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因，首先在于小农经营的普遍存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地主利用土地放佃收租的剥削方式继续保持，小农经济也广泛地保存下来，并在农业生产中继续占据优势地位，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还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1922年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5省9县农家田场规模平均十亩以下的竟占58.1％，11—25亩的占24.1％，26—50亩的占9.4％，51亩以上仅占8.3％。这些小农经济不仅数量大，而且规模小，地块比日本种植水稻的规模还要狭小许多，田场面积还在不断缩小，如1922—1927年，无锡3村全部农户中，使用田地在10亩以下的增加了3.15％，使用田地在10—19亩之间的就减少了0.82％，使用田地20亩以上的就减少了2.43％。小农财少力单、耕作土地少，无力购置新式农具，更限制了大型农机具的添置，生产方式多以手工劳动为主也限制新式农具和大型机具的添置，因而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导致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特点在于土地可以买卖，社会积累不是用于农业生产工具的更新和改进以及扩大经营规模，而是统统向购买土地、进行土地投机转移。如金陵大学的调查显示：2866家田场，平均投资于购买或典当土地的竟占75.5％，而用于牧畜和农具的只占6.3％。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窒息了农业生产力。
第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榨下，广大农民极端贫穷。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支柱，因而“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农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①。正因为帝国主义的支持、栽培，在中国近代农业中，封建剥削制度继续保存，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的地主、买办、高利贷等各种封建势力结成一个剥削网，对农民敲骨吸髓的榨取，造成农村①**：《中国革命和中国**》，《**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页。金融枯竭，农民的赤贫乃至无力购买机械设备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甚至连农业再生产亦难维持；尽管农业中商品性生产有所提高，但在帝国主义极力阻挠之下也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农村经济一直保持落后的生产方式，长期停滞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最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共同扼杀了农业生产力。
第四，天灾**对农业生产力的巨大摧残和破坏。近代中国，政治混乱、战争频仍、社会环境动荡。帝国主义在多次侵华战争中烧、杀、抢、掠，严重摧残了农业生产。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全国发生过112次战争，每次战争持续时间长、规模大，单是19—1924年间，平均每年的战区面积达7个省。战争造成农田荒芜、水利失修，使自然灾害更加肆虐，1913年，全国受灾农田达6.5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到1926年已是全国各省皆灾，农业经济陷入空前严重的困境之中。
综上所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村经济下，生产力水平低下是必然的。
生产力水平低下，也是近代中国经济，尤其农业经济落后的重要根源。
第五节鸦片战争后中西农学的交汇①如前所述，鸦片战争后，中国自给式农业解体，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列强农产品的倾销市场和工业原料供应地。中国的传统农学迟滞，但在迟滞中，也还是有缓慢的进展。
中西农业生产技术在国际范围比较、竞争十九世纪下半叶，中西农产品和农业生产技术开始了广泛的对比和竞争。中国是丝茶的故乡，丝茶曾是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主要商品。自印度、锡兰、日本大量发展植茶，创制揉茶机、烘茶机，采用成套机器，进行加工制作，印、锡红茶在英国迅速占领市场，日本绿茶在美国很快打开销路。中国丝制品也遇到手工作坊生产与工厂机器加工制作产品质量相差悬殊的困惑。陈炽曾提到：“中国出口之丝，每包百斤，仅值三百余金。上海西人所设缫丝各厂，购中国蚕茧，以机器缫之，每包值七百余金。高下悬殊，理不可解。后知中国手缫之丝不匀不净，不合西人织机之用，伊购归里昂各埠，必以机器再缫，则以三百金购之华人者，仍以七百余金售之西人，此四百余金者，约为再缫工本，而彼之获利无穷矣。”①外贸的消长和农产品质量的对比，促使人们深思。光绪十五年（1889），浙江海关税务司派江金生、金炳生到法国学习其养蚕业制造无病毒蚕种的方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学报》《奏折要录》中载叙福建茶商曾有人“至印度学习，归用机器焙制，去岁出口四万箱，获利甚厚”。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两江总督派郑世璜去印度、锡兰考察茶业，回来后，力主“设立机器制茶厂，以树表式”。这些，对茶、丝等技术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出国官学人员甚为关注本国农业的兴衰。容闳（1828—1912）是最早的赴美留学生之一，他在其所写《西学东渐记》一书中，记叙同治二年（1863）他在安庆晋见曾国藩时，提出建设机械厂，其目的之一是生产农机具。1876年被派往美国费城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李圭，对博览会中“机械院”、“耕作院”中外展品作了比较。他已注意到西人“不仅器具便巧，尤讲究种植之法”。他见到吸水机器，“因思中国江河之水，涨落不时，旱涝互患。西北高原，种植每艰灌溉。讲水利者，尤以此为亟务”①。清廷派出首任驻英法使臣郭嵩焘1876—1879年间在英法期间颇为留心农业，他曾到英国伊普斯威奇的工厂参观新颖农田机器，对刈麦、刈草、犁田、出麦、吸水机器甚感兴趣②，所见锯木机器能将圆围七八尺的巨木，“锯成寸许木板，用锯齿十八，得板十九”。称其“一机器兼四十人之力，而神速又复倍之”。到英国里丁参观子种局及子种会，注意到英国种子公司已将“其蔬子及花草诸子种贩运各国”，并精心设计参加国际博览会的种子展橱。郭氏叹称“西洋之务为奇博如此”。郭①《皇朝经济文编》卷49，第7页；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54页。
①陈炽：《续富国策》卷1，“种桑育蚕说”。
①李圭，1876《环游地球新录》，《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第六册，岳麓书社1985年版。②郭嵩焘，1876—1879《伦敦与巴黎日记》，《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第四册。嵩焘还曾到过法国格立雍（农业学馆）农学院，参观其农田机器图式院、谷种院，了解课程设置和各种仪器设施。注意到有一馆专讨论牛马诸兽骼骨及筋络血管及辨马齿年岁。参观了格致院，“始知西洋园户种花变易颜色，一出于格致之功，即所谓化学也”。
列强对中国农林资源的肆意掠夺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侵占我国国土与农林资源。仅在东北就失去颇大范围的农林权益。1896年《中俄密约》签订后，俄国开办中东铁路，举凡枕木、电杆、建筑材料，皆无偿取自林中。俄国公司接连进入中国招人采伐森林，开拓伐木业务。光绪三十四年（1908）《外务部奏中日合办鸭绿江右岸木植订定采木公司章程折》中提到：“伏查鸭、浑两江一带，林木蓊郁，确系绝大利源，自日俄战事（1904）起，两国兵民恣意斫伐，日本军队，复立厂所抽收军用材料，木把（伐木的包工把头）生计，半为所夺。”俄日等列强以武力侵夺或其商人依靠铁路、海运的运输条件，资本雄厚，采用较新式的伐木制材器械，迅速在我国拓展业务，有的在林区设制材厂，就地加工。近代林学创始人之一德国的H.科达（Catta，H.）曾称“林业科学是木材必需或匮乏的产儿”。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国家工业建设中对林木需求和抚育的认识与实践过程。中国则是在战争连绵、毁林开荒和外国侵占森林资源、掠取林木利权的背景下发展近代林业。除光绪四年（1878）华商张子尚等较早在上海创办锯木厂。到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东北才接连出现国人兴办的机器制材厂。中国近代林业是在剧痛中滋长起来的。
农业技术必须兼采中西各法的走向中外农业产品与技术比较中，高低互见。清廷一些要员认为舰船、枪炮、机器等是强国的关键，曾倡行“洋务运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又一次败北，这激发人们关注农业工业。1897年《农学报》首期载清光绪皇帝的上谕中也称：“农务为国家根本，亟宜振兴，各省可耕之地，未尽地力者尚多，着各督抚督饬各该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兴办，不得空言搪塞。”十九世纪后期，农业技术兼采西法已是不可阻遏的潮流。1.引进优良作物、林木品种。
大规模引种与品种培育从光绪十八年（1892）购入美棉种子开始。张之洞于光绪十六年（1890）在湖北武昌倡办湖北织布局，为解决机器纺织所需棉花原料问题，于光绪十八年以2000两白银，通过清政府出使美国、日本、秘鲁的大臣崔国因在美国选购适宜湖北气候土壤的两种陆地棉种子34担，寄湖北棉区试种。由于所购棉种寄到湖北已过了种植节候，且栽种太密而收成不好。张之洞未因头一年引种美棉受挫而气馁。翌年又电请崔国因“再行多购美国棉子百余石运寄来鄂”。“并考究外洋种法，刊刷种棉章程，分发晓谕，以冀广为如法劝种”。张之洞引种美棉，显出了见识和决心，对那一时期江苏、浙江、山东、河北、河南等省引种美国棉种有相当的推动作用。近代树木引种也较活跃。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清政府驻日本副使张斯桂从日本将刺槐种子带至南京试种成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使意大利的官员吴宗濂、钱恂见当地桉树生长迅速，且有除湿祛病的功效，曾携回种子苗木试种，吴宗濂还翻译有关桉树著作，撰写了一部《桉谱》，对我国桉树种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①。
在近代林业中，华侨致力经济林的开拓是甚有意义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华侨何麟书曾在海南岛创办中国第一家橡胶垦植公司。何麟书在马来西亚橡胶园里做过工，对橡胶树的培植管理有丰富的经验。他心系祖国，将橡胶引种到海南岛，最初几年用种子繁殖，历经种植失败和集来股本付诸东流的挫折，他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变卖自己的产业，重新集股，经过精心培育，开拓出200多亩胶园。探索出一条从播种到移植树苗的成功道路，以约10年的努力，获得在中国土地上正常收取橡胶汁液的良好成效。
2.畜禽优良品种引进。
畜禽优种以乳牛引进为最早。上海乳牛业的发展为其一例。1842年“南京条约”后，外国官员商贾人等带着家眷纷纷拥至上海，急需多量牛奶。乡民以水牛挤奶挑担零售，是牛奶业的雏形。同治九年（1870），外侨引入爱尔夏牛，乳牛业得到一定发展。不久，法国人引入一批供自己需用的红白花牛。光绪五年（1879），肖神父在浦东设奶棚饲牛40头；光绪七年（1881），当地人开设太和奶栅，用黄牛挤奶；光绪十二年（1886），外侨引进黄白花奶牛并逐渐传到中国人手中，成为上海乳牛业发展的基础。光绪十九年（1893），安福奶棚使用杂交技术改良当地黄牛获得成功。各侨民奶棚大都雇用中国人操作，使奶牛饲养繁育等经验和用奶公牛改良黄牛的技术很快在中国人办的奶棚中传开。光绪二十七年（1901），徐家汇天主堂修道院引入黑白花奶牛6头（其中公牛1头），由于它较黄白花牛产奶量高，在上海很快得到传播①。
马的引种。清初禁止内地汉人养马，只有武童和取得功名的人可以养坐骑。清中叶以后，马禁才开。但马的行速和挽重与国外马匹相较，差距颇大。光绪二十六年（1900），法国人曾由北非输入阿拉伯血统公马百匹到东北。马群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分散售与内蒙各地，血统逐渐混杂，为地方马种同化。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军牧司在察哈尔两翼牧场建立模范马群。宣统二年（1910），购有德国产纯血公马1匹、俄产公马3匹、母马1匹，曾产生一些杂种。
传入优良种猪。道光二十年（1840）后，俄国人将一种白色猪种带入东北，德国人将约克夏猪带入山东，日本人将约克夏、巴克夏猪带入东北。光绪二十三年（1897）台湾由日本购进盘克夏种猪7头，供试验繁殖及与本地猪作杂交之用。光绪二十七年（1901）直接由英国进口约克夏种猪，在农业试验场作繁殖、饲养试验，认为均适合当地风土，且为改良本地猪的良好品种。
羊的引种。光绪十八年（1892）政府商情报告有美利奴羊6只运往察哈尔供杂交改良之用的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陕西高宪祖等人集资20万元兴办牧羊公社，在安塞县北路周家洞附近开设牧场，饲养美利奴羊数百只，对附近各村绵羊改良有明显指导作用。光绪三十二年（1906），奉天省设立农事试验场，由日本输入美利奴羊32只，以改良绵羊业。
优种鸡的引进。鸡因体型小、繁殖快，中国曾较早引进外国优种。光绪①黄森木：《桉树引种小考》，《林史文集》（1），农业出版社1989版，第131—132页。①李文梁：《我国近代国外畜种的引进和开发利用史》，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8年。二十六年（1900），罗振玉即提到：“近鸡卵之输出者日益众，而价亦日昂，此莫妙之机也，宜选佳种而奖励养鸡业。考欧洲有名‘列古吽’（莱航）者，富产卵力，多可得卵二百七八十至三百，长成极速，五阅月即产卵，宜求此类之种，而配以华种而事移植改良，则利莫大焉。”①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黑龙江哈尔滨鸡场养莱航鸡近万只，以产卵为主。山东济南鸡场饲养莱航、洛岛红，曾进行杂交及试验推广。但一些权威学者概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养鸡业也指明：“引进外种类别繁多，所做工作均如大海投石，影响所及，既小且暂。”①3.引进机器装备。
