能充当这一角色的人物，于是，卢世荣、桑哥之流乃相继登场，此是后话。
①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93。
第二节桑哥桑哥（Sengge，源于梵文的藏语名，意为狮子，？—1291），《史集》记载为畏兀儿人②，藏文《汉藏史集》称他“出身于噶玛洛（bKa-ma-log）部落”③，也就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代（755—797）派驻脱思麻地区（mDo-smad，今青海东部、甘肃东南部和四川西北部）、后来一直留居当地的吐蕃军队的后裔①。《元史》本传说他是胆巴国师的弟子，“能通诸国语言，故尝为西番译史”（即藏语译员）；据元人虞集记载，他“本大浮图师之译者”②。《汉藏史集》的记载更详，说他通蒙古、汉、畏兀儿、藏等多种语言，在脱思麻地区汉藏交界之地拜见了帝师八思巴，愿为上师效力，八思巴将他收为译史。汉、藏文史料相印证，说明他出身于藏族噶玛洛部落的记载是可信的。
桑哥谒见八思巴的时间可能是1253至1255年八思巴在脱思麻、朵甘思一带活动期间，但更可能是至元初（1264）从上都回萨斯迦途经脱思麻时。《汉藏史集》记载说：“以后，当他任速古儿赤之职时，因其见识广博，得上师喜爱，多次遣往皇帝驾前奏事。皇帝也因此人之学识和功德，将他从上师处取来。”速古儿赤（Sugurchi）是怯薛执事中“掌内府上供衣服者”，但从上文分析，他并非世祖的怯薛，而是八思巴的侍从。八思巴回到萨斯迦后，大概是仿照蒙古的怯薛制度建立了自己的“刺让”（bla-brang，上师私邸）机构，设置了13种侍从官，其中就有掌内室和服饰之官（gzim-dpon）。很可能八思巴把他带到了萨斯迦，成立“刺让”时让他担任了这个职务（同书又载八思巴的司茶侍从是桑哥好友，亦可作为他曾任上师侍从的佐证）。其时胆巴当也在乌思藏。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偕同胆巴和13侍从官回京师，进呈所制“国字”（即八思巴字）；八年，离京赴临洮居住，而“以教门之事属之于”胆巴①。桑哥大概也是随八思巴来京，并被世祖召用，更可能是由八思巴推荐而担任了总制院的官员。《汉藏史集》记载他当官后在大都帝师居处梅朵热哇（me-tog-ra-ba，意为花苑）旁建了一座向上师求法的佛堂，因此被御史台按治下狱，后世祖邀请八思巴同观歌舞，八思巴乘机奏明桑哥被下狱事，遂得释放。此事发生在八思巴最后一次来京时，即至元十一年，可见桑哥在此之前已任总制院官。汉文史料记载桑哥初受戒于胆巴②，可能是在胆巴主持京师教门事之后。八思巴于至元十三年回到萨斯迦，十七年，乌思藏发生反对帝师和朝廷的骚乱，八思巴被谋害。世祖遣“大臣”桑哥率领大军前往讨伐，此时他已被重新任命为总制院官，并升为院使。次年（1281），他率军到达乌思藏，先后攻下叛乱者所据朗卓康马土城（在今康马县境）和甲若仓之城（在今江孜县境），处死叛首、前任本钦功嘉藏卜，②《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346。
③《汉藏史集》陈庆英汉译本，页179。
①参见毕达克（L.Petech）：《元代的藏族政治家桑哥》，《匈牙利东方学报》，1980年；仁钦札西：《元代中央王朝的藏族宰相桑哥》，《西藏研究》1984年第2期。
②虞集：《赵思恭神道碑》，《道园类稿》卷四二。
①赵孟頫：《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胆巴）之碑》；参见《红史》东嘎·恪桑赤列校注本注270（陈庆英、周润年汉译本，页214）。按胆巴随八思巴来中原后，初诏居五台山寿宁寺，至元八年留京师，“王公咸禀妙戒”，当即代替八思巴掌领宗教事务。
②《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胆巴传记。
到了萨斯迦。他修建了东甲穷章寺，其门楼采用汉地式样建造；在乌思藏各要害之地留下精兵镇戍，并整治了驿站（令驻军负责驿站，规定由乌思藏各万户人民供应马匹、食粮、帐篷及一切需用之物），然后班师回朝③。
此后桑哥更加受到世祖的宠信，权势显赫，以至侥幸之徒竞趋其门入贿求官。至元二十一年，卢世荣以桑哥之荐白身进用，被任命为中书右丞，主持政务。二十二年正月，桑哥奏请将杭州宋宁宗攒宫和宋郊天台折毁，建造佛寺，诏准之。不久，卢世荣被诛，而他的地位并未受到影响。中书省曾令一汉人市油（当为佛事所需用），“桑哥自请得其钱市之，司徒和礼霍孙谓非汝所宜为，桑哥不服，至与相殴，并谓之曰：‘与其使汉人侵盗，曷若与僧寺及官府营利息乎？’乃以油万斤与之。”（《元史·桑哥传》）其后桑哥交上所营息钱，表现了理财的本领。一天，他在世祖面前论和雇和买事，谈到这件事，世祖益喜，遂有意重用他，给他更大的参预中枢政务之权。至元二十三年正月，根据他的奏请，诏命江淮释教总统杨琏真加遣送南宋宗戚谢仪孙、全允坚、赵沂、赵太一至京入质；七月，命桑哥具列中书省宰执等官姓名奏进以定人选，朝廷上有所建置以及人才进退都让他参与议决。作为掌管佛教和吐蕃事务的总制院使，竟受命预议政府大臣人选，此事颇不寻常，表明世祖已决意用他主持政务了。适此时南士叶李被征召至京，问以治道，叶李也推许桑哥，使世祖益信桑哥可以任相。
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诏立尚书省，分别任命了尚书、中书两省官，以桑哥为尚书平章政事。中书右丞相安童奏请不用桑哥，别相贤者，不听。中书六部被改为尚书六部，各行中书省也改为行尚书省，统归尚书省领导；除任命行省官要与中书省议行外，其余事务都由尚书省从便奏闻。同年十一月，进桑哥为尚书右丞相，仍兼总制院使（二十五年，桑哥奏改总制院为宣政院，仍兼院使），于是独揽了朝廷大权。
桑哥执政后相继采用了几项措施来解决财政问题。一项是更定钞法，于当年三月颁行至元宝钞。另一项，最重要、反响最大的，是钩考中书省和全国各地钱谷。首先检校中书省，查出亏欠钞4770锭，昏钞1345锭。桑哥志在严厉整治中书以张声威，遂审问省官，参政杨居宽自辩“实掌铨选，钱谷非所专”，桑哥令左右拳击其面，责以用人不当。参政郭佑被责“多所逋负，尸位不言，以疾为托”，也遭到殴辱。十月，杨、郭二人均被处死。以失职之罪竟诛参政大员，殊属苛重，据说桑哥当总制院使时，不少人走他的门路得内旨授官，其中必须通过中书的，有些被杨居宽裁掉，裁不掉的也被记下其得官之由，因此桑哥怀恨，乘机报复①。当时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声势甚厉，御史台吏王良弼与人议论说：“尚书钩校中书不遗余力，他日我曹得发尚书奸利，其诛籍无难。”桑哥闻其言，捕良弼，以诽谤尚书省政事罪杀之，籍其家。二十五年九月，桑哥以钩考事重，奏置征理司，秩正三品，专治合追财谷。十月，又以各行省欺盗、亏欠钱谷必多，除湖广省已委其平章要束木自查征偿外，奏请派尚书参政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等省、院、台官12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陕西）六省钱谷，每省2人，特授印章，并给兵以备使令和护卫。于是钩考范围扩大到了全国（除云南、吐蕃外），各地普遍进行清查和追征积年逋欠钱粮，期限严急。钩考的目的③《汉藏史集》汉译本，页180—181。有关年代参照毕达克《中藏与蒙古》，页22—25。①姚燧：《杨居简墓志铭》，《牧庵集》卷二八。
完全是为解决国用不足问题，这在桑哥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的上奏中说得很明白：“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恒不偿所出，以往岁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赖陛下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由于旨在多征钱粮，所委任钩考官又多贪饕邀利之人，行省承风，严厉督责下属，唯求增羡，除责偿于亏、盗钱粮的官吏外，势必主要逼取于百姓。特别是江南理算，追征逋欠甚急，“胥卒追逮”相望于道，“民至嫁妻卖女，祸及亲邻”，扬州、杭州两地受害最惨，“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亲；又失，代输其邻。追系收坐，牢狱充牣，掳掠百至”。被逼死者达五百余人①。钩考导致天下骚动，江南“盗贼”蜂起达数百处，可见桑哥所奏“未尝敛及百姓”实际上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
通过实行钩考追征逋欠钱谷，只能暂时补足一下国用，桑哥在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上奏中就说：“臣恐自今难用此法矣”，据他解释是因为“仓库可征者少，而盗者亦鲜”，其实当时“理算”出来的逋欠数目甚大，“已征者数百万，未征者数千万”（《元史·赵孟頫传》），但由于其人多死（或逃亡），实际上无法追征，只好作罢。于是他提出又一项措施，即增加赋税：盐课每引由中统钞30贯增为50贯；茶课每引由5贯增为10贯；酒醋税课江南增额10万锭，腹里20万锭；大增商税，江南为25万锭，腹里20万锭；有协济户18万，入籍以来只输半赋，今增为全赋。此外，海运江南粮是当时京畿地区粮食的重要来源，桑哥执政后，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增置上海、福州二海运万户府。二十五年十月，他又奏请将次年海运粮数由过去每年三、五十万石左右增定为百万石，同时奏请开浚安山至临清的运河（即“会通河”），将此段原陆运夫放罢为民，征其赋入以给开河之费。皆诏准施行。桑哥还提出了另两项增收节支的措施。至元二十五年四月，他奏言：“扈从之臣，种地极多，宜依军、站例，除四顷之外，验亩征租。”准行之。“扈从之臣”系指怯薛，占有大量土地而不纳地税，现在令他们按军、站户体例，占地超过四顷的都要交地税。《汉藏史集》记载桑哥“对怯薛们实行限制”，引起他们的忌恨，当包括这件事。其年十二月，他又提出：“有分地之臣，例以贫乏为辞，希觊赐与。财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苟不慎其出入，恐国用不足。”世祖令：“自今不当给者，汝即划之，当给者宜覆奏，朕自处之。”（《元史·世祖纪十二》）赏赐诸王贵戚（即“有分地之臣”）是当时一项巨大的财政支出，在国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桑哥不得不予以裁抑。按照桑哥的建议，还收缴了安西王相府印。皇子忙哥刺之子阿难答嗣封安西王，另一子封秦王，桑哥认为一藩二王不妥，遂诏罢秦王之封，收还其印；东道诸王胜纳哈儿用“皇侄贵宗之宝”，桑哥谓“宝”非人臣所宜用，奏改授“济南王印”。以上几条都触及蒙古贵族以至皇室成员的权益，桑哥也敢于提出，并被采纳，可见世祖对他的宠信程度。
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大都人史吉等请为桑哥立“德政碑”，诏准之，命翰林学士阎复撰文，题为《王公辅政之碑》；次年闰十月，碑成，树于省前。又敕以秃鲁花（怯薛散班）及侍卫兵百人为桑哥导从，并许其乘小舆而行。其宠荣为出身“大根脚”的蒙古大臣所不及。当时桑哥已掌握了铨调中央和地方官员的人事权，但宣敕还由中书省颁给，桑哥奏言不便，世祖命“自①《元史》卷一七三《崔彧传》；姚燧：《彻里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四。有关钩考之害的记载，还见于阿鲁浑萨里、乌古孙译、程钜夫、赵孟頫等人碑传。
今宣敕并付尚书省”，因此权势益盛。据《元史》本传载，他“由是以刑、爵为货而贩之”，犯法、求官之人“咸走其门，入贵价以买所欲。贵价入，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环，人心骇愕”。但由于世祖正信任桑哥，反对他的人都畏惧而不敢言。
至元二十八年正月，世祖在大都东南的柳林（漷州北）狩猎，随从怯薛也里审班（不忽木弟）、彻里（利用监卿）、也先帖木儿（御史中丞）等首先控告了桑哥奸贪误国害民诸罪。彻里尤为激烈，“言色俱厉”，世祖怒责他“丑诋大臣，失几谏体”，命左右批其颊，“血涌口鼻，委顿地上”，彻里仍辩不止，声明自己与桑哥无仇，只是为国家着想①。世祖召不忽木问，不忽木也揭露桑哥蒙蔽皇帝，紊乱政事，诬杀言者等罪。怯薛长（宣徽院使）月赤察儿根据时任尚书平章的怯薛也速答儿的密报，也奏劾了桑哥②。正月二十三日，桑哥被罢去相位，交付审讯。指控他的一条罪状是“沮抑台纲，杜言者之口，又尝捶挞御史”。他上台不久就以诽谤尚书省和非议时政罪杀台吏王良弼和前江宁达鲁花赤吴德，以压制群言。至元二十六年，他奏告监察御史稽照尚书省左右司文簿多有遗漏，提出应令监察御史到省部稽照，署名于卷末，若有遗漏则易于归罪。于是笞监察御史四人。此后御史到省部，司吏持文簿置于桌上而去，使御史陷于遍阅案卷，一有疏忽即获罪，纠弹之职尽废。南台侍御史程钜夫入朝，上疏指摘宰相“惟以殖货为心”，“立尚书省钩考钱谷，以割剥生民为务，所委任者率皆贪饕邀利之人。江南盗贼窃发，良以此也”（《元史·程钜夫传》）。桑哥大怒，将他羁留京师，并以御史台都事王约与程呼应，奏请并诛二人，因世祖不许而止。治书侍御史陈天祥奉命理算湖广钱粮，上疏劾平章要束木凶暴不法，要束木是桑哥的姻亲、党羽，于是桑哥摘天祥疏中语，诬以不道，奏遣使逮捕入狱，欲致之死，直到桑哥事败才获释，系狱达400天。监察御史周祚弹劾江淮行省官忙兀台等奸赃，被反诬以他罪，流放到漠北憨答孙之地，妻子财产没官。这些事实说明桑哥确曾沮抑御史台。世祖令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审辩其事，桑哥持御史已刷文卷来为自己辩解，经反复勘验辩论，终于辞屈。另一条罪状是他实行的钩考和变更钞法、盐酒课以及铨选制度。钩考本来是清查和追征各官府仓库侵盗、逋欠的钱粮，主要是针对官吏贪污、失职的，由于以多征为主旨，层层严责，实际上负担往往转嫁给到百姓身上，成为害民弊政。课税增额自然是加重人民的负担，但似乎并没有受到深究，桑哥下台后，课额也没有减少。最致命的罪状是他结党营私，贪赃受贿，“以刑、爵为货”。中书平章麦术丁和右丞崔彧奏劾他“当国四年，中外诸官鲜有不以贿而得者。其昆弟故旧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元史·崔彧传》）。其妻族湖广行省平章要束木在他的庇护下，贪暴不法，莫敢谁何；其妻弟八吉由授为燕南宣慰使，也受赂积赃；他还把巩昌总帅府改为宣慰司，以弟答麻刺答思为宣慰使；江淮行省一批长官都是他的党羽，利用钩考搜括民财，受贿肆虐尤为严重。被揭发出来的桑哥党羽还有其他一些人。这些所谓“党羽”大多是以贿赂桑哥①姚燧：《彻里神道碑》；《元史·赵孟頫传》。《汉藏文集》载，世祖听了怯薛们控告丞相贪污的话，说：“对怯薛如何压制，朕知之，与桑哥何干？你们受人贿赂，跟在别人后面，仅听说桑哥有财宝，就找他的罪名，这怎么行！”拒绝了他们的控告。
