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山长郑光策（1755—1804）是当时福建知名的学者，讲究气节，注重经世致用之学，给他以严格教导。还有前辈学者陈寿祺（1771—1834），被称为“研究今文遗说者”，他的文章对林则徐有较大影响。
林则徐中举以后，家境仍较困难，不得不和其父一样，假馆于外，维持生计。他曾应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之聘，担任了短时期的书记（文书），以后又被福建巡抚张师诚招入幕中，司笔札凡4年。他的才华和勤奋，大为张师诚所赏识。在张师诚的帮助下，他学到不少历史掌故和有关兵、刑、礼、乐等方面的知识，为他日后成为一名精明能干的官吏准备了必要的政治和文化素养。
林则徐在21岁后两次去北京参加会试都落选了。到嘉庆十六年（1811）
27岁时，他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以二甲第四名，朝考第五名中进士，被选拔为庶吉士。在庶常馆，他致力于研习满文，悉心研究舆地、象纬及经世致用之学。嘉庆十九年（1814），授编修，嗣被派充国史馆协修。此后五六年间，他先后任撰文官、譒书房行走、清秘堂办事、江西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和江南道监察御史等职。在近10年的京官生涯里，他利用翰林院和京师丰富的藏书和档案等有利条件，更加努力研究经世之学，仔细综核“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①，一心等待机会实现自己济世匡时的志愿。
①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国朝先正事略》卷25。
第二节实现匡时济世之志嘉庆二十五年（1820），林则徐36岁，外放任浙江杭嘉湖道。从这时起到道光十八年（1838）的近20年间，他历任江南和西北、中南地区一些省的司道包括按察使、布政使等职，旋被擢任河东河道总督，以后又担任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虽然其间因故和两次丁忧有所中断，但在仕途上他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使他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他平素的主张和宿愿。
林则徐为学“实事求是，不涉时趋”，办事认真负责，讲求实际。他任杭嘉湖道仅一年，“于所属海塘水利，悉心求之”①。道光帝在接见他时特予嘉奖，认为他“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有毛病”②。此后他奉派接署浙江盐运使，又协助浙抚帅承瀛“厘革夙弊”，整顿盐政，取得了成绩，一些由他制定的规章制度一直被沿用下来。道光三年（1823）夏秋之际，他任江苏按察使时，因大雨成灾，田禾被淹，松江一带饥民人心惶惶，聚众将变，巡抚韩文绮拟调兵镇压，林则徐亲往松江，采用劝平粜、禁囤积、减缓征赋、赈济贫饿等积极措施，解救了濒于饿死的饥民，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暴动。
道光十年（1830）六月，林则徐被任命为湖北布政使，七月出都赴任，十一月调河南布政使，次年七月初又调任江宁布政使。1年多时间里，周历3省。他在这3省中，“多所兴革，凡民生疾苦，吏事废坠，人才贤否，无纤悉不知，知无不行”。在兴修水利、救灾办赈、整顿吏治等方面都作出相当的成绩，“一时贤名满天下”。以致当时“儿童走卒、妇人女子，皆以公所莅为荣。辄曰：‘林公来，我生矣’。至以公所行政，播诸歌谣，荒村野市，传之以为乐”③。这年秋天，林则徐又被调任河东河道总督。到任后，认真负责，细心查验，揭露和杜绝了不少弊端，较好地推进了治河工作，使道光皇帝不禁发出赞叹说：“向来河工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认为假如所有官吏都能“如此勤劳，弊自绝矣”①。
由于林则徐政绩斐然，道光十二年（1832）被调任江苏巡抚。这一年，林则徐48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从这时到奉派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以前的6年多时间里，前5年他在江苏巡抚任内，曾两署两江总督，后1年多时间里，升任湖广总督。在江苏巡抚任上，他与两江总督陶澍“志同道合，相得无间”②。他们采取了一些“兴利除弊”、“利用便民”的措施，处理了清代财政经济中极为棘手的钱漕、灾赈、水利、盐政、货币等实际问题，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他自奉清廉，办事公正，博得地方民众的普遍好评，被称为“好官”“青天”。
在湖广总督的1年多时间里，林则徐面临着当时国计民生中最主要的祸害——鸦片问题。他对触目惊心的烟毒泛滥深恶痛绝，“十余年来目击鸦片①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24。
②《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3页。
③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24。
①《林则徐集·奏稿》上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25页。
②魏源：《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行状》，《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11页。烟流毒无穷，心焉如■”③，坚决主张严禁。早在江苏巡抚任上，由于他的得力措施，禁烟就已取得初步成效。到了湖广总督任内，他更进一步推行严禁政策。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严禁鸦片重治吸食的奏折，五月初七日（6月28日），林则徐亦上《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拟具章程六条，提出成套禁烟的具体办法，并附戒烟药方，建议皇帝颁行各省以资推广。八月初二日（9月20日），他又上了有名的《钱票无甚关碍宜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尖锐地指出鸦片泛滥对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的严重破坏，认为如再不推行严禁政策，采取有效措施，“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①，促使道光帝下决心严禁鸦片。他在湖北、湖南两省雷厉风行地展开了禁烟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到他奉命离开武昌赴京觐见前，在湖北所获烟土烟膏即达二万四五千两，收缴烟具数千件②。林则徐不仅厉行查禁，而且立足于劝戒，定以期限，示以戒烟药方，导烟瘾者以自新之路。在严禁吸食鸦片的浩大声势下，许多吸食者纷纷自行戒烟。武昌、汉口各家药店配制的戒烟药，“无家不有，无日不售，高丽参、洋参等药皆已长价数倍”③。当时，“湖广之人，有积瘾三十年日吸一两而居然断去者，断后则颜面发胖，筋力复强，屡试屡验”④。许多吸食鸦片者在戒绝后获得新生，他们的父母妻子都对林则徐表示衷心感谢，“并有耆民妇女在路旁叩头称谢，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等语”⑤。
无可置疑的是，当道光十八年清廷在全国厉行查禁鸦片前，林则徐是所有大吏中禁烟最坚决而又取得显著实效的突出人物。
③《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71、601页。
①《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71、601页。
②林则徐：《致刘建韶》，《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③《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98页。
④《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3页。
⑤《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98页。
第三节在广东禁烟和抗英道光年间，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资本主义各国中，英国走在最前头，它为打开中国的大门，不惜以毒品鸦片为敲门砖。英国鸦片商贩在英国政府的支持和纵容下，用走私漏税等卑劣手段把鸦片烟土源源不断地偷运到中国内地。鸦片战争前，英国等输入中国的鸦片逐年激增。嘉庆二十五年（1820），鸦片输入量还是4000余箱（每箱重100至120斤），到道光十八年（1838），便增加到40200箱①。在道光帝即位后的这18年中，中国白银外流约达2亿元左右。鸦片大量输入，不仅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和劳动群众的利益，而且也极大地威胁了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引起了统治集团中相当多人的深切忧虑。在银荒兵弱的现实威胁下，道光帝鉴于烟毒泛滥将根本动摇其统治基础，便下定决心采纳了严禁鸦片的主张。
道光十八年九月，道光下令各地加紧查禁鸦片，“其贩运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体查拿，分别办理”②，并饬大学士穆彰阿等议定禁烟章程。随即降旨将主张弛禁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由正四品降为六品，即行休致，以示惩儆。九月二十三日（11月9日），召林则徐入京觐见。十一月中旬，林则徐由湖北武昌赶到京城。道光帝在八天中接连八次召见他，表示了对禁烟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对林则徐的倚重。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帝特颁给林则徐以钦差大臣关防，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在接受重任后没有多作停留。他于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39年1月8日）自北京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兼程跋涉，于翌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
禁烟，在当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内外上下，阻力都很大。当林则徐在京城受命为钦差大臣时，首席军机大臣、大学士穆彰阿对于林则徐居然得到这样特殊的政治待遇很感到意外，他为自己的权位利益考虑，不禁“亦为之动色”①。事实证明，当时林则徐面临的前景是困难重重的，除“中外柄臣，有忌阻之”以外，如同龚自珍在《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所预计的：在广州，当地官吏、幕僚、游客、商贾、绅士中，反对和阻挠禁烟者，所在必有；加上英国侵略者和中外鸦片贩子的破坏捣乱，真是艰险横陈。与林则徐接近的“京朝官、故人子弟，亦以边衅为公虑”。但是，尽管这些或者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种种阻力和破坏，都没能阻拦林则徐南行执行他的庄严使命，也没有动摇他禁绝鸦片的决心。他在临行时辞别其座师工部左侍郎沈维矫时表示：“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②表现了置生死于不顾的凛然气概。以后他在致友人信时也追述道：“戊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③但是，严禁鸦片，消除烟毒，毕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根本利①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39页附表戊。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4页。①雷瑨：《蓉城闲话》，《鸦片战争》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314页。②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24。
③林则徐：《致叶申芗（小庚）札》，《林则徐书札手迹选》，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益的正义事业，它获得全国各阶层的广泛拥护，也取得有爱国心的官吏、将领、士兵们的赞同。林则徐到广州后，在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当地主要文武官吏的积极支持与密切配合下，立足于堵绝来源。面对广东沿海鸦片烟贩猖狂走私的实际情况，他意识到仅仅是严禁吸食已不足禁绝鸦片，要根本解决问题，必须着重于遏制鸦片的输入，查禁走私。这是他禁烟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
在严禁鸦片时期，林则徐主要做了三项工作：第一，调查鸦片走私贸易情况，采取有效措施，限令外国鸦片贩缴出烟土进行具结，并将缴获的全部鸦片予以销毁，主持了虎门销烟的历史壮举；第二，组织各方面人才，搜集和翻译西方国家的书报，积极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军事、法律、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各方面的情况，开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和文化知识的先河；第三，积极加紧战备，整顿和加强海防力量，增设炮台，训练水师，招募水勇，号召民众组织起来抵御外来侵略，作各种必要的战争准备，并坚决痛击前来挑衅的英军，从而使他成为统治阶级中抵抗派的领袖。
1.严禁鸦片。
林则徐在离开北京南行途中，抓住各种可以利用的时机，通过各方面的人物，周密地调查了广东鸦片走私的有关情况和查禁鸦片的有效办法。他在行抵安徽舒城时，邀约了曾任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令的田小泉晤谈缉烟问题，虚心听取田在香山县缉获鸦片万余斤的经验；到江西赣州，又将曾任粤海关监督豫堃幕僚的郭桂船接去询问有关粤海关的情况，并通过郭向主编《粤海关志》的梁廷枏索取有关海事的文献图册，其中包括“诸国禀件禁令及沿海要隘、诸县界域道里、墩营炮械”等资料①。因此在抵达广州前，林则徐已初步掌握了外国鸦片贩子与广东海关、水师、行商等勾结舞弊的种种内幕。为了避免外国烟贩等闻风远飏，及早拘拿案犯，行至江西泰和县，他即将在京了解到的京堂科道指名陈奏发交调查的和一路密查暗访到的“所有包买之窑口，说好之孖毡与兴贩各路之奸商、护送快艇之头目”分为最要、次要两种，飞札广东布、按两司，要求迅速予以捉拿②。到达广州后几天，他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配合下，查办了历年包庇鸦片走私贪污受贿的督标副将韩肇庆，严惩与外国鸦片贩狼狈为奸的行商。
紧接着，林则徐向外商明确地宣布了他严禁鸦片的坚决意志和禁烟政策。二月初四日（3月18日），也就是他到广州城刚一星期，他即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等共同传讯了十三行行商，发给谕贴两件。其一是《谕洋商责令夷人呈缴烟土稿》，其二是《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他在指斥行商历年与外国鸦片烟贩勾结和他们所进行的种种舞弊不法行为后，责令他们转告外国鸦片烟贩遵照规定缴烟并具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指明如能不夹带鸦片，可以“照常贸易”。他庄严地宣告严禁鸦片的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③但是，那些狡猾的鸦片商开始时多数则怀疑观望，企图拖延时日不了了之，其后又在英国驻广州商务总监督义律的支持和唆使下，负隅顽抗，拒缴鸦片。
①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页。
②《林则徐集·公牍》，第47—49页。
③同上书，第56—59页。
为了打击义律和外国鸦片烟贩的猖狂气焰，制裁他们的不法罪行，以推动禁烟运动的顺利进行，二月初十日（3月24日），林则徐采取断然措施，宣布将停泊在黄埔港的外国商船先行封舱，不准装卸货物，同时撤出广州商馆的全部中国雇员和工人，派兵包围商馆，不让一个外国鸦片商逃走，并断绝商馆内外通信联系、食物和饮水等一切给养，勒令外国鸦片商必须缴出所有鸦片。在林则徐毫不妥协的禁烟措施面前，义律不得不于二月十三日（3月27日）表示同意缴出全部鸦片，第二天呈报承允缴付鸦片烟土20283箱。最后，以英商为主的外国鸦片烟贩一共缴出19187箱又2119袋①，实重2376000多斤，超过了义律承允缴出的数额。从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十五日（6月3日—25日），林则徐偕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在虎门海滩监督销毁所缴获的全部鸦片，取得了禁烟运动的第一个大胜利。
