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付赵贞吉，张居正通过原裕邸中官、后任司礼太监的李芳，于十二月召还高拱，并使他兼掌吏部事。赵贞吉通过李春芳的支持，也兼掌都察院事。两人形成公开的对抗。高拱以次辅兼掌吏部，力量要更大些。隆庆四年（1570）十一月，赵贞吉不得不辞官而去。次年，李春芳致仕，高拱转为首辅，张居正跃居次辅。
在一段时间里，张居正和高拱合作得不错，如对于俺答封贡事，两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不幸的是，高拱同样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张居正，张居正也不甘久居人下，两人的冲突在所难免。
冲突首先是从与徐阶的关系而引起的。高拱因宿怨，令亲信言官追论徐阶的过失，并连及他的几个儿子。张居正受徐阶所托，欲加以庇护。听从张居正的劝说，高拱心有所动，却又听到传言，说张居正接受徐阶之子三万两银子的馈赠。高拱当面加以讥讽。张居正向以“一切付之于大公”③自诩，乃指天为誓，坚不承认。高拱虽然承认误听闲言、未加详审，但两人交恶已无可挽回。
为了对付高拱，张居正与太监冯保结成了联盟。穆宗病逝，司礼监太监冯保依其便利办了两件事情。一是密嘱张居正起草遗诏，在遗诏中加进“司礼监与阁臣同受顾命”的内容。二是串通穆宗后妃，罢斥司礼掌印太监孟冲，夺得其位。这样，局面完全变了。隆庆六年（1572）六月，高拱被罢官。不久，另一个阁臣高仪病卒，内阁只剩下张居正一个顾命大臣。从此，张居正到万历十年（1582）去世，一直牢牢地占据了首辅的地位，内阁之中无人与之匹敌。其间，虽有几个大臣入阁：吕调阳，隆庆六年六月入；张四维，万历三年（1575）八月入；马自强、申时行，万历六年（1578）三月入，但他们同张居正的关系，有如属员一般。如张四维入阁，皇帝手批：“随元辅入阁办事。”①神宗朱翊钧即位时只有十岁，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生母李氏。李太后由宫女出身，封至贵妃。按照旧制，新天子立，尊前朝皇后为皇太后，生母称太后要加徽号。张居正和冯保商议，尊穆宗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尊李氏为慈圣皇太后，取消了称号上的差别。这赢得李氏的好感和信任，她把辅佐、教导神宗的重任一并委与张居正。②冯保集司礼掌印、提督东厂于一身，由于得到李太后的信任，对神宗具有威慑力量，权势不在前朝王振、刘瑾辈之下，却没有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张居正说他“宫中府中，事无大小，悉咨于余而后行，未尝内出一旨，外干①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下《赵贞吉》。
②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下《张居正》。
③《张太岳文集》卷二五《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
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②《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二》。
一事”。③又说：“宫府之事，无大无小，咸虚己而属之于仆，中贵人无敢以一毫干预。”①应当说，在张居正执政期间，中官确不预外政，权贵太监如此受内阁掣肘，在明中叶以后实为特例。
③《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
①《张太岳文集》卷二六《与南台长言中不干外政》。
第四节选用人材——考成法人得其位，官得其人，是张居正执政以来最关心的问题。他说得很恳切：“故自仆受事以来，一切付之于大公，虚心鉴物，正己肃下。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②他又颇为自得地宣称，“平生无他长，惟不以毁誉为用舍。其所拔识，或出于杯酒谈笑，或望其丰神意态，或平生未识一面，徒觉其行事而得之。皆虚心独鉴，匪得人言”。甚至有这种情况：“已跻通显，而其人终身不知者。”③张居正主张用人以能力而不以资格、名声。关于官员的出身，神宗和张居正就山东昌邑知县孙鸣凤贪贿事有过一番对话。神宗问：“昨览疏，此人乃进士出身，何如籍如此？”张居正回答：“正恃进士出身，故敢放肆。若举人岁贡，必有所畏忌。以后用人，当视其功能，不必问其资格。”④他建议恢复三途并用，且加以实施。山东莱芜知县赵蛟、费县知县杨某，都是吏员出身，“干局开敏，能肩繁钜”。非经科举的官员，是士人看不起的。但杨某“终其任，无一青衿敢哗者”。还有司狱黄清，张居正用为淮安府同知，以筑高宝诸河内堤，“甫岁余，成功者已半”，加两淮运司同知，以竣其役，“又匝岁功且报完”①。张居正出身甲科，起家翰林，能恰当地评价和任用非科举出身的官员，是他优于其他执政者的地方。
张居正注重官吏的实际才干，能不计虚名，量才为用。如张学颜，任山西参议时，为总督江东所劾，后事得白。高拱曾称赞他“卓荦倜傥，人未之识也，置诸盘错，利器当见”。张居正以其“精心计，深倚任之”，万历六年（1578）用为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会计，实施清丈，颇有成绩。②如潘季驯，嘉靖末年和隆庆年间，两次总理河道，礼科右给事中雒遵勘查工程，说他“驱舟以就新溜，坐视陷没，腾率报功”③，因而被罢官。万历初年以来，黄河、淮河不断泛滥，淮、扬间多有水患。张居正深以为忧，终于在万历六年再次起用潘季驯总理河道。潘季驯制定“塞决以导河”，“固堤以杜决”的方针④，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两河工作，筑堤岸一百七十余里，塞决口一百三十多处，又筑遥堤五万六千余丈。此后数年，河道无大患。又如殷正茂和凌云翼。殷正茂性贪，岁受下属贿金以万计，高拱曾对他有一番评价：“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⑤凌云翼喜事好杀戮，为当时所讥议。张居正看中他们的干济之才和事可立办的效率，把两广军事先后委托给两人。
张学颜、殷正茂等受到高拱的赏识和重用，但并没有影响张居正的选择。他认为，或议论“某为新郑之党，不宜留之”，或议论“某为新郑所进，不②《张太岳文集》卷二五《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
③《张太岳文集》卷三二《与藩旧贺澹庵言得士》。
④《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万历四年十月癸酉。
①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一《异途任用》。
②《明史》卷二二二《张学颜传》。
③《明穆宗实录》卷六四，隆庆五年十二月辛亥。
④《明史》卷八三《河渠一》。
⑤《明史》卷二二二《殷正茂传》。
宜用之”，实在是没有意义的①。“一切付之于大公”，这也可以算作一个证明。
史说张居正“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乐为之尽”。他任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他们在边防上多有建树，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用人以能力而不以资格、名声，不应当是孤立的原则，还应当有制度上的保证。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提出和推行考成法，就是制度上的保证。考成法规定了办事的时效，建立了监督的网络。规定各级部门都要“置立文簿，每月终注销”。每事定出完成期限，逐月逐季逐年检查，作为考核官员优劣的标准。并建立了层层监督网络，若各该抚按官奏行事理有稽迟延搁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如此，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量成，而参验综合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②把办事拖拉的官僚系统纳入讲求时效的轨道谈何容易，张居正抓住这一点，加以整顿，说明他对官僚政治的弊端有相当深刻的了解。他执政期间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数年之后，科道官说：“自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③这当不是虚妄之言。
再者，抚按负责一省之事而汇总于六部，六部据簿以检查各地职守，六科据簿以检查六部，内阁据簿以检查六科，使事权最后集中于内阁。内阁控制部院，自明中叶以后不断加强，但明确提出内阁通过六科控制、监督部院，这还是第一次。
作为考成法的辅助手段，万历二年（1574）十二月，张居正命造御屏一座，中三扇绘天下疆域，左六扇列文官职名，右六扇列武官职名，将两京及内外文武职官府部以下知府以上各姓名、籍贯及出身资格均列于上，名为浮帖，以便更换。每十日，二部将升迁调改官开送内阁，由中书官写换一遍。其屏设于文华殿后神宗讲读进学之所，以便朝夕省览。如某衙门缺某官，该部推举某人，即知某人原系某官，今果堪次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见任此地，今能办此事否。①这项措施有两层意义。一是使用人权宜最终集中于皇帝，二是让皇帝有所凭依，正确地行使用人权宜。
行考成法，会造成另一些弊病。张居正自己也有所觉察。他说：“近来因行考成之法，有司惯于降罚，遂不分缓急，一概严刑并追。”②但总的说来，由于推行考成法，使“政体为肃”，是史家所承认的。
①《张太岳文集》卷二六《与南台长言中不干外政》。
②《张太岳文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③《明神宗实录》卷十一，万历六年正月乙巳。
①《明神宗实录》卷三二，万历二年十二月壬子。
②《张太岳文集》卷四○《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民生疏》。
第五节边事安排张居正一直关注北边形势，按他的说法：“仆十余年来经营蓟事，心力俱竭。”③他虽然说过，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都不足患，但对此三者，却无不予以注意，无不下力解决。
先说足边足食。张居正认为，当务之急，不是要减兵，而是要足边。他说：“天生五财，民并用之，谁能去兵？孔子称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时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务为足兵，而务为去兵，则唐之季世是矣。”但足兵不应当是盲目的，“足食乃足兵之本”①。张居正在给顺天巡抚的一封信中反对盲目增兵：“贵镇清查虚饷万有余人，数十年宿蠹一朝剔去。司国计者，方且啧啧称羡，乃闻近日又欲募卒补伍，是以弊易弊也。且南兵工食在常额之外，方患无以给之，赖此补数，似不必更招浮淫以滋冗滥也。”②足食当然不能只靠清查虚饷，关键还在于恢复屯政。兴屯政则食足，食足则兵足，这是张居正解决足边足食的策略思想。“如欲足边，则舍屯种莫繇焉，诚使边政之地，万亩皆兴，三时不害，但令野无旷土，切勿与小民争利，则远方失业之人皆将襁负而至。家自为战，人自为守，不求兵而兵足矣”。他还认为，这些话“在往时诚不暇，今则其时矣”③。
再说选择边臣。万历五年（1577），调顺天巡抚王一鹗至宣府，以原应天巡抚陈道基抚顺天。张居正认为：“宣蓟唇齿之势，异时两镇视如秦越。虏祸中于蓟则宣人安枕，虽得虏情不以实告。今移公于宣者，所以为蓟也，乃陈公又仆素所援用者，其人达于事理，不吐不茹，萧规曹随，必获同心之济，故用陈公，则公虽去，犹未去也。”④一人之调之用，都要躬亲，都要三思，可见其对边务的关注。
在西边，先后以“勋著边陲”的王崇古、“才略明谋”的方逢时以及出于高拱门下的吴兑为总督。王崇古首先提出封贡，得到高拱、张居正的支持，张居正起的作用或许更大。“昨年虏孙之降，举朝骇惧，以为不可纳。仆曰：纳之而索吾叛人，可尽得也。”①如果高拱主议，在他罢官后，张居正应不会大加渲染。方逢时当时任大同巡抚，吴兑任宣府巡抚，以两人总制一方，是因为他们都曾参与了封贡事，且能坚持封贡的方针。一段时间里，宣、大一线得以安宁。
万历七年（1579），俺答西攻瓦剌，被击败。②此行的作用是进一步沟通乌斯藏与内地的联系。乌斯藏僧锁南坚错称活佛，在俺答劝说下，致书张居正，表达了通贡的愿望。俺答也接受活佛作善戒杀的教导，准备东还。张居正发现，俺答与西僧“向风慕义，交臂请贡”，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自此③《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
①《张太岳文集》卷二三《答蓟镇总督王鉴川言边屯》。
②《张太岳文集》卷二三《与蓟镇杨巡抚》。
③《答蓟镇总督王鉴川言边屯》。
④《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
①《张太岳文集》卷二三《答两广殷石汀论平古田事》。
②《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
虏款必当益坚，边患可以永息”③。在他主持下，许西僧通贡之请。自此，西方只知奉此僧，而内地也开始知道有活佛。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这是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在蓟、辽一线，有两员著名的大将，一是张居正极为器重、着力庇护的名将戚继光，另一是镇辽二十二年的总兵官李成梁。李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因军功由参将升至总兵。万历七年（1579），朝廷议加李成梁爵位，张居正说：“李成梁屡立战功，忠勇大节为一时诸将之冠。加以显秩，良不为过。况系流爵，非世袭者，因以鼓将士敌忾之气，作人臣任事之患，亦振兴边事之一机也。”①李成梁被封宁远伯。他感激张居正，派人送以馈金，张居正拒绝接受，说：“尔主以百战得以勋，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②张居正不但善于选择边方人材，而且亲自制定大的方略，许西番通贡即是一例。再如，东部鞑靼土蛮因垂涎王号，屡次进犯，以要挟求封。“辽东将士久苦征战，一闻虏言，遂有和戎之望。”③张居正坚决不准东部鞑靼款贡。他认为，“东虏”与“西番”不同，“非有平生恳款之素”，“非有执叛谢过之诚”，而“侵盗我内地，虔刘我人民”，如同意其要求，岂非“畏于彼而曲徇之？”再说，“西虏以求之恳而后得之，故每自挟以为重，今若轻许于东，则彼亦将忽而狎视之，他日且别有请乞，以厚要于我。召衅渝盟必自此始。是威亵于东而惠竭于西也”。由此看来，“宜故难之以深钓其欲，而益坚西虏之心”。若“东虏不得西虏之助，则嫌隙愈构，而其势益孤。而吾以全力剔之，纵彼侵盗，必不能为大患”。这样树德于西，耀武于东，“计无便于此者”④。这篇深谋远虑的文字中包含着两个要点：其一，不受要挟，不作城下之盟；其二，对边方少数民族分而治之。万历五年（1577），土蛮入犯锦州，督抚果然遵从张居正的意见，提出只可羁虏不可媚虏，不与东部鞑靼通贡。