中国近代采用机器耕田首见于光绪六年（1880）的《益闻录》第66号，其载文称：“天津有客民在距津150里地方批租荒地5万亩，概从西法，以机器从事。”对于引进国外农业技术装备，在如何应用方面也有所论评。麦孟华（1895）年5月在《时务报》著文说：“西国农工，竞于新法，石膏以化土，鱼料以肥培，电气以速长，沸汤以暖地，玻罩以御寒，汽机以播刈，一切机器，日新月异，徒守旧法，必不足以尽地利矣。”提到中国农业经营规模“罕及百亩，一用新机，必至亏损”。觉察到独立经营，资本微落，维持“化学之器，动费数石，打稻之机，佳者逾千，工作之夫，少数于百”的难处。但是，西方农业机械、装备、化肥、农药等终于引进来了。不少地方农业家开始添置、创制新的农业器械。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学报》第54期《秣稜兴农》文中提到江苏上元张是保“现在江宁讲求农学”，“又购买美犁，导农深耕云。”光绪三十三年（1907），久居海外的华侨、祖籍广东新会的陈国圻在黑龙江创办兴东公司，曾引进外国火犁，进行开垦。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后，清政府提倡振兴实业，鼓励官商投股或利用华侨资本购置机器，兴办垦殖企业，并给予优惠政策，曾在全国范围出现兴办垦殖公司的**。至1912年，各类型农业垦殖公司达170家，申报的资本逾600万银元。①近现代渔业技术的肇兴，主要表现为开始使用渔轮及与之相适应的渔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光绪三十一年（1905），商部的头等顾问官张謇条陈商部，并奏清廷获准于沿海7省组织渔业公司，开发海洋渔业。翌年，张謇在上海创办江浙渔业公司，兼任经理。同年，该公司将一艘在青岛捕鱼的德国500马力蒸汽机拖网渔轮购买过来，命名为“福海”号，为我国近代渔业史上的第一艘渔轮。它在航行上不再依靠风力，生产操作上借助机械的传导，增大了网具，提高了捕捞生产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生产安全。“福海”号渔轮投入捕捞运转，为中国采用国外先进技术，迈向渔业机械化的一个起点。②①罗振玉：《农事私议》卷上，第3页。
①蔡无忌等：《中国现代畜牧兽医史料》引言，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6年版。①汪敬虞：《论近代中国的产业革命精神》，载《近代中国》第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版，第—18页。
②徐荣：《上海机轮渔业的起源与发展》，《古今农业》1991第1期，第76—81页。第六节《农学报》的刊行和农业学堂、农事试验场的创办建立农学会、出版农学报刊的先导作用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利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有识之士已知悉：“日人扬言，此次和约，意欲使中国五十年后不能自振。”“日人以中国舆图，用五色画界，指示西洋各国，拟与西洋各国瓜分。”①沉重的割地赔款负担和国家民族存亡的危机感，激起民众纷起抗争，寻求出路。振兴农业已成为人们的共识。1895年孙中山曾在广州筹建农学会，并写有《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张謇在所撰《请兴农会奏》主张立国之本“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提倡讲求农学，行西国农学所得之法。1896年，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同年罗振玉等人联名在《时务报》刊出公启，发起成立农学会。孙中山建立的农学会，由于清军搜捕，孙中山出走海外而停顿。罗振玉等人发起的农学会由于创办农业报刊则起到介绍、普及推广新农学的先导作用。
从十九世纪中叶，我国学术界已在翻译西方生物学、农学著作，但尚无将中国传统农学与西方实验农学结合起来并加以分析的情形。罗振玉从1897年创《农学报》，开了这方面的先例。
《农学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1897年5月）创刊，半月一刊，载“务农会”的略章，农事奏折、条陈、农事（农业生产情况）西报、东报（译文），会事。翌年增加了禀牍、事状栏目，改成旬刊。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农学报》的篇幅每期减半，格局变化为文篇与译篇，罗振玉《农事私议》各文，多在此年各期刊载。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头开始加“江南总农会印”字样。罗振玉在主编《农学报》时，组织力量，收集国内和翻译国外农学书籍，汇编成为《农学丛书》，署“江南总农会”编，分七集，包括233种译著（一说235种），清光绪末年（1900—1903年间）石印出版。这套丛书汇集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不少要籍，增添了不少民间农业生产调查内容，反映了当时中国传统农学及其发展趋向。它又通过译述欧美日本农书，较全面地引进实验农学的丰富材料。《农学报》、《农学丛书》也以此确定了它在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创办农业学堂对中国近代型农业肇始、发展起基础作用的是兴办农业教育。沈宗瀚认为：“中国采用外国科学新法谋改良农业者，初由学校教育入手。”①早在光绪十六年（1890），孙中山在《致郑藻如书》中，就力主办学，提到“虽多置铁甲，广购军装，亦莫能强也，必也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光绪十七年前后，他所写《农功》一文，对比中西农政、农学，提出“农部有专官，农功有专学”的主张。光绪二十年（1894），他在《上①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书》，1895，载《张季子九录》《政闻录》，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1931年。
①沈宗瀚：《中国近代农业学术发展概述》，《中华农业史论集》，（台）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5—304页。
李鸿章书》中，即切陈发展农业、兴办农业学堂的重要。他说：“窃以我国家自欲行西法以来，惟农政一事，未闻仿效，派往外洋肆业学生，亦未闻有入农政学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见有一农学之师，此亦筹富强之一憾事也。”中国农业教育最早发展起来的是实业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江西高安县曾筹办蚕桑学堂。次年，在中国蚕丝生产区浙江杭州，由杭州知府林迪臣发起创办蚕学馆，于翌年开学，修业年限3年。1898年3月，张之洞在《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里提出“于湖北省设立农务学堂，研究种植、畜牧之学”。同年5月，清光绪皇帝下诏各省州县皆立农务学堂。光绪二十六年（1900），光绪帝下诏出茶叶的省设立茶务学堂，出生丝的省设蚕业学堂。1902年1月，清政府又令各省为振兴农业，于省城设农务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北洋马医学堂在保定成立。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安东建起奉天中等林学堂。1910年5月在天津建立第一个水产讲习所。光绪三十一年（1905）起，张謇即在南方筹办的水产学堂，1912年选址在上海炮台湾正式成立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涵盖船舶驾驶、水产捕捞、水产加工、海水养殖、渔业经营等学科。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总理衙门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所拟方案“学问宜分科”里面，第七项为“农学科，种植水利附焉”。光绪二十八年（1902），朝廷颁发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书有：“农业科之目四，一曰农艺学，二曰农业化学，三曰林学，四曰兽医学”的规定。翌年又颁《奏定大学堂章程》，其第六节农科大学项开列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兽医学各科课程，教学时数、实习安排，已具有新式农业教育的格局。及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被迫明令取消了科举。同年，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筹议的京师大学堂农科，被批准正式兴建为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在崎岖的筹备、发展道路上行走了8年。首任农科大学监督为罗振玉。他没有经受学校教育训练而首任农科大学监督（校长）；他没有农业科学基本功底而致力于农学的倡导和传播。罗振玉是中国从帝制到共和、由废科举到办学校教育巨大转折特定历史条件下曲折多态的著名人物，其事迹迄今仍能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研讨的兴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后清政府颁行的教育制度，学校分为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普通教育分为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大学堂分科，中有农科大学。实业学堂分初、中、高三等。农业实业教育有初等农学堂、中等农学堂、高等农学堂。据统计，宣统元年（1909）全国有高、中、初等农学堂95所，在校学生6028人。中国早期高等农业教育，教材、实习内容受日本影响较多。1913年，金陵大学农科建立后，美欧农业教育科学体制曾发挥较大作用。
创办农事试验场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河北、山东等不少省份建立了农事试验场。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设立农工商部，内设农务一司，管理农业行政。同年，选择北京西直门外二里许乐善园旧址，即今北京动物园及以西一些地区，由农工商部筹设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①，初建树艺、蚕桑、畜牧等科，①穆祥桐：《农工商部农事试验撤，《中国科技史料》1987（4），第22—27页。不久重新划为农林、蚕桑、动物、博物、畜牧等科，作了中外种子比较，中外农器比较，肥料、植物病虫害、农药、畜牧兽医试验，在中国，肇始将农业生产、技术改进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之上。试验场还曾辟博览馆，展示优良品种等。
新式农科大学、农业学堂播下的种子，新型农事试验场所开辟的基业，为兴起的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领域培育着一批又一批人才。这些人才中不少成了我国新农业科学教育战线和开拓新学科领域的元勋。当年他们披荆斩棘，探索新路，为农业各分支学科打下发展基础的可贵创造精神，为后辈所景仰和永志不忘。
第二章手工业第一节鸦片战争前后至太平天国时期的手工业鸦片战争以前，清代社会仍然沿续着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制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手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两大基本生产部门。手工业中，家庭手工业（即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城镇个体手工业）占绝对优势。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家庭手工业的一些产品已作为商品来生产和售卖。官府手工业同以前一样，占有着当时社会最高的生产技术和最大量的手工业劳动力。清代官府手工业的经营范围不及明代广，主要经营纺织、陶瓷、军火、钱币铸造及造船等，其中规模较大的官营手工业工场有：江宁、苏、杭三织造局，京内织染局，景德镇御窑厂，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福建造船等。官府手工业的产品只供统治集团的消费和为其政治统治服务，它是封建经济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前期，民间工场手工业已在一些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在某些生产行业中出现和发展着。丝织业早在明代就已出现手工工场，到了清代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规模愈加扩大，分布地域更加广泛。另外，与丝织业相关联的染印业也出现了手工工场。其他如云南的炼铜业、四川的井盐业、广东的冶铁业、景德镇的陶瓷业，以及陕西汉中的造纸业，均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在这些手工工场中萌芽着新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由于受到封建统治者的严重摧残，民间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速度极为缓慢。
鸦片战争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从此，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大量的外国商品倾销到中国市场，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遭到破坏。中国的手工业面临着与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竞争的不利局面。
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十多年中，中国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发展的家庭手工业，对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输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这时期，外国资本主义输入中国的商品以洋纱和洋布为主。而中国的家庭手工业主要从事的就是棉纺织业，且质量、价格俱优于洋纱洋布。一个英国人曾记载说：“远在1844年，我曾把这种土布的各种质地的样品，标明每一种的价格送回英国。和我通信的人都说，按照所标的价格，他们在曼彻斯特也做不出来。而所标的价格比此地（中国福建省。引者注）的价格还压低了很多”①。中国家庭手工业生产的棉布，有时甚至比曼彻斯特生产的洋布的成本还低②。在这种情势下，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十分有限。有资料表明：英国输华货值，鸦片战争前为数十万英镑，战后增至200多万英镑，但道光二十六年（1846）以后开始下降，到咸丰四年（1854）为100万英镑多一点，仅略超过战前的水平①。
