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经世文编》（又名《皇朝经世文编五编》），32卷，光绪二十三年（1893）求是斋编辑出版，又二十八年（1902）香港宜今室石印本。收甲午战争以后关于新政时事论文377篇，编者曾出使英法等国，颇谙西事，选文亦多采言西事之书，是一大特点。
《皇朝经世文新编》，32卷，麦仲华编，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书局石印本。这是维新运动**时期编辑出版的书，内容主要是鼓吹变法议论新政的文章，共511篇，其中有外国人写的5篇。光绪二十八年（1902）又有上海古香阁石印本，惟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不署名。
庚子以后“新政”时期的经世文选编光绪二十六年（1900）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西安，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下诏变法。于是戊戌政变后一时沉寂的谈新政不再禁忌，反而成为时尚。旧有的经世文编大都重新出版，也有些新编的，当时不只是学者关心经世大业之作，书商也将其视为应时牟利之作。市场需求大，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人士关心新政。
《皇朝经济文编》，128卷，求自强斋主人编。成书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十七年（1901）上海慎记书庄石印本。此书选收清末经国济世之文为主，多戊戌变法前后文，大约由于戊戌政变后的顾虑，作者多不署名。《皇朝经济文新编》，62卷，上海宜今室主人编辑，光绪二十七年（1901）石印本。多收经国济世以救农工商的论文，共846篇。此书出于书贾之手，编选欠精，又多不署作者。在相继出版的这类书中，此书不为当时人重视。《皇朝经世文统编》，102卷，邵之棠编，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慎记书庄石印本，又上海宝善斋石印本。选文自清初至光绪二十七年，主要是道光以后诸朝的，共2481篇。为供当时应经济特科考试者参考。此书在各种经世文编中，是收文最多、内容最广、子目最细的一种。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21卷，甘韩编，光绪二十八年（1902）商绛雪斋书局本，又瑶林书馆本。收光绪二十七年（1901）元月至二十八年（1902）五月间的文章，共557篇。
《皇朝蓄艾文编》，80卷，于宝轩编，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官书局铅印本。这实际上也是《皇朝经世文新编》的继续，续收戊戌前后论述维新变法的文章，共1079篇。此书晚于《新编》四年，为选收中外人士关于变法论述文最完备的一部。
《皇朝经世文四编》，52卷，何良栋编，光绪二十八年（1902）鸿宝书局石印本，又上海书局石印本。“皆取中西名人伟论，有关经世之用，为初、二、三编所无者，莫不搜求”（《凡例》），而多数为写于庚子前后的文章，共359篇。此书系为满足清政府宣布行“新政”后一般士大夫的需要而选编的，反映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文章多未选收。
《皇清道咸同光奏议》，64卷，王延熙、王树敏编，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版。这是只选收奏议的一种经世文选编。
此外尚有仲英采辑的《洋务经济新学论》（1895）、管斯骏编《洋务自强新论》（1896）、陈昌绅编《分类时务通纂》（1902）等等。
第七节报刊中国近代报刊开始是由西方来的外国人创办的，稍后才有中国人创办的。到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宣传维新变法的报刊受到读者欢迎，形成一个报刊**。进入二十世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报刊宣传反满革命，形成又一个报刊**。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革命派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全国报刊骤增，其中言论主张并不一致，但总之是言论自由，一扫旧皇朝时期的法令禁锢。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报刊又被迫萎缩，然而也酝酿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具有崭新思想的报刊的出现。
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报纸最先在中国创办近代报刊的是外国传教士，他们创办中文的和外文的报刊，既向中国人传教，也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情况，为其侵略中国服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包括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逐步增多，十九世纪四十至九十年代半个世纪中，他们在中国创办的中外文报刊有170余种，约占同时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主要有《万国公报》、《中西闻见录》、《益闻录》等。《万国公报》是这些报刊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1868年创刊于上海，初名《教会新报》，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主编林乐知。这是以时事为主的综合性刊物。1907年停刊。《格致汇编》，1872年创刊于北京，初名《中西闻见录》，1876年迁于上海，改名《格致汇编》。英国人傅兰雅主编。以介绍科学知识为主。1892年停刊。《益闻录》，1878年创刊于上海，李杕主编。主要报导国内新闻。1898年与《格致新闻》合并，改名《格致益闻汇报》。
为适应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需要，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商业性质的报刊也迅速发展起来，其中以《申报》最为重要。《申报》，1872年创办于上海，为英国商人美查（E.Major）集资创办。1909年卖给报馆买办席子佩。1912年席又卖给史量才。1949年停刊。历时77年，共出版约25000号。内容有论说、新闻、广告、货物价格表、轮船进口表等。因历年久，所载近代史料甚丰富，尤富于经济史料。上海又有《新闻报》，1893年创刊，先后由英国人丹福士（A.W.Danforth）和美国人福开森（G.C.Ferguson）主持，也偏重经济新闻及商贸消息，一度成为可与《申报》竞争的上海大报。1949年停刊。此外尚有天津英国人办的《时报》（1886—1891）、北京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1901—1903）。
这一时期帝国主义还在中国创办了一些外文报刊。其中时间长影响大的当数在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NorthChinaHeaald）。《北华捷报》，1850年创刊，为英国人创办的一种周报。主要刊载时事新闻、商情、司法和领事公报。后因商情新闻日增，1864年增出日报《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作为《北华捷报》的副刊。随着《字林西报》发行量的扩大，《北华捷报》反而成为《字林西报》的星期日增刊。《字林西报》成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喉舌。两报皆于1951年停刊。
中国人创办的报刊和维新运动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等地，也先后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最早的一批报刊，如香港有《中外新报》（创刊于1858年）、《华字日报》（1864年）、《循环日报》（1874年）、汉口《昭文新报》（1873年）、上海《汇报》（1874年）、广州《述报》（1884年）、《广报》（1886年）等。这些报刊多由初具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所创办，向国人宣传了一些新知识、新思想。
到维新变法运动兴起时期，中国人办的报刊开始出现**。在1895—1898年间由维新派创办的各种报刊达30多种，其中《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国闻报》、《湘学报》和《湘报》等影响较大。
《中外纪闻》，1895年8月创刊于北京，由强学会主办，梁启超、麦孟华编辑，两日刊。初名《万国公报》，因与上海广学会所出刊物重名，12月改名《中外纪闻》。主要转载邸报，编译西电西报，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意在广开知识，改变士大夫不通外情的闭塞状况。每期随《京报》送与在京官员，达二三千分。1896年1月被封禁。是月，强学会上海分会创办《强学报》，又出三期，即与《中外纪闻》同时被封禁。
《时务报》，1896年8月在上海创刊，10日1册，汪康年任总理，梁启超等任主笔。以宣传变法图存为宗旨，数月间销至一万多份。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下令改为官报，并派康有为督办。汪康年以“商款仍归商办为由”，改为《昌言报》，又出了10期。
《知新报》，1897年2月在澳门创刊，总理为康广仁、何廷光。先为五日刊，后改旬刊，又改半月刊。宣传变法图存，介绍戊戌新政。政变后继续出版，为维新变法辩护。1901年停刊。
《国闻报》，1897年10月在天津创刊，严复主编，日出一大张。主张变法自强，为维新派在北方的主要报纸。又出副刊《国闻汇编》旬刊。戊戌政变后售予日本人。
《集成报》，1897年5月陆念护创办于上海，旬刊，为维新运动时期文摘性的刊物。今见者有第1—34册，保存大量史料，分类辑录，便于检阅。戊戌以后的立宪派报刊戊戌政变镇压了维新运动，但由维新运动激荡起来的办报热潮却不可遏阻，中国近代报刊仍保持着发展势头。
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国外，成立保皇党，继续进行政治活动，继续创办报刊，主要有《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等。《清议报》，1898年12月在日本横滨出版，旬刊。梁启超主编，宣传实行君主立宪，主张保救光绪皇帝。1901年12月因火灾停刊，共出100期。后又出版汇编本《清议报全编》26卷，内容有增删，编次也和原刊不同。《新民丛报》，1902年2月创刊于日本横滨，初为半月刊，后不定期。
仍由梁启超主编，为当时改良派最主要的宣传阵地。其后革命思潮高涨，而此报仍坚持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与革命派的《民报》展开论战，声誉骤减，于1907年8月终刊，共出69期。
《政论》，1907年10月创刊于日本东京，后移上海出版，月刊。为政闻社机关报，梁启超、蒋智由主编，宣传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出至9期停刊。
《国风报》，1901年在上海出版，旬刊。发行人何国栋，实际主持人为梁启超。立论仍主君主立宪，要从思想上影响和指导当时的资产阶级立宪运动，鼓吹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实业和金融。至1911年6月停刊，共出52期。以上为戊戌政变以后至辛亥革命爆发前以梁启超为主要编辑人的君主立宪派的主要刊物。此外尚有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外交报》和《东方杂志》，其政治主张也是君主立宪，但不像上述诸刊那样着重宣传政治主张，而主要是时事报道和时论选辑。《外交报》1902年1月创刊至1911年1月停刊，旬刊，共出100期，保存了辛亥革命前10年间有关中外关系的丰富的编年史料。《东方杂志》，1904年3月创刊，至1948年12月终刊，是中国近代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杂志，月刊（中间曾改为半月刊），共出44卷。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
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也创办了许多报刊进行革命宣传。他们在国内各地以及港澳、日本、南洋、美洲等地，创办了约120多种报刊，其中日报60多种，期刊50多种，发行数量最多的达2万份。
《中国日报》，1900年1月在香港创刊，陈少白任社长兼总编辑。日报日出两大张，同时附出《中国旬报》刊载长稿。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份报纸，兴中会和同盟会的机关报。曾和香港的保皇派报纸《商报》展开论战。辛亥革命后迁广州，成为国民党的宣传机关。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查封。
《苏报》，1896年6月创办于上海，初以报道市井琐闻为主。1902年章士钊任主笔，渐成为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机关报，1903年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将《苏报》查封。
在日本，主要在留日学生中，创办一批宣传革命反满的报刊。1901年有《国民报》，1902年有《游学译编》，1903年有《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直（隶）说》、《江苏》，1904年有《白话》，1905年有《醒狮》，1906年有《洞庭波》、《云南》、《豫报》、《鹃声》，1907年有《汉帜》、《晋乘》、《粤西》、《河南》，1908年有《四川》、《夏声》等。其中尤以《民报》影响最大。《民报》的前身是华兴会的《二十世纪之支那》，1905年6月创刊于东京。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改名为《民报》，为同盟会之机关报，这年11月26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亲撰《发刊词》，第一次将同盟会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公布于世。初为月刊，后改为不定期出版，共出26期，另有一本增刊《天讨》。内容以政论为主，宣传革命思想，力辟保皇谬说，甚得读者欢迎，销数一增再增，发行至18期以后，销数已达12000多份。
辛亥革命前夕在上海出版的鼓吹反清革命的报纸，最著名的当数相继创刊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世称“竖三民”，主要创办人为于右任。《民呼日报》，1909年6月创刊，出至93期被查封。不久改办《民吁日报》，1909年10月3日创刊，11月19日又被查封。1910年10月11日又创刊《民立报》，继续出版至1913年9月4日，其间对辛亥革命及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均作了积极的报道和评论，被袁世凯查封。辛亥革命及民国建立后的报刊辛亥革命的胜利及清朝政权的垮台，使报刊一时间空前繁荣，全国大城市及许多中小城市几乎都有报刊出版，由原有的100多种，骤增至近500种，总销数达四千二百万份，被称为中国报界的黄金时代。
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得以发抒的时期，如前述《民立报》之外，尚有北京的《国光新报》、上海的《民权报》、《太平洋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以及武昌起义后不久即在武昌创刊的《中华民国公报》等，它们的共同点是坚决主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反对袁世凯独裁。
这一时期的报刊呈多元化的发展，各政党、团体、政治派别、以及各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个人，都可以创办报刊。比较重要的有：《大共和日报》，为中华民国联合会机关报，1912年1月4日在上海创刊，章炳麟任社长兼总编辑。其政治倾向是拥护袁世凯，反对国民党。后成为共和党的报纸，1915年6月停刊。
《民声日报》，1912年2月在上海出版，为黎元洪创办的报纸，反对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后为民社机关报。
《庸言》，1912年12月在天津创刊，先为半月刊，后改月刊，以政论为主，实际反映进步党的政见。
《亚西亚日报》，1912年在北京创刊，为袁世凯的御用报纸。
《不忍》杂志，1913年2月在上海出版，月刊，康有为创办，仍然发表反对共和的主张。
在袁世凯和北洋政府以及各地军阀统治下，报刊受到严重摧残。但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新青年》创刊，中国报刊又有新的气象，《国民》、《新潮》、《每周评论》等相继出刊。
第八节建国以来近代文献的整理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对中国近代文献有过一些整理出版，如故宫博物院编印的《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系整理清宫档案而成。自二十至四十年代，先后有程演生、俞大维、萧一山、王重民等，从法、德、英等国图书馆发现太平天国印书多种，拍照或抄录回来编印出版。说明人们已开始重视近代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但成果尚不多。大规模地有组织地进行这一工作是在建国以后。主要有：（一）以大事件为主的史料整理，（二）专史资料的编辑，（三）有关中国近代史外文资料选译，（四）《近代史资料》期刊为代表的零星史料的发表。
中国近代大事件专题史料按中国近代大事件编辑史料，当以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为代表。
建国之初中国史学会成立以后，即着手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由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为总编辑委员拟出《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等共12个专题（最初还拟有“五四运动”专题）。这套丛书大多数在五十年代前期编成出版，只《第二次鸦片战争》出版于七十年代末，《北洋军阀》出版于八十年代末。这套丛书，分头编辑，并无统一体例；且有关史料各有差异，亦难强求划一。早期出版的有的不免显得零乱，如《鸦片战争》（1954年），其中有关的上谕、奏折，选自多种来源，不一定完全，又不免重复。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出版晚（1978年），在编辑过程中有较多的时间去搜集、整理、比较、选择，几经修订而后定稿，便显得清楚严整。有关的上谕、奏折，全是就清故宫档案整理而成，既完整，又准确。
也有考核不精致选入伪作的失误。如《太平天国》中的《江南春梦庵笔记》和《义和团》中的《景善日记》，都是伪造的①。至于选材时之取舍或有不尽适当之处，要算是在所难免的小疵了。
这套丛刊，总计有2500万字，搜罗宏富，把许多分散在各处的史料，包括一些流传不多或未曾刊布的史料，编辑在一起，呈献在读者面前，只就这一点来说，就对推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为开展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国近代史资料甚多，仅有这样12个大事件的选题是远远不够的，有些情况或事件就包括不进去，例如马嘉理案和烟台条约、日俄战争，就无从涉及。而且只就这12个大事件的史料来说，丛刊已选录的也只有一部分或一小部分，所以都不断有新整理的史料出版。例如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宫档案编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戊①据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一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程明州：《所谓〈景善日记〉者》，见《燕京学报》第27期；丁名楠：《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见《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
戌变法档案史料》、《义和团档案史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等。此外还有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所筹委会编的《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等。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的《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的《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头两种是《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等等，为数甚多。近年又计划编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拟定的第一批专题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其中戚其章主编的《中日战争续编》11册，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张振鵾主编的《中法战争续编》8册，前2册为中文资料，后6册为翻译法文资料；福建师范大学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清末教案》6册，前3册为中文档案，后3册为翻译外文档案，均已由中华书局开始出版。中国近代专史、专题资料中国近代专史、专题资料的编辑出版，包括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军事史、中外关系史等，而以经济史资料尤为显著。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重要者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1940—1895）、孙毓棠编；第2辑（1895—1914），汪敬虞编，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又一部《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4辑，陈真等编，1957—1961年三联书店出版。内容以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为主，故与前书很少重复，可互相补充。《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4卷，彭泽益编，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前两卷内容为自鸦片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4辑，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第1辑（1840—1911），李文治编；第2辑（1912—1927），章有义编。以上四书，搜罗宏富，共计近一千万字。均按章节题目选编资料，节录适当，剪裁精到，很便于查找参考。其他还有《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宓汝成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1840—1895），聂宝璋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1840—1911），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姚贤镐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巫宝三等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赵靖、易梦虹主编。
其他关于地方或个人企业的经济史料，有《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黄苇、夏根编；《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上），蒋德学主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鲁子键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沈家五编；以及《上海钱庄史料》，《荣家企业史料》、《刘鸿生企业史料》，《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等等，成绩也相当可观。
中国近代军事史料，有张侠等编的《清末海军史料》和《北洋陆军史料》，杨志本主编的《中华民国海军史料》。
文化思想方面，有张静庐编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和《中国出版史料补编》；舒新城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陈学恂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朱有恂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陈学恂、田正平编的《留学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之一）；李甄馥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资料选编》；陈崧编的《五四前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等等。
中外关系方面，有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中美关系资料汇编》，朱士嘉编的《美国迫害华工史料》，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孟广耀编的《中俄关系资料选编》等。
有关中国近代史外文资料选译建国以来，对于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外文文献资料，也陆续选译出版。这些资料，相当一部分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等书中，也有一部分单行编集出版。如胡滨译的《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的《鸦片战争史料选译》、《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王崇武等编译的《太平天国史料译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的《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编的《太平天国史译丛》，许崇信等译的《八国联军目击记》，邹念之编译的《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等等。翻译的外文资料，可以弥补中文文献的不足。