②元明善：《太师洪阳忠武王（月赤察儿）碑》，《元文类》卷二三。《汉藏史集》也记载，怯薛们控告桑哥，得到了怯薛长的支持。
相结纳的。河间盐运使张庸纳官婢于桑哥，成为他的亲信，得以久居其位，独盗官库钱达三千余锭。斡罗思、吕国瑞因入贿于桑哥、要束木，得授八番罗甸宣慰使。麦术丁、崔彧还指控了一条：“大都高资户多为桑哥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贫民当之。”这些富户所以能受到他的庇护得免徭役，自然是纳贿所致。关于桑哥受贿事，也见于拉施都丁《史集》的记载。据载，由于一些回回商人拒食蒙古人宰杀的羊肉，世祖大怒，下诏禁回回人抹杀羊（以断喉法宰羊），违者处死，家产抄没以赏告者。这使回回人受到沉重的打击。其后，回回达官贵人别哈丁、沙的左丞、乌马儿、纳速刺丁、忻都左丞等以大笔金钱奉献给桑哥，桑哥遂为之奏称：回回商人都走光了，而且不再来，关税收入不足，珍奇货物也不能运来，都是由于禁抹杀羊所致，应该开禁。于是这条禁令得以废止。《史集》记载的这些向桑哥纳贿的回回达官贵人，就是汉文史料所载肆虐江淮的桑哥党羽。二月二十五日，世祖命彻里率怯薛三百余人抄籍桑哥家资，“得金宝衍溢栋宇，他物可资计者，将半内帑”①。据《史集》载，从桑哥家拿来两个箱子的珍珠和贵重物品，世祖责问他：“你有这么多珍珠，我曾向你要两三颗，你都不给。”他羞愧地说：“这些都是大食达官贵人送给我的，他们都是每个地区的长官。”世祖说：“为什么他们不把珍珠和贵重物品也献给我呢？你把一些粗毛衣带给了我，而把金钱和无比贵重物品归了自己！”②《汉藏史集》也记载说，世祖责问桑哥：“汉人织匠为我织成无缝衣服，献给我两件，你手中却有三件，甚至超过了我，这不是你的罪过吗？”③于是桑哥贪赃罪被证实，拘捕入狱；三月，仆其“辅政碑”。其亲旧党羽先后受到惩办。七月，诏诛桑哥。
①姚燧：《彻里神道碑》。
②《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349。
③《汉藏史集》，汉译本页184。
第三节卢世荣卢世荣，名懋，字世荣，以字行。大名人。阿合马专政期间，世荣以贿赂进用，为江西榷茶运使，后以罪废。阿合马死后，元廷之臣讳言财利事，均不能符合世祖的财政需求。于是，总制院使桑哥“荐卢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世祖召见，“奏对称旨”。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一月辛丑，召中书省官与之廷辩，右丞相和礼霍孙等辩论失败，均被罢官，世诅重新起用安童为中书右丞相，以卢世荣为右丞，并以卢世荣所推荐的史枢为左丞，不鲁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并为参知政事，前户部尚书拜降为参仪中书省事①。他上任的当天，即奉旨中书整治钞法，“官吏奉行不虔者罪之”。次日，同右丞相安童奏，对已被罢黜的阿合马专政时所用大小官员，其间有才能的，“宜择可用者用之”。世祖“诏依所言汰选，毋徇私情”（《元史·世祖纪十》）。
十二月，卢世荣先后提出几项财政改革措施，被世祖采纳实行者有：一，解除百姓私相买卖金银之禁，听民间从便交易；二，怀孟等路竹货系百姓栽植，官府拘禁发卖，使民重困，又致南北竹货不通，今罢竹监，从民货卖收税；三，江湖鱼课已有定例，贫民采捕，恃以为生，而官府到处拘禁，今后听民采捕；四，站户供给使臣饮食，以致疲弊，今后除驿马外，其余由国家支给；五，关于盐法，每引价钞本只15贯，国家未曾多收，但“官豪诡名罔利，停货待价”，以致卖到80贯，贫民多不得食，今“议以二百万引给商，一百万引散诸路，立常平盐局，或贩者增价，官平其值以售，庶民用给，而国计亦得。”六，关于酒课，“京师富豪户酿酒，价高而味薄，以致课不时输，宜一切禁罢，官自酤卖。”如此则“向之岁课，一月可办”（《元史·世祖纪十》）。
二十二年正月，卢世荣奏称，他曾言除“天下岁课钞九十三万二千六百锭之外，臣更经画，不取于民，裁抑权势所侵，可增三百万锭”。尚未施行而内外多有非议，他请求与台、院官面议。世祖让他直接奏陈，于是他又提出几项具体办法：一，“古有榷酤之法，今宜立四品提举司，以领天下之课，岁可得钞千四百四十锭。”二，钞法虚弊，“莫若依汉、唐故事，括铜铸至元钞，及制绫券，与钞参行。”三，“于杭、泉二州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四，“尽禁权势所擅产铁之所，官立炉鼓铸为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盐课，籴粟积于仓，待贵时粜之，必能使物价恒贱，而获厚利。”五，“宜令各路主平准周急库，轻其月息，以贷贫民，如此，则贷者众，而本且不失。”六，“可于各都立市易司，领诸牙侩人，计商人物货，四十分取一，以十为率，四给牙侩，六为官吏俸。”七，“宜于上都，隆兴等路，以官钱买币帛易羊马于北方，选蒙古人牧之，收其皮毛筋角酥酪等物，十分为率，官取其八，二与牧者。马以备军兴，羊以充赐与。”卢世荣所言的“理财”诸法，主要是官营（如酒、铁、海外贸易）或官商合营而官取其利之大部。世祖除对羊马官营放牧一条表示还要考虑外，其余各条都准许付之实施。这些措施有不少确是“裁抑权势侵利”，欲夺之归于政府，同时也有过分征敛之处，反对者必定不少，卢世荣对世祖①《元史》卷二○五《卢世荣传》。后面引文出于此者不再一一注出。
说：“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臣实惧焉，请先言之。”世祖让他放心，谓“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嘱他“饮食起居间可自为防”。
卢世荣又奏请罢行御史台，“改按察为提刑转运司，俾兼钱谷”。尽管御史台及廷臣多以为不可，世祖仍从其言。二月，卢世荣又奏请立规措所，经营钱谷。
卢世荣上任不到十天，御史中丞崔彧即“言卢世荣不可为相”（《元史·崔彧传》），以忤旨罢职。皇太子真金从儒治角度对卢世荣“以言利进”大不以为然，他说：“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元史·裕宗传》）。加上他的“理财”措施有许多因触犯了富豪势要的利益，根本行不通，何况他又是汉人，在等级地位上比起色目人阿合马又低了一等，使其更处于不利的地位。四月初，在卢世荣所上的奏章中，再次表明他内心的忧惧，他希望得到丞相安童的更多支持，并盼世祖能“与臣添力”。回说“朕知之矣”。并皆从其奏事①。
四月初八日，监察御史陈天样就上章弹劾他过去有贪赃劣迹，执政后所奏行者多无成效，其中说到：“今取本人所行与所言已不相符者，昭举数事：始言能令钞法如旧，钞今愈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物今愈贵；始言课程增添三百万锭，不取于民而能自办，今却迫胁诸路官司，勒令尽数包认，始言能令民皆快乐，凡今所为，无非败法扰民之事，既及于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于民者，民又难为后虑。”陈天样建议宜将卢世荣“本人移置他处，量与一职，待其行事果异于前，治政实有成效，然后升用未以为迟。”②世祖乃命安童集诸司官吏、老臣、儒士及知民间事者，同卢世荣听陈天祥弹文，并令他们二人同赴上都。到了上都之后，在对质和审问过程中，卢世荣承认了一些错误，如“不白丞相安童，擅支钞二十万锭；擅升六部为二品；不与枢密院议，调三行省万二千人置济州，委漕运使陈柔为万户管领”等。但加给他的罪名越来越大。同年十一月，卢世荣被处死。
①《元史·卢世荣传》系此事于四月陈天祥上章劾卢世荣之前，《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载陈天祥劾卢世荣罪恶之时为至元二十二年庚戌（初八日）。故本处置户世荣上章为四月初。②陈天祥：《论户世荣奸邪状》，《元文类》卷十四。
第十章伯颜阿术阿里海牙张弘范李恒史弼高兴第一节伯颜征宋主帅伯颜（Bayan，1236—1295），蒙古八邻部人。曾祖述律哥图、祖阿刺从成吉思汗征战有功，封为八邻部左千户及断事官。父晓古台袭职，从宗王旭烈兀西征，伯颜自幼在西域长成。
至元元年（1264），伯颜受旭烈兀委派赴大汗处奏事，他的风度才干深受世祖赏识和器重，被留在元廷为侍臣，“与谋国事”。“建谋发令，才恒出庭臣上”。下属上报待决之事，他往往“一语破其归，要事以决”。二年出任中书左丞相，后迁同知枢密院事，成为元廷决策机构的核心成员①。十一年正月，南宋的军事要地襄阳被拔除后，世祖计议乘胜平宋的方略和人选，老臣史天泽提议，“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颜，都督诸军”（《元史·世祖纪五》），世祖断然抉择由伯颜肩此重任。
三月，改宋元交战前线的荆湖、淮西二行枢密院为二行中书省。伯颜和史天泽并拜为左丞相，同领荆湖省事。不久，根据史天泽的建议，为统一号令，淮西行省仍改为行院，史天泽本人也因年迈体病辞职北还。遂专任伯颜“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所属并听节制”，统一指挥除四川、淮东方面而外的征宋元军①。七月，陛辞出征之际，世祖面嘱伯颜，以宋初平江南的大将曹彬为范例，勿滥杀以争取宋人民心。
九月，伯颜抵襄阳与前方将帅阿术、阿里海牙会合。按照蒙古的作战惯例，元军分三道并进，命“招讨使翟某（文彬）以兵一万由西石路老鸦山趣荆南府，唆都以兵一万由东路枣阳掠司空山”②，目的都在于分散宋军的注意力，策应和配合主力作战。伯颜本人与阿术等统率包括步、骑、炮兵和水师的二十万大军沿汉水向东南方向推进。
元军首趋汉江中下游的郢州（今钟祥），途遇大雨水潦，行军艰难。伯颜命一骑前导，“麾诸军毕济”。军抵郢州，宋人在此夹汉水构筑新旧二城，“恃江为固而兵精食足”，江中又“横铁绳，锁战舰”阻扼舟师往来。元军派兵袭城，为宋守将张世杰所却。这时，伯颜获悉下流黄家湾堡附有溪道藤湖，至江仅数里，可拖船入湖再转入汉江。伯颜深知用兵缓急，元军此次出师旨在灭宋，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既然郢州非旦夕可下，为节省时间，抓住时机，他毅然决定舍郢不攻，派兵直取黄家湾堡，“破竹席地”（地上铺竹片以拖船荡舟由藤湖入江），成功地越过了入宋的第一道屏障。郢州宋军出兵来追，伯颜亲自殿后，手杀宋将，挥师击溃了追兵。
十月，元军路经沙洋、新城。宋军守将王虎臣、边居谊等进行了顽强抵①《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刘敏中：《伯颜庙碑》，《中庵集》卷一。下引文出《元史·伯颜传》者，不再注明。
①《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按：淮东元军时由博罗欢统率、节度。参见《元史》卷一二一《博罗欢》传。
②引文出自《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征伐·平宋君》。按：招讨使翟某，明张溥《宋史纪事本末》以为翟文彬，此处从之。
抗。伯颜督军发动强攻，连克两城，继续深入宋境。十一月，宋复州知州降元，伯颜约束诸将不得入城扰民，当月下旬，军至蔡店，伯颜往观汉口形势，见对方军在沿江一带严密布防，宋将夏贵领战舰万艘分据要害，江北渡口阳逻堡城防坚固，江面上也有宋游击军扼守中流。“伯颜大会亲将议渡江”。军将马福献计，“回舟沦河口，穿湖中，从阳逻堡西沙芜口入大江”（《元史·阿术传》）。但沙芜口已有宋军精兵驻防。对此形势，伯颜先围攻汉阳，声言由汉口渡江，吸引夏贵移兵来援。尔后，“遣阿剌罕率骑兵倍道兼行，击破沙芜堡”，控制是处江口，对阳逻堡实行警戒。与此同时，发大军自江开坝，引船入沦河，“径趋沙芜，遂入大江”。元军以战舰数千艘泊于沦河口，数十万步骑屯驻于江北。“旌旗弥望”，“宋人夺气”①。
阳逻大捷和丁家洲之役是时，诸将要求从沙芜口渡江，夺取南岸的宋军战船。伯颜未允，命修攻具，进夺江北要隘阳逻堡。守堡宋军“戮力死战”，元军连攻三日不克，战事呈胶着状态。伯颜同其最信任的副手阿术密商，俩人不谋而合，决定趁阳逻堡鏖战之机，“泛舟直趋上流，为捣虚之计”。计议停当，伯颜遣阿里海牙督张弘范等攻武矶堡以吸引宋人的注意力，同时以阿术率晏彻儿等溯流西上四十里，对青山矶而泊，阿术一军趁雪夜飞渡天堑，抢占屏障南岸的沙洲，架起浮桥，“成列而渡”，伯颜接报大喜，急挥师攻克了阳逻堡。阿里海牙指挥的舟师也与宋将夏贵的水军大战江中，宋军大溃①。是役，宋军数十万众，死伤几尽。更重要的是，江防的突破意味着南宋失去了一道天然屏障，沿江为之震动，使其后的数十座城池不战而落入元军之手。
阳逻大捷之后，伯颜采纳了副手阿术的建策，决定先取附近的鄂、汉“以策万全”，巩固所得的战果，然后再向大江下游的蕲、黄等地发展。元军兵临鄂州，纵火烧毁了宋军的数千艘战船，一时火光冲天，鄂州、汉阳、德阳的南宋守官为元军的声威所吓倒，“皆以城降”。伯颜安排了新附诸城的军民事务，就地充实了军饷，留右丞阿里海牙将兵四万镇守鄂州，以进一步规取荆湖未下之地，自己则与阿术率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
从占领鄂州截至至元十二年二月，元军沿途一帆风顺，未遇任何抵抗，兵不血刃地进占长江下游的池州。沿江所过州郡黄州、蕲州、江州、南康、安庆等城相继迎降。
为挽救覆亡命运，南宋朝廷派其丞相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十三万，战船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摆出决战的架势在芜湖一带布防，企图阻止元军继续东进。贾似道先遣使致书于伯颜，重施故伎，愿“约贡岁币”以换取元军退师北还。伯颜断然拒绝了宋方的请求，并责贾似道前来面议。