这个时期家庭手工业遭受洋纱洋布打击的，主要是东南沿海，接近通商口岸的一些地区，如厦门，由于洋纱洋布的输入，“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04页。②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①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②。宁波自五口通商后，其地的棉纺织手工业“已经受到了显著的影响”，“六年以前，每疋售价六元的白布（叫南京土布），现在只要三元五角就能买到。这样和本地货相同的货物的进口，已经使许多织布机停了下来”③。松江太仓的棉花梭布原来非常出名，但道光二十六年（1846）包世臣在《答族子孟开书》中说：“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江布市，消减大半。”④可见这里的手工纺织业也明显地衰落了。另外，广东顺德的织布业也由于“西洋以风水火牛运机成布，舶至贱售”，导致原先遍于县市的织布“女工几停其半”⑤。
但总的看来，除上述几个地区外，这一时期，中国的家庭手工业所受到的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冲击并不很大。
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领导的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
起义者以天京（南京）为首都，建立了与清皇朝对峙达14年之久的农民政权。为了保证革命斗争的需要，太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的官营手工业体系，将分散的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按照技术专业的不同，分别设立“诸匠营”和“百工衙”。诸匠营和百工衙在“永安建制”时即在军队中设置了，到天京后更加扩充。诸匠营采用军事编制，有水营，管理船只及水上运输；土营，最初专门担任攻城挖地道的任务，后来水泥匠编入该营，又担任土木建筑工作。除“水营、土营而外，又有木营，其卒皆木工；金匠营，其卒皆金银匠；织营，其卒皆织机匠；金靴营，其卒皆靴鞋匠；绣锦营，其卒皆男绣匠；镌刻营，其卒皆刻字匠，各营以指挥统之”①。百工衙在军队中所设比较简单，计有典旗帜、典炮衙、典铅衙（铅弹）、典红粉（火药）、典硝衙、典铁匠、典木匠、典竹匠、典绳索等9种，都是军需品的生产。定都天京后，又在食品、服装、建筑、交通、日用品、印刷、美术，以及印玺、器饰、货币等各种手工业行业都设立了许多“衙”，如：豆腐衙、舂人衙、宰夫衙、典织衙、缝衣衙、国帽衙、梳蓖衙、油漆衙、战船衙、镌刻衙、刷书衙等等，名目繁多。另外，太平天国还设有各种典官，如：典金官、典玉局、典绣锦、典金靴、督铣炮、铸铜炮等等，职同指挥，每官领有人数不等的工匠。
诸匠营和百工衙只为供应太平天国政权的需要而生产，产品直接分配给各级单位，不进入市场。生产者除吃、穿之外别无报酬。这种制度下，生产效率相当高，“凡军中所需，咄嗟立办”②。它对于支援太平天国的革命战争，满足太平军各项需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太平天国非常重视有技术专长的手工业者。《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卒为之，农隙治事。”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曾下“招贤榜”，称：“江南人才最多，英雄不少，或木匠、或竹匠、或铜铁匠，吹鼓手你有那长，我便用你那长；你若无长，只可出出力的了。”②《清代钞档：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敬■奏》。
③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494页。
④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齐民四术》，第34页。
⑤冯奉初等：《咸丰顺德县志》卷3，第45页。
①张德坚：《贼情汇纂》卷5上。
②张德坚：《贼情汇纂》卷4。
①由于太平天国采取了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各项经济政策，其统治区内，手工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里是我国主要的蚕桑产区，在太平天国统治期间，生丝的出口基本保持着增长的趋势。一个外国人记载说：“自1853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以来，他们获得扬子江下游的大块产丝区域。1853年以前的10年中，中国的生丝出口，每年平均在000包至25000包之间。1853年的出口为25571包。1854年即陡增至61984包。1860—1861年间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事实上握有整个产丝区域，丝的出口为69137包。次年，增至88754包。1862—1863年，太平军占领产丝区域的最后一年，丝的出口为83264包”②。另外，茶叶的出口也保持着增长的趋势。“1852—1853年，出口为72900000磅。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的一年，出口为77210000磅。1854—1855年，为86500000磅。1860—1861年为87220754磅。1861—1862年增至1073549磅。1862年又增至118692138磅”③。这种增长趋势，表明了这里蚕桑业和制茶业的发展。
但是，在太平天国反对清皇朝统治的斗争中，以及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各地的手工业，包括蚕桑业，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破坏或影响。清军攻陷南京后，蚕桑产区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生丝的出口量急剧减少，下降了一半以上，同治三年至四年（1864—1865）生丝的出口仅为41128包①。战争期间，南京、杭州的丝织业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太平军攻克南京后，这里的丝织业机户一半以上逃亡别处，“织工流离四散”②，加之战时难以从附近产丝区获得正常的原料供应，产品也难以顺利推销出去，导致南京的丝织业急剧衰退。杭州受战争的破坏更加厉害，其丝织业的衰退情况比南京还严重。《杭州市经济调查》记：“杭州机户，昔以万计。洪杨之役，遂致星散，幸存者不过数家。”③远在北方的直隶，其丝织业也因生丝流通不畅而衰落。直隶饶阳县出产饶绸，“从前织此绸者共有十余家溯自南省不靖，丝价腾贵，此绸亦遂料薄价昂，无人购买，各织户俱赔累，陆续关闭，近年仅存二家”④。另外江苏及吴江盛泽镇的丝织业，浙江平湖的棉纺织业，淮南的制盐业，四川、云南的制盐业、矿冶业，贵州的矿冶业、茅台的酿酒业，江西景德镇的陶瓷业，安徽合肥的碾米业，福建崇安的制茶业，广东新会的制葵扇业等等，均因受战争的影响或衰退，或遭到破坏。一直到同治末年以后，各地的手工业生产才逐步得到了恢复。
①徐珂：《雪窗闲笔》，《康居笔记汇函》，第92页。
②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544页。
③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544页。
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544页。
②同上书，第602页。
③《杭州市经济调查·丝绸篇》，第71页。
④刘长佑：《停贡饶绸片》，王廷熙等：《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27下，第32页。第二节同光年间手工业的衰落咸丰六年至十年（1856—1860），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从清廷手中攫取了更多的特权和利益，使中国的手工业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
同治以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外国资本主义输入中国的商品的价格不断下降，加之西方商人逐渐了解了中国人所喜欢的商品的质量、价格、式样等，改变了以前盲目输入商品的做法，从而使其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迅速上升。这样，中国相同产品的销路便受到了愈来愈严重的损害。生产这些产品的手工业因此趋向衰落。
手工纺织业是衰落较早的部门。造成中国手工纺织业衰落的经济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输入中国的棉纱量迅速增加。据资料：同治中年，洋纱每年输入不过100余万海关两，光绪初增至300余万海关两，中法战争后迅速增至一千二三百万海关两，甲午战争前后更达三四千万海关两①。光绪初年以前，中国棉纱市场由英纱独占，此后，中国各通商口岸的销量，便无不以印纱为主了②。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纱也开始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与此同时，洋纱的价格大幅度降低，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六年（1872—1890），进口棉纱的价格下降了14以上，如以同治十一年（1872）的进口棉纱价格为基数，光绪十二年（1886）时进口棉纱的价格仅为它的66.9％①。而同时期土纱的售价远远高于洋纱，如光绪十三年（1887）时，牛庄地区的洋纱售价，每包（300斤）57两白银，而同样重量的土纱却要87两左右②，土纱比洋纱贵52.6％。这样，自然使一些地区的手工织布者舍弃土纱而改用洋纱。另一方面，中国市场上原棉价格的提高。由于英国棉纺织业对印度棉花的大量需要，以及印度本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印度棉花向中国输出的数量大为减少。不仅如此，由于日本的棉纺织手工业也发展起来了，其本国出产的棉花不能满足需要，因而从中国大量收购棉花。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市场上的原棉价格上涨，其价格甚至与进口的印度棉纱的售价相仿。宜昌海关在光绪十六年（1890）的报告中说：“印度棉纱和（东部诸省来的）棉花的零售价格相差无几，所以买进棉花再来纺纱，反而比直接用洋纱更贵。”③因此，土纱再无市场了。
洋纱代替了土纱，造成各地手工纺纱业大批破产。同治、光绪年间，广东、闽南、江浙苏松杭及长江流域各省手工纺纱业纷纷停业破产，山东土纱纺织业也“几乎全部停歇”④。到甲午战争前后，全国各地“无一省不有大批手工纺纱业破坏的情形”⑤。《中外日报》载江西的情形：“近年省属各处销售洋棉纱多至数万包，土棉纱已无人过问，妇女纺业多废。间有无工可作仍从事纺纱者，然土纱每斤售钱二百五六十文，洋纱每斤售钱二百**十文。①杨端六：《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
②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①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
②参见《海关贸易报告册》（英文本），1887年，牛庄口，第2页。
③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79页。
④《海关贸易报告册》（英文本），1887年，烟台，第43页。
⑤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土纱不及洋纱匀洁，故价格日跌。乡村妇女因失业而困苦者，不知凡几”①。江南一带“乡间几无自轧自弹自纺之纱”②。贵州黄草坝“过去曾为不可少的纺车都摆在一边，满布着灰尘，被遗弃了”③。广州附近“纺纱之业，风流云散，至觅一纺纱器具而不可得”④。大致到民国初年，中国手工纺纱业除了偏僻地区和纯粹为了自给之外，大部分都已在外国机制棉纱的压迫下停歇了⑤。和手工纺纱业同时出现衰落趋势的，是与之相关的手工织布业。洋布最初输入中国，只是城里的一些有钱人才穿用。一个外国人在他的调查报告中说：“沿海城市里一部分富裕阶级穿用我们的布匹，在夏天，为了节省丝绸与绉纱；在冬天，则加上棉絮，节省皮衣和厚重的缎子。商店的账房先生和店员穿用我们的布匹也相当普遍。洋布比同等的土布好染色而显得光彩富裕阶级之所以穿洋布，也不是因为洋布好，而是因为做起所需衣服来，碰巧洋布比他们土布便宜罢了。”⑥而大多数人，尤其是广大农民仍使用土布。道光以后，欧洲棉纺织业生产技术大幅度提高，生产费用显著降低，布匹的售价也大幅度下降。“例如：本色布在1866年（同治五年）的售价是2两9钱至4两，1867年是2两5钱至3两，而1868年的价格大约在2两2钱到2两5钱之间。外国棉布在这样的低价下就能与土布竞争，并能负担运输费用而深入到内地去”①，因而洋布得以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同治末年以后，进口棉布增长的速度尤为明显，光绪元年（1875）棉布进口金额为1700多万海关两，光绪六年（1880）为1900多万海关两，光绪十一年（1885）为2500多万海关两，光绪二十六年（1900）达4500多万海关两，光绪三十一年（1905）更是达到11000多万海关两②。由于洋布价廉，在农村中穿用的人也日益普遍起来。“过去中下层人因土布比洋布价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现在这一层理由可以说已不存在了洋漂布主要流行于本省（浙江）贫瘠和人口稀少的区域，如衢州、姚州（即余姚）、金华便是”③。同治十年（1871），《英国领事商务报告》中也提到：“中国（汉口）农民开始发现这种外国货物（洋布）比他自己的（土布）便宜得多，在某种程度内，（洋布低廉的价格）抵补了（洋布）不耐用的（缺点）。”④光绪元年至二年（1875—1876）的该报告还称：“土布和进口商品（洋布）相竞争，（在品质上）决不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手织土布的售价较高，因而贫苦的中国人便不得不买便宜的但并不耐用的竞争品（洋布）了。”⑤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也指出：“迄今通商大埠，乃内地市镇城乡，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其①《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六日。
②《利国宜广制造论》，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一日《申报》。
③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14页。
④邬庆时：《番禺末业志》，“工商业”第四，卷4；又见梁鼎芬等：《番禺县续志》卷12《实业志》，“工商业”，第36页。
⑤参见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⑥转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80页。
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0—221页。
②参见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7月版，第页。③《关册》（英文），1871—1872年，第133—134页。
④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0—221页。
⑤转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22页。