张居正在一首视辽东捷报的诗中写了这样两句：“将军超距称雄略，制胜从来在庙谟。”⑤他名义上是在称颂皇帝，暗中恐怕很有几分自得。北边形势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确应归功于他的筹划。
③《张太岳文集》卷四三《番夷求贡疏》。
①《明神宗实录》卷八七，万历七年五月丙辰。
②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③《明神宗实录》卷六三，万历五年六月丁卯。
④《张太岳文集》卷二九《与张心斋计不许东虏款贡》。
⑤《张太岳文集》卷一《辽左奏捷》。
第六节捐上而益下张居正执政遇到的内部问题主要是入不敷出，财政拮据。隆庆元年（1567）户部题报：“查得本部额派每年应入太仓钱粮各处民运夏税秋粮马草地亩花绒等项折银共一百一十六万余两，各运司盐银共一百三万余两，每年应发各边主客年例该银二百三十六万余两，在京各衙门各营卫所官员折俸料草布花商价等项该银一百三十五万余两，即使常赋尽数完解，尚欠银一百五十二万余两通算本年入数比出数当少银三百四十五万，无从措处，必须广集众思以求其济。”①张居正解决难题的方针，就是捐上益下。所谓捐上益下，即倡导宫中力行节俭，度支慎加算计，则可不加征而扭转国用不足的局面。由于所处的地位，张居正能够比以前的执政者更坚决地提出和实施捐上而益下的方针。如太监请买金两珠石，张居正说：“今户部钱粮十分缺乏，各边求讨月无虚日，实难支持。乞暂停此举，少苏民力。”此事遂罢②。神宗要铸钱供赏用，张居正说：“臣等看得先朝铸造制钱，原以通弊便民，用存一代之制今若以赏用缺钱，径行铸造进用，则是以外府之储取充内府，大失旧制矣。”③神宗要修慈庆、慈宁两宫以取悦太后，被张居正挡了驾：“治国之道，节用为先，耗财之原，工作为大。慈庆、慈宁两宫俱以万历二年兴工，本年告完，落成之日，臣等恭诣阅视，巍崇彩绚，无异天宫。今未逾三年，壮丽如故，乃欲坏其已成，更加藻饰，是岂规制未备乎？抑亦敝坏所当新乎？此事之可已者也。”①神宗要征用光禄寺金，也被张居正劝阻：“窃惟财赋有限，费用无穷，积贮空虚，民膏罄竭。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埸意外之变，可为寒心。此后望我皇上凡百费用痛加樽节，若再有取用，臣等亦决不敢奉诏矣。”②万历四年（1576）十二月，十四岁的皇帝与张居正在文华殿有一段颇为感人的对话：神宗举御袍示辅臣，问：“此袍何色？”张居正以青对。神宗说：“紫也。服久而渝耳。”张居正说：“此色既易渝，愿少制。世宗皇帝服不尚华靡，第取其宜久者而用之。每御一袍，非敝甚不更，故其享国久长，未必不由于此。窃闻先帝则不然，服一御则易矣。愿皇上惟以皇祖为法，能节一衣，则民间数十人受其衣者，若轻用一衣，则民即有数十人受其寒者，不可不念也。”神宗深以为然。③这一番对话恰如父辈谆谆教诲子侄。联系到后来神宗热衷于“以外府之储取充内库”，张居正在位时的规劝和约束作用是很明显的。
在规劝于上的同对，也考虑到下民的实惠。隆庆六年（1572）六月诏书，将嘉靖四十三年至隆庆元年拖欠钱粮，除金花银外，悉从蠲免。隆庆二年至①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六《国用考》。
②《明神宗实录》卷七，隆庆元年十一月庚戌。
③《张太岳文集》卷四三《请停止输钱内库供赏疏》。
①《明神宗实录》卷六二，万历五年五月戊申。
②《明神宗实录》卷八五，万历七年三月丙午。
③《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万历四年十二月庚申。
四年拖欠钱粮减免十分之三。万历二年拖欠七分之中，也只征三分。鉴于“民犹以为苦”，万历四年七月，张居正提出：“查各项钱粮，除见年应征者分毫不免外，其先年拖欠带征者，除金花银遵诏书仍旧带征外，其余七分之中，通常年月久近，地方饶瘠，再行减免分数。如果贫瘠不能完者，悉与蠲除，以苏民困。至于漕运粮米，先年亦有改折之例，今查京通仓米足支七、八年，而太仓银库所积尚少。合无比照先年事例，将万历五年漕粮量行改折十分之三，分派粮多及灾伤地方征纳。夫粮重折轻，既足以宽民力，而银库所入，又藉以少充，是足国裕民，一举而两得矣。”①户部开出一份很长的当蠲免和当改折的单子，蠲免主要包括：隆庆二年至四年解京折色钱粮拖欠者五十四万九千六百余两；嘉靖四十三年至万历二年金花银拖欠者六十五万九千九十五两，免嘉靖年间所欠；隆庆二年至四年边镇钱粮拖欠者五万二千多两；嘉靖四十三年至万历二年盐课拖欠者十三万三千五百余两，除票税银外蠲免。改折主要包括：万历四年所征五年起运者，除额例改折外，其余部分改折十分之三，计折米一百一十四万六千六百余石，按粮数多少和水旱灾害轻重分配于各地，无论正兑改兑每石粳米折银八钱，粟米每石七钱。②这张单子可以给我们一个细民受惠的数量概念。
①《张太岳文集》卷四○《请择有司蠲通赋以安民生疏》。
②《明神宗实录》卷五二，万历四年七月丁酉。
第七节度田、条编条编即一条鞭法，到张居正执政时已在局部地区，主要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一带，推行了几十年，毁誉不一。张居正对一条鞭法持赞同态度。万历五年（1577）正月，户科都给事中光懋上疏称，行条鞭法使“商贾享逐末之利，农民享乐生之心。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不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今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于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户部的意见是：“今后江北赋役务照旧例，在江南者听抚按酌议。”①为什么江南尚可行之，江北大为不便，光懋的奏疏和户部的答复都没有作具体的分析。张居正当时对一条鞭法能否广为推行大概也没有把握，他在另一处说：“条鞭之法，有极言其便者，有极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仆思政以人举，法贵宜民。执此例彼，俱非通论。故近拟旨之：果宜于此，任从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强行。朝廷之意，但欲爱养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尝为一切之政以固也。若如公言，徒利于士大夫而害于小民，是岂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也。”②虽作如此解说，张居正还是相信：第一，地域的差别不应当是推行一条鞭法的障碍。第二，白栋在其地推行一条鞭法不应视为过失。他所拟旨云：“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③随后，在给山东巡抚李世达的信中又说：“条编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白令访其在官素有善政，故特旨留之。”④张居正真正下决心全面推行一条鞭法，是在全国度田之后。自明中叶以来，土地失额一直是严重的问题，局部地区的土地清丈时有举行，但没有形成全国的规模。万历五年，张居正建议料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皆就疆理无有隐，其挠法者，下诏切责之”①。在一段时间里，度田没有形成很大的声势，这或许和张居正丧父，因而引起朝廷上的大辩论有关。福建最早完成度田。万历八年（1580）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抚臣劳堪以闻，部覆谓宜刊定国书，并造入黄册，使奸豪者不得变乱”②。而在同时，山东还在为数量并不大的勋戚茔田打官司。“户部疏称：山东抚按何起鸣、陈功所奏，邹平县会昌侯孙忠茔田地九顷，胶州阳武侯薛禄户丁承种祖遗田地三十七顷。复查不系钦赐之数，优免又无明文，可据议各量除二顷以为祭祀之资，其余照依民地例纳。”③直到这一年的十一月，户部才奉旨制定各省直清丈田地的条款，定清丈之期，行丈量之法，严禁欺隐，“上依其议，令各抚按官悉心查核着实举行，毋得苟且了事及滋劳扰”④。
不到一年，清丈一事有了很大的进展。以地区而言，山东丈出民地三十①《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万历五年正月辛亥。
②《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少宰杨二山言条鞭》。
③《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万历五年正月辛亥。
④《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总宪李渐庵言驿递条编任怨》。
①《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②《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万历八年九月庚辰。
③《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万历八年九月庚辰。
④《明神宗实录》卷一○六，万历八年十一月乙亥。
六万多顷，屯地二千二百多顷；顺天八府支出土地共二千八百多顷。以类别而言，屯田御史沈阳查出勋戚冒滥庄田二万二千多顷。有一事例很可说明清丈的彻底：蒲州守御千户所屯地在临晋等县，山西抚按借口非本省所辖，不行丈量，直隶抚按不知所在地方，概称额数免丈。万历九年九月，户部奏称：“屯地犬牙相制，各省直坐落本境者少，跨在别境者多，减于原额者少，加于原额者多。宜敕抚按官互勘交查，有过额数多者照军民各地当差，姑免入官，庶正额咸复，永无隐射之弊。”①正因为朝野普遍重视清丈，万历年间土地额数才有很大的增长。
丈田全面实施，张居正认为时机已到，于万历九年（1581）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当然，这里所说的在全国推行，只是就朝廷的命令而言。有些边远地区要在几年之后，甚至十数年之后，才完成这个转变。但是，在这一新赋役法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张居正起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①《明神宗实录》卷一一六，万历九年九月丁卯。
第八节从“夺情”到抄家万历五年（1577）九月，张居正父亲去世，死讯传报京师，使张居正处境异常尴尬。按照制度，父母去世，官僚当回家守制。而在其时，已形成朝廷不可无张居正的局面。另一方面，张居正对得到的权势也不无留恋。户部侍郎李幼孜等倡“夺情”之说，议留张居正于朝，②内阁吕调阳、张四维疏引前朝杨溥、金幼孜、李贤夺情起复故事，乞请挽留张居正。神宗随即下旨，要他“为朕劝勉，毋事过恸”，一过七七，照旧入阁办事。张居正三疏乞终制不许，即吉服视事。这事在朝中引起了轰动，不少官员因弹劾他“忘亲贪位”、“厚颜就列”而被治罪。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锡爵赶去见张居正，为众官求情。张居正“勃然下拜，索刀作刎颈状，曰：‘上强留我，而诸子力逐我，且杀我耶！”③一些史书都以嘲讽的口气记述这一情节。其实，正是在这件事情上，反映出张居正个性极强。
张居正的报复心理同样极强。如万历四年正月，御史刘台对他加以弹劾，措词严厉。张居正怒辩，伏地泣不肯起，直到刘台被除名为民方止。同样，对于反对“夺情”的官员，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这种报复心理导致他作出以下决定：禁毁书院。因有人聚徒讲学，讥议朝政，甚至扬言张居正“**朝政，必当入都，昌言逐之”①。万历七年正月，张居正命毁天下书院，将“各省私建书院俱改为公廨衙门，粮田查归里甲，不许聚集游食，挠害地方”②。尽管他为自己辩解说：“今人妄谓孤不喜讲学者，实为大诬。”③他所不满者，是讲学者对名卿硕辅每诋之，但这一极端粗暴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他个人的恩怨所决定的。
三月，张居正提出回乡为父亲治丧，获准。神宗嘱咐他：“卿未行，朕已悬望，宜蚤襄葬事，星驰赴京。”又敕谕吕调阳等：“朕冲年践祚，凡事都赖元辅，卿等所知。今暂准给假，一应事务都宜照旧，若各衙门有乘机要行变乱的，卿等宜即奏知处治。大事还待元辅来行。”④甚至要“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
六月，张居正在神宗催促下，上路还京，途中引起极大轰动。有人作了如下描述：“张江陵再起时，所过州邑，邮传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江陵犹以为无下箸处。至真定，太守钱普，无锡人，独能为吴馔。江陵甘之，曰：‘吾行路至此，仅得一饱餐。’此语一闻，诸郡县转相效尤，吴中之善庖者，召募殆尽，皆得重赏以归。普又创步舆供奉，前为重轩，后为寝，以便偃息，傍翼两庑，庑左右各令一童子侍，为挥箑注香，凡用卒三十二人舁之。”①张居正尚奢侈，“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②，在士大夫间造成②《明神宗实录》卷六七，万历五年九月乙卯。
③《明神宗实录》卷六八，万历五年十月乙巳。
①《明神宗实录》卷九五，万历八年正月己未。
②《明神宗实录》卷八三，万历七年正月戊辰。
③《张太岳文集》卷三○《答宪长周友少明讲学》。
④《明神宗实录》卷七三，万历六年三月辛酉、丙寅。
①郑仲夔：《玉麈新谭·偶记》卷四《步舆》。
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士大夫华整》。
很大影响。而像回京途中的享乐，实在太过分了。
回到京师的第八天，张居正就上疏，请求惩治弹劾他的员外郎王用汲。
王用汲被削籍为民。他又怨恨张四维处分太轻，“厉色待之者累月”③。由于权势越来越大，张居正对反对他的言论，已到了朝闻夕报的地步。
虽然花费不小的精力来对付反对派官僚，张居正对朝政的处理仍是一丝不苟，对神宗的教诲仍是严格耐心，直到他病倒在床。万历十年（1582）三月，他不得不要求在私邸办公。在最后的八个月里，他得到了最高的荣誉，早在万历四年十月，张居正就因九年考绩，进上柱国、太傅，俸如伯爵。他一再辞谢，直到万历九年十二月，才正式给太傅诰命。万历十年六月，因辽东大捷，进为太师，自李善长之后，文臣无生受三公者。六月二十日去世，终年五十八岁。谥号“文忠”。
神宗曾对张居正说过“先生子孙，世世与国咸休”④云云，但在内心对张居正的管制早已厌烦。谪冯保至南京闲住，是第一个信号。弹劾张居正的官员复职，是第二个信号。万历十二年（1584），以谋陷亲王、霸夺产业罪抄张居正家，抄出金二千四百余两，银十六万两，在京房宅价值一万余两⑤。神宗命尽削张居正官秩，追回所赐玺书、诏命。他的长子张敬修在被追逼家产时不胜酷刑而自杀。他的弟弟张居易、儿子张嗣修发戍烟瘴地。