近代史资料期刊1954年《近代史资料》出刊。这是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一个资料性期刊。初为季刊、双月刊，中经停顿，“十年动乱”后复刊，现为不定期刊，而总数已出至80多期，发表了一千四五百万字的资料。内容包括自1840年以来清朝和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史料，如档案、函电、日记、著述稿本、回忆录、访问记或调查记以及图片等原始资料，成为治中国近代史的人不能不读的刊物。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尚编有《近代史资料专刊》20多种，如《太平天国资料》、《庚子纪事》、《山东义和团案卷》、《民报》、《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等。
《近代史资料》极少发表清宫档案，而整理发表清宫档案的则有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1989年改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不定期出版，1973年开始，至1990年已出至第14辑。
解放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编印《掌故丛编》、《文献丛编》、《史料旬刊》，陆续刊布清宫档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是上承以上三种档案丛编而来的，就故宫所藏清代档案，以及少数明代档案，以专题辑录，每辑一般收数个专题。如第1辑的专题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的财政状况》、《辛酉政变》、《洪全福起事》、《顺治朝继续加派练饷》，三个专题是近代的，只最后一个专题是清初的，且只收三个题本。而第4辑三个专题都是顺治年间的事，只在最末收录了三件在清方档案中保存下来的太平天国文书。可见这个《丛编》选录近代档案，并不偏重近代。
原在清宫以外的档案有些也已入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如清末重要督抚赵尔巽、端方的档案均已入藏。第8辑选辑主要有关辛亥革命时期东北情况的文件，皆录自《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4辑《出国游学生等致端方函札》80通，皆录自《端方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有《档案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有《民国档案》，皆季刊，发表一部分论文，刊布一部分档案。其他如北京、上海等地的历史档案机关，也编有包括近代档案的期刊。
第二章研究概况第一节建国前的近代史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前，近代历史已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其中，资产阶级学者曾出版过一些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例如，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长河商务印书馆1938年）和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等等。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收集、考订和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诸方面，多有建树；某些论著对于近代历史的思考，也不乏真知灼见。例如，蒋廷黻在他的书中就提出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问题。他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能富强，不能者必遭致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好，日本就是好例子。”但是，从根本上看，因著者的阶级局限，上述的著作都未能给中国近代历史以科学的说明，并指明其客观的规律性。更有甚者，颠倒是非，贬斥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而为帝国主义侵华政策作辩护。蒋廷黻将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说成是“东西对打”，肯定琦善而贬抑林则徐，并谓“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就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真正构成近代史新学科的滥觞的，是其时马克思主义者筚路蓝缕的开创性研究。1933年李鼎声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一书，是较早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代表作之一。1939年后，**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许多有名的著作中，不仅号召重视对中国近百年史的研究，还对诸如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性质、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动力与前途等一系列涉及中国近代史的重大原则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精辟论述。这些论述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学者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依据。其后，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代表的研究近代历史的开拓性著作陆续问世。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撰写于1945年，1947年出版，共分八章：第一章，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章，中国人民的反英反满斗争；第三章，太平天国革命；第四章，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章，洋务派的“自强”与第一次割地狂潮；第六章，甲午战争及第二次割地狂潮；第七章，第一次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第八章，对抗瓜分的义和团运动。本书虽未全部完成，但其突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线是十分明显的。它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高度赞扬了从林则徐、洪秀全到义和团，中国人民英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同时谴责了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实行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祸国殃民。作者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他说：“鸦片战争开始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它不再是完整的封建社会而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了。战前的历史仅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史；战后的历史是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史，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一本专著。它从“官、民、夷”三者关系上阐述帝国主义侵略是怎样引起了近代中国社会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新调整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从而揭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本质与规律。作者在六版“序言”中指出：“为了说明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作时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历史事实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
范文澜与胡绳的著作，开一代新风，对其后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建国后近代史新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中国近代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般人囿于传统的观念，厚古薄今，甚至不认为中国近代史足以构成一门“学问”。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人民政府建立了专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在各高等院校历史系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培养和组织起一支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得以真正确立，并日益显示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
建国前旧有的资产阶级近代史学科体系，有三大特征：（一）从通史编写的体例看，藉以区分近代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和阶段的标准，不是清朝皇位的更迭和北洋军阀当权者的更换，就是中国社会政治运动的某些表象，如“积弱”、“变政”、“共和”，或者放弃分期，而满足于对重大事件的简单铺陈。但无论采取何种体系，旧的学者都无视对近代历史发展本质和主流的把握；（二）固执唯心论的英雄史观，无视、歪曲和贬斥近代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三）不承认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有自身规律性。显然，资产阶级学者赖以指导自己研究的学科体系是历史唯心主义。
建国后，史学工作者即开始努力探讨打破旧的资产阶级学科体系，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近代史学科体系。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一文，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延续三年之久的大讨论，并促成了新学科体系的最终确立。所谓分期问题，就是要从纷纭复杂的中国近代历史现象中，找到一条线索，循此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划分为若干符合其自身逻辑的阶段，以充分展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演进脉络。胡绳认为，中国近代史著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条件下，中国近代社会内部阶级结构的变动，及其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因此，“可以在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据此，他主张以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三次革命**为主要标志，将近代史分为七个阶段：1840—1850年、1851—1864年、1864—1895年、1895—1900年、1901—1905年、1905—1912年、1912—1919年。其后，孙守任、金冲及、范文澜、戴逸等人先后提出商榷。其中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见有二：（一）“从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准”，将近代史分为四个阶段：1840—1864年、1864—1894年、1894—1905年、1905—1919年（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二）“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将近代史分为五个阶段：1840—1864年、1864—1895年、1895—1900年、1900—1914年、1914—1919年（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显然，这些不同意见只是补充了胡绳的观点，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超越前者。故讨论的结果，胡绳的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分期法，基本上为多数人所接受。
这就是说，新中国的学者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借以理解和把握近代历史发展的本质与主流，重在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考察，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这就有力地打破了唯心主义的旧学科体系，将近代史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新的学科体系。其基本范式，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两个过程”（即指**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中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三次革命**”、“八大事件”（即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新的学科体系不是抽象的，它的确立生动地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1958年后，近代通史性著作开始重新编写并陆续出版。其中有影响的著作有：林增平著《中国近代史》（上、下册，1958）、戴逸著《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1958）、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1962年）、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四册（1965年）。这些著作尽管各具特色，但就其编著体例而言，都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三次革命**”为标志的近代史学科的新体系。此外，大、中学校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写也概莫能外。这样，新的学科体系实际上已成为新中国不同层次的人们所共同接受的模式了；其二，形成了对近代史研究的宏观指导。新中国的学者都能在自觉体认新的学科体系所揭示的对近代历史发展本质与主流的规范上，展开自己的具体研究。因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特别是建国后的17年间，近代史研究的繁荣与发展正是这一新的学科体系充分展布的结果。这即是说，新学科体系的建立不仅为17年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赖以展开的前提，同时其自身即构成了全部研究成果中最深刻、最本质之所在。
进入八十年代后，又出版了一批通史性的近代史著作。其中，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二册），是一部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稿》（四册），体例严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等，都给予了应有的重视。苑书义等著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三册），博采众家之长而又不囿于成说，对不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是，这些著作在编写体例上，尚未有根本性的突破。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八十年代后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要对一成不变的近代史学科范式提出异议。他们以为，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动荡而变化急剧，多样而非单一。现有的学科范式只突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等更为丰富的内容被轻忽了，本是丰富多彩的历史因之变得枯燥乏味。现有的中国近代史格局应当突破。不过，尽管“三次革命**”说在实际上已被研究者放弃，但是，近代史学科体系究竟应当怎样改造，至今依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三节建国后关于近代政治史的研究政治史从来是历史研究的主干，加之近代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空前尖锐，社会经历巨变，政治风云急剧变幻，跌宕起伏，所以政治史自然也构成了近代史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著述如林。近代政治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八大事件”。其中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的研究，除了蒋孟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牟安世的《中法战争》两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外，从总体上看，相对薄弱。限于篇幅，这里只具体介绍除上述二者之外的其他六大事件及北洋军阀研究。
鸦片战争史中英鸦片战争是中西方关系和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所以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牟安世的《鸦片战争》和萧致治主编的《鸦片战争史》，是迄今出版的两本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史篇幅较大和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二者都注意到了广泛和充分地利用中外文资料，却又各具特色。前者在详细考察了“鸦片输入”、“禁烟过程”、“战争过程”的基础上，比较完整地描绘出了鸦片战争的全貌。同时，作者着力从政治与军事两方面的结合上，系统地考察了战争的历程，包括每一阶段，以至每一场主要的战斗，在战略战术上的成败利弊，都作了探讨，使已有的研究深入了一大步。后者则视野更加开阔，不仅仅将鸦片战争看成是中英两国间发生的一场战争，而且将之视为中国历史发展中带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因之除了叙述战争的全过程之外，更着力于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视野，探讨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后果和影响。陈胜粦著《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是一部论文集，作者将林则徐的一生与整个时代和社会有机地联系起来，作多方面和整体性的研究，也比较全面地重现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历史场景。
同时，研究者对于战争前后的士林风气、经世派以及对西方的了解，汉学宋学的论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与变化等等，也都有所论述，且观点愈趋平实。学术界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使用主战派、主和派两个概念，界分鸦片战争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有的研究者对此提出异议，以为清政府内部并不存在主战、主和两大阵营。道光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经历了主抚—主战—再主抚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儒家传统的剿抚并用的政策。而其失败，则又提出了外交观念与政策“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任务”（郦永庆《从档案看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兼谈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问题》，《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有的研究者则考察了士大夫的不同阶层在鸦片战争中的不同表现，以为其上层即官僚士大夫，多经历了由自大转为自卑的过程；其中下层即尚未入仕的读书人和虽入仕尚未更多受官场积习影响的中下层官僚，多战前倡导禁烟，战时积极参战，战后则开眼看世界。中国传统文化积极与消极的层面，都在不尽相同的士大夫身上表现其深层的影响（沈渭滨《从睡眼方开与昏昏睡去——鸦片战争与中国士大夫散论》，《江海学刊》1990年第5期）。还有的研究者则着眼于一个长时段的考察，以为嘉道间士习的衰恶是清皇朝步入衰世的表征，一些有识之士因之起而批评时弊，倡言变革，形成了所谓的经世派。鸦片战争前后，随着时代的变化，经世派中的一些人将视野从时务扩展到“夷务”，进而主张学习西方。但他们地主阶级的立场是坚定的，即不是封建制度的“拆天”者，而是补天者。林则徐、魏源、姚莹、冯桂芬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镇压农民起义，从根本上说，他们与湘、淮系的那些头面人物并无本质的不同。所以，“从嘉道年间崛起的地主阶级经世派，其发展脉络是明显的，这就是以湖南、安徽为中心的湘、淮系的一批人物”（龚书铎《清嘉道年间的士习和经世派》，《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这些论述无疑都表现了开阔的思维。
鸦片战争时期的重要人物，诸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道光帝、徐继畬、姚莹、琦善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林则徐的研究最有成绩。这方面的成果，除了陈胜粦的《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外，杨国桢的《林则徐传》具有代表性。作者“以林则徐的政治活动为主线，以在历史上的突出贡献为重点”，分章论列，鲜明地突出了林则徐作为地主阶级改革家的形象。太平天国史建国前太平天国研究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建国后更成为各专史研究中的热点，成果最为丰富。
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是新中国太平天国研究集大成的巨著。全书150万言，共88卷。作者经过长期探索，在我国古代作为正史体裁的纪传体基础上创造出一种综合性的新体裁。《太平天国史》正是依此新体裁撰成的太平天国通史性著作，全书史料翔实，见解精辟。其第一篇“叙论”，对太平天国的始末作综合性的叙述与评论。第二篇“纪年”，依时间先后为序，记录大事。第三篇“表”，分门别类，列表以详。第四篇“志”，为各种专门史，凡政治、宗教、经济、军事、外交、礼仪、文化、艺术等皆有专志。第五篇“传记”，上起天王洪秀全，下至乡官钟志诚，旁及捻军人物和其时各地各民族起义领袖，如刘丽川、杜文秀等，均为之立传。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共三册，同样是规模宏大的太平天国通史性著作。本书较全面而详细地叙述了太平天国的兴衰历史，并及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与外交等诸方面。全书资料翔实，脉络清晰，独具特色。
太平天国的专题研究，成果更显丰硕。如郦纯的《太平天**事史概述》、茅家琦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郭毅生的《太平天国经济制度》、王庆成的《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夏春涛的《太平天国宗教》等等，就太平天国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作专深的研究，各有创见。特别要提出的是，钟文典主编的《太平天国史丛书》，共15册，计500万字，现已陆续出版了苏双碧的《太平天国史综论》，祁龙威的《太平天国经籍志》，钟文典的《太平天国开国史》，张一文的《太平天**事史》，郭毅生的《太平天国经济史》，吴善中、周新国的《太平天国刑法、历法研究》，吴良祚、史式的《太平天国词语、避讳研究》，贾熟村的《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茅家琦的《太平天国与列强》等九种，从广度与深度上将上述领域的研究推进了一步。此外，还出版了一批太平天国地方史的著作，如董蔡时的《太平天国在苏州》、徐川一的《太平天国安徽省史稿》等。
王庆成著《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是一部有影响的论文集。内容包括史事新论、史料考释、太平天国宗教问题以及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等。
太平天国人物研究也有不少成果。除了钟文典的《太平天国人物》和陈宝辉等的《太平天国诸王传》外，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洪仁玕、李秀成等太平天国的主要人物，都有相关的专书出版。
对于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即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也颇为可观。贾熟村的《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龙盛的《湘军史稿》、朱安东的《曾国藩传》、董蔡时的《左宗棠评传》、苑书义的《李鸿章传》等著作的相继出版，实使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深化了。