言虽不很准确，但也可见一般。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的手工织布走上没落的道路。如浙江鄞县，所产土布因结实、耐用而闻名，俗称结布或老布，“为民间家庭工艺之最普泛者”①。但是，“迨至光绪十年后，则巡行百里，不闻机声”②。在江苏，同治中期以前“土布遍销内地，为土民出产之大宗十年之后，逐渐稀少。又十年而通都大邑，竟至绝迹。今日虽在穷乡，聆纺织之声，诧为异矣”③。甲午战争前后，北方“畿辅深、冀诸州，近来外国布来，尽夺（我国）布利，间有织者，其纱仍购之外国”④。湖南岳州，“目下欲求一匹真土纱都布（布名），几如披砂拣金”⑤。广西贵县也因“洋布输入，土制纱布，相形见绌，纺织之业，遂一落千丈”⑥。
但是，手工织布业的衰落在进程上较手工纺纱业缓慢。这是因为一些具有长期商品生产传统，手工纺织业收入在农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区，当其手工纺纱业几乎全部停顿时，大量的劳动力又以低于价值的价格，投入到与之接近的手工织布业中，同时在手工织布中大量使用价格低廉的进口机制棉纱，从而使手工织布业在洋布的强大冲击下，得以保存，甚至有了新的发展。光绪八年至十七年（1882—1891）《海关十年贸易报告》（英文本）载：广东琼州“随着大量的洋纱进口，土纺织业几乎全部停止了文昌女工既失其纺纱职业，便转入织布，据说她们的收入现在已较前些年约增加一倍”①。江西《庐陵县志》也载：“十数年来，纺车朽蠹，而机杼不减于旧，盖业布者市洋纱为之，贫妇计段责值而已。”②有些地区用洋纱织成的土布，不仅比用土纱织成的土布便宜，甚至比进口的洋布还便宜。光绪十八年（1892）镇江口海关报告称：“北方各处之人，俱购洋棉纱自织，其织成布匹较市中所售价廉而坚。”③光绪二十一年（1895）九江口的海关报告也称：“内地人民有尽用洋棉纱织成土布款式，取其工省，而价值亦较土棉纱为廉，且较买市肆洋布，更为便宜。”④这样使土布得以抵抗洋布的冲击，甚至挤占洋布的销路。如江苏“通州所出布匹，销场极大。各省之人，皆闻其名，皆乐于购”⑤，致使从镇江进口的“洋布减销尤甚从前如江北内地各州县，均用洋布，近则用土布者渐多”⑥。一个外国人在他对贵州安顺府、黄草坝和独山的调查报告中说：“这三个主要织布中心，近二十年来，织布业有了迅速的成长。据消息灵通的外国侨民说，这种情形正方兴未艾。我们不论在那里参观，人们都以愉快而直率的态度向我们解说进口洋布贸易范围过于狭小和家庭织布业的范围之广大。例如黄草坝一个最大的商人曾着重指出洋布的①郑观应：《盛世危言》卷7《纺织》，第20页。
②蔡藏卿、马厓民：《鄞县通志》第三《博物志》，第81页。
③《书徐侍御请减土布落地厘捐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中外日报》。④吴汝纶：《深州风土记》记21，第46页。
⑤《关册》（中文），1903年，下卷，第30页。
⑥梁崇鼎等：《民国贵县志》卷11，第337—338页。
①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33页。
②曾灿材等：宣统《庐陵县志》卷4，第14页。
③《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十八年，镇江口。
④《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二十一年，九江口。
⑤《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十八年，镇江口。
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十九年，镇江口。
进口每年不超过1500匹，而另一方面，黄草坝镇上和近郊的织布机数，据他的合理估计有2500台。这些织布机共出多少布，可惜无法确定。但是进口的布匹，不论在价值和数量上和本地布比较起来，便显得不足重视。”①上述情况，在长江下游江浙一带，湖北沙市附近，广东佛山、兴宁，四川重庆、乐山，直隶高阳、宝坻等地均有发生，使手工织布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还有一些地区，由于外省手工织布者的大量涌入，使本地织布业迅速发达。如云南府，光绪十七八年，“城内仅有少数几架织机”，到二十一二年已发展到几百架，“这种增长完全由于四川移民和廉价的印度棉纱几乎是同时来到云南所致”②。其时云南南部，“全体人民都是穿的印度棉纱织成的布”③。而“云南府的洋布贸易所值甚微，重庆一天的贸易等于云南府一年的贸易”④。
从整体上看，中国手工织布业在进口洋布的打击下总趋势是日渐衰落了。但由于这种打击的程度是不平衡的，一些地区破坏程度较轻，其手工织布业还可以有一定的发展。而个别边远地区甚至从未见过洋纱洋布，其家庭纺织业自然也就仍占统治地位。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使中国的手工纺织业出现衰落的趋势，也使其他一些手工业出现了衰落的趋势，其中冶铁炼钢业、蜡烛业、制针业、制靛业等部门遭到了比手工棉纺织业更为惨重的破产的命运。
中国的冶铁炼钢业是手工业中比较发达的一个部门，在古代社会，其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鸦片战争前后，外国铁及铁制品的输入数量很少，但从同治年以后，其输入量急剧增长。历年海关报告》记：同治六年（1867）进口铁为113441担，光绪十一年（1885）增加到1202881担，不到20年增加了近10倍。而光绪十七年（1891）更剧增至1726056担①。洋铁大量涌入，使土铁日益受到排挤。宁波、烟台一些地方，同治中期就已出现洋铁差不多全部占夺土铁销路的情况。中法战争前后，天津也主要进口洋钢了②。洋铁能够代替土铁的最重要原因，仍然是其价格低廉。此外，输入的洋铁多为铁条、铁片等，因而使用加工便利，可以大大地节省时间和劳力，很受用者欢迎。这样土铁的销路逐渐缩减，大批冶炼作坊先后倒闭。例如：铁工业最著名的广东佛山镇，原有铁砖行10余家，后来全部关闭；10余家铁线行也仅剩不多的几家；原本极兴盛的铁钉行，其营业也十分冷落了③。安徽芜湖出产的钢“为旧日驰名物产”④。咸丰、同治时，其钢坊已从过去的数十家减少为14家，到光绪中期芜钢绝迹于世⑤。湖南邵阳，“原名宝庆，所产之钢，称曰宝庆大条钢前清初叶，宝庆大条钢，极负盛名”⑥。其钢坊在同治年间还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50页。
②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51页。
③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51页。
④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51页。
①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4页。
②《海关贸易报告册》，1888年，天津口，第19页。
③参见洗宝干等：《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第15页。
④鲍寔等：《民国芜湖县志》卷35，第6页。
⑤参见张九皋《芜湖手工炼铁业片断史料》，《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1期。⑥《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编，第349—350页。
有20余家，到宣统二年（1910）仅剩8家，以后不久也全部停歇了⑦。湘潭的苏钢以前也较有名。咸丰年间，这里的钢坊有40余家，以后相继停闭，到宣统二年仅剩3家，不久也全部停顿了⑧。山西的生铁、熟铁，以前在南北各省都有大量销路。鸦片战争前后，仅晋城县就有生铁炉10余座，熟铁炉百余座①。洋铁大量输入后，同治、光绪之际，其“销路局限于中国北部”②，产量逐渐减少，不久因连年大旱，炼铁“炉数顿减大半”③，到光绪末年，这里所存炉数已不及昔日的110④。其他各地的手工冶铁炼钢业，虽或衰歇的时间略有先后不同，但大致情形雷同。
其他各种手工业，凡是生产与进口商品相同，或可以用进口洋货替代的产品，都遭到了和冶铁炼钢业相同的命运，如蜡烛业被煤油排斥，火石和铁片被火柴排斥，土针、土靛被洋针、洋靛排斥等等。这些手工业部门都只有被逐步淘汰的命运，而不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与手工棉纺织业及冶铁炼钢业不同，丝、茶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丝、茶是外国资本主义着重掠夺的中国产品，中国出口商品中，占大宗的始终是丝、茶两项。同治、光绪之际，二者在出口货物总值中所占比重达90％左右，以后虽逐渐下降，但到甲午战争前后仍占60％⑤。丝、茶的大量出口，直接刺激了缫丝业和制茶业的发展。缫丝业方面，如浙江乌程县南浔镇出产的辑里丝，以前其销路仅限于国内，“销行范围既小，营业不盛”⑥。五口通商后，“销售上海洋庄转运出口，其名始显”⑦。其后“外商需求既殷，收买者踊跃赴将，于是辑里丝价雀起，蚕桑之业乃因之而愈盛”①。到光绪二十年前后，“南浔附近各乡居民，及震泽、黎里一带，约有车户二三千家。每家平均约有车四部”②。江苏溧阳在太平天国起义前每年产丝约260万两以上。太平天国失败后，育蚕者渐渐增加，生丝产量增多。光绪六年（1880）生丝产量达500万两之多，其中80％运往上海输出国外③。广东的生丝，光绪六年（1880）输往欧洲12000包至14000包（每包重80斤）；输往缅甸3000担至4000担；输往美国10000箱（每箱75斤）；本省消费为20000担④。其他如四川、贵州、湖北、山东、奉天等省的缫丝业均有较大发展。制茶方面，湖南平江县“道光末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凡山谷间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⑤。福建“自开海禁以来，⑦《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编，第349—350页。
⑧《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编，第349—350页。
①李希霍芬：《旅华日记》，第560页。
②《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3编，第171—172页；第6编，第478页。③《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3编，第171—172页；第6编，第478页。④《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3编，第171—172页；第6编，第478页。⑤参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09页。⑥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第120—121页。
⑦《中国实业志》第三编，第11页。
①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第122页。
②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1—12页。
③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73页。
④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第94页。
⑤同治《平江县志》卷20“物产”，第3页。
闽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蓰”⑥。广东“鹤山山多田少，山地最适于茶树之栽培，故植茶者较多。清道光年间，为中国茶叶之全盛时代，全年出口有二百万担之多。时该县无论土著客家，多以植茶为业”⑦。此外，湖北羊楼峒一带，皖南建德、祁门，及江西等省，种茶制茶业，都因出口的增长而有很大发展。但是，由于丝、茶出口贸易差不多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⑧。国内市场亦受洋商及其买办的操纵，致使“华商之业丝茶者，反仰洋人之鼻息，厘毫不能主持洋人洞知华商资本不足，华人心志不齐，每届丝茶上市，为欲取先予之计，视来贷之不旺，故抬价值；迨已群聚，则又故作观望，相持久之，则华商之心虚胆怯者，急思脱手，必有自愿跌价者矣。迨市贷既空，则又故抬其价以招之。如此几经番手，华商悉堕其术中。洋商心计本工，加以通事买办之嗾导，不肖市僧之输情，深识华人之情伪，故张弛操纵之间，不至尽倾华商之血本不止”①。这样，尽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刺激了中国丝茶手工业的发展，但同时也使之陷入了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境地，成为其附庸经济，仰其鼻息，随其波动。同治、光绪之际，由于中国丝、茶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外国丝、茶的竞争，洋商抑勒价格，造成大批丝、茶业者破产，如九江一地，过去茶庄林立，每年或五六十家，或三四十家，此时仅存10余家，甲午战争前后更只剩四五家。②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除走向上述两种道路外，还有一些部门因为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等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有的甚至还带有特种手工业的性质，如陶瓷业、爆竹业、制扇业、宣纸业、中草药加工业、刀剪业、铜锡器制造业等，大多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或无较明显的影响，除少数部门曾随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风尚的变迁逐渐衰落下去以外，大多都得以保存下来。另外，还有一些手工业部门具有长期发展的历史，手工工场和商品生产比较发达，仍有较多发展的余地，如榨油业、碾米业、采矿业、丝织业等。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在这些部门暂时还不可能很大发展，虽然也曾受某种外国商品的压力，有过短期的衰退，但因出口数量的增大和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较晚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少数企业还逐渐过渡到机器工业。①⑥吕佺孙：《闽省征收运销茶税》，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54，第3页。⑦陈兴琰：《广东■山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8卷第5期，第130页。⑧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488页。
①商霖：《整顿丝茶策》，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49，第2页。②参见《茶事近闻》，《农学报》第29册。