除了对张居正的管制不满，神宗还误信人言，贪恋张府财产。于慎行认为，张居正“平生显为名高，而阳为厚实”，他以宣世之功自豪，以传世之业期子，即有所入，亦为有限。于氏尝数次得罪张居正①，他的分析当较为公允。有不少官僚都承认张居正看重名节。
至于丁比吕说在万历四年的科考中以“舜亦以命禹”为试题，“殆以禅受阿居正”②，更是无稽之谈。即使有阿居正之意，也绝与禅受无干。
在几十年内，无人敢为张居正辩白。直到熹宗即位后天启年间，朝野才开始对他重新评价，为他恢复声誉。
对于身后的毁誉荣辱，张居正不能说置之度外，但应当说，他确有所悟。湖广巡按要修建三诏亭，以志皇帝对首辅的眷恋。他不同意，说，“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又说，“盛衰荣瘁，理之常也；时异势殊，陵谷迁变，高台倾，曲池平，虽吾宅第且不能宁，何有于亭！数十年后，此不过十里铺前一接官亭耳，乌诸所谓三诏者乎”③。这种豁达的态度，在那个时代的官僚中着实难得。
若要用一句话来评价张居正一生的是非，那么，不妨引用他自己的话：“宁有瑕而为玉，毋似玉而为石。”他的确是“有瑕而为玉”者。④③《明史》卷二二九《王用汲传》。
④《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万历四年十月丙子。
⑤《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八，万历十二年四月乙卯。
①《明史》卷二一七《于慎行传》。
②《明史》卷七○《选举二》。
③《张太岳文集》卷三二《答湖广巡按朱谨吾辞建亭》。
第二十八章戚继光第一节世袭登州指挥，整饬防务戚继光（1528—1588），宇元敬，号南塘，晚年易号孟诸。出身于山东登州卫一个世袭军官之家。祖籍原在山东东牟（今莱芜），因避元末战乱，六世祖戚详率全家迁居到离凤阳很近的濠州定远昌义乡。那时，起义烽火正旺，戚详也投身到郭子兴领导的起义军中，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为明朝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在征服云南的战斗中阵亡。朱元璋大封功臣时追念戚详开国有功，授予其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自此，戚家一直在登州（今山东蓬莱）任职。父亲戚景通刚毅好学，有军事才能，曾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屡立战功①，先后出任过山东备倭军事都指挥，大宁（今河北保定）都指挥使以及京师中的神机营副将等职。
戚景通五十六岁时才得子，故对儿子要求相当严格。他不仅悉心教导戚继光读书识字、传授武艺，还常常灌输一些保国安民，为人处世的道理。尽管戚家出身将门，但家境十分清苦。戚继光十岁时父亲回籍奉养祖母，更是艰辛。在这种家庭氛围熏陶下，戚继光自小就喜欢“弄捭阖，多权奇”①，少年时代即已“通文史经义”②。嘉靖二十三年，戚景通身患重病，自知将不久于世，就让戚继光迅速赴京办理袭职手续，但尚未等到戚继光回家，就与世长辞了。这样，年仅十七岁的戚继光承袭了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的世职，开始了长达四十五年的戎马生涯。他曾在一本兵书的空白处题了一首名为《韬钤深处》的诗，最后两句云：“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③，反映出他要为国为民奋斗一生的远大抱负。
嘉靖二十五年，十九岁的戚继光正式担当起登州卫屯田的管理事务。经过清理整顿，颇收成效。从嘉靖二十七年开始，五年里，戚继光每年一次率领登州卫兵家子弟前往蓟州戍边，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这样戍边对于他后来镇守蓟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他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过，“（吾）弱冠自奋，部署六郡良家备胡，稍习北鄙利弊”④。在此期间，他于嘉靖二十八年十月考中山东乡试的武举。次年九月到京城会试时，恰逢庚戌之变，鞑靼军自古北口直抵北京城下，明朝廷慌忙筹划保卫京师。戚继光于是“条上便宜，部当其议”⑤，被任命为守卫京师九门的总旗牌官。尽管这次会试中，他没有考中，但他的军事才能已显露出来。此后，山东直指刘瑶、兵科给事中王德等许多有识之士看到戚继光“青年而资性敏慧，壮志而骑射优长”⑥，都上疏推荐他。到嘉靖三十二年六月，戚继光被提拔为都指挥佥事，管辖三营三十四卫，督理山东的备倭事务。当时各卫所由于年久失修，残破不堪，而①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道光仙游崇勋祠版本。
①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六《都督府一》；汪道昆：《左都督孟诸戚公继光墓志铭》。②《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③戚继光：《止止堂集》，《横槊稿》上。
④《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二。
⑤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六《都督府一》；汪道昆：《左都督孟诸戚公继光墓志铭》。⑥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且军卒逃亡严重，所剩都是些老弱残兵，纪律松弛，缺乏训练，根本不能打仗。戚继光决心“振饬营伍，整刷卫所”①。一天，他母舅（当时是他的部下）仗着自己是长辈，不肯听戚继光的调遣。戚继光当众按有关的营规责罚了母舅。到了晚上，他又以外甥的身份脱冠向母舅表示歉意，使母舅心服口服。部属将士们目睹了戚继光的执法如山，不徇私情，都有所震动，从而使以前散漫的状况大有改观。这样，戚继光不仅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而且也使山东的海防得到了巩固。
①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第二节抗倭于东南沿海《练兵议》嘉靖中叶以后，东南沿海一带的倭患愈演愈烈，尤其是浙江、福建两省，由于官兵征剿不力，倭寇出没无常，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出现明兵“数万之众，贼常以矛走之”②。这种情况引起了百姓的恐慌和朝廷的担忧。戚继光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七月被调往东南，任浙江都司佥书，管理那里的屯政。他多次为总督胡宗宪谋划御倭，深得胡宗宪的赏识。在胡宗宪的一再请求下，次年七月世宗升任戚继光为参将，负责防守倭寇出没频繁的钱塘江以东地区，即宁波、绍兴、台州一带。二十九岁的戚继光终于获得了大显身手，实现“海波平”理想的机会。
戚继光上任不到一月，就有一股八百余名的倭寇进犯浙中门户龙山所（今在镇海）。明朝廷调集了数千军士防守，倭寇兵分三路突入明朝各部军队。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明军，竟抵挡不住，纷纷溃退。直到新上任的戚继光奋不顾身地射死了三个为首的倭寇头目时，倭军才后退。十月，倭寇再次进犯。在浙江巡抚阮鹗的亲自督领下，戚继光、俞大猷和台州知府谭纶三位抗倭英雄首次协同作战，连败倭寇。但由于冒险轻进，明军又无纪律约束，差点全军覆没。这几次战斗，加上以前其他将领的抗倭战斗，使戚继光深深地感到，旧军队缺乏严格的训练，士兵素质差，战斗力不强，军纪松弛；若不另行组建和训练一支新军，就根本无法抵御武器精良、剽悍勇狠的倭寇。这年冬，戚继光起草了《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首次向上司提出了创立兵营，然后选兵、练兵的建议。嘉靖三十六年二月，戚继光再次向上司递交了《练兵议》。当时，左右认为这“自有督抚主持且从来未闻”①，嘲笑他多管闲事。在《练兵议》中，戚继光分析了明军难以与倭匹敌的原因，要求“得浙士三千，亲行训练。比及三年，足堪御敌，可省客兵岁费数倍矣”②。总督胡宗宪以前曾练兵，但毫无成效。这次他读了戚继光的建议后，尽管心中不悦，但他相信戚继光的卓越能力，还是勉强同意了。浙江巡抚阮锷则对此大加赞赏。这年冬季，从另部拨了三千绍兴士兵归戚继光训练。不出一月，舟山一带倭患大有减轻。
防守台州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戚继光奉命率军由舟山渡海防守台州，多次取得小规模的胜利。当时，倭酋汪直被胡宗宪诱杀后，余部占据岑港。明军在胡宗宪领导下，分几路强攻。戚继光率左路兵马猛攻，但岑港是倭寇经营多年的老巢，明军一时难以攻破，相持达半年之久。明世宗见岑港久攻不下，听信谗言，以为是将官作战不力，竟下诏剥夺了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的职务，限期一月荡平岑港。戚继光因奉命置身于岑港，无暇顾及台州的②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六六；叶春及：《大将军戚公请告归登州序》。①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②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倭患，当时竟有人弹劾他“无功，且通番”①，明朝廷准备拘捕戚继光加以审讯。幸而正在这时，岑港被攻破，戚继光奋勇冲杀是有目共睹的，“通番”更是无稽之谈，戚继光也就恢复了原来的官职，驰援倭患最烈的台州地区。戚继光悉心剿杀倭寇，先后在桃渚（今属临海）、海门等地取得了一连串胜利，充分显露了他的军事天才，他每战“技能独擅，勇敢先登”，“御台、温数千之贼，擒剿无遗；功屡建于浙东，名亦闻于海外”②。
组建“戚家军”
然而，戚继光始终没有放弃练兵的计划。以前拨给他的三千军士，经过训练，转战各地，取得了不少战果。但由于选兵这一关并非戚继光亲自把握，士兵多是市井的油滑之徒，在作战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如军纪不严，甚至滥杀无辜冒功；一遇到短兵相接的情况，就怯懦不前，或者临阵脱逃。于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秋，戚继光第三次提出练兵建议，指出：“无兵而议战，亦犹无臂而格干将。乃今乌合者不张，征调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①当时，义乌百姓为争夺开矿权，与永康矿夫发生大规模械斗，双方都十分勇猛，戚继光就请募兵义乌。这一主张得到谭纶的积极支持，并为总督胡宗宪所采纳。恰好义乌县令赵大河此时也上书胡宗宪，建议募当地矿夫当兵，以减弱械斗势力。胡宗宪于是命赵大河协助戚继光招募义乌矿夫。
嘉靖三十八年九月，戚继光前往义乌募兵，一时应募者云集。其中有个名为王如龙的矿夫首领，“闻檄而率子弟出山”②，后来成为戚家军的中坚，王如龙也成为屡立战功的虎将。戚继光认为士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③。他综合体态丰伟、武艺精熟、聪明伶俐、力大如牛四方面对应募者进行严格挑选，认为“四者不可废，而但不可必耳”。他强调选的士兵要胆大，只有胆大，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克敌制胜。戚继光在选编士兵时还有“三不用”，即“凡城居者不用，尝败于敌者不用，服从官府者不用”④。由于赵大河的密切配合，戚继光在很短时间内即招募到四千经过严格挑选的士兵，前往绍兴进行训练。
由于以前曾训练过三千绍兴兵士，再加上有了对倭作战的经验教训，戚继光制订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训练方案。
首先，用卫国保家的思想教育士兵，一再教导士兵要认识到自己是从百姓中来，为解除百姓祸患而战的。他指出：“你在家哪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量今日食银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你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又指出：“你们本为立功名报效而集兵，是杀贼的东西，贼是杀百姓的东西。百姓们岂不是要你们杀贼的？”①他的教育是言之有物，浅显易懂的。
①《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②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①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②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③《纪效新书》卷一《束伍篇第一》。
④《纪效新书》卷一《束伍篇第一》。
①《纪效新书》卷四《谕兵篇第四》。
其次，加强军纪，严明赏罚。他以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
的精神要求士兵。将各种紧要号令编印成册，发给士兵，视掌握程度加以赏罚。对军官要求也相当严。“所谓身先士卒者，非独临阵身先，件件苦处要当身先；所谓同滋味者，非独患难时同滋味，平处时亦要同滋味。而次技艺岂可独使士卒该习，主将不屑习乎？”②戚继光本人就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军官。他还强调要赏罚分明，“凡赏罚，军中要柄。若该赏处，就是平时要害我的冤家，有功也是赏，有患难也是扶持看顾。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却不干预恩仇”③。因而，尽管赏罚名目很多，却都得以切实执行。
第三，十分重视武艺的练习。戚继光指出，学习武艺“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是你来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本身上贴骨的勾当。你武艺高，决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他决杀了你。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④。