和谈未成，宋元两军在丁家洲一线（今铜陵附近）遭遇，爆发激战。伯颜“命左右翼万户率骑兵夹江而进”，“两岸树炮击其中坚”。水师则在阿术带领下顺流直冲敌阵。面对排山倒海的进攻，宋军在气势上已被压倒，主①见《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卷一二八《阿术传》、卷一二九《阿拉罕传》，《经世大典·平宋录》。①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及伯颜、阿术传；元明善：《伯颜勋德碑》。按：本节中“伯颜遣阿里海牙督张弘范等攻武矶堡以吸引宋人的注意力”一句系照《世祖纪》、《阿里海牙传》、《张弘范传》所载记述。伯颜本传系武矶堡为阳逻堡。
将夏贵先遁，惊呼：“彼众我寡，势不支矣。”贾似道闻之，仓皇失措，“急回棹走”。元军在伯颜指挥下，乘胜追杀百五十里。宋军溺死无算，“水为之赤”，其他如战船、军资器杖、图籍印符也尽为元军所获。此战同阳逻之战一样，重创了宋军主力，南宋由此基本上失去了还手的能力，同时也奠定了元灭宋的基础，为元军直下临安扫清了道路。
兵下临安丁家洲之役后，慑于元军声势，江东、淮西的南宋诸郡太平、无为、镇巢、和州、溧阳、镇江、江阴、宁国等地的守官非逃即降。元军除分兵向江西掠地外，主力则由伯颜统率，以董文炳为前锋长驱直下，顺利开进长江下游重镇建康（今南京）。
三月，国信使廉希贤南下传旨，“令诸将各守营垒，毋得妄有侵掠”。
伯颜受命以行中书省驻节建康，对部署作了一些调整，以原淮西行枢密院的阿塔海、董文炳驻守镇江，阿术则分兵北上攻扬州，为下一步行动预作准备。是时，江东时疫流行，居民乏食。伯颜下令“开仓赈饥，发医起病，”安定了社会民心。
四月，世祖以“时暑方炽，不利行师”，命元军暂停进攻，“俟秋再举”。伯颜则认为，“宋人之据江海，如兽保险，今已扼其吭，少纵之则逸而逝矣”。奏上，许伯颜相机行事。但事实上元军还是放慢了进攻步骤，作战重点暂时移到其他地区。
五月，伯颜北上述职，路过镇江时召集诸将计事；抵上都晋见世祖，“面论形势”，说服他准许元军继续对临安实行进攻。
八月，伯颜进阶为中书右丞相后，携招降宋室书南还，调淮东都元帅孛鲁欢部元军“溯淮而进”。九月，伯颜指挥淮东元军攻打淮安城，拔其南堡。十月，元军围扬州，伯颜召诸将“指授方略”，部署孛鲁欢（或博罗欢）等守湾头城堡。同月，抵镇江，罢行枢密院，以阿塔海、董文炳同署行省事。显然，元军这一阶段的行动着重于长江以北，目的在于剪除淮东地区宋军对元军侧翼的危胁。
十一月，元军恢复了对临安的攻势。伯颜决策分三道进兵，最后会师于临安。其右路军由参知政事阿剌罕率步骑自建康出溧水、广德一线，取独松关，从西面掩击临安，切断宋室逃往内地的道路；左路则由参知政事董文炳领舟师发自江阴，出长江口，循海岸线，入杭州湾，堵截宋室从海道逃亡的路线；伯颜与右丞阿塔海节制诸军由中道的常州、平江（今苏州）、嘉兴一线直捣临安。
伯颜及其率领的中路军出发后先抵常州。该城原已降元，后又反正归宋，推举姚訔为城守，坚决抵抗元军的进攻。伯颜招降不成，乃亲自督战攻城。宋军两次来援均被击败，常州坚守两日而失守，元军屠其城。此后元军在无锡、平江、嘉兴、湖州等地再未遇到有效抵抗。
十二月，伯颜率师抵无锡，遇宋使柳岳来见。柳以宋度宗去世不久，“自古礼不伐丧”为由，乞求元军退兵，表示愿年年进奉修好。伯颜声称元军征杀是为宋长期拘留元使郝经而兴师问罪，加之本年宋将又半道杀害元使廉希贤。如欲元军停兵不进，除非宋廷纳土出降。完全封死了宋人苟安求存的侥幸之心。及伯颜师抵平江，宋廷再次派尚书夏士林等前来乞和，表示只要元军为宋廷留一条生路，宋帝愿尊元帝为伯父，“世修子侄之礼”。且岁贡银二十五万两、帛二十五万匹。伯颜毫不理会，只是遣人将宋使逐回临安促降。十三年正月，元军进至临安近郊皋亭山，南宋皇室不得不遣临安知府与宗室奉传国玺及降表至伯颜军前请降。是时，宋室谢太后及幼主赵尚留在临安宫中，而宰臣陈宜中、张世杰等拥宋主兄弟益王赵、广王（后封卫王）**下逃亡。伯颜急遣阿剌罕、董文炳等据守要津，防止宋室再逃，另派一支劲旅追捕益、广二王，但追之不及而返。
伯颜对南宋皇室的投降事宜作了妥善安排。为维持临安正常的社会秩序，他将大军驻扎于临近的湖州，严禁军士入城扰民，仅遣原宋降将持黄榜抚谕临安内外军民，使之“安堵如故”。他带左右亲随，巡视临安，观察形势，尔后派兵“分屯要害”，保护宋室的宫庭、山陵。他命要员入城籍军民钱谷之数，阅实仓库，收诰命、符印，罢宋官府，改编三衙诸司宋军，同时派遣新附降官分赴湖广、四川招谕未下州郡。整个受降交接过程井然有序，避免了改朝换代之际常有的毁灭和破坏。
二月，宋少帝率文武百官朝北拜交降表。三月，伯颜正式入临安，籍没宋室的礼祭器、册宝、仪仗、图书；留阿剌罕、董文炳治行省事，继续经略闽、广，自己则押解宋室君臣北上入觐。
出镇北境，讨伐叛王平宋还都后，世祖对其信赖更重，曾面谕太子真金，“伯颜才兼将相，忠于所事，不可以常人遇之”。因此，当宋亡之后，北方诸王不时作乱威胁到元朝安全时，伯颜又肩负起镇守北疆的重任。至元十四年，漠北迭传边警，急报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那木罕、右丞相安童，“胁宗王以叛”。忽必烈命伯颜统兵北征，坐镇和林，都督诸路军平乱。是秋，伯颜率所部与叛军遇于斡鲁欢河（今鄂尔浑河）。两军隔水相持竟日，伯颜令部下“牧马具食”以迷惑对方，敌军果中计懈怠。伯颜掩其不备，分军为二，迂回包抄，大破敌军。昔里吉由此一蹶不振。
十八年，燕王真金领父旨巡抚北疆，伯颜被指派随行，日与太子“论天下事”，以备顾问。真金也对其尊礼有加，事实上伯颜是以其丰富的治军经验辅弼太子在实践中历练才干。
二十二年，诸王海都与都哇联兵反叛，西北边陲的别失八里与火州频频告急。伯颜再度受命，取代失职的宗王阿只吉，统帅西北边军。他的到来一度稳定了边防形势，解除了都哇对火州的围困，并恢复了屯田，尽可能以当地资源来保障军需供给。次年，伯颜指挥元军进军别失八里，在洪水山击败叛军，但因“追击浸远”，后援不至而败绩。
二十四年春，东道诸王乃颜将叛，伯颜曾衔命深入其地探察。乃颜假意设宴款待，阴谋伺机拘捕。伯颜察觉，以智脱身。归来后，又伴随忽必烈亲征乃颜。他所推荐挑选的汉军李庭、董士选部担当护驾宿卫，在征战中“以汉法战”，力却叛军。
乃颜虽灭，海都对北疆的威胁却长期不能解除。二十六年，伯颜以中书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的双重头衔出镇和林。二十九年，宗王明里铁木儿入寇。伯颜奉命进讨，遇敌于阿撒忽秃岭。敌方居高临下，飞矢如雨，众军畏战不前。伯颜率先冲锋陷阵，带动部属大破敌兵。次日，他又乘锐追击，歼敌数千。对待战俘，他力戒祭旗的陋习，并致函明里铁木儿，促其感悟来归。伯颜久戍北土与海都周旋而未能彻底殄灭，朝中便有人进谗，说他作战因循保守，“无尽寸之获者”，甚至怀疑他与海都通好。终于使伯颜被撤换，由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代行其职。临近交接时，适逢海都又来进犯，伯颜不因被谗而放弃职守，他深知海都“邀之即遁”的习性，决定诱其深入，以便一鼓擒敌。所以交战后并不急于迎击，而是一连七天“且战且却”。诸将不解其深意，执意还军迎战。伯颜因已被解职，难以约束部众，只得任其改变战法，结果又使海都逃脱。
南归前，当时抚军巡边的皇孙铁穆耳特意向伯颜征询驭兵之道。伯颜诫之以酒色当慎、恩威并济、营驻循旧三条建议。
至元三十年（1293）冬，忽必烈病重不起，召伯颜自大同还都。次年正月，忽必烈逝世，伯颜遇变不惊，镇定如常，统领百官保持了宫中的安宁。皇孙铁穆耳即位于上都，亲王中有人表示异议，伯颜作为朝中重臣，挺身而出，“辞色俱厉”，“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稳定了政局。成宗即位后，升为太傅。
同年，伯颜染疾，仍扶病参谋、顾问政事。是冬十二月，病故，终年五十九岁。
伯颜一生治军严谨，赏罚分明，“诸文武将佐，皆密悉其才用，临事遣授，各尽其当。故能所向无前，动必有成。”
第二节阿术阿术（Achu，1227—1281）。蒙古兀良合部人，祖速不台、父兀良合台均为一代名臣宿将。
宪宗年间，阿术就随父从军，参与了蒙古军平大理，从西面迂回包抄南宋的万里远征，“率精兵作候骑”，担任开路先锋，屡建奇功①。在攻打押赤城（今昆明）时，阿术“潜师跃入”；在乾德哥城（今澄江）“兀良合台病，委军事于阿术”。阿术不负所望，率部“搏战城上”，破其城；攻不花合因、阿合阿因（在今曲靖境），阿术先登，取其三城；攻赤秃哥山寨（在今昭通境），拔之，乘胜进击鲁鲁厮国（即罗罗斯，今西昌地区）、阿伯国，皆大惧请降（《元史·兀良合台传》）。
宪宗九年（1259），兀良合台奉命率兵自西南方突入宋境，以期北上与忽必烈所率的主力会师于湖南长沙。宋军在其境内邕州附近的横山寨、老苍关一线，陈兵数万，试图拦截蒙军的前进。阿术在其父指挥下，“潜自间道”绕出其后，“冲其中坚”，大破宋军，成功地突破了宋军的阻拦。此役战罢，兀良合台一军进展顺利，沿途“蹴贵州（今广西贵县），蹂象州，入静江府，连破辰、沅二州，直抵潭州（长沙）城下”。不久随父撤军北还，仍充先锋。在南宋境内，阿术随父“转斗千里”，“大小十三战未尝败北”（《元史·兀良合台传》）。在近十年的军旅生活中极大地锤炼和提高了自己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干。
世祖即位后，阿术入宿卫。中统三年（1262），从诸王拜出、帖哥平定李璮之乱有功。同年九月由宿卫将调任征南都元帅，驻扎开封。到任以后，阿术恢复了淮北宿州建置，并以此为基地“经略两淮，攻取战获，军声大振”①。
至元四年（1267），元廷鉴于以前的经验教训，开始把攻宋的主要目标转向汉水中游的军事重镇襄阳。宋元双方投入大量兵力在此展开了长达五六年的争夺战。阿术作为襄阳之战的元军总指挥主持了对该城进攻的全过程。当年八月。阿术“观兵襄阳”，驻马虎头山侦察其周围地形及宋军的布防情况。他带领一支精骑“入南郡，取仙人、铁城等栅”，退兵时避开宋军的拦截，在中心岭“立虚寨，设疑火”，布下埋伏，一次歼敌万余。
元军知襄阳城坚池深，非强攻可下，决定取长期围困之策，“俟其自毙”。从至元五年起，在阿术要求下，世祖不断增兵襄阳，尤其是增添长于攻山寨、水栅的汉军。为适应水战，阿术奏请造舰数千艘，练水军数万人。这不但加强了元军对汉江的控制，而且为后来南下渡长江灭宋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阿术指挥元军环绕襄阳修筑长围，陆续建造了白河口、鹿门、新城、楚山、百丈、漫河滩等城堡。甚至“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有效地切断了宋军的水陆援道，完成了对襄阳的战略包围。其后几年，元军主要采取了围点打援的战略战术，屡挫来援的宋军。其中较大的战斗有至元六年的新堡、虎尾洲之战，七年的万山堡、灌子滩之战，八年的鹿门、百丈山、湍滩之战和九年的柜门关之战。这些战斗，阿术大都亲自指挥，重创了南宋的援军，达到了孤立襄阳，置之于死地的目的。这期间阿术还多次组织元军袭①《元史》卷一二八《阿术传》。下引文出此传不再注明。
①王恽：《兀良氏先庙碑》，《秋涧集》卷五○。
击襄阳外围州郡，掠地至复州、德安、荆山等处，“俘万人而还”①。
至元九年，元军攻破与襄阳夹江而峙的樊城外郛，增筑重围逼之。但樊城仍可通过汉水中的浮桥与对岸的襄阳互通声气，彼此支援。阿术听取了部属的意见，派兵破坏了宋军植入江中保护浮桥的本栅、铁索，火烧浮梁，一举断绝了襄、樊之间的联系，为最后攻克两城铺平了道路。是年十二月樊城陷落，未几襄阳守将吕文焕举城出降。
十年，世祖任命阿术与史天泽等行荆湖等路枢密院事于襄阳。次年正月，阿术入觐，与阿里海牙共同奏请趁势灭宋，议久不决。阿术以自身的经历更进一步证实道：“臣久在行间，备见宋兵弱于往昔，失今不取，时不再来。”终于使世祖下灭宋决心，毅然增兵十万，并晋升阿术为平章政事，与丞相伯颜、参政阿里海牙等行中书省于荆湖，组成征宋的指挥中心。
九月，元军水陆两路浮汉而下，首先抵达设防坚固的郢州。阿术从一俘民口中得知前有间道可绕过郢州，便“与丞相伯颜议，决意前进，遂拖舟达（汉）江，舍郢而去”②。
十月，阿术带数十从骑作为殿后。行至大泽中，突遇郢州的宋骑兵千人追袭而来，阿术挺身迎战，一举歼敌数百，击退了宋军的追赶。
十二月，元军行抵大江北岸。是时，宋军在江中和两岸防守严密，渡口及要害之处均在掌握之中。元军虽用阿术军将马福的建策，将战船迂回沦河中入江，但连攻三日仍未能克服战略要点阳逻堡。阿术建议伯颜暂停攻城，而由他引“军船之半，循岸西上，对青山矶止泊，自隙捣虚，可以得志”。伯颜正好也有此意，欣然同意他的建策。次日雪夜，阿术率四翼精兵驾舟飞渡长江，与巡江的宋军水师“血战中流”；登上靠近南岸的沙洲时，又遇到宋军顽强抵抗。阿术与手下数十人“攀岸步斗，（敌阵）开而复合者数四”，终于占领了一块滩头阵地，为大队人马渡江开辟了道路。
渡江后，元军策划下一步进军方向。有人主张顺流东下，直取下游的蕲、黄二州，阿术却认为，“若赴下流，退无所据。上取鄂、汉，虽迟旬日，师有所依，可以万全”。事实确如他所料，天险失去之后，汉阳、鄂州的南宋守将已闻风丧胆。元军西指，兵临城下，两城便拱手投降。这就保证了元军渡江后得以站稳脚跟，尔后相机向下游扩大战果。而蕲、黄、江、池、安庆等州府也都慑服于元军的威势，先后降附。
十二年正月，元军前锋直逼芜湖。宋丞相贾似道拥重兵前来拒战。交战前先遣使至元军营中请和。适伯颜也接到诏令要他们驻守待命，因而问计于阿术。阿术深感于以往元军得而复失，劳师无功的教训，力主拒和进兵。他提醒伯颜：“若释似道而不击，恐已降州郡今夏难守。”并慨然表示，“今日惟当进兵，事若有失，罪归于我。”
二月，宋元双方数十万水陆大军决战于丁家洲。激战之中，阿术身先士卒、勇冠三军。“诸战舰居后者，阿术促骑召之”。他索性“挺身登舟，手舵冲敌船，舢舻相荡，乍分乍合”。在此同时，他挥舞小旗指挥元军水师将校，“并舟深入”，“突入敌阵”，大败宋军。
丁家洲大战使南宋元气大伤，但在江北两淮地区宋军尚有一定的实力。
①参见《元史》卷六、七《世祖纪》三、四；卷一二八《阿术、阿里海牙传》；一二九《唆都，帖木耳不花传》；卷一五九《赵璧传》；卷一六一《刘整传》。
②王恽：《兀良氏先庙碑》，《秋涧集》卷五○。
尤其是驻扬州的淮东制置使李庭芝所部更是宋廷赖以支撑危局的主要力量。同年四月，阿术奉命分兵北上围攻扬州。以掩护东进元军主力的侧翼，阻止两淮宋军增援临安。
当月，阿术军至真州（今仪真），在珠金砂（老鹳口）歼敌两千，派兵树栅留守原地，以确保元军粮道。进而，又占扬州西南四十五里江边的瓜洲，督造楼橹战具以防备宋军水师来袭。他的第三步棋是在扬州之南十五里的交通要冲扬子桥筑木垒据守，既“断淮东粮道，且为瓜洲藩蔽。”六月，宋军两万人来争夺扬子桥，为阿术所却，损失甚重①。