甲午战争史中日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在近代史研究中也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但近十多年来取得了明显的新进展，甚至在某些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挑起的，这一点久成定论，并无疑议。但是，一些关系重大的具体问题并未完全解决。1894年7月25日发生的丰岛海战，是甲午战争的序幕，对整个战争影响甚大。谁是战争的挑衅者？丰岛海战后，日本当局极力将挑起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以掩盖其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中国海军的事实。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的《二十七八年海战史》写道：“七时五十二分，济远首先向我发炮，旗舰吉野立即应战。”我国史学工作者和正直的日本史学家虽然都承认是日本挑起了丰岛海战，却又在很长的时间里接受了海战七时五十二分开始的说法，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近年来研究者根据中文记载，尤其是《济远航海日志》，判明：首先发炮的是吉野，时间为七时四十五分，济远发炮时间虽然确是七时五十二分，却是为了自卫还击。这样，丰岛海战开始的时间不是七时五十二分，而是七时四十五分。考定数分钟的差异，却判明了谁是战争挑衅者这个大是大非问题（戚其章：《甲午海战史》）。黄海海战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其规模之巨，战斗之烈，时间之久，为此前世界海战史所仅见，因之历来为中外研究者所关注。北海舰队以何种阵形迎战及海战的胜利谁属？这也是争议颇多的问题。戚其章、孙克复、关捷考证认为，“北洋舰队变阵的结果，整个舰队便形成人字阵，它始终没有真正形成夹缝雁行小队阵”（《甲午黄海之战北洋舰队阵形考》，《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戚其章且认为，“北洋舰队终于‘以寡敌众，转败为功’，最后迫使日舰不敢再战，仓皇遁逃”。（《甲午战争史》）
在甲午战争史研究中，怎样看待台湾民主国的建立，同样是个存在分歧的重要问题。李鸿章的法律和外交顾问、前美国国务卿柯士达，在其《外交回忆录》中就以为台湾民主国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连贯的《台湾通史》也称其事为“独立”。迄今海外仍有某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将台湾民主国说成是**运动的“先驱”。建国后近代史的著作对台湾民主国多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语焉不详。近十多年来，研究者才开始认真讨论这一问题，并有了共同和明确的认识：台湾民主国不是为脱离祖国而独立，而是在非常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特殊措施。因而是一种积极的爱国主义的行动（林其泉：《试析一**五年的台湾民主国》，《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增刊）。
系统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戚其章的《北洋舰队》、《甲午战争史》；孙克复、关捷的《甲午中日海战史》、《甲午中日陆战史》。这些著作大体上反映了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当然，已有的研究还涉及到了人物评价、帝后党争、国际关系、战争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多方面的影响等广泛的领域。戴逸、杨东梁、华立合著的《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一书，以中、日、朝鲜三国为中心，考察甲午战争与东亚国际关系的新格局的确立，表现了更为开阔的视野。
戊戌变法史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件。1958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戊戌变法60周年学术讨论会，正确地指出它是一个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是中国民族觉醒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具有长久意义的”（刘大年：《戊戌变法六十年》，《人民日报》1958年9月29日）。建国以来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戊戌变法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具有爱国的进步的意义。但是，同时也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运动，主要意义在于以自己的失败证明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偏低。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对把戊戌变法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传统观点表示异议，认为不能把改革、改良和改良主义等同起来，戊戌变法不应称作改良主义，而应称作改革或改良（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略论》，《中华学术文集》；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有的学者还提出，戊戌变法就其本质来说，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陈庆华等先后在讨论会上提出这个观点）。
对于戊戌变法的历史作用，近年来许多学者更强调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地位。李侃以为，就戊戌变法的直接结果来说，资产阶级维新派是失败者，但是，就新旧思想文化的较量而言，他们却是胜利者。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影响（《八十年后话“戊戌”》，《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红旗》1983年第7期）。龚书铎则提出了“戊戌新文化运动”的概念。他认为，“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并不仅是‘五四’时期发生过新文化运动，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文化的角度说，这个时期大致从1895年中日战争后到二十世纪初年）也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影响很大，而且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戊戌新文化运动述略》，《光明日报》1983年8月24日）。与上述的认识相应，对于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认识，研究者已不满足于已往的结论：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严重脱离群众、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进而注意探讨中国官僚政治的特点、维新派策略失误以及与日本明治维新比较研究等等。
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稿》，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戊戌变法史的专著。他的《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则是戊戌变法系列人物传记。这两本书是研究戊戌变法史有代表性的著作。
进入八十年代后，一些学者对康有为《戊戌奏稿》的真实性提出怀疑。
《戊戌奏稿》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的变法奏议辑录，戊戌政变后，由其长女康同薇搜集抄存，麦孟华编辑，清宣统三年（1911）于日本横滨铅印出版。收录康有为戊戌年正月至七月（1898年2—8月）间所撰奏疏20篇，附录进呈编书序文5篇，共计25篇。另开列有奏疏存目13篇，无正文。《戊戌奏稿》长期被人们视为信史，成为学术界据以研究戊戌变法史及其戊戌时期康有为思想和政治主张的重要史料。一些学者根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军机处档案和《杰士上书汇录》等材料，对《戊戌奏稿》进行考订，发现内容经过大量篡改，增添了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立行立宪、限制君权之类的内容。因之，认为全书不宜再作为研究康有为及维新派戊戌年间思想认识的基本文献依据。但是，《戊戌奏稿》与原件不同的文字，一方面表达了康有为戊戌年的相当一部分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又鲜明地反映了戊戌政变后其思想认识所发生的变化，因而仍具有重要价值（孔祥吉：《康有为对的改篡及其原因》，《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蔚禄#骸丁次煨缱喔濉期）。有关《戊戌奏稿》的上述发现，是近年来戊戌研究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它为史学界研究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和戊戌维新运动提供了新资料、提出了新课题。孔祥吉的论文集《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对戊戌变法史人物的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专著，如马洪林的《康有为大传》，耿云志、崔志海合著的《梁启超》和李喜所、元清合著的《梁启超传》、谢俊美的《翁同龢传》等。
义和团运动史建国后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推翻了清朝统治者与资产阶级学者有关“义和拳匪”的种种诋毁污蔑，高度肯定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1954年，周恩来在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大会上说：“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在北京各界欢迎举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2日）。这一认识实成为新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
但是，在研究中同样存在着人为“拔高”义和团运动的倾向。近十多年来，随着学术环境的优化，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渐趋平实。许多学者认为，应该从具体历史依据出发，指明义和团运动一方面表现了反帝爱国的正义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农民小生产者保守性和落后性。既要看到运动的主流方面，也要看到它有严重的弱点。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就不能对义和团运动作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李侃：《关于义和团运动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4月10日；戴逸在《光明日报》1980年5月27日座谈会的发言）。正是由于评价趋于平实，因此对义和团运动存在的严重弱点也注意加以探讨。如关于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思想，论者指出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义和团眼光狭窄，文化落后，只能用反洋教、洋人和洋物的直观认识来表达对侵略者的仇恨。至于义和团的宗教思想，论者除分析它起了促进运动发展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作用外，同时指出神秘主义是无知者的世界观，是义和团运动先天的和致命的弱点，它集中表现了运动的蒙昧落后的一面，成为导致运动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程啸：《义和团思想述评》，《文史哲》1981年第1期；《民间宗教与义和团揭帖》，《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义和团的组织、源流的考察，是义和团研究中的一个着力点。但是长期以来有来自于白莲教系统与来自于团练说两种分歧观点。近年来研究者一般认同“多源合流”的观点。如仅就拳会组织而言，便认为它并非单纯来自义和拳，或大刀会，或八卦拳之武场，实际上它是大刀会（金钟罩）、梅花拳（义和拳）、红拳、神拳等众拳会之汇合，其中占主导的组织形态乃是与金钟罩相结合后的神拳，也称神团或金钟罩团（路遥：《论义和团的组织源流》，《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
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是义和团研究中的又一个复杂问题。研究者于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什么政策，持论不一。不过，一般都承认其政策并非始终一贯，而是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大体上说，初始剿抚并用，“平原事件”后，转而主抚。义和团能大批进入北京，与清政府的此种政策转变有关。义和团曾经受清政府的操纵与欺骗并被派去围攻使馆，“充当了封建统治者盲目排外的不自觉的工具，这幕悲剧不能不深刻地反映出封建统治下农民群众的严重缺陷”（李德征、丁凤麟：《论义和团时期围攻使馆事件》，《文史哲》1981年第1期）。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还探讨了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及其矛盾冲突、八国联军入侵、“东南互保”、沙俄占领东北等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比较薄弱，其广度与深度远不能与太平天国史与辛亥革命史相比。迄今只出版了金家瑞的《义和团运动》与廖一中的《义和团运动史》两本专著，即反映了这一点。
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史研究涉及领域广泛，成果十分丰富，与太平天国史研究一起构成了建国后近代史研究中双峰并峙的两大“热点”。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得益于1956年隆重纪念孙中山90诞辰活动的推动。其时，**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了重要讲话，《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重要社论，都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这是建国后研究者的共识。刘大年为此提出四条根据：（一）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初步成长，资产阶级已成为一支足以发动和领导一场革命的力量；（二）主要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映了那个阶级和时代的要求；（三）他们提出了明确的资产阶级纲领；（四）农民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发挥了革命主力军作用（《论辛亥革命的性质》，《赤门谈史录》）。与此相联系，研究者不赞成将辛亥革命归结为“反满运动”。他们认为，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服从于不同阶级的利益。在辛亥革命时期，反满宣传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体现了反帝反封建和建立独立与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清问题》，《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上，第212页）。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重点之一。围绕着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否与农民建立过联合战线问题，人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尽管多数论者对此最终持否定的态度，但是这场讨论的结果不仅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解，而且促进了人们对资产阶级性格、旧民主革命的规律性以及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等作进一步探讨。同时，由此生发开去，研究者还探讨了会党与新军，以及清季中国社会结构等许多重要的课题。
怎样看待立宪派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争论颇多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学术界存在斥立宪派为反动派加以全盘否定的简单化倾向。近些年来，研究者注意分析问题，避免作概念化的判断。许多人认为，立宪派与革命派是同属于资产阶级的两个政治派别，彼此间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都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诸如呼号救亡图存，反对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等。他们的共同敌人是封建主义，二者的分歧在于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去实现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具体主张有不同。“因此，不能只强调其差异，任意夸张，更不能把两派的矛盾作为阶级斗争的主线来认识辛亥革命的进程。”（林增平：《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湖南师大学报》等）但是，对于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评价，仍存较大的分歧。金冲及以为，对立宪派的积极作用固然应当肯定，但评其功过必须在“立宪派方向错了”的前提下进行，抹杀立宪派与革命派间的是非界限，甚至于认为立宪派较革命派更正确，是不尊重历史（《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1年4月13日）。
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还探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团体、清末立宪运动、武昌起义及各省独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窃权与复辟、“二次革命”、张勋复辟、护法战争、社会思潮、人物评价等等，一系列涉及广泛领域的重大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累累。其中通史性的著作，主要有：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册），视野开阔，论述系统，脉络清晰；金冲及与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四册），大量利用报刊资料，突出重要问题的探讨，分合有致，论述有深度；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为辛亥革命史，是书注意从中华民国史的全局出发把握这段历史，论述独具特色。人物研究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占相当大比重，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宋教仁、邹容等重要的人物几乎都有传记或年谱出版。其中孙中山研究最为突出，达到相当的深度，业已形成了一支有水平的队伍。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二册）、张磊的《孙中山思想研究》、姜义华的《章太炎思想研究》、唐文权与罗福惠的《章太炎思想研究》、汤志钧的《章太炎年谱长编》（二册），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近些年来，人物研究已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以孙中山的研究为例，已不局限于政治思想，三民主义理论，而是进一步探讨了诸如孙中山与帝国主义以及军阀的关系、战略思想、教育思想、近代化思想、文化思想、伦理道德观等等新的课题，展现了新的前景。
北洋军阀史长期以来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但是近年来却有了长足的发展，引人注目。
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共三册，叙述“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2—1920）。本书以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以袁世凯及其为首的北洋军阀的兴衰、共和与**的较量为主线，对此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广泛的领域作了具体和深入的探讨，实为迄今规模最大的一部有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通史性著作。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稿》是另一部有代表性的通史性著作，叙述简明，视角独特，成一家之言。上述二书的出版，集中反映了北洋军阀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已有的论著除了从理论上探讨北洋军阀的成因、特点、阶级属性及其历史地位外，还就北洋政府的经济政策、北洋军阀的内部纷争、“废督裁兵”和“联省自治”运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帝制复辟、“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运动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作多角度的专题性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谢本书等人的《护国运动史》、董方奎的《梁启超与护国战争》、莫世祥的《护国运动史》等，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
在人物研究方面，也出版了一批专著，如李宗一的《袁世凯传》、侯杰的《袁世凯一生》、谢本书的《袁世凯与北洋军阀》、胡柏立的《袁世凯称帝与北洋军阀》、常城主编的《张作霖》、任松等的《郭松林将军》等，都各有所长。
第四节建国后关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近代经济史研究曾是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八十年代初，有学者提出，要推动近代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突破口当选在狠抓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光明日报》1981年2月17日）。不管人们是否都赞成此种观点，其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确实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迄今近代经济史研究涉及了广泛的领域：工业、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外贸、金融业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地区经济；清政府及民国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赋税结构、内外国债、货币制度，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特征与历史作用问题，是研究者长期关注的热点。与此相应，许多学者对洋务工业的兴起，外资企业在华活动，以及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压迫等问题，也都作了研究。并且，围绕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资本原始积累、民族市场的形成、资产阶级的构成以及洋务工业的评价等问题，学者们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争鸣。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已经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关系是什么？这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首先就遇到的重大问题。
林增平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一文以为，中国封建社会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过于微弱，鸦片战争后因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大多凋零，幸存者绝少，因之“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就缺乏原来的手工工场作为发展的基础。中国新兴的近代企业，绝大部分是从无到有，把西方已有的企业成套地移植过来的”（《中华学术论文集》）。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同样强调，中国近代工业是鸦片战争后“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创办起来的”。
吴承明对此持异议。他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一文中详细考察了鸦片战争前后手工业变化情况后指出：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这一过程，同样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形成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而已。鸦片战争前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业行业中，只有踹布和刨烟业两个行业在鸦片战争后被外国商品代替了，其余都维持下来，并有九个向机器工业过渡。因之，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得以产生的途径之一。所谓鸦片战争后西方工业品对传统手工业的破坏被夸大了，“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未中断”（《中华学术论文集》）。