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壮举，气壮山河，它震撼了中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销烟时不仅“沿海居民观者如堵”，而且外国商人和传教士等亦获准前来参观。林则徐还当场接见了美国商人京（或译作经、金）、传教士裨治文、船长弁逊等一行，向他们宣谕了禁烟政策，说明禁烟不影响正常贸易，要他们“永远不可夹带”鸦片，“专作正经贸易”②。当时，在广州和澳门的外国人“对于钦差大臣究竟如何处理已经呈缴的鸦片，揣测颇多”，他们曾经预言这些鸦片将为林则徐等官员所中饱私吞，“有许多人曾断言中国人是不会销毁一斤鸦片的。另外有许多人深信即使真的烧烟，大部分鸦片一定会被偷去”。因此他们怀着猜疑的心情，要“亲眼看看销毁鸦片”。前面所说的美国商人京便携带女眷和传教士裨治文、船长弁逊等，驾船由澳门到虎门亲往观察，回去后，裨治文著文刊登在他主编的《中国丛报》上，写道：“我们反复检查过销烟的每一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个工作更为忠实的了。”①另一个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他写的《中国总论》一书中也说：“鸦片是在最彻底的手段下被销毁的全部事务的处理，在人类历史上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为卓越的事件。”②这样，林则徐赢得了原先对他抱怀疑态度的外国人的崇敬，甚至连他的对手和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很有意思的是，鸦片战争后几年，在英国伦敦一座专门陈列世界名人伟人的蜡像馆里，特为林则徐塑了一尊蜡像。虎门销烟三十九年后（光绪三年，1877），清朝派驻英国的第一任副公使刘锡鸿在陪同公使郭嵩焘等前往参观时记载说：“文忠（像）前有小案，摊书一卷，为禁鸦片烟条约。上华文，下洋文。”他为此发表感慨说：“夫文忠办禁烟事，几窘英人，然而彼固重之者，可谓知所敬。”③说明了虎门销烟这一气吞山河的壮举，对于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和对世界的深远影响。马克思充分注意到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他写道：“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的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最**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①《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38页。
②《林则徐集·日记》，第343页；《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56页。①《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9页。
②卫三畏：《中国总论》第2卷，第504—505页。
③刘锡鸿：《英轺纪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
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①为了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我国人民政府于建国之初在**广场建立的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其中第一幅大浮雕便是由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的伟大场面。
在厉行禁烟和虎门销烟的同时，林则徐对从事正当贸易和愿意遵照规定具结的外国商船予以鼓励，欢迎他们进港，与进行鸦片走私及抗拒具结的鸦片烟贩区别开来，坚持“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②，加以争取和分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这个正确的对策却为不明世界大局、顽固自大的道光帝所反对和否定。因而，林则徐不得不执行他所不赞成的不分青红皂白与外国所有商船永远断绝的命令。
2.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官僚，他非常注意了解和研究外国，主张睁眼看世界。
为了“采访夷情”，在到达广州后不久，他即组织了当时很难找到的几个通晓外文的人才，从外国报刊上搜集有关的资料。根据这些搜集到的资料，编译成《澳门新闻纸》。从他到广州后的两年时间里，直到后来被革职，由他组织的翻译西书西报的工作一直坚持下来没有中断过。除《澳门新闻纸》外，他还组织人力根据英国人慕瑞的《地理大全》之一部分编译整理成《四洲志》。《四洲志》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大观，它介绍了世界五大洲的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概况，成为后来魏源编纂《海国图志》的蓝本。他还组织有关人员摘译西方报刊上议论中国的各种言论资料辑成《华事夷言》；摘译瑞士人瓦特尔（或译作滑尔达）关于国际法的著作，编成《各国律例》；摘译英国人池尔洼的《对华贸易》等书。通过这些翻译成汉文的西方著述和资料，林则徐了解到不少“夷情”，并据此制定了对敌的“控制之方”。林则徐在被革职查办后给新来的靖逆将军奕山所提的建议中还特别强调说：从外国报刊书籍翻译过来的资料，“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①。他还请人翻译西方关于大炮瞄准法等武器制造方面的应用书籍，以学习外国的先进军事技术，改进和提高清朝军队的武器和作战能力，并将这个大炮瞄准法在广东防务中加以应用。
林则徐如此致力于了解“夷情”，目的很明确，是为了“尽得西人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以抵抗外来侵略。这个指导思想也就是魏源后来在《海国图志》中所概括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它对当时和后来人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指导思想划分了林则徐等一些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与一般封建官僚闭目塞听、抱残守缺的保守思想之间截然不同的界限，二者成为鲜明的对照。当时，外国人对此曾评论道：“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中国人果真要求切实见闻，亦甚易，凡老洋商之历练者，及通事、引水人，皆可探问，无如骄傲自足，轻便各种蛮夷，不加考究。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亦有他国夷人，甘心讨好，将英吉利书籍卖与中国。林系聪明人，不辞辛苦，观其知会英吉利国王第二①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8页。②《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05页。
①梁廷枏：《夷氛闻记》，第68—69页。
信，即其学识长进之效验。”①林则徐的这种努力了解和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长处，睁眼看世界的精神，在当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他是道光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崩溃之际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之开风气者。
3.加强防御，抗击英军侵略。
林则徐在进行禁烟和了解“夷情”的同时，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一到广州，就抓紧海防，积极加强军事上的防备，以对付英国的偷袭和挑衅。
虎门销烟后，义律阻挠英国商船遵照林则徐的规定进行具结，并不时发动挑衅。林则徐针锋相对，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他在亲自视察和调查的基础上，认为“英人非不可制”，相信“民心可用”。他在上道光帝的奏折中写道：“臣等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士端人衔恨刺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②因此，他在注重水师训练和招募水勇作为辅助力量外，鼓励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就号召“由民间自行团练以保村庄，或由府县雇觅壮丁以资捍卫”③。他多次发出告示悬赏，奖励人民群众勇敢杀敌，号召沿海居民“群相集议，购买器械，聚合丁壮，以便自卫。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人民各准开枪阻止”④。他赞扬沿海水上居民“渔蜑（疍）各户”勇敢善战，招募他们的水勇进行操练，并进而动员广大民众，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①。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以夜战和火攻骚扰敌船。所有这些都是一般封建官僚所无法企及的。但同时也应看到，林则徐并不可能超脱他的时代和阶级局限，在利用民力御侮这个问题上，他从封建统治阶级利益考虑是很明显的，对这些“渔蜑各户”劳动人民，他是很不放心的，认为他们这些人“贪利亡命”，“雇用此辈，流弊亦多”，不能一概信任和依靠，其所以招募他们为水勇，“系属因时制宜”，暂时利用，也是“以奸治奸，以毒攻毒”，因此对他们“权宜虽在暂时，而驾驭必须得法”。
道光十九年下半年，中英双方关系日趋紧张，义律多次率英国兵船进行挑衅。由于林则徐、关天培作了周密的防备而未能得逞。继七月二十七日（9月4日）对九龙水师挑衅遭到反击后，九月二十八日（11月3日），义律又以兵舰阻挡英国商船进港具结，挑起穿鼻洋之战。水师提督关天培奋勇督战，击中敌船，清师船亦中弹漏水。此后9天内，英舰向尖沙嘴迤北官涌山的清军阵地发动6次进攻，都被击退。这些战斗规模都不大，可说是鸦片战争的前哨战，由于林则徐事先的认真备战，中国方面一般都掌握了主动。
十二月，林则徐被任命为两广总督，接替邓廷桢的职务。这时，英国政府为维护其可耻的鸦片贸易，蓄意挑起侵华战争。翌年正月十八日（1840年2月20日），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侵华军全权正、副代表，由懿律率大小兵舰40余艘于六月初抵达广东沿海。由于广州防范严密，英舰无隙可乘，懿律与义律便率舰北上，于七月中到达大沽口外，向清廷进行威胁。七①《澳门月报》，《鸦片战争》第2册，第526页。
②《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78页。
③同上书，第881—882页。
④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72页。
①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30—31页。
八月间，被英国兵舰吓破胆的道光帝命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与英方进行谈判，表示要治林则徐重罪，为侵略者“代伸冤抑”。八月二十二日（9月17日），道光帝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办林则徐。懿律等得到上述的答复，率舰南返，等待清政府实现其诺言。
道光帝责备林则徐“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而生出许多波澜”。在封建**君主的淫威高压下，林则徐不得不自请“从重治罪”①。然而他自信是做得对的。他致书怡良，表示“徐不敢不凛天威，亦不敢认罪戾，惟事之本末，诚不得不明白上陈耳”②。八月二十九日（9月24日），他在《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中，坚持必须严禁鸦片的主张，申述了“鸦片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的种种理由；驳斥了投降派所鼓吹的“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即战争的发生是由于严禁鸦片的谬说。他指出：“盖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鸦片获利之重。”说明英国发动侵略战争，是为了以此“试其恫喝”，以“冀得阴售其奸”。末了，他要求道光帝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戴罪前赴浙省，随营效力”。林则徐的这些说明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他请求到前线“随营效力”是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的表现，是应当得到支持的。然而，道光帝给他的“硃批”答复却是：“无理，可恶！”、“一片胡言”①。九月初八日（10月3日），林则徐和当时已调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同时被革职查办。
①《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2—883页。
②林则徐：《致怡良》，《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第133页。
①《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3—885页。
第四节遣戍伊犁当林则徐被“奉旨革职”的消息传开以后，“连日铺户居民来攀辕者填于街巷”，他们向林则徐赠送靴、伞、香炉、明镜和颂牌等物品，以表示他们拥戴的心情。就林则徐日记里不完全的记载看，当时士绅商民呈送的颂牌，自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的四五天时间里，即达52面之多，其中题词有：“民沾其惠，夷畏其威”、“仁风其沐，明鉴高悬”、“恩留东粤，泽遍南邦”、“明察秋毫，忠心对天”，还有“威慑重洋”、“民怀其德”、“德敷五岭”等等。这些题词高度评价了林则徐的政绩和反抗外来侵略②。这一情况，外国人也看得很清楚。一个参加侵华战争的英**官在他的《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写道：“若说林公虽然不为皇帝所喜，但是他却很受他新近管治人民的爱戴，这对于林来说，只是公道而已。他的最大死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过。在中国的政治家中，这种情形是闻所未闻的。”③尽管林则徐冤枉地受了皇帝的惩罚，但是人民拥护他，公道自在人心。此后半年间，林则徐和邓廷桢（也奉命回广东等待查办）都以待罪之身滞留广州。这时，林则徐虽然处于无权和逆境中，但仍密切关心时事，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有助于抗英的事。沙角、大角炮台失陷，陈连升等英勇战死后，林则徐与邓廷桢认为“再难坐视”，怀着焦急的心情要求琦善分配给他们适当工作，结果为琦善拒绝。虎门失守，关天培壮烈牺牲，林则徐感到无限痛心。他与邓廷桢曾催请琦善发兵增援，仍遭拒绝。他对琦善自毁长城，“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等种种倒行逆施和对英国侵略者一味妥协的行为十分不满。在家信中，他以极度的愤慨沉痛地写道：“此次大败（指虎门之战），皆伊所卖，岂尚能追溯缴烟之事乎？”①因此，他积极支持怡良揭发琦善的卖国罪行。义律咄咄逼人的进攻，使他感到担心。为了保卫广州，他自己捐资招募壮勇。琦善被革职押解返京查办后，他又先后向署两广总督怡良和新任两广总督祁■、靖逆将军奕山提出关于加强战备和要注重调查研究敌情等积极建议，还向奕山介绍造船的经验。但奕山和祁■都没有很好采纳他的意见。
在林则徐的一再恳求和两江总督裕谦、闽浙总督颜伯焘等的再次荐举下，道光帝终于同意派遣林则徐以四品卿衔赴浙江前线协助裕谦抗战。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三日（1841年5月3日）离广州前往浙江，深入到浙东沿海前线镇海一带，积极参加前线的军事防御，考察各地炮台，修筑工事，研制大炮、战船等，并将自己在广东搜集到的和进行研究的制炮技术以及8种战船图样交给龚振麟等技工人员作参考。
然而，正当林则徐在浙江沿海前线积极进行抗击英国侵略者的筹防事务时，这年的五月二十五日（1841年7月13日），从裕谦那里转来道光帝对林则徐的遣戍命令，革去林则徐的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林则徐在接到遣戍令后的第二天，即离开镇海踏上赴戍的路程。七月初，他在江苏京口（今镇江）会见魏源，委托魏源将《四洲志》加以修订扩充，这便是后来刊行的《海国图志》。当他抵达扬州时，又奉旨折回，赴河南祥②《林则徐集·日记》，第372—374页。
③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146页。
①《林少穆先生家信摘录》，《鸦片战争》第2册，第565页。
符河工工地襄助王鼎办理堵口工程。经过半年的辛苦治理，开封附近的黄河堤岸决口胜利合龙。但道光帝违反了以功赎“罪”的成例，仍命令林则徐继续赴伊犁戍所。
林则徐怀着报国无门的极度悲愤心情踏上戍途。一路上他写下了大量的诗篇，抒发自己爱国忧时的情怀。他深切地关注着东南沿海抗英战争的进展情况，条条战讯都牵动他的心。至于个人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他都把它埋在心底，高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安慰家人“莫心哀”。随着行踪的西移，与战场的距离越来越远，他忧国的情思也就越来越强烈。奕经浙东溃败，他不胜扼腕；镇江失守，他“滋切愤忧”①；英舰长驱直入长江后的局势更使他无限悬念。他在致友人信中痛苦地表示自己的心情说：“自念一身休咎死生，皆可置之度外，惟中原顿遭蹂躏，如火燎原，侧身回望，寝馈皆不能安。”②在抵达伊犁前，途经各地，他必探听战局的发展讯息。他虽身遭放逐，但爱国之心不已。