七月，宋将张世杰、孙虎臣出动大批战船进据焦山，直接威胁元军占领的镇江、瓜洲。宋舟师“舳舻连接，旌旗蔽江”，每十船为一舫，联以铁锁，以示必死战。阿术见宋军势盛，决定与镇江行院的阿塔海等联兵合作，火攻宋军，共同破敌。交战前，阿术与阿塔海登上长江南岸的石公山，首先命水军万户刘琛率一军循江南岸，绕出敌后，尔后以刘国杰、忽刺出、董文炳分左中右三路齐头并进冲击敌阵，并以张弘范作为后续部队随后跟进。战斗开始，元军选强健善射者千人，乘风以火箭分两翼夹射敌船的篷帆、樯桅。刹时，“烟焰涨天”。宋军水师因舟船锁在一起，欲战不得，欲走不能，完全陷入被动，元军乘胜追至团山，获敌船数百艘，而“宋人自是不复能军矣”。阿术的战绩有效地策应配合了主力的正面攻势，史称“伯颜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术控制之力为多”。
十三年二月，淮西宋将夏贵举诸城降元，唯有坚守扬、泰的李庭芝、姜才等誓死不降。阿术为防李、姜“东走通、泰，逃命江海”，更多方布控，进一步收紧了对扬州等地的分割包围。他在扬州西北之丁村设障，以扼高邮、宝应粮道。又在扬州和泰州之间湾头、新城两地驻屯精兵，以断宋军东走之路。五月，元军先拔新城，扬州宋军出击湾头堡，激战竟日，仍被逼回。六月，扬州宋军再次出动进攻丁村栅，接应高邮米道，又被阿术部下的精兵拦了回去，七月，扬州、泰州守城宋将开门投降，李庭芝、姜才被执就义。元军占领两淮全部。
灭宋之后，阿术与其他军将一样被调至北方镇压叛乱的诸王。
二十三年，阿术奉命讨伐叛王昔剌木等，凯旋而归。次年，又受命西征，病卒于哈剌火州（今新疆吐鲁番）。
阿术一生“南征北讨四十年间，大小百五十战，未尝败衄”①，不失为一位难得的将才。
①参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及阿术、张弘范、李璮、史弼、刘国杰等传及《宋史》李庭芝、姜才等传。
①王恽：《兀良氏先庙碑》，《秋涧集》卷五○。
第三节阿里海牙阿里海牙（AriqQaya1227—1286），畏兀儿人。父阿散合彻，业农。阿里海牙聪敏善辩，立志建功立业，遂弃耕就学，习畏兀儿书。后投蒙古大将不怜吉带麾下，不怜吉带使教其子忽鲁不花畏兀儿字，又推荐给宗王忽必烈，成为王府宿卫士（怯薛）①。1258年，从忽必烈攻宋，在进攻鄂州时奋勇先登，为流矢所伤，因功受赏。
中统二年（1261），授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至元元年（1264），参议中书省事。二年，佐平章赵璧行中书省事于南京、河南府、大名、顺德、洺磁、彰德、怀孟等路，任签行省事，实施罢世侯、行迁转政策。三年，改领鹰坊，兼领中都路阑遗。四年，签制国用使司。
五年，转同签河南行省事，时立元帅府领兵攻宋襄阳，别置行省掌签军、屯田、供饷诸事。次年，以驸马忽剌出、左丞相史天泽出任行省平章，统筹攻宋事宜，阿里海牙专责入奏军机。八年，授参知行省事。九年，兼汉军都元帅，与刘整共掌汉军，从蒙古军都元帅阿术攻襄、樊，破樊城外郭，筑重围困之。襄阳宋将张贵乘夜以船出城，顺流突战，阿术、阿里海牙令军士于两岸积薪举火，照江如昼，率水师与战，至柜门关，擒张贵。行省议攻取之策，与万户张弘范等皆言襄、樊唇齿相依，是以难破，宜先攻樊城，断其声援，则襄阳易取。十一月，赴京以此策入奏，获准；适回回人亦思马因等自西域来献所造巨石炮，遂请求以回回炮助攻，携同亦思马因等回军中。十年初，攻破樊城；二月，移攻襄阳，仍发炮击之，声如雷霆，所中无不摧陷，守军惊乱。刘整以前曾至襄阳城下说降守臣吕文焕，被伏弩所伤，因此主张立毁其城俘文焕，阿里海牙不同意，自至城下再次劝降，谓：“君以孤城御我数年，今鸟飞路绝，帝实嘉能忠而主。信降，必尊官重赐以劝方来，终不仇汝置死所也。”①并折箭为誓担保，于是文焕出降，奉旨偕同入觐。四月，罢行省，分立荆湖、淮西二枢密院，真拜阿里海牙参知政事，与左丞相史天泽、平章阿术同行荆湖枢密院事，镇襄阳。阿里海牙与刘整不和，诏命分领汉军。十一年正月，阿里海牙奏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元史·世祖纪五》）并请增兵十万，分三道进攻。世祖决意大举攻宋，命丞相伯颜统军。三月，改二行枢密院为二行省，升阿里海牙为右丞，与伯颜、史天泽、阿术及参政吕文焕同行省荆湖。九月，荆省诸军发襄阳，顺汉水而下，绕过防守坚固的郢州，攻拔沙洋、新城，降复州，十二月四日，进至汉口。宋淮西制置使夏贵等以战船万艘分据江边诸隘，重点防守北岸要塞阳逻堡（即武矶堡），元军攻三日不克。阿里海牙奉伯颜之命率张弘范等部继续攻打阳逻，诱宋军主力来援，使阿术军得以出其不意从沙芜口渡江占领青山矶，然后他乘宋军军心动摇发起猛攻，遂破阳逻堡，宋鄂、汉江防完全崩溃，鄂州、汉阳守臣相继献城降。
伯颜、阿术率大军沿江东进，留阿里海牙仍行荆湖省事，领兵四万镇鄂①姚燧：《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九。按：宪宗元年（1251），遣不怜吉带那颜率10万军队前往别失八里之境镇压察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反对派（见《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253），阿里海牙投不怜吉带麾下或在此时。又：忽鲁不花是忽必烈王府怯薛官，中统二年拜中书左丞相，疑本任怯薛必阇亦长。阿里不哥或系随忽鲁不花入为王府宿卫士。
①姚燧：《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州，以防遏上游，使东进军无后顾之忧。十二年二月，用签省贾居贞之议，奏请乘势攻取宋京湖制司首府江陵，以保鄂州安全，诏从之。三月，率师进兵江陵，适宋湖北安抚副使兼知岳州高世杰集诸州军二万、战船00艘欲攻鄂，相遇于洞庭湖口，击败宋军，世杰降，遣其招降岳州。四月，至沙市，以火攻破之，屠其城；遣人谕降江陵，宋京湖宣抚制置使朱祀孙、湖北安抚使高达等以城降，遂入江陵，遣使招降了湖北许多府、州，以所得户口、财赋奏上，并请授降官官职。世祖原来担心伯颜领兵东下，阿里海牙以孤军戍鄂，如果宋人荆、蜀连兵顺流而下，人民起而响应，就将使整个灭宋战略失败。今见此“小北庭人”竟能占领全荆，从而使伯颜军“可无后虞”，不觉大喜，亲笔写畏兀儿字诏褒赏之。五月，诏命中书右丞廉希宪行省于江陵，阿里海牙还戍鄂州。七月，奉旨进取湖南。十月，率军攻潭州（长沙），遭到宋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李芾的顽强抵抗，至十三年正月始破；诸将企图乘机虏掠，提出由于潭州持久抗战，应按例屠城，阿里海牙采纳参政崔斌、郎中和尚的意见，以屠城不符合世祖所谕“曹彬不杀”之旨说服诸将，乃下令抚慰城民，发仓赈饥。遂移省治于潭州，传檄招降了湖南诸州县。奉旨入朝，上所得州县、户口。诏命进兵广西，升平章政事，行省于湖广。十一月，率军入广西，攻破严关，进逼静江（桂林），遣使持世祖诏招降，宋守将马暨焚诏斩使，坚决抵抗，元军攻打三十余日始克，遂以静江与长沙不同，“民性骜嚣，易叛难服，不重典刑之，广西他州不可言以绥徕”，下令屠城，并杀所俘马暨等宋官①。接着分遣诸将略取广西诸州县，还驻潭州。十五年，镇压了湖广各地响应宋二王的起义，并亲自领兵渡海攻取琼州，谕降万安、吉阳等军。十六年，入朝，进献金3500两，银53100两，并携所招降八番酋长见帝，请置宣慰司治之。十八年，奏准复移省治于鄂州，遂成定制。其后，元朝出兵侵占城、安南，立荆湖占城行省，仍以阿里海牙为平章领之，发本省兵民出征；又命佐镇南王脱欢领兵攻安南。二十三年初，入朝议征安南事，拜安南行省左丞相，未及行，五月，病死于上都。后追封楚国公，至正八年（1348）进封江陵王。
阿里海牙在攻取荆湖南北路战争中，将降民3800户没入为私奴，自置官吏治之，岁责其纳租赋。湖北道宣慰使张雄飞请他将这些人户还归政府，不从，遂入朝奏其事，诏还籍为民；至元二十年，有旨命南台御史大夫相威检核阿里海牙及湖广省参政忽都帖木儿等所占俘丁32000余人，并放为民。十九年，相威又弹劾阿里海牙占降民1800户为奴，阿里海牙辩称系征讨所得；又自言功比伯颜，要求赐养老户，也受到御史的弹劾。（《元史·相威传》；虞集《姚天福神道碑》）。二十三年四月，中书省平章要束木奉旨钩考湖广省钱谷，阿里海牙奏请与要束木相互钩考贪贿事，但不久他就病死，世祖命钩考事依要束木之言行之。十二月，要束木抄籍了他的家资，并将他所庇逃民无主者千人发去屯田。他还据有大量江南田土，成宗时被收归国有。他在取湖广后，罢宋夏税，按中原例改科门摊，每户一贯二钱，比夏税增钞五万余锭，造成湖广赋税比江浙更重的后果。
有子六人，次子贯只哥之子小云石海涯以文著名。
①姚燧：《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第四节张弘范张弘范（1238—1280），字仲畴，祖籍河北易州定兴，元初汉人世侯张柔第九子。他少承家训，文武兼备。
中统初年，张柔致仕，张弘范之兄张弘略袭职任顺天路总管，带领宣德等路诸军屯兵淮上。张弘范时年二十，暂时代兄管理府事，处事断案十分果敢干练，对入境肆虐的蒙古军，同样予以惩戒，故所属吏民无不帖服。不久，授御用局总管之职。
中统三年（1262），山东李璮叛乱，张弘范改任行军总管，随蒙古宗王合必赤赴济南平乱。临行之际，张柔将自己多年军旅生涯中得来的作战带兵经验一一传授给他，要他“围城勿避险地”，带兵“无怠心”云云。及抵战场，张弘范遵照父亲的指点，择险地立垒设伏以诱敌。敌兵不明虚实，果中计来袭，为张弘范所歼。但李璮之乱平定后，元廷为防范再度发生类似事件，决计削夺汉人世侯“兵民之权”并“罢大藩子弟之在官者”，张弘范也依例在被罢之列。
至元元年（1264），张弘范因其兄入值宿卫而被起用，继任顺天路管民总管之职。次年，实行迁转法，弘范奉调出任大名路总管。到任前，他特意“微服行民间察其所患苦”①。这年大水漂没庐舍，民生艰难，难以缴纳租税。张弘范体恤民艰，决定蠲免当年税收。元廷以其未经同意，私自免税，而“罪其专擅”。张弘范入见世祖申辩道：“朝廷储小仓，不若储之大仓。”“今岁水潦不收，而必责民输，仓库虽实，而民死亡殆尽，明年租将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则岁有恒收，非陛下大仓库乎！”世祖悟，不再追究他的责任②。四年七月，张弘范由于“盗用官钱”的罪名而落职③。
六年，元廷调集各路兵马围攻襄阳，张弘范得以恢复兵权，授益都淄莱等路行军万户，率领原由李璮教练出的强兵悍将。他接受的任务是戍守鹿门堡，以断绝襄阳宋军的饷道和来自汉水下游鄂州方向的救兵。张弘范研究了襄阳四周的地形和以往的战例，认为元军的包围还有漏洞，尤其是在汉水之中和襄阳以南接江陵、归、峡的道路尚未截断。因此，他建言“宜城万山以断其后，栅灌子滩以绝其东”，以进一步孤立和隔绝襄阳。这一建议为帅府采纳，从他的部属中抽调千人去万山筑堡驻守。万山城完工后，一次张弘范与部下出城堡演练射技，突与大队宋军遭遇。众将以众寡不敌，要求回城拒守，张弘范坚持与敌周旋，击溃了宋军。
八年，张弘范督军筑一字城迫近襄阳，掩护元军袭破樊城的外郭，次年在攻打樊城的战斗中，肘臂中箭。他向主帅献策，主张“截江道”，切断襄阳从水上增兵樊城的通道，实行“水陆夹攻”。樊城若破，襄阳也必破。次日，他带伤指挥手下精兵奋勇争先，力拔樊城，襄樊之战结束，他因功受奖。十一年，元军大举伐宋。张弘范随主帅伯颜率军循汉江左岸南下，参与了鄂西、武矶堡几次战斗。在元军跨越长江直至芜湖丁家洲一路作战过程中，他都作为前锋，“转战而前”，“宣布威德，所过降下”，长驱直入建康①。①《元帅张献武王》，《元朝名臣事略》卷六。
②《元史》卷一五六《张弘范传》，下引此传不再注明。
③《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①《元史·张弘范传》；虞集：《张弘范庙堂碑》，《道园学古录》卷十四。十二年四月，时刚入夏。世祖传令告诫征宋的前方将领，“毋轻敌贪进”，“少驻以待”。对此张弘范不表苟同，他向主帅进言，作战军务应根据实际来确定，“缓急之宜，而非可遥度。今敌已夺气，正当乘破竹之势，取之无遗策矣。岂宜迂缓，使敌得为计耶？”他的见解深合丞相伯颜之意。所以，其后伯颜赴阙觐见忽必烈时，“面论形势”，促使世祖批准元军继续进兵②。五月，张弘范被调至江北驻守瓜洲，受都元帅阿术节制，担当拦截扬州宋军南进的任务。扬子桥一战，辅佐阿术挫败了宋军夺路南下的企图。七月，宋元两军水师大战于镇江焦山，战斗中张弘范率一军从旁横冲敌船队，促成了宋军的溃败。他因战功突出而获拔都（勇士）称号。
十月，元军向临安发动总攻。张弘范随中书左丞董文炳，出长江取海道包抄临安，与伯颜率领的主力会合于临安近郊。是时南宋朝廷为投降条件交涉往返迁延不决。张弘范奉命入城，迫使宋帝上降表。
十三年，浙东台州一带人民继续进行抗元斗争，张弘范奉命绥靖其地。
他用恩威并济的手段，诛其为首者而宽大其余，很快就平定了局势。
十四年，平宋元军大部北调。张弘范被任命为江东宣慰使，负责维持南方新附地区的安定。次年，宋将张世杰等拥立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兄弟，复辟宋室于南方沿海。闽、广一带群起响应，“诸州应者十五郡县”。元廷正式授张弘范以蒙古汉军都元帅之职，命其前往征讨。陛辞之际，他请求“以蒙古信臣为首帅”，因为他深知此前无汉人统蒙古军的先例，顾虑难以指挥，无法保证成功。但世祖鉴于以往安丰之战中，“委任不专”，张弘范之父张柔与蒙古主将察罕捍格龃龉，以至“进退失据”的教训，断然决定把这次行动的指挥大权完全交付给他。为示信任还专门赐以尚方宝剑，并当面交代，“剑，汝之副也。不用命者，以此处之”。
张弘范衔命至扬州选调水陆兵将两万人，分道南征。他以李恒为副手由江西南下广东，以其弟张弘正为先锋直趋闽、广。行前张弘范特意告诫其弟要勇敢作战，谨慎从事，表示自己不会因私情稍假宽纵。进军途中，连拔三江寨、漳州、鲍浦寨等几座防守坚固的城堡，致使其余“濒海郡邑皆望风降附”。宋丞相文天祥、礼部侍郎邓光荐也在五坡岭（在今海丰）被俘获。张弘范慑于文天祥的浩然正气，将其礼送大都。
十六年正月，张弘范由广东潮阳发船下海，搜寻宋室踪迹，在甲子石林获两名宋谍，从他们口中探知宋帝君臣的藏身之地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县南80里）。张弘范随率舟师追踪而至。
崖山系东西对崎的近岸小岛。宋人建宫室于岛上山麓。岛下“结巨舰千艘下碇海中。中舻而外舳（即船头向内，船尾向外），大索贯之为栅”①。为防火攻，“舰皆涂泥，缚长木以拒火舟，火不能炙”（《宋史·瀛国公纪》），隐然一座海上坚城。因崖山之北水浅“舟胶”（易搁浅），张弘范指挥元军船队由崖山之东转入大洋，尔后由南面逼近宋人的水上基地。正式接手交战前，张弘范“潜舟载骑兵登陆焚其宫，命乐总管立寨断其汲路”②，使宋人失去了陆上的基地和淡水供应，在心理和生理上遭受沉重打击而困顿不堪。②按：《元史·张弘范传》载此事在至元十二年五月，而《伯颜传》载此事在四月，五月伯颜已奉旨赴阙。根据伯颜传改。
