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从行僧到帝王贫苦家世朱元璋（1328—1398）幼称重八，初名兴宗，字国瑞，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祖籍为金陵句容（今属南京市）朱家巷，祖上数代都是庄稼汉，由于忍受不了官府的横征暴敛，几度流浪，几经迁徙，直到他父亲这辈才落户到濠州（今安徽凤阳）。先是住在钟离东乡，后来又搬到西乡，最后总算在孤庄村找到了落脚地。
朱元璋有兄弟四人，他排行最末。他父亲名世珍，乡人都叫他朱五四，一辈子做佃客，生活十分贫困。然而，就是这个布衣黔首之家，日后却出了个帝王——大明的天子。
青年流浪朱元璋出生时，元朝的社会矛盾已是十分尖锐。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濠州大旱。次年春天，淮河流域又发生了蝗灾，遍地荒芜，庄稼被毁，继之瘟疫流行，人畜大批地死亡，使钟离几个村子，变成了鬼蜮之乡，到处呈现出凄凉惨淡的景象。
灾难也同样降临到朱元璋的家里。首先是六十四岁的老爹朱五四染病不起，离开人世，接着长兄和母亲也相继身亡。不到半个月的时光，昔日那和睦欢乐的家没有了，那父疼母爱的景象也一去不返。家破人亡的惨痛，深深撞击着朱元璋的心扉，使他觉着自己仿佛是一下子跌进了不幸的深渊。一时间他变得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他真不知该走向何方？困惑中，他想起幼时曾许过愿，长大要舍身当和尚的皇觉寺。于是他到皇觉寺剃度为僧，当了一个小行童，在寺里干些粗杂活计。就这样，他在寺里住了下来。但寺里的生活也并不好过，因为旱蝗肆虐，地方灾情严重，寺里的和尚得不到施舍，主持高彬法师只好罢粥散僧，逐个打发寺里的和尚出门云游，自谋生路。朱元璋在寺里呆了五十多天，也只好加入到托钵流浪的行列。
他一路乞讨，一路流浪，在外漂泊了整整三年，直到至正七年（1347）
底，乡讯平安，才回到寺里。在这三年中，他的足迹踏遍了淮西、豫北的名山大川、通都大邑，熟识了这一带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形势，使他见了世面，开扩了眼界，丰富了社会阅历，也磨炼了他的坚强毅力，但同时他也饱尝了颠沛流离的艰辛和痛苦。正如他后来回忆说：“众各为计，云水漂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不止，心滚滚乎沸汤。”①艰难困苦的生活造就了他勇敢坚毅的性格，也铸造了残忍、猜忌的另一面。这段生活经历对于他以后事业的成功，确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然而，就在朱元璋四处云游时，中国大地上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上广泛流行着“明王出世，普救众生”的说法。至正十一年（1351）五①《皇陵碑》，《洪武御制全书·太祖御制文集》卷十六。
月，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今安徽阜阳）首举义旗，八月彭莹玉、徐寿辉在蕲水（今湖北浠水）起义，攻下蕲水。起义很快传遍全国各地。他们以红巾包头，故称为“红巾军”。次年二月，定远（今安徽定远）人郭子兴、孙德崖等五人也率众在濠州起兵响应，袭杀州官，占据濠州城，并接受了颍州刘福通的领导。
身居清静之门的朱元璋，耳闻目睹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心情也难以平静。一天，在郭子兴部队的汤和写信给朱元璋，说他已是军中的小头目了，邀他去投奔红巾军。汤和是朱元璋儿时的伙伴，幼时一同玩耍，一同放过牛，现在已成为军中的小头目了，当军官吃粮了，这怎么能不让朱元璋动心？恰在此时，皇觉寺被乱兵烧毁，朱元璋只能放下钵盂，去投奔郭子兴的红巾军。这一年，朱元璋二十五岁。
荣登帝位朱元璋入伍后，因为他打仗机智勇敢，又粗通文墨，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于是郭子兴把他由一名普通士卒提升为亲兵九夫长，并把养女马氏许配给他为妻。朱元璋成了元帅郭子兴的女婿，顿时身价百倍，兵士也对他另眼看待，敬呼他为“朱公子”。因为地位的变化，他也就取了一个官名叫元璋，字国瑞，不再用“重八”这个旧名了。后来，朱元璋回到家乡去募兵，得七百人，郭子兴让他带领这支队伍，井提升他为镇抚，从此，朱元璋一跃成为带兵官了。一年以后，又以军功升作总管。
但郭子兴与孙德崖等四人素来不和，朱元璋感到几支队伍同住一起，相互间不断发生磨擦。为了自谋发展，至正十四年（1354）他统率二十四人南略定远，作独立发展的尝试。结果定远之役，他收编了附近一些地主武装两万多人，发展得十分顺利。正如他在《皇陵碑》中所说的那样“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冈”①。朱元璋把这支队伍悉加训练和整顿，“率而南入滁阳”②，并依靠这支队伍克滁州，下和州，赢得了初步的胜利。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攻下和州后，郭子兴称滁阳王，命他总制诸将。这年三月，郭子兴病死，刘福通在毫州建立的宋政权任命朱元璋为这支队伍的左副元帅。不久，郭子兴的两个任都元帅和右副元帅的儿子战死，朱元璋就被提升为大元帅，独任元帅府事，接管了郭子兴的所有部队。至此，郭子兴亲手缔造的这支起义军队伍，全部归朱元璋指挥调动，并以宋政权龙凤年号以令军中。
朱元璋由一名普通士卒而升任元帅，在他通向皇帝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至正十六年（1356）仲春，朱元璋亲督水陆诸将，进取集庆（今南京市）。集庆是元朝在江南的统治中心，是六朝古都所在地，占领了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不久，集庆城破，朱元璋率队入城。他在巡视了集庆城郭后说：“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人民足，吾今有之。”①当下即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到七月，又置江南①《洪武御制全书·太祖御制文集》卷十六。
②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二《滁阳王》。
①《明太祖实录》卷四。
行中书省，朱元璋“自总省事，置僚佐”②，将应天作为他发展的基地。此时，朱元璋虽然占据了应天，但总的来说，依然是地狭人稀，力量还不够强大。而且他所处的地理位置在东南地区来说，是四面受敌的形势。当时北有刘福通，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元军。虽然形势相当严峻，但三支起义军却吸引和牵制了元军的主力，像树起了三道屏障，隔绝了元军主力的进攻，从而对朱元璋起到了保护的作用。而南面的元军，也由于南北交通被起义军截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朱元璋适时地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果断地采取巩固东西线，向南面和东南面出击的战略，集中兵力进攻皖南和浙东诸地的元军据点，先后攻克镇江、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熟、池州、徽州、婺州、扬州等地。他在攻占徽州后，还亲自到石门山拜访老儒朱升，咨询夺取天下的计策。朱升向他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要扩充兵力，巩固后方；发展生产，储备粮食；不图虚名，缩小目标。朱元璋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即予采纳，集中力量从事根据地的建设。另外，朱元璋还注意斗争的策略，在形式上仍保持与宋政权的隶属关系，遥尊小明王为帝，打着宋政权的旗号来号令军士，以免树大招风。直到他改称吴王，所发布的文告第一句话仍是“皇帝圣旨，吴王令旨”，表明自己依然是小明王的忠诚的臣属。这一策略对朱元璋势力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几年之后，朱元璋终于以应天为中心，营建了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兵壮粮多，足可以同其他势力相匹敌了。
朱元璋审时度势，以观时变。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陈友谅杀害了徐寿辉，自称皇帝，并约张士诚来夹攻朱元璋。陈友谅军事实力相当强大，其水军大舰名为“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等一百多艘，战舸数百条，真可谓“投戈断江，舳舻千里”。面对强敌压境，在应天的文官武将中，曾引起了一度的骚动。有的人主张投降，有的人主张放弃应天，还有的人竟作逃跑的准备。在此危急的形势下，朱元璋与谋士刘基等就敌我形势作了深刻细致的分析，刘基说：张士诚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只图自固，未必会出兵，暂时不必管他。主要的危险敌人是陈友谅，他拥有精兵利舰，而且居我上游，野心勃勃。只要集中兵力击败了陈友谅，张士诚便不敢出兵了，应天也就相安无忧了。朱、刘二人一起制定了战争策略，朱元璋立即实行战略转移，改取固守东南向东北和西线出击的战略。他先集中兵力击败陈友谅于鄱阳湖，然后再掉头东向，俘张士诚于平江（今苏州），打破了东西夹击的局面。
朱元璋在围攻张士诚的同时，派大将廖永忠迎接小明王到应天，在瓜步（今江苏**东南）渡江时，小明王覆舟沉江死，这标志着小明王的龙凤政权灭亡。在擒杀张士诚以后，又制服了浙东的方国珍，平定了福建的陈友定，接着又乘胜南进，攻克广东、广西，实现了除四川、云南之外的整个南部中国的统一。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又调集精锐部队，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发兵二十五万，不失时机地北伐中原。北伐军连连得胜，攻下山东诸郡，至正二十八年（1368）占领开封，八月攻克元朝的首都大都（今北京），元顺帝慌忙弃城出走，逃亡漠北，统治达九十九年的元皇朝灭亡。
在南征北伐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四十②《明史》卷一《太祖纪一》。
岁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欢呼声中，在应天府登上皇帝的宝座，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以应天为南京。
十六年的戎马生涯，朱元璋终于由一个横笛牛背的牧童、小行僧，开天辟地，成为开国皇帝，实现了他青年时代的一个梦。
洪武十四年（1381）傅友德、沐英、蓝玉奉命进攻云南，次年攻破大理，至此基本上完成了南方的统一。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又命冯胜、傅友德、蓝玉进攻辽东，迫降元将纳哈出。辽东平定后，除漠北草原和新疆等地外，全国已基本上归于统一了。
第二节皇权的树立革旧鼎新洪武初年，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元代。在实践中，朱元璋渐渐感到其中的弊端，于是毅然借鉴历史上成败治乱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改革。
朱元璋对国家的机构改革首先是从地方上开始的。元朝行中书省，总管一方的军政、民政、财政和司法等大权，权力很大。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宣布废除行中书省，分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这三个机构既各自独立，又互相牵制，这就防止了地方势力过重而闹独立的可能。
朱元璋在废除行中书省的当年，设立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1382），又增加了云南布政使司，一共十三个。布政使司之下设府（州）县。
接着，又进行朝廷机构的改革。明初中书省总揽天下政务，在朝廷各个机构中位置最高，其行政长官左、右丞相，负有统率百官之责，位崇权重，极易与皇帝产生矛盾。洪武初年，朱元璋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李善长为人处事向来以小心谨慎著称，徐达则较多时间是带兵征战在外，他们都没有与朱元璋发生大的矛盾冲突。但胡惟庸任相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与日俱增。
胡惟庸是凤阳定远人，淮西集团重要人物之一。洪武六年（1373），由于李善长的极力推荐，胡惟庸由右丞相升左丞相。胡惟庸专权用事，“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①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达到顶峰。朱元璋见大权旁落，自然不能容忍。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罪名诛杀了胡惟庸，趁机取消了中书省，废除丞相等官。朝廷政务由六部分理，提高六部的品秩，各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丞相制的废除，宣布了中国一千多年宰相制度的终结，也使朱元璋成了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
同年，朱元璋也废除统管全**事的大都督府，分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每府设左右都督二名，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和都指挥使司。都督府的职权与兵部有明确的分工。兵部有颁发军令、铨选军官的权力，但不能直接统率军队。都督府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无权调遣军队。每逢战事，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兵部发布调遣令，都督府长官奉命出征。战事结束，军归卫所，主帅还印，这样二者互相制约，军权集于皇帝一身。在军队的编制和训练上，朱元璋和刘基研究了历代兵制，创立了明代所特有的卫所制度。这种制度特点是：军籍世代沿袭，实行耕战结合，平时既屯耕，也训练。卫所制分卫、所两级，在全**事重地设卫，次要的地方设所。大体五千六百人为一卫，长官为指挥使。每卫下面分五个千户所，每千①《明史》卷三○八《胡惟庸传》。
户所辖一千一百二十人，长官称千户。千户下分为十个百户所，百户所辖一百一十二人，长官称为百户。百户下有总旗二，小旗十，每总旗领五小旗，每小旗十个军士，大小相连，比比成军。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共设有十七个都指挥使，下辖三百二十九个卫，六十五个守御千户所，军队一百二十万人，其精锐留驻在京师南京一带。十七个都指挥使分别隶于朝廷的五个都督府，这样使权力分散，便于皇帝控制。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又对朝廷监察机构进行了改革。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其下有十三道监察御史，以一布政司为一道，共设御史一百一十人。监察御史负责监视、纠劾百官。出使到地方，则巡按、清军、巡盐、巡漕、巡关、提督学校等，其中巡按御史代替皇帝巡视，“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权力很大。这些御史官秩只有七品，但却可以以小制大。与都察院职责相似的，还有监督六部的六科给事中，称谏官，与都察院互相配合。
经过一番整顿，朱元璋的权力大大加强了，但政务也随之繁多起来。过去有丞相协助，现在全国大小政务都要他亲自处理，即使他“昧爽临朝，日晏忘餐”①，整天批答奏章，也难以承担。洪武十三年（1380）九月，朱元璋设置四辅官，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协赞政事，但因不胜其职，不久相继致仕。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仿宋朝设殿阁大学士的办法，设置了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由品级比较低的编修、检讨、讲读等官来充任，帮助朱元璋阅读奏章，起草处理文书，这是明代内阁的肇端。整肃吏治朱元璋即位后，“惩元季吏治纵弛”，决心创立一个清正廉洁的朝廷。
为此，他详定了官员考课办法，凡内外官员，根据他们的品秩，分别规定考察时间和内容，由吏部“综其称职、平常、不称职而陟黜之”。约束官员很为严格。同时，朱元璋还用严刑峻法来整顿吏治。他常说：“纪纲法度，为治之本。”因此他十分重视法律的制定。
吴元年（1367），在朱元璋的授意下，左丞相李善长任总裁官，开始了法律的制定工作。是年底初步编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但朱元璋觉得所定律令还不够完善，又下令修改，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几经修改，才正式颁布了《大明律》。《大明律》共三十卷，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它以唐律为蓝本，但简于唐律，严于宋律。律文包括各项法律章程，其中对各级官吏的职权、任务以及应遵守的事项，都作出了详细规定，对官吏违法乱纪行为，也定出了具体惩处办法。
对官吏的贪污，处罚特别重。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他下令“凡是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都要治罪，不容宽贷！”官吏因枉法而贪赃的，一概发往北方边地充军，官吏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的，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朱元璋把府、州、县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叫做“皮场庙”。贪官被押到这里，剥下人皮，塞上稻草，再摆到衙门公座两旁，使官吏触目惊心，知所警①谈迁：《国榷》卷十。