①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第三节官手工业的变化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清朝的官府手工业也发生了变化。一些部门，如军火手工工场衰落了。军火手工工场本是清朝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主要生产刀、矛等冷兵器。同治年间，洋务运动兴起，清廷从外国引进技术和设备，在各地设立了一些用机器生产军火的军事工厂，仿制洋枪、洋炮，装备清军，逐渐替代了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到光绪末，旧式的军火手工工场先后被废止了。还有一些部门，如铸钱手工业，改用机器生产，铸造铜圆。这样，其生产技术，生产过程，乃至生产关系都发生了变化，脱离了旧式手工业，进入近代机器工业行列。其他手工工场虽继续存在，但地位逐渐下降，规模越来越小，内部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苏杭织造局，开始“准许织工在完成北京定货以后，可在闲余时间接受私人定货”②，光绪三十年（1904），作为清廷江南三织造局之一的江宁织造局因“物力艰难”③被裁撤。这一时期，地方政府纷纷筹办了一些官府手工业，如湖南蚕桑总局、福州织布局等，广西的桂林、梧州、庆远、柳州等二十几个府厅州县都设立了蚕丝机坊，出产生丝。这些手工工场的工匠系自行招募而来，工银按技术高低发给，故生产关系变化更大。如湖南蚕桑总局从浙江招募工匠，规定每人先借予安家费60至80元；准许一年回家探亲一次，路费由“局中赏给”；教授本地学徒合格者，给予一定的奖励等等。①戊戌变法后，清廷在继续经营原有官府手工业的同时，在所谓“振兴实业”的口号下，兴办了一些工艺局和工艺传习所工场。其中规模较大的工艺局是农工商部工艺局和北洋工艺局。
农工商部工艺局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全部开工，设有织工、绣工、染工、木工、皮工、藤工、料工、纸工、铁工、画漆、图画、井工等12科。仍属官办手工工场，工师匠徒缺乏人身自由，如《各科匠徒执事规则》规定：“凡匠徒在场工作，必须整齐严肃，不准接谈嘻笑。下工时，各依次序，按照体操便步法行走，不得紊乱。下工后，各归宿舍，亦不得杂聚喧哗”。“匠徒无故不准擅出大门，如有事外出，应报明情由；经监工处允准后，领公出小牌，到稽查处挂号，限时缴牌回场，不得逗留游荡。”《雇募工师条例》规定：“工师除婚丧大事外，到局三年，方准给假回籍省视工师亦不得无故旷工，请假回籍。”《招募工徒条例》规定：“毕业工徒，须在本局效力三年期满，方准赴他处作工。”“官费工徒，未经毕业；或已毕业，未满效力年限，而私往他处作工，或故意犯规被革者，均须追回历年所给工食津贴，及书器等费。”①但其所出产品，除供统治者消费外，大部分作为商品行销各处，不完全同于旧式官府工业。北洋工艺局创办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为北洋官营实业之总机关”②。下设高等工业学堂，“以培养工业人才为宗旨”③，分化学、机器、制造、绘图四②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5页。
③朱寿朋：《东华续录》，第13页。
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9—22页。
①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511—515页。
②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3—4页。
③《光绪三十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办工艺各事浙著成效分别胪陈折》，周尔润：《直隶艺志初编》，章科；考工厂，“以启发工商智识为宗旨”④，“购求各省及外国常用稀用品物，标签陈列，任人参观，俾资取法改良”⑤。其下附设工商研究所、工商演说会、工业售品所（后改称天津劝工陈列所）；教育品陈列馆，“以浚发学识，教育实验为宗旨”⑥，“罗列大中小学堂各项教育用品，及各种学科成绩书籍，以备参观，购取有所师承”⑦；实习工场，“以传习手艺，提倡各项公司为宗旨”⑧，为培养工匠之才以兴实业，分设机械、劝工、彩印、染色、木工、窑业、刺绣、提花、图画、烛皂、制燧（即火柴）等11科。北洋工艺局对于推动天津及附近地区手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当时士大夫多重清谈，鲜有自办实业者。自有实业工厂之示范训练，故技术人手渐多，遂有醵资创办各种工厂：如天津造胰公司，丹凤火柴公司等，为一时士绅所筹办，皆间接受实习工场之启导”⑨。与此同时，各省也纷纷建立了工艺局，但名称不一，有称工艺厂，也有称工艺所，主要是官办的，也有一些是由官绅投资兴办的。在各省的工艺局之下，都设有许多传习所工场。由于它们多从事商品生产，所以虽是在原有官府手工业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但已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了。据1913年《世界年鉴》对直隶、奉天、吉林等22个省的统计，有工艺局228个，各种传习所519个，劝工场10个，公私建设备工场247个①。它们不仅为各地手工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对清末各地手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也为机器工业培养了一定的技术工人。牍类，卷上，第1—2页。
④《光绪三十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办工艺各事浙著成效分别胪陈折》，周尔润：《直隶艺志初编》，章牍类，卷上，第1—2页。
⑤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14页。
⑥《光绪三十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办工艺各事浙著成效分别胪陈折》，周尔润：《直隶艺志初编》，章牍类，卷上，第1—2页。
⑦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14—17、4—6页。
⑧《光绪三十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办工艺各事浙著成效分别胪陈折》，周尔润：《直隶艺志初编》，章牍类，卷上，第1—2页。
⑨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14—17、4—6页。
①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576页。
第四节清末手工业的新变化清末，随着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激增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手工业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一是：旧的手工业部门中手工工场的增多和使用新式机器的新的生产部门的出现与形成。在旧的手工业部门中，榨油业、碾米业、织布业、煤矿业等增设手工工场最为显著。榨油业，如江苏武进“在清光绪二十年至宣统初元，为油坊最盛时，全县境内，共有油坊**十家”②；山东是出产花生油的主要省份之一，榨油业的历史很悠久，但最昌盛的时期，则是在“航运通达，津浦铁路筑成之后”③，约当二十世纪开始的一二十年间，几个产量较大的地区，如烟台，光绪二十六年至宣统三年（1900—1911）榨油作坊和手工工场有四五十家，潍县哈蟆屯有30家左右，安丘也有数家④；东三省盛产豆油，大连“自1906年双和栈油坊开设以来，1908年增加成18所工厂，1909年增至35家，逐年呈倍加的盛况其他各重要都市，油坊工厂的设立亦陆续增加，据说当时油坊总有300余家”①；山西大同、神池等地，“光绪年间，斯业颇盛”，各有油坊百余家②，其发达时间差不多也都是在清末。碾米业是遍于南方各城镇的重要手工业部门之一。安徽芜湖在道光年间碾米作坊仅20余家，到清末增至100余家③；长沙碾米业有数百年的历史，但是发达时也在清末，作坊达600余家④；汉口的碾米业也大约在同时期增至100余家⑤。织布业在这期间也出现了大批手工工场。如江苏“常熟之有织布厂，实始于前清光绪二十九年。厥后逐渐增多，至三十一家”⑥；“1907年起上海郊区计有小型工场百余家，主要由安徽帮手工棉织业者自安徽安庆、芜湖等地迁来”⑦。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间（1901—1911），全国新设织布手工工场约达300余家⑧，成为最重要的工场手工业部门。新兴手工业部门的产生和形成差不多全在清末，如针织业，到宣统三年（1911）止，先后设立了约40家⑨；火柴业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北汉口燮昌火柴厂创办以后，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各地兴办火柴手工工场不下17家①。其余如皂烛业、卷烟业，玻璃业等也都是这一时期新兴的一批手工工场。
其二是，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广泛形成和发展。一方面，由于新兴的工场手工业和许多带有工场手工业性质的新兴工业中，一部分工作不需要集体②于定一：《武进工业调查录》，第6—7页。
③《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8编，第153页。
④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344—347页。
①沈学源译：《东三省物产资源与化学工业》上册，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59年版，第128—131页。②《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6编，第172页。
③民国《芜湖县志》卷35《实业志·商业》，第1页。
④参见《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编，第115—1页。
⑤《支那经济全书》第1辑，第247页。
⑥《江苏省实业视察报告书》，常熟县，第126页。
⑦《上海手工业调查报告》，1951年10月。
⑧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⑨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①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334页。
协作或使用机器生产，如火柴业、卷烟业的糊纸盒工作，毛织业的纺毛绒工作，草帽业的编草辫工作，机器制造厂的零活和非标准件的加工等等，因此便广泛地采用了家庭劳动的形式来承担。这些家庭手工业者（包括小作坊主）成为手工工场或工厂的场（厂）外计件领酬劳动者，其生产关系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另一方面，由于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刺激和促使商业资本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地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而开始直接控制商品的生产，从而造就了一大批从事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如河北高阳的织布业，这里自清光绪末年以后，织布业兴起，过去经营高利贷资本的钱粮商人见此业利厚，纷纷输入大量机制洋纱。与此同时，足踏织布机也逐渐输入高阳，因其比旧式木机生产效率可提高若干倍，农民凡能力所及都要买一架，从而使用纱量激增。当时除极少数资力雄厚的农民，可以自购原料，依自己的计划，织布出售外，大多数农民，只能从商人手中购买原料，“为原料不致缺乏计，不得已只有仰商人的鼻息，替商人织布而赚取工资”，商人则收取成布，运销各地。这样“农民虽仍在自己家内用自己的工具来织布，但性质上完全受商人的监督而受雇于商人”①。河北宝坻县及山东潍县的情形与高阳差不多。其他各地的织布业，虽或发生的时间稍晚些，也都经历了相同的过程。
其三是，为适应市场扩大的需要及企业间日益剧烈的竞争，一部分资力较充裕的手工工场逐渐过渡为机器工业。光绪十三年（1887）浙江宁波轧棉业的通久源轧花厂“购置了蒸汽引擎和锅炉，附有40架日本大阪制造的最新式的轧花机，以原有场房加上新的建筑作为机器轧花之用”②。此大概为中国手工业较早采用机器生产的企业。其后，广东三水和山东烟台的缫丝业，及辽宁营口的榨油业，也改用机器生产。清末，天津的肥皂业、江苏宝山的薄荷油业、四川彭县的铜矿业、云南个旧的锡矿业，浙江杭州、安徽芜湖、江苏武进的碾米业，及武进的印刷业等都开始采用机器生产③。
中国手工业在清末所出现的上述新的变化表明，它们已不再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独立发展，而是逐渐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些新的变化并不是中国手工业自然发展的结果，主要是由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所造成的巨大经济压力所致，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手工业的这些变化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①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415—420页。
②同上书，第392页。
③同上书，第386—393页。
第三章工业鸦片战争前，中国只有传统的手工业生产。鸦片战争后，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最先在我国强行设置工厂进行机器生产。同治年间，清廷为加强国防、改进军事装备，开始创办军事工业，随后又创办民用工业。先军事工业后民用工业的发展顺序，反映了创办者的政治、军事需要和时代特点。与此同时，民间兴办的机器工业也开始陆续出现。从此，中国机器工业开始了缓慢的发展历程。
机器工业是十八、十九世纪欧美“工业革命”的产物。它不仅迅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而且成为人类最终战胜封建制度、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大革命武器。然而，西方列强在我国开办机器工业的目的则在于经济掠夺，在于将我国经济纳入其殖民地、半殖民地轨道。中华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在经济条件尚不充分的条件下，开始兴办机器工业，使抵御西方列强侵略和瓦解本国封建统治基础的物质力量在日积月累中形成。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造成我国机器工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然而，机器工业得到越来越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爱国志士的欢迎和支持。他们纷纷将投资工业作为爱国、救国的实际行动，推动机器工业在不断排除阻力中得以发展。其中，从咸丰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60—1894）大体为机器工业的产生时期；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9年则为机器工业的初步发展时期。第一节中国机器工业的产生（1840——1894）
外资工业的入侵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在我国创办便于对华经济掠夺和多方面控制所需要的船舶修造、加工工业和租界内为其生活服务的公用事业。与此同时，还开办了一些小规模的轻工业。