①《经世大典·征伐·平宋录》，《元文类》卷二一。
②同上。
二月，张弘范发起总攻。他分军为四，指挥诸将从东南北三面接近敌船，自将一军居西南，担当最难的一面。元军每艘船上均构造成楼于舟尾，外覆布阵，内藏甲士。张弘范命令各船以他船上的乐声和锣声为号令。乐作，宋人闻之，以为元军摆宴而放松了警觉。待元军舟师直犯其前，宋军才放箭拒敌。元军按照命令皆伏盾不动，直至舟将接，突然“鸣金撤阵，弓弩火石交作，顷刻并破七舟”。元军“诸将乘乱皆殊死战，自己至申，声震天海，斩获几尽”①。宋丞相陆秀夫在绝境中背负幼主赵昺投海自尽，宋朝最终灭亡。宋将张世杰率残余舟船败走交趾，遇风坏舟，死于海陵港，“岭海悉平”。张弘范勒石纪功于崖山之阳而还。
十月，张弘范班师回朝，受到忽必烈接见，慰劳甚厚。不久竟染疾身死，年四十三岁。
①《经世大典·征伐·平宋录》，《元文类》卷二一。
第五节李恒李恒（1236—1285），字德卿，唐兀人。其先姓於弥，后赐姓李。祖为西夏兀纳剌城守帅，1209年，蒙古军来攻，城陷不屈而死。父惟忠，时方七岁，为兵士所掠，欲从死，所隶将吏惊异，执献宗王合撒儿，因留养之。及嗣王移相哥继立，追随进征中原。稍晚，以为汤沐邑淄川路（今山东淄博市西南淄川）达鲁花赤，佩金符。未几，迁全家于所镇淄川县。至元十五年（1278），卒。
李恒于弟兄十三人中排行第四，得王妃喜欢而认作义子。及长，作为本位下代表被任命为行尚书断事官，不久，让职与兄，改任淄州安抚司郎中。中统三年（1262），山东行省大都督李璮举益都、济南等路附宋，他谋与其父赴京师告变，事觉，全家被收狱中。叛乱平靖后，始被释放。四年，授淄莱等路奥鲁总管，佩金符，并得赔偿损失家资。此后，历任管军总管、副万户。至元七年（1270），擢益都淄莱新军万户，受命率部南下。围攻襄阳府时，他负责城西南万山堡的构筑。南宋守帅吕文焕派水军来袭，他设伏击败之；十年，移部围攻樊城，自南面渡汉江登垣。
至元十一年九月，从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颜南征，领部为后卫，败敌追兵。十二月，进次长江北岸的阳逻堡，宋淮西帅夏贵遣子夏松等逆战；他领部陷阵，流矢中额依然奋勇不退，射杀敌主将。继而大军南渡，与宋大军遭遇，他领部作战，击败敌主力，乘胜招降鄂、汉阳等州、军，仍随大军东下。十二年正月，宋岳州安抚使高世杰遣部北窥，图复失地，他乃受命西还，守镇鄂州安抚司。时地方豪杰聚众抗元，行省檄令发兵，他敛部未动，先遣使招谕，得生口十余万，使为良民，仍禁约士卒掳掠，所有馈献一无所受。三月，他领部从荆湖行省右丞阿里海牙南征，与万户解汝楫等共败高世杰军于洞庭湖口，克岳州。四月，移徇江陵府东南沙市，拔之。宋湖北制置副使高达等以城降，更江陵府为荆南安抚司，留他镇守之。不久，又徙控湖南冲要常德安抚司。
当年七月，有诏李恒晋右副都元帅，偕都元帅逊都台、万户武秀、张荣实、兵部尚书吕师夔等经略江西。九月，开府于江州安抚司，擒都统熊飞，进围隆兴府（今江西南昌市）。南宋江西路转运使刘某诈降，他窥破诡谋，密为准备。有顷，其锐兵突然来袭，麾众聚歼之，刘乃真降。至元十三年正月、二月间，抚、瑞、建昌、临江等州、军皆降。三月，又下吉、赣、南安等州、军，宋广东经略使徐直谅，亦遣部将梁雄飞赍蜡丸书，以所部来附。五月，返旆北上，宋江西制置使黄万石举部以邵武军（今福建邵武市）归降。返驻隆兴安抚司，而同僚有人觊觎财货，诬富民通敌，被害者已一百三十余家；他察其无罪，为之争辩，其余人被释。
同年六月，宋左丞相陈宜中、枢密副使张世杰等聚兵福建，图谋分道出师，恢复浙东、江西。李恒因率部南向，于建昌安抚司备御。镇抚孔遵以偏师出宁都县，俘获逃亡乡民数人押解至营，告同知易仲荣密报敌以虚实，遂搜得南宋枢密使文天祥与当地故宦大家书札，留戍将校因欲惩治，以遂私利。他焚毁书札，释放受牵连者。时江西故地多响应文天祥，起兵抗元，宋将吴②本节主要依据《元史》卷一二九《李恒传》；姚燧：《李恒家庙碑》，《元文类》卷二一；刘岳申：《李恒庙碑》，《申斋集》卷七；柳贯：《李恒新庙碑》，《待制集》卷九；吴澄：《李恒家传后序》，《吴文正文集》卷二四。
浚复取南丰等县，张文虎进兵建昌，恒率军击败之。十二月，授同知江西道宣慰司事；加镇国上将军，遥领福建道宣慰使，又改江西道宣慰使。十四年三月，宋右丞相文天祥军出广东，围赣州安抚司，连陷附近兴国、太和等县。他分遣部将应援，自己则率主力转战永丰、庐陵等县，扫荡敌部。宋军全线溃败，他乘胜追击，捕获文天祥妻、女及监军赵时赏等。七月，授参知政事，行省江西。九月，与都督忙兀台、招讨高兴等会师南征；不久，领部至梅岭，出其不意地击败宋师。
至元十五年六月，改授蒙古汉军副都元帅。十月，率部克英德府及清远县，闰十一月，进入广州。因都元帅张弘范军未到，他以主力据守，偏师东取梅、循等州。十六年正月，乃领部与张弘范军会合，攻崖山，恒负责围守北面。二月，双方决战，他先率军自北乘早潮退去发动进攻。宋以劲卒殊死搏战，相持至午时，张弘范督师从南合击。宋军溃败，枢密使张世杰等十六船突围。时已天晚，风烟骤起，弘范收兵，他独与士卒尾追，又降宋承宣使翟国秀等，以功入觐。
至元十七年，拜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行省荆湖。李恒到任后，严令禁止掠鬻男女为奴婢，犯者正其罪。澧州、辰川、沅州等路受灾饥馑，居民至以子女易食；他开仓赈济，存活者十万余口。时系猎户籍者数量颇多，他奏请除保留一千户外，其余仍散归地方。十九年，上书辞去军职，世祖即命其长子世安袭领本管万户。恒从镇南王脱欢攻安南，率所部与大将乌马儿由水路进兵，俘其建德侯陈仲；进陷天长府，复率水师追安南王，获船200艘。未几，值盛夏连降暴雨，江水横溢侵淹营地，军中发生病疫，主帅遂决计班师，行至南策江（今越南海阳市西北），左丞唐兀歹军遭伏击损失惨重；因改命他率部殿后，杀退敌兵。一路追军数番逼近，他且战且退，至永平关，膝中毒矢，至思明州（今广西宁明县西北），毒发身死，享年五十，归葬大都西永安山。二十八年，追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武愍。至大元年（1308），封滕国公。
第六节史弼史弼（1247—1318），字君佐，一名塔剌浑，蠡州博野县（今河北蠡县）人。曾祖彬，率乡人投归蒙古。祖忠，官工匠提领。父伯祥，业农耕①。史弼体格魁伟，膂力绝人，尝举置四百斤重的石狮子于数步之外；精习挺槊，又善骑射。潼关守将王彦弼招为婿；中统二年（1261），荐于左丞相耶律铸，给侍省府。近侍火里台见其所挽强弓，告于世祖，召见，试射远垛中的，留为宿卫士，遂通蒙古语言文字。尝奉旨计数军需、礼祠山岳，以廉干闻名②。四年，授金符、管军总管。至元六年（1269），从都元帅刘整攻南宋。出阵挑战，射杀二将，横刀前冲，敌兵退却。十年，分诸将为十二道围攻樊城，他攻东北隅，凡十四个昼夜，终破其城。行省上其功，升副万户。十一年，从丞相伯颜南征。十月，率部攻沙洋堡，飞矢中臂，奋勇不退，及堡破，凝血满衣袖，因授金虎符。十二月，大军驻阳逻堡前，万户史格一军率先渡江，为宋军所败；他领部继进，击败宋军，乘胜克武矶堡。论功第一，进定远大将军。十二年五月，元军驻瓜洲，他受命领三千士卒立木栅于扬子桥头，断敌粮道。六月，率数十骑驰抵扬州，诱其来攻；宋都统姜才果以一万余人乘夜来攻，他一面向阿术告急，并告戒营中镇静，等其靠近，始发木、石击之，又开堡门出战，至天亮，值主力援军到达，合击，遂大败守军，姜才脱走，擒副将**。十三年四月，移部泰州西北丁村堡，截断高邮、宝应等军与扬州的联系。六月，姜才等以步骑数千来攻，他与大将苫彻共同抵御；兵少被困，手斩数十人，方出围。会援军赴到，反攻，宋军惊走。七月，朱焕举扬州降，他以数骑入与之接洽受降。
十四年，授淮东淮西大都督，改扬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本军万户；不久，迁黄蕲道宣慰使。十五年，入朝，升江淮行省参政、仍行黄蕲道宣慰司事。十七年，都昌县（今江西都昌）杜万一、谭天麟起事，自称天王、副天王；他率部前往平定，杀其亲党而赦胁从。江州路宣课司征收米税，商人闭市，为奏罢之。十九年，改浙西道宣慰使。二十年，黄华在建宁路举兵，诏令他辅大将不怜吉带往讨。二十一年，师还，逢连降大雨，米价腾涌，他开仓发粮，计十万石，平价出粜。行省长吏欲加价，他竭力反对，并得再增十万石出粜。不久，改淮东道宣慰使。迁签书沿江行枢密院事，驻建康路（治今江苏南京市）。二十五年，仍改浙西道宣慰使；二十六年，浙东诸处发生反元起义，弼请率军讨之，又改浙东道宣慰使。不久，率部参预讨伐台州路（治今浙江临海市）杨镇龙，复东阳县。拜尚书左丞，行淮东道宣慰使。二十七年，仍改浙东道宣慰使，擒杀处州路（治今浙江丽水市）等地起义首领吕重二、杨元六。
二十九年，擢福建行省平章，率军征爪哇国，以右丞高兴、左丞亦黑迷失为副，发付金符一百五十，钞、帛各二百锭、匹，以奖励立功者。十一月，他以本部五千人和其余应征各部自泉州后渚港登船，经七洲洋、万里石塘至于占城国。翌年正月，又历橄榄屿、假里马答山而抵达爪哇。时葛郎城（今①王恽：《史忠行状》，《秋涧集》卷四七。据《行状》，降蒙者为史忠，忠之父名成，与《元史》卷一六二《史弼传》异。
②王恽：《史忠行状》，《秋涧集》卷四七。据《行状》，降蒙者为史忠，忠之父名成，与《元史》卷一六二《史弼传》异。
印度尼西亚谏义里市）主哈只葛当攻杀国王哈只葛达那加剌，又围其婿土罕必阇耶于麻诺八歇城（今印度尼西亚苏拉巴亚市西南）。二月，元军驻八节涧，他遣使招谕，值土罕必阇耶来纳款并求援，命偏将守护营地，麾部三道以进。敌闻讯，集主力于答哈城迎战，元军胜，哈只葛当被迫出降。四月，命土罕必阇耶归国准备货物入觐，不期其在道袭杀委派陪伴监视的万户担只不丁、甘州不花等二百人，又集部下来袭。元军败，他决定撤退，因自率部断后，且战且行，始回到船上。六月，归到泉州。十二月，朝廷以是役士卒死者三千，虽得价值五十余万贯的金宝香料和他物上献，犹未足抵赎过失，杖十七、籍没家资三分之一。
元贞元年（1295），起为同知枢密院事，太师玉昔帖木儿奏请还其籍没家资。寻拜荣禄大夫、江西行省右丞。至大三年（1310）三月，仍同知枢密院事①。延祐五年（1318）四月，升平章②；又加银青荣禄大夫，封鄂国公。①《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
②《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
第七节高兴高兴（1245—1313），字功起，一字显卿，汴梁路蔡州汝阳县（今河南汝南）人。
高兴年少力大尚武，尝在南阳山中遇虎，神色自若，发一矢而毙。至元十一年（1274）冬，偕八骑至黄州（治今湖北黄冈县）城投奔宋沿江制置副使陈奕为部将。十二年正月，右丞相伯颜领南征大军至，他随主帅出降，授千户，从攻宋，行省上其功，因得专将一军，常充前锋。十一月，次溧阳县（今江苏溧阳），阵斩大将三人，授金符，为管军总管。继至建平县（今安徽郎溪）境，遂由间道袭夺独松关，进至武康县（今浙江德清县西武康），擒捉了曾杀使者严忠范、廉希贤等的守将张濡。十三年二月，他随参政阿剌罕、左丞董文炳等经略浙东，招降建德府（治今浙江建德县东北梅城）。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市）已降又反，推章焴为守；他率五千卒往讨，克婺州，擒章焴③。复进至衢州，连胜宋军；追宋秀王赵与■至福安县，敌据桥隔岸而阵，他领部出其不意夺桥冲阵，杀观察使李世达；宋军败，斩首三千，擒与■父、子及小王二、裨将二，获印五、马五百。未几，往攻兴化军（治今福建莆田市），降其参政陈文龙、制置使印德傅等一百四十人、军兵三千、水手七千，获海船七十八艘；以功迁管军万户。
十四年，他佩虎符，充衢、婺二州招讨使，还守婺州。九月，东阳县张念九、强和尚等袭杀宣慰使陈祐于新昌县，兴率军讨平之。次年，奉旨立行都元帅府于建宁（治今福建建瓯县）。政和人黄华、邵武人高日新、高从周等起兵，讨降之。十六年，入觐，献江南所得珍宝；改辅国上将军、浙东道宣慰使，赐西锦服、金钱鞍辔，不久，奉行省檄讨败海盗顾某、处州路（治今浙江丽水市）富某、漳州路王南慰等部。十七年，诏以他为福建等处征蛮右副都元帅，从都元帅完者都往平漳州路高安寨。十八年，陈吊眼等聚众十万，连五十余寨；他麾部攻击，克十五寨。陈吊眼走保千壁岭，他佯装和善，至半山与交谈，乘不备徒手将其擒捉。
二十年，改浙西道宣慰使。黄华又起事，有众十万；十月，兴领兵与战于铅山县（治今江西铅山县东南永平），俘八千人，转战分水岭，取嘉禾县（治今福建建阳县）。黄华移兵攻建宁路，他亦赶赴，与福建方面军合，遂决战，获其将二。追逐至赤岩，黄华返斗又败，自投火死①。二十一年，改淮东道宣慰使。二十三年，拜江淮行省参政，时江淮多处发生反元斗争，高兴率军讨平婺州路施再十；又接受总管许楫建议，喻降徽州路（治今安徽歙县）②；仍任浙东道宣慰使。二十四年，复拜江淮行省参政，平林洪、柳分司等部。二十七年，领军讨詹老鹞、林雄等部。又进师徽州路，平汪十千部。二十八年，行福建道宣慰使，劝降漳州路欧南喜等部；召入朝，擢江西行省左丞。二十九年，迁福建行省右丞，与平章史弼、左丞亦黑迷失等出征爪哇。
次年，失败而还，因他与释放土罕必阇耶事无关，没有受处罚，反得赐金50两。三十一年，赐号拔都鲁，进福建行省平章。大德元年（1297），他建言③《元史》卷一六二《高兴传》。
①《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政典·招捕》，元明善：《高兴神道碑》。②《元史》卷一九一《许楫传》。
招取琉球，仍为福建平海行省平章①。三年改江浙行省，在任颇有善政②。八年，授枢密院副使。十年，同知枢密院事，又改河南行省平章。十一年，进行省左丞相，仍商议行省事。病死，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上柱国，封梁国公，谥武宣。元统三年（1335），加封南阳王。
①《元史》卷十九《成宗纪》二。
②任士林：《高兴去思碑》，《松乡集》卷一。
第十一章玉昔帖木儿月赤察儿土土哈床兀儿第一节玉昔帖木儿玉昔帖木儿（Usutemur，又译玉速帖木儿，1242—1295），蒙古阿儿剌氏（Arlat），成吉思汗建国功臣“四杰”之一博尔术之孙，世祖赐号“月吕鲁那颜”（Orlug-noyan，意为“能官”。Orlug又译月儿鲁、月鲁、玉吕鲁），遂常以此号代其名。父孛栾台，袭博尔术职为右翼万户，统领蒙古西部直到阿勒台（阿尔泰）山诸蒙古千户。窝阔台八年（1236）分授贵戚勋臣中原州县民户，得广平路洺水县（今河北威县）份地民户17333户。
