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辛亥革命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59页。
以塞国民之责，不惜以万难收拾之局贻之后人，此则政府罪无可逭之处也”。在外交方面，“自库俄事件发生以来，国人嚣嚣然群起诘责，而荏苒至今，将及一载，不闻有当解决之法兄弟（宋教仁自称）彼时亦在北京，见事情重大，曾屡次警告袁世凯总统及赵总理，促其从速设法解决此问题”。然而，“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处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他明确指出，北京临时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①。3月9日，他在国民党南京支部的欢迎会上，则简单扼要地阐述了自己的全部政治主张：“现正式国会将成立，所纷争之最要点为总统问题，宪法问题，地方问题。总统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国之良好制也。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混合、超然诸内阁之弊，现已发露，毋庸赘述。宪法问题，当然属于国会自订，毋庸纷扰。地方问题，则分其权之种类，而为中央地方之区别。”②任何政治家的思想，总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这个时候的宋教仁已经不再以组织一个纯粹政党责任内阁而满足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要使袁世凯担任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总统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选举“最为愚昧脆弱之黎元洪”为总统，才能“组织同志内阁”，充分发挥责任内阁的作用。因此，当他去武昌访问黎元洪的时候，就对黎元洪说过：“我们不能使袁世凯做我们听话的工具，我要我党党员选你当总统。”①这个消息很快就在社会上流传开来，2月18日北京的《亚细亚日报》就对此作了公开报道。
宋教仁的这一计划，对袁世凯无疑是个威胁，况且国会选举已经揭晓，国民党在每个选区都高奏凯歌，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当中，国民党独得392席，占议席总数的45％，而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所得议席总和只有223个，还不到议席总数的26％，国民党取得了压倒的多数，宋教仁的这一计划是很有可能实现的。从此，袁世凯杀害宋教仁之心益坚，其行动的速度也大大加快。2月1日，洪述祖密电应桂馨，声称“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价值”。第二天，洪述祖又在给应桂馨的一封密函中说：“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桂馨）须于题前径电老赵（指赵秉钧），索一数目。”②其中所谓“紧要文章”，“激烈举动”，就是指的暗杀宋教仁的事。与此同时，袁世凯还指使其大小喽啰，匿名投稿全国各报，并以“救国团”的名义通电全国，对宋教仁进行恶毒攻击。尤其卑鄙的是，袁世凯购求宋教仁在日本时的所谓“劣史”资料，编印成册，大量散发，妄图彻底毁坏宋教仁的名誉。结果，前者遭到宋教仁的驳斥，后者也未收到什么效果。袁世凯在收到应桂馨3月14日发出的“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的密电以后，18日拍了“寒（即14日）电应即照办”的复电①，正式下达了暗杀宋教仁的命令。宋教仁完全陶醉于国会选举，他在上海与国民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商讨在国会中应当施行的党略，起草国民党大政见，准备带到北京国民党本部议决实行。他的好友陈犹龙和谭人凤发现，袁世凯已有图谋不轨的端倪，劝他①《宋教仁集》下册，第456—457页。
②同上书，第457—458页。
①《宋教仁集》下册，第467页。
②刘基胜：《为民主而斗争：宋教仁与辛亥革命》，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英文版。①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171—172页。
应该有所戒备，他却认为那是“蛇影杯弓之事”，全不放在心上。他只考虑到，袁世凯一旦大总统落选，倒很有可能要同国民党最后摊牌，所以他对他的党员们说：“在不久的将来，（袁世凯）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②这时袁世凯来电，催他赶快进京，他便决定于3月20日乘夜车同其他几个新当选的议员一起北上。
这天晚上，宋教仁来到《民立报》社，向他的同人友好辞行话别。徐血儿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先生此行，责任甚重，顾宵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测之危险，愿先生慎重防卫。”他若无其事地笑着回答：“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然并力赴之。”③10时45分，宋教仁和黄兴等人走出沪宁车站议员休息室，准备上车。
他们刚刚走到剪票处，就听到低低的一声枪响，随后便是第二声、第三声。宋教仁摇晃了一下，便倒在旁边的一张铁椅子上，说道：“吾中枪矣。”由于前来送行的人忙于救护，竟使凶手武士英逃去。
宋教仁被送到车站附近的铁路医院里，他不知道向他开枪的主谋人就是袁世凯，还请黄兴代笔，给袁世凯拍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他的不幸，提出他的要求，希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①。延至22日凌晨，这个年仅32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便与世长辞了。②同上书，第172—173页。
③《宋教仁集》下册，第457页。
①徐血儿等编：《宋渔父》第1集后编。