另外，针对倭寇的作战方式，参照东南沿海的地形，分析敌我双方的短长，戚继光创立了“鸳鸯阵”。这种阵法以十二人为一队，队长居前，次随二人，一执长牌，一执藤牌，再次两人执狼筅，后继四人持长枪，再后两人用短兵器，最后一名是专事樵炊的火夫，长短迭用，使一队成为坚不可摧的有机整体。不仅如此，鸳鸯阵还可演生出许多阵形来，如“两仪阵”、“三才阵”等。总之，鸳鸯阵机动严密、变化多端、调动便捷，在对倭作战中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在鸳鸯阵外，再配上鸟铳手、弓弩手、火箭手，就组成了步军大营，同样能机动、变化。四千新军经过戚继光两个月严格而有效的训练，“无不以一当百也”①，成为打击倭寇的有生力量，被称作“戚家军”，故“戚家军名闻天下”②。
台州大捷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一月，戚继光率军奔赴台州抗倭前线。次年三月，他改任分守台州、金华、严州三府的参将，一面训练步军，充备水师，一面整饬当地卫所武备，使浙东防务有很大的增强。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倭寇大举进犯浙江沿海各地，倭船不下数百艘，人数达一二万。五月初，大批倭寇由象山海口侵入奉化、宁海之间，企图牵制明军主力，乘虚直攻台州。戚继光识破倭寇的真实意图，先在台州部署了必要的兵力，亲率大军赶往宁海剿倭。倭寇以为得计，派兵直犯台州城。戚继光得报后，挥师南下，先敌一步来至台州城下，以鸳鸯阵猛攻来犯之敌，大败倭寇，追出四十余里，俘斩敌人数百，其余倭寇全部淹死在江中，五千多被掳百姓也得到解救。不久，倭寇后续部队窜至台州东北大田一带，谋袭处州（今丽水），戚继光侦知敌讯后，在通往处州的必经之地上峰岭设下埋伏，以少胜多，以一千五百人全歼倭寇二千五百人，充分显示了他出奇制胜的指挥艺术。此后，他又在②《纪效新书》卷首《纪效或问》。
③《纪效新书》卷四《谕兵篇第四》。
④《纪效新书》卷四《谕兵篇第四》。
①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②《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台州一带取得陆战七捷、水战五捷的战果。台州之战历时一个多月，共斩杀倭寇一千四百余人，焚溺而死的达四千多人，这是戚家军抗击倭寇的首次大捷。与此同时，“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破贼宁波、温州”①，斩倭寇一千多人。这样，浙江的倭寇基本上肃清了。这年九月，戚继光因在台州之战中“旌麾之所指，即捷报之连闻；台民共倚为长城，浙东实资其保障”②，晋升为都指挥使。两浙人民修生祠纪念戚继光的功绩。不久，戚继光再次募兵义乌，使戚家军的总数增加到六千多人。十月，戚继光奉命率军前往江西镇压了反抗明朝廷的义军，并于十一月班师。
《纪效新书》在台州大捷的前后，即嘉靖三十九年春至四十年秋，戚继光在戎马倥偬中，总结了自己练兵及与倭寇作战的经验，编写成《纪效新书》。“夫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③表明戚继光编写此书的精神是不尚空言而讲求实效，不拘泥古法而有所创新。此书初编十四卷，台州之捷后，又补入了新内容，扩充至十八卷。卷首有两篇《公移》作总叙，并用问答体裁写了《纪效或问》，用以解除士兵疑问，“历述所急与可办者”①。正文有礼、乐、射、御、书、数六帙，共十八篇，“集所练士卒条目，自选畎亩民丁，以至号令、战法、行营、武艺、守哨、水战，一一择其实用有效者，分别教练，先后次第，各为一卷，以诲诸三军，俾习焉”②。此书通俗易懂，“其词率如口语，不复润饰”③，实用性强，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经典名著。
率师援闽浙江倭患终告解除，福建的倭寇活动却愈来愈猖獗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七月，戚继光率领六千精兵，由温州渡海至平阳，再由平阳抄小道抵达福建。福建人民饱受倭寇的蹂躏和官兵的劫掠，见戚家军来援，十分不安。后来，戚家军“号令金石，秋毫无犯，民乃以手加额曰：‘今日始见仁者之师矣。’所至箪食壶浆，争相馈饷”④。当时，福建倭寇主力集中在横屿和牛田两地，加上其他小股倭寇，东南互为声援。戚继光分析了敌情后，决定先破横屿。横屿位于宁德城外的海中，四面都是水路险隘，岛边又是一片泥淖浅滩，既不利于步军跋涉推进，又不利于水师舟船泊岸。倭寇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坚固的防御工事，已占据横屿达三年之久。戚继光首先攻破了与横屿相呼应的张湾，随即于八月初八日直攻横屿，强行登岸，仅半日就收复横屿，歼敌数百，救出被掳男女八百多。这是戚继光率军援闽后第一个胜①《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②《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二。
③《纪效新书》原叙。
①《纪效新书》卷首《纪效或问》。
②《纪效新书》原叙。
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纪效新书》。
④《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四。
仗。
略作休息后，在中秋节的次日，戚继光率军开往牛田。牛田在福清城东，是倭寇在福建的最大巢穴，周围小据点星罗棋布。戚继光在到达福清城的当晚，就带军悄悄地扑向牛田。他让士兵各持柴草一束填平堑壕，突然杀入。倭寇因戚家军新到，不加防备，在受到袭击后乱作一团，全部被歼。接着，在九月中旬的一个夜里戚继光又智歼逃往林墩（今莆田境内）的残敌，倭寇仅落水淹死的就达一千余人。兴化城（今莆田）的市民直到戚家军凯旋才得知喜讯，于是“牛酒劳不绝”①。戚继光在兴化的平远台上镌碑纪念这次大捷。戚家军入闽不到两个月，转战千里，荡平横屿、牛田、林墩的大倭巢，名声大噪。各地许多将官纷纷仿效戚继光，练起兵来。“于是，东南诸省俱征义乌兵，而自直隶以至闽、广、川、贵及腹里，一时大将、偏裨，下至部曲多练。”②戚家军因在福建作战时略有伤亡，须作补充休整，于是戚继光在十一月回到浙江。十二月，戚继光因功绩卓著，升任为分守台州、温州、兴化、福宁中路等处的副总兵官。
可是，倭寇得知戚继光班师后，“私庆曰：‘戚老虎去，吾又何惧？’”③不到一月，又卷土重来，用计赚开了兴化城，在那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四野一空，八闽俱震”④。直到次年二月才自动退出，攻陷了附近的平海卫。明廷感到福建局势又严重起来，任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派遣戚继光再度率师援闽，又任命谭纶为福建巡抚，协调各部行动。
嘉靖四十二年（1563）三月，第三次前往义乌募兵后，戚继光率兵到福建，四月抵达福清。谭纶会集戚继光、俞大猷、刘显研究作战计划，决定由戚家军担任中路主攻，俞、刘军为左右两翼。四月二十日，在火铳猛烈轰击下以及左右两翼配合下，戚家军突破平海卫，擒斩敌人二千二百名，救还被掳男女三千余人。随后又在倭患各地登陆，在一个月内奏捷十二次，斩敌三千余。六月，横屿功奏上后，戚继光升为都督佥事。不久，再叙兴化、平海卫大捷，被誉为“用兵如神岂直当今之虎臣，实为振古之名将”。①戚继光又升为都督同知，并荫子正千户。十一月，戚继光被提拔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以及浙江的金华、温州二府，都督水陆戎务。此时，新来倭寇二万余人侵入福建，围攻仙游城。戚继光闻讯后率军前往援救，在十二月的一个大雾天，以各个击破的战术，一举消灭倭寇，解救了被困五十余天的仙游城。仙游之战是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因此，谭纶指出：“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震，军功未有若此之奇者。”②嘉靖四十年春，戚家军又在王仓坪、漳浦蔡丕岭连败残寇，至此，福建境内的倭患暂告平息。五月，戚继光会师镇压了“山寇”蓝松山，此后，戚家军一直驻守在福建境内。
平定广东倭患①《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②《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二。
③《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三。
④《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三。
①《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四。
②《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四。
广东倭患本来并不严重，但在浙江、福建倭患平息后，渐渐转烈，尤其是潮州一带，“倭二万与大盗吴平相为犄角”①，肆行杀掠，贻害匪浅。驻守在那里的俞大猷军尽管多次给予倭寇和吴平以沉重的打击，但不能彻底消灭他们。嘉靖四十四年春，戚继光出兵与俞大猷相会，共同讨伐吴平。戚家军水陆两路并进，大败吴平于梅岭。吴平转据闽广交界处海中的南澳岛。九月，戚继光将军队分成中、左、右三路，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亲自督兵渡海，攻进南澳。俞大猷的援军随后赶到，几乎全歼岛上敌人，只有吴平等七百余人逃脱。戚继光、俞大猷率军直追，终于在嘉靖四十五年四月剿灭残贼，吴平也投海自杀。这年春，戚继光因仙游功奉命兼管广东潮州、惠州两府及伸威（今江西南部）等营的军事事务。到这时，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战斗，东南沿海严重的倭患终于平息了。
①《明史》卷二一二《俞大猷传》。
第三节北戍蓟辽《请兵破虏四事疏》东南安定下来后，明朝北方的边防问题就显得突出了。当时新继位的明穆宗力图一改嘉靖年间的弊政，而阁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都是有见识、有作为的人，于是开始经营北方边防了。
隆庆元年十月，在给事中陈瓒等的推荐下①，穆宗调戚继光回京师训练兵马。到京后不久，戚继光上了《请兵破虏四事疏》，系统陈述了自己对边防问题的看法，要求穆宗“授臣（戚继光）以十万之师，假臣便益”②，去平定疆场。由于对是否任用戚继光守边，“台省议论不一，而且部持两端”③，戚继光被安置到神机营担任副将，这正是三十多年前他父亲担任过的职位。不久，在蓟辽总督谭纶建议下，集中了步兵三千，又从浙江征兵三千，归戚继光专门训练。五月，穆宗听从谭纶推荐，诏令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辽东四镇练兵事务，地位与四镇总督相同，“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④练兵、筑台、修长城戚继光到蓟州赴任后不久，即多次上疏给穆宗，分析边防存在的问题，强调练兵的重要性。其中十月所上的《练兵条议疏》指出了边防军队“虽多亦少之原七，不练之失有六，虽练无益之弊有四”⑤，提出募新兵、专事权等对策。他的建议得到了谭纶的赞同和高拱、张居正的支持，也得到了神宗的批准。
不久，根据戚继光的建议，蓟州防区被划十二路，设立东西协守，分别统领各路，建立七座车营，配合马、步兵进行协同训练。但调浙兵守边的建议仍没有能实现。十二月，戚继光在青山口击退长昂与董狐狸的进攻。在这次战斗中，戚继光“闻风策应而大振军威，督兵拒堵而克收武烈”①，改变了人们以为他适于抗倭不宜敌虏的看法。
隆庆三年（1569）二月，戚继光以总理衔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亲自督率十二路兵马。他对蓟州等处边防经过仔细观察后，又向穆宗上疏，请求建立三千座空心台。穆宗批准了这一计划，但只给修建一千二百座的费用。这样，戚继光调配士卒，开始艰巨的筑台、修墙工程，可是，“蓟人夙多木强，律以军政即不堪”。②幸好，戚继光提议调来的三千浙兵到达了蓟州。这支军队抵城外待命时，正逢大雨，但浙兵“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③，引①《明穆宗实录》卷十三，隆庆元年十月乙未条：“召福建总兵戚继光入京协理戎政，全总督蓟辽都御史刘焘回籍听勘。先是，虏入永平，焘报功不实，给事中陈瓒等劾奏焘荐继光，故有是命。”②《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七。
③《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七。
④《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⑤《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七戚继光《练兵条议疏》。
①《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七。
②《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八。
③《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得边军大为惊骇，过去散漫的恶习渐渐有所革除。到隆庆五年八月，空心台全部建成，从山海关到镇边（今昌平西）的长城防御线上，共计修筑空心台一千零十七座，从而大大增强了长城东段的防御能力。
改革边军在修长城和筑立空心台的同时，戚继光对边军也加强了训练，进行了改革。他除立车营进行车、马、步军协同训练外，还设制了拒马器，用我所长，攻敌所短。他在密云、遵化、建昌三地建立辎重营，作为粮草、器械等军用物资的基地。他还根据军队来源的不同，予以不同的防守任务，“以南兵为先锋，入卫兵主策应，本镇兵专戍守”①。隆庆六年冬，在戚继光的提议和安排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的地点在汤泉（今属河北遵化），车、骑、步三军配合，人数多达十六万，长达二十多天，实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所罕见。演习相当成功，戚继光本人也大为振奋，他说：“职援枹二十余年，亦未见十万之众近得共集连营，始知十万作用；又似稍有豁悟，乃信边事真有可为。”②由于戚继光练兵有方，训练有素，当时朵颜部董狐狸的几次进攻，都落得一败涂地的结局。万历七年，戚继光还援师辽东，击败图们汗四万军队的进攻。当时明皇朝以八事评判边将，即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每三年派大臣阅边。戚继光“在蓟也，足竭穷荒，心竭智虑，无一楼垣非亲自措筹而步算，无一戈橹非亲自检点而试验者也”③，因而成绩常常是最好的，但职秩仅由叙平吴平功后的右都督进加到左都督。