惕。就连官吏因公乘坐官家的牲口、车船，携带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的，也要处刑。如乘坐官府牲口，除随身衣物外，携带私物不得超过十斤，每超过五斤笞十杖，十斤罪加一等，最高杖六十；如果乘坐官家的船，携带私物超过三十斤的，每十斤笞十杖，每二十斤罪加一等，最重杖七十。
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颁布了《大诰》，以后又陆续颁布《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汇集所诛杀官民的罪状，以警示臣民。朱元璋在《御制大诰序》中说道：“今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赃贪，酷虐吾民者，穷其原而搜罪之。”①并令后代世世遵从。
明律的制定和实施，在洪武年间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即使朱元璋自己，也对制定的明律满怀信心，带头执行，执法相当严厉，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他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因为贩运私茶触犯刑律，即被朱元璋赐死。开国功臣汤和的姑父“隐常州田，不输税”，也被朱元璋治罪。
朱元璋整顿吏治收到一定的效果，据《明史·循吏传》记载，“一时守令畏法”，“吏治焕然丕变矣！”然而在整个洪武年间，对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官吏，除去平常的零星打击，还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清洗。典型的就是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和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
明廷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都要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情况。为了核算钱粮、军需等款项，必须报布政司，布政司再报部，层层上报，一直到户部审核数目完全符合，才算了结。但户部审核遇有钱粮有不符的地方，就要驳回重新填报。布政使司离京师远的六、七千里，近的也千里上下，所以为了减少来回奔走的麻烦，上计吏就带有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册，遇有部驳，随时填用。这本来是公开的秘密，不料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发现了这一情况，认为其中一定有舞弊行为，就下令严办，凡地方衙门主印长官一律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洪武十八年（1385），御史余敏、丁举廷又告发北平布政、按察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人，伙同户部侍郎郭桓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抓住线索，下令司法部门严加追查，于是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员统统被处死，各布政使司有牵连的官员也被逮捕入狱，各地卷入此案的官吏、富豪不计其数。这两案株连被杀的达七八万人。
朱元璋用重刑惩治贪官，虽对吏治清廉有一定作用，但又不免陷于滥杀，这当然与其性格的猜忌多疑有关，但从根本上还是出于对明朝长治久安的考虑。
斩除荆棘随着明皇朝的建立和巩固，昔日与朱元璋枪林弹雨、风雨同舟的将领，成了新皇朝的显贵，他们以血战立功封公侯，拥有大量的土地、佃户、奴仆，享有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特权。这些勋臣武将们无不把明朝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认为理所当然地应享受这个胜利所带来的一切财富、荣耀和权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或许在失望、失意之余，他们渐渐我行我素起来，恃功①《洪武御制全书·御制大诰序》。
犯法的事也屡屡发生。这使朱元璋感到忧虑，他真担心这些权势烜赫的元勋重臣，将来某一天会做出背叛他的事，抢走他的皇帝宝座。时间的推移，更加重了他的疑虑。考虑到日后的大明江山，子孙万代的千秋功业，他只好向昔日曾经同甘共苦的兄弟们大开杀戒。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专权枉法的罪名杀了胡惟庸以后，胡案就成了他打击异己的武器。凡是心怀怨望的、行动跋扈的、对皇权有威胁的，都被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以后又加胡惟庸以“通倭”、“通虏”和“谋反”的罪名，不断牵连扩大。胡惟庸被杀后十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也被牵连，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被赐死，家属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被杀。这次受牵连及坐诛的达三万多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①。第二年有人上书为李善长辩冤，朱元璋不理，也没有治罪。
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兴“蓝党”大狱。开国大将蓝玉，是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他麾下骁将十数人，威望都很高。洪武二十一年（1388），率大军十五万打蒙古，一直打到捕鱼儿海（今贝尔湖），俘获男女七万七千余人，大胜而回，被封为凉国公。徐达、常遇春死后，蓝玉继为大将，总军征战，在屡立战功的情况下，骄傲起来，专恣暴横。他霸占东昌民田，百姓向御史告状，御史依法提审，蓝玉一顿乱棍把他赶走。朝廷明令禁贩私盐，他却令家人私买云南盐一万余引，进行走私活动。他北征归来，夜过喜峰关，守关将士因为没有及时开关迎接，他竟纵兵毁关而入。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告蓝玉谋反，于是兴起党狱，发布《逆臣录》，“族诛者万五千人”，把军中骁勇之将几乎杀了个干净。
朱元璋利用胡、蓝之狱，前后十四年一共杀了四万五千人之多，“元功宿将相继尽矣！”①在二案之外，朱元璋还鞭死亲侄朱文正，毒死亲外甥李文忠。廖永忠以僭用龙凤不法事赐死，朱亮父子被鞭死，胡美以犯禁死，周德兴以帷薄不修被杀。洪武二十七年（1394）杀王弼、谢成、傅友德，二十八年（1395）杀冯胜。传说开国功臣徐达在洪武十八年（1385）背生疽，经治疗已有好转时，“帝忽赐膳，魏公对使者流涕而食之”②，不数日而死。经过朱元璋的大肆杀戮，开国功臣已寥寥无几。
对于朱元璋如此滥杀功臣的做法，皇太子朱标极力反对，他主张仁慈、宽大，君臣和睦相处，他曾对朱元璋说：父皇杀人太多，恐怕会伤了和气。朱元璋听后一言不发。到了第二天，他故意把一根长满刺的荆棘放在地下，叫太子拿起，皇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都给你去掉了，再交给你，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杀的都是对国家有危险的人，除掉他们，你才能当好这个家。皇太子说：有什么样的皇帝，就会有什么样的臣民。朱元璋大怒，拿起椅子就朝太子扔去，太子只好赶紧逃走。这个故事或许是出自明朝野史的杜撰，不一定真实，但也反映了朱元璋为明皇朝的长治久安而颇费心机。他这样做的真正动机乃是为了让他的后代能坐稳江山。对此，朱元璋或许比谁都清楚，对于他的行为，他生前虽然没有公开忏悔过，然而在他即将离开人世时，却下令不准后人效法。
①《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①《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
②徐祯卿：《翦胜野闻》。
**统治洪武时期，有一事对后人影响很大，这就是朱元璋采取特务手段，侦缉臣僚私下的言行。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处处猜疑多虑的性情所致，但更重要的是他出于控制臣僚的目的。身为一国之君，他不能容许臣僚对他有所欺瞒，他要求他们绝对忠诚。
早在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就开始派遣检校从事这样的活动，其职务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有的人甚至专做告发人家**的勾当。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散朝回家，吟诗道：“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他：昨天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迟啊，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忙磕头谢罪①。国子监祭酒宋讷在家独坐，面有怒容，第二天朝见时，朱元璋问他为什么生气，宋讷大吃一惊，照实说了，朱元璋把派人偷着给他画的像拿出来②。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回黄岗，朱元璋不放心，派人去打听，等使者回来说吴琳正在家老实务农，朱元璋听了很喜欢③。
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朱元璋出于打击元勋功臣的需要，他把自己身边负责警卫事务的亲军都督府的仪鸾卫改为锦衣卫，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大权。这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特务机构，有指挥、佥事、镇抚、千户、百户，所统率的人员有将军、力士、校卫，直接由皇帝控制。它下设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有它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也就是民间所称的“诏狱”。朱元璋把重大案件交给锦衣卫处理，由自己亲自掌握，锦衣卫也只对皇帝负责。朱元璋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的刑法，使不少大臣惨死杖下。
在地方上，各府县的关津要冲之地，朱元璋还设置了巡检司，有巡检和副巡检，都是从九品官，带领差役、弓兵，警备意外，负责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奸伪。但是即使这样，似乎对广大民众仍不能达到约束的目的。于是里甲便被赋予执行检查的任务。里甲内的百姓不能随便外出，如果到百里之外，必须事先向地方政府领取路引（通行证），倘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而且里甲有责任了解所属百姓，对无正当理由外出的要报告官府，不报者以连坐处置。
这样，朱元璋通过这些机构布下了一张监视网络，从城市到乡村，从官僚到百姓，都处于严密的监视和控制之下。明初几起大狱的兴起，多与这些机构有关系，因此，不少达官重臣也难逃厄运。朱元璋尝说：“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这就充分暴露了他**帝王的嘴脸。
朱元璋利用特务手段，实行恐怖统治，对强化皇权一时颇有成效，然而他却同样不希望后人效法。洪武二十年（1387），处理胡案罪犯已近尾声时，朱元璋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把犯人移交给刑部。又过了六年，待蓝玉案犯处理完后，他又再一次申明，以后一切案件交由朝廷三法司审理，内外刑狱①叶盛：《水东日记》摘抄二。
②《明史》卷一三七《宋讷传》。
③《明史》卷一三八《吴琳传》。
公事不再由锦衣卫处理。
朱元璋试图以一个开国皇帝的能力，为子孙后代创造条件，以保证他们将权力的接力棒永久地传下去。可惜没过几年，他的四子朱棣以“靖难”成功，登上帝座，又重新利用锦衣卫来镇压建文帝的臣下，并且还设置了提督东厂，开了明代厂卫一起制造恐怖气氛的先河，对明朝政治造成极坏的影响，并且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
取士与文字狱朱元璋出身贫寒，早年读书不多，但他很注意访贤纳士，吸纳知识分子，并虚心向他们请教，如李善长、陶安、宋濂、刘基等。他们给他讲经读书，参与军事密议，成为他的智囊谋士，这对建立明朝起了极大作用。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仍沿袭战争年代的做法，非常重视人才，洪武年间，他几次下诏访求贤才，如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命令各级官吏荐举人才，其科目有许多种：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等。荐举来的人许多被授以大官，如尚书、侍郎、副都御史，地方上的布政使和府尹等官就更多了。
与荐举并行，还建立了科举取士制度，以进一步延揽人才。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诏设科取士，但到六年一度停止，十七年（1384）复设，后遂为永制。规定以八股文取士，以“四书”、“五经”为题，行文必须根据古人的思想来阐释，不许有自己的见解。考试分三级进行。规定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乡试，中式的成为举人。乡试的第二年二月举人会考于京师，称作会试。会试后再经皇帝亲自复试，叫做殿试，取中的成为进士。进士分为一、二、三甲，一甲三人，称作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凡考中进士的，就可授以官职了。另外，为了进一步培养新的统治人才，朱元璋还特别重视学校教育。早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朱元璋就在应天创办了国子学。洪武十五年（1382）改名国子监，这是朝廷的学校。在地方上，还设府、州、县学，洪武八年（1375）又在各地农村设学。国子监的学生，在学校结业的，可以直接做官，或者再通过考试做官。有些甚至被授以地方大员或朝廷官吏，至于州县地方官，更是大批任用。另外，在学的监生还常奉命巡行、监督水利、清丈田亩、在各衙门实习办事等等。由于明廷对兴办教育的重视，并且又从中大批选拔人才，充实朝廷机构，入学就可入仕，因此士人入学读书的积极性都很高，可以说，明初的学校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兴盛发达。
朱元璋出于统治的需要而延纳人才，扩大新皇朝的社会基础，但却仍有一部分地主文人不愿和朱元璋的新皇朝合作。他们认为朱元璋出身卑微，发迹于红巾军，不甘做他的忠臣。有的甚至采取自杀、自残肢体、逃往漠北、隐居深山等办法，躲避朱元璋的征调。典型的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俩，斩断手指，誓不出仕。朱元璋把他们逮到南京审问，他们还口口声声称红巾军为“红寇”，引起朱元璋大怒，下令把叔侄俩押回原籍，处以死刑。当时许多不愿和朱元璋合作的地主文人都落了个杀头没产的下场。
朱元璋对付这些不肯合作的地主文人，多采用严刑峻法，而这些人更不满意朱元璋的统治，这样双方的对立越来越显著。朱元璋痛恨这些人胆敢抗拒，用尽一切方法镇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的疑忌心越来越大。因为他曾经当过和尚，所以忌讳“光”、“秃”这些字眼，就连“僧”字也很刺眼，推而广之，连和“僧”同音的“生”字，也不喜欢了。他早年投身红巾军起义，最恨人说“贼”、“寇”，连和“贼”字形音相近的“则”字，看到也生气。明初地方官逢年过节、皇帝生日及皇家喜庆日子所上的表笺，都是歌功颂德的言辞，照例由学校教官代作，然而这小小的表笺，却使朱元璋屡次发怒，下令处死作者。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一语，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表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牵强附会，硬说文中的“则”是骂他做过贼，“光”是光头，“生”是“僧”意，是骂他当过和尚。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有“遥瞻帝扉”，“帝扉”被读成“帝非”。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八字，就更严重了，“法坤”是“发髡”，“藻饰太平”是“早失太平”。翰林院编修高启曾经作了一首名叫《题宫女图》的诗，其中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二句，被朱元璋认为是讥讽他的，从此怀恨在心。后来苏州知府魏观把知府衙门修在张士诚的宫殿遗址上，犯了忌讳，被人告发。正巧新房子的上梁文是高启写的“龙蟠虎踞”，朱元璋大怒，把高启和魏观均腰斩。文字狱从洪武十七年（1384）闹到二十九年（1396），前后达十三年。