汪敬虞选取一般论者公认最有可能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发展的福建茶园、云南铜矿和四川盐井三个行业进行了具体考察，则提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估计应当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他在《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中说：“割断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联系，认为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出现，这是一种极端。反之，不承认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强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联系，把它看成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这是另一个极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
与此相关，研究者对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年代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以往一般都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近年来有些学者以为当提前到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否则便是在实际上忽视了此期“新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出现和发展”，忽视了此期“买办已经形成为一个社会集团”，忽视了此期“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在发展”。换言之，即忽视了近代早期这三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郭羊林、陈绍闻：《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时期及其结构》，见《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
中国资产阶级的结构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产生便包含着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此种结构是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资本形态相联系的。姜铎在《略论旧中国两个资产阶级》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与西欧、日本不同，就在于一开始就有存在着官僚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两种不同的形态，因之，“必然相应地产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不同的本国资产阶级”。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买办性”和“封建性”的有无或多少，“是区分二个阶级的根本标志”。也惟其如此，二者在近代中国社会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同，在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也不同。前者所起的是反动与消极的作用，后者则是起着积极与进步的作用。他以为上述两种资本形态与两种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清政府垮台的50年，是“初步形成阶段”；从袁世凯窃权到1927年北洋军阀政府垮台为止的年，是其“发展阶段”；从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建立反动政权至1949年垮台为止的22年间，是其“最后定型阶段”（《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续辑》）。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合著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对此有更具体的论说。
有些学者对此持异议，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分。他们以为“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企业，虽有多种形式，但都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企业，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具有明显的抵制作用，因此都属于民族资本主义”（《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简况》，《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既然肯定洋务运动期间中国人所办的资本主义经济都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那就意味着当时并不存在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也就不存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要晚到1927年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之后才出现，这就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学术界通常又认为其有上、中、下三层的分别。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新的看法，以为很难区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中下层，即使存在这种阶层的差别，也与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没有必然的联系，支持革命者不乏所谓的上层，反之，对抗革命者也不乏所谓的中下层。因之，立宪派未必是上层的政治代表，革命派也未必仅代表中下层的利益（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
林增平在《革命派、改良派的离合与清末民初政局》一文中，不赞成上述的意见。他指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因某些原故或特定社会关系的影响，一定阶级或阶层中若干成员的好恶和政治态度，同他所属阶级或阶层的动态和向背很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是屡见不鲜的。肯定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是指它的主张纲领或章程、宣言之类，以及它的成员所进行的活动，确属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意愿、要求及其所要实现的任务，而不是以若干上层人士对立宪派所持的态度作为依据。对于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也应当作如是观（《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大多数学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力量，它的形成时间应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
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期间出现的，洋务企业包括军用工业与民用工业，因之，探讨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便不能不成为研究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些研究者认为，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不从事商品生产，生产目的不在追求利润，它只具有封建性与买办性，不具备资本主义性质。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军用工业是清政府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产物，并无任何积极的作用：对外它难以“御侮”，对内除镇压人民外，复加重人民负担，“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
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洋务派的军用工业使用新式机器，雇用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价值规律在生产中起作用，不仅清政府调拨各军营的军火是“计价”的，计价就具有商品的性质，而且各制造局的工人多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即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故其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明显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夏东元：《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社会科学》1982年第9期）。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不否定清政府创办这些军用工业具有镇压人民革命的目的和作用，但是又以为，它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推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
以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形式为主体的民用工业，属于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是为学者们的共识。但是，其性质为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还是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研究者却又见智见仁，莫衷一是。
有的研究者认为，官督商办企业体现着“大官僚和大买办的结合”，封建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两种反动势力的代理人的结合”。它依附外国资本，压抑私人投资，终究被引上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另有研究者虽然也肯定它属早期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并不持完全否定的观点，而认为“早期官僚资本虽一开始就具有反动本质，但也包含着若干进步性因素，就促进民族资本产生来说，进步作用还是主要的”（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中华学术论文集》）。还有的研究者以为，官督商办企业一开始便存在着走向官僚资本与走向民族资本两种前途。他们肯定洋务企业具有封建性和垄断性，但是强调它与后来的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封建性和垄断性，不属同一个范畴，不应等量齐观。（汪敬虞：《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此外，也有的研究者不认为洋务企业属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而主张称之为“国家资本”。丁日初以为，“叫国家资本比较恰当”，“因为企业所有权属于国家，不是官僚的私产。企业在前一个政府倒台后就被后一个政府所接管”。黄逸平进而补充指出，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在其时同属于民族资本。胡滨、李时岳的观点更为明确：洋务运动时期，“只有一种资本，就是民族资本”，不存在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持这样观点的研究者自然都肯定洋务企业具有“民族性”，即具有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积极作用。
第五节建国后关于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建国以后在“文化革命”以前，近代文化史研究在很长的时间里，涉及的只是一些具体的文化部门，如文学、史学、教育、艺术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将文化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加以总体开拓，则付阙如。八十年代初，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并迅速形成了一个热门的领域。十多年来，不仅部门文化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综合性的整体研究尤其得到了加强。对近代文化的分期、性质和特点，发展的过程、规律和结构的演变；西学的传播、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文化思潮的演进；不同历史时期和区域性的文化、重要人物的文化思想，社会风习变迁，以及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等，涉及内容广泛的许多重大课题都作了探讨，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近代文化的发展历程、结构变化及特点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说到底，是“中、外、古、今”冲撞与融合的结果。研究者探讨了近代文化的演进历程、结构的变化及特点。
庞朴在《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依次经历了三个层面的变化：从鸦片战争、经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是在器物上“师夷之长技”的时期；从甲午战争、经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是在制度上进行变法的时期；从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化深层进行反思的时期。这是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有的学者对此持异议，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是着力于思想文化方面，但作为器物、制度、思想文化三个阶梯顺序排列，未免机械。事实上，思想文化的变革始终贯穿着近代文化的发展历程，如制度文化变革的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思想文化的变革也是明显的，人们都称之思想解放运动或启蒙运动，既然如此，把它仅定为制度文化的变革就不够全面、准确了。况且制度的变革离不开思想的变革，没有思想变革不可能有制度变革。
龚书铎的《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一文认为，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文化一词始具有近代的意义，其变化及其使用频率的增加，反映出近代文化本身结构的变化。他认为，文化结构的变化，从横向考察，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文化构成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中国文化是单一的封建文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除去封建文化之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新文化。中国的新文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无产阶级文化；其次是文化内在结构的变化。随着资产阶级民权、平等思想的提倡和传播，封建纲常伦理支配意识形态一切领域的权威遭到了削弱，“使中国文化结构的核心发生了变化”，哲学、法学、政治理论、教育、史学、文艺、习俗等等，逐渐地以民权、平等为指导思想并为宣传这种思想服务。“文化内在结构的这一质的变化，是近代文化不同于古代文化的一个根本点”；再次是文化的部门结构的变化，它表现为“一是原有学科内容、体系的变革，一是新领域、新学科的兴起”。从文化变化的历史进程即纵向上看，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是中国文化的两大转折，中国文化经历了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的演变，“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文化较为迅速地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在此之前只是它的准备阶段（《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龚书铎还将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四点：（一）近代文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冲突又会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二）近代文化的核心是民主与科学；（三）近代文化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在一起；（四）近代文化既丰富多样，又肤浅粗糙，没有完整的体系。（《略谈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见同上）
近代社会文化思潮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动荡，东西文化冲撞交融，造成了社会思潮跌宕起伏，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
桑咸之的《晚清政治与文化》、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吴雁南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等，是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通史性著作。各书不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爱国主义、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实业救国思潮、国粹主义思潮等清末几种重要的思潮都作了具体考察，而且注意从宏观上把握近代社会思潮起伏的历史动因、特点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从而在相当的广度与深度上，展现了近代社会思潮变迁的全貌。
郑师渠著《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系统考察了以章太炎、刘师培诸人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和国粹主义思潮崛起的历史机缘，并对国粹派的文化思想，包括文化观、史学思想、伦理思想、经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等作了具体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国粹派及国粹思潮的崛起，实从一个侧面鲜明地彰显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变动及其相互交感的时代品格。因此，国粹派及国粹思潮的出现，决非如某些论者所说，是封建地主阶级复古思潮在革命派队伍中的顽强表现；而应当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在传统的学术文化领域的延伸”。对于国粹派及其思潮的历史地位，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点：（一）藉中国的历史文化为时代和革命酿造了爱国主义的激情；（二）俗化、历史化孔子与《六经》于思想解放的意义；（三）开创了近代“国故研究之新运动”的先河；（四）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新思路；（五）提出了某些积极的新文化主张。蒋俊、李兴芝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汤庭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和徐善广、柳剑平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等书，在详细考察了无政府主义从传入、流传、衰落到破产的全过程基础上，不仅探讨了近代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历史条件与思想来源，而且还具体探讨了中国无政府主义与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与五四运动、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等的关系。对中国无政府主义历史地位的判断，各书作者均持分析的态度，注意避免简单化。他们多认为，中国无政府主义是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这决定了它与欧洲无政府主义有不尽相同的历史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未传到中国之前，它的影响在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它才逐渐走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成为中国革命的严重障碍。
近代学术思想史近年来，近代学术思想史愈益为学术界所重视，出版的成果渐多。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和冯契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上下册），对中国近代学者的思想历程都作了详细和深入的考察。二书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系统性著作。
传统学术的核心是儒学。龚书铎的《晚清儒学论略》一文，对晚清儒学的变化作了宏观的探讨。他认为，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儒学，虽承明季之绪而衍变，乾隆后更出现了程朱与陆王之辨，宋学与汉学之争，以及今文经学的复兴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在儒学内部发生的，是儒学内部各派之间的消长兴衰，以及各自地位的竞争，不影响儒学的总体地位。使儒学发生重大变化是在晚清。其间，理学、今文经学、汉学都曾经有过相对的兴盛，但没有形成哪一派独盛的局面。而儒学各派的复兴，也不是由于哪一派比哪一派进步，而是因为“时势”的关系。不论哪一个阶级，或哪一个政治派别，他们都因面对着巨大“变局”而要去应付或改变这种局面，而从儒学某一学派中去寻求思想武器；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和目的很不相同。“儒学各派都趋向于经世致用，包括被指责为空疏的宋学和琐碎的汉学，这是晚清儒学的一个特点”。晚清儒学各派去门户之见，主张调和会通，固然反映了在时代剧变的情势下它本身所具有的调整、适应的能力，同时也表现出儒学的中心正统地位的动摇。而面对西学的冲击，“儒学和西学既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又有着调和会通。儒学和西学的调和会通，是晚清儒学发生重大的变化，也是它的正统地位发生更大动摇的表现”（《近代中国与文化抉择》，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
经学则为儒学的中坚。汤志钧著《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年版）一书，原名《近代经学》，虽涉及经学与政治的关系颇多，仍不失为一部有关探讨近代经学史的著作。除导论外，本书共七章：第一章，汉学的复兴；第二章，经学的递变；第三章，经学的锢蔽；第四章，经学的改造；第五章，“旧学”和“新学”；第六章，“革政”和革命；第七章，经学的终结。本书指出：“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情况变了，经学的传统地位没有变；内容变了，经学的形式没有变。”它以为近代经学有以下特点：（一）统治阶级利用经学锢蔽思想，进步的思想家利用经学昌言变革，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思想形态；（二）根据经书立论，拘守经义的情况有所改变。根据社会需要，借用儒经的倾向逐益明显。它与封建时代的经学有别；（三）近代经学继承了前人的经学遗产，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为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服务；（四）近代经学充满斗争，而论战的双方都是以经学为形式。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清代尤其是晚清理学缺乏研究。史革新著《晚清理学研究》，就晚清理学的演变进程、程朱陆王的论辩与调和、汉宋对峙与合流、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理学与西学的冲突及其衰落诸问题，作了有意义的系统的探讨。作者认为，晚清理学处于与宋明和清初不同的历史环境，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这便是讲求“实学”、“实政”，注重“事功”的提倡和“外王”的开掘。在思想理论上，它基本上墨守孔孟程朱的道统学统，无所创新，使其在总体上陷于僵化；其积极方面则在于，理学中的一些思想因素如“格物致知”等，被赋予近代的意义，成为沟通古今和中外思想衔接的桥梁。尤其是“求变”、“务实”的“理学经世”思想较多地强调了向外求知和“开外王”，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宋明理学偏于“内圣”的偏颇，顺应了近代学术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为后来的新儒家反思和改造提供了借鉴。“历史证明，传统儒学单靠自身的力量实行局部的改造和调节，是无法近代化的，只有通过近代的科学民主思想的洗礼，才能使它走出中世纪的深谷”。