从河南重赴戍途起，经过将近10个月的长途跋涉，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1842年12月10日），林则徐终于抵达西北边防重镇的伊犁戍所。林则徐在新疆整3年间，前两年主要在伊犁惠远城，后一年则奉命赴南疆各地查勘新垦地亩，奔波于广阔的荒野与戈壁滩。
在伊犁戍所期间，林则徐在起初相当长的时期里，身体很不好，但仍时时关心国事。他通过阅读过期的京报和新疆地方档案资料，了解了不少国家时事和地方上的边防、屯田垦殖、水利、边疆史地等情况。在伊犁后一段时间，他向伊犁将军布彦泰申请捐资兴办惠远城东阿■苏废地垦务。他的认真负责和精明干练，得到布彦泰的高度赞赏。布在给道光帝的密奏中，认为林则徐是他“平生所见之人”中，“实无出其右者”的“有用人才”，要求道光帝予以“弃瑕录用”①。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林则徐被派遣去查勘天山南路诸城所垦荒地。此后将近1年时间，他仆仆风尘，遍历新疆十城，行程兼及天山南北的广袤地域，经他丈量查勘的垦地，不包括后勘的哈密垦地，面积约达70万亩。在此期间，他特地乘赴喀什噶尔之便，专门拜访领队大臣开明阿和换防镇军丰伸了解西部边防的情况，寻找去过境外中亚诸国的“回子”，“译询卡外各国夷部地土风俗”②，一路上他还注意各族人民的生活，倡导兴修水利，改进推广坎儿井（后被当地人民称为“林公井”），教民制纺车、织布，为新疆各族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赞扬和怀念。
通过对边防的了解与实地开垦、查勘，林则徐认识到最重要的是应把垦务与巩固边防密切地联系，也就是说，招民开垦是为了充实边地。他在南疆各地深入基层的实地查勘中，对边疆各少数民族的苦难有了较多的体会，“亲见其居处饮食之苦，男女老幼之愚，实在可怜”①。经过查勘后，他向布彦泰和道光帝建议，将这些垦地发“给回民耕种”。这也是林则徐的筹边思想。正是由于林则徐能较正确地看待新疆的各少数民族，恰当地处理汉族与当地①林则徐：《致刘建韶札》，《林则徐书札手迹选》，第34页。
②林则徐：《致姚椿、王柏心》，《林则徐信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①《鸦片战争》第3册，第512—513页。
②林则徐：《乙巳日记》，《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页。①林则徐：《致汝舟》，《林则徐信稿》，第138页。
其他民族的关系，促使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友好团结，有利于新疆边防的巩固。林则徐在被遣戍新疆的3年，通过他勤于调查和对边境的实地了解，对沙俄侵华野心有了感性的认识。他认为：“予视俄国势力强大，所规划布置，志实不小将来必为大患，是则重可忧也。”②在度过3年流放生活后，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1845年12月），林则徐在哈密被“赐环”，以四五品京堂回京候补。进京途中又被授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随即又被正式任命陕西巡抚。在此后1年里，他在甘肃、陕西镇压藏民、回民和刀客的抗清斗争。道光二十七年（1848）调任云贵总督，翌年以办理“回务”有功，被加以太子太保衔，赏戴花翎。在云贵总督任上，他整理了云南矿务，主张“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开采银矿，并对铜矿主张维护“放本收铜”的政策。
这时，林则徐已年老多病，有“决然求退”的想法。道光二十九年（1849）八月，在林则徐的一再恳求下，道光帝批准他开缺回籍，就近调治。九月，他自云南昆明动身，途中经江西南昌稍有停留，于翌年三月初返抵福州原籍。林则徐回到福州时，正是福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入城斗争高涨之秋。
这一年，英国传教士进一步强行进据乌石山的神光、积翠二寺，激起福州爱国绅民的强烈反对。林则徐回乡后，便与当地士民共同商讨驱逐侵略者的办法。为加强海防抵御能力，他抱病乘船至闽江口的五虎礁和闽安、长门等要塞察看形势，修筑炮台，并向地方大吏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畬提出调兵、演炮、募勇等积极建议。由于刘韵珂、徐继畬等当权者主张对外妥协，与林则徐意见不合。当刘、徐正准备对林则徐反侵略的爱国行动加以“破坏和局”罪名进行中伤时，恰因清廷拟起用林则徐，他们得知风声而悄悄中止。十月初一日（11月4日），林则徐收到新即位的咸丰帝授他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正在兴起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命令。他带病仓促启程，十月十九日（1850年11月22日）行至广东潮州府普宁县逝世，终年66岁。
②欧阳昱：《见闻琐录后集》卷4，同治四年刊本。
第二章龚自珍魏源清道光年间，中国社会急剧地发生着变化。龚自珍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末世向近代社会转换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的重要影响越来越被日益觉醒的人们所认识。正如梁启超所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盦文集》，若受电然！”①这一变革时期产生的另一个杰出人物是与龚自珍相齐名的魏源。作为龚自珍的好友和同道，他们生活在同一时期，共受今文经学影响，都猛烈地抨击封建末世的黑暗，主张改革，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龚自珍的特点在于以“但开风气不为师”标榜，对旧的社会现象和士林风气进行了最早、最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其锋芒所向，主要在封建社会内部。鸦片战争爆发后1年，龚自珍即逝世，在新的时势面前，发展改革思想的旗帜便由亲历了鸦片战争硝烟的魏源继续高举。他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开辟了反抗外国侵略、学习西方文明的新方向。
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54页。第一节龚自珍生平事略龚自珍，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1792年8月22日），卒于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1841年9月26日）。他出身于一个仕宦的书香门第，祖父龚敬身为乾隆进士，曾任内阁中书、知府、道员等官；父亲龚丽正为嘉庆进士，曾任知府、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等官，是乾嘉时著名训诂学家段玉裁的门生和女婿；母亲段驯，在当时也颇有文名，著有《绿华吟榭诗草》。龚自珍从小受到经学和举业的熏陶，8岁便读《登科录》。
嘉庆七年（1802），11岁的龚自珍随父亲来到京师，先师事建德贡生宋??文暧炙嫱庾娓付斡癫醚?啊端滴摹罚?邮芰搜辖鞯难第?盗贰?4岁即考究古今官制，撰有“汉官损益”等文。岁开始通读《四库全书提要》。他不满足于私塾之学，曾逃到附近的法源寺去读书。21岁时，龚自珍由副榜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未几，又随父往徽州任官，参加了《徽州府志》的编撰，负责修撰“人物志”，并创立“氏族表”，初步显示了才华。然而，他的科举仕途却坎坷不平，27岁考中举人，以后五次参加会试考选进士，都落榜不第。十几年中，他随父亲升迁调任，往来于直隶、江苏、安徽一带，出入官场，目睹吏治的黑暗**、贪污横行。这些人间不平事与他胸中积聚的怀才不遇悒郁心情屡屡撞击，进发出改革弊政的思想火花。
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徒攻入皇宫的巨变震惊了朝野，嘉庆皇帝也不得不下“罪己诏”，然而同时却把责任推在群臣身上，斥责他们寡廉薄德。龚自珍借此机会，撰成著名的《明良论》，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对君权**进行抨击。他指出，**的原因首先在于皇帝视臣下如犬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耻，只知朝夕长跪，只知追求车马、服饰，以言词取媚君上。在这种制度下，“官愈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益工”①。入骨三分的针砭，令外祖父段玉裁阅后又惊又喜，他欣然加墨批点：“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他欣慰地说“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憾矣！”②这一时期，龚自珍诗文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甚至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③。龚自珍这一时期的政论文章，揭露重于说理，感情重于理性。他需要更深刻的思想理论来阐明自己的思想主张。
嘉庆二十四年（1819），28岁的龚自珍会试不售，在京师与魏源一起师事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今文经学本是西汉的一个儒家学派，他们以五经推测人间祸福，以微言大义解释统治权术，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在诸经中尤重《春秋公羊传》。古文经学则相反，注重铨释词义、训诂名物，不问政事，在诸经中推崇《周礼》。自魏晋以降，今文经学一直无立足之地。①《龚自珍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页。
②同上书，第36页。
③张祖廉纂：《定盦先生年谱外记》，《龚自珍全集》下册，第648页。然而到了清中后期，作为对乾嘉汉学埋头考据、脱离实际的一种挑战，今文经学开始复兴，首倡者为庄存与，刘逢禄是他的外孙和学生。龚自珍从刘逢禄讲述的今文经学那里找到以微言大义、托古改制的形式来阐发自己改革思想的理论根据，他兴奋地在诗中吟道：“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①从此，他便以今文经学家的继承者自许，“但举大谊，不为巵词矣”。
嘉庆二十五年（1820），龚自珍会试再度落第，以举人挑选为内阁中书。从道光元年起，又任国史馆校对等官职，先后十几年。其间，他阅读了内阁丰富的档案和典籍，勾索旧闻，探讨历代得失，以后又参加《大清一统志》的修撰，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
道光九年（1829），38岁的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他在殿试对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新疆平定张格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②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在历任京官的20年中，龚自珍虽困阨闲曹，仍屡屡上书，指斥时弊，但都未被采纳，甚至被同僚视为“痼疾”。这一时期，他也撰写了更加成熟的一些政论，如《乙丙之际箸议》、《大誓答问》、《古史钩沉论》等，讥刺封建官僚的昏庸。
在京中，与龚自珍密切交往的好友，除了魏源等常州学派的师友外，还有不少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如姚莹、汤鹏、张际亮、黄爵滋、包世臣等。他们常常在诗酒酬唱、赏花观月的聚会中抒发自己救时补弊的情怀。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湖广总督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龚自珍极表支持，作《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建议严惩烟贩，积极备战，并表示愿随同南下，共事禁烟。
由于龚自珍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道光十九年（1839）春，他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于四月二十三日（6月4日）离京。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首。
道光二十一年（1841）春，龚自珍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三月，父亲龚丽正去世，龚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夏末，他曾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准备辞去教职，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的战斗。但八月十二日（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年仅50岁。
政治思想龚自珍的思想在政治、学术、经济、文学诸方面，都起到了振聋发聩、开一代风气的作用，其中尤以他猛烈批判封建黑暗、鞭挞混浊士林风气的政治思想最为激奋。
①《龚自珍全集》下册，第441页。
②吴昌绶：《定盦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下册，第618页。
嘉庆、道光年间，虽已内尽隳坏，但官僚地主、士子文人却还沉醉在“盛世”的迷梦之中，文恬武嬉，歌舞升平。龚自珍以锋利的笔触，挑破了欺人外皮，无情地挤压着内中的污秽。他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指出，嘉庆以来国势陵夷，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了：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①然而，在这样危翳四伏的社会里，高踞于统治阶级庙堂之上的又是些什么人物呢？久居官场、出入士林的龚自珍看得很清楚：京师和地方到处充塞着昏庸卑劣之徒，他们只知道升官发财、封妻荫子。这些丑类互相勾结，盘根错节，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恶势力。在他们控制下，“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②，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幅豺狼当道，正气不伸，鸦雀无声，黑暗凄凉的景象。龚自珍还指出，另一个使人才被压抑、摧残的原因是官场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和专重八股的科举制度。朝廷取士全看代圣贤立言、脱离实际的八股时文，因为内容空疏无以见高下，便用楷法工整作标准。一个有幸得中的士子又面临着以岁月的累积决定升迁的漫漫之路。自庶吉士至尚书，大约需30至35年，至大学士又需要10年，这时身膺重任的一品宰辅“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疲矣”，“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③，就像官府门口的石狮子，徒有其形，相向而坐。为了表示愤慨，龚自珍毅然将自己耗尽“华年心力”的2000篇八股文付之一炬。他尖刻地嘲笑，“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书法也！”在这样的恶势力和制度的束缚下，整个社会各阶层都在倒退，思想窒息，人才枯竭。以至到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的地步①。目睹这种衰世颓败现象，龚自珍晚年悲愤地呼出自己的心声：“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②他大胆地预言，一场大的动乱为期不远了。果然，在他去世的前后几年，鸦片战争的战火和太平天国的风雷便无情地冲击着这个衰朽的皇朝。
在龚自珍的政治思想中，闪耀着特异光辉的是：揭露、批判**现象的矛头已经触及到了君主**制度。他斥责封建帝王为了树立自己“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淫威，“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③。在这种威胁利诱之下，士大夫养成阿谀奉承的习气，“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④因此，政事日坏，人才日鲜，也就是必然的了。龚自珍的揭露，实际上已把社会黑暗的根源归结于封建君主**。尽管他的认识还不具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的要求和意义，但他这种大胆淋漓的揭露，对后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每每①《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06页。
②《尊隐》，《龚自珍全集》下册，第88页。
③《明良论三》，同上书，第33页。
①《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6页。
②《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下册，第521页。
③《古史钩沉论一》，《龚自珍全集》上册，第20页。
④《明良论二》，《龚自珍全集》上册，第31页。
有启迪作用。