其间，造成了朝野文人提笔怕文字狱，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据说，有一年元旦之夜，朱元璋微服出巡。他忽然发现一个灯谜上画了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一个大西瓜，安然地坐在马背上，马蹄故意画得特别大。朱元璋见了大怒。回宫后即命察缉，结果将做灯谜的杖死了。刑官执刑后，还莫名其妙，后来才明白，原来马皇后是淮西人，是个大脚，朱元璋怀疑灯谜是在暗讽马皇后，就这样一条小小灯谜，竟送了一条人命。
这些未必可信，据陈学霖先生考证，朱元璋极可能因个人好恶，或以政治关系需要铲除异己，故意断章取义，而罗织成狱，罪名虽谓干忤圣旨，事实或非如此。①尽管这样，恐怕多多少少也能反映出朱元璋的专横和残暴。①陈学霖：《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
第三节经济政策朱元璋即位伊始，几近二十年战乱的中华大地，却是遍地荆棘、满目疮痍。特别是山东、河南地区，受战争破坏最重，“多是无人之地”，②而河北州县，有的地方“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有的地方“积骸成丘，居民鲜少”③。面对严峻的现实，朱元璋采取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洪武元年正月，各地州县官来朝，朱元璋对他们说：天下才定，百姓财力都很困乏，像刚学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新栽的树不可摇它的根一样，现在必须休养生息、搞好生产。同年十二月，朱元璋任命宋免为开封府知府，上任前要求他到开封后，务在安辑人民，劝课农桑，以求实效。他还要求各级官吏把“田野辟，户口增”①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并规定官吏的考核都要上报农桑的治绩，违者降罚。
为了安定社会，恢复生产，朱元璋鼓励开垦荒地。洪武三年（1370）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同时还规定战争中抛荒的田地，被他人耕垦成熟的，就成为耕垦者的产业，如果旧业主复业，只能依丁拨田，这就承认了自耕农开发熟地的产权，也鼓励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直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还在大力推行。并规定洪武二十七年（1394）以后新垦荒田，不论多少，俱不征税，若地方官有去征税危害百姓的，要以法治罪。
为了加速荒地的开发，朱元璋还采取了移民屯种的办法，把农民从人多田少的地方迁到人少地广的地方。凡移民垦田的，都由朝廷给予耕牛、种子和路费，还免去赋税三年。在定额之外多开垦的荒地，永不起科。洪武三年（1370）六月，迁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业农民四千多户到濠州种田，又移江南民十四万户于凤阳。以后朝廷多次组织太湖流域和山西无地的农民，迁到淮河下游和淮河流域垦荒。
这些措施大大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也使大量土地得到开发和利用。据户部统计，从洪武元年到十三年，垦田数目逐年增加，十三年中增加的垦田数字为一百八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一顷。这个数目是巨大的。
明初除了民屯外，还有军屯和商屯。军屯由卫所来管理，以屯为单位，以每军受田五十亩作一分，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开头几年免纳租税，到成为熟地后，每亩收税一斗。军士屯守比例是，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明初六七十年间，由于军屯的发展，全国各地共有军屯田六七十万顷，相当于全国垦田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可以说军屯规模是很大的，军粮基本上做到了自给。商屯是为了解决边地军粮，朝廷用开中法，鼓励商人运粮到边防粮仓，向官府换取盐引（贩盐凭证），然后贩卖，从中获取厚利，后来有的商人就索性雇人在边境开立屯田，就地交粮，以省去运费。商屯的推行，解决了边储，也开发了边疆。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在他即位当年，他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必须及时奏报，对那些不重②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开垦荒地》。
③《明太祖实录》卷二九、卷一七六。
①《明太祖实录》卷三七。
视水利的官吏，则要加以处罚。洪武元年，修和州铜城堰闸，“周围二百余里”。四年修治广西兴安灵渠，可以灌田万顷。八年开山东登州蓬莱阁河，浚陕西泾阳洪渠堰。九年修四川彭州都江堰。十四年浚扬州府官河。洪武年间，明廷在各地组织修建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有的投工达数十万人，可灌地数十万顷以上，另外，还修建了许多中小型的水利设施。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还特谕工部，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备旱涝的，都须根据地势加以修治。到洪武二十八年统计，全国共开塘堰四万零九百八十七处，疏通河流四千一百六十二道，修治陂渠堤岸五千多处，成绩卓然。朱元璋特别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早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他在江南统治区就鼓励多种植经济作物。他下令：凡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桑、麻、棉花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按这个比例递加，并且要地方官亲自督促，违反命令的处罚。洪武元年以后，他又把这个命令推广到各地，并定出科征之额，麻每亩科八两，木棉每亩四两，栽桑的四年以后再征租。洪武二十七年（1394）还令户部教全国百姓多种桑、枣、柿和棉花，并教以栽种办法。每一户初年种桑、枣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多种棉花的免税。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发展，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料，也改善了人民的经济生活。如棉花的广泛种植，影响更为深远。明以前，棉花十分珍贵，普通百姓穿的都是用麻布制作的衣服，虽然也有用棉布做衣服卧具的，但不足用。明中叶以后，棉布成为全国流通的商品，进入寻常百姓家，人不论贵贱，地不分南北，人们都能穿上用棉布做的衣服。
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奖励垦荒和移民屯种等措施，大量的荒地开发和利用，急需大批劳动力投入生产。但在元代，蓄奴风气非常盛行，明初，这一习俗仍然存在。于是朱元璋在洪武五年（1372）通令全国，普通地主不得蓄养奴婢，违者杖一百，奴婢释放为民。而且还规定，凡因饥荒典卖为奴的，官府代为赎身。洪武十九年（1386）八月，河南布政使司曾在开封代赎典卖为奴的男女二百七十四人。同时，朱元璋还对寺院的发展严格控制。他明令各府州县只能有一个大寺观，禁止四十岁以下的妇女当尼姑，并严禁寺院收儿童为僧，二十岁以上的青年愿意出家，须经其父母申请，官府批准，出家三年后还得赴京考试，不合格的遣发为民。这些政策的实施，使社会上增加了一支庞大的劳力大军，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此外，朱元璋还对工匠的地位进行了改善，改变了元代把匠户完全强制在官营作坊里劳动的状态，放松了对工匠的人身控制。洪武十九年（1386）实行轮班匠和住坐匠制，鼓励工匠以更多时间从事社会生产，允许其在服役时间以外生产的产品可在市场上出售，这项政策无疑促进了明代工商业的发展。朱元璋在商业税额上也加以清理，废除了宋元以来繁琐的征课，规定商业税额为三十税一，书籍、农具等免税。洪武十三年（1380）还裁撤税课司三百六十四处。
移民屯垦政策的实施，社会劳动力的增加和调整，使明初户籍和土地占有情况发生巨大变动，为了掌握人口和土地占有情况，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下令在全国普查户口，编成户口黄册，以户为单位详细登载各户的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并按照人们的职业分为军、民、匠三大类。其中民类户籍以一百一十户为里，十户为一甲，通过里甲制度核实户口、征收赋税。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丈量了一次土地，以一个粮区为单位，记载每块土地的亩数、质量、方圆四至以及田主姓名等，并绘制成图，因所绘田亩形状像鱼鳞，故名“鱼鳞图册”。鱼鳞图册的绘制，不仅使国家征税有了依据，而且肯定了农民垦荒土地的所有权。它和黄册相互参照使用，便于朝廷对全国百姓和土地的控制。
明初税制基本上沿袭了唐宋以来的两税制。洪武时规定田赋率为：官田一般亩征税粮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设官田一斗二升。比元代有所减轻。为了保证国家赋税的征收，还实行了粮长制。粮长由地方上“田土多者”充当，负责田赋的催征、经收和解运。但法久弊生，原来朱元璋设立粮长时，想以此禁绝贪污，事实上并不能如愿，粮长利用职权，害民肥己的事时时发生。
朱元璋为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而实施了各项政策，其最大的目的还是解决百姓的吃饭穿衣，他在这方面的关切，同历史上各代皇帝相比，都是较为突出的。朱元璋出身贫苦之家，深深体会百姓生活的艰辛，他说：士农工商四民之业，算农民最是辛苦。他们终年勤劳，难得休息。遇到丰收，还可足食，碰上水旱灾害，则全家挨饿。我穿件衣裳吃顿饭，都想到种地织布的劳累。因此他即位后，力倡节俭，惜用民力，并身体力行。营建南京宫室，只求坚固耐用，不求雕饰奇巧。负责工程的人将图样送给他审定，他当即把雕琢考究的部分去掉，工程竣工后，他叫人在墙上画了许多怵目惊心的历史故事作装饰，让自己时刻不忘历史教训。朱元璋用的车舆、器具、服用等物，按惯例应该用金饰的，他下令以铜代替，主管此事的官员说：这用不了多少金子。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惜这点黄金，但是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下？”
朱元璋还曾命人带太子朱标到农村视察，亲眼看看农民的辛苦。太子回来后，他教育说：凡居处食用，一定要想到农民的劳苦，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他们不苦于饥寒。凡是闹灾荒歉收的地方，他都下令蠲免租税，灾情严重的地区，除贷米外，还赈济米、布、钞等。他在各地设置预备仓，存贮粮食，以备救灾之用。另外对旧豪族地主也采取了限制和迁徙的办法，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他们在地方上盘根错节，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危害新皇朝的利益，另一方面也防止他们财势过大，过分压榨农民。
第四节保境安民都城的建置朱元璋即位后，有一事令他颇费斟酌，而且在他脑际萦绕二十多年，仍放心不下，这就是都城的确立问题。
朱元璋略地定远后，根据儒士冯国用的建议，至正十六年（1356）进据了古都金陵，之后他从金陵挥师四向，统一南北，然而对定都于此却并不满意。洪武元年（1368）八月，朱元璋决定仿古代两京之制，以金陵为南京，汴梁（开封）为北京。在攻下元大都当月，他还巡视了汴梁，只因中原的凋敝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故没有营建北京宫阙之命。
洪武二年九月，建都问题再次提了出来。当时朝中大臣，有的主张定都关中，有的建议设在洛阳，有的提出以汴梁为都，有人认为就元大都的宫殿之便建都为好。朱元璋出于当时经济的考虑，认为长安、洛阳、汴梁都不宜建为都城。大都是元代都城，但作为新皇朝的首都，宫殿还需要重新修建，也不容易。反复思量，朱元璋乃以其家乡临濠前江后淮，有险可依，又有漕运之便为由定为中都，随后开始了宫阙城池的营建。到洪武八年（1375）四月，正当中都规模已具时，朱元璋亲自巡幸了中都，可由于种种原因，又下诏停止了。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朱元璋终于下诏改南京为京师，正式确定为国家的首都。然而南京作为京师的地位并不稳固，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视了西安、洛阳，有迁都之意，可所有的一切都因太子不久病死，朱元璋又已年迈而搁置下来。
用兵漠北朱元璋一再徘徊，考虑迁都，究其原因是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元顺帝北走大漠后，仍保有强大的军事势力，随时有重卷中原之举，这正是朱元璋最为忧虑的事。为了进一步统一蒙古地区，他也多次对蒙古用兵。洪武三年（1370）正月，朱元璋命令大将军徐达从潼关出西安，捣定西，以取王保保，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入沙漠追击元主。这一次用兵，取得了较大胜利，迫使北元再次北撤，而明朝的北部防御也得到稳定。之后在洪武五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又进一步用兵，其中二十一年，大将蓝玉追击到捕鱼儿海，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仅以身免，逃往和林。此役使蒙古受到震撼，北元再也无力与明朝对抗了。
朱元璋在对蒙古用兵的同时，竭力争取蒙古各部的归附，对蒙古上层人物根据不同情况授以官职，对一般留居中原或因避乱南迁的蒙古人，也鼓励他们和当地汉人及其他各族人民，和睦相处。洪武二十年（1387）纳哈出以二十万之众投降明朝，不能不说与朱元璋采取的民族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分封诸王朱元璋远在南京，仍屡屡挂念北部边防。北部边防的重要使他觉着仅靠他本人往来巡狩，或派出征大将仍是不够，倘若元勋重臣坐镇北方，他更放心不下，必须派可靠的人去镇守，于是朱元璋决定采用分封诸王的制度。洪武三年四月，朱元璋把他二子到十子封为亲王，十一年（1378）和二十四年（1391）又两次分封，把他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在全国各军事重地，想要他们来“夹辅王室”。
洪武十一年（1378），秦王就藩西安，晋王就藩太原。十三年以后，随着诸王年龄的增长，纷纷就藩各地。从当时全国形势来看，有权力的诸王仍镇戍在北方沿长城一线的重镇。如西安的秦王、太原的晋王、大同的代王、宣府的谷王、大宁的宁王等。诸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亲王的冕服车旗仅下皇帝一等，公侯大臣见亲王都要俯首拜谒，不得钧礼。虽说各亲王“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①，但他们的地位极高极贵。诸王有统兵和指授军事的权力，每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有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的到一万九千人，遇有突发事件，封地里的卫所镇兵，在接到盖有皇帝御宝文书的同时，还必须有藩王的令旨，才能调动。赋予亲王如此大的权力，虽然起到屏藩王室、翼卫朝廷的作用，但也为后来的藩王作乱，埋伏了危机。
对周边地区和国家的政策朱元璋对周边其他地区，也采取了不同方式加以管理。在西北设置诸卫所，在东北派驻官员去招谕，在西藏通过宗教关系，在西南仍承袭元代的土司制度，对这些地区采用朝贡、赏赐、茶马市贸易的方式，加强与这些地区的交流，收效十分明显。
然而，当朱元璋宣布明朝建立后，与民族问题并行的一个既现实而又传统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朱元璋面前。长期受儒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历代皇帝都把做天下共主当作自己的最高理想，而“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也往往被作为真命天子的标志。
洪武初年，对于朱元璋来说，尤其渴望争取万国来朝以树立其真命天子的形象。新朝鼎建，毕竟还有人不肯接受改朝换代的事实，尤其是一些文人，这怎能不让他忧虑？或许真命天子的威望能让这些人改变不与他合作的想法。因此，在他初登大宝之初，就开始了他的外交攻势。
但朱元璋鉴于元朝的失败教训，一反使用武力、对外扩张的做法。洪武四年（1371）九月，朱元璋曾跟他的大臣们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①以后他在《皇明祖训》中又向他的子孙提出告诫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②他认为武力征伐，伤财劳民，得不偿失。所以他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泥等国列为不征之国，与这些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双方的来往多是通过朝贡的形式，朱元璋厚往薄来，目的是让这些国家看到天朝大国的富有，体察到天子的博大胸怀，以图“四夷怀服”。
这种外交政策，却并非都行得通，在日本问题上，他就遇到了麻烦。洪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①《明太祖实录》卷六八。
②《皇明祖训·箴戒篇》。