一向寂寞的近代史学史研究，近年来却是成果迭出。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马金科与洪京陵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张国抗和杨燕起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胡逢祥和张文建等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等，都将近代史学史的研究推向了前进。
第六节建国后关于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与近代文化史研究一样，近代社会史研究在长期中断后于八十年代重新恢复，并很快成为了近代史研究领域又一个新的热点。
近年来近代社会史研究已涌现了一大批成果，广泛涉及了近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研究体系上，由个案和专题研究上升到整个社会史研究；在研究对象上，突破了衣食住行等狭义的“社会生活”和病态社会的领域，向着政治社会、经济社会、社团、阶级、社区、城市、现代化、社会心态、灾荒和救济等重要的社会问题的方向发展；在研究方法上，引进了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现代化理论等理论与方法，从而使社会史研究由表象描述深入到对社会内在结构功能、社会生活及其社会变迁的探索。
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是第一部系统探讨近代社会史的通史性著作。著者对社会史作如下的界定：“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不是包罗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现象的历史，而是研究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并必然结成的社会本身的历史。就是说，有史以来，人们从来不能单个生活而是在人们结成的社会中生活，它本身有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这就是社会史，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或者叫范畴”。史革新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是第二部相类的通史性著作。资料丰富，论说分明，是上述两书的共同点，但前者分析细腻，后者则突出史的叙述，又各具特色。
专题性研究成果甚多，如行龙的《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和《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马敏的《官商之间》、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周育民的《中国秘密社会史》、李文海等的《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等等，都是较有分量的专著。人口的研究主要是涉及了人口的数量、结构状况、变动过程、社会成因及其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近代的商会及其他社团的研究，广泛涉及了它们的社会属性、内部结构、社会功能以及与政府相互间的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会党的研究也超越了传统政治史的范围，而将之视作社会的一种组织和力量来研究，并把哥老会、青红帮等会党与土匪、军阀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分析其共生的社会关系；灾荒史的研究不仅涉及了近代灾荒的危害、成因、清政府的对策等等，而且注意探讨灾荒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动乃至于和中外战争关系等等，较传统的研究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此外，有关婚姻、家庭、宗教、会党、风习以及社会心态等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第七节建国后关于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建国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帝国主义侵华史。
通过发动一系列侵华战争，迫使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从而不断扩大在华权益，这是近代列强侵华的主要方式。因此，有关这方面研究的论著也最多。但人们的研究并不限于列强的政治军事侵略，而且注意到了它们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侵略更加广泛的领域。同时，由于近代中国遭受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列强彼此间不可避免形成的互相利用和互相争夺的复杂关系，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具体论述了列强在甲午战争后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以及在镇压义和团运动和干涉辛亥革命的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与对华政策。当然，列强侵华不是孤立进行的，它是在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逐渐勾结的过程中，将中国社会推向半殖民地的，因此研究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关系的课题就显得更加重要。一些论者通过论述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与外国侵略者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过程，以及通过考察清代外交机构的变迁，都指出了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外国侵略者总是各自寻找代理人作为执行他们意志的工具，这似乎是成了历史的规律。
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中，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
揭露美国对华侵略的著作主要有：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和卿汝楫二卷本的《美国侵华史》。前者重在剖析近百年美国侵华的全过程；后者更注重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其对华政策的关系上，考察其侵华活动的演进。虽然只写到十九世纪末，但它大量利用美国官方档案，所论独具特色。
揭露英国对华侵略的著作主要有：佘素的《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集中叙述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英国对西藏地区的侵略过程。余绳武、刘存宽主编的《十九世纪的香港》，征引了大量中外档案和书刊，对十九世纪香港史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内容也包括英国侵占香港的经过。蒋孟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牟安世的《中法战争》，则是对英法发动侵华战争的个案研究。
揭露沙俄对华侵略的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主编的四卷本《沙俄侵华史》。其第一卷叙述早期沙俄对中国的武装入侵和《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的订立。第二卷叙述十九世纪中叶沙俄武力并吞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逼签《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经过。第三卷叙述十九世纪下半叶沙俄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伊犁条约》割占中国西部大片领土及违约侵占帕米尔的经过。第四卷叙述十九世纪末至1917年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侵略。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的著作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该书大量利用了中、日、英文资料，系统考察了日本侵华的全过程，起于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止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涉及中日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70年间中日之间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皆有论述。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史》，则是系统研究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的专著。
丁名楠、余绳武等人合著的《帝国主义侵华》，是一部系统研究列强侵华史的著作。其第一卷于1958年出版，第二卷在中断20年后于1986年出版，写到1919年。本书充分利用了中外文资料，是迄今综合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此外还有宓汝成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铁路史》、汪敬虞的《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等。
中外关系史研究除了帝国主义侵华史外，中外关系史研究还涉及了外交史、边界问题、条约及租界问题、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外交机构的变迁以及人物的外交思想等等广阔的领域。
在中美关系方面，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0）》虽重在研究民国时期中美政治、外交关系，但有一个序章，介绍早期中美关系，故实可视为一部通史性著作。吴孟雪的《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百年史》一书，对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起源和确定、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期间的中美法权交涉、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废除和复活等问题，均作了系统考察；在中俄关系方面，吕一燃的《中国西北部边疆史研究》，深入地探讨了中俄西部边界的沿革、管辖和民族问题。刘远图的《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则对中俄东段边界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详尽的考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中英关系方面，余绳武、刘存宽的《十九世纪的香港》，除了记述英国侵占香港的经过外，对19世纪香港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也都有具体的论列。刘蜀永的《从香港史看西方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史学集刊》1991年第2期）一文，在指出英国侵占香港使之成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的同时，也指出：在香港产生了华人商业资产阶级，出现了洪仁玕、王韬、何启、胡礼垣、孙中山等一批具有不同程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从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角度考察，香港又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输入中国，影响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窗口，客观上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也产生了某种积极的作用。这些研究显然都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范围。
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还有国际间友好交往的一面，长期研究不够，近年来也开始有所发掘。张芝联的《历史上的中法关系》（《历史教学》1980年第3期），介绍了早期法国在文化艺术上向中国学习和近代中国思想家政治家向法国革命传统学习的情况。赵金钰的《辛亥革命前后的日本大陆浪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也介绍了真诚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日本人宫崎寅藏等。
在外交史方面，程道德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一书，从国际法角度，对列强在华特权、中外多边关系、中日关系、中英关系等许多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被认为多平实之论。在外交机构方面，王立诚著《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分为传统外交体制、洋务体制、清末外交体制改革、民国外交制度等四编，系统论述了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选拔、培养、任用外交官的人事制度上的变化，勾勒出了近代中国外交制度发展变化的脉络。在租界史方面，费成康的《中国租界史》，对中国各地租界开辟、拓展、收回，以及租界或类似租界的地区等基本情况，逐一加以考察，全面介绍各地及各国租界的土地、法律和行政制度，是一部颇具特色的专著。
刘培华的《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下册），是一部系统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有代表性的著作。
关于正确把握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实质问题怎样看待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实质，是正确把握近代中外关系史必须正视的宏观理论问题。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胡绳在《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落后挨打，不断挨打，所以更落后，造成恶性循环。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来解除这种恶性循环，行不通。必须首先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在中国**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为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开辟了广阔道路。他不赞成个别论者所谓帝国主义侵略有助于中国近代化的说法，指出：帝国主义迫使中国对外开放，但他们的掠夺和剥削又使中国贫穷落后，处于没有能力正常地对外开放的地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变成一个贫穷衰弱的半殖民地国家，在远东造成了一个国际矛盾和斗争的焦点，并成为世界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汪敬虞在《近代中国社会和中西关系的实质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一文中，不赞成所谓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引进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观点。他认为，西方科学技术向近代中国的介入，与西方国家对近代中**事和经济入侵，不仅是同步进行，而且有同一目的。不能认为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造成中国的殖民地化，只是由于军事上的侵略、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剥削，而在科学技术上，则是对中国进行帮助，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西方生产技术的引进，固然引起了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但是并没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存在、代表这种势力的外国现代企业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始终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发展的一个障碍，最终压制和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有中华民族真正觉醒独立自主以后，西方文明才能真正为我所用。
余绳武的《殖民主义思想残余是中西关系史研究的障碍》（《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一文，则对美国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剑桥中国晚清史》认为，清廷要求英使谒见皇帝时行跪拜礼，并限制外商在广州一口贸易，是把西方国家当“藩属”对待，恶化了中英关系，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余文以为这并无根据，跪拜礼是当时中国的宫廷礼节，适用于一切外国来华使节，限广州一口通商主要出于巩固海防的考虑，两者皆与藩属制度无关。《剑桥中国晚清史》歪曲了鸦片战争的起因和性质，也掩盖了鸦片战争后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余绳武强调，《剑桥中国晚清史》的失误说明，殖民主义思想残余的存在，是西方学者研究中西关系史的障碍。
第八节近些年来有关近代史重大理论问题的争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研究进入了新时期，史学工作者思想解放，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定论或禁区的一些有关近代史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提出了讨论，一时形成了研究中的热点、重点和难点。
关于近代社会性质研究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有的研究者对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提出不同的看法，从而引起争论，并由此形成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些人认为，“半殖民地”指的是国家地位，即丧失了独立，而处于附属国的地位；“半封建”指的是社会形态，即发生了资本主义，但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统治仍然保持着。半殖民地的另一半是半独立，半封建的另一半是半资本主义，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在近代中国，这二者既非同趋，也非同步，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界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不恰当的。更多的人则坚持认为，不应把“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分割为不相联属的两个范畴，因为二者是同步的、共生的。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成了半殖民地；与此同时，又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使中国变成了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利益，又保护和支持中国封建主义，扼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半封建，又是半封建基础上的半殖民地，两者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共同形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特定状态和属性。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界定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完全科学的。
由社会性质的争论，还引出了一场关于“两种趋向”论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从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另一是由于封建经济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使中国从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二者“在本质上是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因而不能把近代中国说成完全沉沦的过程。对此不同意见有两种：一是认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沉沦的过程。另一些人则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视半殖民地沉沦，半封建为上升，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仍不脱简单化。应当说近代中国殖民地化与半封建化二者都是既有沉沦又有进步，相互交错斗争，呈复杂的关系，沉沦不断阻遏进步，但进步最终战胜了沉沦（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林有能：《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广东史学界的一场争论》，《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关于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研究这也是近年来争论较激烈的一个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诸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前期争取独立和要求进步的根本道路。据此，他们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认作近代中国进步潮流发展的“四个阶梯”，是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另一种意见，则不同意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历史的进步潮流，认为这三者之间在政治上并无必然的继承关系，其性质是不大相同的。考虑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应制约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心任务，因而**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正确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一派人并不轻视中国近代史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但认为只有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是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还有一种意见，则从民族运动的角度阐述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对上述两派的观点都有所批评，但又认为**所说的“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章开沅：《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关于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近些年来，不少学者重视从近代化的角度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但于近代化的概念、进程和特点等问题颇多争议，其中最大的分歧是于近代化的内涵理解不同。一派人认为，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另一派人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近代化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不改变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不解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掠夺，近代化就化不起来，而只能是半殖民地的“近代化”。近代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化的应有之义，而且直接为中国实现近代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与近代化问题相关，学者们对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的评价，也产生了争论。关于洋务运动的争论，不同的观点大体有三：一部分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统治阶级为挽救自身危机而发起的自救运动，它对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客观上有某种进步作用，但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起了阻碍作用。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它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完全的资本主义，因而不能将之视作代表近代中国进步运动与近代化的开端。另一部分学者主张以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和从中国近代化总的进程这个角度来考察洋务运动的历史。他们认为，洋务运动既是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间矛盾的产物，又是中国积极回应世界文明潮流的结果。其主要目的在于反对外国的政治和经济侵略，提倡学习西方，推进近代文明。它是一场地主阶级领导的带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运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因之，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方向。还有一部分学者则主张分阶段评价，认为1880年以前，洋务运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80年后，当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变**为民主以适应它的发展时，洋务运动仍坚持封建**制度，便因违反历史潮流而失败（李时岳：《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改造与建设》，《广州研究》1988年第1期；苑书义：《中国近代化历程述略》，《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论及其指导意义》，《高校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第三章本卷编写旨趣以清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即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这个时代，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从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中间包括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皇朝的灭亡，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本卷论述的是自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80年的历史，为近代前编。在我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目前尚存在着不同的见解。有不少著述的下限断于1919年五四运动，此前为中国近代史，此后为中国现代史。但也有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因为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本卷采取后一种意见，即以五四运动作为近代前后编的划分，而不是近现代的划分。