第三十章袁世凯第一节在朝鲜的政治活动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慰亭），别号容庵，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人，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日）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叔祖袁甲三官拜漕运总督，生父袁保中为本县著名豪绅，胞叔袁保庆官至道员，从叔袁保恒历任户、吏、刑部侍郎，袁保龄为候补道。袁世凯行四，约在同治三年（1864）过继给胞叔袁保庆为嗣子。
同治五年（1866），袁世凯随嗣父袁保庆至济南任所，开始读书。后迁江宁。同治十二年袁保庆病逝后返回原籍，与嗣母牛氏一起生活。
同治十三年（1874），袁保恒将袁世凯带到北京，聘请严师授读。但袁世凯纨袴子弟的习性甚深，以读书为虚应之事，故成绩不佳。光绪二年（1876）秋回籍应乡试，结果落第而归。次年夏，随袁保恒至河南办理赈务，历练做官本领。光绪五年（1879）秋，他又一次应考乡试，仍名落孙山。其后曾报捐中书科中书。继之，捐纳实缺，不果，于是决心投笔从戎，于光绪七年（1881）至山东登州投奔其嗣父的至交、淮军统领吴长庆，获得帮办文案之职，开始踏入仕途。
光绪八年，与清廷有宗藩关系的朝鲜发生兵变，国王李煦和闵妃集团被围攻，向受闵妃排斥的大院君李昰应（李熙之父）重握朝政。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命令吴长庆率淮军六营至朝平乱。七月东渡前，幕府名流张謇等人推荐袁世凯任执行前敌营务处事。平乱后，吴长庆对袁的表现十分赞赏，为之上报请奖。经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的李鸿章奏准，九月初一日（10月12日）袁以同知补用，并赏戴花翎。不久，应朝鲜请求，吴长庆命袁帮助朝鲜整顿军队。
光绪十年（1884）当法国侵略者将战火由越南引向中国边界时，李鸿章为加强边防，奏调吴长庆率兵三营驻防奉天金州，其余三营留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统带，命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由此袁在朝鲜成为一个握有军事实力的人物。十月，朝鲜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在日本配合下发动政变，迫李熙改组了政府。袁世凯果决地说服吴兆有统兵击退日军，赶走亲日派。此次胜利大大助长了袁的政治野心，他自作主张，搬进王宫，以监国大员自居。由于吴兆有反对其企图独掌军权，揭发其挪用军饷等罪状，加之日本扬言要清军从朝鲜撤退，袁心灰意冷，于光绪十年十二月（1885年1月）请假回国，返回原籍。
为了进一步控制朝鲜，李鸿章采取了两项具体措施，一是释放被软禁在保定的李昰应回朝，利用其影响和力量抵制闵妃集团依赖俄国的倾向；二是以袁世凯接替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的职务。光绪十一年九月李鸿章奏准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以提高其地位，使其参与外交事务。并以知府分发，补缺后以道员升用，赏加三品衔。从此，他开始崭露头角，成为中外所知的人物。
清皇朝对朝鲜本来只有宗主之名，而无其实。而袁世凯自抵新任后，为维护“上国”尊严和“属邦体制”，时时摆出监国大员的架势，专横武断，盛气凌人，事事插手，并于光绪十二年（1886）两电李鸿章，请废黜李熙，另立新君。袁世凯的行为促使朝鲜宫廷产生更大的离心倾向，严重损害了中朝关系。
日本自确定霸占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后，一直积极进行备战和煽惑发动侵略战争。袁世凯起初对日防制甚力，但后来即为盲目乐观、麻痹轻敌思想所支配，对日本的动向懵无所知。
光绪二十年二月（1894年3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四月，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助剿。袁大力支持，屡电李鸿章出兵，且云日本并无出兵之意，接着又将军机泄漏给日本。当日本出兵朝鲜后，袁仍对形势的危机无所认识，一心想着镇压起义。直至日本大兵压境，始请求增兵备战。五月下旬，战争一触即发，袁为脱离险境，再三电李请求回国。经清廷批准，袁于六月十七日（7月19日）改装易服偷偷回到国内。
第二节小站练兵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奏派袁世凯仍任总理交涉通商大臣兼办辑抚事宜，令其驰赴平壤一带联络官军，协筹粮运。袁对这场战争毫无信心，始终主张议和，一闻败讯，立即逃窜。清军的屡次败北，彻底暴露出旧有军队的腐朽，朝野上下群起呼吁必须改革旧军，建立新军。基于这种形势，袁世凯也向盛宣怀建议改革军制，募练新军，并毛遂自荐要当监督。光绪二十一年又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提出同样意见。六月十二日（8月2日）袁被召见，奉派督办军务处差委。他用钻营请托等手段，并拟订新军营制饷章和聘请外**官合同，请人译撰兵书，博得知兵之名，终于受到权贵荣禄等的激赏，十月二十二日（12月8日）获得到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的权柄。十一月初一日（12月日），袁世凯至小站接管原定武军4000余人，旋派人选募2000余人，全军共7000人。军队设督练处，袁自领督练官。新建陆军采取德国和日本建制，营制分左右两翼，每翼分统步、炮、马、工程、辎重各兵种；教官多自德国聘任，新式武器多从德国购置，全军一律习洋操，实开中国陆军近代化的先河。袁世凯在军队中大树特树个人绝对权威，通过官禄利诱，严刑峻法，以及灌输封建伦理、升官发财、宿命论等反动思想，很快培植起一批亲信死党，把军队训练成带有浓烈人身依附性质的武装。由于袁世凯作风跋扈，嗜杀擅权，营私受贿，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御史胡景桂对其进行参劾。查办此案的荣禄极力包庇袁世凯，使其度过了难关。经此事，袁越发投靠荣禄，依荣而自固。
次年，清廷以袁世凯练兵有功，晋其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