武二年（1369），朱元璋派行人杨载出使日本。次年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去日本，进一步解释明朝的对外政策，表示愿意继承历史上的友好传统，消除日本国王的疑虑。赵秩圆满完成了使命，日本即派使者来中国。然而双方的友好交往却由于倭寇的问题受到影响。明初，在绵长的海岸线上时有倭寇的骚扰，见于史籍记载的也很多。如洪武二年正月，“倭寇山东滨海郡县，掠民男女而去”；四月“倭寇苏州、崇明等地”；八月“倭入寇淮安”；三年六月“倭入寇山东，转掠温州、台州、明州等地，又寇福建沿海郡县”①。以后倭寇仍频频入侵。这种情形使朱元璋的以解决倭寇为中心的对日外交开始陷入困境，明朝和日本的关系有所疏远。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宣布：“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②，采用了禁海政策。洪武十四年（1381）胡惟庸“通倭”罪名确立后，朱元璋“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③。又正式宣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二十七年（1394）又进一步申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到三十年（1397）还再次申明“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④。完全采取禁海政策，这一封闭政策对明初体制、经济都影响不小。洪武年间，朱元璋迟迟没有作出迁都之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考虑到东南的海防。由于倭寇在东南沿海的侵扰，朱元璋以后几代皇帝也沿袭这一政策，直到明朝中后期，随着倭寇问题的解决，才逐渐打破这一封闭政策。
洪武年间，朱元璋试图做天下共主的目的，或许并没有完全达到，但在一定程度上却赢得了良好的周边环境，使他有充裕的精力投入到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事业中去。
①《明太祖实录》卷三六、四○、四三、五三。
②《明太祖实录》卷七○。
③《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④《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二三一、二五二。
第五节“忧危积心，日勤不怠”
明太祖朱元璋以一介贫民，角逐于群雄之间，最终推翻元朝统治，一统天下，建立明皇朝。明朝建立后，他对官僚机构、军队组织进行改造，集大权于一身。建立特务网，兴党狱，以削除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对皇权的威胁。但他在不择手段建立**统治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减轻人民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措施，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这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朱元璋一生励精图治，勤奋好学。他虚心向儒士求教，学习文化知识，即位后喜欢写诗作文，挥笔立就，文字简练、不饰辞藻。他还喜欢读史书，从《左传》、《史记》、《汉书》到两《唐书》、《宋史》多达六七十种。他常常与文人们谈诗论文，说古道今，或讲经读书，以吸取古今成败的经验教训。
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
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犹披背。
反映了朱元璋处理国家政务的勤勉不怠。由于他时时担心大权旁落，事必躬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批阅公文，直到深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没有休息日和假期。据吴晗先生统计，以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间的收文为例，从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中，共收内外诸司奏札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他平均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折，处理四百多件事。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七十一岁，这年五月他终于病倒了，然而他仍坚持处理政事，勉强支持了三十天以后，平静地死去。他在遗嘱中说：“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这个自我评价还是较为客观的。
朱元璋去世六天后，葬在南京钟山南麓的孝陵。谥为“圣神文武钦明应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
第二章刘基李善长宋濂胡惟庸刘基、李善长、宋濂、胡惟庸都是明朝的开国谋臣。
第一节刘基刘基以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而驰名天下。他足智多谋，有卓越的分析判断能力，被世人喻为魏徵、诸葛亮再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浙东名士刘基（1311—1375）字伯温，处州青田（今属浙江）人，出身官僚世家。受家庭熏陶，从小聪颖过人，十四岁进处州（今浙江丽水）郡学，习《春秋》，“人未尝见其执经读诵，而默识无遗”①。十七岁，拜名儒郑复初为师，攻读宋儒周敦颐、二程开创的“濂溪学”、“洛学”。他看书涉猎很广，经史子集、天文兵法无所不窥，而“尤精象纬之学”①。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仅二十三岁的刘基就考中了进士，初露锋芒，时人对他都很器重。老师郑复初曾对他父亲说：“此子必高公之门矣！”秘书监揭曼硕对人说：“此魏徵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②“有进贤老人邓祥甫者，一见诧异曰：‘吾尝语人王佐之学，率不省，子善自爱。’尽出秘书相示。”③元至元二年（1336），刘基被任命为江西高安县丞，为官清廉正直，以打击权贵而名重一时。但是，在极端**的元末社会中，正直守法之士是很难得到重用的。特别是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军事统治，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把社会划分为四个阶层：蒙古人最高贵，色目人第二，汉人第三，南人最下。所谓“南人”指的是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宋朝统治下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刘基自然属于“南人”之列。这样，才气横溢的刘基却始终免不了因“南人”的地位在官场上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击。二十九岁时，刘基复审一起人命冤狱，尽改原判，因此得罪了检察官，调为职官掾史。第二年，又因与幕府官僚发生意见分歧而被迫辞职，不久补升江浙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又几次三番上书弹劾御史失职数事，被御史大臣重重阻挠，刘基激愤之下再次辞职。先隐居江苏丹徒，后又寓住浙江临安，每天纵酒西湖，以抒发心中忧愤。
这时，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至正八年（1348）十一月，方国珍首先在浙江台州起兵，**无能的元朝统治者，为了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被迫起用刘基为江浙行省元帅府都事。刘基一旦得到重用，也一心为元朝效力，他建议筑庆元等城，以压逼起义军；并且极力反对招抚，倡言：“方氏兄弟首乱，不诛无以惩后！”方国珍大惧，厚赂刘基，却之。方国珍收买刘基不成，便派人由海路到大都（今北京），以重金贿赂朝中重臣，使朝廷下诏招抚。元廷因此给刘基扣上了“失天子悯念元元之至意”的罪名，撤了他的职务，将他看押在绍兴府。刘基气愤之极，好几次想自杀，幸亏门人密理沙等拼命拦阻，才得以不死。从此他放浪不羁，一天到晚在绍兴游山玩水，①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首。
①《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②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首。
③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刘基传》。
作诗赋词，他以屈原、贾谊自比：“上壅蔽而不昭矣，下贪婪而不贞”，“进欲陈而无阶兮，退欲往而无路”①。借以表达对元朝统治集团的不满。
方国珍却趁这个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其他各地农民军也都纷纷起义响应，江浙行省在无奈之中，恢复刘基的官职，先命他“招安山寇吴成七等”②。刘基自募“义兵”，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对拒命不服的起义者进行血腥的镇压。后又与行省枢密院判石抹宜孙互为犄角，相互声援，共同出击方国珍，因镇压有功，先后被江浙行省提拔为枢密院判、行省郎中，但上报朝廷时，朝中当权者排挤汉人，借口刘基原只担任过儒学副提举，按资只能迁总管府判，实际上反而降了级，且又失去了兵权。三起三落，到处碰壁，刘基对元朝已心灰意冷，绝望之下，他置元世祖像于案上，北向而拜曰：臣不敢负世祖皇帝，实在是因为无路可走了。就逃归青田，时值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
怀才不遇、落泊而归的刘基，到了这时才开始冷静下来，考虑自己今后的出路：距他最近的割据力量方国珍，向来被他视为海盗。姑苏（今江苏苏州）的张士诚，亦为刘基所不齿，他曾说：“吾生平忿方国珍、张士诚辈所为！”①自然更不会投奔他们，为他们所用。投靠应天的朱元璋吧！确实，在刘基看来，在元末群雄中，有雄才大略、能成大业的只朱元璋一人。还在十年前第一次罢职时他就隐隐约约地萌发过这个念头，那次，刘基“与鲁道源、宇文公谅日纵酒西湖，见有异云起，时基已醉，放言曰：‘嘻，此所为天子气，应十年，我其辅之。’”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下南京，刘基更加相信朱元璋非同小可，假借天文，“指乾象谓所亲曰：‘此岂人力所能哉！’”②但是，朱元璋毕竟是与“圣朝”为敌的“贼”啊！自己在先前的一些诗歌里，不是也直斥他为“盗贼”吗？如《次韵和孟伯真感兴》写道：“五载江淮百战场，乾坤举目总堪伤。已闻盗贼多如蚁，无奈官军暴似狼。”又如《闻高邮纳款漫成口号》：“闻道高邮已撤围，却愁淮甸未全归。圣朝雅重怀柔策，诸将当知虏掠非。”这里的“江淮”、“淮甸”都指的是朱元璋。③这样，饱读经史和饱尝仕途坎坷的刘基，矛盾重重，心乱如麻，索性采取静观时变的办法。当时有“客说基曰：‘以足下才气无双，从好乱之众，踣方氏而有明、越，画江守之，此勾践之业也’。基笑曰：‘是又一国珍也，天命行有常，子姑待之！’”④刘基一方面集乡练自保，防备方国珍的进犯；另一方面，发愤写作，著郁离子》十卷十八篇以见志。
经画盛世文明之书《郁离子》在刘基隐居青田撰写《郁离子》之际，农民起义的烈火越燃越炽。处于鼎盛状态的北方红巾军挥师三路北伐，直逼元大都，刘福通则率部攻占汴梁；徐寿辉、陈友谅的南方红巾军在长江中游继续发展；活跃于江淮之间的另一①刘基：《吊泰不花元帅赋》，《诚意伯文集》卷八。
②张时徹：《诚意伯刘公神道碑》，《诚意伯文集》卷首。
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平定东南》。
②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刘基传》。
③吴晗：《朱元璋传》。
④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刘基传》。
支红巾军，主帅郭子兴死后尽归朱元璋统辖，朱已建立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割据长江三角洲的张士诚、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对元朝则时反时降。总之，反元起义的烈火燃遍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元朝的统治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
面对这种阶级冲突、民族冲突白热化的局势，作为一个胸藏韬略的儒士和一个由“卫元”向“反元”思想转变的英雄，刘基需要的是系统地整理自己的思想，总结元末弊政的经验教训，以为未来新皇朝的建设作准备。而《郁离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即所谓：“学既不获措诸设施，道不行于天下，其所抱负经画可以为文明治世者，独得笔之方册，垂示千百载之下。”①刘基的弟子徐一夔解释《郁离子》书名的意蕴时说：“郁离者何？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离子》。”《郁离子》继承了先秦诸子以寓言比喻政事、阐发哲理的传统，用生动而洗练的寓言故事反映了元末错综、尖锐的社会矛盾，并展示出作者为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所作的种种设计。此后，刘基在辅佐朱元璋创建明朝的过程中提出的种种献策，均与《郁离子》所述思想一脉相通。正如徐一夔所说：“公之事业具于书，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书见于事业，此皇明之所以兴也。”①《郁离子》首篇《千里马》，叙述千里马駃騠，只因北方所产，便“置之外牧”，不被重视，《八骏》篇首先赞扬穆天子和造父以马之良劣区别对待，这样，“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但是后来主持者不会识别马之良劣，而只是一味地以产地来区别对待，以至最后盗贼蜂起时，“王无马不能师，天下萧然”。显然，寓言旨在揭露元朝统治集团推行的以“种族取人”的民族歧视政策，不能真正任用人才。接着，作者用相当篇幅抨击元朝统治集团的暴戾恣睢与吏治的昏乱。《燕王好乌》、《鵋■好音》篇，把那些“蔽王耳目”，迎合王意，贬黜逆己者，“得宠而矜”的人比作群乌、鵋■。在《好禽谏》篇中，借卫懿公好鹤，为狄人所灭的故事，暗指元朝灭亡只是旦夕之事。《宋王偃》篇，曲折地反映了元朝统治者的好大喜功，任意征伐。《云梦田》、《芈叔课最》、《治圃》等篇，揭露了统治者以“多括为功”、“聚敛无度”的政策。《蜀贾》篇侧重描写当时吏治的昏乱。《贿赂失人心》篇展现元代官吏“求贿”而轻于国是的**状态。在《贿亡》、《食鲐》等篇中，刘基更将好贿比作毒鱼■鲐，将“亡其身以及其家”。他的著名散文《卖柑者说》，有力地抨击了那些坐高堂、骑大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文武官员们，揭露他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丑恶本质。
此外，刘基在《郁离子》中还用大量的篇幅阐发了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郁离子》的最后一篇是《九难》，在这里，刘基通过“郁离子”（作者自称）与随阳公子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志向：“仆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
基于对元末社会动乱根源的认识，刘基为未来的统治者开出了“以大德戡大乱”（《井田可复》）的药方。在《灵邱夫人》篇，巧妙地借“蜂”喻民，生动地申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养民为政事之本，善养民者，国势熇熇；废怠于此者，国势凉凉。刘基认为，养民之道“在于宽仁”，在《术使》篇①吴从善：《郁离子序》。
①徐一夔：《郁离子序》。
中，不仅直接讽刺了“什一之征”的田赋办法，而且明白无误地指出：重赋苛敛将逼迫人民“铤而走险”，使“狙公卒馁而死”。在《糜虎》篇中，刘基更以“虎逐糜，糜奔而阚于崖，跃焉，虎亦跃而从之，俱坠而死”的寓言，发出逼迫过甚将导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同归于尽的警告。在《天地之盗》篇中，刘基还阐述了一个富于民本主义色彩的思想：统治者应把索取财富的目标指向自然界，善于做“天地之盗”。在《井田可复》篇中，他提出了“复井田”的主张，使人民能过上“不饥不寒”的生活。
当然，刘基尽管主张以宽仁待民，但认为威令亦绝不可废。他指出，施威令实际上是施德政，因为，“其法至于杀，而生人之道存焉”，即所谓“刑期于无刑”，若一味宽纵，“是启侥幸之心而教人犯也”（《郁离子·刑赦》）。这是从宋元“宽纵失天下”而引出的教训。为此，刘基坚决反对招安造反的为首者，因为这实际上是“劝天下作乱”，而决不是“敷文德”的表现，这种威福并施的统治者，刘基称之为“道”：“夫民犹鹄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则中矣。”（《郁离子·躁人》）因此要因势利导，诱使国人走上统治者设计的轨道。
鉴于元朝统治者所用非人、自取败亡的教训，刘基对人才的使用极为重视，在《鲁班》篇中，以修葺住宅为例，明确地提出去腐恶、换新材，各因其能的建议；并强调指出：“其取材也，惟其良，不问其所产。”主张唯才是举，排斥一切宗派偏见。在《任己者术穷》篇中，他指出：“不任人而专任己，于是谋者隐，识者避，巧者拙，廉者匿，而圆曲顽鄙之士来矣。”在《琴弦》篇里，借乐师师旷之口，以大弦为君、小弦为臣作喻，批评晋平公抹杀大弦小弦的差别，以君王之尊侵夺臣职，以致“上下失其统”，表达了刘基对理想政治中君臣分工、协作关系的设想。此外，刘基还向未来的统治者进言，提出了用人之长（《使贪》）、守信于民（《姑苏围》）、纳直言（《韩垣干齐王》）、去讳矜（《自讳自矜》）等建议，认为这些都属于圣君明主应当施行的德政。