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也由于清皇朝的**，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近代的历史，是灾难深重的屈辱历史，也是英勇抗争和不断探索的历史。独立、民主、富强和统一，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个任务是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近代中国人，从林则徐禁烟、抗英，太平天国起义，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反帝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护法运动，等等，都是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他们都为此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也都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地位。因而在五四运动后，又有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鸦片战争后的晚清社会里，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除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外，出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这是鸦片战争以前所没有的。到辛亥革命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很缓慢的，很微弱的。据统计，近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到1920年仅为4.9％，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却占95.1％。这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压迫、掠夺的结果。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起来，支持反动派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维护，封建的土地关系、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及上层建筑得以保持下来。帝国主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化，又使中国停留在半封建状态。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阶级结构也发生变化，出现了新的阶级。这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成长，必然要在政治上提出要求。反映这种要求的，一是戊戌变法运动，一是辛亥革命。
鸦片战争后，西学的传播，尤其是新知识分子的出现，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与传统历史循环论、纲常名教等相对立的，是进化论、民权、自由、平等等思想的传播。“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以及“史界革命”等相继提出，使文艺、史学出现了新气象。废科举，办学堂，出国留学，教育方面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到五四运动前，新文化运动形成了**。
关于近代前80年历史，涉及的事和人很多，文献也很丰富，在这一卷里不可能都写到，只能论述主要的，虽不完备，但大致可勾勒出基本的轮廓。乙编综述第一章鸦片战争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第一节英国发动侵华战争以清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这个时代，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从道光二十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中间包括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皇朝的灭亡，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本编综述的内容，属于前一个时期。
鸦片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鸦片贸易而对中国发动的侵华战争。
鸦片战争前，清皇朝的封建统治已腐朽衰落，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危机重重；而英国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英国在世界各地占有许多殖民地（包括中国的邻邦印度），并处心积虑地要打开中国这个市场。英国商人主要向中国输出毛、棉织品，而从中国输入茶、丝等物。但英货在中国市场上销路不大，这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还具有顽强的抵抗作用。在正常的情况下，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发生逆差。在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五年（1781—1790）间，中国茶叶输英总值是9626万元；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八年（1781—1793）间，英国毛织品等货物输华总值是87万元，仅及中国输英货价的。因此，英国必须以大量白银来抵付贸易差额。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英国殖民主义者大量地向中国推销鸦片。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五十二年（1787），英国输华鸦片是200箱（每箱约100或120斤）；嘉庆五年到九年（1800—1804）间，每年平均3500箱；嘉庆二十五年到道光四年（1820—1824）间，每年平均7800余箱；道光十四年（1834），增至21800余箱；道光十八年（1838），竟达4万余箱。这些鸦片绝大部分是英国鸦片贩子从印度、土耳其等地运来的。清廷曾多次下令查禁鸦片入口，但英国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用行贿和走私的办法继续贩运鸦片。鸦片贩子通过贿赂收买清朝官员，“议定规银每箱若干，这些规银系给予总督衙门以及水师文武官员，唯关口所得最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①由于鸦片的激增，中英间的贸易逐渐发生了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在道光十七年六月到十八年五月（1837年7月—1838年6月）这一年度内，中国从英国进口总值是560万英镑，其中鸦片占340万英镑，占60‰。而这年中国对英国的输出总值是310万英镑，入超250万英镑。如果将鸦片除外，只算正当商品，中国仍是出超。鸦片贸易不仅使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也使英国鸦片贩子从中取得惊人的暴利。每箱鸦片，卖价比买价要多出400余元，扣除少数运费及其他支出外，剩下的就是鸦片贩子的实际利润。英国①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页。大鸦片贩子颠地在私人信件中说，最好的年头，鸦片利润高达每箱1000余元。鸦片税成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的一个重要税源。英印政府按鸦片成本300‰以上的税率抽税，道光九年到十年（1829—1830），所得超过100万英镑，约占全年总收入的110。
鸦片的大量输入，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健康和意志。吸食鸦片的大部分是剥削阶级的人，也有一部分劳动群众。从官员、绅士、幕僚、胥吏、兵丁，以至皇宫里的太监，都有吸食的。据记载，鸦片战争前，吸食鸦片者达200万余人，吸食地区从“滨海近地”扩展到十数省。鸦片是一种慢性的杀人毒药，对吸食者健康和精神生活都有严重的损害。魏源指出：鸦片“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①。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也说：“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①鸦片的大量输入，致使大量白银外流。道光元年到二十年（1821—1840）间，中国白银外流至少在一亿元以上，相当于当时银货流通总额的15。白银外流的结果，造成了银贵钱贱的现象。乾隆五十九年（1794），一两白银折换铜钱1000文左右，道光十八年（1838），增至00多文。清代币制是银钱并用，但民间日常使用的只有铜钱，银两是国家财政上和大宗贸易上的计算出纳单位。农民粜谷所得为铜钱，缴纳赋税需易白银，从前粜谷一石多就可完纳税银一两，如今则需粜谷两石多才能够完银一两。农民和手工业者实际负担增加，因而愈益贫困。白银大量外流和银贵钱贱，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受到破坏，加深了清廷的统治危机。
鸦片的泛滥，不仅使清廷的吏治更加**，也使军队日益腐化。兵丁沾染吸食鸦片的恶习，更加丧失战斗力，“以鸠形鹄面之徒，为执锐披坚之旅，又安冀其能折冲御侮乎！”
对于鸦片的输入和吸食，道光帝曾一再饬令严加禁止。但例禁愈严，输入愈多，吸食者愈众，痼疾难除。对于鸦片问题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在清廷内部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道光十四年四月（1836年6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了一篇《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了弛禁的主张。许乃济认为，鸦片输入愈多，吸食者日众，白银大量外流，都是由于严禁的结果，对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弛禁。他提出的方案是：“仍用旧制，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只禁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吸食，“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准许内地民人栽种罂粟，“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①。许乃济的弛禁论实际上就是取消禁烟，它符合中外鸦片贩子的利益。这种主张得到广东大吏和一部分士绅的支持，但也遭到一些官员的反对和驳斥。同年，礼部侍郎朱嶟、兵科给事中许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先后上奏折，对许乃济的弛禁论严加批驳。袁玉麟在奏折中指出，①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8页。
①转引自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4页。①《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2—219页。
弛禁论是“坏政体而伤治化”，“见小利而伤大体”，其为害有六：一是“撤藩篱而饲虎狼”；二是“夺农功而耗本计”；三是“绝民食而伤元气”；四是“虚捍卫而启窥伺”；五是“济奸民而通洋匪”；六是“狃目前而贻后患”②。
道光十八年闰四月（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道光帝，痛陈鸦片的危害，分析屡禁不止的原因，提出“重治吸食”的办法。他指出：“然则鸦片之害，其终不能禁乎？臣谓非不能禁，实未知其所以禁也。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③重治的办法是：对吸食鸦片者，限期一年戒绝，过期仍吸者，平民处以死刑，文武官员加等治罪，其子孙不准参加科考。道光帝命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直省各督抚复议。在有关官员的复奏中，已没有人公开主张对鸦片实行弛禁，但赞成对吸食鸦片者处以死罪的为数甚少，只有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四川总督苏廷玉等。
道光十八年五月（1838年7月），林则徐在《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的复奏中，极力赞成黄爵滋的主张，指出：“历年条奏，不啻发言盈廷，而独于吸食之人，未有请用大辟者论死之说，私相拟议者，未尝乏人，而毅然上陈者，独有此奏。然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①同时提出了必须将烟具收缴净尽、加重开馆兴贩及制造烟具者的罪名等六条禁烟措施。这些禁烟措施，林则徐在他管辖的湖北、湖南地区已认真实行，并取得很大的成绩。同年八月，林则徐再次上奏道光帝，痛陈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②道光帝深感银荒兵弱的严重威胁，决心严禁鸦片。九月，他令各直省将军、督抚严禁鸦片，“毋得稍为松动”；将公开主张弛禁的许乃济降级，勒令休致；并宣召林则徐进京商议禁烟事宜。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帝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他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支持下，严令捕拿烟贩，惩办受贿的官吏，限期令外国商人交出鸦片。他宣布：外船进口，必须具结，保证“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收，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并严肃表示禁烟的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③英国住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C.Elliot）极力破坏禁令，阻止英商交烟具结，指使停泊在珠江口外的鸦片船逃避，并准备武装挑衅。林则徐坚决打击义律的破坏活动，下令暂停中英贸易，派兵严守英国商人居住的商馆。义律不得已，命令英商缴烟，保证烟价由英国政府赔偿。英国鸦片贩子被迫交出鸦片2万余箱，美国鸦片贩子也缴出1500余箱，共计重237万余斤。在林则徐主持下，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6月3日至6月25日），将缴获的鸦片全部在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
③《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71页。
①《林则徐集·奏稿》，第568页。
②《林则徐集·奏稿》，第601页。
③《林则徐集·公牍》，第59页。
虎门滩当众销毁。虎门销烟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决心。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宣布恢复中英之间的正常贸易，但严禁鸦片输入。
义律一方面继续进行破坏禁烟的活动，一方面鼓动英国政府发动战争。
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蓄谋已久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以祝贺乾隆帝80寿辰为名，派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到北京，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商埠，割让舟山附近的岛屿与广州附近的地方，减轻税率等侵略要求，遭到清廷的拒绝。嘉庆十三年（1808），英兵舰13艘侵扰我国东南沿海，闯入虎门，被中国水师击退。嘉庆二十一年（18），英国侵略者就扬言：“如果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须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发生效力的。”①道光十七年到十八年（1837—1838），英国发生经济危机。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困境，更加紧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夺取新的市场。中国禁烟后，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及鸦片贸易集团立即发出一片战争喧嚣，他们致书英国政府说：“中国方面的无理举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大不列颠现在极应以武力向中国要求‘恢复名誉’了”①。英国政府认为这是发动战争的最好借口，即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武装侵略中国的问题。外交大臣巴麦尊（H.J.T.Palmerston）表示：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②。道光二十年正月（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G.Elliot）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巴麦尊发给他们以侵华训令和《对华条约草案》，对具体侵略步骤作了指示，并提出赔款、割地、开放通商口岸、领事裁判权等侵略要求。三月（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派兵侵略中国。五月（6月），懿律率领的一支由军舰艘（载炮540门）、武装轮船4艘、运输船28艘、陆军4000人（后增至15000人）组成的“东方远征军”，到达了广东海面，正式开始了这场侵略战争。①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第48页。
①《英国蓝皮书》，《鸦片战争》第2册，第661—664页。
②《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第二节战争的进程和清廷的失败鸦片战争从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开始到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结束，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道光二十年五月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到二十一年正月（1841年1月）道光帝诏令抗击英国侵略军之前止，历时约7个月。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1840年1月），林则徐被任命为两广总督，邓廷桢调任闽浙总督。林则徐积极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抵抗英国侵略者的武装入侵。他加强虎门一带所安设的木排铁链，添置炮台炮位，购买西洋大炮船只，督促水陆官兵操练，招募民间壮丁数千人编成水勇，加紧训练。他认为“民心可用”，并公开号召：“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林则徐还注意了解外国的情况，组织了对外国报纸和书籍的翻译，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等。根据中英双方军事力量的特点，他认为应采取“以守为战，以逸待劳”①的作战方针。
五月，英国侵略军到达广东海面后，看到广东已严加戒备、无隙可乘，同时根据英国政府的训令，避免在广东拖延，在封锁珠江口后，主力北上。六月，英军进犯厦门，未能得逞。接着北犯浙江，攻陷定海。七月（8月），英**舰到达白河口，威胁北京。清廷文武官员惊惶失措，妥协派乘机攻击林则徐，主张同英国妥协。道光帝动摇了禁烟和抵抗的信心，命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津海口同英军谈判，并下谕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定能代伸冤抑”②。琦善向英国侵略者保证重治林则徐的罪，表示只要他们退回广东，一切都可商谈。他还宣扬失败情绪，夸大英军的武力不可战胜，“且本年即经击退，明岁仍可复来，边衅一开，兵结莫释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只“可以好言相诱”①。英国侵略者同意到广东省谈判，于八月离开大沽南下。道光帝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办理交涉，并下诏把林则徐、邓廷桢撤职查办。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1840年11月），琦善到达广州。他同林则徐的做法完全相反，下令撤除了珠江口附近的防御工事，解散壮丁、水勇，以讨好英国侵略者。时懿律因病回国，义律接任全权代表。在中英谈判中，义律提出赔偿烟价、割让岛屿等侵略要求。为了迫使琦善完全屈服，义律再次发动战争。十二月（1841年1月），英军攻占沙角、大角炮台，副将陈连升及守台官兵全部阵亡。随后，义律在澳门发布了一份公告，内容包括割让香港岛、赔偿烟价600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这就是义律所谓的双方签订的《穿鼻草约》。事实上，琦善对于这个草约只是面允，并未签字，也未盖用钦差大臣关防。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1841年1月25日），英国侵略军悍然强占了中国领土香港。
第二阶段，自道光二十一年正月（1841年1月）道光帝诏令抗击英国侵略军始，至四月《广州和约》止，历时4个月。
琦善的妥协活动，引起了广州的爱国士绅和群众的强烈不满。清廷内部倾向抵抗的官员也奏请罢免琦善。道光帝认为，割地赔款超出了原来为谋求①《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62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3。
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4。
妥协而准备让步的限度，损害了清廷的统治地位，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1841年1月）下诏对英作战，任命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等为参赞大臣，到广州主持军务，并下诏把琦善革职锁拿。
奕山未到达时，二月，英军向虎门炮台发动进攻，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守军400余人英勇抵抗。由于琦善拒发援兵，虎门陷落，全部官兵壮烈牺牲。英舰越虎门驶入省河。