第三节出卖维新志士剿灭义和团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发动具有进步意义的变法运动。对此，袁世凯佯为赞成，阴实反对。七月，变法达到**，顽固势力频频密谋破坏。维新派为了将变法进行下去，同时出于对袁世凯的表面认识，乃建议光绪帝召袁进京，结以恩遇，以备不测。八月初一日（9月日），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擢其为候补侍郎。袁恐引起顽固派怀疑，接连拜谒权贵解释，并探听风声。初三日夜，维新派中最为激进的谭嗣同只身至法华寺见袁世凯，坦率地告以直隶总督荣禄和慈禧太后欲废光绪帝的阴谋，请其竭力相救，否则便向慈禧太后出首，求得富贵。袁世凯正言厉色地表示：“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当谭说荣禄不易对付时，袁怒目而视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②初五日（20日），光绪帝再次召见袁世凯。当日下午，袁世凯回天津后立即向荣禄告密。次日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①。袁世凯进一步获得慈禧太后和荣禄的信任。十月，荣禄奏设武卫军，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武卫右军”。光绪二十五年五月（1899年6月），袁世凯晋升为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六月，袁世凯率军由山东操演行军阵法回到天津，开始组织人员编纂《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七月进呈御览。该书强调练兵必须把封建宗法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军事训练放在第二位，首次系统地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方略和训练技术，成为清廷以后训练新军的重要军事教科书。
是年底，山东人民掀起的反抗帝国主义教会侵略的斗争已经遍及全省，不久便爆发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十一月初四日（12月6日），清廷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他在抵达济南任所的次日，即颁布《禁止义和拳匪告示》，坚决主张剿团保教。由于清廷再三谕令不可一意剿击，袁世凯开始尚未完全采用高压政策，而是严缉首要，查禁瓦解。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四日（1900年3月14日），清廷实授袁为山东巡抚。五月，直隶义和团大批涌进北京，慈禧太后宣布义和团众为“义民”。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联合侵略军由天津向北京进犯。慈禧太后命袁世凯派兵火速驰援。袁不敢与列强开战，仅派少数人马搪塞。继之，参加“东南互保”，任列强向京津侵犯、屠杀中国人民而不抵御；通饬全省严密保护洋教士和一切洋人，护送到通商各口；保护教会，优恤教民。而对义和团则极端残忍，山东境内团民为其剿灭殆尽。
②《宋教仁集》下册，第496页。
①梁启超：《谭嗣同传》，《戊戌变法》第4册，第52页。
第四节在直隶推行“新政”
同年十二月（1901年1月），慈禧太后宣布筹办“新政”。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推行“新政”。同月，袁世凯提出治国十策，即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辨名实、裕度支、修武备，以“求富”、“求强”。八月以后，在山东开始整饬杂税厘捐，设立银元局，开办课吏馆、校士馆，创立商务总会和大学堂，力行“新政”。九月二十七日（11月7日），经荣禄、奕劻等推荐，晋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居各省督抚之上。十月十八日（11月28日），清廷以其“共保东南疆土”，“卓著勋劳”②，加其太子少保衔。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四日（1902年6月9日），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袁世凯督直以后，身兼清廷参预政务大臣、会办练兵大臣、办理京旗练兵事宜大臣、督办电政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津镇铁路大臣、京汉铁路大臣、会议商约大臣八大要差，极力迎合清廷，加紧推行“新政”，成为清廷的重要决策者。
首先，增募新军，改革军制。光绪二十八年（1902）修订募练新军章程十一条和募兵格式八条，仿行外国的征兵制度，开始招募新军。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共练成北洋常备军六镇。北洋六镇新军的编练，使袁世凯的兵力骤增至**万人。六镇的军官除第一镇外，皆其嫡系，加之在政界网罗培植的许多党羽，逐步形成一个以袁世凯为首脑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其次，创办巡警。光绪二十八年四月（1902年5月），袁世凯率先在保定创设警务总局1所，分局5所，开办巡警学堂。七月接收天津时，又将在保定训练好的3000名巡警调进，设南北巡警局，同年冬成立巡警学堂，后又增添马巡、河巡、暗巡和消防队，将巡警制度推广到乡村和铁路，在直隶全省建立起警察网。光绪三十一年，又利用革命党人企图炸毙考察宪政大臣事件，建议清廷设立巡警部，预防革命党人潜伏，维持治安。并推荐亲信徐世昌任该部尚书、赵秉钧为侍郎，控制了警政。
第三，整饬吏治。他饬令道府厅州县一律将所得陋规交公，酌给公费，以杜绝受贿，止官之贪；设立官吏考验处，考验甄别初到和新选新补官员；设立调查处，采访舆论，了解官员政绩，调查案件，以便举劾；设立法政学堂和胥吏学堂，招收候补官员和幕僚入校学习，命未赴任的州县实缺各员先赴日本参观，以开官智。但这些措施根本不起作用，吏治依然**如故。第四，提倡实业。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在保定创立农务局和农事试作场，购买农业机械，聘请日人南原正三指导种植。并附设农业学堂，教授蚕桑种植和糖酒制造。在天津设立直隶工艺总局，作为官办实业的总机关，诱掖奖励全省绅民兴办实业。派人到外国和外省学习工业技术，批准给发明者以专利权。在袁世凯的大力提倡下，直隶近代工商业得到一定的发展。