刘基的这些主张，都是有为而发，颇能切中元末时弊。所以后人对它评价很高，说它“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其言确然，凿凿夫如药石之必治病，断断夫如五谷之必疗饥而不可无者也。”①当然，刘基是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他是不会满足于“思垂空文而自见”的境遇的。早些时候，他作《题王右军兰亭帖》，借王羲之以自喻：“王右军抱济世之才而不用。观其与桓温戒万谢之语，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岂其本心哉！临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独以能书称于世，悲乎！”②这实际上表明他不甘老于山水的心志。
运筹帷幄，决策千里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下婺州（今浙江金华），定括苍。翌年，置中书浙东行省。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他迫切需要当地武装力量的支持，但是地方上有名望的豪族叶琛、章溢以及刘基等人还躲在山里结寨自保不肯出来。朱元璋早就仰慕刘基的学识才智，派处州总制孙炎邀他出山，刘基犹豫①徐一夔：《郁离子序》。
②刘基：《题王右军兰亭帖》，《诚意伯文集》卷六。
未有所决，孙炎便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反复说明利害。陶安和宋濂也来信相劝。他母亲也劝他出山：“自古衰乱之世不辅真主哪能获得万全之计呢？”①于是，刘基不再犹豫，于至正二十年三月，怀着勃勃雄心离开青田到达应天，时年五十岁。
与此同时，叶琛、章溢等人也相继归附朱元璋。对朱元璋来说，由于刘基等地方豪强的合作和支持，在浙东的元朝抵抗力量就日益减少了，地方的秩序安定也有了保证。后来在洪武三年（1370）授刘基为弘文馆学士诰中就说：“朕亲临浙右之初，尔基慕义。及朕归京师，即亲来赴。当是时，括苍之民，尚未深信，尔老卿一至，山越清宁。”②另一方面，刘基等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深谙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有他们运筹帷幄，朱元璋便如虎添翼，军事方面取得了更多更大的胜利。
刘基一到应天，朱元璋马上召见，“从容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刘基也立即呈上时务十八策，分析内外形势，详陈灭元兴邦的大计方略。朱元璋大喜过望，相见恨晚，待以上宾礼，“留帷幄，预机密谋议”①。
当时朱元璋左有陈友谅，右有张士诚。比较起来，张士诚富，陈友谅强。张士诚出身私盐贩子，遇事斤斤计较，顾虑多，疑心重，保守持重；而陈友谅是打鱼出身的，惯在风浪里过日子，野心大，**高，易冒险进取。朱元璋在应天，陈友谅居上游，可顺流而下，其视朱元璋是笼中之鸡，可手到擒来。他派出使者和张士诚相约：东西夹攻，瓜分朱元璋领土。朱元璋问计于刘基，他分析了东西两面情况说：张士诚龌龊无大志，只想保住那块地方，首鼠窜伏，阴阳于元，是个自守虏，不足与谋。主要的威胁是陈友谅。他拥有精兵大舰，地处上流，其心无日忘我，集中力量除掉陈氏，上游无事，张士诚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刘基这番透辟入理的分析，避免了朱元璋两线作战的危险。假如先攻张士诚，陈友谅一定全军出动，到时腹背受敌，胜负就很难说了。因此朱元璋听后大喜曰：“先生神机妙算，请知无不言。”②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攻占太平（治所在今安徽当涂），袭击龙江，其锋锐不可当。朱元璋欲发兵抵御，而众将恇忧不决。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奔据钟山。刘基独张目不言，朱元璋召之入内，刘基激动地说：先把主张纳款及奔钟山者斩了再说！敌人现在志骄气盛，但骄兵必败。如果我们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然后派伏兵突然袭击，胜券在握。“自古天道以后举者胜，取威定霸，在此一举。”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主张，结果大获全胜。以“克敌赏”授刘基，刘基辞不受。
至正二十一年，陈友谅又遣将攻下安庆，朱元璋欲亲自带兵征讨，刘基极力赞助。安庆城坚，从早到晚不能攻下，刘基又建议撇开安庆，出其不意，直趋江州（今江西九江），捣陈友谅巢穴。陈友谅从梦中惊觉，疑神兵天降，仓猝应战，携妻孥奔武昌。江州降，汉龙兴（今江西南昌）守将胡廷瑞遣子请降，不过他要求降后仍统率自己的部属。朱元璋一时面有难色。刘基急中生智，从后面踢了一下朱元璋坐椅。朱元璋悟，许之。结果，胡廷瑞降后，①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首。
②《诚意伯次子閤门使刘仲璟遇恩录》，《诚意伯文集》卷一。
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平定东南》。
②《明史》卷一《太祖纪》。
其他汉将接二连三遣使来降，江西诸郡皆下。
先是，刘基母亲富氏病逝，因战事正紧，无暇抽身。这时刘基请求回家葬母，回青田后，碰巧苗军发动兵变，杀金华、处州守将胡大海、耿再成等，浙东大震。刘基便替守将夏毅安谕旁近诸属县，又与平章邵荣等一起谋复处州，乱遂定。方国珍一向敬畏刘基，这时特地遣使吊丧，刘基借回谢之际，盛赞朱元璋威德，于是方国珍从此向朱元璋纳土入贡。刘基虽在家居丧，每逢军国大事，朱元璋总是派特使到他家请教，刘基条分缕析，悉合机宜。不久召还，路过建德，逢张士诚来犯，守将李文忠奋欲击之，刘基止之曰：“敌兵三日后必退，退而尾之，尽可擒也。”三日后，刘基登城望曰：“贼兵退了。”众人见张营壁垒森严，旗帜密匝，且闻鼓声阵阵相应，不敢进军。刘基拚命催促，等部队赶到其驻地，才发现只剩下一座空营，所留都是老弱残兵。于是遣兵追击，一直追到东阳，大获其众。
朱元璋原信弥勒教，属红巾军的一支，接受红巾军领袖小明王韩林儿名义上的领导。后南下另辟基地，仍遥奉韩林儿为帝。每逢过年，中书省都要设御座行礼，刘基到应天后，独不拜，并说：“彼一牧竖耳，奉之何为！”因密见朱元璋，告诉他，在群雄四起之际，要成大业必须摆脱别人牵制，完全自主独立。朱元璋听后大为感悟。
至正二十三年（1363），刘基回到应天，时张士诚大将吕珍袭击安丰（治所在今安徽寿县南、安丰塘北），杀刘福通，朱元璋欲亲自出救，刘基极力劝阻说：“汉、吴伺隙，未可动也。”①而且救得小明王出来，当发放何处？是继续让他当皇帝？还是关起来杀掉？要是后者，救他作甚！要是前者，岂不是自讨没趣！朱元璋则认为，安丰如失守，应天就会失去屏蔽，救安丰即是保应天。遂出兵，吕珍不支逃走。朱元璋先把小明王关在滁州，后又派廖永忠沉之于水。
当朱元璋出兵救安丰时，陈友谅果然乘虚进犯，陈军号称六十万，围洪都（今江西南昌）。洪都被围三月，几陷敌手。守将朱文正遣张子明来报，朱元璋乃治兵二十万西上迎击，并对刘基说：“我不该有安丰之行，假如友谅乘我不在，应天空虚，顺流而下，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大事去矣！”双方大战于鄱阳湖，一日数十接。有一次，在炮火密集的激战中，刘基心明眼快，促朱元璋速换座舰，迅即原乘舟被击碎。陈友谅凭高见之，以为朱元璋必不可免，大喜。而朱元璋坐舟更进，汉军皆失色。②双方在湖中相持多日，刘基又建议移军湖口扼之，以金木相克日决胜。陈友谅穷蹙无奈，进退失据，慌乱间中流矢而死。鄱阳湖一战是朱、陈之间的决战，为朱元璋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一仗朱元璋亲自督战，刘基则“千里相从，言从计用，累赞成大功”；①又“累察乾象，多效谋猷”②。日后，朱元璋对刘基次子刘璟说：“他的天文，别人看不懂鄱阳湖到处厮杀，他都有功。”③友谅既死，武昌随即降附，其后朱元璋东取张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①《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②《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均有记载，而《罪惟录》、《续藏书》均不录。关于刘基“手挥难星”之说当属无稽。日侍左右，临难决策则是事实。
①《明太祖实录》卷九九。
②《明太祖实录》卷五八。
③《诚意伯次子閤门使刘仲璟遇恩录》，《诚意伯文集》卷一。
业，基本上遵照了刘基的战略构思。
治世能臣明皇朝建立后，国家草创，百废待兴，刘基竭智尽虑，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元年（1367），刘基被任命为太史令，制定《戊申大统历》。值太白金星出现在紫微垣，群臣惴惴不安，恐有血光之灾。刘基发觉后，立即密言朱元璋下诏罪己，以回天意，众心乃定。逢大旱，刘基上请处理滞狱，朱元璋即命刘基平反，刚批示完毕就大雨如注。刘基遂趁此时机要求立法定制，以制止滥杀。朱元璋从之，不久纂成律令，是为洪武三十年所颁《大明律》之张本。一日，朱元璋梦见一人头上有血，以土傅之，就想杀一批犯人以应之。刘基故意假析此梦曰：“头有血，众也；傅以土，得众且得土也，应在三日。”朱元璋为之停刑三日，不久传来海宁归顺的捷报。朱元璋大喜，把囚犯全交给他放还。④这时刘基最受朱元璋信任，言无不听。中书参政张昶，元故臣，上书颂功德，刘基当众叱之：你大概想做赵高吧！张昶脸色为之一变。便暗中派人窥伺刘基阴事。齐人翼岩，飞章弹劾刘基专擅，朱元璋怒诘之，查出系由张昶所使，便把他杀了。①洪武元年（1368），刘基根据当时“民困必须苏，用兵不能少”的需要，取古时军屯法和府兵制之长处，奏请创立军卫法。即在全国各地设立卫所，常驻军队，士卒平时屯垦，战时从征，调编任将一律归朝廷掌管，旨在减轻百姓负担，安定地方，增加兵源，集中兵权。这一制度对朱元璋统一疆域、巩固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不久，刘基任御史中丞，仍兼太史令。当时国家初创，凡诸大典制都由他和李善长、宋濂等稽定。御史中丞章溢奏请定处州税粮，朱元璋命参照宋制，亩加五合，惟青田不加，曰：“以太史故，令其乡人传为美谈。”
随着政权的日渐稳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渐暴露出来，从朱元璋政权的支柱来看，它有二支基本力量：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朱元璋建国称帝后，淮人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占压倒的优势，浙东集团被排挤、受压抑，他们当然不会甘心，也想尽一切办法取得朱元璋的信任。就这样两大派系斗争越来越尖锐。朱元璋就利用这种矛盾，重用淮人又用浙东势力来监视淮人，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当时，左丞相李善长功高望重，众人皆仰其鼻息，只有刘基与之分庭抗礼，李善长为之不乐。逢李善长因过失受谴，御史凌悦乘机弹劾，刘基却站出来替李善长辩护，说李勋旧，且能调和诸将。朱元璋惊讶地说：他数次想害你，你怎么反给他做说客呢？看来，你既有大功，又忠心诚实，可以代他为相。刘基叩头答：这使不得，好比要换柱子，必得大木方可，若以小木代之，将加速倾覆。臣驽钝，岂能受此重任。后李善长罢相，朱元璋欲拜杨宪为相。杨宪和刘基关系一向不错，刘基却力言不可，说：“宪有相才，而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冰，以义理为权衡，而己从不置身其中。宪则不然。”朱元璋问汪广洋如何？答曰：“此人褊浅，比杨宪有过之而无不及。”又问及胡惟庸，刘基不高兴地说：为相犹如驾车，恐怕他会把④《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①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刘基传》。
你的车翻掉的！朱元璋说：做我的宰相，确实没有比先生更合适的了。刘基力辞：臣嫉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恐辜负您的一片好心。其实天下有的是人才，惟明主悉心求之。至于目前诸公，确实没有一个合适的。果真，后来这些话都一一应验了。杨宪因怙宠、汪广洋以巽懦、胡惟庸因大逆，皆不得好的结果。
北伐军攻克河南后，朱元璋赴汴梁，刘基和李善长留守应天。刘基谓宋元以宽纵失天下，宜肃纪纲。于是朱元璋诏令诸御史纠劾不要有任何回避，宿卫宦侍有过者，皆启禀皇太子置之于法，人威其严。中书省都事李彬因贪纵服法，李善长和他私交挺好，请刘基拖延处理此案，刘基不循情面，马上上报，报可，方祈雨，即斩之。从此李善长与刘基绝交。朱元璋回应天后，李善长攻击刘基在盛夏祈雨时，杀人坛壝下，大不敬。其他怨恨刘基的人也交相诉苦诬告。朱元璋留章未下。逢大旱求广开言路，刘基奏：“士卒死后，其妻悉处别营，凡数万人，阴气郁结；工匠死，暴尸野外；吴将吏降者皆编军户，足干和气。”朱元璋按他的意见办妥了这些事，可十天过后仍不下雨，心中很恼火，恰逢刘基丧妻，就批准他告老回家。这时朱元璋方有营建中都之意，又锐意出塞追歼残元主力王保保。刘基临走前，上书说：“凤阳四散之地，非天子宜居；王保保未可轻也。”后来果真被他说中了。
这年冬天，朱元璋想起刘基劳苦功高，亲自写了封信，召他回京，赐赉甚厚，进兼弘文馆学士，并追赠其祖、父皆永嘉郡公。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授刘基诚意伯。到了第二年，才又允许他回家。刘基回青田后，仍上章问朱元璋起居情况，撰《平蜀颂》。朱元璋有事也常请教刘基，曾亲笔写信询问天象：“即今天象叠见，天鸣已八载，日中黑子或一或二或三，或一日二见，不知灾祸何年何月何日至？”刘基就详详细细地写了一个奏本，主要意思讲：霜雪之后，必有阳春。现在国家刚刚建立，应该给老百姓松口气，给民实惠。
刘基性格刚强，嫉恶如仇，不能与世事推移，“与物多忤”①，得罪了许多权贵。加之洪武初年，他位高不居，功成身退，不愿为相，使性格雄猜的朱元璋有所不满，触犯了“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教，不为之过”②的禁条。他屈己藏身，消极逃遁，反而给小人们提供了一块禁脔，日后他们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势，稍一作弄，刘基的气数也就完了。初，刘基上书说，瓯、括间有一块叫谈洋的空地，南抵福建，为盐盗聚集之所，方国珍也由此起兵，请设立巡检司加以弹压。豪右奸民为之叫苦连天。碰巧茗洋逃军叛乱，地方官吏害怕上司切责，隐匿不报。刘基叫长子刘琏奏其事，奏章没有先向中书省关白。时胡惟庸方任左丞相，挟刘基旧语，加此新恨，遂暗中唆使所善地方官吏上书诬刘基，谓谈洋地有王气，刘基想据之为墓地，民不给，就请立巡检司逐民。朱元璋迷信入骨，听后颇为所动，遂夺去刘基俸禄，刘基大惧，慌忙间赴京谢罪，不敢遽归。不久，胡惟庸代汪广洋为右丞相，见朱元璋对刘基日渐疏远，于是佯与之好。洪武八年（1375）正月朔，挟医前来探病。刘基饮其药，觉肚中有个拳头般的块状体，又三月，病势转剧。朱元璋听说后遣使护送他返乡，并亲制文暗含威胁地说：“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刘基刚到家里，病情就恶化，居①《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②《大诰三编·苏州人材第一三》。
一月而卒，享年六十有五，谥文成。临终前，预缄所习天文秘书授长子刘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又谓次子刘璟说：“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连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①刘基死后不久，胡惟庸案发。朱元璋追思刘基生前所言，懊悔不已。他对刘璟说：你父亲是个忠臣，临死都不忘我，如今我才知道他是吃了奸臣们的蛊了。我要向天下公布他的好处。又安慰道：“你父亲是有分晓的，如今我做皇上的也是有分晓的，终不亏了他的好名声。”②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颁诰，令刘基子孙世袭诚意伯爵禄。
①《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②《诚意伯次子閤门使刘仲璟遇恩录》，见《诚意伯文集》卷一。
第二节李善长开国功臣李善长（1314—1390），字百室，凤阳定远（今属安徽）人。明朝开国元勋。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朱元璋说他“比之于萧何，未必过也”①。后因“谋反罪”被杀，故鲜为世人所传。
青年时期的李善长读书不多，粗通文墨，但为人有智计，喜欢法家学说，“策事多中”，里中推为祭酒。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刘福通在颍州起义，淮河南北大震，李善长出于对元朝统治的不满，“欲从雄，未果”②，乃避乱东山中。至正十三年（1353），朱元璋方任郭子兴麾下大校，用计收得横涧山兵二万，南下攻打滁阳（今安徽滁州）。在路上，李善长到军门求见，朱元璋听说他是地方上有名的人物，很礼貌地接待他，双方谈得很投机。朱元璋问四方兵起，何时才能太平？李善长说汉高祖也是平民出身的，为人气量大，看得远，善于用人，不乱杀人，五年功夫，便平定了天下。元朝不得人心，上下不和，已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濠州与沛相去不远，你如能学习这位同乡的长处，天下太平也就快了。朱元璋听后连声叫好，留下他做幕府的掌书记，嘱咐他：如今群雄四起，天下糜烂，仗要打得好，最要紧的是要有好的参谋人员，我看群雄中管文书的和做参谋的幕僚，总要说左右将士的坏话，文武不团结，将士施展不了才能，自然非败不可。将士垮了，主帅势孤力单，也相继而亡，你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协调诸将，不要学那些幕僚的坏样子。从这时候起，李善长便一心一意地追随朱元璋，随他“下滁阳，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很受信任。随着事业的扩大，四方将士来投效者日益增多，李善长考察他们的才能，建议提拔有功和有能力的，处分不积极的将吏，使部下能人尽其才，安心做事。武将中有以力相争的，李善长就“委曲调护”，致使不发生矛盾。①但是李善长的乡里观念很重，在战争年代，这个缺点还不很明显，到明皇朝建立以后，他的同乡观念不免有结党之嫌，最后则成了致祸的口实。