龚自珍是一定时代和社会阶级的代表人物，时代和历史的进程，向中国封建社会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作为这种时代社会要求的反映，龚自珍在揭露和抨击衰世弊政和士林风气的同时，还提出了救时补弊的改革主张，他大声疾呼，“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奈之何不思更法？”并提出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淘汰冗员，将八股改为策试，加强大臣的权力，兴修水利等等。但是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使他突破封建制度的门槛和地主阶级的局限，只好把这一切寄托在希望出现的圣君身上，劝说皇帝自动改革。由于他的企求仍建立在补救旧制度之上，因而其改革思想较之对旧制度的揭露和鞭挞颇为逊色，一系列具体主张也不外乎前人早已唱过的老调。
面对“外夷”强陵的时势，龚自珍产生了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和林则徐、黄爵滋一起主张严禁鸦片；建议林则徐赴广东禁烟，“火器宜讲求”，“多带巧匠”，“修整军器”。并申明这场反侵略自卫战争的正义性质：“此驱之，非剿之也”，“此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而不是畏缩颟顸之流诬蔑的“开边衅”①。龚自珍对鸦片战争的发展态势很有预见，据记载，直隶总督上奏请裁撤天津水师，“谓无所用，岁计费且数十万，上可其奏”。龚自珍闻知，急上书万言，“言不可撤状”，但不为所用。两年后，英**舰果然北上攻打天津，“人始服其先识”②。龚自珍对西北边疆也十分关注，曾协助历史地理学家程同文、徐松修撰《会典》“理藩院”一门，在研究西北山川地理、部落源流的基础上，较早地提出在新疆设省，开垦移民，防止外国殖民者入侵。龚自珍的早逝，使他的抵御外侮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内容中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学术思想龚自珍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利用了“今文经学”这个旧的形式，使之与“经世致用”相结合，成为他关心国计民生，批评时政、改革社会的武器。
龚自珍并非清代今文经学兴起的首倡者，他之前已有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几代学人。庄存与生活在封建危势渐露的清中期，再度提倡汉代应变的公羊思想，企图以此调整旧的社会秩序，但他主要还是一个经学大师，与现实政治尚保持一定距离。刘逢禄虽然强调何休的“微言大义”，使公羊学逐步和实际相结合，由此可能引申出改制变革的新意，但他们都未脱出汉代以来今古文经学传统斗争的窠臼。龚自珍自幼吮吸的是清代占统治地位的乾嘉汉学浓郁空气，但面临腐朽颓败的社会现实，他对社会的认识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从而对今文经学的《春秋公羊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封建末世的社会危机感和挽救这种危机的责任感，使他毅然离弃和抨击脱离现实的考据汉学和宋明理学，“言生平恶《周礼》”，指斥“著书只为稻粱谋”，“至竟虫鱼了一生”的迂腐学风。他认为，道和学、治，本是一体。得天下者为王，佐王者为宰、卿大夫，交租税者为民，民之有识者为士。王、宰、卿大夫与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①《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70页。
②《龚自珍研究资料集》，第342页。
则一而已矣”①。这种把经学和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的认识，在清代今文经学中是一个新的发展。同时，龚自珍对汉代以来旧的今文经学也进行了改造和批判。
龚自珍十分强调人的作用，他批判董仲舒“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的公羊学天人感应论，指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而人也是“自造”，“非圣造，非天地造”①。极力主张破除对自然现象的迷信和神秘观念，反对用今文经学对人间灾异作穿凿附会解释：“最恶京房之《易》，刘向之《洪范》，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建议根据钦天监中历来彗星运行的记录档案，研究其规律，撰成一书，“可以摧烧汉朝天士之谬说矣”②。他打破了由来已久的今古文经学森严门户的拘束，吸收了“六经皆史”观点，认为《易》、《书》、《春秋》等，都是“卜筮”、“记言”、“记功”之史，从而将今文学家眼中涂有神秘色彩的诸经，还原为社会历史的记载。龚自珍虽然以服膺今文经学相标榜，但实际上他与汉代董仲舒诸人已相去甚远，既不主张寻章摘句、考据训诂的汉学，也不主张以谶纬迷信附会臆说的公羊学，而是用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去阐发经世致用思想。在这个宗旨下，他又提出了朴素的辩证思想。
龚自珍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③。制度和朝代一样，都是新旧更替，不断变革的，已经陈旧过时了的制度、政令如果不自行改革，就必然被新势力强制改革所代。他引申了公羊三世说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把社会历史解释为“治世——乱世——衰世”三阶段。从经世致用思想出发，他明确指出，当时的社会是“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必须对种种丑恶黑暗的现象和制度予以揭露和改革。但是，究竟怎样改革，他却找不出明确的答案。尽管龚自珍是那个时代、那个营垒的佼佼者，但他毕竟要维护封建阶级的根本利益，这种立场的限制，就使他的辩证思想仍然跳不出封闭的循环的圈子。他说：“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只承认现象的变异而否认质的变化，因此事物最终还要回复到原始的状态。这种认识反映在政治态度上，即是一方面对**现象嫉恶如仇，一方面又主张“风气之变必以渐也”。在抨击腐恶、开通风气斗争中表现为勇敢的猛士，在传统儒学和封建根本伦常面前却表现得迷惘和怯懦。这样，笃信今文经学的龚自珍，晚年又“犹好西方（佛教）之书”，校雠佛经，撰《龙藏考证》等。这种矛盾交织的现象，说明他在经世致用、开辟新路的挫折中，“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只好向域外去寻求一些精神安慰和解脱了。
经济思想龚自珍的经济思想，是其政治思想在经世致用过程中，思索衰世之源和寻觅救世之方的反映。
他看到了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严重贫富不均现象，揭露了清统治者对人民①《乙丙之际箸议第六》，《龚自珍全集》上册，第4页。
①《壬癸之际胎观第一》，《龚自珍全集》，第12页。
②《龚自珍全集》，第346页。
③《上大学壬书》，《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19页。
血汗的无止境榨取，谴责开捐例、加赋、加盐价等政策是“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痛斥官僚大吏只知以苛捐杂税中饱私囊，致使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农村经济严重破坏，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透过种种社会经济凋敝现象，龚自珍力图从社会财富分配方面去寻找动乱之由。他在《平均篇》中指出：“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①这里，他能够觉察到封建社会的兴衰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否平均，并且觉察到由于分配不均而形成的贫富悬殊和社会矛盾，力图从经济根源上寻找皇朝治乱和新旧更替的原因，这无疑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是，他对造成严重贫富不均现象的进一步分析，则陷入了主观意识决定论，他把这种现象归结于“人心亡，世俗坏”，因而官吏贪污无忌，商人“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不可能揭示封建制度的本质。所以，龚自珍头脑中的经济改革主张只是调整贫富悬殊的较大差别，保持“小不相齐”，防止“大不相齐”，即“富贵者，天所以待王公大人君子”，统治阶级按其等级地位，应该占有较多的财富；“贫贱，天所以限农亩小人”，被统治阶级居于贫贱也是合理的，企图用调和的办法去缓和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具体到土地分配上，他在《农宗》一文中提出以西周宗法制度来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办法，将宗法组织中的成员分为“大宗、小宗、群系、闲民”4个等级，按此进行土地多寡的分配。这种以复古的办法来解决农民丧失土地、沦为流民的现实，显然是虚幻的。龚自珍一方面对土地兼并的积弊强烈不满，一方面又苦于公羊学的空洞，在古代经书中既找不到解决实际问题的典章制度，在自己头脑中又设计不出重新规划社会秩序的有效方案，于是也像以前的今文经学家一样，只好从古文经《周礼》中向回归上三代社会那里去寻找出路。然而这是一条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不通之路。
任何先进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是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反映。尽管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但到了龚自珍时代，商品经济在中国，特别是在江南地区仍然有了某些发展。晚年的龚自珍，也由早期重农抑商思想开始向较为重视商品经济转化。他改变了商人是破坏社会经济因素的看法，提倡发展蚕桑木棉等商品原料生产，主张“且仿齐梁铸饼金”来抵制外国银元，并建议林则徐在抵御外侮的同时，发展有限的“互市”。当然，在中国社会自然经济受到外来冲击之前，龚自珍的经济思想内容是比较浮浅的，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也是出于直观的现实感受。他的建立在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原则下的平均思想，其积极意义在于尖锐地揭露了这种制度造成的“贫者日相倾，富者日愈壅”的社会现象，并从经济上寻找社会危机的原因，向统治者发出了“丧天下”的严厉警告。
文学成就龚自珍的文学成就，如同其政治思想是鸦片战争前夕这个变革时期的产物一样，也以新的内容和风格在封建末世独放异彩。
他写成于南归旅途中的《己亥杂诗》，是中国诗史上罕见的大型组诗，总结了几十年来师友交游、仕宦沉浮、著书倡说的经历，也是对沿途所见社会凋敝、民不聊生景况所发的感慨。他的诗有意境清新、词语瑰丽、高言快①《龚自珍全集》上册，第78页。
语的特点，不过使他的许多诗作不胫而走，备受推崇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它对社会腐恶现实的无情鞭挞，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和激赏。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①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津梁条约遍南东，谁遣藏春深坞逢？不枉人呼莲幕客，碧纱■护阿芙蓉。②这些慷慨、悲愤、掷地有声的炼句，深深地打动了迷惘而又不甘沉溺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意绪，喊出了久被压抑的人们的心底之声，因而使他的诗歌从清代诗坛王士祯“神韵说”、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里说”等专重形式的樊笼中冲跃出来，被后世誉为“三百年间第一流”。龚自珍的诗歌在艺术和思想、形式和内容的融合上，展示了一个新的境界，成为晚清现实主义诗歌的开创者。
龚自珍生活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他的思想在政治、学术、经济、文学等方面都反映出了对当时人间痼疾的强烈不满和深沉忧虑。经世致用、治国安邦的抱负，促使他以开通风气、扭转颓世为己任，然而，重重的羁绊，黑暗的闸门，又使得他徒有雄心，无所用事；阶级的局限和传统思想的缠绕，更使得他实际上提不出改革时弊的有效办法。这种有志救国、无力回天的苦恼和四处碰壁仍奋击不止的生活实践，用他自吟的两句诗概括就是：“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一事平生无■帱龁，但开风气不为师”。还没有等到鸦片战争结束和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这位近代改革的先驱者就与世长辞。
①《咏史》，《龚自珍全集》下册，第471页。
②《已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下册，第509、517页。
第二节魏源广泛问学魏源，原名远达，字默深，又字墨生、汉士，晚年因信佛，自称“菩萨戒弟子魏承贯”，湖南邵阳人，生于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卒于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年3月26日）。其父魏邦鲁曾任江苏海州惠泽司巡检、宝山县主簿等地方佐杂官，管理刑名、钱粮、水利等事务，受到历任布政使林则徐、贺长龄、梁章钜和巡抚陶澍的好评。这对魏源后来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响，也使他能较早地结识一批当时较为注重国计民生的疆臣。
魏源七八岁时入私塾学习，读书十分刻苦，每至通宵达旦仍不释卷，自幼沉默寡言，常独坐深思。15岁时考中县学生员，开始潜心研习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的心学。嘉庆十八年（1813），他20岁，举为拔贡。次年，又随父亲魏邦鲁入京。在北京，他被延馆于侍郎李宗瀚家，结识了京师当时各种学术流派的名士，先随胡承珙学习汉学，又师事姚学塽究心宋学，同时仍常常向在湖南时选拔他为贡生的座师汤金钊请教王阳明心学。广泛的求学，刻苦的钻研，使魏源很快名满京师，名士醇儒相与交纳。嘉庆二十四年（1819），他考中顺天乡试副贡生。道光元年（1821），再赴顺天乡试，却仍被抑置副贡生。这个时期，魏源一面为自己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一面也在不断探讨治国安邦的学问。
讲求经世致用，批判时弊道光二年，魏源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中顺天乡试举人。不久，他赴古北口受馆于直隶提督杨芳家，并考察山川关隘。道光五年（1825），他被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为幕宾，编辑清代经世致用文章集大成的《皇朝经世文编》，“遂留意经济之学”。巡抚陶澍是一个注重国计民生的名臣，也常常和他商筹海运水利等政事。
魏源少龚自珍两岁，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岌岌可危的衰世同样刺痛着他的忧国忧民之心。作为幕宾，通过治民理案，得以体察社会，从而使他对社会危机和官场积弊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
痛感时世**的同时，魏源开始思索世道日衰的原因所在。他在京求学之时，正值清代今文经学崛起，便拜在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门下，研习《公羊春秋》。在那里，魏源结识了龚自珍，两人都为刘逢禄所激赏，常常在一起切磋古文辞，探讨实学。
道光六年（1826），魏源与龚自珍同赴礼部试。刘逢禄适为会试同考官，得浙江、湖南两卷，“经策奥博”，认为必是龚、魏，极力推荐，但他们还是落第了。刘逢禄感慨万端，于是作《题浙江湖南遗卷》诗以表痛惜，但从此世以“龚魏”并称二人。
同龚自珍一样，魏源对乾嘉之际沉迷于训诂考据、繁琐无用的学风十分反感，他尖锐批评道：“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争治训诂音声，爪剖釽析”，他们将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的经世致用之学摒于经学之外，却以专事寻章摘句来“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①。为了纠正这种学风，并从根本上否定这种风气赖以流行的护身符，魏源从今文经学的角度对一些被清代汉学家奉为神明的经典提出大胆质疑。在《诗古微》中，他指斥《毛传》和大小序皆系晚出伪作；在《书古微》中，他认为马融、郑玄之学都出于伪作的杜林《漆书》，提出古文《尚书》是否存在尚有疑问，被视为“阎百诗以后第二重公案”。魏源认为，《六经》并不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只是“网罗放失，纂述旧闻，以昭代为宪章，而监二代之文献”②。既然上古三代与后世的天地人物都不同，法令和制度也都随之发生变化，那么就不能泥守古法，必须变革。他举出了从唐代租庸调至两税法，再到明代一条鞭法的一系列赋税制度变化，来说明“变古愈尽，便民愈甚”③，改革越彻底，进步就越显著。这种建立在历史进化论之上的改革思想，较之龚自珍又深入了一步。经学发展到龚、魏手中，开始摆脱了繁琐无用的学风，逐渐与通经致用、改革时弊结合起来。