第五，广兴教育。袁世凯坚决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光绪二十八年在保定成立学校司，次年奏请递减科举中额，改学校司为学务处，领导全省教育。饬令该处设置研究所，研究学校编制和教授方法，派员考核官绅办学情况，令各地设劝学所、宣讲所，筹备公款，积极办学；分批派遣人员赴日考察教②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具体日期，尚有几种说法，此说较为流行。
育，选派留学生赴日学习师范，并捐银2万两表率群僚和士绅出资办学。光绪三十一年，又领衔与其他督抚合词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经其提倡，直隶办学之风大兴，在各省之中成绩名列前茅。
第五节回籍“养疴”
清末，国内出现了革命和立宪两股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潮流。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秘密组织团体，开展推翻清皇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活动，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另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认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达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目的。他们反对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皇朝，提出废除封建**制度，人民参与政权，设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制定宪法，实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治的迫切要求。某些官僚也奏请实行立宪。清廷为消弭革命，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在大势所趋下，决定派遣载泽等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袁世凯对革命运动坚决主张镇压，而对立宪运动却不敢公然反对。光绪三十一年（1905），当立宪的声浪愈来愈大时，他便与周馥、张之洞联名奏请实行立宪。其后立宪的调子越唱越高，力图把自己装扮成立宪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以保住本人地位，进而攫取更大权力，同时抵制革命。光绪三十二年六七月间，考察宪政大臣回国，奏请立宪。袁世凯奉命设立天津自治局，拟定章程，首先试办地方自治。旋入京参加清廷召集的宪政会议，面奏慈禧太后，请改革官制，组织责任内阁。七月，清廷发布上谕，仿行宪政，首先改革官制，以为预备立宪基础，任命袁世凯参预编纂官制。讨论官制改革时，袁世凯力主实行责任内阁制，企图与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出组内阁，掌握中央政权，实行独裁统治，并借以限制君权，免遭光绪帝将来报复，后因多数官员抵制，未能得逞。会上，一些满族亲贵提出实行立宪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削夺督抚权力。对此，他因关系自身利害，大加反对。九月二十日（11月6日），清廷公布中央官制，强调“专责成”，袁世凯被迫于十月初三日（11月18日）上折辞去各项兼职，并交出四镇兵权给陆军部。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日（1907年4月2日），清廷改革东三省官制，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署理吉林巡抚，段芝贵赏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此四人均属袁党，是由袁世凯推荐给奕劻的。任命一公布，举朝哗然。三月二十五日（5月7日），御史赵启霖上折参劾段芝贵向奕劻送寿礼10万两，并向其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献歌妓杨翠喜，词连袁世凯。慈禧太后大怒，立即撤销对段芝贵的任命，令醇亲王载沣和大学士孙家鼐查办。袁世凯极力包庇，查证毫无结果，奕劻父子安然无恙，赵启霖竟遭革职处分。参案一结束，袁世凯即与奕劻勾结发起反击，进行报复。他们认为赵启霖上参折系军机大臣瞿鸿禨和邮传部尚书岑春煊所指使，便将矛头指向瞿、岑，掀起“丁未政潮”。首先借机奏请授岑为两广总督，将其排斥出京。继之贿买御史恽毓鼎捏词参劾瞿鸿禨，使瞿于五月开缺。最后又诬蔑岑春煊为康有为、梁启超同党，阴谋要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蒙蔽慈禧太后将岑开缺。
五月，清廷公布地方官制，谕令官员条陈预备立宪意见。六月十六日（7月25日），袁世凯以日法协约订立，上密折请求“赶紧认真预备立宪”，其实质是企图将铁良和凤山攻倒，夺取陆军部和业已交出的四镇兵权，成立既代君主负责又不对资政院负责的内阁，实行假立宪欺骗人民。3天之后，又奏请派遣大臣前往德国、日本考察宪法，简择王公近支赴英国、德国学习政治、兵备。七月，成立天津议事会和董事会，通令全省以天津为模范，办理地方自治。
袁世凯与奕劻狼狈为奸，结党营私，遭致御史的交章弹劾。慈禧太后疑虑丛生，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1907年9月4日）免去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调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
是年九月，清廷不顾浙江、江苏绅民业已奏准招股修筑沪杭甬铁路的事实，颁发借款修路谕旨，把筑路权送给英国。两省人民痛路权丧失，立即掀起坚拒借款、铁路商办的热潮，争相集款自办。袁世凯以“外交首重大信，议约权在朝廷”①为理由，不准江、浙人民反对。十一月两省代表进京力争，他仍坚持借款筑路，遭到国内舆论的强烈谴责。
光绪三十四年，立宪派人士为了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度，不满意清政府宣布的“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要求在二三年内召开国会。江苏、安徽、北京、直隶、吉林、山东以及八旗士民代表均呈递国会请愿书。袁世凯反对召开国会，阴阻都察院代奏。同时因衔恨于康有为、梁启超和马良密结亲贵排斥自己，挑唆慈禧太后将梁启超组织的立宪团体政闻社加以“煽乱”罪名，勒令解散，从而撕下了他积极倡导立宪的伪装。