中统二年，（1261）玉昔帖木儿20岁袭父职，后被召入朝，为怯薛官宝儿赤（ba’urchi），掌内廷饮膳，成为世祖的亲信侍臣。至元十二年（1275），出任御史大夫。当时，御史台下属有七道提刑按察司，分掌纠弹地方官吏奸邪、违法及检查各地方官府文卷等事。十三年，因省并衙门，诏罢各道按察司。玉昔帖木儿以监察御史姚天福之言入奏，陈述设立按察司是为了扩大朝廷耳目，防范非常，系出于深远考虑，不仅纠察地方官府而已，不宜罢。世祖大悟，即下诏复立按察司①。十四年，置江南行御史台，职在监察南方各行省官府。起初，行台文卷令行省官检核，十六年，玉昔帖木儿奏称：这样做不便于行台执行其监察职能。乃诏改之。二十二年，中书右丞卢世荣总领财赋，受到世祖宠信，奏请将各道提刑按察司改为提刑转运司，兼领钱谷事（财政），凡刑名事报御史台，钱谷事报户部呈中书省。玉昔帖木儿奏言：如按察司兼掌钱谷，则其纠弹之职废矣，此事应请丞相安童与朝廷老臣集议，终于得以不改②。二十四年，尚书省平章政事桑哥专擅朝政，又提出应让各路管民官检核按察司文案，以互相纠察，并称这符合太祖圣旨“凡临官事者互相觉察”的旧制。世祖已准其奏，玉昔帖木儿谏言：监察机构职在止息奸邪，若如此则有伤监督之体。于是桑哥之议不能实行。玉昔帖木儿领御史台事达二十年，多次阻止了权臣削弱监察机构的企图，维护了台察的权力和职能。元朝制度，凡军国重事，多令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长官共议而行。
玉昔帖木儿除领导全国监察机构外，还参与许多重大军、政事务的决策，如与丞相伯颜等拟定江淮以南镇戍军的部署和屯戍体制，西北边境防范叛王海都、都哇的军事布置，发兵镇压江南各地反元起义等等。
至元二十四年，以乃颜为首的东道诸王发动叛乱，世祖亲征，玉昔帖木儿为前军主帅，统兵先进，击退敌军。与世祖会合，渡哈剌河（今哈拉哈河），夺取乃颜之失剌斡耳朵（今新巴尔虎左旗东辉河旁），复率蒙、汉诸军追击乃颜，擒之。世祖还都，玉昔帖木儿奉命统领诸军继续征讨乃颜余党塔不台、金家奴等，败之于海剌儿河，追至蒙可山（当在今海拉尔河上游）、那兀江（今嫩江），皆擒之。二十五年，乃颜余党诸王哈丹等复叛于辽东，皇孙铁穆耳督诸军征讨，玉昔帖木儿再任统兵官，率军出征。初与哈丹军战于贴列可、木骨儿抄剌，不利；八月，会土土哈等部军，进至贵列儿河（今归流河①《元史》卷一六八《姚天福传》。此传系罢按察司事于十二年，据《元史·百官志》，应为十三年事。又据同书《王磐传》，权臣私以按察司不便，欲乘汰冗官之机并罢之，因王磐言得不罢。②阎复：《太师广平贞宪王碑》，《元文类》卷二三；《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卷二○五《卢世荣传》。
——洮儿河上游支流），击败哈丹军，又追击于托吾儿河（今洮儿河）、那兀江等处，哈丹遁走。九月，遣部将伯帖木儿往那兀江以东各处招集叛王所属蒙古、契丹、女真等百姓①。其年冬，佯言驻兵休整以待来春进讨，乘敌不备，率军倍道兼进，过黑龙江，突袭叛王营垒，杀戳甚众，哈丹逃亡，后奔入高丽。二十六年春，班师，以平叛功，诏赐内府七宝冠带，加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先是，西北诸王海都和阿里不哥子明里铁木儿相结，于至元二十六年大举进攻漠北地区，世祖以丞相伯颜兼知枢密院事统领漠北诸军讨之，并留镇和林。二十九年秋，海都又入寇，廷臣中有人进谗，谓“伯颜久居北边，与海都通好，因仍保守，无尺寸之获”，世祖诏召伯颜南还，遣玉昔帖木儿代之出镇，加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命漠北诸王、将帅皆听其号令，特赐步辇使乘以入宫，“位望之崇，廷臣无出其右”。三十年，诏命皇孙铁穆耳“抚军”（总领诸军）于漠北，以玉昔帖木儿辅之。玉昔帖木儿奏请将“皇太子宝”授予皇孙以重其权。他与铁穆耳结成更密切的关系。三十一年，世祖病故，玉昔帖木儿护送铁穆耳回到上都。宗亲大臣召开忽里台大会共议推举新帝继位，晋王甘麻剌和铁穆耳在帝位继承上发生争执，以致世祖死后三个月还未能推举出新帝。玉昔帖木儿谓晋王曰：“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弗言。”这就是说，他利用世祖已将“皇太子宝”授予铁穆耳为理由，迫甘麻剌放弃争位并拥戴铁穆耳。其实授“皇太子宝”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主要还是由于铁穆耳和玉昔帖木儿总领军事的实力，以及掌握朝政大权的伯颜丞相的支持，使甘麻剌不得不屈从，于是宗王勋戚大臣共推铁穆耳即帝位（是为成宗）。玉昔帖木儿以推戴之功进拜太师，仍还镇漠北。
元贞元年（1295）冬，玉昔帖木儿回朝商议边事，备受恩宠。十一月，病死于大都家中，诏赐厚葬。大德五年（1301），赠功臣封号，追封为广平王，谥“贞宪”。
有子三人。长木剌忽，袭职为万户；至大四年（1311），仁宗特授知枢密院事；皇庆元年（1312），封广平王。幼脱脱哈（又译秃秃合、脱忒哈），延祐六年（1319）以勋臣之后由御史中丞进拜御史大夫，七年英宗即位，因曾谋废立罪被诛。木剌忽子阿鲁图，至正间拜中书右丞相，为元末名臣。①《元史》卷一三一《伯帖木儿传》；卷一五四《洪万传》；卷一一八《特薛禅传》。阎复撰碑称初战“两与敌遇，皆败之”，唯据《伯帖木儿传》，贴列可之战显然是失败的。
第二节月赤察儿世祖朝怯薛长月赤察儿（Ochicher，1249—1311），蒙古许兀慎氏（Hu’us-in）人，成吉思汗建国功臣“四杰”之一博尔忽的曾孙。祖脱欢，袭父职领右翼第二千户兼右翼军副万户①，从蒙哥西征钦察、斡罗思有功。父失烈门，从忽必烈征云南，死于军（1254）。
月赤察儿六岁丧父，由母石氏（金宰相之女）抚育成长，事母孝敬。至元元年（1264），世祖追念其父从征而死，召入朝，见其容貌英伟，举止端重，奏对详明，甚喜，即命为怯薛执事官宝儿赤（Ba’urci，掌御膳者）。儒臣王思廉进讲《通鉴》等书，世祖皆命他在旁听受。十七年，任第一怯薛之长。次年，以其执事敬慎，熟知朝章，授为宣徽使。元朝宣徽院是蒙古大汗怯薛职能与中原官制相结合的宫廷机构，主要掌内廷饮膳，朝会宴享，兼及怯薛歹的选拔和廪给，御位下畜牧，蒙古人民差发和诸部（爱马）赏赐、抚恤等事，职权甚重，故院使皆以最亲信侍臣如宝儿赤、怯薛长担任。出则为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长官；或由这些军政大臣兼院使。月赤察儿是元勋后裔，又联姻皇室，所以受到特殊的恩宠②。二十一年，分拨武冈路绥宁县民5000户为其封户。二十六年，海都攻占和林，漠北危急，世祖统兵亲征至于杭海（今杭爱山）。月赤察儿从征，他以自己未有战功，不如同是勋臣之家的安童、伯颜、玉昔帖木儿光彩，乃请求出战。世祖劝慰他说：你亲佩弓矢，日夜守卫宫帐，保护了皇帝的安宁，功劳就很大，何必要自身上阵杀敌！可见其受宠眷之深。
二十七年，尚书省右丞相桑哥方倚世祖专信，委以朝政，权倾内外，凡中央、地方官员任命均由他决定，但按制度委任宣敕仍由中书省颁发，遂奏言不便，世祖即命以宣敕付尚书省掌握，于是求官爵者纷纷到桑哥门下用重贿请托。尚书平章政事帖木儿在怯薛中为月赤察儿下属，暗以此事告之，月赤察儿遂奏明世祖，其他大臣、内侍也多弹劾桑哥。次年一月乃诏罢桑哥，治其罪；以月赤察儿能发桑哥欺君贪赃之罪，将没入桑哥之金、银、田产、别墅等赏之。同年，都水监奏凿通惠河，世祖急欲成功，诏命四怯薛及京中诸府人都参加凿河，分段负责，刻日完工。月赤察儿亲自带领怯薛歹应役，起了表率作用。他还荐举哈剌哈孙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治绩甚佳，可见有知人之明。三十年，世祖以他为元勋后裔，又有摧奸荐贤之功，任命为知枢密院事，并仍当宣徽使。
讨伐西北叛王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加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太保，仍为知枢密①《元朝秘史》第202节所载成吉思汗始封95千户中有脱欢，那珂通世以为即博尔忽子，据此则脱欢于建国时别授千户，非袭父职（见《成吉思汗实录》页324；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二八即采此说）。伯希和、李盖提、姚从吾等皆以《秘史》所载脱欢与其下之帖木儿合为一人之名，氏族不明。此处从元明善撰《太师淇阳忠武王碑》（《元文类》卷二三）。
②月赤察儿尚斡赤斤孙女抹开公主、塔察儿孙女也逊真公主。
院事和宣徽使。大德四年（1300），拜太师。当时海都、都哇统治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不承认元朝皇帝的大汗——宗主地位，还时常进攻大汗属境。大德二年冬，海都、都哇军来袭，统领西北边防诸军的亲王阔阔出麻痹轻敌，饮酒作乐，疏于防守，以致大败。三年，成宗遣皇侄海山出镇称海、金山沿边，取代阔阔出；晋王甘麻剌仍统漠北诸王之军，共同防守。五年，又把月赤察儿派到漠北，以朝廷大臣身份作为晋王的副手指挥诸军。其年秋，海都、都哇大举进攻漠北。元朝军队有五支，月赤察儿指挥其中一支。先是海山之军与海都军战于帖坚古山（在札布罕河旁），获小胜，但旋即陷入海都大军的包围之中，力战突围，后退至合剌合塔之地（当在札布罕河上游之东杭爱山南某处）。这时晋王、月赤察儿统率的军队开到，五军会合，与海都军大战，互有胜负。不久海都因病撤军。都哇军后至，在与元军作战中负伤，亦退。这次战役虽然并没有如一些汉文史料记载的那样大获全胜，终究是阻止了海都、都哇的猛烈进攻，保卫了漠北地区。战后，月赤察儿回驻原镇守之地。
战后一个月，海都病死，长子察八儿继立为汗，窝阔台汗国发生内争，国势衰落。都哇自知已无力继续与大汗对抗，首先于大德七年向朝廷请和。月赤察儿派人向海山及诸王、将帅提出建议说：“都哇请降，为我大利，固当待命于上，然往返再阅月，必失事机。事机一失，为国大患，人民困于转输，将士疲于讨代，无有已时矣。都哇之妻，我弟马兀合剌之妹也，宜遣报使许其臣附。”（《元史·月赤察儿传》）众人都赞同他的建议，于是先派马兀合剌去见都哇，再遣使入朝报告此事。成宗赞扬月赤察儿“深识机宜”，并许都哇和议，命仍统治其察合台汗国。察八儿和叛附海都的阿里不哥之子明里铁木儿也遣使请和，承认元成宗的大汗——宗主地位。次年，元朝和西北诸叛王达成和议，持续了数十年的内争终告结束。
由于海都之死和窝阔台汗国的内讧，原先在海都领导下结合起来的西北诸王联盟解体了，臣服元朝以后，其属下各部军民纷纷离开他们投向朝廷，都哇和察八儿又因领土争端发生冲突。但明里铁木儿所部仍屯于金山（阿尔泰山），与察八儿连在一起，对漠北地区的安全终究是个威胁。大德十年七月，海山、月赤察儿出其不意发动袭击，率领大军越过金山，俘获其诸王、驸马并家属人等；月赤察儿遣部将秃满铁木儿、察忽率兵万余深入其境，获其部众。元军进至也儿的石河，明里铁木儿和窝阔台后裔诸王秃满等被迫投降。时察八儿正领兵去抵抗都哇，委托明里铁木儿照管其斡耳朵，明里铁木儿投降元朝后，就与海山、月赤察儿之军一起袭取了察八儿的斡耳朵、家属和部众达十余万人，察八儿无奈投靠都哇。这次战役基本上摧毁了窝阔台汗国及其联盟者阿里不哥家族的势力。
拥立武宗，建省和林大德十一年正月，成宗死，皇后卜鲁罕和一些诸王、大臣合谋立安西王阿难答为帝，三月，海山母答己、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一部分大臣支持下扑灭了后党。海山接到成宗死讯，立即率领精锐军队从称海至和林，迳自召集漠北诸王、勋戚大会，定议拥立海山为帝，并以三万大军扈从南来即位。月赤察儿当时是驻镇漠北地位最高的朝廷大臣，在拥立海山的策划中起了很重要作用。五月，海山即位（是为武宗），为赏其战功和拥立之功，将察八儿之女燕铁木儿公主配他为妻，并赐以世祖宴幕、成祖御辇及侍仆、乐工等；七月，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以统领漠北全境，任命他为行省右丞相，特封淇阳王。诏书称：“卿（月赤察儿）乃国之元老，宣忠底绩，靖谧中外。朕入继大统，卿之谋猷居多。今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以卿为右丞相，依前太师、录军国重事，特封淇阳王（因其曾祖博尔忽份地为辉军路淇州—引者），佩黄金印。宗藩、将领，实赡卿麾进退。”（《元史·月赤察儿传》）可见授与了他节制漠北诸王、将帅的大权，其势和分藩漠北的晋王相埒。十一月，赐江南田40顷。时赐田皆夺还官，中书省以此提出异议。武宗有旨：“月赤察儿自世祖时积有勋劳，非余人比，宜以前后所赐合为百顷与之。”（《元史·武宗纪一》）并命浙江行省平章为他掌管赐田岁入。他是元朝第一个生前就获得王封的异姓大臣，曾请置王傅，虽因中书省言异姓王无置傅之例而被驳回，但武宗对此亦未加深责，足见其权位之重。
至大元年（1308），月赤察儿遣使上奏：“诸王秃苦灭①本怀携贰，而察八儿游兵近境，叛党素无悛心，倘合谋致死，则垂成之功，顾为国患。臣以为昔者都哇先众请和，虽死，宜遣使安抚其子款彻，使不我异。又诸部既已归明，我之牧地不足，宜处降人于金山之阳，吾军屯田金山之北，军食既饶，又成重戍，就彼有谋，吾已捣其腹心矣。”武宗十分赞许他的计谋，即命他移军于阿答罕三撒海之地（当在金山之北）。月赤察儿把大军部署在逼临窝阔台汗国边境上，随时可以直捣腹心，察八儿、秃苦灭甚惧，欲投奔款彻，款彻不敢接纳，只得投降元朝。漠北边境得以安宁。至大三年，复赐清州民17919户为其封户。
至大四年，武宗死，仁宗继立。月赤察儿自和林至大都朝觐，仁宗宴之于大明殿，礼遇优重，诏仍太师，并厚赐金帛。九月，病故于大都家中。月赤察儿尚三宗王女，有子七人。长子塔剌海，为皇太子真金侍臣，至元三十年，任左都威卫使佩金虎符，大德元年授徽政使仍兼前职，四年兼枢密副使，六年升同知枢密院事，八年兼宣徽使，十年升知枢密院事。十一年五月武宗即位，拜中书省左丞相，仍领枢密、徽政、宣徽三职及怯薛之长；不久加太保、拜中书右丞相。一人兼任最高军、政及内廷机构长官，可谓荣宠显贵之极。至大元年再加领中政使。其年病死。第三子头，武宗赐名脱儿赤颜，斡赤斤孙女抹开公主所生，幼侍武宗、仁宗兄弟；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以弟为皇太子，乃任太子府四怯薛之长；不久，相继授徽政使①，加右丞相；至大元年，兼尚服使，又加中政使，拜太师，兼前卫亲军都指挥使、阿速卫指挥使、左都威卫使；二年，兼知枢密院事；四年，仁宗即位，命嗣父怯薛长之职；皇庆元年（1312），诏佩父印嗣淇阳王爵。其余诸子皆供奉内廷。
①秃苦灭，海都子。
①《太师淇阳忠武王碑》作宣徽使。按《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大德十一年六月丙午条有“徽政使■头等言”的记载。■头时侍仁宗母子，当以《元史》所载为是。