（一）船舶修造业最先出现的是由英国人柯拜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在广州黄埔设置的柯拜船坞，专事船舶修理。其后，西方列强相继在上海、厦门、香港、福州等沿海口岸地区建立船舶修理厂或修造厂，到光绪二十年（1894）有名可稽的厂累计约达39个，大多为英国资本家所经营。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香港黄埔船坞公司。该公司由英商怡和洋行与大英轮船公司、德忌利士轮船公司合伙筹资24万元，于同治二年（1863）创办于香港。创办伊始即收买了柯拜船坞公司。其后，该公司不断扩充实力，增殖资本。在激烈竞争中，它先后吞并了阿白丁船坞、何伯船坞、於仁船坞公司、桑兹船台和环球船坞公司，到光绪初年已垄断了香港、九龙、黄埔地区的船坞修造业。光绪二十年（1894）年，其资本已达156.25万元。
2.祥生船厂。该厂由英商和记洋行于同治元年（1862）创办于上海浦东。后在英人格兰特等人经营下，迅速发展为拥有大型船坞和机器厂的大型企业，并于光绪十七年（1891）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达80万两。该厂不仅修理各种船舶，而且制造多种小型货轮、汽船、拖船，有时甚至为清政府承造浮江炮艇、水雷艇等军用船只。仅据《捷报》零星记载，自光绪五年至光绪二十年（1879—1894）已造各色船只约40艘。自光绪十七年至二十年（1891—1894），年纯利与资本的百分比达17.5％—17.9％。①3.耶松船厂。该厂由英商佛南于同治四年（1865）创办于上海虹口。它长期租用浦东的两个船坞，下设若干分厂，能修理各种船舶并能制造汽船、客货船、拖船、小炮船等。光绪十八年（1892）改组为有限公司，资本为75万两。其第一年度纯利与资本的百分比为13.5％，第二年即升至21％②。这些企业，便利了英国对华经济掠夺和垄断航运业，同时又在数十年间垄断了我国的轮船修造业，攫取了高额利润，排斥、压抑了我国船舶修造业的兴起与发展。
（二）加工工业这是列强为便于掠夺原料、推销商品的产物。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外资在华企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以掠取原料而经营的加工工业为主，以推销商品而经营的加工工业较少。其主要加工工业有：1.砖茶制造业。砖茶是俄国从中国攫取的重要商品。早在汉口开埠后，俄国商人即在同治二年（1863）投资设立“顺丰砖茶厂”。最初用手工制造，10年后陆续使用机器生产。其后，机器制茶厂陆续开办，到光绪朝中期以后，汉口已有“阜昌”、“新泰”等若干大型砖茶工厂。汉口砖茶出口量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达35.4454万担，主要输往俄国。此外，俄国还在福州、①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0—26页。
②同上书，第26—36页。
九江等茶叶出口地相继设立几个规模较小的分厂，如“九江新泰砖茶厂”、“九江顺丰砖茶厂”和福州的若干工厂等，从而基本垄断了这些地区砖茶生产。其间，虽偶有英商等开办砖茶厂，但均无力取代俄商地位。俄国在华砖茶业由于采取机器生产，产品成本低，又享有子口税，致使我国旧式砖茶制造业每况愈下。
2.机器缫丝业。生丝是列强掠购的主要商品，出口量逐年增加。为使中国发展机器缫丝业，增加产量，以便运销欧美从事丝织，英商怡和洋行于咸丰十一年（1861）在上海创办了第一家机器缫丝厂①。其后，光绪四年（1878）美商“旗昌丝厂”试办成功，大型机器缫丝厂“怡和”、“公平”、“纶昌”、“信昌”、“瑞纶”、“乾康”等相继在上海开办。其间，旗昌丝厂于光绪十七年（1891）归法商接办，改名“宝昌丝厂”；“乾康丝厂”成立不久即售予华商，因此，到光绪二十年上海共有外国丝厂7家。估计资产达530万元②。光绪三年（1877），德商在烟台也设立“缫丝局”，从事机器生产。3.其他。主要包括制糖、制革、轧花、打包等业。
制糖业：先后有英商怡和洋行于光绪元年（1875）在香港设立的“中华火车糖局”和太古洋行于光绪九年（1883）在香港设立的“太古糖房”。中华火车糖局还于光绪四年（1878）始在汕头设立分厂。它们从华南和南洋掠取原料，从事机器生产，产品运销欧美并部分返销中国市场。
制革业：英商于光绪二年（1876）始在汉口开办压革厂，用机器压缩皮革，减少了运费，便利了出口。光绪元年仅出口皮革5319担，光绪三年即增达5万担。光绪七年（1881），英商还曾在上海设立熟皮公司进行生产，但不久毁于火。
轧花业：日本、欧美等国商人不顾中国政府一再禁阻、抗议，强行于光绪十四年（1888）在上海浦东设立“上海机器轧花局”，英商祥生厂在浦东设机轧花等。
打包业：有“隆茂洋行”、“平和洋行”、“德隆洋行”，自咸丰十年（1860）以来先后设立于上海、天津、汉口、重庆等地的打包厂，便利了皮革、羽毛、猪鬃、毛皮、棉花等原料出口。
此外，为出口加工蛋品、樟脑、茶叶、油料、毛绒等企业和为便于推销商品所设立的加工工业也间或出现。如，德商瑞记洋行于光绪十九年（1893）在上海浦东修建有三个火油池，可储煤油2500吨，并附设油箱制造厂，以便销售。此后，汕头、厦门、九龙等地继有火油池及油箱制造厂出现。又如，为了推销鸦片，它们还在香港、厦门等地设立鸦片制造厂等。
（三）小型轻工业这些轻工企业大部分集中在上海。从道光二十年到同治末年，首先有一批食品加工、化学工业和印刷业问世，包括了面包制造、面粉加工、制药、酿酒、汽水、制酸及金银熔炼、砖瓦及锯木和印刷诸多种类。其中，老德记药房、江苏药水厂、点石斋石印局等，后来都发展成规模较大的企业。
光绪六年（1880）前后，外商曾在上海形成一个投资热潮，相继有制冰、火柴、肥皂、造纸、玻璃制造、铁器制造、家具制造等企业出现。火柴制造业中的“燧昌自来火局”、造纸业中的“华章造纸厂”、木材加工业中的“祥①采孙毓棠说。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67页注③。②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38—341、244页。泰本行”等规模较大。自光绪朝中后期，外资企业再次大幅度增加。其中，以生产多种饮料著称的“泌药水厂”、制药业中的“屈臣氏药房”、生产啤酒的“福利公司酒厂”，以及“美国烟草公司”、“上海水泥公司”等，在当时都颇具规模。这些企业的产品不仅供销上海，而且销往我国各口岸、城镇，并深入到广大农村。
与此同时，外国资本还先后在汉口、牛庄、厦门、福州、广州等地兴办过制冰、铁锅制造、豆饼加工、金银提炼等工业，并多次强烈表现出在我国投资棉纺织业和采矿业的企图。
到甲午战争之前，外资在华投资的轻工业种类日渐增多，并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
（四）租界中的公用事业这类企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同治三年（1864），英商在“公共租界”始设“大英自来火房”从事煤气生产。最初资本10万两，至光绪二十年（1894）已增至20万两。煤气出售量达4889万多立方英尺。1866年，法商在“法租界”也建立“自来火行”，规模较小，后因经营不善，于光绪十八年（1892）被大英自来火房吞并。光绪九年（1883），英商在公共租界建成上海自来水公司，最初资本7.5万英镑，到光绪二十年增至14.4万英镑。该公司不仅对租界供水，并延伸到上海县城边，一昼夜可供75万加仑。光绪八年（1882），英商创设上海电光公司，开始架设电灯。后因经营不善，于光绪十四年（1888）改为新申电气公司，光绪十九年（1893）又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接办，改为工部局电气处。此外，天津开辟租界后，英商集股于光绪十五年（1889）也开办了一个煤气公司。
外商在租界开办公用事业，目的在于改善其生活、工作环境，使其享受到在本国同样的优越条件。但同时由于自来水、电灯、煤气灯等设施的建立，也开始改变了旧城市的面貌。
到甲午战争前夕，外国资本在我国开办的企业达191个，其中船舶修造和各种加工工业占到总数的60％①，且大多分布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口岸和长江流域的汉口。外资企业投资总额估计约达2800万元②，利润一般在10％至24％之间，雇佣工人约达34000人，占当时我国工人总数的34.6％至37％③。
应当指出，外资在华设厂是没有任何法律或条约依据的侵犯我国主权的行为。愚昧、软弱的清政府初则放任、迁就；继则在民族工业初步发展之际试图阻抑外资在华设厂。但这种阻抑除少数成功外，大多失败。列强仍蛮横设厂，我行我素，并进而图谋攫取在我国设厂的法律权利。
外资企业依靠其种种特权和先进的技术设备，残酷剥削中国人民，攫取丰厚利润，阻碍与压抑着我国民族工业的兴起与发展。但在它的企业中却产生了我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它依靠机器生产迅速提高生产率和成品质量、获取高额利润、改善人们生活的现实，又在相当大程度上激起中国人民学习西方、投资近代工业的愿望和热情。
①汪敬虞：《十九世纪外资对中国工矿企业的侵略活动》，《经济研究》1965年第12期。②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47页。
③同上书，按第1201页统计表计算。
中国机器工业的兴起自同治初年，清政府开始主持创办军事工业；同治末年倡导兴办民用工业，与此同时，民间机器工业也陆续出现。此后二三十年间，我国机器工业逐渐发展，至甲午战争前已初具规模。
（一）清廷创办的军事工业嘉、道之际，我国制造军器、火药、战船的技术已大大落后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鸦片战争爆发后，领导抵抗英国侵略的开明官员林则徐等人已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在爱国官绅、知识分子支持下试造新式船炮，进行了可贵的实践。不幸，由于战争的失败，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奢靡苟安，中断了它的发展。
咸丰末年，清廷遭受到人民革命的沉重打击，尤被英法联军所重创，乃至出现京师沦陷，皇帝北逃的惨剧。为加强封建国家机器，扑灭人民革命，提高国防实力，清皇朝中一部分正视现实的官员，倡导仿制西方船炮以自强，开始着手创办军事工业。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12月），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安庆内军械所”，用手工制造洋枪洋炮及子弹、火药。没有雇佣外国人，只是招募了一批有志于近代科技的知识分子，探讨西方科技，研究新式船炮并制成一艘小轮船。不久，即派容闳赴美国购办机器，准备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同治元年（1862），江苏巡抚李鸿章委派英国人马格里在松江城外创办“上海洋炮局”，用手工仿制炮弹、火药。不久，形成由马格里和刘佐禹、韩殿甲、丁日昌分别主持的三个洋炮局。同治二年（1863），马格里主持的洋炮局迁往苏州，改为“苏州洋炮局”。马格里协助李鸿章从遣退的“阿思本舰队”上购回一批制造军火的机器设备，使炮局开始机器生产，仿制长炸炮、短炸炮和炮弹、枪弹。
安庆内军械所和上海洋炮局规模小、设备简陋，除马格里主持的炮局曾采用一些机器外，其余仍为手工生产，生产能力有限。如安庆内军械所仿制的轮船“行驶迟钝，不甚得法”①，“新制之坐劈上炮，不甚合式”②。尽管如此，但这却是中国经营近代军事工业的开端，体现了由手工业生产向机器大生产的过渡。
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清朝统治暂时趋于稳定。为了发展军事工业，清廷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引进机器设备、招揽技术人才，近代军事工业于是迅速兴起。
从同治三年以后的30年中，由清廷直接拨款或各省督抚自筹经费，共建立了规模不同的近代军用企业共22个之多，它们的简况如下表：清廷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简表（1864—1894）①①《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10页。
②《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卷15，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记。
①资料来源：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4册。局名创办年创建人主要产品所在地江南制造总局1865曾国藩李鸿章枪、炮、子弹、火药、水雷、兵轮和机器。设有炼钢厂。
上海金陵制造局1865李鸿章枪、炮、子弹、火药。南京福州船政局1866左宗棠修造轮船。福州天津机器局1867崇厚李鸿章枪、炮、子弹、火药、水雷，设有炼钢厂。
天津西安机器局1869左宗棠子弹、火药。西安福建机器局1869英桂子弹、火药。福州兰州机器局1872左宗棠枪、子弹、火药。兰州云南机器局1872？岑毓英炮、子弹、火药。后停办再建。昆明广州机器局1874瑞麟子弹、火药、水雷，修造小轮船。广州广州火药局1875刘坤一火药。广州山东机器局1875丁宝桢枪、子弹、火药。济南湖南机器局1875王文韶枪、开花炮弹、火药。长沙四川机器局1877？丁宝桢枪、炮、子弹、火药。成都吉林机器局1881吴大澂枪、子弹、火药。吉林金陵火药局1881刘坤一火药。南京浙江机器局1883刘秉璋子弹、火药、水雷。杭州神机营机器局1883奕譞炮、枪、子弹、水雷等。北京山西机器局1884张之洞火药。太原广东机器局1885张之洞枪、炮、小轮船。广州台湾机器局1885刘铭传枪、炮、子弹、火药。台北湖北枪炮厂1890张之洞枪、炮、子弹、火药。汉阳奉天制造局1894依克唐阿不详。沈阳这22个局厂，规模较大的5个，即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除福州船政局专造轮船外，其余都能造枪、炮、子弹、火药，有的还能造轮船、机器，并设有炼钢厂；中型的有5个，即广州机器局、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吉林机器局、神机营机器局，一般能造枪、子弹、火药，有的也能造炮。其他12个厂局，规模较小，一般只能造子弹、火药，有的时开时停。下面简要记述前4个较大的企业：1.江南制造总局（简称“沪局”）。
曾国藩、李鸿章创建。同治四年（1865）夏，由海关道丁日昌出面以6万两白银买下设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厂及铜、铁、木料，再将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洋炮局和容闳买回的机器设备归并一处，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局址初设虹口，同治六年（1867）迁至城南高昌庙，随着购、造机器增多，先后建成机器厂、木工厂、铸铜铁厂、轮船厂、锅炉厂、枪厂、炮厂、黑色火药厂、枪子厂、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及广方言馆、翻译馆、操炮学堂（后改为炮队营）和10余个附属机构。这些机构和设备，使江南制造局成为能汲取西方科技知识、培养科技人才，具有综合生产能力的新式军工企业。
其产品主要分五类：一枪支。初期仿制旧式前膛枪。同治十年（1871），开始仿制林明敦中针后膛枪。光绪九年（1883），又加造黎意枪。不久，林明敦式已陈旧，遂于光绪十七年（1891）改制快利新枪。粗略统计，至光绪二十年（1894）共产各类枪51295支。
二大炮。初期制造旧式劈山炮和生铜炮，同治十三年（1874）试制成功12磅前膛来福炮。光绪四年（1878）设炮厂，开始仿制40磅子前膛快炮。光绪六年至七年（1880—1881）又先后造成120磅子、150磅子乃至180磅子前膛大炮。光绪十七年（1891）开始仿制全钢后膛大炮。快炮重2吨多，炮弹重40磅；大炮短式的重48吨、长式重52吨，炮弹重800磅，大大提高了攻坚能力①。到光绪二十年，共生产新旧各类炮共585尊②。