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逝后，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摄政王载沣监国，执掌政权。新朝优赏军机大臣，袁世凯加太子太保衔。载沣深切痛恨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出卖其兄光绪帝，对其贪权置势亦极疑忌，极想把袁除掉。因遭到奕劻坚决反对和军机大臣张之洞劝阻，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载沣借口袁患足疾，下令将其开缺，命回原籍休养。袁世凯携眷返河南，最后定居彰德（今安阳市）城北门外的洹上村。表面上过着隐逸生活，实际上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连克武汉三镇，建立湖北军政府，推举原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都督。清廷举朝惶惶，命陆军大臣荫昌督率陆军两镇前往镇压。袁世凯见时机已到，立即活动布置。帝国主义也广造“非袁不能收拾”的舆论。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一向与袁沆瀣一气，此时同时提议起用袁世凯，向载沣施加压力。载沣起初不允，他们便以辞职不上朝议事相要挟，迫使载沣于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嫌官微权轻，复奏足疾未愈，不能立即受命。
①《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88，第17页。
第六节东山再起攫取民国总统二十八日，袁世凯电奏招募防军1.25万名。次日，电奏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等北洋高级将领归己指挥。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湖南、陕西同时光复。载沣被迫再作让步，九月初六日（10月27日）授袁为钦差大臣，节制调遣所有赴援水陆各军。初八日，山西独立，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屯滦州，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等十二条政纲，清皇朝在迅速崩溃。袁世凯见此，初九日离开彰德，南下视师。十一日，奕劻内阁总辞职，载沣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其进京组织完全内阁，仍旧节制调遣原管各军。袁世凯称非国会公举，不敢奉诏。十七日凌晨，他派人在保定暗杀了准备进军北京推翻清室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①，解除了吴禄贞对他的严重威胁，并避免了清廷立即覆亡的危险。次日，资政院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二十六日，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不久又在责任内阁的名义下逼迫载沣辞去摄政王，不再预政，最终夺取清廷政权。
袁世凯出山后即确定了利用革命势力要挟清廷交出政权，以清廷为工具逼迫革命势力就范，最后由自己窃取全国政权的总方略。他对革命势力软硬兼施，又打又拉，主动提出议和，十月十二日（12月2日）同南方达成武汉地区停战3天的协议。十七日，清廷授袁世凯为对民军和谈全权大臣，他即日委唐绍仪为总代表率代表团南下议和。十一月初十日（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日，唐绍仪和南方代表伍廷芳达成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的协议。袁世凯认为孙中山已当选总统，国民会议召集办法于己不利，窃取总统无望，不承认唐、伍达成的协议。十二日，准唐辞职，使议和濒临破裂。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袁世凯唆使部将冯国璋、段祺瑞等40余名高级将领叫嚣维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1月3日，南方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通过各部总长，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袁世凯向伍廷芳提出无理质问，被伍驳得理屈辞穷。14日，唐绍仪探询南方清帝退位后举袁为总统有何把握，孙中山等作了绝对肯定的回答。袁世凯遂下定决心，迫清帝退位。
1912年1月日，袁世凯入宫奏请隆裕太后实行共和。中午出宫行至东华门，遇到革命党人张先培等的袭击，侥幸脱险，从此称病不朝，把逼宫任务交给民政大臣赵秉钧等执行，同时贿买太监小德张恐吓隆裕。26日，又授意段祺瑞等40余名高级将领电奏，指斥载泽、溥伟等亲贵阻挠共和，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同日晚，发生革命党人彭家珍炸伤宗社党头子良弼的重大事件，隆裕太后特降懿旨，封袁世凯一等侯爵，以示羁縻。袁接连四次上奏力辞。在此期间，又指使杨度等人组织共和促进会，制造舆论；同时亲自奏请速定国体。隆裕太后万般无奈，终于做出皇帝退位、颁布共和的决定。2月3日授袁世凯以全权，与南方协商清帝退位条件。11日，袁将清帝退位诏旨电达南京临时政府，并表明政治态度，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表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①。次日，清帝宣布退位。
2月13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辞职，举荐袁世凯自代。15日，临①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8，1947年版，第40页。
①一说吴禄贞为良弼派人暗害。