至正十四年（1354），郭子兴南下，率万人至滁阳，因统朱元璋军，并欲夺善长自用，李善长不愿，朱元璋曰：“主帅，我父也，安得不去？”但李善长极力推托，始终未往，久之，郭子兴也不再相强，而朱元璋却对他更加信任了②。不久，郭子兴病死，朱元璋代领其兵，镇守和阳（今安徽和县）。有一次，朱元璋亲自袭击鸡笼山寨，派少量兵佐李善长留守，临行嘱曰：“敌人一旦来犯，千万不要出击！”当时元朝王子秃坚、枢密副使绊住马，“民兵”元帅陈也先先后屯兵新塘、青山等处，闻和阳城虚，急来偷袭。李善长临危知变，暗设埋伏，大败敌军，朱元璋闻报喜曰：“不意缝掖乃办执戈！”③因共谋渡江，李善长说：“我兵众粮少，舟楫不备，请稍候。”碰巧巢湖水①雷礼：《国朝列卿记》卷一。
②李贽：《续藏书》卷二。
①《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②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八中。
③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八中。
帅俞通海、廖永安等，以水军万余来投，李善长大喜曰：“天赞我也！”便决定渡江，败蛮子海牙，拔牛渚，下采石，乘胜取太平。在军队进城前，朱元璋叫李善长先写好禁约：“不许掳掠，违令按军法处置！”等太平城一下，就四处张贴，军士们看了，“肃然无敢犯”。严明的军纪使朱元璋在民众中留下良好的影响。乃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朱元璋任元帅，以李善长为帅府都事。军纪好，民众都放了心，这名气传遍了，朱元璋军事上的成功和巩固便有了保障。这年，朱元璋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以李善长为参议，时宋思颜、李梦庚、郭景祥、陶安等俱为省僚，而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李善长。有一天，朱元璋问他：“你常比我为汉高祖，你是酂侯。至于徐达吗，也比得上淮阴侯，可留侯在哪里呢？”李善长答：“金华人宋濂博闻强记，又兼通象纬，可当此任。”朱元璋补充说：“据我所知，通象纬者莫如青田刘基。”于是便聘请两人共谋大业。①可以这么说，以宋、刘为代表的浙东集团在朱元璋一生事业中，与淮西力量发挥着相得益彰的巨大作用。至正二十年（1360）夏，陈友谅约张士诚合攻应天，朱元璋决定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命康茂才速使陈友谅来攻，李善长不解曰：“我正以来为忧，怎么反叫他快点来呢？”朱元璋解释道：“假如陈张相结，我怎么抵挡得了。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先攻破友谅。陈败，张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李善长称是。遂出兵，大败陈友谅。②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立为吴王，拜李善长为右相国，时犹承元制尚右。李善长明习故事，裁决如流，又擅长辞令，朱元璋有所招纳，往往由他代草。几次大的战斗如西克江州（今江西九江）、两平洪都（今江西南昌）、援安丰（今安徽寿县南、安丰塘北）、讨庐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下武昌，都由李善长留守，将吏帖服，居民安堵。前方战事频起，命将四征，百万供给，皆由李善长转调。又请征两淮盐税，立茶法，皆根据元制而去其弊政。不久复请制钱法，开铁冶，定渔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①。吴元年（1367）九月，平吴，论功封李善长宣国公，改官制，尚左，以为左相国，赏赐无算。时惩元纵弛，颇用重典，法律有三条关于“连坐”的款文，李善长建议除大逆以外皆免之，朱元璋遂命他与刘基等裁定律令，颁示中外。不久，李善长又率群臣上表劝朱元璋即帝位，朱元璋称帝后，命李善长为大礼使，定追封祖、父及册立后妃、太子、诸王等事宜。置东宫官属，李善长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余仍旧。不久，又上奏定六部官制，议官民丧服及朝贺东宫仪式。监修《元史》，主编《祖训录》、《大明集礼》等书，制定朝臣大小服色俸赐、天下岳渎神祗名号、封建藩国及功臣爵赏，存恤国初都先锋、十大元帅、都尉、指挥、阵亡无后者之父母妻，禁淫祀。总之，明初国家草创，百废待兴，各种典章制度，事无大小，皆由李善长和刘基、宋濂及其他儒臣共同商量、斟酌制定的。
国定身死洪武三年（1370），以徐达、李文忠班师回京，大封功臣。当时，将军①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八中。
②雷礼：《国朝列卿记》卷一。
①《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们功劳大的平定了中原，小的也攻取了闽越州郡，李善长留守南京，“雍容无所见绩”①，朱元璋体会到这一点，说李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与我共事的时间很长，又努力保障后勤供应，功劳很大，进封韩国公，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参军国事，岁禄四千石，子孙世世勿绝，赐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时大将军徐达功绩赫赫，然犹位在李善长之下。
李善长外宽和而内多刻薄，进封大国，却受爵不让；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其权，即按其罪奏黜之。其所厚者中书都事李彬犯法，刘基铁面无私，置之于法，李善长“恶人先告状”，以致刘基被迫告老退职。朱元璋凭借淮西力量起家，他作了皇帝以后，淮西诸将和幕府僚属都成了开国功臣，他们不但有汗马功劳，也有了政治地位，在明朝初年的政治局势下，淮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很突出的地位。特别是李善长既富且贵，骄横专擅，凭借自己的权势，颐指气使，凌驾于百官之上，为非淮人集团和朱元璋所日渐不满。张昶、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先后获罪被杀，朱元璋只碍于李善长过去的功劳而一直隐忍不发。一天，朱元璋借与陶凯论斋戒当至诚为由，暗示李善长应趁早退职，曰：“人之一心，极艰检点，心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则百事皆废，所以常自检点，凡事必求至当。今每遇斋戒，必思齐整心志，对越神明。”李善长听后叩头称善②。洪武四年（1371）正月，李善长以疾致仕，赐临濠地若干顷，置守冢一百五十户，给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士二十家，与魏国公徐达等。洪武五年病愈后，命他督建临濠宫殿，凡数年。洪武七年，朱元璋推恩提拔他弟弟李存义为太仆丞，存义的两个儿子李伸、李佑担任府州官员。洪武九年，又把长女临安公主下嫁其子李祺，拜为驸马都尉。光宠赫奕，时人艳羡。婚后一月，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上疏言：“善长狎宠自恣，陛下病不视朝将近十天，也不来问候。驸马都尉李祺六日不上朝，宣至殿前又不谢罪，大不敬，请付有司议处。”于是坐削李善长岁禄一千八百石，几及其半。李善长“自是意忽忽不自得”①。
洪武十三年（1380），左丞相胡惟庸获诛。胡惟庸是善长同乡，初为宁国知县，时善长当政，惟庸以黄金二百两贿赂之，便得以入京任太常少卿②。累迁中书参政，又以兄女嫁李佑，因相互往来。惟庸任相后，“与善长深相结”③，“贪贿弄权，无所畏忌”。朱元璋为防止大权旁落，遂以“擅权枉法”之罪杀了胡惟庸④，及其同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⑤群臣请并诛李善长，朱元璋以彼为初起时心腹股肱，置不问。李善长以年老养疾奏，许之。
自胡惟庸被杀后，胡案成为朱元璋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特别是随着自己年事的增高，懿文太子又柔仁，便决心消除“棘杖上的刺条”，使下一代①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八中。
②雷礼：《国朝列卿记》卷一。
①《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②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胡蓝之狱》。
③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胡蓝之狱》。
④吴晗：《朱元璋传》，第251页。
⑤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胡蓝之狱》。
保持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⑥。凡是心怀怨望的、行动跋扈的、对皇家统治有危害性的文武官员、大族豪强，都陆续被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胡惟庸的罪状也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而发展，随时扩大。最初增加的罪状是“通倭”，接着又是“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是当时明朝两大敌人，通敌当然是谋反了。史载：“时四方仇怨相告讦，凡指为胡党，卒相收坐重狱。”①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李存义父子实胡惟庸之余党，诏免死，发放崇明。李善长知道个中缘由，也不去道歉，朱元璋衔之。
洪武二十三年（1390），时李善长已七十七岁，“耄不检下”，然仍欲增隆其第宅，从信国公汤和那里借卫卒三百人，汤和密以闻。四月，有京民坐罪应徙边者，李善长又数次请托，免其所亲丁斌等。于是朱元璋勃然大怒，先严刑逼供丁斌，查出丁斌原在胡惟庸家办过事，知道李存义等和胡惟庸相互勾结的情况，接着下令把李存义父子逮到京师审问，结果词连李善长，云：“惟庸有反谋，使存义阴说善长。善长惊诧曰：‘尔言何为者，审尔，九族皆灭。’已，又使善长故人杨文裕说之云：‘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善长惊不许，然颇心动。惟庸乃自往说善长，犹不许。居久之，惟庸复遗存义进说，善长叹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②“又旬日，惟庸谒善长，延之东西向座，屏左右款语良久，人不得闻，但遥见颔首而已。”③这时，御史们也纷纷上疏劾李善长：洪武二十一年（1388），将军出塞，至捕鱼儿海，掳获元宗室大臣及宝玺、图书、金银印章无数，元宗室大臣中有胡惟庸暗通沙漠的使者封绩，而李善长却匿不以闻。④有的更说私书中有李善长的亲笔信。⑤这时，李善长家仆卢仲歉等亦上告他与胡惟庸“通赂遗，交私语”①。狱词锻炼完毕，朱元璋谓：“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恰好天象显示有灾变，占得应在大臣，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②李善长子祺，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第二年，御史解缙、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李善长称冤。朱元璋得书，竟未怪之于罪。
⑥徐祯卿：《翦胜野闻》。
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胡蓝之狱》。
②《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③李贽：《续藏书》卷二。
④《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⑤雷礼：《国朝列卿记》卷一。
①《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②《明史·李善长传》卷一二七。注：善长之死，史有异辞，《明太祖实录》、《国榷》、《续藏书》云自杀；《明史·太祖纪》、《罪惟录》云赐死；《明史·李善长传》云杀善长。第三节宋濂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明初有名的大儒，以文学见长。朱元璋时，以其博洽经史，延置幕府，备作顾问，参与谋议。“洪武中，以文学承宠渥”③，深受太祖的信任，太祖称赞他“学通今古，性淳而朴实，有古人之风”④。
出山辅政宋濂幼时体弱多病，有时一连昏迷数日不醒，家里人到处求医，求神保佑，好不容易才得长大成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身体赢弱的孩子，自小却天资聪敏，领悟力高，又勤奋好学，六岁时已能吟诗赋词，在乡里小有名气，人呼之为“神童”。十五六岁时，同里一位德高望重者张继之，闻其善记诵，曾对他亲加试验，结果也感到这孩子天分非凡，于是就向宋濂父亲建议，将他送到有名望的老师那儿学习，使将来有所成就。
宋濂先师从大学者刘梦吉，学习儒家经书，通“五经”，后来又跟从著名理学家吴莱学习，深得其蕴奥，最后拜在大文章家柳贯、黄缙的名下。由于宋濂禀赋优异，又刻苦学习，所从的老师又多为饱学宿儒，因此，到元顺帝至正初年，即以文章名闻海内了。
至正九年（1349），元朝征召宋濂为翰林院编修。是时，入主中原八十多年的元朝却已走过了它的鼎盛，日薄西山了。皇帝的昏庸，奸臣的专权，朝廷内部为权力而明争暗斗，甚至互相残杀，官场上下贪污**，已处处显示出颓败的气象。到这样的朝廷里供职，岂不是为这个没落的皇朝去殉葬。宋濂断然以“亲老”为理由，坚辞翰林编修不就，隐居到龙门山去读书写作。他在龙门山一呆就是十年。十年的隐居生涯，并没有泯灭他报效国家的信念，也没有使他忘却外面的世界。他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天下形势的发展，社会的每一动荡，都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事之秋，社会变革的时代。十年的著述立说，使他积淀了深厚的学识和底蕴，足以面对一个动荡不定的社会，去施展自己的经世之才。
就在这时，朱元璋在浙东的发展引起了他的注意。至正十六年（1356）
三月，朱元璋亲率大军，攻占了集庆（今南京），当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七月置江南行中书省，建立了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机构，以此作为向外发展的基地。为了营建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朱元璋率先派兵攻占了浙东地区，雄心勃勃地拓展势力。而与此同时，朱元璋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对文人也特别留意。他每到一地，都礼贤下士，对应聘儒士，妥善地给予安排和任用，因才授职，用其所长，使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不管朱元璋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但毕竟由于文人的大量涌入，给朱元璋的队伍增添了活力，使其显示出蓬勃的生机。而且由于朱元璋的做法，也使这些文人在对元朝统治者失望之余，看到了希望。宋濂对朱元璋的行为感到满意。
③《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④雷礼：《国朝列卿记》卷十九《翰林学士宋濂行实》。
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朱元璋兵克婺州（今浙江金华）。婺州在两百多年前，曾是理学中心，“婺学”大师吕祖谦在此倡导经史致用，反对空谈性命之学，在浙东产生了很大影响。到元朝末年，斯风尚存，浙东出了许多著名学者。宋濂就是当时有名的文人。朱元璋早闻其名，此时经胡大海推荐，马上派使者樊观携书信、重金，去龙门山邀请宋濂出山，建功立业。宋濂遂幡然应召，被授予郡学五经师。次年三月，由于李善长的推荐，他又与刘基、章溢、叶琛一道被召至应天。初到应天，宋濂就向朱元璋提出“不嗜杀人”的建议，受到朱元璋的称赞，并被命为江南儒学提举，给太子讲“五经”，寻改起居注。这是宋濂出山辅政之始。
宠遇优渥宋濂从至正十八年（1358）出山，到洪武十年（1377）致仕，前后十九年。在这十九年的时间里，宋濂以其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品行，赢得朱元璋的尊重和信任，并一直“恒恃左右，备顾问”①。
宋濂是一个饱学之儒，长期受儒学熏陶，精通经史，深谙世之兴衰的道理，他期望能以儒家的统治思想去影响朱元璋。
一次，朱元璋召请他讲解《春秋左氏传》，他就乘势进言道：“《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
朱元璋在作战的时候，喜欢黄石公《三略》等兵家书籍，宋濂就进言不应只看兵书，而忽略了统治者所必须学习的“《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毕具，愿留意讲明之”。
明朝建立后，考虑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朱元璋也经常和他一起研讨帝王之学，探究治国的策略。太祖曾经问他帝王之学里，哪一本书最重要，他举出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太祖就命人大书揭示在宫殿的两庑壁上。除自己观览外，当诸大臣会集时，还命宋濂讲解分析。宋濂就乘此时进言“君人者兼治教之责，率以躬行，则众自化”。倡言人君要以身作则，应用礼义治理民心，用教育引导人民，而不该只用刑罚的办法。