魏源还猛烈抨击了使士林醉心于功名利禄的八股科举制度，他讥讽这种考试的结果，“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的“科举兔册”④之人来遍任六官之职，治理四方之民。针对嘉道时期专以楷法工整取士的科举制度，他在诗中辛辣地嘲笑：小楷书，八韵诗，青紫拾芥惊童儿；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从此掌丝纶，从此驰鞀铎，从此考枢密，从此列谏官，尽凭针管锈鸳鸯雕虫竟可屠龙共，谁道所养非所用！①尽管他厌恶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但又只能通过这个途径获得一个官职，来实现自己经世致用的抱负。因此，他仍不断地参加会试。
参与盐务、漕运、治河的改革道光八年（1828），魏源以举人捐资为内阁中书舍人，在阅读内阁史馆如“掌故之海”的典籍档案中，他积累了大量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为以后著史理政奠定了基础。道光十一年（1831），魏源以父丧居乡3年。赏识魏源经济才干的两江总督陶澍，延请魏源入幕协助改革盐政。直至鸦片战争以后，魏源在盐务、漕运、治河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并进行具体的尝试和努力。
清代盐的生产和运销，一直由官府垄断。长期以来，盐官和官准的场商、运商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特权集团。官僚管理的亏损，对皇室的报效，贪官奸商的中饱，都转移到盐的生产者、消费者身上，造成盐价昂贵、产销停滞的严重积弊，致使私贩蜂起，清廷虽以严刑缉私，也缉不胜缉。魏源清楚地看到了垄断的症结，提出改行“票盐”制度的方法。由商人向官府交纳一定的盐税后，官方便发给盐票，凭盐票可以自由买盐、自由贩卖。这样减少了中间环节各级官吏的层层盘剥，“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①《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8页。②《国朝古文类钞叙》，《魏源集》上册，第228页。
③《默觚下·治篇三》，《魏源集》上册，第48页。
④《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7页。
①《都中吟》，《魏源集》下册，第675—676页。
运之商”①，所以盐价降至一半而商人仍有利可图，私贩自然不禁自灭。魏源的主张被陶澍采用后，果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每年“倍额溢课数十万”②。此后的历任两江总督陈銮、林则徐、璧昌、李星沅、陆建瀛等，遇有盐政要务，都常来与魏源商议。
水灾频仍，黄河泛滥，是清朝统治者深感头痛的问题。“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可是河患依然如故。魏源认为，河患水灾有来自自然的一面，更重要的还在于**，即治河官吏的侵蚀河工经费、地方豪强的垄断水利。所以，“欲兴水利，必除水弊。除弊如何？曰：除其夺水夺利之人而已”③。魏源还认为，过去治理黄河的方法也不对头，“下游固守，则溃于上；上游固守，则溃于下”④。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济于事。他主张因势利导，使黄河人工改道，北流入海。指出这是迟早会发生的自然趋势，而以人力预先改道为上策，如果等待黄河一旦崩决，自然改道，则后果不堪设想。魏源的这两种见解，在当时都无法实行。官吏贪污是封建官僚制度的必然产物，无法根除。而在道光咸丰衰世，即使一次小的整顿也困难重重。黄河人工改道，工程浩大，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清廷也无暇及此。鸦片战争以后，魏源在出任兴化知县等地方官时，又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在小范围进行了水利治理。兴化境内临近运河和高邮、洪泽二湖，时有涝灾。一次，高邮湖将决，他亲率民卒护堤保稻，“冒风雨伏堤上”，以致“目赤肿如桃”，终于保住了大堤，百姓遂将当年收成称为“魏公稻”①。治水过程中，魏源撰写了筹河、水利、堤防等文多篇，见解虽好，然而生逢末世，终不为所用，使他的才能得不到发挥。魏源临终前二年的咸丰五年（1855），黄河果然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于铜瓦厢大决口，改道入海，给下游人民造成惨重损失。漕运，是当时又一积弊。自明清以来，南粮北运一直通过运河，朝廷设有漕运总督等一系列官员进行管理。至晚清，由于各级官吏把持盘剥、地方豪强敲诈勒索日形严重，弄得怨声载道。魏源看到漕运之弊已是积重难返，便主张改为海运，由商人承办，不再以官府垄断。他指出，海运不经河闸，不经层层中饱和馈送，有四利、六便，对国家、人民、吏治、商人均有好处。他进一步指出，商人办海运，可以把江浙之货附于漕船，运往北方，将促进南北物资交流，使物价下降，繁荣国内的商业。道光五年（1825），魏源在巡抚陶澍幕中，还实际参与了筹划海运活动，撰有《筹漕篇》、《道光丙戌海运记》等文，并在《皇朝经世文编》书中对这一关系国计民生和吏治的重大改革予以赞扬。
道光十五年（1835），魏源为了奉养母亲，在扬州买了一所庭园，取名“絜园”，内有“古微堂”书屋，他在此写成了许多诗文，集为《古微堂集》、《古微堂诗集》。在魏源宏富的著述中，还有阐发“微言大义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的有《诗古微》、《书古微》、《公羊春秋古微》、《董子春秋古微》，探讨学术、评论政治的有《默觚》，以及《元史新编》、《禹贡说》等。
①《淮北票盐志叙》，《魏源集》下册，第439页。
②《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铭》，《魏源集》上册，第329页。③《湖广水利论》，《魏源集》上册，第391页。
④《筹河篇上》，《魏源集》上册，第367页。
①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集》下册，第956页。
综观鸦片战争以前魏源的思想和活动，主要是抨击封建末世的黑暗现实，与龚自珍一起以今文经学的形式，倡导关心国事民瘼，主张改革社会政治风气。他继承明末清初经世致用崇尚实学的思潮，提出了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主张和具体措施，但思想范畴仍未超出探掘阐发古代经书“微言大义”和“经世致用”的框架。
参与抗英和编撰《海国图志》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正在扬州治河的魏源赶至宁波前线，在钦差大臣伊里布军中参加审讯俘虏的英军军官安突德。从其口供中，魏源对西方的人文地理有了一些了解。次年，他结合其他英俘的口供，撰成《英吉利小记》，后收入《海国图志》。
道光二十一年，魏源在两江总督裕谦幕中筹办浙江防务。裕谦是一个坚决主张抵抗侵略的疆臣，但部下将领余步云等贪生怕死，清军武器装备又极为落后，终使浙江海防失守，裕谦自杀。亲历了这一抵抗英国侵略战争的魏源，看到了英军的残暴行径和坚船利炮，看到了清朝统治者张惶失措、昏聩庸懦的丑态，“羯虏云翻覆，骄兵气指挥。战和谁定算，回首钓鱼矶”。他也看到了沿海军民忠勇抵抗、不怕牺牲的气概。从此，魏源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魏源从事实中认识到，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清统治者的昏庸**，指出了他们对世界情势的懵懂无知、虚妄自大而又畏敌如虎：“承平恬嬉，不知修攘为何事，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冯河暴虎者虚骄而无实。”①他希望清统治者励精图治，整军备武，以求长治久安。为了振奋人心，鼓舞抗击强敌的士气，魏源根据自己任内阁中书舍人以来积累的大量资料，发愤撰写了《圣武记》14卷，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完成。书中历述了清初以来的武功方略，讨论了兵制、战术等具体问题，反映出他要求富国强兵的强烈爱国主义热情。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林则徐被遣戍，从重发往伊犁，途中经过镇江。林、魏当年在北京即志同道合，意气相投，此时相会，两人感慨时事，推心长谈。林则徐把他在广东抗英时所译的《四洲志》、《澳门月报》和粤东奏稿及有关西方枪炮、地理图样交给魏源，嘱“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编撰一部《海国图志》。魏源果然不负重望，他结合历代史志及明以来的岛志和近日所得“夷图、夷语”等大量资料，于道光二十二年底编成《海国图志》50卷，4年后增广至60卷。咸丰二年（1852），又补充以葡萄牙人玛吉士《地理备考》、美国人高理文《合省国志》等，扩展为100卷，予以重刊。《海国图志》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介绍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经济、文化、军事等内容的新书，它的刊刻问世，对国内有识之士开拓眼界，了解世界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咸丰八年（1858），兵部侍郎王茂荫曾奏请将此书广为刊印，使亲王大臣每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作为教材学习。然而酣嬉悠游和麻木僵化的王公大臣、贵胄子弟们已经失去了接受任何新鲜事物的能力。虽有王茂荫煞费苦心的推荐，《海国图志》在中国上层统治者中，还没有达①《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187页。
到在日本的受重视的程度。自道光三十年（1850）第一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至明治维新前已传入十数部，被日本学人摘译翻刻达22种版本以上①，对日本的维新开通风气，起到了重要影响。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抵御外侮的思想，“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②。驳斥了“夷兵不可敌”的畏敌观点及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的谬论，并胪列了“师夷长技”的具体内容和措施。“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不仅把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推向了有更广泛代表性的抵御外侮、学习西方的近代爱国主义思想新高度，而且开始打破了长期的思想封闭状态，使魏源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呼号者和改革维新思想的先驱者。
魏源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认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认为师夷是为了制夷，而认真研究夷情是制夷的重要条件。“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③。这是对长期以来清朝闭关政策和陈旧国防观念的否定和批判。同时，他把师夷作为制夷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也泾渭分明地表现出与一味求和、以媚夷求苟安的妥协派的根本区别。其次，魏源明确地指出，夷之长技是“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所谓“长技”，“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利民用”④，而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不祥之物。他肯定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是人类生产进化的结晶，嘲笑清统治者中的顽固分子长期以来颟顸蒙昧。最后，魏源具体地指出了要学习的西方长技内容“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是在反侵略战争失败中认识西方的，而战争失败的具体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缺乏“夷之长技”。因此，他把加强反抗侵略的军事手段作为当务之急，把学习西方的认识焦点凝聚在西方军事工业技术上，是很自然的。
魏源提出了一系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具体措施。(1)买进西方坚船利炮，并在国内设厂制造。起初，他以为只靠买进船炮，就可以掌握长技，后来进一步认识到必须自己生产才不受洋人牵制，因而具体提出建议：在广东虎门外设置船厂、火器局，延请法国、美国等“夷目”分携工匠前来司造船械。如此，“我有铸造之局，则人习其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2)发展“自修自强”的对外贸易，学习西方技艺，利用西方各国之间矛盾。魏源认为，对外贸易如果没有鸦片进口，是有利于中国的。他以道光二十七年（1847）情况为例分析，外国输入中国的货物（不包括鸦片）值银“二千十四万八千元”，而中国出口之货值银“三千五百有九万三千元”，“使无鸦片之害，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银且日贱，利可胜述哉？”①在进口物品中，他主张进口大米的同时，进口武器及发展工业所需的“铅、铁、硝”等物，也准外商以“艘械抵茶叶湖丝之税。”(3)积极培养掌握西方长技的人才。魏源认为中国也应该像西方那样，鼓励学习科学技术，改变单纯以科举词章取士的制度。如有能造西方战舰、火轮船、大炮、水雷等新式器物者，即可给以科①黄丽镛：《魏源年谱》，第228页。
②《海国图志叙》。
③《海国图志》卷37。
④《海国图志》卷2。
①《海国图志》卷2。
甲出身。(4)设立译馆，翻译介绍西方书籍。魏源说：“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①他十分称赞林则徐在广东设译员翻译《澳门月报》等外文书报的举措，自己也非常注重西方著作。他在《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序》中说：西方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是瀛寰奇士，域外之良友”，应该积极地向他们学习。据统计，《海国图志》一书中魏源引用的西方著作就达20种之多。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早期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冲击了自明清以来唯我独尊、视外国为“夷狄”，视中外交往为“来贡”的蒙昧传统，大胆提出“师夷”的口号，开创了吸收外来先进文明的风气。尽管这种吸收和学习在魏源身上只达到对西方部分物质表层的认识阶段，但他开创了为拯救中国、抵抗外国侵略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河，这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思想，在中国近代相当长的时期中，一直为各个阶层的先进人物所遵循。如王韬所说：“师长一说，实倡先声。”②值得注意的是，在魏源为抵御外侮而激发的新思想中，朦胧地闪现着一些代表近代资本主义要求的思想光芒。他提出的建立新式军事工业的主张，也包含有建立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因素。他看到军事工业的兴起，必将刺激国内商业的勃兴和新技术的传播，对近代工业产品必有蜂起的需求，“盖船厂非徒造战舰也。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因此，军事工业除造战舰外，其他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等等，“凡有益民用者”，都可以制造。在军事工业生产民用品的基础上，他终于提出“沿海商民有自愿仿效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的主张①。在鸦片战争硝烟散去不久的几年中，魏源的眼光已超越了林则徐等同时期单纯以“制夷”为目的的先进人物，开始发出了中国近代新式工业的诞生呼喊。在《海国图志》中，魏源还通过介绍欧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隐约地表达了自己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憧憬。他说，美国总统以四年为一任，期满更代，“总无世袭终身之事”；选官举贤自下而上公举，“可不谓公乎？”②魏源的介绍和推崇，一直影响到几十年后的戊戌维新思潮，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发轫。当然，在魏源提出这些主张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土壤。他朦胧地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某些长处，但还不能设计出近代中国的政治蓝图。他的基本立场仍是立足于补救封建制度。尽管他比龚自珍较多地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在政治见解上也超过了龚自珍开出的“古方”，但在抨击封建君主**弊害方面却比后者要含蓄、缓和。如果说龚自珍是诅咒和鞭挞封建**制度的勇士，那么魏源就是改革弊政、富国强兵的积极追求者了。