三弹药。生产枪弹、炮弹种类甚多，既有本厂所造枪炮配套成品，也为从国外购进的枪炮配制弹药。火药方面，先后试制成黑色火药、栗色火药和无烟火药。此外还生产地雷、水雷。到光绪二十年（1894），共生产各种炮弹1201900枚；各种火药4081469.5磅；各种水雷563具及大量子弹③。四轮船。同治六年（1867）始建轮船厂和船坞。次年，造成第一艘木壳兵轮“恬吉”号（后改名“惠吉”）。至光绪十一年（1885）先后造成兵船8艘及小型轮船7艘④。其中，8艘兵船的动力逐渐由400马力上升到2000马力，并造成两艘铁甲船，标志造船技术日益提高。但由于经费不足，光绪十一年（1885）后，停止制造轮船，只从事修理南北洋各省船舰。
五炼钢。光绪十六年（1890）前，钢材全靠进口。为避免洋商哄抬物价，乘机敲诈及保证战争急需，遂于光绪十六年开始设炼钢厂，逐步建成15吨西门士炼钢炉和三吨炼钢炉各一座。前者可日出钢20吨，后者日出钢3吨。虽然所出钢材有限，但开我国自行炼钢、自产钢材之先河。
此外，到光绪二十年（1894）还生产车床、刨床245台，各种机器3具，并翻译了大量西方科技、文化书籍，培养了一批科技及企业管理人才。2.金陵机器局（简称“宁”局）。
李鸿章于同治四年（1865）将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扩建而成，规模不大。初期，仍由马格里主持。马格里并非内行，且专横跋扈。光绪元年（1875），他主持制造的大炮在大沽炮台连续爆炸。他却对事故百般抵赖，遂被撤职。此后，金陵机器局一直由中国人主持，不再任用洋人担任监督。
金陵机器局建立后，逐渐增添机器，并于光绪五年（1879）合并了乌龙山机器局，下设机器厂3座，翻砂厂、熟铁厂、木作厂各2座和火箭分局、枪子机器厂及铁汽锤厂、拉铜机器厂等机构。主要生产过山炮、后膛炮等多种口径大炮、炮弹、前后膛各种抬枪、枪子、水雷及炮车和其他军用品。生产数量不详。据刘坤一在光绪二十五年依据当时机器设备和产量计算“每年可造后膛抬枪一百八十枝，两磅后膛炮四十八尊，一磅子快炮十六尊，各项炮弹六万五千八百颗，抬枪自来火子弹五万粒，毛瑟枪子弹八万一千五百粒”①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99—303页。
②同上书，据第293页表统计。
③同上书，据第293页表统计。
④同上书，第286页。
①。此外，还造成2艘小轮船。
3.福州船政局（简称“闽”局）。
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创办于福州马尾山下。亦称马尾船政局。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由沈葆祯接办。
该厂机器设备购自法国，先后建成铁厂（包括锤铁，拉铁二厂）、水缸厂、轮机厂、合拢厂、铸铁厂、铜厂、储材厂、钟表（仪器）厂、打铁厂、转锯厂、木模厂、砖窑、铁肋厂、鱼雷厂等②。此外，还建有船坞、学堂、绘事院和艺圃，培养轮船制造和驾驶人员及技术工人，并向欧洲派遣留学生。初期，聘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及多名法国技师进行技术指导。同治七年（1868）初，开始兴造轮船。同治八年，第一号轮船“万年青”号下水。其后到同治十三年（1874）在日意格任职期间，共造船15艘，均为木质轮船。其中，除“扬武”号马力较大（250匹）、配炮多（13门）外，其余马力均在70匹左右，火炮3至6尊不等，且舱位较大，实为武装商船。光绪元年（1875），按约遣退洋人，开始自行设计制造兵舰，至光绪二十年（1894）共造成轮船18艘。除前4艘仍为木肋兵轮外，其他均为铁肋或钢甲；马力由150匹上升到75O匹，最高达2400匹；速度由每小时4O里逐渐上升到110里①，提高了船舰战斗力，显示了造船水平的提高。其中，光绪十四年（1888）下水的双机铁甲兵舰“龙威”号（后更名“平远”），配置“康邦式”轮机两副，马力2400匹，标志该局造舰技术和工艺达到了更高水平。光绪十二年（1886），始设鱼雷厂，由出洋归国学生陈才鍴开始试造鱼雷。4.天津机器局（简称“津”局）。
是清皇朝急于建立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军工企业的产物。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同治六年（1867）创建于天津。初称“军火机器总局”，同治九年改称“天津机器局”。是年冬，由直隶总督李鸿章接管。光绪二十一年（1895），改称“北洋机器局”。光绪二十六年被八国联军毁坏。
津局经历年扩充，逐渐建成铸铁厂、熟铁厂、锯木厂、机器房、碾药厂、洋枪厂、枪子厂、电气水雷局、火药库、栗色火药厂和炼钢厂等机构，成为北方最大的军火工厂。津局分东、西两局。西局在城南海光寺，规模较小；东局在城东8里大直沽东北，规模较大。以上诸机构分隶于两局。其中，东局以制造火药、洋枪、洋炮、各类子弹、炮弹和水雷为主，并附设有水师学堂、水雷学堂和电报学堂。光绪十七年（1891），始设炼钢厂，两年后投产。西局则以制造军用器具和开花子弹为主，也制造炮车器具、电机、电引及挖河船等，并于光绪七年（1881）制成两艘130马力的布雷艇。
天津机器局生产状况无系统资料，据近人统计，从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接办至光绪八年（1882）已生产火药610万磅，枪子07万多粒，炮弹40多万枚，铜帽29746万颗①，各式大小水雷、地雷3000具②。光绪十二年（1886）时人记载：机器局“每年可制枪炮火药一百万磅，铜帽五千万粒，大小炮子数万颗，毛瑟枪子五百万粒，其余各种水雷、电线及轮船机器之属，①《刘忠诚公遗集·电奏》卷1，第58页。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334页。②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395—399页、443页。①据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422—423页统计表。①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88页。
②引自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第87页。
无不兼制”③。于此可见一斑。
各地兴办的军事工业，经费全部由官方支出，管理人员由官方任命，企业所有权、管理经营权归之官府，是典型的封建官办企业。它们生产的产品基本上不是商品，不进入市场，而是由政府调拨。生产中虽然不能不考虑成本，但基本是以满足封建统治集团的军事、政治需要为前提，价值规律不起主导作用。
但是军事工业已普遍采用大机器生产，开始实现由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重大变革，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些企业虽然还没有近代意义的资本家，却已采用雇佣劳动，产生了一批进行大机器生产的工人，并锻炼、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近代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并翻译、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
军事工业制造的枪、炮、弹药、军舰等武器、装备，开始改变我国武器、装备陈旧、落后局面，逐步实现了军队由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转变。这固然加强了封建统治集团控制的国家机器，便于镇压人民革命，却也增强了国防实力，在近代反侵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清廷倡导与控制的民用工业鸦片战争后，外国廉价工业品依持特权大量倾销中国，造成“进口洋货日增月盛”，“出口土货年减一年”①的严重局面。抵制洋货倾销，维护民族权益的需要，呼唤着民用工业的诞生。与此同时，正在兴办的军事工业也不可能长期单独存在与发展。它既需要获得原料、燃料的供应以及交通运输业的配合；也需要巨额经费支持。因此，军事工业愈发展，对民用工业的需求与期待愈迫切。
当时，我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在外国商品冲击激烈的沿海、沿江等通商口岸地区日渐解体；城乡商品经济日渐发展，破产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日渐增多，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逐步扩大。一些官僚、买办，商人在外资企业获得高额利润和本**事工业的刺激下，逐渐萌生投资民用工业的愿望。
从同治末年起，清政府由单纯求“强”发展到“富”、“强”并重，乃至提出：“必先富而后能强”的口号②，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开始倡导兴办民用工业。为便于控制，它大体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方式。官办，即企业投资与管理均由封建官府负责；官督商办，由商人投资，往往开办初期要垫借部分官款，由政府委派官员监督管理。官商合办，则由官、商各出一部分资本，经营管理权往往由官方操纵。这三种方式对某一企业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因某种原因由一种方式变为另一种方式，但官督商办在甲午战前一直是主导方式。
从同治末年开始的20多年间，清政府倡导建立的近代民用工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矿业主要分煤矿、金属矿两类。
机器采煤业是为适应军事工业和轮船、炮舰对燃料的大量需求，抵制洋煤入口而产生的。从光绪元年（1875）李鸿章筹办“直隶磁州煤铁矿”开始，③周馥：《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载《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第14页。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
②《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3，第43页。
到光绪二十年（1894）止，共兴办大小煤矿8座。其中官办的6座：直隶磁州煤矿（1875年）、湖北广济兴国煤矿（1875年）、台湾基隆煤矿（1876年）、山东淄川煤矿（1887年）、湖北大冶王三石煤矿（1891年）和湖北江夏马鞍山煤矿（1891年）。官督商办的2座：直隶开平煤矿（1878年）和北京西山煤矿（1884年）①。其中官办的基隆煤矿和官督商办的开平煤矿筹建较顺利，设备较完善。
基隆煤矿：由沈葆祯筹建于光绪元年。该矿雇佣英国矿师，采用英国机器设备并铺设了由矿区到海口的轻便铁道，于光绪四年（1878）开始出煤。当年产14029吨，第二年产30046吨，第三年产41236吨，第四年约产54000吨①，生产逐年上升，并于光绪九年（1883）解雇了外国矿师，自行生产。后来，由于矿局官吏**日甚，使煤矿亏损日多。中法战争中，为避免沦于法军之手，台湾当局遂将煤矿炸毁。战后，先后采用官商合办、商办、官办方式恢复，但成效不大。台湾巡抚刘铭传曾试图招商承办，以摒除官场**风习，无奈清廷不允，仍归官办，因而产量日减，煤矿日呈衰败。光绪十八年（1892），该矿停止生产。甲午战争后，台湾沦陷，该矿遂为日军所占。开平煤矿：由李鸿章指派唐廷枢等筹建于光绪二年（1876），官督商办，招商集股，初募集银20万两，后逐步增多。聘英国矿师，购置机器、建立矿井、炼焦炉、洗煤机、煤气厂（供煤气灯用）、及运煤的铁路、河道等设施，于光绪七年（1881）开始出煤。初期，日产煤约300吨，其后日渐增多，光绪十二年（1886）已达日产800—900吨。光绪十八年（1892），张翼继唐廷枢为总办，生产能力仍持续上升，光绪二十一年（1894）日产量则高达1000—1500吨。是近代煤矿业中最成功的企业。
开平矿务局所产煤质好，“烟少火白，为他国所罕有”②，不仅长期供应天津机器局、北洋海军、轮船招商局及诸多企业，而且抵制了洋煤进口，逐渐占领了天津市场，进而远销海外。与此同时，开平股票价格迅速上涨，面值100两的股票在光绪九年（1883）已超过150两。该局的设立还带动了铁路、航运、陶瓷、酿酒等行业的发展。光绪十二年（1886）该局所设立的“唐山细棉土厂”则开创了我国水泥生产之先河。
后来，张翼以借洋债代替招集商股，使外债在该矿负债总额中日渐增高，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已达44％①。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张翼逃入英国租界，委派德璀琳为开平矿务局总代理人。德璀琳遂与美国人胡华勾结，故设圈套诱使张翼在合同上签字，将该局改组为中外合办公司在伦敦注册，使该矿坠入英商之手。
其他煤矿，除直隶磁州煤矿未能正式开办和湖北广济兴国煤矿开采失败后改归商办外②，均得以正式开采。其后，虽有不少煤矿生产不佳，但大多数均查明了矿藏，开凿了矿井，并不同程度地使用机器开采，从而为发展近代煤炭生产奠定了基础。
①还有若干虽称为官督商办的煤矿，因只是商人请求官府批准，未曾依靠官款或借官款很少，基本上由商人管理，其性质实为“商办”，故列到民间机器工业类中。金属矿业亦如此。①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590—591页。
②《益闻录，光绪八年四月初四日》。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654页。①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第176页。
②该矿改归商办，是由盛宣怀主持，移至荆门开采，称“荆门煤矿”。
自同治末年以来，社会对各种金属需求日益增加。清廷遂与地方绅商投资开采金属矿藏。从光绪七年（1881）起至光绪二十年（1894），先后开办金属矿达8座。其中官办的3座：热河土糟子遍山线铅矿（1887年）、山东淄川铅矿（1887年）和湖北大冶铁矿（1890年）；官督商办的5座：热河平泉铜矿（1881年）、安徽池州铜矿（1883年）、贵州青谿铁矿（1886年）、云南铜矿（1887年）和黑龙江漠河金矿（1889年）。所开矿种包括金、铜、铁、铅。
这些金属矿中，仅云南铜矿、青谿铁矿、漠河金矿和大冶铁矿资本较多，规模较大。然而，前两矿生产并不理想。云南铜矿至甲午战争前仍未恢复到道光年间土法开采时的产量，青谿铁矿曾为冶炼钢铁提供了原料，但不久即停产。较为成功的只有漠河金矿和大冶铁矿。前者出产金砂日多，陆续归还了所借官款，而且赢利；后者为汉阳铁厂提供了原料。其余诸矿，一般规模较小，采用机器不多，发展极为缓慢，有的甚至中途夭折。
2.钢铁冶炼。
钢铁是工业、国防、交通诸方面须臾不可离的重要材料。但是，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只有依赖进口。为改变被动局面，随着铁矿的开采，清廷开始筹办钢铁企业。光绪十二年（1886），贵州巡抚潘霨靠其胞弟潘露在青谿开采铁矿基础上建成官督商办的青谿铁厂。该厂坐落于镇远青谿小江口，拥有别色麻钢炉2座，炼熟铁炉8座，轧条机13副，轧板机1副①。光绪十六年（1890）正式投产，用西法冶炼，一昼夜出生铁约25吨②，成为我国第一座近代钢铁企业。不幸潘露在投产当年病故，因承办无人而停产。其后，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局曾分别设置炼钢厂，但产量有限。较大规模的是张之洞创办于湖北的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初为官办。光绪十九年（1893），包括炼铁厂、机器厂、铸铁厂、炼贝色麻钢厂、炼熟铁厂、炼西门士钢厂、造钢轨厂、造铁货厂及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等在内的主要设施基本竣工。光绪二十年（1894）正式投产。“生铁熟铁两炉全开，每日可出生铁一百余吨。其贝色麻钢厂、西门士钢厂、熟铁厂三厂并炼，每日可出精钢、熟铁共一百吨，每年可出精钢、熟铁三万吨”③。但因经费缺乏、煤炭供应困难，不能全部开工，并于第二年招商承办。尽管如此，汉阳铁厂仍是甲午战前我国成功创办的第一座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它与其他钢铁厂共同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纺织业。