明朝自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后，对蓟州防守越来越重视。但在戚继光担任此职以前，“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④，边防并不巩固。戚继光镇守蓟州后，一方面由于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阁臣的决策有方，封贡俺答，另一方面，由于戚继光本人的卓越才能，所以“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⑤。
《练兵实纪》戚继光镇守蓟州期间，还在隆庆五年（1571）写出了另一部军事名著——《练兵实纪》。正文是根据练兵次序而编成的训练方法，计有练伍法、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练营阵等八卷。另有杂集六卷。这书是戚继光训练士兵、守卫蓟镇的经验总结，无论是对付北虏的战术、武器的制造和运用、行阵的布置与变化，还是对士兵具体的训练方法，都有很大的实用性。因此《四库全书总目》作者说：“今以此书考相守边事迹，无不相符，非泛摭韬略常谈者比。”①这部著作与《纪效新书》被“兵家奉为金科玉条，可以垂之①《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②《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
③《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二。
④《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⑤《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练兵实纪》。
百世者也”②。
②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戚少保继光”。
第四节功大赏薄，晚景凄凉与同时期其他将领（如俞大猷）相比，戚继光是十分幸运的一个。他能够“更历南北，并著声”，③跟他与上司及同事间的良好关系是分不开的。他驰骋在抗倭战场时，得到胡宗宪、谭纶、阮鹗的赏识，北守蓟镇时，又得到阁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等的倚重和督抚大臣谭纶、刘应节、梁梦龙等的支持，他与监军汪道昆合作多年，关系也非同一般。尤其是张居正，每有事即与戚继光商量，“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④，更为有识之士所乐道。但这种特殊关系在张居正身后也给戚继光带来不利影响。万历十年，“及江陵弃人间，人言波及少保”①。有一个原戚继光的部将，竟忘恩负义，“阴布蜚语京师，倾少保而自代”②。给事中张鼎思则上劾戚继光在蓟镇无功，不如调往南方。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张居正曾交代过戚继光镇守的战略：“今日之事，但当以拒守为主，贼不得入，即为上功。”③事实上，戚继光很想来一次大决战，以为“必以堂堂平野短刃相接，虏于是不支而后心服胆裂”④。但为贯彻张居正意图，始终未能如愿。神宗却相信了这种荒谬的言论，于万历十一年二月改戚继光镇守广东。戚继光离镇之日，“阖镇父老，诣阙请留，当国不允，遂罢市遮道拥泣，攀辕追送出境者不绝”⑤。不久，一股蒙古军突入黑峪口，有人请留戚继光镇守，也没有得到允许。
这年夏天，戚继光正式赴任广东。此时，广东相安无事，戚继光心情郁闷，又因好友谭纶、俞大猷以及部下王如龙、陈大成相继离世，更是感到孤单，再加上年老有病，就产生了归隐林下的想法。于是一再上疏告退，万历十三年神宗同意了戚继光的请求。这年十月，戚继光回到了蓬莱故居。
戚继光晚年的生活十分凄凉，仅靠修立家庙、延师教子以及整理昔日公文打发日子。妻子王氏不育，对他瞒着她娶妾生了戚祚国等六子十分不满，竟在戚继光病重之时，弃他不顾，卷资逃到娘家，以致戚继光“延医且无资”⑥。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八日（1588年1月5日），年过花甲的戚继光在大病之后溘然长逝。在好友汪道昆及戚祚国的请求下，神宗给予戚继光一般的恤典。但荫子千户却没有兑现，他的儿子只承袭了祖先七代相传的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当时有人对此感到不平，认为“自来功大赏薄，未有如是之甚者”①。直到三十多年后，朝廷才给了他“武毅”的谥号。崇祯三年，由于戚祚国的请求，崇祯帝在登州建立了纪念戚继光的祠庙，并亲自命名为“表忠寺”。戚继光不仅身经百战，是个有谋略、多奇计的良将，而且能文会诗，留③④《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④《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①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六《都督府一》；汪道昆：《左都督孟诸戚公继光墓志铭》。②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六《都督府一》；汪道昆：《左都督孟诸戚公继光墓志铭》。③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三二《答总兵戚南塘援击土蛮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④《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二。
⑤《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二。
⑥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六《都督府一》；汪道昆：《左都督孟诸戚公继光墓志铭》①叶向高：《请戚继光荫谥疏》，《皇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二。
有诗文集《止止堂集》五卷，他的诗“多感激用壮、抑塞偾张之词”②，在明代方正、沉闷的诗坛上别具一格。所以，“明季语将帅具文武资，多推南塘”，清初史学家傅维麟更称戚继光为“儒将”③。
②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戚少保继光”。
③傅维鳞：《明书》卷一四一《戚继光传》。
第二十九章俺答三娘子第一节俺答俺答（1507—1582），蒙名阿勒坦，汉文史籍中作俺答，或谙达。因小王子曾授他“索多汗”之号，故称阿勒坦汗。父亲是巴尔苏博罗特①。俺答是与明朝关系密切的鞑靼首领，封为顺义王，终年七十六岁②。他原来的封地在开原、上都一带，因土质贫瘠，后迁居丰州城，统领十二个土默特部落，活动中心地区在今呼和浩特。俺答“雄黠善兵”，“骁勇方略空群”③。其祖父达延汗健在时，父亲为右翼三万户之济农。父死后，其兄衮必里克墨尔根（明人称吉囊）嗣济农位。兄弟两人势力渐强。吉囊死后，俺答联合青台吉、呪剌哈、哈剌汉及出塞的汉人高怀智、李天章等势力，拥众数十万。“其精兵戴铁浮图，马具铠，刀矢铦利，望之若冰雪”。①遂称雄诸部。并迫使徒有虚名的小王子蒙古大汗东迁辽东。达延汗时期，蒙古各部落同明皇朝在北边关系尤紧张，贡市早已中断，烽燧连年不息，给边区蒙汉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俺答崛起后，生齿日多，“事事仰给中国，若或缺用，则必需求，需求不得，则必抢掠”。他也曾“欲罢兵休民”，“无岁不求贡市”，一念耿耿不止。而明朝廷“不以时应也，故边患甚焉”。②嘉靖八年（1529）十月，俺答等率部扰榆林、宁夏边塞。明总督王琼疏请修筑从兰州、洮州至榆林三千里沿边城墉。尔后，蒙古骑兵攻宁夏，入宣府，克大同，进陕西，掠西川，杀略吏民，剽掠人畜。从此，“无岁不入寇”，少则几日，多则数月。京师戒严。
二十年（1541），俺答派使者至大同阳和寨请求与明朝通贡互市，保证以后“令边民垦田寨中，夷众牧马寨外，永不相犯”③。明朝廷疑惑俺答此举，“其请贡不可信”。既回绝了他们的请求，又诛戮使者，传首九边。俺答颇为恼怒，次年六月，率部数万骑入大同，经朔州，破雁门，纵掠太原而南下。尽管如此，俺答仍“勃勃有通贡意”。而明朝廷却悬赏格，“擒斩俺答，赏银千两，升不次；他酋百两，升三级”④。俺答仍拥众越太原，列营汾水东西，掠潞安、平阳诸州县。明边军皆观望不战。一月余，蒙古骑兵掠十卫、三十八州县，杀戮男女二十余万，获牛马羊豕二百万，焚毁公私庐舍八万区，蹂①俺答之父，《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封贡》：小王子（达延汗）有三子，次阿著。阿著有子二，曰吉囊，曰俺答。《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载：俺答，阿著子也，或言諰阿郎子。《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载：俺答即小王子赛那郎子。《名山藏》称：吉囊、俺答为赛那剌之子，歹额哈之孙。《蒙古源流》卷六记，其父赛音·阿拉克即巴尔斯·博罗特。新译校注本附录（二）萨囊彻辰家系表记述，俺答父为小王子第三子，名曰巴尔苏·博罗特。本文依《蒙古源流》（新译校注本）。②关于俺答卒年有两种说法：万历九年说；万历十年说。本文据《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记录。为万历九年十二月十九日（1582年1月12日）。
③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
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贡封》。
②《明世宗实录》卷三六四、三七六。
③《明世宗实录》卷二五一。
④黄光升：《昭代典则》卷二八《世宗肃皇帝》；郑晓：《皇明北虏考》，第40页。踏田禾数十万顷。七月，方出塞而归。
二十六年（1547）四月，总督宣大侍郎翁万达奏言：“俺答请求入贡，乞参酌其可否？”①巡按御史黄汝桂疏称不可：北边诸部怀叵测之谋，“岂可轻信，堕其计中”。世宗朱厚熜降旨不予理睬：“诡言求贡，勿得听从。”②来年正月，俺答进入河套地区，“复投译书求贡”。又遭拒绝。九月，蒙古骑兵入宣府，扰乱居庸关诸处。二十八年二月，俺答大举入边，略大同，直抵怀来。总兵周尚文帅兵万人，与俺答部属大战于曹家庄。总督翁万达亲率锐卒助战，蒙古骑兵败走塞外。明边军有功将士升赏有差。时人感慨地说：“数十年间无此战功。”
二十九年（1550）八月，俺答率部又卷土重来，精锐的铁骑穿过宣府，走蓟州塞，入古北口，围顺义，长驱直入，逼通州，掠密云、三河、昌平等地，转而进攻京师。腐朽的明军不堪一击，蒙古骑兵径至安定门以北教场口。③俺答又“求入贡”。后骚扰昌平诸陵寝，转掠西山、良乡以西，遂东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庚戌之变”。④翌年三月，明朝廷勉强答应与俺答通马市。俺答不满足，又投译书宣大总督苏佑，求贡市。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力言不可，下锦衣卫狱拷讯，持论不改，未予采纳。四月，明朝廷开大同镇羌堡、宣府新开口和延宁马市。俺答喜悦，亲至马市，向明朝廷献“九白之贡”，以示诚意。互市时，并嘱咐诸部首领，“毋饮酒失事”，挑选“身腰长大”、“毛齿相应”的好马入市⑤。咸宁侯仇鸾请敕厚赉俺答，赐衣币甚渥。俺答遂执献叛明归附蒙古的汉人萧芹等人。俺答部属往来大同城外，以互市为名，边军将士不敢拒阻，加上边垣及诸营堡俱废坏，戍卒多撤，蒙古游骑可长驱城下。总督史道疏言：“俺答无马者，许以牛羊入市，酬粟豆。”科道官交章力阻。俺答又请开辽东。巡抚辽东许宗鲁移书兵部，数陈不可，事遂停止。时大将军仇鸾偃蹇畏懦，只恃通市，不严饬将士防御，俺答部下出入关隘，无所顾忌。而后，俺答条陈请准，互市时，“富者能以马易缎，贫者唯有牛羊，请易菽粟”。明朝廷“朝议则复难之”，指责他们“乞请无厌”①。三十一年三月，罢沿边马市。世宗明谕，“复言开马市者论死”②。四月，仇鸾率军出塞，袭击俺答于威宁海，战败而归。自此，俺答以朵颜三卫为向导，撤去辽东前屯卫边垣七十余里，掠夺宁远。时俺答数扰辽、蓟，烽火绵延，为患益剧。三十六年（1557）八月，俺答领兵二十万入雁门边塞（今山西代县西北），攻克应州（今应县）四十余堡。
隆庆元年（1567）九月，俺答所部攻陷山西石州，诛杀知州王亮，大掠交、汾等处，山西骚动。蒙古骑兵大肆抢掠二十余日，因连日大雨，所获未能尽载而还。从嘉靖二十一年始，大同镇弃墙不守，“三关边隘，皆俺答必犯之地”③。隆庆四年十月，俺答爱孙把汉那吉因婚配问题，率妻比吉及仆从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贡封》。
②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贡封》。
③《明世宗实录》卷三六四。
④《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九《庚戌之变》。
⑤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中》。
①《明世宗实录》卷三七六。
②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贡封》。
③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贡封》。
阿力哥等十人南走，叩关请降。总督王崇古收留了他们，“丰馆釳，餙舆马，厚遇款纳”④。阁臣高拱、张居正等支持王崇古的建策，明朝廷下令授予把汉那吉为指挥，阿力哥为正千户，各赏大红纻丝衣一袭。把汉那吉出走归明，俺答汗颇悔恨，担心其孙遭不测，曾拥兵十万压境，欲讨还其孙。叛明投入其帐下的白莲教首领赵全等人继续鼓动俺答出兵，骚乱明地。“俺答众惮寇，指全等怨詈甚”①。后得知把汉那吉安好无恙，在妻三娘子的规劝下，俺答愿“啮臂盟，世服属无贰”。十二月，俺答执赵全、丘富等九人，献于边官。明朝荣归其孙把汉那吉，许通贡市不绝。俺答汗遣使致谢，呈表请封，情真意切。
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朝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子弟部落为都督等官。五月，王崇古又为俺答陈乞四事：一为请给王印；二为请许通贡入京；三为请给铁锅；四为请抚赏部中亲属布缎米豆等，塞上许不时小市。明朝廷一一作复。六月，大学士高拱言称：嘉靖十九年俺答求贡，当事者惮于主计，“斩使绝之”。三十余年，“边民肝脑涂地”，今俺答感恩慕义，直受封赐，不可失良机。穆宗嘉纳施行。明朝相继在大同、宣府、延绥、宁夏、甘肃等地，开马市十一处。同时，又开了便于蒙汉人民自由贸易的月市，或小市。从而，“东自海冶，西尽甘州，延袤五千里，无烽火警”②。隆庆六年九月，明朝廷应俺答请求，颁给他“金字番经及遣喇嘛番僧传习经咒”③。喇嘛教在蒙古草原迅速传播，俺答尽力尤多。