时参议院议决建都南京，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他怕受革命势力挟制，不愿南下就职，指令曹锟的第三镇士兵29日晚在北京东城发动“兵变”，制造拒绝南下口实。南方让步，允其在北京受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月底，唐绍仪内阁组成。4月，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南北统一。
第七节镇压“二次革命”摧毁共和制度袁世凯一当上临时总统，即别有用心地下令裁军，借口军饷困难，无法供给，对南京留守黄兴施加压力，迫黄兴辞职。接着便命江苏、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等省将大部军队遣散，使南方革命武装力量大大削弱，为进一步消灭革命力量作好准备。
不久，袁世凯与内阁总理唐绍仪发生尖锐矛盾。《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家政体采取内阁制，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必须经国务员副署，方能生效。袁世凯最初提名让老友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原冀其唯命是从，得心应手。不意唐绍仪接受新思想较快，辛亥革命开始后倾向共和，以后加入同盟会。就任内阁总理又主张与同盟会合作，强调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内阁的责任，时常与袁意见相左。于是袁世凯利用各种手段架空、刺激唐绍仪，促其去职。6月，袁在王芝祥督直问题上蓄意与唐闹翻，坚决反对唐提出让王督直的意见，15日竟擅自将不经内阁副署的任王为南京宣抚使的委任状交王。唐愤而辞职。月底，陆征祥出任总理。内阁有6位总长相继辞职。7月19日，袁世凯提出补充阁员名单，让陆征祥提交参议院，参议院全部予以否决。袁世凯又二次提出补充阁员名单，密令军警使出流氓吓人战术，恫吓议员必须通过，否则将以炸弹从事，武力解散参议院。陆内阁虽然成立，但参议院因陆失职，提出弹劾，陆征祥遂请辞。8月20日，袁世凯任命亲信、内务总长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责任内阁终于失去独立性质，变为袁的附属机关。
8月，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与武昌起义的功臣、湖北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矛盾激化，欲借袁世凯手诛锄异己，将张振武与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推荐给中央。张、方抵京的次日，黎即电袁，给张、方妄加罪名，请袁予以正法。袁世凯密令将张、方逮捕，并秘密处死。消息传出，引起公愤，袁世凯将一切责任推到黎元洪身上，挑拨黎与革命党人的关系，迫其倒向自己。为了平息舆论，欺骗人民，加强集权统治，拉拢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在枪杀张振武、方维后不几天，袁世凯电邀孙、黄与黎元洪进京，共商国事。黎受各方责难，不敢进京。孙中山、黄兴先后抵京，均受到袁世凯最为隆重的欢迎。孙中山在京一个月，与袁世凯会谈13次。会谈中，袁世凯对孙中山谈的问题皆表示欣然同意。通过会谈，孙、黄被袁世凯所迷惑，宣言愿推袁为正式总统，号召人民给袁以全力支持。9月9日，袁世凯特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25日，他通电发布八大政纲，并云已取得孙、黄、黎同意，骗取人民信任。
1912年12月，第一届正式国会开始初选，共和党、民主党、由同盟会和其他政党合并而成的国民党展开了激烈竞争。国民党代理理事长、著名政治活动家宋教仁到处发表演说，鼓吹政党内阁，抨击时政。1913年2月复选结束，国民党在参众两院获得多数议席，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被选为参议员的宋教仁准备出而组阁。袁世凯深恐国民党用和平方法夺去政权，便密令赵秉钧派人刺杀宋教仁，阻止国民党内阁的实现。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遭受枪击，22日逝世。全国人声鼎沸，国民党人更为愤怒，一致强烈要求查办凶手，严惩国贼。袁世凯贼喊捉贼地当即下令通缉凶手。旋刺宋的要犯应桂馨和凶手武士英皆落网，并搜出应犯与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密电本及函电多件，证明刺宋主谋就是赵秉钧和袁世凯。4月26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将证据公布。袁世凯恼羞成怒，决定武力消灭国民党，为复辟帝制扫清道路。当日夜，命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与英、德、法、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附有苛刻条件的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筹措战争经费。这笔非法借款遭到新成立的国会和全国人民的同声反对。袁世凯一面进行狡辩，收买统一、民主、共和三党议员合组进步党，对抗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接二连三地下令压制舆论；一面加紧备战，召开军事秘密会议，调兵南下。当一切准备就绪，他气势汹汹地让人传语国民党员：如果国民党敢于“捣乱”，他即举兵征伐，公开叫嚣要对国民党实行武力镇压。6月9日、14日、30日，袁世凯连下三令，将国民党最有实力、反袁最突出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先后免职，促国民党首先采取军事行动，企图把挑起内战的罪名扣到对方头上。国民党人未及时作出反应，袁世凯继续增兵，进逼江西。7月上旬，孙中山召开会议，决定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江西独立，通电讨袁。接着江苏、安徽、广东、上海、福建、湖南、重庆宣布独立。战端开后，袁世凯命段芝贵、冯国璋分统大军由京汉、津浦线南下，进剿讨袁军。至9月上旬，即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平定。