魏源在鸦片战争中，看到了沿海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伟大力量，给予很高的评价：“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帅，歼夷兵，以款后开网纵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③他主张利用沿海劳动民众与海上①《海国图志》卷37。
②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页。①《海国图志》卷2。
②同上书，卷59、60。
③《筹海篇一》，《魏源集》下册，第855页。
渔民练成兵卒，抵抗侵略，驳斥了封建官僚污蔑他们为汉奸的谰言：“若谓闽粤民兵虽可用，而多通外夷”，为什么广东“斩夷酋、捐战舰者皆义民？”为什么台湾“两禽夷船”、“南澳”“火攻夷船”的也都是义民？①同时，魏源对中华民族战胜侵略者也充满必胜信心，认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并“不亚西土”，只要“集众长以成一长，则人争效力”，就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不仅可以战胜西方的侵略，而且可以赶上和超过西方。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使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在保卫民族生存的前提下，代表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的魏源，其思想在一定时期与人民利益表现了一致性，从而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峰。
晚年遭遇道光二十四年（1844），51岁的魏源终于考中礼部会试第十九名贡士，但因试卷文稿草率，被罚停殿试一科，次年才补中三甲进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先后赴东台和兴化县任知县。道光二十六年，他以母丧丁忧去官，后又南游广东，至澳门、香港，与外国人接触，观其景况，深感“扩我奇怀，醒我尘梦，生平未有也”②。北归途中，历游两广、两湖、江西、安徽、江苏7省，行程8000里，经时半年。道光三十年（1850），又出任北海州分司运判，协助两江总督陆建瀛改革盐政。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中国南部大地，魏源时补授高邮州知州。咸丰三年，太平军定都南京，二月又攻克扬州，距高邮仅40里。魏源以知州先办团练，防御溃逃官军沿途焚掠，又镇压了湖西太平庄响应太平天国的地方起义军。三月，他被督办江北防剿的杨以增以迟误文报而奏劾革职，咸丰皇帝在上谕中饬责魏源：“于江南文报并不绕道递送，屡将急递退回，以至南北信息不通，实属玩视军务！”①不久，钦差大臣周天爵又延魏源入幕参谋军务，因攻打宿州捻军有功，十一月奉旨复官。但这时的魏源却“以年逾六十，遭遇坎坷，世乱多故，无心任宦”②辞归。从此举家避兵兴化，不问政事，唯手订生平著述，又潜心佛学，会译《无量寿经》等。魏源晚年辗转于清军与太平军激烈角逐的江浙地区，虽在任职时参与抵抗太平军，但总的说来态度是不积极的，甚至有传说称魏源曾被太平军聘为谋士③。
咸丰六年（1858），魏源出游至杭州，寄住僧寺，闭门谢客。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逝于杭州，终年64岁。
①《筹海篇二》，《魏源集》下册，第858页。
②《香港岛观海市歌》，《魏源集》下册，第740页。
①《清文宗实录》卷88。
②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集》下册，第958页。
③据《世载堂杂忆》：刘禺生在香港听容闳回忆，李秀成之弟侍王李侍贤“府中有三老人，称为中国年高有大学问者，最为王所礼遇”。一是古文大家梅曾亮，一是安徽包世臣，“其三为湖南魏先生，通达中外地理”。又李柏荣《日涛杂著》：“默深声既宏伟，又值洪秀全建国南京，提倡文化，设科取士，乃聘江宁梅伯言、泾县包慎伯及默深为乡三老。”
第三节龚、魏的不同性格龚自珍和魏源有很深的交谊，同在刘逢禄门下研习今文经学，常常作“促膝之谈”；同任内阁中书时，又时时相聚饮酒赋诗，纵论时弊。魏源离京后，龚自珍深感孤寂地叹息：“默深去后，更可缄舌裹足，杜绝诸缘。”①道光十五年（1835）后，魏源迁居扬州絮园养亲，龚自珍自都中归，必过园留宿。他曾为絮园书一对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道光二十一年，龚自珍逝世前不久，还一至扬州，宿魏源园中。二人曾约定，“孰后死孰为定集”。待龚自珍逝去，魏源即受其子龚橙之请，亲手校订遗稿，编定《定盦文录》12卷、《定盦外录》12卷，并为之《叙》。
实际上，这两位齐名于世的密友性格迥然相异。龚自珍性情豪迈，“嗜奇好客”，多出奇僻激烈之言，又“喜与人辩驳，虽小屈，必旁征博引以伸己说”②。他抨击时弊常常不顾忌权贵，骂坐之言，随口而出，被人讥讽为“龚痴”。魏源则“默好深湛之思”，喜独居一处，晚年尤寡言，虽见门生亲友，“接二三语，便寂对若望”。他深为龚自珍的放荡不羁性格担忧，曾致书劝说：“近闻兄酒席谈论，尚有未能择言者，有未能择人者。夫促膝之言与广廷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谊深恐有悖。”“此事要须痛自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旦可致，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③龚自珍也曾试图压抑自己胸中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气，几度戒诗，烧诗，但戒了又作，作了又戒，甚至为戒诗而作诗：“百脏发酸泪，夜涌如源泉；此泪何所从，万一诗崇焉。”④他对现实的叛逆性格终已铸就，一出都，鞭挞时弊的诗作即如连珠泉涌。其实，魏源内心对龚自珍的性格和政治、学术见解十分钦敬，并引为同志。他在赠别龚自珍诗中把两人共比为：“天昌二鸟鸣，同谪胥江浦，使为世所■，又为讥所俯”，“誓回屠龙技，甘作亡羊补！”①使他们紧紧吸引在一起的，正是这种强烈不满现实企图挽回颓危的抱负和意气。但腐朽没落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容不得这样杰出的人才了。
龚自珍和魏源是中国近代初期并称的杰出人物，他们所开创的经世致用新风，对后世的维新改革有巨大影响。梁启超多次给以很高评价：“自珍、源皆好作经济谈，而最注意边事”，“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②“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③另一个戊戌变法的领袖谭嗣同也认为清代文士中，魏源、龚自珍“皆能独往独来，不因人热。其余则章摹句效，终身役于古人而已”④。
把两人的性格对照相比，龚自珍以其浪漫的热情、尖辣的笔墨，对封建末世的黑暗腐朽进行无情砍杀；他的方向，主要在于向鸦片战争以前旧的统①《甲寅杂志》第1卷第7号。
②吴昌绶：《定盦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下册，第603页。
③《甲寅杂志》第1卷第7号，《魏源集》未收。
④《戒诗五章》，《龚自珍全集》下册，第451页。
①《昆山别龚定庵自珍》，《魏源集》下册，第600页。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56页。③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7页。④谭嗣同：《论艺绝句》，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页。
治掷出投枪。而魏源则显得深沉、严肃、实际，以具体口号和身体力行从正面提出了抵御外侮、学习西方的建设性方案；他的方向，主要在于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前途的探索。龚自珍和魏源，以他们清新的思想、共同的追求、不同的格调，在鸦片战争前后这个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奏出了改革浪潮的主旋律。他们的政治思想，也在此后100多年中国人民寻求解放的斗争史诗中，不断闪耀出光辉。
第三章洪秀全洪秀全，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大约在信拜上帝后自行改名秀全，自此以秀全之名著闻于世。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1814年1月1日）出生于广东花县官禄■。父洪镜扬，母王氏，兄仁发、仁达。
第一节从应科举到拜上帝清康熙中期，洪秀全的五世祖从广东嘉应州迁到花县官禄■，到洪秀全的父亲洪镜扬时，经历四世，时逾百年，家族繁衍，世代务农。洪秀全7岁入本村书塾，五六年间就能熟读“四书五经”、《孝经》和许多古文，很受业师称许。洪镜扬和族中人都期望和相信他会很快获得功名，光宗耀祖。洪秀全虽聪明而用功，但在科举考场上却始终不得志。大约从十五六岁起，直到31岁的十几年间，他多次应考，但从未得中秀才。
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秀全又一次应考失败后，仔细阅读了一本叫《劝世良言》的书。这是早年的基督徒、广东高明人梁发编写的一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其内容是摘引新、旧约《圣经》的某些片断，加以中国化的敷衍讲解，宣传拜上帝、敬耶稣，反对拜偶像邪神和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说教。洪秀全于道光十六年（1836）在广州应考时得到这本书，但当时只略一翻阅就置于书笥。这次细读后，他在思想上产生了强烈震动，“觉得已获得上天堂的真路和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①。于是他和表兄李敬芳二人按书中所说自行施洗，向上帝祈祷，答应自此不拜邪神，不行邪事，遵守天诫。
此后，洪秀全首先向亲友“宣讲拜偶像之罪恶及拜真神上帝之要”，说服了父母兄嫂侄辈和友人同拜上帝，其中包括他的至好冯云山、族兄洪仁玕。但洪秀全不是一般地信仰上帝，而是自认为负有向世人宣传拜上帝、斥偶像以拯救世界的特别使命。他之所以产生这种自我意识，是同他个人的内心经验有密切关系的。他在道光十七年（1837）病中曾连续地产生一系列模糊的幻觉，似乎有人迎接他到一处华丽而光明的地方，有一老人对洪秀全说，世人都是他生养的，但都忘记了他，反而去拜事妖魔；授给洪秀全一柄斩妖魔的剑和一枚治服邪神的印，要他放胆去做。这些幻象可能是他曾大略浏览过的《劝世良言》中关于上帝、天堂、邪神等片断印象的再现。这次他仔细阅读《劝世良言》，把当年病中的幻象同这些幻象所由产生的本源——《劝世良言》加以对照比附，“大觉大悟，如梦初醒”，认为自己的灵魂曾经升天，见过上帝，他自己就是上帝所派的拯救世人使人们回到敬拜上帝之路的使者。
梁发的《劝世良言》只是一本粗浅的基督教传道书，但他为了从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中夺取阵地，却很通俗有力地揭露了中国社会的弊病，并且许诺人们只要信仰上帝，就可以纯洁灵魂，消除邪恶，达到“君正臣忠，父慈子孝，官清民乐”，实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清平好世界”。由于自身前途无望而对旧世界、旧信仰产生失望、怀疑的洪秀全，接受了这种新的说教，相信这就是真理。从此，他抛弃功名仕进之途，为着反对世上之陋俗和拯救邪恶的社会而诚心诚意地作一名宣传上帝福音的使者。
道光二十四年（1844）春，洪秀全、冯云山等以极大的热忱离开本乡去外县和广西传教。在广西浔州府贵县赐谷村洪秀全表兄王盛均家，他们停留了几个月，发展信徒百余人。但王家贫苦，难以久住，洪秀全于冬十月返回广东，冯云山不愿回来，独自到桂平县，辗转进入紫荆山，在那里做工、教书、传教。
①韩山文著、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1935年燕京大学图书馆印。第9页上文字据英文稍有改动。洪秀全回家后，仍以执教为生，并继续在本乡和附近传教。他在广西传教时和回家后的道光二十五、二十六（1845、1846）两年中写了五十多篇文章。现在留存的有写于道光二十四年的《百正歌》和写于道光二十五年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
《百正歌》宣传“正”这样一种道德观念，要求君臣、父子、夫妇、男女和富人、贵人各色人等悉由“正道”行事，反对“不正”的言行。诗歌列举尧、舜、禹、稷、周文、孔丘等古圣先贤，说他们是君正、臣正、父正、子正的典范，列举桀、纣、齐襄、楚平等由于贪色，淫妹、纳媳、纵妻等不正的行为而受到惩罚。洪秀全在这篇诗歌中以正和不正为国家兴衰、个**福之根源。
《原道救世歌》首先宣传所有人应该只拜上帝，不拜邪神。但它的主要篇幅是较《百正歌》更为具体地提出“正道”的思想行为准则，以夏禹、伯夷、叔齐、周文、孔丘、颜回等人为例，宣传孝顺、忠厚、廉耻、非礼四勿、贫富有命等“正道”的思想行为准则；反对六不正即反对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赌博、吸洋烟、饮酒、看风水、相命等。如诗歌题名所示，这是洪秀全当时的救世方案。
《原道醒世训》谴责“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批判国家之间、省府县里乡各地区之间、族姓之间相陵相夺相斗相杀的现象。洪秀全提出天下男女都是兄弟姐妹，不应有此疆彼界之私、尔吞我并之念，憧憬唐虞三代之世“天下为公”的大道。他以为，陵夺斗杀的原因在于“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在于人们不知道上帝是大家的共同父亲，“见小故其量小”。所以实现大道之途径在于皈依天父上帝和“心好”、“量宽”、“各自相安”。
洪秀全在乡间的传教活动为在广州的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所闻知。从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1847年3月下旬）直到六月，除短期回乡外，洪秀全一直在罗孝全教堂学习。
罗孝全的教堂称为“粤东施蘸圣会”，成立于清廷对传教弛禁后的道光二十五年六月（1845年7月），当时在粤的著名传教士裨治文、吉勒斯匹和《劝世良言》的作者梁发均任该圣会的教务评议员。
洪秀全在教堂参加了圣经班，每天接受教导两小时，学习了旧约、新约圣经。罗孝全对洪秀全似乎是满意的，说“他学得了比较完备的知识”，“其行为举止无可指责”。在此期间，洪秀全请求受洗并加入教堂。于是，罗孝全委派了一个委员会到洪秀全家乡作调查考核；考查报告是有利的，接着就在教堂进行口试。就在要接纳他的时候，洪秀全对教堂没有薪金表示了犹豫，这使罗孝全宣布无限期推迟洗礼①。
洪秀全在罗孝全教堂受洗不成，决定不回花县，于六月初十日（7月21日）去广西寻找冯云山。这造成了洪秀全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①关于罗孝全教堂和洪秀全在教堂学习、申请受洗和口试问答等情况，均据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美国南部浸会差会部”收藏的罗孝全档案和发表于1856年美国《PutuamMonthly》的罗孝全文章《太平王（TaipingWang）》。
第二节建立太平天国冯云山同洪秀全于道光二十四年在广西贵县分手后，辗转到了桂平县紫荆山内大冲曾家做塾师，同时向周围人民宣传拜上帝、去偶像。由于他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信徒日多，约至道光二十六年已形成了一个称为“拜上帝会”的团体。道光二十七年六月（1847年8月）洪秀全到紫荆山会见了冯云山。他们分手已近3年，冯云山传教获得了这样大的成绩，使洪秀全喜出望外。于是，洪秀全常亲自向新信徒讲道，拜上帝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约在洪秀全会合冯云山前后，信徒人数已达2000，遍及桂平、平南、武宣、贵县、象州、博白等县。冯云山是团体的创建者，但冯云山拜上帝的信仰得自洪秀全，“洪先生”的名声在团体中早已众所周知，因而洪秀全到广西后立即成为权威的教主。
充满着救世、醒世愿望的洪秀全，几年来在广东家乡苦口婆心对世人的劝诫，只获得寥落的反应，也不能阻挡世风之日下。现在他的好友冯云山竟已取得这样的成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团体，并且人人尊奉着迄未识面的洪先生，这使他心中充满喜悦。他在罗孝全教堂请求受洗而不可得，到广西后竟成了拜上帝会的教主。他到紫荆山后一个多月，就同冯云山等商量寻找“隐固处所”栖身，这表明洪秀全的救世主意识正向打江山的帝王抱负发展，因而需要一个密议大事的隐蔽处所。
洪秀全思想的这一巨大转变，是有其主客观条件的。洪秀全信仰的上帝虽然是中西合璧的，但对于中国的既有文化传统，毕竟是一种异端，是对现有意识形态的触犯。而且，他不是一般地拜上帝、去偶像，而是同时不满于当时的**社会，憧憬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因而蕴藏着反抗现实社会的思想。他思想中的这种异端因素和积极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向革命方面转变。
广西的社会条件有利于洪秀全思想的这种转变。广西地处中国南陲，素称多盗之乡。鸦片战争后，“粤东水陆撤勇，逸盗或潜入梧、浔江面行劫，或迭出南、太边境掳掠，勾结本省土匪及各省游匪，水陆横行，势渐鸱张。至道光二十七八年间，楚匪之雷再浩、李元发两次阑入粤境，土匪陈亚贵等相继滋事，小之开角打单，大之攻城劫狱，浸成燎原之势”①。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对付这种局面，竭力倡办地方团练。以下层人民和各种形式的起义势力为一方，封建官府和地主团练为另一方的对垒日益尖锐。这种形势促进了早已对现存社会不满的洪秀全走向反清革命的道路。
洪秀全到紫荆山后，曾偕冯云山等远征象州，捣毁当地群众信服的甘王庙，还进行了其他捣毁偶像的活动。这些行动激发了拜上帝会信徒的信心，同时也引起了本地封建势力的仇视。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紫荆山秀才王作新带团练拘捕冯云山，被拜上帝会群众奋力抢回。王作新向衙门控告冯云山等“结盟供拜上帝妖书，践踏社稷神明”，知县“严提两造人证质讯”，冯云山被解县羁押。冯云山先后向县、府反诉，结果以无业游荡之名被判解回广东原籍。但冯云山在途中说服解差信仰上帝，一同回到了紫荆山。