万历元年（1573）三月，明朝再颁给顺义王俺答番经，赐镀金银印。三年四月，俺答子宾免因求河西互市朝廷未允，于驻牧西海地屡扰边境。俺答予以阻止，约束诸部颇谨，并反映了宾兔苦于甘州不开市，宁夏路途远的实际情况，明朝廷即开大市于甘州、小市于庄浪。十月，俺答与明朝廷互市得胜堡，乞请佛像及蟒缎。又与三娘子筑城于板升，请名于朝廷，神宗以其贡事积功劳，正巧五年，赐金币，名其城曰“归化”①。万历五年九月，俺答恳请开茶马互市，御史李时成奏称，禁勿予便。六年（1578）四月，俺答从甘州芦沟套、墨水乱骨堆等地入边。五月，至扁都口。他以法绳束诸部，“令毋近城堡，毋踏禾苗”②。俺答又去青海迎喇嘛教黄教派首领锁南嘉措，赴青海各部蒙古传教。万历七年十一月，俺答东归还至板升。制置使吴兑赠其金币。俺答大喜，以呈书称谢。万历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俺答病死。其妻三娘子继承他未竟之业，率领子孙，维持蒙汉和睦相处，“四十余年无用兵之患，沿边旷土皆得耕牧”。
④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
①《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②方孔炤：《全边略记》卷二《大同略》。
③《明穆宗实录》卷六五。
①关于归化城命名何时，史籍记述有二：万历三年说，或万历九年说。本文依《明神宗实录》所载说。②《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第二节三娘子三娘子（1550—13），蒙名叫钟金哈屯（Jungginqatun），明人记载称克兔哈屯，或也儿克兔哈屯。卫拉特蒙古奇喇古特部落首领哲恒阿哈之女。③三娘子不仅“骨貌清丽”，而且“资性颖异”，聪睿英俊，颇具才华。她酷爱读书，通蒙古文字，且胸襟开阔，通达事务，为蒙古族的杰出女性。三娘子一生历配三王，掌兵柄，主贡市，在她执政近四十年中，为蒙汉民族的和睦关系的维持作出了贡献。
嘉靖三十七年（1558），俺答汗率部西征后，又行兵济勒满山之卫拉特土绵部，遣使至哲恒阿哈、扎勒满图类二处，告以俺答欲与和亲之意。哲恒阿哈献亲生女儿钟金于俺答。①从此，两部落通婚和好。
隆庆二年（1568），俺答携三娘子往征卫拉特属民，屯扎阿尔泰山巴克地时，三娘子生一子，名卜他失礼。俺答汗等举众欢腾，大设“米喇兀”喜筵。尔后，三娘子深受俺答的宠爱和器重。“事无巨细，咸听取裁”。②这时，她“已籍籍有声”了。
四年十月，俺答汗之爱孙把汉那吉因婚配问题偕大成比妓等奔归明朝。
明阁臣高拱、张居正同宣大总督王崇古、巡抚方逢时等力主以此事为契机，缓解长期以来北方边境兵戎相见的紧张局势。他们优待把汉那吉，“宴赏供帐甚厚”，以引渡出塞逃入板升的白莲教首领赵全等为条件，送归把汉那吉，并准许通贡互市。三娘子“阴劝之”（俺答），俺答汗欣喜应允。十二月，捕获赵全、丘富等人，移交明朝廷。俺答汗“请封贡，意甚坚”③。次年三月，明朝廷敕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弟老把都为都督，把汉那吉为都指挥使，其余首领为指挥、千百户等，赏赐蟒衣彩币等物有差。“始封事成，实出三娘子意”。①明朝廷深悉“夷情向背半系三娘子”②，特封她为“忠顺夫人”。明朝廷相继开放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等十一处马市。除每年官市外，又“得塞下民互市”。月市或小市，蒙汉人民可以自由贸易。每当互市时，常常出现两族民人“醉饱讴歌，婆娑忘返”的情景。
万历九年（1581），俺答汗去世。三娘子率黄台吉等告讣关吏，并呈文明朝廷，贡白马九匹，镀金撒袋各一幅、弓一张、箭十五支，以示继续忠顺。明朝廷派遣使者祭吊如礼。是时奉表称谢者皆以三娘子为主名。凡赴内地均③关于三娘子家世，汉文史籍有三种说法：（1）“本俺酋之甥女”（《北虏三娘子列传》见《逸史三传》，载《东莱赵氏楹书丛刊》）。（2）“俺答外孙女”，“俺答长女哑不害所生也”（《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下》，《两朝平攘录·三娘子传》）。（3）三娘子“宣大伎”（《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三《西人封贡》）。本文依朱荣戛《从＜俺答汗传＞看三娘子的名字和母家》（见《蒙古族历史人物论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版）一文说。该文根据蒙古文献《Er-denitunumalneretüSudur》（《宝贝汇集》），俗称《俺答汗传》，论述了三娘子名字和母家情况。
①三娘子生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宝贝汇集》（《俺答汗传》）记载，嘉靖三十七年（1558），她嫁给了俺答，时年九岁。十年后，隆庆二年（1568），生卜他失礼。
②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附三娘子》。
③《逸史三传·北虏三娘子列传》，见《东莱赵氏楹书丛刊》。
①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九《三娘子列传》。
②方孔炤：《全边略纪》卷二《大同略》。
须携带三娘子签发的文书，方准通行。③三娘子一跃成为土默特集团中的核心人物。“群情依为向背”。她地位的变化与北方地区的治乱息息相关。明神宗从延臣议，赐三娘子大红五彩纻丝衣二袭、彩缎六表里、木棉布二十匹。④三娘子与明朝廷的关系更加密切。俺答初殁，其长子黄台吉欲妻三娘子。她时年三十二岁，嫌黄台吉老病貌陋，不愿嫁他，遂率众远遁。黄台吉明白，若不与三娘子相匹配，很难入承王位，统辖诸部。于是，他轻骑追逐三娘子。时当贡市日期，王位悬而未决，贡市迟迟未完。宣、大、山西总督郑洛考虑到，贡市没能如期，关键在三娘子身上。立即派人说服她：“汝归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归，一妇耳！”⑤三娘子迫于利害，遂与黄台吉合婚，并急遣使者来边关完市。边吏喜悦，宰牲谢天。
十一年二月，黄台吉嗣顺义王。他常怨父王贡市议成，欲与父亲做法不同。三娘子从容相劝：“天朝所以待我者甚厚，岁通贡市，坐享全利，而无后忧。孰与夫冒矢石，出万死，幸不可知掠获也。”①黄台吉信以为然，“终其身不大为寇”②。明朝廷又封她为“忠顺夫人”。俺答汗生前，曾给三娘子一万精骑自卫。后她世为哈屯（夫人），帐下精兵数万。“戴铁浮图马具，然长刀大镟，望之若冰雪”③。把汉那吉回归后，俺答令他主持板升事务，号称大成台吉，妻子称大成比妓。大成台吉坠马丧生后，大成比妓“拥俺答所遗诸部落及板升，甚雄”④。三娘子图谋让自己长子不他失礼娶大成比妓为妻，兼并这支劲旅，扩展自己的势力。恰台吉与三娘子素有隔阂，怂恿大成比妓不从。九月，三娘子命扯布土骨、计龙等将精锐骑兵二千迅速包围了板升，爆发了“板升之战”。三娘子军斩扯布等八十余人，生擒二十人，伤者无算，缴获盔甲三十副，驼马百余匹。三娘子欲尽得板升，恰台吉又不肯予秋毫，双方征战不止。诸台吉为两家相约调停。三娘子执意不允，又征集人马，“期获恰台吉及黄鹅儿蟒兀捨倘不浪，而后休也”⑤。她“誓死相仇杀”。战事持续了五个多月，终于降服了板升。十二年四月，三娘子部下卜吉素等三人盗明杀胡堡边，被边官沈栋捕获，令人通告她。三娘子请以马十一匹、牛一头、羊六只，以赎罪过。当年，三娘子忙于板升大战，未能届期赴市。不久，遣首领至关市受赏。
十三年十二月，黄台吉病逝。三娘子手握王篆和兵符，欲私其爱子不他失礼。黄台吉的长子■力克乃自立为王。三娘子权衡利弊，将王印传予■力克。三娘子时年三十七岁，以年岁渐老，自练兵万人，筑城别居。疆吏郑洛担忧蒙古方面无主事之人，不利于安顿边塞。于是，派人规劝■力克：“夫人三世归顺，汝能与之匹则王，不然封别属也。”①部下亦劝他配三娘子。■力克乃尽弃妻妾，与三娘子合帐。■力克好兵不已，疲劳后而思安乐，部族③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一册第26号文件。④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九《三娘子列传》。
⑤《明史》卷二二二《郑洛传》。
①《逸史三传·北虏三娘子列传》，见《东莱赵氏楹书丛刊》。
②《逸史三传·北虏三娘子列传》，见《东莱赵氏楹书丛刊》。
③王世贞：《北虏始末志》，见焦竑：《献征录》卷一二四《北虏》。
④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九《三娘子列传》。
⑤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九《三娘子列传》。
①《明史》卷二二二《郑洛传》。
政务，“惟三娘子左右之”。十五年三月，■力克嗣袭顺义王位。明朝廷谙晓三娘子掌权柄，诏封忠顺夫人②，赏赐厚丰。■力克沉湎昏聩，年未及五十，须发皓然，“番汉应酬，悉诿三娘子”③。明朝廷信赖三娘子，常赐“金绘珍异”。她尤感激，愿“子孙暨部族世世为天子守边”。
十九年（1591），宣化镇附近史车二首领叛盟入边骚乱。三娘子闻讯，即擒二人，边区随安。三娘子笃信佛教，并“切切慕华”。自开贡市以来，她不时款塞，常亲诣总督吴兑营垒。吴兑将明朝贵妇穿戴的八宝冠、百凤云衣、红骨朵裙馈赠三娘子。④她与边官感情甚昵，以敦和好。部落中有“梗化者”，三娘子时有预报，防患于未然。是年秋季，顺义王■力克西行助火落赤发难，扰乱洮河等地。⑤总督梅友松立即派使者驰告三娘子。她“即使使者告顺义王趋东归”。■力克殊不欲返，迫于三娘子言，无奈而东归旧地。洮河之乱渐息。因此事，明朝廷下令停贡市两年。三娘子等深表歉意，将又在边滋事的■力克之婿史二缉拿，枷送边塞。明朝廷方准贡市如故。北边又安稳无事。
二十二年（1594），■力克死去，围绕着王位的继嗣，土默特部落发生了一场以■力克孙卜石兔台吉为一方同三娘子孙素囊台吉为另一方的“夺嫡”之争。素囊台吉多次咒骂三娘子，憎恨她不将王篆授予他。三娘子不徇私情，遵循俺答汗生前与明朝廷达成的“世代相传为王，以长部落归心”的约定①，毅然将顺义王印移交给卜石兔。这时，“封贡事旷岁无成”。明边官又下令禁止各边互市。三娘子遣使力争以为不可。贡市新开，边境稍安。四十一年（13）四月，三娘子病殁，终年六十四岁。
②《明神宗实录》卷一八三万历十五年三月记载：“虏王妻（三娘子）敕封忠义（义字为顺字误）夫人。”③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附三娘子》。
④《明史》卷二二二《吴兑传》。
⑤关于火落赤作乱西部的时间问题，史籍所载不一。本文依《万历武功录》卷九《火落赤列传》所记。①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二《封贡条约》。
第三十章李贽明代著名的回族思想家李贽是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原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为避当朝皇帝朱载垕的讳，遂称李贽，号卓吾（又称笃吾），又号温陵居士。
李贽生于嘉靖六年（1527）十月①。当时明朝正处于由强盛到衰败的激烈变化中。李贽一生坎坷，备受磨难，因此练就了坚强性格。三十岁，登上官场，五十四岁以后弃官为民，专事著述。他主张个性解放与自由，有人称他为反对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的先驱。
①关于李贽的生日，有两种说法，一是十月三十日，另一是十月二十六日。第一节商人世家子李贽祖籍河南，元末南迁泉州后从商，是当地著名的商人世家。一世祖林闾，藉前人蓄积之资，常扬帆航行于海外。二世祖林驽，不仅在国内从商，且远涉重洋，兼营海外贸易。洪武中，还受命于朝廷，奉舶下西洋。三世祖林通衢，亦“夙有经营四方志”。至明朝实行“海禁”，生意开始衰落。但高祖林易庵因“谙译语”，在天顺间曾“奉简书使外国”。曾祖林琛做过通事官，引“琉球入贡”。到李贽时，其家族内从商者仍然很多，有的开纸店，有的经营米店、染坊和棉行诸业。祖父林义方和父亲林白斋两辈也都是善于经商的穆斯林。
从明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泉州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重要港口之一，自唐、宋以来与世界各国就有广泛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各种宗教互相融合，和睦共处。李贽生长于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独特的文化地理环境和特殊商人家族，与他一生性情怪僻，厌恶管束；同情商人，主张“功利”；不满封建**，提倡个性解放，显然有着密切关系。
李贽从小就很有个性。他六岁丧母，便能自立。七岁，随父读诗书，习礼仪。十二岁能作文章，十四岁，读完《易》、《礼》，改攻《尚书》。二十岁，与黄氏结婚后不久，离开家乡，“■口四方，靡日不逐时事奔走”①。因之对当时明朝的**政治、社会矛盾、农民生活，以及工商业者的状况，有较深切的认识。经过十九年的寒窗苦读，于二十六岁时中举人。此后，他没有参加进士考试②，即听候朝廷选派，从政就禄。
①《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关于李贽是否参加考进士的问题，说法不一。他自己说没有赴京参加会试，谓中举人已是侥幸，“吾此幸不可再侥也”。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一八下《李贽传》则谓他“久不第，就官历姚江太守”，说明他参加过考试，但终“不得成进士”。
第二节官场受磨难嘉靖三十五年（1556），在李贽“三十而立”之年，被命为河南卫辉府共城（辉县旧称）教谕，他从此走入官场。他“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万里”①。由于“不得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只好放弃个人要求，服从委派。他虽受的是封建传统教育，但“自幼倔强难化”，强烈反对封建礼教。于是他从跨入宦海的第一天开始，就抱着为生活所迫，而“不容不与世相接”的态度，除履行公事，“拜揖公堂之外”，一意“闭户自若”，杜门读书，探求学问。也正是这种思想性格，使他处处与上级官僚发生意见冲突。第一次上任，“即与县令、提学触”②。结果，“在百泉五载，落落竟不闻道”③，根本不可能找到人生的学问。