在平定二次革命的过程中，袁世凯勒令解散了江西、广东、湖南三省省议会，10月13日下令拿捕江西省议会议员，**裸地摧残地方立法机关。与此同时，动用反革命专政工具，乱加“鼓吹二次革命”、“私通民军领袖”、“妨害大局”、“袒护逆党”、“煽惑国民”、“诋毁政府”等等罪名，封闭报刊，禁止集会结社，解散政党，随意逮捕处决反对他的人士和议员，剥夺了人民所享有的一切自由权利。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派军警化装成公民，包围国会，胁迫议员选举自己为总统。经过三次投票，他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0日，在故宫太和殿宣誓就职。
10月14日，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出《天坛宪法草案》，基本精神仍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制等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则。袁世凯以其不利于复辟帝制，竟撇开宪法草案，于日提出增修约法案，要求扩大总统职权，打击宪法会议。18日提出宪法公布权属于总统，不属于国会，企图利用公布权将宪法草案扼杀。22日复派遣8个委员出席宪法会议，干涉制宪，遭到宪法会议严词峻拒。25日，袁世凯通电攻击宪法草案，号召各省文武官员群起而攻，予宪法会议第四次打击。31日，《天坛宪法草案》三读通过，提交宪法会议。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追缴议员证书、徽章，两次非法取消438名议员资格，占两院议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名存实亡。宪法起草委员会也因此而解散，《天坛宪法草案》流产。
1913年11月26日，袁世凯下令召集政治会议。12月15日政治会议开幕，袁将国会、增修约法问题交付会议讨论。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停止议员职务，实际上非法解散了国会。2月3日，下令停办地方各级自治会。28日，下令解散各省省议会。从中央到地方，一切资产阶级的立法、监督、民意、自治机关被其破坏无余。根据政治会议的议决，袁世凯于3月18日召开御用约法会议，制定《中华民国约法》，并于5月1日公布，废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为其帝制自为开辟了道路。同日，袁世凯宣布废除国务院，于大总统府设政事堂，负责统一行动，参与审议法令，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赞襄总统政务，对总统负责，在行政方面加强集权。5月8日，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在军事方面加强独裁。23日，改变地方官制，在省县之间增设“道”一级机构，各省民政长改称巡按使。26日，停止政治会议，成立咨询兼代行立法院职权的御用机关参政院。6月30日，裁撤各省都督，于北京建将军府，设立各将军名号，规定有督理军政者，在各省开府建牙，未有督理军政者，在将军府任事。
1914年7月，袁世凯动用20余万军队，镇压了为时两年多，纵横豫、皖、鄂、陕、甘5省的白朗领导的河南农民起义。
第八节复辟帝制自取败亡是年7月，袁世凯公布文官官秩，分为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少士9等，恢复封建时代官制。
9月28日，袁世凯亲率文武百官至北京孔庙祭孔。早在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令，其后屡发告令，制定《崇圣典例》、《祀孔典礼》，规定祀孔礼仪应与祭天一律，借宣扬孔孟之道，攻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企图从思想上动摇瓦解人民的民主信念，要人民绝对服从他的统治，为复辟帝制服务。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祀孔活动。
10月，袁世凯成立直接隶属于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的模范团，自兼团长，企图在军队中建立专供自己指挥的特别系统和绝对忠实于自己的军队，排斥陆军总长段祺瑞的势力。
12月23日，袁世凯效法封建皇帝至天坛祭天，为称帝作准备。
同月29日，公布约法会议修订的《大总统选举法》。该法规定，大总统任期10年，得连选连任；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时，得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议决现任大总统留任；选举前，大总统推荐3名候选人，选举时，选举会对现任大总统及3名候选人均可投票。此法可使袁世凯成为终身总统，并可造成袁氏家族的总统世袭。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京公使日置益代表日本政府，乘袁世凯阴谋称帝之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要求袁接受。袁世凯为争取帝国主义支持，换取一姓尊荣，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命外交总长陆征祥同日置益等进行谈判。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除第五号日后另行协商外，其余必须速行应诺，否则将执必要之手段。袁世凯甘心卖国，9日将答复书送交日本使馆，满足了日本的要求，并于25日双方正式签约。
对日交涉结束，日本当权人物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袁世凯称帝深表同情，美、德等国亦热情鼓励，袁世凯认为将来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已无问题。这时，国内新的农民革命的危机尚未到来，革命党人绝大部分亡命海外，一时不能对之构成直接威胁。为控制稳定全国政局，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袁世凯着重防范反对其称帝的实力派。在中央最有实力的是其昔日的干将、陆军总长段祺瑞。段自被袁削夺陆军部权力后，与袁矛盾逐渐激化，反对袁称帝亦较坚决、露骨。袁世凯玩弄阴谋权术予以排斥打击，迫段于1915年5月辞职（正式免职在8月）。地方实力派多为袁的亲信党羽，但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的实力派则非其嫡系；即使嫡系当中，也有极个别的人如督理江苏军务冯国璋是反对其称帝的。对冯国璋，袁世凯百般笼络、欺骗，使其相信自己无帝制思想。对西南各省，袁世凯除命广东的龙济光监视广西的陆荣廷外，特于1915年2月任命心腹、参谋次长陈宧会办四川军务，率3个北洋混成旅进川，不久改授陈督理四川军务、成武将军，令其坐镇西南，准备随时消灭异己。另外，袁世凯还指使肃政厅发动“三次长参案”和“五路参案”，诱胁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官僚政客充当帝制活动的中坚。