三月，奕山及各省援军先后到达广州。奕山到达广州后，不积极布置防御，反而诬蔑广东人民都是“汉奸”，执行“防民甚于防寇”的方针。他企图侥幸取胜，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于四月初一日（5月21日）发动了一次夜袭。英军乘机反扑，侵占广州城北的主要炮台，包围了广州城。初六日（26日），奕山挂起白旗向英军乞降。翌日，奕山与义律订立《广州和约》，规定奕山等所有外省清军于六日内退出广州城60里以外，赔款600万元。英军的暴行和清官员的投降卖国，激起了人民的爱国义愤。四月初九日（5月29日），占据炮台的英军到广州城外的三元里，抢劫骚扰。群众奋起反击，当场打死英兵数名。三元里人民聚会，约定以三星旗为令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宁死不屈”。随后，又联络附近的村民共同战斗。初十日（30日），三元里附近103乡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手持刀、矛、锄、耙，迎击英军。“老弱馈食，丁壮赴战，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①。他们把英军层层包围起来，展开了肉搏战。一些爱国士绅也参加了抗英斗争。十一日（31日），番禺、南海、花县、增城、从化等县400余乡的群众赶来，与三元里群众一起围攻英军。英军伤亡惨重，义律只好派人向广州知府余保纯求救。经余保纯“向三元里绅民揖劝，代夷乞免”，英军才狼狈逃脱。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最早的自发反抗外国侵略的英勇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和勇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第三阶段，自道光二十一年七月（1841年8月）英军从广东海面北上进攻福建厦门开始，至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订为止，历时1年。
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1841年4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提出《穿鼻草约》的消息后，认为这个条约所得到的权益太少，决定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H.Pottinger）为全权公使，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
七月（8月），璞鼎查率领英国舰队自广州海面北犯福建厦门。总兵江继芸率清军英勇抗击，力战阵亡，厦门陷落。八月十二日（9月26日），英军继续北上，进犯浙江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守兵5600人与英军激战6日，最后壮烈殉国。十七日（10月1日），定海再度失陷。二十六日（10月10日），英军攻镇海，总兵谢朝恩战死，浙江提督余步云临阵逃脱，两江总督裕谦自杀，镇海失守。英军遂溯甬江而上，于二十九日（10月13日）不战而占据宁波。英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在占领宁波后，掠得可供两年之用的谷物和12万元左右现金和纹银。英军的侵略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浙东人民在黑水党领导下，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袭击英军，使侵略者感到十分恐惧。
英军在侵犯浙江省的同时，先后两次分兵窜犯福建省台湾。台湾军民在总兵达洪阿、道员姚莹的组织下进行抗击，击沉英舰，除斩首不计外，俘虏①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5页。
敌人183人，取得了胜利。
九月（10月），道光帝获悉定海、静海失守的消息后，决定第二次出师，任命宗室奕经为扬威将军，到浙江主持战事。奕经和奕山一样，代表封建统治最腐朽的势力。他出京时，“或战或抚，游移两可”，一路上游山玩水，铺张糜费。到苏州后，即驻足不进，“淫娼酗酒，索财贪贿”，怨声载道。在督抚等的催促下，奕经不得已于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1842年2月25日）移驻浙江绍兴。从京城出发至此，历时4个多月。二十九日（3月10日），他在不了解敌情和无准备的情况下，轻率地分兵三路，企图一举收复定海、镇海、宁波，结果大败，从此不敢再战。
浙江出师的惨败，使道光帝由主战转而妥协求和，任命主和的盛京将军耆英为署杭州将军、钦差大臣，起用因庸懦无能被革职的前两江总督伊里布，令他们前往浙江寻求谈判的机会。
英国侵略者认为议和的时机尚未成熟，不足以威胁清廷接受它的全部要求，决定仍照原定计划，攻打长江流域下游要害地区。道光二十二年五月（1842年6月），英军进攻长江口的吴淞。两江总督牛鉴闻风而逃，提督陈化成率守军坚决抵抗，开炮击伤敌舰，最后与部下一同壮烈牺牲。英军接着侵占上海，进犯江苏镇江。驻防镇江的副都统海龄率清军奋起抵抗，经过激烈的巷战后，镇江失守。英军据城之后，大肆烧杀抢掠，“比户劫掠，无家不破西门桥至银山门，无日不火，市为之空，城乡皆被蹂”①。对英军的侵略罪行，恩格斯曾撰文予以谴责，他指出：“在劫城的时候大肆屠杀。英军作战时自始至终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走私贪欲完全相符的。”②六月，英**舰到达南京江面。清廷向侵略者屈服了。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清廷的议和代表耆英、伊里布在南京江面的英**舰上，跟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至此结束。
中国所进行的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在战争中，英国在武器方面虽然居于优势地位，但也存在着与本国距离遥远、补给困难、兵力有限等不利条件。然而战争却以中国失败告终。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固然可以从多方面去说明，但根本原因是由于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当时，吏治十分**，官吏渎法嗜利，阿谀奉迎，柔靡圆滑，骄奢淫逸，置国计民生于不顾，对外国事物更是暗昧无知。他们外而震慑于英国侵略军的船坚炮利，内而十分仇视人民，认为“患在内而不在外”，担心战争延长，“靡饷劳师”，国内可能出现人民揭竿而起的局面，不如早日向英军妥协求和。因此，道光帝在广东、浙江两次出师遭到失败后，就完全采取一意求和的政策，接受屈辱的和约。
①陈庆年：《横山乡人类稿》卷5，《鸦片战争》第4册，第702页。
②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90页。第三节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条约。条约规定：一、割让香港给英国；二、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三、赔款2100万元，其中鸦片费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分四年付清，《广州和约》的赎城费600万元不包括在内；四、英商“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应秉公议定则例”，开了协定关税的恶例，使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1843年7月22日）、八月十五日（10月6日），英国又强迫清廷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通过《虎门条约》，英国又取得了以下重要特权：一、英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即英国人在中国犯罪时，由英国领事按照英国法律处理，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二、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率值百抽五，中国不能自由变更；三、英国在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即中国将来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利，英国人可以“一体均沾”；四、英**舰可常驻通商口岸港口；五、英国人可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房居住。
《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接踵而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844年7月3日），在美国武力的胁迫下，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与美国专使顾盛（C.Cushing）签订了《望厦条约》。九月十三日（10月24日），耆英又跟法国专使拉萼尼（ThéodosedeLagrené）签订了《黄埔条约》。美、法两国不仅同样取得了《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中除割地、赔款外的一切特权，而且还获得了新的特权。如《望厦条约》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不仅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刑事或民事案件，而且美国人与其他外国人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诉讼，都由美国领事审理，中国官员不得过问。协定关税则从《南京条约》的“秉公议定”税率确定为“须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美国还取得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等特权。《黄埔条约》特别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破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随后，法国又胁迫清廷同意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他们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传教。基督教也跟着获得同样的权利。从此，西方各国的传教士，随着鸦片和商品一起，纷纷窜入中国。
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战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清廷可以行使全部主权，不受外国干涉。战后，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而清廷不仅代表中国地主阶级的利益，还逐步变为外国资产阶级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战前，中国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由于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遭到猛烈的冲击而逐渐解体，中国经济也就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战后，英国向中国掀起一个倾销商品的狂潮。尽管在道光年间外国商品在中国还不能获得广泛的销路，但在遭受外国商品冲击的靠近五口通商的沿海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开始发生分解的现象。由于外国棉纱棉布的源源输入，使通商口岸附近地区的手工纺织业受到了打击。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江苏松江、太仓一带出现了“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①。福建漳州、同安一带的土布，原畅销台湾、辽宁等地，这时也出现了“壅滞不能出口”的情况。外国棉纱棉布的冲击，使这些地区出现了纺、织分离和耕、织分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从中国掠夺农产，大批丝、茶从上海、广州和福州等通商口岸运出。生丝的贸易差不多全部操纵在英国人手里。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起，生丝的出口量不断上升，这一年超出了1万担，咸丰八年（1858）达6.9万担。茶叶的贸易相当大部分也是英国人所独占。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口量即达53万担，超过战前最高出口量13万担，此后出口量继续上升。②丝、茶出口量的激增，刺激了如江苏、浙江、福建、湖南等省一些地区大量种桑养蚕、种植茶叶，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自然经济的分解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丝、茶的出口几乎是为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所操纵，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
战后，西方列强利用《虎门条约》的规定，纷纷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造房屋、划定租界。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Balfour）与上海道宫慕久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出一个区域作为英租界。道光二十七年、二十九年（1847、1849），美、法两国也相继在上海强行划定租界。后来，租界制度逐渐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租界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外一套统治制度，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
鸦片战争后不久，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和原料，为了其商品输出和文化、宗教侵略的需要，在通商口岸地区开始设立企业。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二十五年（1845），英人在广州黄埔开办柯拜船坞，修理船舶。同年，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开办美华书馆。三十年（1850），英人在上海开办字林西报馆，出版《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等。此后，英、美等国商人又陆续在上海等地开办船舶修造、印刷、食品、制药、打包等企业。这些企业雇佣了中国工人，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
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阶级斗争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这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了原有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外，又加上了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并且后者成为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人民既要反对本国封建主义，更要反对外国资本主义，承担了双重的革命任务。①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卷26。
②据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8—79页。第四节鸦片战争前后的学术文化鸦片战争前后的学术文化，有了新的变化。第一，地主阶级中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官吏和知识分子，继承并发展了明清之际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注意研究实际问题，要求了解外国情况，要求改革国内政治。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徐继畬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第二，因边情的需要，研究边疆历史、地理，写出专门的论述。张穆、何秋涛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第三，在文学上出现了大量的反侵略作品。第四，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一定的成就，其中包括了对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先进技术的介绍及有关理论的运用。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县（今闽侯县）人。在中外关系上，他看得较远。在广州期间，他组织了对外国报纸和书籍的翻译，译有《四洲志》和《华事夷言》等，既介绍外国的情况，也介绍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当英国侵略气焰方盛时，他却看到了北方边防的问题，提出：“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他很注意农田水利建设，晚年在新疆修沟渠，垦田3.7万余顷，有利于当地农业的发展。他的著作后人编为《林则徐集》。龚自珍（1792—1841），号定庵，浙江仁和县（今杭州市）人。作为思想家，他把当时的社会比作满身疥癣的病体，已到了无法治疗的程度。他指出当时的层层官吏以贪污、压榨的手段供其无耻的享受，使农民织女仅仅是为供其奴役而存在。他认为，“法无不改”，“事例无不变迁”，形势终要发生变化，提出“更法”的主张。他的著作、后人编为《龚自珍全集》。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县人。他在鸦片战争前，曾代人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又先后为林则徐等筹议漕运、水利、盐政等问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参与了浙江省前线抗英战争的筹划。后来，他写了《圣武记》，历述清皇朝过去武功上的胜利，用意在与当时军事上的颓势相对照。又综述各国历史、地理及中国应采取的对外政策，写成了《海国图志》100卷。他主张变法革新，认为“小变则小治，大变则大治”，“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在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魏源反对当权派的闭塞无知和盲目自大，批判他们拒绝吸取西方国家的“长技”和把机器看作“奇技淫巧”的保守思想。他提出了有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也就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养兵练兵之法，以抵御外国的侵略。魏源的主要著作还有《古微堂内外集》等。
徐继畬（1795—1873），号松龛，山西五台县人。他在福建省任市政使期间，获得世界地图册和西方人士的有关口述，并广泛搜集中外文献资料，撰成《瀛环志略》10卷，对世界各国的史地状况作了较系统的介绍。时人往往把此书和《海国图志》相提并论。
张穆（1805—1849），字石洲，山西平定州（今平定县）人。他研究了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和前代在这一地区的设施，写出有名的《蒙古游牧记》一书。他死的时候，书尚未定稿，由何秋涛补辑校印，共卷。
何秋涛（1824—1862），字愿船，福建光泽县人。他认为中国跟俄国接境，一直缺乏有关这一广大边区的专书。他研究了中国蒙古、新疆、东北地区的历史和地理，并注意了中俄关系问题，成《北徼汇编》（即《朔方备乘》）80卷。
林则徐等人的思想和作品，反映了时代变动在文化领域里的脉搏，影响是相当大的。
在文学方面，鸦片战争以后的爱国主义作品是丰富的。这类作品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严厉指责英国的侵略暴行和清朝统治者的对外妥协投降。著名的，如魏源的《寰海》诗，斥责了清朝官僚的投降活动，而张维屏的《三元里》诗，则描写了三元里群众抗英斗争的高昂的爱国热情和雄伟的声势，嘲笑外国侵略者在中国人民打击下狼狈不堪的丑态，并对清朝统治者的妥协投降表示愤慨。民间的揭帖和歌谣，是以通俗朴素的语言和尖锐鲜明的思想，痛斥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鼓舞人民起来反抗，富有战斗性和鼓动性。
在科学技术方面，吴其浚、邹伯奇和郑复光都是有成就的。吴其浚（1789—1847），字瀹斋，河南固始县人。他汇集古代有关植物的文献，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共收植物838种。又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访问，成《植物名实图考》38卷，共收植物1714种。这是我国近代植物学上的重要著作。邹伯奇。（1819—1869），字特夫，广东南海县人。精于天文、历、算及地理、测量之学，著有《甲寅恒星表》、《赤道星图》、《黄道星图》、《乘方捷术》等书。他在总结了中国关于几何光学成就的基础上，成《格术补》一书，进一步用数学方法，表述了关于反射镜、透镜、透镜组等成像规律，以及关于眼镜、望远镜、显微镜等光学仪器的基本原理。郑复光（？—1846），字元甫，安徽歙县人。他著有《镜镜詅痴》一书，把我国和西方的光学知识系统起来，阐明了望远镜、放大镜和各种透镜的制造及应用原理。他还著文，说明蒸汽轮船的结构原理，并附有详细的图样，这是中国人研究近代轮船的开始。
英美等国开始在中国设立教堂，办报纸，办医院，办博物馆。咸丰八年（1858），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还在上海设立分会，称作亚洲文会。这些外国人的文化活动，固然起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但本质上还是在大炮庇护下所进行的文化侵略。
第二章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兴起和发展第一节太平天国的兴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英国，在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大量推销棉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破坏了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手工业，剥夺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计。同时，英国的鸦片走私越来越猖獗。道光二十九年（1849），鸦片输入超过了5万箱。鸦片泛滥所引起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问题，比战前更为严重，使劳动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清廷为了支付战费和赔款，用重税掠夺农民。地主也乘机加剧了土地兼并。道光二十六年至三十年（1846—1850），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都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两广地区也是水、旱、蝗灾不断。**天灾，使广大人民陷入失业、破产、饥饿、死亡的困境。农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在各地发生，在战后10年间，汉、苗、回、瑶、壮、彝、藏等族人民的起义达100多起，广西、湖南等省的天地会起事声势尤盛。到道光三十年底（1851），人民的反抗斗争汇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这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洪秀全，广东花县（今花市）人，是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做过村塾教师，对于农民的痛苦和要求有较多的了解。他曾经几次到广州应考秀才，但都没有考取。多次科场失意，使洪秀全愤懑不平。就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最后一次应试落第后，他阅读了传教士梁发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并加以附会解说，按照书中的启示，祈祷上帝，自行施洗，开始从事传教活动。他劝人只拜上帝，不拜祖先、邪神，不行恶事。他的同学、塾师冯云山和族弟洪仁轩等最早接受了他的宣传，并将村塾中供奉的偶像和孔子牌位尽行撤去。这一行动违背了传统的风俗伦常，引起当地有势力者的不满，他们失去了塾师的职位。
道光二十四年（1844），洪秀全、冯云山离开家乡去广西，在农民中进行宣传组织活动。不久，洪秀全回到花县，一面教书，一面传教，并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稍后，又写了《原道觉世训》。这些作品要求平等，反对压迫，提出了“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抨击了封建等级制度，企望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同时，冯云山在广西省桂平县紫荆山区、建立“拜上帝会”组织，团聚了会众2000多人，包括汉、壮、瑶各族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其中有种山烧炭的杨秀清和贫农萧朝贵。道光二十七年（1847），洪秀全回到紫荆山区和冯云山会合。为巩固和发展拜上帝会，他们共同策划、制定了“十款天条”、各种条规和宗教仪式，加强对会众进行思想和纪律教育。拜上帝会影响越来越大，因而同当地封建势力的矛盾也逐渐尖锐起来，并由开始的反对神权发展为政治性的斗争。地主豪绅凭借团练武装的力量，压制拜上帝会的活动，斗争愈演愈烈。道光二十八年（1848），恶霸地主王作新率领团练逮捕了冯云山等人，向桂平县衙门控以“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①。在贵县的洪秀全闻讯立即赶到紫荆山，随后又赴广州设法营救。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又回广东，拜上帝会一时失去了主持人，会众①方玉润：《星烈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82—83页。发生混乱。在紧要关头，杨秀清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传言群众，安定人心。随后，萧朝贵也以同样方式取得代“天兄耶稣”传言的资格。“天父”是拜上帝会信仰的最高主宰，它的体现者是洪秀全。杨秀清代“天父”传言，虽然对维系拜上帝会组织起了一定作用，但他却从此在宗教地位上取得了凌驾于洪秀全之上的最高权威，给日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埋下了一重危机。
冯云山在拜上帝会会众营救下出狱后，往广东寻找洪秀全。道光二十九年（1849），两人重返紫荆山。这时，拜上帝会力量迅速发展起来，以紫荆山为中心，东由平南、藤县，西至贵县，北起武宣、象州，南迄陆川、博白，以及广东的信宜、高州、清远等地，都有它的组织。拜上帝会在发展和斗争中，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核心，成员有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