宋濂所讲的这些道理，都深深地影响着太祖。虽然明初朱元璋对文人的举措反复无常，他的“文字狱”亦发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但也有不少史料可以证明太祖“好儒”的做法，这或许与宋濂的影响不无关系。因此太祖每与群臣言及，皆称其“淳谨君子，辅导有方”①。
宋濂辅导太子朱标，先后十余年，一言一行教太子遵守礼法，导他走上正道。每当他和太子讲解学业，谈到政教及前代兴亡事情，太子的意见，他认为是对的，就说“应该如此”，若是不对，他便说“不该如此”，绝不投太子所好，或作模棱两可的答复。至正二十五年（1365），他返乡省亲，太祖和太子给他许多赏赐。他上书道谢，并在信中继续勉励太子要以“孝、友、恭、敬、进德、修业”为努力目标，“毋怠惰、毋骄纵”。朱元璋看到这封信，非常高兴，把太子找来，亲自为他详细说明信中的内容。又写信褒奖宋濂，还叫太子回信以示感谢。
宋濂的尽心辅佐，赢得朱元璋和太子的信任，更以其忠厚诚谨，得以久①《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①《国朝列卿记》卷十九。
居庙堂之上。
宋濂久居宫禁，严格约束自己，对朝中诸事绝不向外人道及。为了能时刻自我警醒和约束，他还在自己的住室中写了“温树”两个大字，每当有人问起朝内之事，他就指着这两个字作为回答。“温树”的典故，原来是汉成帝时孔光的故事。时孔光官至御史大夫，谨慎守法度，对家人亦绝口不言朝中政事，家人或问宫内温室①树皆何木，孔光也嘿然不应。宋濂用这两个字，其用意不言自明。但宋濂对太祖却很坦荡，虽家事，苟有问，亦一一道之。有一次，宋濂和朋友在家中喝酒，太祖秘密派人侦察。第二天，太祖问宋濂说：你昨天喝酒没有？跟谁一起喝？用些什么菜肴？宋濂都据实回答，太祖很高兴，笑着说：一点都不错，你果然没有骗我。太祖想让他参预朝政，他推辞说：“臣无他长，徒以文墨议论待罪禁林足矣！”因此，太祖对他益厚。每次在便殿朝见，都要设座命茶。早晨，则叫他陪同进膳，下朝后，也常反复咨询，直到夜半才散。有一次，太祖跟他开玩笑，宋濂不善喝酒，太祖强要他喝，只喝下三杯酒去，宋濂就摇摇晃晃了，太祖看他行不成步的样子，高兴得哈哈大笑。然后太祖亲御翰墨，赋《楚辞》一章以为赏赐，并命侍臣咸赋《醉学士歌》，还说：“俾后世知朕君臣同乐若此也。”太祖又曾亲手调甘露汤给宋濂喝，并说：“此能愈疾延年，愿与卿共之。”又命太子朱标选良马赐宋濂，还亲自写了一首《白马歌》，以示宠耀。
宋濂终于以诚信获得了太祖的好感，但他更以自己高尚的品行，赢得了太祖的信赖。他长期侍从内廷，但从不说别人的坏话。有一次，朱元璋询问群臣的好坏，宋濂只举出那些正直的大臣，对其他人则一言不发。太祖问他，他就说：我说他好，是因为他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才说他好；那些和我没交往过的人，我不知道他好坏，就无法说了。还有一次，主事茹太素上了封万言书，太祖看了十分生气，便征求廷臣的意见。有的廷臣迎合太祖的意旨说：“这书不敬！”“这书诽谤！”“这书不合法度！”独独问到宋濂时，宋濂说：他是尽忠于陛下的！陛下既然广开言路，怎么又要深责臣子！过了一会儿，太祖仔细看完上书，觉得很有些可供采纳实行的地方，就召集那些廷臣斥责一顿，并说：“向非景濂，几不误罪言者。”太祖常在朝廷上说：古人最高等的是圣人，其次是贤人，再次是君子。宋景濂事我十九年，未曾讲过一句谎话，未曾批评过一个人的短处，宠辱不惊，始终若一，他不只是个君子，可以说是贤人了。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为了褒奖宋濂的功劳，特封他的次子宋濂为中书舍人，长子宋瓒之子即长孙宋慎为礼仪序班，并对他们多方教诫。朱元璋笑着告诉宋濂说：“卿为朕教太子诸王，朕亦教卿子孙矣！”洪武十年（1377），宋濂以老病乞归，朱元璋赐他《御制文集》一部及绮帛若干，皇太子赠衣三袭。太祖对宋濂说：“朕最慎于赉予，嘉卿忠诚可贯金石，故以是赐。”宋濂此时六十八岁，太祖还说：“藏此绮三十二年，作百岁衣可也。”太祖还亲自写诗为他饯行，“白下开樽话别离，知君此后迹应稀。”表达了太祖对宋濂的恋恋别意。宋濂致仕后，太祖为了表示对宋濂的恩宠，还给他的祖父、父亲赠官，赠官的封词都是太祖亲自书写的。
宋濂走后，朱元璋不时在朝廷问起宋濂的情况。几个月后，宋濂也回朝拜见了太祖。太祖在端门接见了他，久别重逢，两人都高兴万分。太祖亲命①温室：汉代宫殿名，汉代长乐宫、未央宫均有此殿。
仪曹诸官将醇酒、精膳以及其他物品，送到宋濂的寓邸。太祖每日游观宫阙，盘旋禁御，都邀上宋濂，两人还像从前一样，宋濂陪太祖在便殿进膳，太祖向宋濂咨询国事，日晚始散，其恩礼之优，群臣莫敢奢望，太祖也常赞叹说：“纯臣哉尔濂！”宋濂这次来朝，一共逗留两个多月，到这年年底才离开。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一生读书很多，文章也写得好，当时的人都以能得到他的文字为荣。相传刘基曾对太祖评论当代文章时说，天下文章以宋濂为第一，自己不过居第二。
宋濂一生著作甚丰，后人将其编为《宋学士全集》75卷，其中包括《銮坡集》20卷，《翰苑集》20卷，《芝园集》30卷，《朝京稿》5卷。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是散文方面，诗文不多，仅《列朝诗集》收其诗六十一首。他的散文宗法唐宋，“醇深演迤”①，辞采雅丽，《四库总目》评其文曰：“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鱼鱼雅雅，自中节度。”然而由于他长期受正统儒学影响较深，故其文又不免“醇正有余，恣肆不足”。不过他散文中的传记很有特色，既汲取了古代传记文学的精华，又有自己的创造，褒贬人物寓于叙述之中，很能反映人物的个性。如《秦士录》、《王冕传》、《李凝传》、《胡长儒传》、《杜环小传》、《记李歌》等，都是其传记中的名篇。
宋濂在朝十九年，长期供奉翰苑，以文才为明皇朝所用。明初有关在朝郊庙、山川、百神的典礼，朝会宴享，律历衣冠制度，四裔贡赋赏劳的仪节，以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的言辞，都是委由宋濂执笔，所以他屡次被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在宋濂负责主持下，明初编写了几部书籍。
洪武二年（1369）初，宋濂刚从家省亲回来不久，朱元璋就下令修《元史》，以宋濂为总裁官。官修史书的做法，始于唐代，以后历经宋、元，渐成惯例，历代新皇朝对编写前朝史都很重视。明朝刚一鼎建，修史的重任就落在宋濂身上。宋濂果不负众望，从这年二月开始，到八月即完成除元顺帝以外《元史》一百五十九卷，第二年又只用六个月时间，继续修完《元史》顺帝部分五十三卷，在他主持下，整个《元史》的编纂，前后只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虽然宋濂主持编修的《元史》，在今天看来，由于匆促成书，许多史料未加考核订正，书中舛误不少，而且编次也不免混乱芜杂，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书，这恐怕在“二十四史”中所仅见，而且整部书的编写，“发凡举例，一仰于濂。濂通练故事，笔其纲领及传记之大者，同列敛手而已书成，濂之功居多。”①并因此获得了“太史公”的称誉。
洪武六年（1373），宋濂升为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这一年，他负责编纂了几部书。先是奉命编写《辨奸录》，此书主要搜集历代奸臣故事而成，同年七月成书刊行。其次他负责了《大明日历》和《皇明宝训》的编纂。《大明日历》共一百卷，洪武六年九月着手，七年五月纂成。自起兵至洪武六年底历年史实逐日记载，是一部明朝开国史。据宋濂说，太祖超过前代皇帝的方面有六：“一曰一统内外；二曰得国之正；三曰治政诘戎，群仰成算；四曰敬天勤民；五曰家法之严；六曰兵政有统。”书成后，又根据①《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①焦竑：《玉堂丛语》卷四《纂述》。
宋濂建议，仿唐朝《贞观政要》体例，缩编为《宝训》五卷，公开刊行。据史载，宋濂“德重而不居，位显而弥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门求文之士，先后相继”①。宋濂以自己的文才享有盛名，不仅在国内，而且还流传到外国。高丽、安南、日本，甚至出两倍的价钱，购买他的文集，可见宋濂的影响之大。
宦海浮沉宋濂在朝十九年，虽然受到朱元璋的尊重和信任，但官位却一直浮浮沉沉，最高官阶只不过是正五品。
洪武二年（1369）八月，他因修成《元史》，被授予翰林学士，正五品官。然而到次年八月，因失朝而被降为正七品的编修。洪武四年（1371）调升为国子监司业，是正六品，可不久却又因奉命考据祭祀孔子的典礼，未能按时上奏，又被贬为正七品的浙江安远县知县。一年后，调为礼部主事。洪武五年（1372）改为詹事府赞善大夫，是从六品，仅升了半级。当时太祖留意文治，征召张唯等几十个名士，其中年少俊异的，都授予编修，并令在宫中文华堂学习，这时宋濂即做了他们的老师。洪武六年（1373），宋濂由赞善大夫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赞善大夫，是从五品，一直到他离开朝廷，官职都没有变化。从洪武二年的翰林学士，到六年的侍讲学士，当官好几年，官阶反不如他刚步入官场时高。
宋濂在太祖身边多年，对太祖可谓太了解了，太祖的每一举措，他都会知道其内含的用意。他也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鉴戒，一生言行谨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此洪武六年（1373）太祖想让他参预朝政时，他都婉言谢绝了，结果反而赢得了太祖更多的信赖。
洪武十年（1377），宋濂以六十八岁的高龄，告老回乡。离开朝廷，那每时每刻都绷得很紧的心一下子放松了。他回到家乡后，就在青萝山畔盖了间草屋，闭门纂述，布衣疏食，无异贫士。空闲的时候，他在浦江等地为人家作墓志铭，诗文集的序、题跋、小传等等的应酬文字，虽然终日也忙忙碌碌，但却也优闲适在，平民自有平民的乐趣，他真准备着以这种杖履优游的生活方式，度过他的晚年。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朱元璋称为“贤人”的人，最后也未得善终。本来宋濂致仕后，每年要入朝一次，洪武十三年（1380），因身体欠佳，太祖准允可不来朝。结果至期太祖忘记曾允准他不来朝，见宋濂没来，很不满意。太祖偷偷派人侦看，见宋濂正和乡人饮酒作乐，于是大怒，要处死宋濂，后因太后和太子解释，事乃作罢。但不久，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杀，其孙宋慎被名列胡党，子宋璲亦被牵连，均处死。宋濂全家系狱，朱元璋想连宋濂一起处死，后经马皇后、皇太子力救，才改为举家流放茂州（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宋濂以七十一岁衰病之躯，千里跋涉，于洪武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州（今四川奉节）途中，终因老病而死①，终年七十二岁。
宋濂死后，知事叶以从将他葬在莲花山下，永乐十一年（1413），蜀献王仰慕宋濂德业，命孙恪将他移葬华阳城东。弘治九年（1496）四川巡抚马①《国朝列卿记》卷十九。
①一说是“自经而死”，见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
俊请求复其官职，春秋祭葬，得到朝廷批准，正德中②，追谥文宪。
②一说是成化中，见《罪惟录》列传卷八中。
第四节胡惟庸官至左丞相，结党朋欺胡惟庸（？—1380），凤阳定远（今属安徽）人，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克和州，始归附，授元帅府奏差，寻转宣使。尔后，任宁国县主簿，进知县。做宁国县令，可以说是他起家的开始。当时太师李善长柄政，胡惟庸以黄金二百两行贿于李善长，从此青云直上，先迁吉安通判；至正二十四年（1364），设湖广行省，又擢为湖广佥事。朱元璋称吴王，由于李善长的推荐，胡惟庸被召为太常少卿，不久升为太常寺卿。洪武建国后，更是曲谨市宠，几年后便位极人臣。洪武三年，入中书省，拜中书参知政事。洪武六年（1373）正月，右丞相汪广洋因“无所建白”出迁广东参政。从这时到同年七月，“帝难其人，久不置相”，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独尊省事”数月，七月代替汪广洋升为右丞相。洪武十年九月，又迁左丞相，汪广洋仍为右丞相。从洪武六年汪广洋第一次罢相后，中书省的大权实际上由胡惟庸一人独揽，到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被杀为止，任相达七年之久。
徐达、刘基对胡惟庸的人品极为鄙视，徐达“深疾其奸”，曾多次“从容言于帝”。为此，胡惟庸一度想与徐达结好，但徐达憎恶他的为人，不予理睬。胡惟庸又变换手法，企图贿赂徐家守门人福寿来加害徐达，但被福寿揭发。徐达知道此事后，并没有向他问罪，只是向朱元璋进言，胡惟庸不够资格做丞相。洪武初年，朱元璋曾与刘基论相，当问到胡惟庸是否可为丞相时，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并说，天下何患无才，只要明主全心全意地求访，便可得到，就目前的人选来看，确实没有可以胜任的。但朱元璋并没有接受刘基的意见，不久便擢胡惟庸为相，刘基悲叹道：“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
胡惟庸任相时，淮西集团的政敌杨宪已经在洪武三年被诛，胡惟庸独相数年。尽管汪广洋在洪武十年与他同居相位，但汪为人“宽和自守，居相位默默无可否”，在中书省仅仅是“浮沉守位而已”，因此，除了皇帝以外，在政治上胡惟庸感到唯一有些威胁的人便是刘基。由于刘基曾与朱元璋论相，胡惟庸更是耿耿于怀，伺机报复。刘基也深感处境艰难，隐居青田故里期间，为了避祸，每日“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即使韬迹如此，还是防不胜防，仍遭到胡惟庸的攻讦。刘基家乡附近有一个地方叫谈洋，位于浙、闽交界处，这里峰峦叠嶂，常有贩运私盐的“不法”之人隐匿其间，元末曾为方国珍所占据，社会秩序一直较为混乱。刘基曾奏请朝廷在此处设立了巡检司，以实行有效的控制。后来温、处之间发生兵变，当地官吏不敢上报，刘基命长子刘琏直接上奏朱元璋，没有经过中书省。这时胡惟庸刚刚以左丞掌省事，他并没有忘记当初刘基议相一事，于是指使刑部尚书吴云沐给刘基罗织罪名，说谈洋一带有帝王之气，刘基要在此修墓，百姓反对，便请朝廷设立巡检司驱逐百姓，假手朝廷以图不轨。朱元璋知道刘基精通象纬之学，料事如神，因此对此事半信半疑。虽然没有对他治罪，但却夺了刘基的俸禄。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刘基为了避免更加严重的结局，立即入京谢罪，并暂且留住在京城不敢归乡。刘基很聪明，他很清楚，不主动赴京自责，或者擅自归乡，都有可能酿成杀身之祸。就这样，在洪武八年，大概朱元璋看看实在找不出什么借口来杀刘基，加之刘基病卧在床，只好遣使护归乡里。但在南京卧病之时，胡惟庸曾派医生为刘基治病，刘基饮过药后，感到“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回归青田一个月后，病情加重，离开人世。后来到了洪武十三年正月，中丞涂节告胡惟庸逆谋，同时揭发毒死刘基一事。
关于刘基被害一事，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三年曾对刘基的次子这样说：“刘伯温他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们）蛊了。”又说：“你休道父亲吃他每（们）蛊了，他是有分晓的，他每（们）便忌着他。若是那无分晓的呵，他每（们）也不忌他。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晓在，终不亏他的好名。”又说：“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还说：“后来胡家结党，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来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的鳖鳖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①根据洪武八年朝中政治斗争形势来分析，胡惟庸毒死刘基极有可能。因为当时刘基正为“谈洋”一事入京谢罪，且已被朱元璋革去岁禄，处于朝不保夕之时，随时有被杀的可能。朱元璋对刘基的冷落和怀疑，胡惟庸怎能不知，在这个时候，置刘基于死地，不会有太多的顾虑，胡、刘双方在政治上的强弱差异，实在太过于悬殊。胡惟庸当时颇受朱元璋的宠信，独掌中书省，位极人臣，正如后来朱元璋承认的那样“满朝都是党”。而刘基此时，却像一只关在樊笼中的鸟。刘基死后，他的长子刘琏也没有被胡惟庸放过。洪武十年，刘琏出为江西参政，朱元璋很器重他，“常欲大用之”，竟被胡惟庸的党羽逼得坠井而死。
明初这种残酷的政治倾轧，与朱元璋推行的极端的君主**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刘基所遭受的排陷，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到，在君权越来越趋于强化的情况下，国家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更加保守、没落、腐朽的特点。独相数岁，恩威震主胡惟庸的起家与李善长很有关系，他出任丞相后，又“以兄女妻其从子佑”，这样两家又有了亲戚关系，来往更为密切。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领袖，位列勋臣第一，虽然在洪武四年致仕，但李家的权势很大。洪武九年，朱元璋又将女儿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儿子李琪，李家遂为帝亲。朱元璋曾有任杨宪为相的意图，说：“杨宪可居相位。”杨宪也“数言李善长无大材”。胡惟庸为此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在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的倾轧下，杨宪不久被处以极刑，罪名是“劾汪广洋不公不法。李善长排陷大臣、放肆为奸”①。自杨宪被诛以后，朱元璋“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在明初“无一日无过之人”的年代，竟能“独相数岁”，这对胡惟庸来说也是不容易的，说明他颇为朱元璋认可，但这种认可，并非是才干上的认可，而是朱元璋推行高度集权的君主**统治所需要的认可。本来，从人品、学识、才干上来说，丞相这一职，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刘基。朱元璋也曾对刘基说：“吾之相，诚无逾先生。”但这只是说说而已，从明太祖欲将皇权强化到更高的程度来①刘仲璟：《遇恩录》。