这是为抵制洋货、开发利源而设的企业。从光绪五年至光绪二十年（1879—1894）主要有6个。其中，官办2个：左宗棠于光绪五年（1879）设立兰州织呢局；张之洞于光绪十五年（1889）在湖北设立织布官局。官督商办1个：即李鸿章于光绪五年奏设的上海机器制布局。官商合办3个：即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年（1894）奏设的湖北纺纱局、湖北缫丝局和唐松岩于光绪十七①《潘霨致张之洞电》，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683页。
②《潘霨致张之洞电》，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683页。
③张之洞：《查复煤铁枪炮各节并通盘筹画折》。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813页。
年（1891）在上海创办的“新华纺织新局”。这些企业的生产范围包括制呢、纺纱、缫丝、织布诸门类。
兰州织呢局：创办经费约30万两，购置德国机器，聘用德国技师，于光绪六年（1880）建成开工。该厂有线锭1080枚，织机20张，本拟利用西北羊毛就地加工生产，无奈当地羊毛粗劣，产品质量不高，生产效率低；运输不便，又造成销售困难，开工不到两年即停产。光绪十年（1884）被继任陕甘总督谭钟麟裁撤。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筹建最早的机器棉纺织厂，曾奏准专利10年。但筹办过程几经波折，至光绪十六年（1890）才正式投产。资本最初招股50万两，后增至100万两。从英、美购置轧花、纺纱、织布全套设备，拥有纺锭35000枚，布机530台。投产初期，日产布200匹，产纱6000磅①，后逐步提高，每月获利约达1.2万两②。不料，光绪十九年（1893）该厂毁于大火。此后，李鸿章指派盛宣怀规复，招募新股100万两，扩建为“华盛纺织总厂”，于次年开始部分投产。据盛宣怀称，至年底，总厂已装成纱锭50000枚，布机750张①。
湖北织布官局：由张之洞筹设于广东，移建于武昌。先后筹资约134万两，购置英国机器，聘用英国技师，于光绪十八年（1892）建成投产。厂**有纱锭30000枚，布机1000张。光绪二十年（1894）有600架织机开工，仅日班生产，每天即可产布330至450匹②。全年可产本色布70288匹、斜纹布5970匹、棉纱4413担。
此外，“新华纺织新局”，资本达29万两，拥有纱锭7000枚，布机50台，也颇具规模。
这些企业的开办，部分抵制了洋纱、洋布的进口，开辟了利源，为发展纺织工业积累了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特别是大量雇佣女工，为社会开了新风。
综观甲午战争前20来年清廷控制、经营的采矿、炼铁、纺织等企业，虽然有一些中途夭折，不少发展缓慢，但终归形成了几个颇具规模的大型企业。它们成为我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对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工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培养和产业工人的增多乃至民间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
（三）民间机器工业的出现几乎与清廷兴办民用工业的同时，我国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员开始投资机器工业。他们资本有限，主要投资资金少、见效快的轻纺工业，只有少数人对重工业做了试探性投资。
1.轻纺工业。
最早采用机器生产的是上海洪盛米号，于同治二年（1863）始用机器碾米。不过，它还不是专门的碾米厂，只是米店的一部分。正规的机器生产企业则是广东南海县陈启源于同治十二年（1873）创办的缫丝厂。其后，机器①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063、1065页。
②《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九年三月廿五日。
①盛宣环：《愚斋存稿》卷24，第10页。
②《蔡锡勇致张之洞电》，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18页。
生产在诸多行业逐步推广，出现了一批颇具规模的企业。
（1）机器缫丝业。
自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创办继昌隆缫丝厂以来，由于机器缫丝“出丝精美，行销于欧美，价值之高，倍于从前”①，很快在当地得到推广。其间，虽有守旧势力阻抑、反对，甚至毁机拆厂，但南海、顺德、三水等地机器缫丝厂有增无减，仅顺德一县在光绪七年至二十年间（1881—1894）就有35家开业②，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已达200家以上③。广州口岸出口厂丝（机器缫丝）从光绪八年至九年（1882—1883）的1254担，到光绪二十至二十一年（1894—1895）猛增到18179担；七里丝（按土法手工缫丝）则从光绪八年至九年的8302担，到光绪二十至二十一年衰减到2159担，充分显示了用机器生产替代手工生产的趋势。
在上海，机器缫丝业同样发展很快。光绪七年（1881），商人黄佐卿在苏州河边创办了当地第一家机器缫丝厂“公和永”丝厂。初期，仅有丝车100部，两年后即增至900部①。其后，又有“坤记丝厂”（1884年）、“裕慎丝厂”（1890年）、“延昌丝厂”（1893年）、“正和丝厂”（1894年）、“纶华丝厂”（1894年）和“源昌丝厂”（1894年或1895年）等相继开业。每厂约有二三百部丝车，雇佣工人五六百人至干余人不等。这些工厂的出现，使上海地区成为我国机器缫丝业的又一中心。
此后，机器缫丝业又相继在江苏、浙江等地得到发展。
（2）棉纺织业。
机器轧花业最早出现于宁波，由严信原创办于光绪十二年（1886），称“通久源”轧花厂。该厂以5万两资本，购置日本所产轧花机40台，聘用日本技师，利用当地原料和工人进行生产，获利颇丰。以后，相继两次扩大设备，提高生产能力。光绪十七年（1891）可产皮棉3万担，光绪十九年已达6万多担②。不久，上海接连开办了“棉利”（1891年）、“源记”（1891年）、“礼和永”（1893年）等机器轧花业，分别拥有40台至120台轧花机。轧花企业的开办，为发展棉纺织业提供了条件。
第一家商办纱厂，是道员朱鸿度于光绪二十年（1894）在上海开办的“裕源纱厂”。该厂机器设备购自英国，拥有2.5万枚纱锭。同年，宁波严信厚在轧花厂附近增设“通久源纱厂”，拥有1.1万多枚纱锭，400架织机。光绪二十二年正式开工，每月可产四种型号的棉纱25万磅。此外，福州、镇江、重庆、天津、广州等地绅商也陆续酝酿筹设纱厂，但在甲午战争之前均未建成。
（3）粮油加工、火柴、造纸、印刷等工业。
粮油加工工业：产生于人口较多的大城市。光绪四年（1878），朱其昂在天津首创“贻来牟机器磨坊”，用机器磨面，所产“面色纯白，与用牛磨者迥不相同”，“每年获利六七千两”①。其后，相继有“汕头豆饼厂”（1879①《南海县志》卷21，第2页。
②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70页。
③同上书，第969页。
①缪钟秀：《上海丝厂业概况》，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72页。②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77—978页。
①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86页。
年）、上海“裕泰恒火轮面局”（1882年）和“源昌碾米厂”（1888年）、“福州机器面粉厂”（1887年）、“北京机器磨坊”（1891年）、汕头“长发油房”（1893年）等出现。这些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供应市场有限，但却开始用机器磨面、碾米、榨油，明显提高了粮油加工水平。
火柴业：我国本无火柴，英、德、美等国遂大量倾销。从光绪四年至十九年（1878—1893），广东、天津、上海、重庆、福州、慈溪、太原等地相继建立了火柴厂。其中，“天津自来火公司”（建于1886年，后改为中外合办）、上海“燮昌火柴公司”（1890年）、重庆“森昌泰火柴厂”（1889年）和“森昌正火柴厂”（1891年？）规模较大，各佣工数百人。如，燮昌火柴公司有资本5万两，日产火柴30—50箱；森昌泰火柴厂也有资本5万两，年产量可达6.3万箱②。它们的火柴行销内地，价格较进口火柴便宜，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火柴进口。
造纸与印刷出版业：机器造纸业创办于广州和上海。早在光绪八年（1882），广州已有造纸公司出现。光绪十五年（1889），商人钟星溪在广州盐步水藤乡创办“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③，资本15万两，设备齐全，日产纸62担，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为官商合办。光绪十七年（1891），李鸿章等在上海杨树浦创建“伦章造纸厂”，资本30万两，月产纸40万斤。1906年，因外国进口纸倾销，使该厂负债累累，被迫停业。
石印、铅印技术传入中国后，我国绅商自同治十二年（1873）开始在汉口、上海、广州、杭州、苏州、宁波、北京等地相继创办了十几家刊行报纸和书籍的机器印刷企业。报刊印刷方面：艾小梅在汉口于同治十二年创办的“昭文新报馆”为最早；继起者有容闳于次年创办于上海的《汇报》、邝其照于光绪十二年创办于广州的《广报》等。书籍印刷方面：主要有徐鸿复、徐润在上海创办的“同文书局”（光绪八年，1882）、李盛铎在上海创办的“蜚英馆石印局”（光绪十三年，1887）及北京的“撷华书局”等。这些印刷工业，主要采用石印技术，一般雇工100至200人，影印了大量古版书籍，对保存古籍和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木材加工，机器制茶、制糖、制冰、制玻璃、制药、制煤砖等行业，都有规模较小的企业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城市和台湾地区出现。与此同时，我国绅商自办的城市公用事业也开始起步。光绪十六年（1890），旧金山华侨黄秉常在广州创设“广州电灯公司”。该公司有两台100马力发动机和两架发电机，可供1500盏灯用电，使广州城40条街上店铺和公共场所开始用电灯替代了煤油灯。广州、汉口、沙市、南京、扬州等地，一些商人开始筹设自来水公司以改善城市用水。
2.重工业。
在重工业方面，民间资本薄弱，投资不多，仅在上海、广州、汉口出现了一些船舶修造厂和机器修理厂。此外，有一些小型煤矿和金属矿。
（1）船舶修造和机器修理业。
船舶修造厂一般以修理船舶兼打制零配件为主，有的可以制造小型轮船。其中，上海李松云创设的“均昌机器船厂”（光绪八年，1882，后改名“发昌机器厂”）规模较大，修理过多艘不同规格的轮船，并能造小型汽船。②同上书，第993—995页。
③该厂创办人采孙毓棠说。同上书，第1000页注。
机器修理厂主要从事机器修理及零件配制，其中规模较大的是祝大椿创办于上海的“源昌机器五金厂”（光绪九年，1883年）。
（2）采矿业。
光绪初年，开始出现一批民间资本经营的小型煤矿。主要有：“安徽池州煤矿”（1877年）、“湖北荆门煤矿”（1879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广西富川县贺县煤矿”（1880年）、“直隶临城煤矿”（1882年），“江苏徐州利国驿煤铁矿”（1882年）、“奉天金州骆马山煤矿”（1882年）、“安徽贵池煤矿”（1883年）等。这些煤矿大部分是在原来土法开采基础上创办的。其中，池州、利国驿煤矿具有中等规模，各有资本10万两左右，机器设备稍多，其余各矿资本一般在二、三万两左右，设备因陋就简，或仅在个别工序上使用机器。
民间资本投资金属矿稍晚于采煤业。从光绪八年前后开始，10余年间共创办了10余矿，适应着社会对金、银、铜、铁、铅等金属日益增长的需要。但是，由于民间资本不足，设备简陋，大部分矿山只使用少量机器，规模一般不大。其中，“热河承德府三山银矿”（1882年）、“福建石竹山铅矿”（1885年）、“直隶顺德铜矿”（1883年？）、“广东香山天华银矿”（1880年）等，都因集资试采不成功，不久即停业。“湖北长乐鹤峰铜矿”（1881年）、“海南岛琼州大艳山铜矿”（1887年）、“广西贵县平天寨银矿”（1889年）、“吉林珲春天宝山银矿”（1890年）、“热河建平金矿”（1892年）和“吉林三姓金矿”（1894年），则开采时间较长。当时，规模较大的金属矿是由“广东巨富”李宗岱于1883年创办的“山东平度招远金矿”，前后投资达80万两，开采区域达数县。但是，由于经营不善以及地方官府不肯支持，最终归于失败。民间资本投资重工业，仍有极大困难。
综上所述，从咸丰末年到光绪朝中期，我国机器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门类日渐增多，地域日渐扩大。其中，由封建官府倡导、支持、保护的企业获得较快发展。这些新生的机器企业尽管受到西方列强和本国封建势力的阻抑、兼并和盘剥，但它代表了社会生产发展的方向，在不断排除阻力，艰难缓慢的发展中为我国工业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中国机器工业的初步发展（1895—1919）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依恃中日《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的条款，急剧增加工业投资，使外资企业迅速扩张，在许多工业部门占据垄断地位。与此同时，清政府控制的企业得到延续和发展，有些民用企业在承办方式上发生明显变化。民间机器工业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收回利权运动时期有了显著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长足进步。
外资工业的扩张中日《马关条约》不仅使列强原先擅自在华设立的企业获得“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使它们得以急剧增加对华投资，使外资企业迅速发展。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创办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大型厂矿达136家，总资本为10300多万元，约相当于此前50年投资的13倍①。按国别划分，这136家外资企业中，英国占37家，资本4968.1万元；日本占49家，资本2633万元；德国占12家，资本768.1万元；沙俄占17家，资本664.8万元；其他国家共占21家，资本1281.3万元②。其中，日本企业大量涌入最为显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压迫暂时放松，主要表现为商品输入减少，工业投资速度趋缓，但外资企业仍在继续扩大投资，提高生产能力。
列强对华工业的投资，主要分布在煤矿、造船、轻纺工业和城市公用事业等方面-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