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死，咸丰帝即位。当时，广西又遇大饥荒，农民到处起来斗争，把整个广西省都震动了。拜上帝会起义时机已趋成熟，洪秀全要求各地会众到金田村“团营”，整编队伍。拜上帝会会众到金田团营后，按军队编制建立了一支队伍，与清军展开战斗，先后在平南县思旺和金田附近的蔡村江大败清军。这两次胜仗，稳定了金田的形势。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在洪秀全生日这天，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金田起义后，清钦差大臣李星沅发现太平军与天地会不同，“实为群贼之尤”，决定集中兵力围攻太平军，由广西提督向荣指挥。在清军的围攻下，太平军英勇奋战，在大湟江口击败清军。咸丰元年二月（1851年3月），太平军转进武宣县东乡扎营。洪秀全在东乡登极，正式即天王位。八月（9月），太平军击败新任钦差大臣赛尚阿督率的清军的围攻，并一举攻克永安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规定西王以下各王都受东王节制。还订立了军事、政治方面的制度，颁行了天历。
清廷急忙调集重兵包围永安城。咸丰二年二月（1852年4月），太平军由于城中粮、盐、弹药都很缺乏，于是突围北进，出广西入湖南。在湖南南部连克道州、郴州，当地天地会及劳动群众参加太平军的很多，其中的挖煤工人组成了土营。其时已是七月（8月）。十月（12月），以久攻长沙未下，转占益阳。十一月（12月），克岳州。太平军在益阳、岳州获得大批军火、船只，组织了水营。在进军的战斗中，冯云山、萧朝贵先后牺牲。
太平军撤离岳州后顺流东下，进入湖北，连克湖北重镇汉阳、汉口。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年1月），攻占湖北省城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等败死。清廷震惊，将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徐广缙革职拿问，命署湖北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专办两湖军务，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防守安徽、江苏，以署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驻防河南，妄图堵截太平军。太平军在武昌停留了将近一月。咸丰三年正月（1853年2月），洪秀全放弃武昌，统率大军，水陆并进，连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芜湖等地，兵临南京城下。二月初十日（3月19日），太平军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翌日，攻克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厚等。太平天国把南京改称天京，定为都城。随后，太平军又先后攻克江南重镇镇江和江北重镇扬州，肃清了天京外围的残敌。
太平军在进军途中，坚决镇压和打击官僚、豪绅、地主，焚烧衙门、粮册、田契、借券，对封建统治秩序进行了扫荡。而对于人民群众则爱护备至，“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献给贫民，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①。这使太平军到处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连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至“争迎之，官军至皆罢市”，“乡民处处助贼打仗”②。因此，太平天国起义获得迅猛发展。
①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71页。
②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72、275页。
第二节太平天国的制度和政策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明确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规定把田地按好坏分成九等，在分配时好坏搭配，不分男女，岁以上的都可以分到一份，15岁以下的减半。它还规定，居民25家为一基本单位，称为“两”。地方基层政权建立乡官制度。各家农副业生产所得，除个人消费部分以外，其余都应缴归国库。婚丧等额外开支，都由国库按定额发给。太平天国想通过实施这个制度，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天朝田亩制度》大大发展了过去农民战争提出的均贫富和均田的思想，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愿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但是，这个制度所制定的平分土地的办法，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所设计的那一套方案，却不切合实际。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人人平等，这是农民的平均主义空想。《天朝田亩制度》的理想没有能够实现，也不可能实现。为了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太平天国不得不采取一些较为切实可行的措施，在安徽、江西等地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这一政策是仿照清朝的办法，即地主是田赋的主要交纳者，征收地丁银和漕粮。这表明太平天国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许地主收租。封建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没有改变。尽管如此，在太平天国辖境内，由于很多地主被杀或逃亡，原来耕种地主土地的农民不再向他们交租了。留下来的地主大都失去了昔日的威风，不少佃农拒绝向他们交纳或者少交田租。这一切说明农民的生活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
在城市管理方面，太平天国一度在天京完全废除私有财产，生活必需品由国库按定额供给。居民按性别分别编入男馆女馆，夫妇不得同居。男子除参加军队者以外，都要参加生产或在政府机关中服役，女子大致相同。商业也被废除。对于手工业，则由诸匠营和百工衙统一经营管理。诸匠营和百工衙只是为供应太平天国的需要而生产，产品直接分配给各单位，不经过市场进行交换，生产者除吃穿之外别无报酬。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依照农民平均主义思想所制定的改造城市的方案，让居民过平均主义式的生活，有城无市，原来的城市变成了城堡，这是违背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向的，所以终于遭到失败。咸丰四年底、五年初，他们允许居民恢复家庭生活，承认私营工商业，天京的秩序逐渐恢复原来的状态。
太平天国还规定了尊重妇女的政策。《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妇女跟男子同样分得土地，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买卖婚姻。太平天国曾提倡“一夫一妇”，禁止娼妓、缠足、买卖奴婢等封建陋习。他们还建立了女军，设立了女官，还享有参加考试的权利。这些措施对封建宗法制度起了冲击作用。但是，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者却仍沿袭历代封建帝王的妃嫔制。洪秀全还宣扬“妻道在三从，勿违尔夫主”之类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
在思想文化领域，太平天国对孔子和儒家的正统权威进行了一次冲击。
金田起义前，洪秀全便在他的私塾中撤去孔子的牌位。在道光二十八年撰写的《太平天日》中，洪秀全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反孔思想，指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并把孔丘像捆掷在“皇上帝”面前，接受审判、斥责和鞭挞，使“孔圣人”威风扫地。金田起义后，太平军所到之处尽情扫荡孔庙和孔子等人的牌位，把儒家经书斥之为“妖书”，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①。这样空前猛烈地冲击孔孟及儒家经书，无疑具有革命意义。但是，太平天国并没有对儒家思想中的封建性糟粕进行任何实质性批判，对四书、五经也只是删去鬼神祭祀之类的字句，或做些枝节的文字改动，而把儒家思想中的基本内容如等级制、三纲五常、天命论等，都保留了下来。
在对外关系方面，太平天国虽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但他们反对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输入，坚持了反对外国侵略的立场。咸丰三年三月到四年五月（1853年4月—1854年6月），英国公使文翰（S.G.Bonham）、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deBourboulon）、美国公使麦莲（R.M.McLane）等先后打着“中立”的幌子到天京访问。他们访问天京，是为了窥视太平天国的实际情况，试探太平军及其领导对西方国家的态度，以便确定其侵华政策的具体措施。这些公使到天京后，企图胁迫太平天国承认各国在华的侵略利益。文翰就把《南京条约》抄送给太平天国政府，其用意是要太平天国承认此项不平等条约。他还扬言，如果革命触犯了英国的利益，他们将会像发动鸦片战争那样来对付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没有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恫吓，拒绝承认《南京条约》。而对于正当贸易，太平天国则加以鼓励。当时中国大宗出口的丝、茶，一部分是产自太平天国的辖境之内，另一部分则必须通过太平天国占领区才能外运。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丝、茶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逐年上升。
①黄再兴：《诏书盖玺颁行论》，《太平天国》第1册，第313页。
第三节清廷对抗太平军的措施太平天国起义的胜利发展，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京师震动。据记载，“官眷出城者约有四百家，崇文、宣武两门外官宅十空其六七。钱铺闭歇者，自二月十五后相继，共有三百家。典铺当者，以十千为率。银价斗落至大钱一千二三百文一两，西客收帐，商贾歇业”。①为了维持统治地位，清廷采取了一些对抗太平军的措施。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清廷命钦差大臣向荣率清军到达南京城东孝陵卫，成立“江南大营”；另一钦差大臣琦善率清军至扬州，成立“江北大营”，以图形成包围天京的态势。
由于八旗、绿营的溃败，咸丰帝于二年底（1853年初）命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主武装。曾国藩所办湘军，就是其中之一。曾国藩，字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末年官至侍郎。咸丰二年底，他因丧母在籍，咸丰帝命他去长沙帮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他以罗泽南的湘勇为基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①，略仿明戚继光的成法，募练了一支不同于绿营的军队——湘军。湘军任用一批知识分子为营官，主要有罗泽南、彭玉麟、李续宾等。他们和曾国藩一样，都笃信程朱理学，热心于经世致用之学。曾国藩以同乡和伦常的封建情谊作为维系湘军的纽带，选将募勇坚持同省同县的地域标准，鼓励兄弟亲朋师生一同入伍，甚至同在一营。实行士兵由营官自行招募，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形成一种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对士兵进行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严禁扰民、嫖赌、吸食鸦片的军纪教育，进行技击、枪法和阵式的军事训练。咸丰四年二月（1854年3月），湘军编练成水陆两军，共1.7万余人。于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成为清朝统治的重要支柱和太平天国的凶恶敌人。
为镇压太平军，至咸丰三年六月，清廷已拨军饷2963万余两，户部库存正项待支银仅剩22.7万余两，“度支万分窘迫，军饷无款可筹”①，于是千方百计进行搜括，除加重原有捐税、广开捐输、行大钱、发钞票等外，又实行厘金制度。厘金分为两种，一是行商的货物过境税，一是坐商的交易税，税率约为1％。咸丰三年九月，清帮办江北大营军务大臣雷以诚在扬州仙女庙等地开征。第二年，推行到许多地区。最初是征收过境的粮食，后来范围日益扩大，成为一种常规，有些州县税卡林立。厘金制度是一种沉重的经济勒索，它增加了人民的负担，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①吴昆田：《潄六山房全集》卷9。
①《与王璞山》，《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
①王先谦：《东华续录》咸丰朝，卷24。
第四节太平军北伐和西征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随即派兵北伐和西征，对清统治区实行了大规模的主动出击。
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太平军自扬州出发，开始了北伐。北伐军在浦口上岸，经安徽北上，一路连破州县，五月入河南，在归德（今商丘）毙伤清军3000余人。随后沿黄河沿岸西进，攻省城开封，不克。于是在汜水、巩县之间渡过黄河，六月进围怀庆（今沁阳）。清廷派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调集北方兵力约2万人防堵。北伐军在这里同清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围攻将近两个月，未能攻克。八月，北伐军撤围，入山西，复经河南入直隶，击溃讷尔经额所率清军，克军事重镇临洺关。九月，进占深州。咸丰帝命惠亲王绵愉和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调集军队阻挡北伐军。京中官绅逃迁者甚多，情况极为混乱。北伐军乘虚东进，前锋直抵杨柳青，进逼天津。清军决运河堤放水，北伐军进攻天津受阻。时届隆冬，北伐军粮尽衣缺，于咸丰四年正月（1854年2月），弃静海、独流南撤，四月（5月）转据山东东光县连镇待援。天京派出的援军，曾到达山东境内，不幸在临清失败。北伐军听到援军北上的消息，由李开芳分兵自连镇南下接应，被清军围于山东高唐州。北伐军被截断两地，处境更为困难。经过一年多的英勇战斗，北伐军粮尽援绝，于咸丰五年先后失败。
为了确保天京，夺取安庆、九江、武昌三大军事据点，控制长江中游，发展在南中国的势力，与北伐军出发的同时，太平天国又派兵西征。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6月），胡以晃、赖汉英、曾天养等率太平军溯江西上。西征军进展极为顺利，五月即攻克安庆，进围南昌。八月，撤南昌围。此后，西征军分为两支。一支由胡以晃率领，以安庆为基地，经略皖北，不久攻克皖北重镇庐州（今合肥）。太平天国占领安徽的广大地区，成为西征军的运输要道，也是太平天国的主要给养地和战略要地。另一支由石祥祯、韦俊率领，攻占九江，沿江西上。咸丰三年九月（1853年10月），再克汉阳、汉口，因兵力不足，退守黄州。曾天养率部来援，于四年正月（1854年2月）在黄州大败清军，湖广总督吴文镕自杀。西征军乘胜三克汉口、汉阳，围攻武昌，并分军进入湖南。
攻入湖南的太平军遇到了曾国藩湘军的顽抗。曾国藩率湘军倾巢出动，并发表了《讨粤匪檄》，攻击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三月，西征军在岳州大败湘军，进占靖港，分军攻取湘潭，钳制长沙。太平军在湘潭同湘军水陆激战，伤亡很大，于是弃湘潭，突围走靖港。这时，靖港的太平军几乎全歼湘军水师，曾国藩羞怒交加，投水寻死，被随从救起。太平军在靖港的胜利，并未能挽回湘潭失败所造成的局势，被迫放弃钳制长沙的打算，从而给曾国藩以喘息的机会。湘军经过休整补充，六月重新出动，攻陷岳州。八月，湘军进入湖北，直逼武昌。太平军迎击湘军，战斗一整天，武昌、汉阳相继失守，停泊在汉水的大批船只也被湘军焚毁。这时，太平军在西征战场上也处于严重不利地位，曾国藩的气焰极为嚣张，叫嚷要“肃清江面，直捣金陵”。①面对西征战场失利的局势，杨秀清急调石达开为统帅，率军西援，进驻江西湖口。咸丰四年十二月（1855年1、2月），太平军用诱敌深入、以少①《请饬各路带兵大臣督抚择要防堵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4。胜多的战术，在湖口和九江两次战役中痛歼湘军水师。曾国藩率残兵败将逃往南昌。太平军乘胜西进，咸丰五年正月（1855年2月）占领汉口、汉阳，二月（4月）三克武昌。
在江西大捷的同时，太平军又在天京外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破围战。这场战斗，是从保卫镇江开始的。咸丰六年二月（1856年3月），太平军镇江守将吴如孝率部与增援的秦日纲军内外夹攻，大败清军，解镇江围。太平军随即乘胜渡江，连克扬州、浦口，大破江北大营。四月，太平军又回师镇江，大破清营七八十座，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自杀。太平军乘胜攻破江南大营，向荣率残军败退至丹阳毙命。太平军击溃江北、江南大营，解除了威胁天京三年之久的军事压力。
太平天国经过三年多激烈的军事斗争，在长江中下游取得了重大成就，控制了从武昌到镇江沿岸的城镇，安徽、江西、湖北东部以及江苏部分地区都为太平天国所掌握。
在太平天国胜利发展的鼓舞下，各地人民的反清起义蓬勃地发展起来。
主要有：长江流域以南和东南沿海广大地区天地会及其支派起义，北方的捻军起义和西南地区以少数民族为主的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广东佛山镇（今佛山市）陈开、李文茂起义是天地会系统中有名的起义。上海小刀会于咸丰三年（1853）八月在刘丽川领导下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及附近各县，到咸丰五年初在清军和英法侵略武装的联合镇压下失败。陈开等于咸丰四年（1854）在佛山起义，围攻广州城。第二年转入广西省，在浔州府城（今桂平县）建立“大成国”。咸丰十一年（1861）失败。
捻军活跃在安徽、河南、山东西南部和江苏北部一带，以破产农民、游民等为主要成分。咸丰元年（1851）以后，因黄河决口，大雨成灾，人民无以为生，原来以数十人、数百人为一股的捻军开始起义。咸丰三年因受太平军北伐的推动，捻军的起义有了发展。咸丰五年，各路捻军会集于安徽蒙城雉河集（今涡阳县），推张洛行为盟主。此后，捻军成为北方反清斗争的主力。太平天国失败后，捻军和太平军余部联合作战，一直坚持到同治七年（1868），转战八省，给清朝反动政权以沉重的打击。
第三章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期间，随着各种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少数民族反抗清朝压迫的斗争此起彼伏。其中以云南杜文秀领导的各族人民大起义、贵州张秀眉领导的苗民大起义、西北回民大起义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大起义，声势最为浩大，影响也最为长久。
第一节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①云南回回大规模的反清斗争始于咸丰六年（1856）。咸丰六年，昆明官绅屠杀回民，并传当局有灭回之谕，这使各地回民心怀疑惧，纷纷聚众自保。回民杜文秀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联络汉族、彝族和白族人民在蒙化举起了反清的大旗。
杜文秀领导的起义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实行公平交易，不取百姓一草一木，农民工商各安生理，人心说服。起义军先后夺取了53座城，占全省的大半。在攻占大理城后，杜文秀被起义群众推举为兵马大元帅，建立了大理政权。
杜文秀建立的大理政权，有明确的革命目的，就是推翻清朝统治。大理政权制定了文武官制，并制定了军政管理条例。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特别注意协调民族关系，在起义的官兵中，汉族居多数，同时还有其他兄弟民族。为此，大理政权设有处理兄弟民族事务的专职人员。杜文秀的重要谋士、大司寇李芳园和大司空李国纶，都是杰出的汉族将领。军队中不少的高级将领都是由彝人担任的。同时，大理政权还注意兴办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并鼓励手工业和商业经营，发展同缅甸的贸易往来。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
自攻占大理后，大理政权逐步向外发展。到同治六年（1867）十月以前，除云南大半地区都处在大理政权的控制下，杜文秀还派出别动队去贵州、陕西、四川等地发动起义，起义军在西南地区的势力迅速扩展。大理政权受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很深，曾主动派军同石达开的太平军配合行动。
杜文秀建立帅府不久，清军来攻，滇西赵州失而复得，清军溃退。咸丰十年（1860），清军再次来攻，清提督褚克昌战死，清军覆没。同治二年（1863），清军三次来攻，义军奋战击败清军。同治五年（1866），清军第四次来攻，于次年三四月间败归。清统治者曾于同治元年招降杜文秀，并派专员前往，被杜文秀严辞拒绝。
同治六年（1867）十月，杜文秀任命蔡廷栋为大经略，举十八大司、20余万大军东征昆明，拟先肃清全滇，再图川、黔。但这时太平天国已被消灭，反动政权已能集中力量来对付云南起义军。尽管如此，东征一开始，形势仍发展得很快，不久，起义军就对昆明形成了包围，但由于蔡廷栋不能督率各军乘胜攻下昆明，反而屯兵城下将近两年之久，以致坐失战机，使清军有整顿部署的机会。同治八年八月，因将帅不和，大司疆段成功率所部降清，蔡廷栋所部溃散。形势急转直下，义军由优势转为劣势，清军转守为攻。
同治十一年（1872），清军破上、下两关，进逼大理。十一月，大理城外防守工事尽失，外援断绝，城中誓死抵抗。清军用火药穿地道，把东城轰坏了十几丈，但仍进不得城。十一月二十五日，杜文秀召集文武官员会议。大司衡杨荣提议“归顺”。杜文秀最后决定，牺牲自己以换取全城百姓的生命安全。第二天，他和全家服毒自尽。但他的善良愿望没能实现。清云南巡抚岑毓英到大理后，便背信弃义，杀死了全部降将，血洗了大理城，各族男女老少几乎无一幸免。
①本文材料采用《中国少数民族》第12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又《杜大元帅墓表》、《回回民族的新生》，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
云南人民反清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杜文秀领导的以回汉联合为基础的各族人民联合反清运动，他们所奉行的纲领，在中国农民运动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上，都是很大的创举。
杜文秀死后，他的大司空李国纶在腾越一带坚持到光绪二年（1876），直至被俘，不屈而死。这去大理失守已5年了。
第二节贵州苗民大起义①早在清乾嘉年间，湘西、黔东北地区的苗族人民在石柳邓、石三保、吴半生、吴八月等领导下，于1795年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清起义，以“逐客民（指满、汉地主、官吏）、复故地”为号召，并提出“穷苦兄弟跟我走，大户官吏我不饶”等口号。起义军声势浩大，所到之处，对民愤极大的贪官污吏和满、苗、汉地主恶霸都给予严惩。清廷慌忙调集云贵、两广、两湖和四川七省兵力，由云贵总督福康安率领，前往镇压。后来起义军与白莲教起义军相呼应，使清军顾此失彼，起义一直坚持到嘉庆十二年（1807），前后达12年之久。
鸦片战争以后，咸同年间，黔东南等地又爆发了以张秀眉为首的苗民大起义。各路起义军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几乎攻占了整个黔东南地区，他们与各地以汉族为主的“教军”、“号军”相互配合，和侗、水、布依、瑶等族农民起义军密切联系，协同作战，后来还与太平天国石达开的部队取得了联系，直接或间接地打击了清皇朝的统治。起义先后坚持了18年（1855—1873）之久，是苗族历史上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斗争。苗族人民纪念这次运动中杰出领袖张秀眉等的颂歌一直流传到今天。
张秀眉领导的贵州苗族大起义与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以及与太平天国革命都是利害相关的。当太平天国革命势力昌盛时，清统治者主要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无法抽调军队南下镇压贵州和云南起义；而当太平天国革命被残酷镇压下去后，反动统治者就马上调集军队，回过头来全力镇压云南和贵州起义。贵州和云南起义军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在贵州苗族大起义被镇压后不久，大理政权也继而遭到统治者的残酷镇压。
①本文资料采用《中国少数民族》第453—45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今有删改。第三节西北回民大起义①西北回民大起义始于同治元年（1862），规模之大，遍及陕西、甘肃（包括宁夏、青海）以及新疆各地。
同治元年春，在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联合捻军进入陕西的直接推动下，关中各地回民纷起响应，短时间内形成了十八大营，其首领是白彦虎等18人。起义军曾包围西安达3年之久，还曾包围了潼关，一度威胁着陕晋豫的咽喉要地和山西滨河一带的地区。在周至，则有与杜文秀及太平天国有联系的蓝大顺据守。陕西回民起义不久，即与甘肃西南部回民取得联络，于同年秋占据泰州（治所在今天水市）秦安。翌年，平凉、固原、西宁、狄道、河州、宁夏，先后为义军所占据。当同治五年（1866）捻军梁王张宗禹等部进入陕西时，原来已经退到甘肃的陕西回民起义军又纷纷东下，与捻军协同战斗，“捻回合势”曾造成西北反清革命形势的**。甘肃回民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在甘肃形成了以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为中心的四个反清基地，起义领袖为马化龙、马占鳌、马桂源、马文禄。
清廷先是用了大力来对付陕西的回民起义。从甘肃、直隶调来大量军队，特派胜保作钦差大臣，负责全省军务。胜保屡次打败仗。1862年11月，又派多隆阿代替胜保。多隆阿在攻取周至时战死，由穆图善接替了他。自同治三年至五年（1864—1866），战争互有胜负，起义军没有退出陕西。甘肃方面虽然已陆续有清军的援军开去，但都不济事。同治五年（1866）三月，兰州清军内部火并。而这时，陕甘饥民也揭竿而起。甘肃回民起义军，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强大起来。
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下去后，清统治者于同治六年（1867）抽调更多军队来对付回回起义军，并任命左宗棠作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受命后，于翌年六月将捻军镇压下去，其后便制定了所谓三路平回之策。一是派刘松山由绥德取道花马池，进攻金积堡，这是北路。二是派周开锡由秦州进攻巩昌、河州、狄道，这是南路。左宗棠和刘典，亲督大军自乾州，沿陕甘大道入甘，这是中路。和这种进兵计划相配合的，是招抚活动于陕北和甘肃合水、宁州和正宁等地的董福祥起义军，并举办军民屯田，以减缩动荡的范围，安定清军后方。
同治八年（1869）二月，左宗棠移军乾州，诱逼陕境回回入甘，以集中兵力，专心来对付甘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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