①刘辰：《国初事迹》。
看，刘基显然又是不合适的。
朱元璋罢中书省、废丞相的考虑，显然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是随着相权和君权的矛盾不断加剧而形成的。胡惟庸赢得了朱元璋的宠信，骄恣渐露，在朝中自然有恃无恐，特别在刘基死后，“益无所忌”。“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这样一来，丞相的权势炙手可热，恩威震主，对君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朱元璋深感不安，他不愿意出现的局面业已显露出来了，他必须考虑政治体制的变革问题以防止大权旁落，去掉中书省、废除丞相这一思想开始在头脑中酝酿。但丞相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废除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和适当的机会。于是继争夺相权的激烈倾轧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更加残酷的君权与相权的斗争。
首先进行地方行政体制的改革。洪武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悉罢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设布政使一员”，另设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各司对六部和皇帝负责。这样中书省便失去了基础，成了空架子，丞相的权力也因此而被削弱。接着在洪武十一年三月，“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上于是始疑胡惟庸”①。这两项大的政治举措非同小可，丞相的实际行政权力，差不多已经被削夺殆尽，这对胡惟庸来说都是危险的信号。对这种杀机步步迫近的威胁，胡惟庸不可能无动于衷，对朱元璋嗜杀成性的残忍本性，他是非常熟悉的。要么坐以待毙，要么铤而走险，以胡惟庸的凶狡和他在政治上经营多年的政治基础，他应该选择后者。因为相权与君权斗争的不断激化，是双方面的对抗，不可能有一方处于完全被动无所作为的状态，否则双方不可能发展到难以调和的地步，这是事物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据说这时胡惟庸定远旧宅的井中，忽生石笋，高出水面数尺，又有人报胡家三代祖坟上，夜间有火光烛天，阿谀奉承之辈纷纷将这些说成是瑞兆。胡惟庸知道后“益喜自负，有异谋矣”。他的家人因殴打关吏，被人上奏，朱元璋大怒，杀了他的家人，“切责丞相”，胡惟庸也不谢罪。还因中书省办事违慢，多次“诘问所由”②。诚意伯刘基的死因又被重新追究，这都使胡惟庸极为恐惧。于是对其同党说：“主上草菅勋旧臣，何有我！死等耳，宁先发，毋为人束手寂寂。”他暗中交结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以权势和利益相胁诱。陆仲亨因在陕西擅自动用驿站的车马而被怒责，命捕盗于代县。费聚奉命按抚苏州军民，因贪恋酒色，被责往西北招降蒙古残部，无功而返，也受到朱元璋的切责。现在他们与胡惟庸密相往来，常在胡家饮酒。胡惟庸对他们说：“我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胡惟庸把自己谋反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并让他们在外收集军马，以为外应。又与御史陈宁在中书省“阅天下军马籍”，“令都督毛骧取卫士刘遇贤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曰：‘吾有用尔也。’”另外，派明州卫指挥使林贤下海勾结日本人，遣元故臣封续致书元嗣君脱忽思帖木儿，以称臣为条件请求出兵为外援。
就在君相之间杀机隐隐的时候，又接连发生了几件事，将双方的矛盾推向激化。
《明史》记胡惟庸的儿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①夏燮：《明通鉴》卷六。
②谈迁：《国榷》卷七。
怒，命偿其死，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明史纪事本末》说：“乘马奔入挽辂中，马死，惟庸杀挽辂者。”而《国榷》则说是“误践人死”①，这三个记载各不相同，不管是自己坠死车下，还是马死，或者是误践人死，我们不必考证，但胡家草菅人命这一点是肯定的。朱元璋对胡惟庸的态度十分严厉，“命偿其死”，胡惟庸请求用金帛作为赔偿，又遭到制止，这就更使胡惟庸恐惧。于是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密谋起事，暗中通知“四方及武臣从己者”。这时日本贡使私见胡惟庸，双方商定，日本以舟载精兵千人，伪装进贡，到时候与府中力士一起擒住朱元璋。如果不能得手，就乘机掠夺一番泛海回日本。
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来贡，胡惟庸不向皇帝报告，有太监看到后奏明朱元璋，朱元璋大怒，虽然胡惟庸和汪广洋向皇帝顿首谢罪，但事归咎于礼部，礼部又将责任推给中书省，朱元璋更加生气了，把与此事有关的大臣一律囚禁下狱。
十二月中丞涂节言刘基为胡惟庸毒死，朱元璋认为汪广洋应该知道这件事，问他有无此事，汪广洋回答说没有，朱元璋非常生气，认为他结党朋欺，贬他到海南。后又追怒他当年在中书省不揭发杨宪的罪行，当舟停太平时，传命赐死。很明显，下一步就该轮到胡惟庸了。事态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汪广洋被杀，他的妾陈氏自愿从死，陈氏是坐罪没籍官员陈知县的女儿，朱元璋知道后更为震怒，说坐罪没籍官员的妻女，只配给功臣家当奴隶，怎么可以做文臣的妻妾。于是命令法司进行一番勘查。结果胡惟庸及六部官员的堂属全部坐罪。杀戮已经到了胡惟庸的家中。
谋逆被诛，太祖废相洪武十二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因害怕事情败露，向朱元璋奏发了他们的谋逆之事，谪为中书省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亦以惟庸阴事告”。值此，朱元璋废除丞相的时机终于到了，他亲自审问，结果以谋逆罪诛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夷三族，尽诛其僚党”，又因为涂节不早告发，“亦弃市”①。
另外有一种说法是胡惟庸诡称他家中的井中涌出醴泉，邀请皇帝临幸。
御驾行至途中，被宦官云奇拦住，想告发胡家正伏甲以待，妄图弑君。但因为过度紧张而说不出话来，朱元璋十分气恼，左右卫士几乎将云奇的手臂打断，但他仍奋指胡惟庸的家。朱元璋这才醒悟过来，登皇城眺望，果然见胡家“壮士裹甲，伏屏间数匝”，于是“亟调禁兵捕擒之”。
这种说法很富有戏剧性，但却不合情理，漏洞很多，令人难以置信，这里仅说几点理由。首先，从洪武十二年九月到十三年正月，朱元璋和丞相之间的矛盾斗争已经愈演愈烈，废除丞相已是势在必然，仅仅在案发之前数日杀汪广洋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君臣之间不是彼此无猜，而是关系异常紧张，怎么可能“邀帝临幸”，而又竟然“帝许之”呢！其次，朱元璋身为皇帝，出行不可能如此草率随便，凭他的雄猜多疑和丰富的经验，“井出醴泉”之类的话岂能轻易相信，在没有预先了解清楚的情况下，应不会轻举妄①谈迁：《国榷》卷七。
①谈迁：《国榷》卷七。
动。再次，洪武初年，大明帝国刚刚建立不久，政务繁多，朱元璋“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哪有如此的闲情逸志。因此这种类似于说唱文学式的记载不足为信。
关于胡惟庸谋反一案，一般认为实据不足，有些扑朔迷离。这也许是人们比较注意强调朱元璋嗜杀多疑和意欲废除丞相这一动机，而相应地忽视了事物的另一方面，即相权的抗争。从双方政治斗争的逻辑上分析，应该说胡惟庸谋反的企图是可信的，有其必然性。其实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并不算少，王世贞就曾说：“史之纪兹事详矣。”完全为朱元璋所罗织，似乎不可能。另外，从胡惟庸、陈宁一伙的为人来看，都具有十分残暴的本性。上边提到胡惟庸因儿子骑马而造成草菅人命一事即可见一斑。史载陈宁“在苏州征赋苛急，尝烧铁烙人肌肤，吏民苦之，号为陈烙铁”。为此曾受到朱元璋的责怪，但没有改正。他的儿子也多次劝谏，陈宁大怒，“捶之数百”，竟将其子活活打死。“太祖深恶其不情，曰：‘宁于其子如此，奚有于君父耶！’”这些人谋反弑君的胆量是有的。
胡惟庸被杀，但事情并没有完结。洪武十八年，有人告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实为胡惟庸的同党。几年后李存义父子又词连李善长，说胡惟庸曾数次指使李存义等人进说李善长，胡本人也亲自往说，并许诺事成后，“当以淮西封地为王”，李善长最后的态度是“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在十九年十月，林贤通倭之事败露，二十一年蓝玉征沙漠，俘获封绩，被李善长隐匿起来，二十三年五月，封绩被捕，这时李善长家奴卢仲谦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来往的情况，而陆仲亨家奴封帖本亦揭发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庸三侯同胡惟庸共谋不轨的阴谋。
李善长的罪状是“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朱元璋借口星变，当移大臣，赐太师李善长自缢，诛其妻女弟侄全家七十多口。说李善长想谋反，似乎过于牵强，但是否知情而不报，做“观望怀两端”，可能性并不是没有。事实上他既不能告发胡惟庸，又不能支持胡惟庸，两种后果都是危险的。
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皆同时坐罪胡党而死，并且追坐已故的营阳侯杨璟、济宁侯顾时等若干人。
直到洪武二十五年，仍有靖宁侯叶升以胡党伏诛，这时去案发已有十二年之久。就连开国儒臣之首太子师父宋濂也因其长孙坐胡惟庸党而几乎被杀，在皇后、太子力救下，才得幸免。浦江郑氏为三百年义门，郑家在《宋史》、《元史》中皆有传。郑濂被告交通胡党，兄弟六人争入狱。朱元璋说：“有人如此，肯从人为逆耶？”于是免死。这两个例子充分反映出立案的证据不足，说明朱元璋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滥杀方针。
朱元璋以肃清逆党为名，大规模地屠杀，坐诛者三万余人，株连蔓引，十几年未靖，并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胡惟庸伏诛后，朱元璋罢中书省，升六部尚书秩正二品，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直接对皇帝负责。定制不置丞相，“后嗣君不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寘之重典”①。
朱元璋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君主**社会，而以丞相为首的①夏燮：《明通鉴》卷七。
中书省这一行政权力机构造成了很多妨碍。他不让刘基当丞相，就说明他根本就可以不必设丞相，他认为相权可以造成对皇权的制约和威胁，而胡惟庸个人因素所起的作用，恰恰将朱元璋废相这一变革的时间提前了。通过对胡惟庸由受宠遇到谋逆伏诛过程的了解，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明初君主政治的黑暗。
第三章徐达常遇春沐英蓝玉徐达、常遇春、沐英、蓝玉、胡大海，都是明开国功臣，常遇春、沐英、蓝玉等，是开国功臣中相传为回回的人物。
第一节徐达投奔朱元璋徐达（1332—1385），字天德，濠州钟离永丰乡（今安徽凤阳东北）人。由于家境贫寒，艰苦生活的磨炼，使他长大以后，身材魁梧，性格坚毅，遇事善用脑筋。明太祖朱元璋在削平割据群雄，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皇朝的战争中，徐达长期担任最高军事统帅，身经百战，功勋卓著，他“以智勇之资，负柱石之任”，“廓江汉，清淮楚，电扫西浙，席卷中原，威声所振，直连塞外”①。为朱元璋开创明皇朝立下了盖世之功，被誉为明朝“开国功臣第一”。
至正十三年（1353）六月，朱元璋回到家乡招募兵士，二十二岁的徐达听到消息，毅然仗剑从军，投奔到朱元璋部下，开始了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
这一年，徐达等随朱元璋相继攻克河州新塘、三汊河、阳泉，保住达鲁花赤营寨，攻下徐官仓寨，朱元璋部声势大振。至正十四年五月，徐达随朱元璋攻克全椒，七月攻克滁州。至正十五年春正月，驻在滁州的朱元璋部队因粮饷缺乏，进攻和州（今安徽和县），以便筹集军粮。徐达率军先行，与张天祜、汤和一道攻下和州，徐达因攻打和州立下战功被擢升镇抚。
就在徐达被任命为镇抚之后不久，起义军中发生了一起非常事件：孙德崖因其部队缺粮，来到和州，请求朱元璋资助，朱元璋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收留了他的部队。郭子兴则因过去与孙德崖有矛盾，知道这一消息后很生气，亲自从滁州赶来和州，训斥了朱元璋。孙德崖听说后很担心，想悄悄地溜走。朱元璋挽留不住，只好为其送行。走出城外三十里左右：忽然城中有人来报，郭子兴已和城中尚未走掉的孙德崖部打了起来，孙德崖已被郭子兴捉住，扣在城里。朱元璋听到后，大吃一惊，想打马回城劝说郭子兴把孙德崖放走。孙德崖部下误以为这是朱元璋策划的阴谋，便把他五花大绑，并扬言要杀掉朱元璋为其主帅报仇。徐达在城里听说朱元璋被孙部下扣留，生死未卜，就毅然请求替代朱元璋作为人质，以平息这起事件。后经多方调解，孙、朱都被对方释放，这场危机才算平定下来。然而，在这次事变中，徐达的舍身相救深得朱元璋的称赞，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攻占采石、太平、集庆不久，郭子兴染病而死，朱元璋成为这支起义军的实际首领。朱元璋感觉到仅仅据有和州，难以实现他的雄图大略，而要渡过长江向南发展，又苦于没有船只。正在徘徊犹豫之时，巢湖水军头领赵普胜、俞廷玉、俞通海、廖永安、廖永忠等率军归附。朱元璋大喜，对徐达等说：“方谋渡江，而巢湖水军来附，吾事济矣！”①于是，至正十五年（1355）六月，朱元璋派兵遣将，部署作战方略：“采石（今安徽马鞍山采石镇）大镇，其备必固。牛渚①《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一。
①《明太祖实录》卷三。
矶（今安徽马鞍山西南长江中）前临大江，彼难为备御。今往攻之，其势必克。”②徐达与诸将听命，各自挥师进发，直抵牛渚矶。常遇春奉命为先锋，先登上岸，徐达等率军一拥而上。在经过一阵短兵相接的激烈战斗之后，元兵力不支，溃败逃窜，徐达等占领了牛渚、采石。沿江一带元兵望风而降。朱元璋被这次胜利所鼓舞，便根据当时的形势，及时提出继续进攻周围州县的计划，他对徐达等将领说：“今举而渡江，幸而克捷，当乘胜径取太平。若听诸军取财物以归，再举必难，江东非我有，大事去矣！”徐达等表示赞同。为坚定将士们前进的决心，朱元璋采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策略，下令砍断渡船缆绳，把船推到江中，顺流漂下。众军士一见大惊，朱元璋趁机说道：“成大事者不规小利。此去太平甚近，舍此不取，将奚为？”③士兵们只好听命。他们吃饱饭，就从观渡（采石附近）向太平进发，经太平桥直抵城下。纵兵急攻，守城元军抵御不住，守将完者不花等弃城而逃，元万户纳哈出等被俘。
翌年三月，朱元璋亲率大军进攻集庆，徐达奉命为先锋，率水陆军士并进。至江宁镇，攻破陈兆先营垒，陈兆先以所部投降，得兵三万六千余人。十月后，再攻集庆，大败元兵于蒋山（今南京钟山）。元御史大夫福寿督兵出城接战，被徐达等击败。朱军乘胜攻城，冯国用率陈兆先部降兵奋勇先登，终于攻破城门，打进城内。福寿战死，蛮子海牙逃奔张士诚，水军元帅康茂才率军民五十余万降附。占领集庆后，朱元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
在渡江攻拔采石、太平，进攻集庆的战役中，徐达作战勇敢，功勋卓著，成为朱元璋手下的得力战将。
统兵东下占领应天后，朱元璋有了根据地，粮食问题也基本解决，但军事形势极为严峻：东边有元将定定扼守镇江；青衣军张明鉴据扬州；张士诚占据平江（今江苏苏州）、常州，又占据浙江西部部分地区。南面有元将八恩尔不花驻守徽州（今安徽歙县），右抹宜孙驻处州（今浙江丽水），石抹宜生驻婺州（今浙江金华），宋伯颜不花守衢州；天完徐寿辉则攻占了池州（今安徽贵池）。为了摆脱军事上的不利境况，朱元璋在占领应天后，于当月任命徐达为大将军，统兵东下，进攻东线门户镇江。
大军出发之前，朱元璋为了整顿军队纪律，防止士兵进城后抢掠，故意找徐达的错处，扬言要按军法处治。暗地里让李善长当着众人的面苦苦求情，才松绑，并当面告诫说：“吾自起兵，未尝妄杀。今汝等将兵往，当体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①全军肃然，徐达等率军进攻镇江，不到两天，就打败镇守该城的元军，杀其守将定定、段武。徐达率军从仁和门入城，部队纪律严明，号令整肃，老百姓照常生活，就像没打过仗一样，因此很得老百姓的拥护。附近地方听到消息，都翘首盼望他们早日到来。
镇江一役，徐达以战功升任统军元帅，镇守其地。他兢兢业业，克尽职②《明太祖实录》卷三；《明史纪事本末》卷一。
③《明太祖实录》卷三。
①《明太祖实录》卷四；《明史纪事本末》卷二-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