嘉靖三十九年，李贽离开辉县，南下陪都，出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做了一个从八品小官。到任二月有余，丁父忧，东归奔丧，回家守制。时值倭寇大肆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李贽的家乡也深受其害。他“夜行昼伏”，六阅月方抵家。由于倭患所致，米价腾贵，他一家三十口“几无以自活”。为了击退倭寇的猖狂进攻，李贽率家人参加泉州城保卫战。通过抗倭斗争，他更加看清了明皇朝的**无能。嘉靖四十一年，丧服期满，而倭患未息。他“欲以免难”，尽携眷属，直接奔到北京。“尽室入京”之后，处境殊为艰难，“居京邸，十阅月不得缺。囊垂尽，乃假馆受徒”①。为养家■口，当了十余月的教师。嘉靖四十三年，补北京国子监博士，这次同样很不走运。到任不多日，即与国子监祭酒秦鸣雷、陈以勤以及司业潘晟、吕调阳等人发生抵触②。不久，家庭的不幸接踵而来，次男死于身旁，又闻祖父讣至，遂请假回籍，安葬先人。因为经济窘迫，李贽南归时把妻子和三个女儿送到河南辉县。在他回乡的前后三年中，完全依靠她们母女一边参加田间劳动，一边买花织布，自谋生路。其间，由于荒年歉收，“长女随艰难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继夭死”。悲惨之状，令人同情。家庭接连不断的不幸遭遇，使李贽南来北往奔走十年余，精神上深受打击；官场的磨难也使他不免为之苦恼，为此在回家毕葬之后，他已“无宦意”。可是，“回首天涯，不胜万里妻孥之想”，乃于四十五年“复抵共城”。③不久，李贽携家眷由辉县到北京，补礼部司务，官秩从九品，是一个比国子监博士待遇更低的穷差事。当时有人告诉他：“司务之穷，穷于国子，虽子能堪忍，独不闻焉往而不得贫贱语乎？”李贽答曰：“吾所谓穷，非世穷也。穷莫穷于不闻道，乐莫乐于安汝止。吾十年余奔走南北，只为家事，全忘却温陵、百泉安乐之想矣。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盖将访而学焉”④。为了到北京求师访友，研讨学问，他把穷苦置之度外，而视“闻道”为最大的快①《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②《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③《焚书》卷三《卓吾论略》。辉县苏门山有百门泉，故以百泉称辉县。李贽自称百泉人，百泉居士。①《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②《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③《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④《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乐。从这年开始，通过礼部李逢阳和王守仁弟子钱德洪的学生、礼部郎中徐用检的介绍，听泰州学派学者赵贞吉讲学，接触王守仁的学说。李贽非常崇拜王守仁的学问，认为“当是时，人之尊信朱夫子，犹夫子也。而能识知朱子之非夫子，唯阳明之学乃真夫子”①。尤其赏识他在正德十四年（1519）平息江西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朝廷中所建立的“武功”，谓“古之立大功者，亦诚多有，但未有旬日之间，不待请兵请粮而即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古今亦未有”②。隆庆四年（1570），通过李逢阳的介绍，李贽又认识了王守仁的得意门生邹守益的学生、刑部主事李材，并与之共同探求学问。李贽思想中的主观唯心论因素，同这一时期受王守仁学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五载春官，潜心道妙”。一心研究王守仁一派的学问，这是他从任礼部司务五年以来最大的快乐。然而，他在官场中的处境却依然如故，毫无改变，为司礼曹务，先后与尚书高仪、殷士儋，侍郎王希烈、万士和“尽触也”③。于是又不得不离开都门，另谋职位。
从隆庆五年（1571）起至万历四年（1576）止，就南京刑部员外郎。自永乐都燕，南京成为陪都，四方文人云集，聚会讲学的风气极盛。使李贽有机会在此结交一批名人学士，如南京著名学者焦竑、湖北黄安耿定理等人，并成为挚友，在学术和生活上深得他们的指点和帮助。同时见到他向慕已久的王守仁的弟子王畿和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再传弟子罗汝芳，对他们推崇备至，谓王畿良知之说具有启发思想的作用；王艮一派有真实的本领，是王守仁门徒中“最英灵”的一个派别。“自后无岁不读二先生之书，无口不谈二先生之腹”①。万历二年（1574），在南京拜王艮的次子王襞为师，进一步接受泰州学派的思想，最后成为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继承了泰州学派的优良传统，而且进一步发挥了王艮关于“百姓日用之道”以及“淮南格物”的学说，认为“百姓日用之道”的“道”，就是吃饭穿衣等人们最基本的活动和要求。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道”并非玄虚，而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当下自然”。这个观点，从哲学思想看，是一种粗俗的唯物论；从政治思想看，则具有反对封建等级特权，要求人人平等的愿望。万历四年，李贽五十岁。“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友朋劝诲，翻阅贝经”②，研究佛教。他认为儒、释、道三教“不容异同”，可以合三者为一。李贽承认佛教的主观唯心论，但又“不守绳辙，出入儒、佛之间”，不受儒、佛的拘限。甚至将王守仁的良知说、佛教的众生平等和众生皆能成佛说，以及他本人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反对封建社会不平等的思想，融化成为一体，提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主张人人平等，批判了儒家的封建等级思想。
李贽在南京任刑部员外郎的五六年间，既有收获也有痛苦。
收获是结识了各流学者，增长了学问，痛苦还是和长官意见不合。他说：①《续焚书》卷三《席书》。
②《续焚书》卷三《王文成》。
③《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①《焚书》卷三《罗近溪先生告文》。对于李贽与王学的关系，至今仍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说：王阳明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另一则说：“李贽是王学的对立者而不是王学的嫡传之一”（蔡尚思：《我要为中国大思想家李贽呼冤》，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②《续焚书》卷二《圣教小引》。
最苦者为为员外郎时，不得尚书谢登之、大理卿董传策和汪宗伊之意。又最苦者是碰到尚书赵锦。“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也”①。
万历五年，李贽出任云南姚安知府，官秩正四品。入滇前，他把女儿和女婿留在黄安（今属湖北）耿定理家。李贽到黄安时，即有弃官留住的意思。当决计入滇时，又和耿定理约定：“待吾三年满，收拾得正四品禄俸归来为居食计，即与先生同登斯岸矣。”②可是到任之后，他又想马上离开，因不允，遂勉强留下。
是时，姚安地区“上官严刻，吏民多不安”。李贽以“原情论势”，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持简易，任自然”，以德化人，反对暴政。认为“边方杂夷，法难尽执，日过一日，与军与夷共享太平足矣”。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采取比较灵活的做法，这是有道理的。但他同时又说：对境内官吏的所作所为，只要“无人告发，即装聋哑，何须细问”，“况天下事亦只宜如此耶”③。在封建社会里，对地方官吏的执法情况放任自流，不加过问，只能残害人民，这显然是错误的。李贽的无为而治的思想，颇得府中僚属、胥隶的拥护。但是朝廷对他的做法并不欣赏，因为这样做也势必损害封建皇朝的利益。他说：“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凝）触，与守道骆（问礼）触。王本下流，不必道矣。骆最相知，其人最号有能有守，有文学，有实行，而终不免与之触，何耶？渠过于刻厉，故遂不免成触也。渠初以我为清苦敬我，终及以我为无用而作意害我。”④连与自己“最相知”，且“最号有能有守”的人，都“不免成触”，自然是无法再干下去了。万历八年（1580）三月，他三年任满，即“谢簿书，封府库，携其家”，离开姚安，到楚雄。自动放弃加官晋级的名利，向巡按刘维提出舍官从民的辞呈。刘维不应允，他便逃到滇西大理府鸡足山阅《藏经》，执意不出。刘维无奈，请于朝廷，准其提前致仕①。七月初，正式离任，由此退出官场。
①《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②《焚书》卷四《耿楚倥先生传》。
③《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④《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①关于李贽弃官的原因，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无意再仕，激流勇退，自动辞官。而《罪惟录·李贽传》则说他“佞佛，尝禅衣帽而坐堂皇，视公事，为台抨”。《明史·耿定向传》亦云：“贽为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发，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
第三节著书立“异端”
李贽弃官之后，为了不受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束，以及避免“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的麻烦，尤其是为了“访友朋，求知己”，他宁愿“飘流四外不归家”②。因为有家人在黄安，特别是黄安有耿定理和周思敬二位好友“聪明好学，可藉以夹持”，故自出滇即按过去约定的计划，直接“取道适楚”③，于万历九年春抵达黄安，从此过着弃官为民，寄居外乡，“手不敢释卷，笔不敢停挥”，从事著书、倡导“异端”的新生活。
万历十年（82），李贽在黄安耿家刻印苏辙的《老子解》，并在进一步研究《老子》书的基础上，撰《解老》二卷。从书中对一些问题的解释，可以看出他对于事物相互对立和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万历十二年七月，耿定理死，使他大为悲伤，“寂寥太甚”，以致“全不知身在何方，亦不知欠少甚么”，深感“实难度日”，另一好友周思敬又“宦游中外去”。李贽“怅然无以为计”，本想到南京去，恰巧这时焦竑丁父忧，家中窘困，以故未能成行。而他与耿定理哥哥耿定向，所持观点大相径庭，关系很不相得，早有矛盾。这年八月，耿定向晋都察院副都御史，李贽有《答耿中丞》一文，曰：“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予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①，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举起反孔旗帜。耿定向“重名教”，严守封建礼教，恪守孔孟信条；李贽“识真机”，反对封建伦理道德，要求个性解放，在黄安讲学时甚至破例招收女弟子，两人的关系势必由龃龉而成水火。十三年四月，耿定向再次升官，擢刑部左侍郎，自鸣得意，骄傲待人，使他们之间的矛盾趋于白热化，李贽决然离开耿家，寓居麻城。到麻城之初，住于维摩庵。不久，令人将住在黄安的家眷护送回闽，即于万历十三年夏天写信与耿定向告别。其中谈了他对教导子弟的看法和宁愿饿死也决不屈服、忍辱为门下之客的处世态度②。翌年，他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写了《答耿司寇》一文，对封建理学家耿定向等人的思想行为进行了揭露。指出：他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云云；“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①。李贽痛恨理学家的欺世盗名和虚伪行为，赞成劳动农民和商人言行一致的真实可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已经脱离了封建阶级意识的束缚，站到新兴的市民阶层一边。②《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③《续焚书》卷二《释子须知序》。
①《焚书》卷一《答耿中丞》。
②《焚书》卷一《与耿司寇告别》。
①《焚书》卷一《答耿司寇》。
李贽还为商人大声疾呼，公开提倡“私有”、“谋利”，反对“无私”，曰：“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矣”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萌芽的十六世纪后半叶，李贽的这些言论实际上是反映了新兴商人阶级反对封建**压迫、要求独立发展的“图利”思想。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作用的。但他对理学的态度显然有些偏激。
万历十六年初，李贽离开维摩庵，孤身入麻城龙潭（龙湖）芝佛院，与僧无念等同住院里，“日以读书为事”。“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雠校，肌襞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诗不多作，大有神境”③。由于全心读书著述，以致“全忘其地之为楚，身之为孤，人之为老，须尽白而发尽秃也”④。同年夏天，因为天气闷热，头发秽不可闻，遂剃发以为常。李贽剃发本是无意的，并不是为了出家为僧。但这个无意的举动却给他带来一个好处，用“剃发以示不归”，可以由此而拒绝家属时时来逼他回乡。事实上，李贽从来没有受戒，没有认祖和师，虽落发而未为僧也。可是，在李贽剃发后，一些封建理学家竟然把他看作“异端”。“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①。从此，李贽更加毫不畏惧地站在“异端”的立场上，以“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的英雄气概，以哲学和历史学为阵地，同封建**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这年夏天，李贽编纂了第一部著作《初潭集》，计三十卷。因“初落发龙潭即纂此，故曰《初潭》也”。是书借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给封建理学家以无情的讽刺和痛斥：“世之好名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能起名也。无用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济用也。欺天罔人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谋也。”②李贽在不断被驱逐、被迫害的生活中所完成的最著名的三部大书《说书》、《焚书》、《藏书》，也均于这年开始编辑。其中，《说书》有一大部分是在这年完成的。此书系读书笔记，为他一生学问所寄。“因学士等不明题中大旨，乘便写数句贻之，积久成帙，名曰《李氏说书》，中间亦甚可观”③。