第三节土土哈、床兀儿土土哈的祖先土土哈（1237—1297），钦察人，祖先原为武平②北折连川③按答罕山部族，伯牙兀惕氏。其地原为奚王牙帐所在地。伯牙兀惕氏属迭列列斤蒙古，源出于蒙古乞颜、捏古思两始祖氏族。当是一支迁出额尔古纳昆山谷后，南下进入奚地的蒙古人。约在辽末金初时离开故土，万里西迁至位于押亦水（即今乌拉尔河的钦察语名称扎牙黑（Jayaq）水的东部或南部突厥语读法）和也的里水（Etil，今伏尔加河的突厥语名称）之间的玉里伯里山地区。降服了当地部落而统治之，自号钦察，但与也的里河下游的钦察人是两支不同的部族。玉里伯里纬度高，夏夜极短，日暂没即出。川原平衍，草木盛茂。土地宜马，富人有马至万匹者。土风刚悍，其人勇而善战。
土土哈的五世祖曰曲年①，土土哈四世祖曰唆末纳②，曾祖曰亦纳思③。蒙古部的世敌蔑儿乞被击破后，余众在霍都的率领下继续西奔，投向定居于玉里伯里的亦纳思。成吉思汗遣使至玉里伯里求索霍都等人，被拒绝。成吉思汗命将征讨。亦纳思年老，国中陷于混乱。1237年，亦纳思之子忽鲁速蛮前往蒙古朝见元太宗，其时拔都所率西征军中蒙哥之师已至其地，忽鲁速蛮之子班都察举族投降，从军西征。忽必烈南征大理、伐宋，班都察率部民百人从军侍左右，掌军马。钦察特产黑马湩，岁时以进，色清味美，号黑马乳。在蒙古-突厥语中黑为“哈剌”，故其部人号曰“哈剌赤”，中统年成乱，班都察随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有功；土土哈弱冠随行，亦立功。
长期征战漠北班都察卒，土土哈受命袭职，备宿卫，长期征战于漠北。至元十四年（1277），昔里吉等发动叛乱，率兵越金山而东，漠北诸部及前汗大帐皆被掠。土土哈率军征讨，同年春三月败叛军将领脱耳赤颜于纳兰不剌之地。次月，应昌弘吉剌部万户斡罗陈驸马之弟只儿瓦台响应昔里吉，起兵叛乱，脱脱木儿引兵东援途中，与土土哈部相遇，战不利退去。只儿瓦台陷于孤立，不久被消灭。当年夏秋，又败敌于土兀剌河、斡儿寒河流域，夺回祖宗大帐。又受诏率钦察骁骑千人随大军北伐讨叛。至元十五（1278）年追昔里吉越金山，擒叛将扎忽台，又败叛将宽折哥等，在战斗中受伤仍力战不退，获敌辎重羊马甚众。因钦察军英勇善战，忽必烈下诏收集散在诸王位下和成为奴仆的钦察人，户给钞粟帛，隶属土土哈组建钦察军，并从中选勇建者入宿卫。冬入朝，世祖召至榻前，亲慰劳之，赏赐有加，并赐质孙服，授以先皇武帐，②武平之地在辽代称武安，见《辽史》卷三九《地理志》，及《契丹国志》，林荣贵、贾敬颜点校本，页209，至金大定七年（17）方改名武平。
③即《元史》中屡次出现的折连怯儿、者连怯耶儿、折连怯呆儿等，为突厥—蒙古语jerenke-er之音译，意为黄羊（羚羊）原。
①阎复：《枢密句容武毅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三；按《元史》本传其名曰“曲出”。②约为也速该同时代人，活动于十二世纪七八十年代。
③为成吉思汗同时代人。
军中宴诸帅则设之。
至元十九年（1282）因功授昭勇大将军、领群牧司事。又授霸州方安县田，命钦察种人屯田，并增以亡宋新附军八百余名。二十一年（1284）赐金符，划拨河南等路蒙古军弟子四千六百余人及其他财物和田产，至元二十二年（1285）升枢密副使。二十三年，元廷设钦察卫，土土哈以枢密副使摄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卫以下官属皆由土土哈从族人中择人任之。同年夏，海都兵犯金山，受命与大将朵儿朵怀率兵御敌。
海都攻入漠北时，东道诸王乃颜起兵响应。土土哈集中兵力与乃颜叛党作战，至元二十四年（1287）侦知东道诸王乃颜与元漠北驻军之阔列坚之子也不干、合赤温后裔胜剌哈要结谋叛，奏报要求朝廷召胜剌哈入朝，以夺其兵权。胜剌哈设宴邀朵儿朵怀与土土哈，企图借机擒获之，被识破，不往，胜剌哈计不得行，元廷为防不测，召胜剌哈入朝，欲从东道往。土土哈向北安王那木罕建议，防备胜剌哈与乃颜勾结，不允取东道，遂令取西道入朝。不久也不干叛变，率所部兵东趋怯绿连河成吉思汗大帐，以策应乃颜。
诸将欲先奏报朝廷，再行出兵。土土哈否决此建议，自率精兵为大军前驱，日夜兼程，疾行7日，出其不意渡土兀剌河，于孛怯岭大败叛军，也不干仅以身免。元世祖亲征乃颜获大胜，东道叛王属下的康里、乃蛮部民归降者，均划给土土哈部，并设立哈剌鲁万户府。散处安西王等诸王位下的钦察部民，亦全部划归土土哈指挥。
同年十月，乃颜余党重起，土土哈扈从皇孙铁穆耳往讨。次月大军至海剌，杀叛王兀塔海，收降其属民。至元二十五年，元军诸王也只里部众为叛王火鲁哈孙所掠，遣使求救，土土哈奉命从皇孙铁穆耳往援。夏五月双方在兀鲁灰之地①会战，叛军败，追至哈剌温山（大兴安岭）。夜渡贵烈河②，再败之，叛王哈丹仅以身免。辽东诸部悉平，元廷乃置东路万户府镇守其地。诸王也只里妻以己妹塔伦。
以功受勋扑灭乃颜叛后，元廷集中精力对付海都，把防线从杭海岭推至金山。至元二十六年（1289）春从晋王甘麻剌征海都。同年夏，军至杭海岭，海都军已先据有利地形，元军溃，土土哈率钦察军苦战，护卫晋王脱险。海都乘势进逼，北安王那木罕被迫下令放弃和林。次月，元世祖亲征漠北，收复和林，褒奖土土哈，比之以成吉思汗班朱尼之战。归阙后，世祖再次提及钦察军善战，闻名于敌我之事。土土哈自知国制色目低于蒙古，答称庆赏之典，蒙古将士宜先之。世祖要土土哈勿推让，并言蒙古人地位的确高于钦察人，但战功并不如土土哈之旅。次日论功行赏，先钦察将领。封以建康旧籍租户，又以俘获之户一千七百赐之。命其一子为官，督赋税。至元二十八（1291）年，奏报钦察军数已盈万，请战。受命率钦察军至汉塔海，海都军原准备入寇，闻知土土哈守边，遂引去。次年秋，元军在金山发动攻势，获海都部民三千余户。还驻和林。
至元三十年（1292）奉诏攻取吉利吉思，至谦河。冰行数日，尽收五部①今内蒙东乌珠穆沁旗乌拉根郭勒。
②今洮儿河上游支流归流河。
之众，屯兵镇守之。以功授行枢密院印，以便移文。同年五月，海都为收失地，引兵至谦河，遭败迹，叛将孛罗察被擒。
成宗即位，知土土哈善战，诏镇守北边，无需专程赴朝会往返，并予赏赐。元贞二年（1296），叛王药木忽儿与叛将朵儿朵怀来归，衣食无着，沿停抢劫，边民惊扰，逃匿山谷，土土哈率军至金山玉龙海为备，馈赠资粮，安辑部众，导叛王入朝。成宗亲解御衣赐之。大德元年（1297）迁同知枢密院事，乃兼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同年病卒，有子8人。
床兀儿床兀儿（1260—1322），土土哈第三子。至元二十四年（1287），奉诏以大臣子从太师玉昔帖木儿军在百搭山战有功，授左卫亲军都指挥使。至元二十六年（1289）杭海之役后，扈从至和林兀卑思之山，授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大德元年土土哈逝后，受命袭父职，领北征诸军。
大德元年帅师逾金山，攻入八邻之地。依附于海都的帖良古惕部在八邻之南的答鲁忽河边立营，阻水而军，伐木栅岸，军士皆下马跪坐以待元军进攻，矢不能及，马不能攻。床兀儿命吹铜号角，全军大呼，声振林野。帖良古惕军不知原因，以为元军将至，争起坐马，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床兀儿指挥军队抢渡，奋师驰击，大破敌军，尽得其人马庐帐。元军还次阿雷河，与海都所遣增援八邻部的孛伯相遇。孛伯立营于高山之上，向床兀儿军发起冲击。山高不利于马匹下驰，孛伯马匹多颠踬。床兀儿乘势奋击之，孛伯军大败，仅以身免。
大德二年（1298），叛王都哇、彻彻秃等偷袭元军据守的火儿哈秃之地①，据守此地者为汪古部驸马阔里吉思所率领的6千人。床兀儿、囊家歹等将帅为其左右翼。都哇军至时，元军统帅阔阔出正与床兀儿、囊家歹等因饮酒作乐，怠忽不设备，消息传到时已烂醉如泥，不能出战，致使阔里吉思孤军被困，战败被俘。当床兀儿的军队投入战斗时，都哇等择高地卓帐。床兀儿选勇而能步战者，从四面发动猛攻，都哇之军退去。大德三年，奉诏入朝，成宗命缚床兀儿、囊家歹至前，怒斥之。还边后，仕于海山麾下，边政军事大计必咨询其意见。逢战，钦察军常为先锋，深得重用。
大德四年（1300）秋，窝阔台后裔宗王秃麦、斡鲁思犯边，床兀儿迎敌于阔客之地。未待敌列阵，钦察军已抢先发动进攻，直冲敌营。秃麦、斡鲁思等不敌，向后溃逃。床兀儿军追逾金山而还。大德五年，海都大举东犯，率军越金山，止于铁坚古山，据高设营自守。床兀儿以钦察军猛攻，诱使海都军离营入平川地，元军力攻，击败海都。都哇应约率军与海都相会，与元军会战于兀儿秃之地，双方大战，元军不利，钦察军驰入奋击，大量杀伤敌军。战后朝廷派员与北边诸将帅会于赤纳思之地，议论战况，亲王以下至于诸军咸以为床兀儿当立首功。安西王、晋王均赐以重赏，海山除赐赏之外，命尚楚王牙忽都之公主，并将床兀儿战功上奏。成宗赐以御衣。
大德七年（1303），床兀儿入朝，成宗亲自表彰他累建大功。赏赐之外，晋为枢密副使，并以重金犒劳钦察亲军。海都死后，都哇、察八儿、明里帖①应为蒙语Qorqutu，此言“有寨子”。见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下），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辑。
木儿相聚而谋，认为元朝边将土土哈、床兀儿父子等骁勇善战，连年动兵死伤甚重，愿请和通好。都哇等通过安西王遣使朝廷，成宗立即响应，明里帖木儿入朝，床兀儿特为置驿，北边以宁。大德十年，晋同知枢密院事，又晋知枢密院事。随同海山赴北边浑麻出海。
大德十一年（1307）成宗去世，床兀儿鼓动海山归朝抢夺帝位。海山纳其议，即日南还。床兀儿率本部军护卫。武宗即位，仍遣还北边，封容国公，赐银印。至大二年（1309）入朝，赐以大量财物，加封为句容郡王，赐金印。因床兀儿有足疾，赐以世祖所乘安舆。不敢受，固辞，武宗特为制马轿，使得乘之殿门下。
武宗朝末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因牧场纠纷关系重趋紧张。双方军队沿边对峙，位于床兀儿右翼的为脱火赤丞相所率领的12万军队。而与之相对的是彻彻秃所率领的察合台汗**队。察合台兀鲁思汗也先不花向驻于霍博和野孙漠涟的脱火赤丞相军队发动突袭，因走漏消息而未能得手。战幕拉开后，也先不花有意求和，除了向元仁宗遣使以外，与床兀儿之间也使者往来不断。也先不花派出术里只出使床兀儿，并借机侦察元军动静。床兀儿对军事行动计划严格保密，使也先不花误以为所需要对付的只是脱火赤的12万军队，床兀儿不会参战。结果床兀儿所部军突然投入战斗，与脱火赤的军队协同大败也先不花。次年，仁宗下旨命元军夺取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及其冬营地和夏营地，战事迅速扩大到察合台汗国境内。脱火赤、床兀儿率军深入察合台汗国，驱敌达三月程之遥，床兀儿于赤麦干（赛阑）败也先不花之弟也不干及忽都帖木儿，追出其境，越铁门（铁木儿忏察关），于扎亦儿之地大败察合台汗**。延祐四年（1317），因年老召回。其子曰燕帖木儿、撒敦、答里。第十二章哈剌哈孙李孟铁木迭儿拜住燕铁木儿第一节哈剌哈孙家世与经历哈剌哈孙（Harqasun，1257—1308），斡剌纳儿氏。曾祖启昔礼，初为乞颜氏那颜也客扯连帐下马夫。金泰和三年（1203），也客扯连及其堂兄阿勒坛依附于克烈部长王汗脱斡怜勒，共谋以兵袭击铁木真，启昔礼得知消息，遂与另一帐下马夫巴歹连夜潜往告变。克烈部覆亡时，铁木真恩赐以金帐和百姓，加号“答剌罕”①。1206年成吉思汗即位后，授为千户那颜。其后，参加对西夏王国和花剌子模的出征。1232年，卒。祖博里察，曾随拖雷率军迂回攻金。1236年，得授邢州（今河北邢台市）为汤沐邑。父囊加台，以近侍护卫蒙哥入蜀。1258年，在军中病死。
哈剌哈孙二岁时丧父，自此不妄言笑。稍长，善骑射，习蒙古字，喜爱儒家学说。至元九年（1272），由勋臣裔擢宿卫百户，袭号“答剌罕”。他供职唯谨慎，世祖曾当面许以日后重用，且叮嘱太子真金善遇之。十八年，割钦州、廉州（今广西钦州市、合浦县）益其封户。二十二年，拜大宗正（札鲁花赤）。当时郡县囚犯盗诈者都要报大宗正府裁决，他到任后，要求申移案牍完备，略有疑缺者即勒令再勘。当年奏处死者仅六十人，其余数百人则因大赦令得减免。西京路（今山西大同市）居民群殴，系籍鹰房者三人被杀，近臣某以事变上告。他受命处置，只将为首肇端者抵罪。京师有造伪钞者，主审官故使攀附富民百余家，他为之辩析开释。保定路5处旱灾，当地百姓按规定要纳米于大都，有人在畿内籴米输纳，经管官借此为罪，他为之开脱说：“舍贵就贱，民便事集，又何罪为？”均予释放。二十四年，诸王乃颜叛乱，他扈从大驾北讨，曾以壮士三百败敌突骑①。不久，桑哥以尚书右丞相秉政，其家僮犯禁杀牛，他不阿权贵，竟置于法。桑哥奏以江淮等南方行省重案复谳事亦隶大宗正府，借此因扰之。他上疏说，这些地方相去数千里之遥，兼领恐怕难免滋生冤狱。桑哥之议遂不行。
至元二十八年，升荣禄大夫，出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湖广所辖，东接江西、广东，西包八番、两江，北涵湖北，南及海南，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素号难治。哈剌哈孙到职后，审利病、度先后，简僚佐，抚兵民，理财断刑，井井有条。其地自宋时就有巨盗出没山野，剽掠商旅，他挑选士卒，亲授方略平灭之。相邻江西行省所属江州路（今江西九江市）有豪民勾结官吏，为害地方数年，他遣人擒缚，处以极刑，远近震惊。二十九年，他因入觐之机，于世祖前力陈南方各行省重设行枢密院，兵民分权，吏员相结成党，造成不便。当提到有人抱怨“风宪”官员干扰治理时，他指出：朝廷倚重御史台、行御史台等进行纠察，贪官污吏视为眼中钉，故而肆以诽谤。三十年，他返回行省首府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值平章政事刘国杰奉命调军出征安①韩儒林：《蒙古答剌罕考》一文指出：“迨蒙古勃起，答剌罕之号始贵。专用以报私恩，大体对可汗本人或其子孙有救命之恩者，悉封以此号。其所享特殊权利，中国所重视者为月脱、宿卫等礼仪，回教史料所乐者，则免除赋税等实惠。至于九罪弗罚，则东、西史籍皆有记载”（《穹庐集》，页18—46）。①刘敏中：《哈剌哈孙碑》，《元文类》卷二五；黄溍：《也速带儿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南国，他戒饬将卒无扰民居，适逢有抢夺鱼菜者，即杖其上级千户。少顷，有旨征发湖南富民万家屯田实边；他度事非便，暗地遣使往奏。属吏抱牍请署，不答，再请，则嘱暂缓。数日后，果然返使回报已经取消成命。迨广西道宣慰司请募南丹安抚司五千户屯田，他认为屯田者系土著居民，可以不劳士卒馈饷有余，便极力赞成，使相地立五屯，供给牛、种及农具①。大德元年，常德、澧州、辰州等路（今湖南常德市、澧县、沅陵县）江湖泛滥，飘没房屋，他即刻下令开仓赈济。湖南道宣慰使张国纪建议按南宋末年例增征夏税，致百姓困顿，他与御史台官一齐上奏反对，有旨革罢。