冯云山被羁押事件前后约历时半年。在此期间，道光二十八年三月（1848年4月），发生了杨秀清以上帝附体代天父发言的事。接着，半年后又发生①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页。萧朝贵以耶稣附体代天兄发言的事。这两件事使拜上帝会内部形势发生了变化。
洪秀全以教主的身份承认了杨、萧代天父上帝、天兄耶稣发言的地位，自此，杨、萧在会内分别取得了天父、天兄代言人的地位，从而使洪、冯，特别是冯的地位受到削弱。杨秀清、萧朝贵都是紫荆山人，出身寒苦，但富于社会阅历和组织才能。他们两人，连同紫荆山麓金田村的韦昌辉和贵县那帮村的石达开，与洪秀全、冯云山逐渐形成了一个密谋起义的领导核心。洪秀全在道光二十七至二十八年间写作了《原道觉世训》。它强调上帝创造世界、主宰世界，并从上帝的权能恩德方面论证人人当拜上帝。但另一方面，它鲜明地提出上帝的对立面，以“阎罗妖”为各种妖魔邪神的代表，指出阎罗妖是“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姐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的敌人。这篇宗教历史论文曲折地反映了洪秀全决心与清朝统治对抗的政治态度。
道光三十年（1850）春，洪秀全等决定发动起义，在紫荆山连续举行了拜上帝会的骨干分子会议，确立起义大计，洪秀全并曾穿黄袍，这意味着太平天国起义一开始就以推翻清皇朝统治为目标①。五月，洪秀全派人去广东接家属来广西，接着就通知各地会众到金田集中，发动起义。大约至迟从七月起就有起义的会众来到金田，此后四五个月内，来自贵县、平南、象州、陆川、博白等地数以千计的起义者，扶老携幼举家奔赴金田。这年的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8岁生日这天，他们在金田宣布起义，建立太平天国国号，洪秀全称天王。随即以杨、萧、冯、韦为正副军师，与石达开分领五军主将；稍后又封五人为东、西、南、北翼五王，以东王杨秀清总理军政，节制其余四王。经过在广西、湖南、湖北等地两年多的战斗，冯云山、萧朝贵先后阵亡，终于在咸丰三年二月十二日（1853年3月21日）攻占南京，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国的首都，称为天京。
①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同），第40页。第三节社会经济理想和思想文化政策洪秀全从道光二十三年起信仰、宣传上帝，以后转变成为造反起义的太平天国天王，在后世看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角色，但对于洪秀全自己，两者之间仍有一以贯之的思想，这就是要“恢复上帝之纲常”。他根据自己对中国历史的独特研究，认为中国古代也是信仰上帝的，这才有唐虞三代的盛世，只是秦汉以后邪教流行，致使世人沉沦，社会污浊，他奉有拯救这个世界重新回到上帝之道的使命。这使命，在他信仰上帝之初希望通过苦口婆心的劝诫去实现，如他自己所说，“婆心固结不能忘，言之不足故言长”。后来，他决心推翻清朝统治，因为清朝统治是一切邪教邪神的保障，所以要以剑与血来恢复上帝之天下。太平天国之具有宗教色彩，其原动力主要在于洪秀全。
与此相联系的，洪秀全在起义前后另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是恢复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他以为上帝之纲常与大同世界是并存的，而他心目中的大同世界就是他早年憧憬的“天下为公”的社会。太平天国内部的思想倾向是各各不一的，有石达开、李秀成等的爱民、济贫政策，有洪仁玕效法西方经济制度的主张，而居于思想指导地位的洪秀全则始终偏爱他自己的理想世界。太平天国起义后，随着武装斗争的胜利，洪秀全在所占领的地区不遗余力地打击佛、道“邪教”，摧毁庙宇，以简单的拜上帝的教义推行于军队和人民，实践着“为上帝争纲常”。建都天京后不久，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正是洪秀全描绘的大同世界的一幅图景。
《天朝田亩制度》有这样一些主要内容：1.“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田分9等，照人口（不论男女）均分，15岁以下减半。
2.以军、师、旅、卒、两、伍编组所有人户。每两25家，为基层单位。
3.每两设一国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
4.每两人户所有婚娶弥月喜事所需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鳏寡孤独由国库供养。
5.每户养5母鸡，2母猪。凡25家的陶冶木石等匠，俱由本两人户在农隙担任。
6.每两设一礼拜堂。礼拜日各至礼拜堂颂祭上帝，听讲道理。童子逐日至礼拜堂听两司马教读太平天国刻印的圣经和洪秀全等的著作。
7.两司马处理本两内的争讼，对本两内各户是否遵守天条、命令，是否勤于耕作，每年逐级上报。
8.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由两司马逐级保举；诸官三年一升贬，各首领各保升奏贬其统属。
《天朝田亩制度》要求实现的，是一个平均的、自给自足的、公有的小农社会。这是上帝的救世蓝图。《天朝田亩制度》在规定一切剩余生产物俱交国库后说：“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这对于洪秀全早先在《原道救世歌》中的救世方案是一个深化，对在《原道醒世训》中憧憬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具体化。洪秀全的这些思想主张，局部地曾依靠战争的胜利而得到推行，如以军师旅卒两伍编组人户和推举乡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施，但其主要的部分即关于均分土地和公有共享的规定却未能贯彻于社会。太平天国在军队中实行过公有共享制度，即军中所有金银财物都必须上缴公库，个人不得私藏；将领士兵的生活需要，由公库供给，供给大体平均。这种公有共享的圣库制度的基础是人无私财和大致的平均分配，其原则即是《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的“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和“人人饱暖，处处平均”。但这一原则和基础在太平军中并未能持久坚持，起义之初洪秀全就多次下诏要求将士们上缴财物，违者处以重罚，直至斩首，反映出违反制度的现象之大量存在。随着军事胜利，克复城镇日多，财货来源丰富，将士们各有私财，高级领袖生活日奢，供给配额已无实际意义，公有共享名存实亡。在全社会实行均分土地和公有共享，那是更复杂的问题。一切人都有土地，都在平均的原则下得到温饱的保障，在这方面，它代表了无地少地的穷苦农民的利益。但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农民不会愿意把自己劳动所得的剩余生产物都交给上帝去统一运用，在这方面它又不符合当时农民的要求。同时，在这个理想国里，每25家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虽然提到了银钱的存在，但没有商品交换的地位，事实上要求小农业和手工业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更加牢固地结合，使社会固定在不要商品经济的自然经济上。《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缺乏实践的基础，难以得到人民的支持。据记载，太平天国曾有向农民征收剩余生产物的条例和告示。脱离分配土地而向农民征收剩余生产物，自然更难被接受。“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①。这样，太平天国在实践中不得不另订他策。
太平天国在从广西北出的沿途征战中，普遍地以豁免钱粮为号召，军饷支应主要依靠对清朝官库的没收和对敌对分子财产的剥夺。建都天京后，事业发展，人员扩充，农民缴纳剩余生产物之规定既不可行，于是约在咸丰三年到四年间，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联名提出“照旧缴粮纳税”的办法“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得到洪秀全的同意施行。这一办法是在大体上不触动原有的地权关系的情况下向土地持有者征收钱粮。以后，终太平天国之世都基本上实行这一政策。但太平天国在后期仍重新颁布过《天朝田亩制度》，说明洪秀全在思想上始终没有放弃他的理想社会。
建都天京以后，洪秀全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方面在独尊上帝的原则下进一步提出了激烈的政策，这就是彻底排斥孔孟和诸子百家、古人古书。洪秀全青少年时代熟读经史，对孔孟儒学和诸子百家有很深的基础。信仰上帝后，排斥佛、道不遗余力，但对儒家仍持调和态度，除不承认孔子的教主地位以外，不少儒家典籍中的言论仍被称引于他的著作，以印证上帝之恩德权能。但在建都天京后，洪秀全发动了大规模排斥孔孟、焚禁古书的运动。这次运动的景象，当时身居天京的地主文人有所描绘：“尔本不识孔与孟，孔孟于尔亦何病？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①太平天国官员也曾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②洪秀全对自己已出版的重要著作《太平诏书》（即百正歌、原①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0，科派。《太平天国》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275页。①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太平天国》第4册，第735页。
②《诏书盖■颁行论》，《太平天国》第1册，第313页。
道救世歌、醒世训、觉世训的汇编）和《天条书》等都作了删改，删去《百正歌》全篇，删去其他篇中一切称引儒家典籍的段落文句。从这些删改来看，这次运动所排斥的不只是儒家典籍、儒家和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而且包括了各种历史人物。
洪秀全发起这场运动的目的，在于加强思想的统制。太平天国从建都时（或略早）起，就开始刻印旧遗诏书、新遗诏书（即旧、新约圣经），接着就实行新的印书制度，即把太平天国的出版物加以统一编目盖印，只有经过编目盖印的旧遗诏书、新遗诏书和“天命诏旨书”（即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著作）才准阅看。排斥孔孟和古人古书、删除已出版著作中的所有儒家典籍中的章句的做法，是同以上几件事联系在一起的，可以看作是加强思想统制的一部分。
洪秀全强暴地推行排斥孔孟和一切古人古书的政策，遭到杨秀清的反对。咸丰四年正月（1854年2月），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方式明确指示不应当毁弃古书，对“四书”“十三经”，对历代史书和古代忠正人物作了肯定评价①。二月，洪秀全下诏设立删书衙，宣布对古书进行删改后准人民阅读，对古人古书实行焚禁的政策有所缓和。但洪秀全接受天父的指示——也就是杨秀清的意见，是勉强的、思想不通的。删书的工作终太平天国之世并未实现，所谓删改后准读只是一句空话；他本人直到晚年仍坚持“有读圣贤书者父师并斩”，还禁止儿子读一切古书。他自己常看古书，但看完后就付之一炬②。
洪秀全这种对待古人古书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太平天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太平天国立国之始就开科取士，其后制度日备，有会试、乡试、县试等，而且录取颇宽，这显然有吸引知识分子的用意。太平天国开科考试虽然仍用八股文，但题目却不准用旧时的“四书五经”，完全出自太平天国的教义。这些题目是只熟悉孔孟的读书人难以理解甚至望而却步的。由于这方面的原因，还由于人们对太平天国的偏见，虽然也不乏士子前往应考的事例，但多数是粗知文义的医卜星相之流。太平天国很多将领和下层官兵珍视读书人，用他们为“先生”。但所谓“先生”，只是司笔墨、任抄写书记工作，并不是用为谋主、备任政治军事之顾问。即使应考得中者，也大都只用为基层乡官，位高的，或用为考官。太平天国失败后，李秀成以“无读书人”为太平天国的缺陷，这可以说是他对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一个补充看法。①《天父天兄圣旨》，第101—103页。
②幼天王供词别录，原件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第四节洪、杨内讧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以后，军事上继续发展，长江中下游的两岸地区多入版图。在内部，基于洪秀全的以上帝为天下人共同之父的“天下一家”理论，以衣食与共、安老怜幼恤孤为伦理准则，起着鼓舞人心和团结互助的作用，使太平天国推翻清朝的事业具有胜利的希望。但是，发生于咸丰六年（1856）下半年的领导集团内讧，使太平天国的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内讧主要发生于洪、杨、韦、石四人之间，特别是在洪秀全、杨秀清之间。
洪、杨间的矛盾种因于太平天国的宗教、政治体制。洪秀全为拜上帝会教主，起义后为太平天国天王，本应是太平天国第一人。但自杨秀清被承认为天父代言人后，洪秀全的地位事实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尽管洪秀全称天父之次子，曾亲身上天受命，但一旦杨秀清天父附体时，洪秀全就必须俯伏听命。这样，洪秀全地位之得到尊重，洪、杨间关系之得到正常协调，就只能依靠杨秀清的善意，依靠他不滥用天父下凡的特殊权力。
但杨秀清的权势欲很大，不能谨慎使用自己的特殊权力。他获得天父代言人地位之初，天父下凡时所作的指示，有一些是告诫会众应确信洪秀全是他们的“主”，这起了巩固洪秀全地位的作用。这可以看作是洪、杨间的一种默契。但“天父下凡”很频繁，所作指示的内容五花八门。根据现存的资料，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否定洪秀全的主张、打击洪秀全的威信和地位的。如上述否定洪秀全排斥古人古书的政策即是一例。杨秀清还曾以天父下凡的方式否定过洪秀全建都于河南的主张，否定过洪秀全出版新旧约《圣经》的决定。这些都是事关重大的政策问题，无论天父的指示是否正确，都使洪秀全的地位受到了伤害。
更有甚者，杨秀清还常因一些细小的事情频频以天父名义使洪秀全难堪。如一次，因洪秀全待4名女官过严，天父竟下凡要当众杖责洪秀全。又一次，因洪秀全要求妻妾去问候婆母时应速去速回，天父下凡责备，告以此等事也应与杨秀清商酌。又一次天父在半夜下凡，直入金龙殿，召洪秀全之妻出来加以“教导”。如此等等，都是洪秀全所难以容忍的。
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的另一类内容是处分太平天国的官员、将领和其他犯罪人员。这类事很多，处分往往随意而严厉。如秋官又正丞相陈宗扬因犯天条——私自与妻同宿而被天父判决立即双双斩首；燕王秦日纲因作战失利获罪被贬为奴；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因未报告女官对杨秀清失敬的话而被即行处死；北王韦昌辉因天父下凡时未通告众人而被杖责四十①，等等。
杨秀清在起义之初已被封为军师，但他获得节制西王以下各高级领导人的地位是在几个月以后，始于被封为东王之时。无论军师或东王，同天王之间是君臣关系，这是明确的，从现存的若干文书可知，一些大小事情如处决吸食鸦片犯、修缮天王府、实行照旧缴粮纳税政策等，均由杨秀清上奏天王批准，就可说明。军师、东王都是臣下，非近代虚君制之首相、总理可比。杨秀清之所以权倾上下，可以不经过洪秀全而任意处分诸事，甚至包括洪秀全的事在内，显然不是因为他是军师，而是因为他是天父代言人。天父的权力是无章可依的，一切都是任意的，杨秀清正是凭借这样的地位在很多问题①以上事例均见《天父天兄圣旨》。
上架空了洪秀全，侵夺了有司的职权并使洪秀全和许多高级官员难堪的。洪秀全性格刚毅执著，又有浓厚的君尊臣卑思想，按常理是难以容忍杨秀清的侵逼；但杨秀清有大功于起义，“天父降凡”久已成为立国之本，所以只好长期隐忍不发，然而，杨秀清的权势欲没有止境，虽在“天父降凡”时可以为所欲为，仍不满于世俗地位上居于“一人之下”。他的部属早就公开扬言“四海之内有东王”、“护卫东王早作人王”。咸丰六年（1856）夏，击溃天京城下的清朝“江南大营”后，杨秀清以为外患已除，就进一步威胁洪秀全天王的地位。这使洪秀全忍无可忍。于是矛盾剧发。
杨秀清威胁洪秀全地位的具体内容，据李秀成供词是“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太平天国沿封建旧制和民间旧习，洪秀全称万岁，杨秀清称九千岁，万岁和九千岁的区别是君臣间的分界标志，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就颁布的《太平礼制》一书，对此规定很严。杨秀清也称万岁，至少意味着“君臣不别”，与洪秀全并为太平天国的君主。
杨秀清逼洪秀全去东王府的日期是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1856年8月15日）。洪秀全不得不同意杨秀清的要求，但同时却密召其时在外督师的北王韦昌辉等迅速返京。杨秀清自以为计划将要实现，但他在此前对一些高级重要人物的错误处置，却孤立了自己，为洪秀全加强了对付自己的力量。咸丰六年三月初七日（1856年4月11日），杨秀清为了自作威福，杖责地位仅次于他的韦昌辉。六月十五日（7月日），杨秀清锁押洪秀全次兄洪仁达。七月十五日即他召洪秀全到府的同一日，他指摘领导集团中的有力人物秦日纲、陈承瑢“帮妖”，又批评“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①。这几乎把所有领导人推向了对立面。