万历十八年初，李贽刻印他一生事迹所寄之诗文集《焚书》，计六卷。
该书以其“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套语，恐览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也”④。书中称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程颢与程颐、张载和朱熹等人，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①。又因为书中有与耿定向的信七封，对其进行了严厉、尖锐的批判。六月，耿定向闻之，认为是对他的“诽谤”，急忙抛出②《藏书》卷三二《德业儒臣后论》，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③袁中道：《珂雪斋近集·文钞·李温陵传》，1935年襟霞阁主人重刊本。④《续焚书》卷二《释子须知序》。
①《焚书》卷二《与曾继泉》。
②《初潭集》卷八。
③《焚书》卷一《答焦漪园》。
④《焚书》卷一《答焦漪园》。
①《焚书》卷二《又与焦弱侯》。
《求儆书》，由他的门徒、河南光山县人蔡毅中作序刊行，“以告同志”，妄图使“恶声不至于耳”，同时竭力攻击诬蔑李贽。万历十九年，耿定向为了进一步迫害李贽，掩盖自己的面目，并避免“后学承风步影”，效李贽之所为，一方面鼓动蔡毅中作《焚书辨》，反诬李贽是“流毒百世”，竭力维护封建道德。另一方面，不惜采用卑劣手段，乘李贽游览武昌黄鹤楼之机，以“左道惑众”的罪名，雇用流氓对李贽进行詈骂、围攻和驱逐。结果正如李贽所说的，“本欲甚我之过，而不知反以彰我之名”②。虽然有若干朋友为此离开了他，使他因为老年失去朋友而时有“老苦”之感。但是更多的是因此而更加同情他、支持他。在武昌，湖广左布政使刘东星直接出面保护他，湖北著名的公安派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从此开始和他密切往来。他自己更没有因此而停止斗争，继续写了《读书乐》、《豫约》等一批著作，回顾自已走入仕途后的种种遭遇，总结思想，抨击明朝的黑暗政治，强烈地表现出他“平生不愿属人管”的叛逆精神。同时应友人之邀，于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出游山西、北京等地，并在游途中完成《孙子参同》，《净土诀》诸书。
万历二十六年夏初，游南京，与焦竑等共同研读《周易》和最后修订《藏书》。《藏书》共六十八卷，二十七年秋由焦竑主持在南京正式刊行。它是李贽经过多年的努力，精心编撰的一部历史人物传记著作，也是他一生精神所寄。全书分《世纪》、《列传》两部分，被传者计八百人，上起战国，下迄元末，按照自己的是非标准，评说古人，否认道统，把程、朱等理学家摒于“德业”之外，褒贬人物独立思考，不盲从儒家教条，体现了他运用朴素辩证法研究历史的进步史观。他明确指出：“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①李贽关于男女平等诸方便的思想见解，在《藏书》中也有鲜明的表现。在南京，李贽还三次会见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作诗赠之，称其为“我所见人，未有其比”。他深感遗憾的是不理解利氏来华的目的，“毕竟不知到此何干也”②。
万历二十八年春，曾任过湖广左布政使，后为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河漕的刘东星③，亲自到南京接李贽北上，于三月底抵达山东济宁漕署。一到济宁，李贽便抓紧时间利用署中的有利环境，日夜著述，编成《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第八卷为《阳明先生年谱》）。尔后回到湖北麻城，即遭到封建统治者的残酷迫害。
②《焚书》卷二《与杨定见》。
①《藏书》卷首《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②《续焚书》卷一《与友人书》。
③见《明史》卷八四《河渠二》、卷二二三《刘东星传》。
第四节无辜系狱由于李贽的著作处处渗透着“叛逆”精神和“异端”思想，因此深受群众欢迎。“无论通邑大都，穷乡僻壤，凡操觚染翰之流，靡不争购，殆急于水火菽粟也已”，其书之盛行，至“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几案间非卓吾不适”。人人“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①。特别是《藏书》，比起《焚书》更为怪僻，大多“离经叛道”之语，原来不准备公开出版，在南京时李贽愤而将其付梓面世。它的公开出版，更加激起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他的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回到府城不久，万历二十八年冬天，当地的一些人就与官吏相勾结，故伎重演，雇用一批流氓打手，以“维持风化”为幌子，在“逐游僧、毁淫寺”的口号下，气势汹汹地对李贽再次进行驱逐和迫害，拆毁了芝佛院，烧毁了他修的埋骨塔。李贽在他的学生杨定见的帮忙下，逃入河南汝宁府商城黄蘗山。在山中避难期间，他仍然手不释卷，修改旧作。万历二十九年二月，在被“斥为民”的御史马经纶的陪同下，到达通州（今通县）马家，抱病完成了研究《周易》的哲学著作《九正易因》。此时，李贽的病势不断恶化，经常卧床不起。
万历三十年（02），李贽七十六岁。他自知年老多病，旦暮垂危，于二月初五日，特书《遗言》，交代后事，希望能平平安安了此一生。但是凶残的封建统治者并没有因为李贽之将死而停止对他的迫害。
闰二月，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得悉李贽已经移居通州的消息，专门上特疏劾奏李贽。谓：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来又刻《藏书》、《焚书》等书，“流毒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是“狂诞悖戾”、“刺谬不经”，“不知遵孔子家法”。并不择手段，无中生有，架词诬陷，竟然说一个七十六岁垂尽之人在芝佛院“挟妓女”，“勾引士人妻女”。“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各省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未刊者，尽行烧毁，无令贻祸乱于后”①。张问达，陕西径阳县人，系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的同乡。温纯，曾任河南布政司参议，是万历三十年中进士的耿定向的门徒、《焚书辨》作者蔡毅中为生员时受赏识的座师。由此可见，这次张问达奏劾李贽的关系是相当微妙的。然而，张问达之疏呈上，皇帝竟不问青红皂白，立即下令，曰：“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②就这样，李贽从病床上被拉出，一路昏迷，用门板抬入京城镇抚司狱。
在狱多日，作诗读书自如，《系中八绝》，就是他留下的最后著作。当传说要勒他回原籍时，曰：“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三月十五日，李贽以“七十老翁何所求”，视死如归，趁侍者为他剃发之时，夺刀自刎，气不绝者两日。三月十六日（5月7日）子时，遂气绝，用自己的生命控诉①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六《李卓吾》。
①《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万历三十年闰二月乙卯条。
②《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万历三十年二月乙卯条。
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他的无辜迫害。马经纶按照李贽的《遗言》，将其葬于通州北门外。
李贽一生所坚持的反对封建**主义，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想，是明代中后期封建经济局部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稀疏萌芽的深刻反映。他所提出的疑经、非儒、反孔等各种观点，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是进步的，也是合乎历史潮流的，对当时和后来都有一定的影响，无疑是明代历史上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清代修《明史》不为其专门立传，是很不公正的，恰恰暴露了作者竭力维护封建“正统”的顽固立场。
李贽“生于闽，长于海，丐食于卫，就学于燕，访友于白下（南京），质正于四方”，对历代朝章典故，各地人情物产，各种学术流派，都有过接触和研究，阅识广泛，学问渊博，著作宏富，除《焚书》、《藏书》外，尚有《续焚书》、《续藏书》、《史纲评要》、《世说新语补》等，以及一大批评论《水浒传》等文学艺术作品的论著。
第三十一章魏忠贤王振、刘瑾、魏忠贤是明朝宦官专权的代表人物，而由于整个形势的变化，魏忠贤在执政中表现出更多的残忍性和**性。
第一节独揽朝政魏忠贤，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原名进忠，曾从继父姓李①。他结过婚，妻子姓冯，有个女儿，嫁于杨家。他有些武功，左右手均能挽弓，箭法很准；家中贫穷，却喜欢赌博，赌运不佳，常常受到凌辱。从他的家境和经历来看，活脱是一个市井无赖。史称他“猜狠自用，人多以傻子目之”②。他的好赌习性和猜狠，后来在官场斗争中得到充分发挥。
由于没有其他出路，李进忠恚而净身，入宫当了宦官，这是在万历年间。他先在司礼太监孙暹名下，后在甲子库办事，有些油水，逐渐富裕起来。皇太子朱常洛的才人王氏，地位虽不高，却是皇长孙朱由校的生母。李进忠托门路，进入宫中，为王才人办理膳食。当时管理太子宫事的太监是曾陪伴朱常洛读书的王安。李进忠通过太监魏朝介绍投入王安门下，颇得信用。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
光宗朱常洛只当了一个月皇帝就病死了。他生前宠爱选侍李氏，要她照料皇长子朱由校。李选侍恃宠骄妒，不许朱由校与他人交谈，逐渐控制了他。朱由校即位时只有十六岁，李选侍欲继续控制朱由校，让他留居乾清宫。御史左光斗、给事中杨涟及阁臣刘一燝等倡言移宫，几经争执，李氏被迫移居仁寿殿。这一事件称“移宫案”，与万历时的梃击案、泰昌时的红丸案合称“三案”。
“三案”本身对李进忠的命运不会发生多少影响，但一些阁部大臣对“三案”态度暧昧，引起言官们的猛烈抨击，门户之见，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给李进忠造成一个十分有利的客观环境。而熹宗皇帝自小由李选侍抚养，对她有依恋之情。这种关系被官僚们强迫中止，会使他对有关官员产生反感，而把感情移向其他人，诸如他的乳母客氏和宦官李进贤等人。
与客氏交结，是李进忠的一大机遇。天启初年，有道人宿朝天宫，日歌市中，曰：“委鬼当朝立，茄花满地红。”①这被看作魏、客当道的谶语。客氏是北直隶定兴（今属河北）人，嫁侯二为妻，但十八岁便入宫。明朝习俗，宦官与宫中女性，主要是宫女，也包括像客氏这样的妇女，暗中或公开结为名义上的夫妻。两宦官争一宫女之事，亦不乏其例。客氏原与魏朝相好，见到李进忠，便移情于他。熹宗即位，封客氏为奉圣夫人。魏朝与李进忠争客氏，意义不止于争一女，而是争宠于熹宗，自然更为激烈，甚至夜间于宫中喧闹。熹宗也竟然过问起此事，他问客氏看中了谁，由他做主安排。客氏选择了李进忠。李进忠与客氏合谋，矫旨将魏朝打发去凤阳，派人在途中将他杀死。①魏朝也是熹宗心腹，二人经常同卧起，连皇帝也不能庇护他，可见魏忠贤在宫中的权势。
地位改变之后，他复魏姓，熹宗赐名忠贤。
下一个受害者是地位更高的王安。王安不同于魏朝，是顾命太监，在移宫案中与外朝大臣合作，有相当的威望。当时御史方震孺上疏，请逐客氏和①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魏忠贤浊乱朝政》。
②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九七《魏忠贤传》。
①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异人歌”。
①查继佐：《罪惟录·列传》二九七下《魏忠贤传》。
魏忠贤。王安也感觉到魏忠贤的威胁，奏明熹宗，欲加惩处。但真要处治时，他又手软了，只是令他改过自新。
客氏出宫，魏忠贤一时无所作为。谁知熹宗比他更离不开客氏，若失魂魄，不食者数日。不久，又把她召回宫中。魏忠贤和客氏在外朝官僚中寻找伙伴，找到魏的同乡、给事中霍维华，指使他弹劾王安。客、魏包围熹宗，矫旨将王安降为南海子净军，又派人把他杀害。
按照资历，王安本应掌司礼监。他一死，魏忠贤升为司礼秉笔太监。这打破了常规，因为他不识字，原没有资格入司礼监的。
熹宗皇后张氏，“性严正”②，多次向熹宗谈起客氏、魏忠贤的过失。皇后主持后宫事务，有权直接处置客氏。她没有这样做，或因投鼠忌器，或希望熹宗决断。一次，张后看书，熹宗问她在看什么书，她答曰：“赵高传。”张后用意很明确，熹宗默然。客、魏二人知道了，又恨又怕，扬言张氏非国丈张国纪女，而是盗犯所出，借以治张家罪。另一太监王体乾说，熹宗重夫妇兄弟情谊，“脱有变，我辈无类矣”①。这才保全了张后家族。尽管如此，张皇后还是深受伤害。在她有身孕时，客氏和魏忠贤派亲信服侍，致使其流产。
另外一些得罪客、魏的妃嫔，连性命也难保。光宗选侍赵氏为二人所恶，被迫自经。熹宗裕妃张氏为客氏所妒，以有孕之身被禁闭，绝饮食而死。冯贵人劝熹宗罢内操，被责为诽谤，赐死。李成妃解救，被革封禁闭，要不是她接受张裕妃的教训，事先储备下食物，也将被饿死。
所谓内操，指挑选、装备宦官，在禁中操练。这出自魏忠贤的建议，当然不只因为他喜爱武功，更主要是为了炫耀权势，培植自己的私人武装。内操之日，锣鼓之声震动禁中。据说，皇子诞生，就因惊惧而亡。御史刘之凤上疏发问道：“假令刘瑾拥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②魏忠贤不止甲士三千，他掌握了内标万人，全副武装。一次试用铳枪，险些伤到熹宗，臣僚们皆惶恐不安。
在宫中可以为所欲为，魏忠贤的主要精力，便用来对付外朝官僚。
②《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二》。
①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魏忠贤怒张后》。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