大德二年（1298），朝见成宗于上都，拜江浙行省左丞相。莅职七十日，而革弊兴利七十余项②。召还朝，拜中书左丞相。到任后，罢斥言利之徒，一以“节用”、“爱民”为务。有大事故，必召引诸儒臣聚议。大都（今北京市）孔子庙未备，国子学寄寓他署，他为申奏建立，挑选名儒施教，以近臣子弟入学。五年，云南行省左丞刘深倡议远征八百媳妇，他竭力反对。成宗不听，仍发兵二万以往。半途，终因将校勒索黄金、骏马，逼使亦奚不薛女酋长蛇节等武装反抗，衅起兵败。会有赦令，有司议释罪魁刘深，他力争，竟置于法。七年，转中书右丞相。鉴于当时普遍存在所用官吏非人的情况，他主持遴选，并核定贪赃罪罚及丁忧、婚聘、盗贼等制度，禁止进献户口、山泽。每岁车驾巡幸上都，他必留守大都。其时，成宗多病，中宫弄权，幸臣党附；他身居要职，尽力斡旋，颇有匡补之功。十年，加开府仪同三司，监修国史，得以置僚属；他奏修三朝皇后和宗室、功臣诸传。入冬，成宗病重，他内侍医药、外掌宿卫；为避免发生意外，他拒绝了诸王进宫省问的请求。
拥立武宗大德十一年正月，成宗死；太子德寿前殇，储嗣未立。中书左丞相阿忽台与安西王阿难答，诸王明里帖木儿等，合谋以成宗后卜鲁罕摄政，谋立安西王阿难答。哈剌哈孙认为此非“祖宗法”，属意于故太子真金第二子答剌麻八剌之子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兄弟。于是，他收藏京城百司符印，封闭府库，称疾居阙而不署公文；同时，秘密遣使，北向告迎出镇漠北西境的海山，南向延请被谪居怀州的爱育黎拔力八达。二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先至大都。三月，卜鲁罕等决以二日后御殿，他佯为同意，却连夜差亲信与爱育黎拔力八达联络。翌日，爱育黎拔力八达与诸王秃剌等率卫士入宫，擒阿忽台、阿难答、明里帖木儿，禁闭卜鲁罕后，局势因而得到基本的控制。下个月，他随答己、爱育黎拔力八达至上都。五月，海山自北方至，即皇帝位，是为武宗。他以“定难”功加太保、录军国重事；未几，又加太傅，赐宅第一区，而令其子脱欢入侍。七月，因反对封秃剌“一字王”，遭其谮言，改任和林行省左丞相，出抚漠北。既至，杀偷盗来商者一人。值大风雪，居民饥馁垂①又，《元史》卷一六三《乌古孙泽传》：“岁饥，［乌古孙泽］上言蠲其田租，发象州［路］、贺州官粟三千五百石以赈饥者，既发，乃上其事。时湖广行省平章哈剌哈孙察其心诚爱民，不以专擅罪之。”②《哈剌哈孙传》、《哈剌哈孙碑》皆作“视政七日”；但是，据碑，任命哈剌哈孙在大德二年九月，而《元史》卷十九《成宗纪》载同年十二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答剌罕（咕剌哈孙）升［中书］左丞相”。以此，疑“七”当作“七十”。政死；他奏请得钞七千三百万贯及布帛、牛羊等，分遣使者四出赈济，远的地方则置传车。有以子女易食者，即官为赎回。近水处，散给网罟使捕鱼充食。灾情过后，他着力于发展生产：疏浚古渠，整治屯田，修建仓库；一时间，漠北号称大治。至大元年（1308），赐大帐，待遇如诸藩王。闰十一月，积劳成疾，卒，享年五十二。归葬昌平县（今北京昌平西）。二年，追赠推诚履正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顺德王，谥忠献。
第二节李孟仁宗潜邸文学侍臣李孟（1255—1321），字道复，号秋谷，元代中叶政治家。后唐皇室沙陀贵族后裔。先世居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祖父昌祚，任金潞州税务同监，归降蒙古，授潞州招抚使，佩银符①。父唐（1226—1306），通蒙古语，从军于秦、陇，1248年，以才能被兴元行省夹谷龙古带辟为掾，自此，长期在汉中担任幕僚职务，遂迁居汉中，至元八年（1271）退职家居。
李孟自幼力学，博闻强记，通贯经史，善文章，常纵论古今治乱兴衰之故，有志用世。当时科举尚未恢复，读书人谋求官职的主要途径是担任吏员，李孟不愿由吏途出仕，于是在家开馆教授生徒，来学者甚多，声名益著，前辈名士大夫如商挺、王博文、刘宣、魏初过汉中，皆与交往。至元十九年，随父居四川（时李唐当就任四川行省幕职），行省拟辟为掾，辟为晋原县主簿，皆辞不就。时值权臣阿合马被杀，主张行汉法的皇太子真金得以真正参决朝政，支持新任中书右丞相和礼霍孙改革阿合马专权时的弊政，起用儒臣；二十年，刑部尚书崔彧又奏陈时政十八事，中有广开言路，多选正人，以及博访耆儒硕望，以重翰林之选等条，被世祖采纳，诏命中书省、御史台商议施行。朝政出现了革新气象。李孟以为施展其学识才能的时机已到，乃赴京师，受到行中书右丞杨吉丁器重，推荐给真金，召见于东宫，未及擢用而真金死（至元二十二年），杨吉丁延请为家塾师①。翰林诸名公尝识其才，呈请中书省授以馆阁之职，但铨曹却拟为梓潼县主簿，不受。二十三年，李唐出任夔府路（治今四川奉节）总管府经历，孟离京赴夔府省亲。二十八年，随父还居汉中。
三十一年，李孟在父亲敦促下再次北上求仕，路过关中，时成宗即位，诏命各省采访世祖朝政事以备修史，陕西行省留孟参与讨论编次，送京进呈。皇太后阔阔真（真金妃）为孙子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已故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之子）选聘名儒为师，李孟被推荐当选。大德三年（1299），海山出镇漠北。爱育黎拔力八达留京中，孟“日侍讲读”，甚得亲信和敬重，召画工为之画象，命集贤大学士王颙书其号“秋谷”二大字，亲自刻匾并署名其上，旁注“大德三年四月吉日为山人李道复制”①。成宗闻孟名，诏授官职，执政者以孟未尝登门拜谒，沮格不行。成宗晚年疾病缠身，朝政多决于皇后卜鲁罕及执政大臣。大德九年六月，立卜鲁罕所生皇子德寿为皇太子。十月，出于卜鲁罕之谋，遣爱育黎拔力八达与其母答己出居怀州（今河南沁阳）。李孟仍随侍爱育黎拔力八达，忠勤如故，为他讲论古先帝王得失成败之理及治天下之法，并引荐人才为其用。于是，更加受到信任，成为心腹谋士。出谋画策，两定内难①刘敏中：《李唐神道碑》，《中庵集》卷六。黄溍所撰《李孟行状》（《黄金华集》卷二三）亦作“佩银符”，《元史》卷一七五《李孟传》作“授金符、潞州宣抚使”，不取。①《元史·宰相表》无杨吉丁之名，屠寄以为即成宗朝中书右丞相杨炎龙（《蒙兀儿史记》卷一三七《李孟传》）。
①姚遂：《李平章画像序》，《牧庵集》卷四。
大德九年十二月，皇太子德寿死。十一年正月初八，成宗病故，一场争夺皇位的斗争随即爆发。自世祖依汉制册立皇储，就赋与了皇太子真金一系继承皇位的正统地位。成宗别无其他嫡嗣，真金长子甘麻剌一支已出封漠北，“具有盟书，愿守藩服”，“不谋异心，不图位次”②，因而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只有答剌麻八剌嫡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成宗皇后卜鲁罕操纵朝政多年，曾谋贬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为了免遭报复并继续掌权，不愿皇位落入海山兄弟手中，遂与其党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马辛、中政使怯列等策划，先实行皇后临朝称制，以安西王阿难答（世祖第三子忙哥剌之子）为辅，掌握主动权，然后拥立阿难答为帝。阿难答与诸王明里铁木儿已于成宗死前三日至大都，参与谋划。朝中反对立安西王的一派以右丞相哈剌哈孙为首，他秘密遣使分赴漠北和怀州，向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报告，请他们速回京城。爱育黎拔力八达犹豫未决，李孟进言，先指出安西王图谋皇位违背了“支子不嗣”的世祖典训，继而说以利害，谓形势危急，而海山远在万里，一旦安西王得逞，下诏来召，势将难以自保。经他启发，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决计回京，二月十六日至大都。哈剌哈孙守宿东掖门，称病卧床以抵制皇后内旨，爱育黎拔力八达遣李孟前往与他计议，适逢皇后接连派人来探病，孟假装医者，从容上前为哈剌哈孙诊脉，瞒过了皇后使者耳目。据《元史·李孟传》记载，孟从哈剌哈孙处得知安西王即位日期已定，即还报，主张先发制人，尽快采取行动。同列意见不一，有人认为，皇后掌有玉玺，可以调动四卫之士（怯薛），安西王侍卫亦多，而殿下（爱育黎拔力八达）侍卫才数十人，恐难成功，不如等兄海山到来再行动。李孟分析说，皇后之党违弃祖训，欲立庶子，人心必然疑惑不附，殿下进入内庭，晓以大义（指对宿卫之士），凡明白事理者都将舍彼而听命于殿下，成功必有把握；如果失去了时机，让安西王抢先即了位，即使海山来到，他岂肯拱手让位，必将发生内战。爱育黎拔力八达命以占卜决之，卜者按照李孟的事先嘱咐只言大吉，于是决计举事。据《武宗纪》、《仁宗纪》及《哈剌哈孙传》，哈剌哈孙于三月一日夜遣人密报皇后已定于三日临朝称制的消息，并提出不能等海山到来，“当先事而发”的主张。应该说，后一种记载更具权威性，哈剌哈孙以右丞相兼掌一部分宿卫并守宿宫内，他的主意无疑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根据同时代人对李孟“定难”功勋的赞颂，孟运筹定策，不避艰险与嫌疑，在这次政变中确是起了重大作用。传记所载事实是可信的，很可能是在他与哈剌哈孙的秘密联络中商议了计策，故敢于力主先期举事。三月二日，爱育黎拔力八达率李孟等侍从、卫士由延春门入宫，哈剌哈孙来迎，立即控制了宫廷，召捕阿忽台等诛之，囚阿难答、明里帖木儿（后送上都由武宗下令赐死），贬卜鲁罕皇后出居东安州。
政变一举成功，爱育黎拔力八达监国，李孟被任为中书参知政事。孟久在民间，备知民情，其处理政务兴利除害，悉皆得当；因抑绝侥幸之风引起群小人不满，仍毫不退缩。然而，随着政变成功而来的海山兄弟之间的皇位风波，却使他陷入因窘恐惧。海山居长，又因统军漠北，手握重兵，论名分和实力，皇位自当优先属他。但在他还没有南还之前，爱育黎拔力八达便在②见元文宗即位诏与泰定帝即位诏。甘麻剌是否真金元妃阔阔真所生嫡长子，仍有疑问（参见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元史论丛》第3辑）。
朝中诸王、大臣和宿卫军支持下扑灭政敌，先掌握了皇权，当下就有诸王阔阔出、牙忽都等请爱育黎拔力八达早登帝位，据《元史·仁宗纪》载，他当即推辞，表示无意“觊望神器”，皇位应属其兄海山。但令人疑惑的是，其母答己却请阴阳家推算两子星命以“问所宜立”，“推算”结果兄凶弟吉，即遣内侍以此传谕海山，意在要他主动退让而拥立其弟①。可是海山野心勃勃，一闻成宗死讯，其部下大将就提出以武力为后盾来取皇位；三月至和林，迫不及待地召集诸王勋戚大会商议推戴，并向他们颁发赏赐。对母亲的劝谕，他极为恼怒，竟指责为“近日任事之臣”的奸谋，并表示皇位志在必得，随即亲率大军南下。在这种情况下，答己只得慌忙遣使迎请海山南来即位。李孟在这场皇位风波中的态度不明，只是他作为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心腹谋士参与策划政变，事成后又立即被任命为执政大臣，不能不招致嫌疑。海山对“任事之臣”的指责充满杀机，无疑使他深感震惧，于是就在海山南来之际提出辞职说：“执政大臣宜出于嗣天子亲擢，今銮舆在道，臣未见颜色，诚不敢冒当重寄。”爱育黎拔力八达不准，他竟不告而别，逃到许昌陉山中隐居。五月，海山（武宗）即位，果然就有人告发说：“内难之初定也，李孟尝劝皇弟以自取。”武宗察其诬，不予追究，爱育黎拔力八达也不敢再推荐李孟。避难隐居中，他作有《寄东宫二首》诗（东宫指爱育黎拔力八达，武宗即位后立为皇太子，兄弟达成妥协）①，表达了对朝廷政争险恶的认识：艰危勤扈从，俯仰尽周旋。小试屠龙技，翻成抱虎眠。
脱钩鱼纵壑，漏网鸟冲天。万事众今始，灰心未死前。
十年陪顾问，一旦决安危。自合成功去，应惭识事迟。
长城何自坏，孤注莫相疑，辟谷求仙者，高明百世师。
时隔两年多，爱育黎拔力八达才在一次内宴上向武宗提起李孟定难之功，遂命寻访之，遣使召至京，至大三年（1310）正月入见，特授平章政事、集贤大学士、同知徽政院事，只是虚衔清职。
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企图废储另立的风波。武宗滥行赏赐，奢侈无度，以致库藏空竭，宠信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敛财之臣，立尚书省，任为宰执，授以重权，通过发行至大银钞、增加税课等手段进行搜括。尚书左丞相三宝奴等恃宠专权，惧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通过宦官李邦宁劝武宗另立皇子为皇太子，并以“建储议急”，亟召右丞相康里脱脱来议，因脱脱反对而作罢①。三宝奴所说：“今日兄已授弟，后日叔当授侄，能保之乎？”可能就是武宗本人的忧虑，此事背后必有武宗与其弟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之间复杂、微妙的权力斗争和政治路线斗争。至大四年正月，武宗死，爱育黎拔力八达立刻罢尚书省，并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名将丞相脱虎脱、三宝奴、平章乐实等处死，随即任命李孟和太子詹事完泽为中书平章政事以掌政务；三月，以储君身份，无须通过忽里台推举形式直接宣布即位（是为仁宗）。在这段虽隐秘却十分激烈的斗争期间，李孟一直居于京中，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当有接触，可是关于他的活动竟毫无记载。唯同时人姚燧（武宗时任太子宾客、翰林承旨）称颂他说，当成宗死后和武宗末年，“洪济于艰，①《元史》卷一一六《后妃传》；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
①《元诗选》二集乙《秋谷集》。
①《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卷二○四《宦者传》-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