咸丰六年八月初四日（1856年9月2日）凌晨，韦昌辉和秦日纲的部队自外地回师包围东王府，袭杀了杨秀清及其亲属部众。次日，洪秀全以韦、秦杀戮过多，下诏处以鞭刑。杨秀清部属数千人前往观刑，当晚又遭袭杀。此后，忠于洪秀全的和韦昌辉、秦日纲等的部队同杨秀清的余众在城内交战，被杀者数以万计。
洪秀全因杨秀清逼迫而密召韦昌辉等回京，是否同时也密令韦杀杨秀清，这是没有明确的史料可以证明的。从杀杨以后洪秀全责备他们株连太多，仅处以鞭刑来看，杀杨是符合洪秀全的意图的，是为洪秀全解决了问题。杀杨后不久，太平天国的另一重要领导人石达开自湖北前线赶回天京。
石达开也是应洪秀全之召回京的，因路远到达较迟。他也久不满于杨秀清的专横，但他同时也谴责韦昌辉等滥杀无辜，危及国家。当晚他逃出城外，起兵靖难，要求洪秀全杀韦昌辉和秦日纲。石达开得到众多太平军将士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杀了韦、秦，石达开回到天京，众人推举他“提理政务”，时为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月末。
这次血腥的内部斗争使太平天国失去了领导核心中的几位重要人物和至少两万名将士，但洪秀全作为天王的地位得到了巩固；石达开富于谋略，深得人心，太平天国的前途仍大有可为。然而，不幸的是，洪、石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问题。
洪、石间矛盾的主要问题是洪秀全对石达开的猜忌。当时已担任中级将领的李秀成叙述双方的关系和将士的态度说：“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①均见《天父天兄圣旨》。
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二王，安王即王长兄洪仁发，福王即王次兄洪仁达，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欢悦。”①洪秀全封两位兄长为王以牵制石达开，但这两位兄长并无才干，议事时众人不听，石达开议事则“环绕以听”。石达开的威信越高，洪秀全的疑忌越深，牵制越多，以致石达开不安于位，于咸丰七年（1857）四月底逃出天京。自此，石达开独立行动，脱离了天京政权。
①李秀成供词，见罗尔纲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4页。第五节重建领导经过杨、韦先后被杀和石达开分裂出走等内部大动乱，太平天国受到极大的打击。实力损失，包括被石达开带走的，减员近10万人。领导骨干或死或走，首义诸王只剩下洪秀全自己。这是有形的损失，还有无形的损失。太平天国以天下一家、互助友爱的宗教政治理论为号召，内乱和互相残杀，使人心涣散失望，使这种理论面临危机。这种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后果，是比有形的损失更为严重的。
后期太平天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也严峻而复杂。杨、韦事起至太平天国七、八年间，武昌失守，湘军反攻江西，先后占湖口、九江，“江南大营”卷土重来，占庐州、镇江，再逼天京。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彻底消灭了“江南大营”，克复苏、常，一度取得辉煌胜利。但同时，太平天国面临的敌人是更为有力的曾国藩湘军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已获得巨大利益的外国侵略者。
在军事形势逆转和内部动乱损失了大批干部的情况下，选拔新干部是当务之急。洪秀全识拔了后起的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青年将领，以他们和韦志俊、蒙得恩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委以军务。又新设“掌率”职位，以蒙得恩为正掌率，陈玉成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掌理朝政。但陈玉成等主要是在京外征战，朝政实际主要由在京的蒙得恩掌理。这样，到咸丰八年（1858），太平天国中央的一些重要领导职位都已重建，“稍可自立”①。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支柱，选拔他们担当大任，是洪秀全用人的成就。
但洪秀全在重建中央领导的过程中有些做法也反映了矛盾和弱点。军师本是“朝纲之首领”，是实际处理军政各务的。洪秀全自兼军师，本来应该意味着亲自管理大事，在经过大乱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也只有他亲自掌握政务，才较能振奋人心、团结将士，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但洪秀全却另设“掌率”一职，由蒙得恩担任。“掌率”的职任未见明文解释，据蒙得恩之子蒙时雍说，他父亲“升正掌率二千岁，爵同王位，数年以来，掌握重权，总理国事”洪，可见“掌率”是负责国事的，是军师以下的又一军师。这说明，洪秀全虽自兼军师，但并不真正作为军师实际处理国事。
洪秀全不乐于亲理政务和猜忌外姓，是他后期重建领导核心和任用干部方面的两大弱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于咸丰九年（1859）春从香港辗转来到天京，洪秀全很快就封他为精忠军师、干王，卸去自己的军师兼职，让洪仁玕担负总理国事的名义和责任。
洪仁玕幼年曾从洪秀全学，又是最早的拜上帝信徒之一。但他没有在广西参加过拜上帝会的活动，也没有赶上金田起义。他在香港流亡多年，接触西方传教士和西方文化较多，咸丰九年历尽艰辛到天京，决心效忠太平天国。洪秀全见洪仁玕到来，“彼此悲喜交集”，称他“志同南王（冯云山），历久弥坚”①。但由于洪仁玕与太平天国渊源较浅，骤封为王和军师，引起宿将不服。洪秀全坚持原议，说“风浪暂腾久自息”，特聚集众将众官，让洪仁玕登台受印。另一方面，洪秀全接着先后封战功最著的陈玉成、李秀成为英洪仁玕自述语，《太平天国》第2册，第851页。
①《蒙时雍家书》，《太平天国》第2册，第756页。
王、忠王，以调整新老关系。洪秀全“曾当众饬谕，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京外不决之事问于英王”②。这表明了洪秀全对于二人的倚重，但同时也表明洪秀全不乐于亲理政务的态度，因而把京内京外的事都交臣下处理。后来，他还借天父梦中传言说，天父叫他不要亲理庶务。这样，他自己就不免愈益脱离实际。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洪仁玕虽居军师之位，但实际上不可能像前期军师那样统理军政。这主要不是军师职位的功能有什么制度上的改变，而是由于实际的形势与前期有所不同。内乱以后，除了洪秀全本人，已很难有人发挥集中统一领导如同杨秀清那样的作用。
太平天国后期，由于家天下思想影响，洪秀全多任用兄弟子侄。他原封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为安王、福王以牵制石达开，后因朝臣不服，撤去王封，改封安、福爵，但仍以王长兄、王次兄名号位居群臣前列，后又封信王、勇王之位。据“李秀成自述”，洪秀全在朝中第一重用的是幼西王萧有和，掌一切本章是否上奏之权。其次重用的是长兄、次兄和驸马钟万信、黄栋梁等①。这些人或缺乏才能和威望，如长兄、次兄；或年幼无知，如萧有和是洪秀全的外甥，只是十二三岁的孩子。他们居于高位，既不能提高中央领导的水平，反而加剧了将士的离心倾向。于是洪秀全“加恩惠下”，大量加官晋爵，以固结人心。这收到了暂时的效果，“各又振作同心”②。但此种办法一发而难以收拾，不少人“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统兵将领甚至对下属“私铸印信，私给官凭”③。这不但进一步助长了各各据地自雄的分散主义，而且使官职越封越多，越封越大，一直封到2700个王，简直成为儿戏。洪仁玕到天京后，打算加强中央集权，抑止滥施爵赏的局面，但毫无效果。这样，终太平天国之世未能重建真正有力的领导。
②“洪仁玕供词别录”，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封干王诏”，《太平天国》第2册，第569页。①见“洪仁玕供词别录”。
②“李秀成自述”语，见罗尔纲前引书，第190—191页。
③“李秀成自述”语，见罗尔纲前引书，第190—191页。
第六节对外关系太平天国起义，正值鸦片战争爆发外国势力侵入中国。因此，它要对付的不只是清朝封建统治，还有外国侵略者。早在咸丰三年（1853），英、美、法等就先后派它们的驻华使节到南京访问，窥探太平天国的虚实和政治、军事、宗教状况。太平天国内乱后，英、法等国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从中国攫取了更多的权利，包括中国开放长江中下游的几个口岸城市。深入的外国侵略势力同后期的太平天国短兵相接，使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面临更为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
咸丰八年五月（1858年6月），清廷和英国签订天津条约，规定英国船只可到“长江一带各口”通商，但当时南京、安庆等沿江大埠都在太平天国统治下，英国要获得条约的权利，必须和太平天国打交道。十月（11月），英国侵华军统帅额尔金率舰自上海溯江航行作实地探测，在南京江面遭到太平天国炮击，双方交战半小时。太平天国后来向他们道歉、赠礼，并给他们一份洪秀全写的诏旨。这件诏旨中有一些关于中西关系的话，如：“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万事爷哥朕作主，弟们踊跃建万功”；“西洋番弟把心开，替天出力该又该。替爷替哥杀妖魔，报爷生养战胜回。”所谓“灭臭虫”、“杀妖魔”，都是指消灭清朝官兵。洪秀全这些话的意思，是在褒奖“番弟”对清朝的打击。
关于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是站在英国一边的。早在（1853年）英国使节第一次访问太平天国时，镇守边境的大将罗大纲致书英使：“伪清猖獗，盗据宗邦，内毒生灵，外拒与国。此前此贵邦创义入境，良有以有也。”④这不是由于策略上的需要而造成的错误，主要的原因在于太平天国错误的基本理论观念——不以满族人为中国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太平天国很关心战况，曾在招贴板上公布英法联军在大沽、天津战胜清军的消息，并在消息之末写上“杀尽妖魔”的口号①。地方守将与英、法打交道时认为联军入侵是由于清朝“曾欺尊国”，“去岁天津叛议，以致复劳征战”②。
这一切表示出太平天国对英国的侵略是没有认识的。额尔金宣告他们此行是“履行条约权利”，今后还会有其他船舰来往于长江一带，洪秀全的诏旨没有涉及，太平天国的官员在会谈中也没有拒绝，只要求事先告知，以免发生如这次炮击的误会。
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重整旗鼓，消灭清军江南大营，洪秀全亲自主持确定了东取苏杭上海，然后购买轮船沿江上取湖北的大战略。太平天国于四月十三日（6月2日）占领苏州，半个多月后李秀成即致书在上海的英国公使，表示愿与各国友好，“结为兄弟之国”，现即将收复上海，为避免误犯，邀请各公使来苏面商③。其后李秀成、洪仁玕又一再去信，都未得复。李秀成于七月（8月）进军上海，出乎意料地遭到在上海的英、法军队炮击，失利退回。这是太平天国同外国的首次军事对抗。
洪秀全幻想着“番弟”为上帝出力，但“番弟”却用大炮回报了他。这④洪仁玕《立法制諠谕》，北大文科研究所编：《太平天国史料》，开明书店1950年出版，第147页。①罗大纲照会原件影印，见《文物》1979年第8期。
②据T.W.Blackiston《FiveMonthsontheYang-tze》（1862）书中R.J.For-rest的报告。③何文庆致法国领事照会，《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2页。是因为英、法等国已从清廷手中获得巨大利益，尽管清廷在《天津条约》换约时有所抗拒，但普鲁斯已认定必须帮助清朝免于解体。于是，咸丰十年七月（1860年8月）当英法联军正在北方打击清军、压迫清廷就范之际，他们在南方却协同清军和太平军作战。这是侵略者自身的利益决定的。这使洪秀全从自身的体验中逐步认识到他们与“番弟”并无共同的目标。
咸丰十年九月（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在火烧圆明园以后，同清廷签订《北京条约》，获得了更多的利益，长江的镇江、南京、九江、汉口都开放为通商口岸。他们迫切希望这些利益在太平天国统治区落实。咸丰十一年正月（1861年2月），英国侵华海军司令何伯及其政治助手巴夏礼一行自上海率舰队执行这一使命。他们照会太平天国，声称他们已获自由航行长江的权利，要求不干涉持有护照的英国船只，还要求太平军不进入上海及其他开放口岸百里以内地区，其条件是清廷不从这些地方派军进攻太平天国。他们同时又声称这是为了保护商业，对中国内战仍保持“中立”。
洪秀全同意了英船可自由航行长江，拒绝了不进入上海等口岸城市百里以内的要求。咸丰十一年一月（1861年3月），巴夏礼等与太平天国赞嗣君、蒙时雍等几经会谈，巴夏礼等竟闯到天王府要求面见洪秀全。二月二十三日（4月2日），洪秀全终于同意在本年内不进入上海百里以内地区。
洪秀全以为这次妥协只是有限的让步，因为进取上海本不在本年的军事计划之内，而对方则没有坚持太平军不进攻汉口、九江，还声称愿守中立，不助清廷，因此误以为这对双方有利，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协议。洪秀全因此发表诏旨，称“中西永遵和约章，太平一统疆土阔”。但事实上，在南京协议之前不多天，英国人已悄悄地干扰了太平天国进取武汉的行动。二月初八日（3月18日），陈玉成占领了湖北黄州府，武汉旦夕可下，巴夏礼面见陈玉成，劝诱他不要进攻已向英国开放的武汉，陈玉成改变了进军方向。
在本年内不进攻上海的协议即将期满之际，李秀成经略浙江，占领了杭州，准备再次攻取上海。这时，英国官方对太平天国的敌意已日益明显。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61年12月27日），英国舰长宾汉奉何伯之命，提出了几项蛮横的要求，主要是：1.称英国臣民在太平天国地区遭抢劫，要求立即赔偿；2.不仅英国船只，悬挂英国旗的木船，也得自由航行长江，不受检查；3.应无限期不进入上海、镇江、九江、汉口的百里以内地区。
几天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1862年1月1日），蒙时雍等复照宾汉，全面拒绝英方的要求，指出：所谓抢劫，事无凭据，不能赔偿；前已同意英船可自由航行，但不能同意英国雇用的中国木船也有此权利；太平天国志在光复全国，不能允诺不进攻上海等地；倘上海等地没有清兵或英国愿负责驱逐清兵，太平天国可以不用武力，只派员进驻安抚。
这篇有力的复照对英国的动机和立场提出责问，指出，正当太平天国攻克杭州和派军进取长江下游之际，“贵国欲我军勿攻该地，目的何在？”“贵国伪托友好，暗助满妖，派兵驻守彼等重地，箝制我军行动，宁非怪事？”①英方当日致书太平天国，威胁说：“贵方对我总司令提议之拒绝，我国必将相应对待之。”自此，太平天国政府同外国不再有官方往来，英国①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五月李秀成致“大英国全权钦差大臣”，原件藏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全文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304页。急剧地走向武装干涉太平天国之路，包括公开支持“常胜军”与太平军作战。据洪仁玕忆述，洪秀全在起义前就有各国和平相处、友好交往的思想①。但他这种观念可能是朦胧的。他并不了解当时世界之形势，甚至也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些主要国家。起义后他自称天下万国之真主，其意义虽然主要是宗教上的，但却容易和中国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相通。太平天国前朝英、法、美使节来访，杨秀清等在文书往来中，以归顺、来朝、进贡视之，引起了若干礼仪上的争执。但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以宗教相同，同拜上帝，概以“洋兄弟”、“番弟”称外国人，表现出“傲慢和兄弟情谊的奇特混合”。后期，洪秀全给额尔金的诏旨，虽仍自居真主，但只称额尔金是来“朝上帝”的，没有直接说是来朝拜真主本人，这在外交的方式上是一个进步——虽然把额尔金之来意当作“朝上帝”也是误解。几个月后，洪仁玕来到天京，建议外交来往中不用“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洪秀全同意。自此，太平天国在外交的观念上抛弃了旧日的落后传统，但对外国侵略的实质仍然没有认识，仍然幻想着同拜上帝的“洋兄弟”和他们有同一的目标。
从自居天朝上国、幻想外国和自己有共同的目标，到指斥英国“伪托友好、暗助满妖”，是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根据实际的体验而产生的认识上的变化和进步。太平天国拒绝不进攻上海等地的要求，同外国侵略军和雇佣军浴血奋战，他们的战斗具有反侵略的性质。
但他们的反侵略斗争是依据怎样的原则？或者说，他们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太平天国所强调的是国家领土的完整。以赞嗣君蒙时雍等的名义拒绝允诺不进攻上海等地的照会中再三申述的理由就是疆土，说：“我军肩负重任，为上帝光复全国，不能弃寸土于不顾”，“我国以疆土为重，所欲恢复者中国也”。由于坚持光复全部疆土，洪秀全在晚期还作出了一项重要决策：不与外国武力合作以平分地土。这件事是“李秀成自述”中提及的，他说：鬼子到过天京，与天王及（叙）过，要与天王平分地土，其愿助之。天王云不肯：“我争中国，欲相（想）全图，事成平定（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②此事不见于其他中外文献记载。李秀成以太平天国的军事统帅提到这件事，其真实性是无疑的。
光复全国，不能弃置寸土，或者说，我争中国，欲想全图，这正是洪秀全坚持的原则。这一原则不论是否可以称为“民族主义”，但在道光、咸丰年间外国入侵的年代，却指导了太平天国作出了反侵略的业绩-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