经过以上措置，袁世凯认为称帝时机已经成熟，指使杨度组织筹安会，以研究国体何者适于中国为名，公开鼓吹复辟帝制，并秘密组织起一个由内务总长朱启钤、税务督办梁士诒、镇安上将军段芝贵、农商总长周自齐、参政张镇芳等10人组成的班子，作为发动帝制的中枢，同时确定了假借民意公举其为帝的办法，密电各省做好准备。人人知帝制即将复活，举国惶恐。袁世凯却装腔作势，矢口否认，说什么“从来无不亡之朝，帝王末路有求为平民而不可得者。余老矣，将营菟裘于海外，外间纷纭，滋非余意。苟相迫者，余当乘桴浮于海”①。9月2日，筹安会组织所谓公民请愿团上书参政院，请求改变国体，实行帝制。改变国体就是彻底背叛中华民国，袁世凯不得不虚伪地向参政院表示“改革国体”“不合事宜”；然而又说“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①，授意参政院盗用民意，作为帝制自为的遮羞布和谋叛民国的盾牌。19日，梁士诒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发动请愿，制造民意。段芝贵等亦联合各军警头目向袁劝进。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袁世凯强奸民意，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投票一致赞成帝制，并推戴其为“中华帝国皇帝”。12月11日，参政院以国民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请求袁称帝。袁世凯为免人讥评，名正言顺地君临天下，当日下达申令，故作谦让，说他从政30年无所“建树”，未有功业“足以称述”；清末曾居要政，“今若骤跻大位”，“于道德不能无惭”；民国初年曾向参议院宣誓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于信义无可自解”，请另行推戴②。下午参政院二上推戴书，为袁世凯歌功颂德，称其有“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六大“功烈”，“迈越百王”；并为其洗刷了有惭清室、背弃共和的恶名，再请正位登极③。12日，袁世凯申令承认帝位，筹备登极。次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贺。15日，册封副总统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未接受）；日，宣布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18日，重申满、蒙、回、藏各族人民待遇条件继续有效，下令优礼旧侣耆硕故人，均勿称臣；20日，申令以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21日，册封军政各界亲信党羽和实权派以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同时宣布从速制定宪法和召集立法院，整顿厘卡，永远革除太监和采选宫女，借以表示他的开明，以收拢失散的人心。预定19年元旦登极。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举起护国大旗，宣布云南独立，通电讨伐袁世凯破坏共和，背叛民国。袁不思悔改，谋求帝位愈急，于12月31日申令改元，以翌年为“洪宪元年”。19年元旦，将总统府改称新华宫，对内称“中华帝国”，改用“洪宪”纪元，接受百官朝贺，擅自称帝。1月5日，派曹锟统兵从四川和湖南进剿云南护**。其后又命龙觐光从广东经广西进攻云南。云南护**进军四川、湘西，屡败袁军。1月27日，贵州独立。革命党人也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再加争取日本的失败和其他列强提出警告，袁世凯被迫于2月23日宣布：帝制活动从缓办理，早正大位文电不许呈递；并通知各国公使，云南事未平以前决不登极。3月15日，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并消灭了龙觐光的征滇军。冯国璋此时也联合各省将军请速取消帝制。袁世凯知称帝无望，3月20日、21日召集高级官员开会讨论帝制问题，22日发表撤销承认帝制令，发还推戴书，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23日，申令废止洪宪年号，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他仅仅当了83天闭门天子，即被①《临时政府公报·电报》，1912年2月14日。
①张一麐：《心太平室集》“附录”，第2页。
②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57—258页。
③《政府公报·命令》，1915年12月12日。
全国人民赶下了台。
袁世凯撤销帝制后仍自居总统，妄想继续统治全国。3月25日，他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的名义，致电陆荣廷、梁启超、唐继尧、蔡锷，提出议和。南方表示赞成，四川前线达成停战一周的协议。但袁世凯对议和毫无诚意，时刻准备着消灭护**。人民为了彻底打倒袁世凯，更大规模地举行起义，广东、浙江相继独立，湖南、江苏、安徽、江西、奉天等地反袁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农民、工人和商人也采取各种形式投入到反对袁世凯斗争的行列。
袁世凯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继续进行垂死挣扎。4月21日，他宣布实行责任内阁制，公布《政府组织令》，规定国务员辅弼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卿总理国务。5月8日，改政事堂为国务院，幻想以此骗取人民信任。他还派阮忠枢到南方讽劝冯国璋带头，联合未独立各省通电拥袁，向护**示威，并指使内务总长王揖唐公开为其地位问题进行辩护。但袁世凯枉费心机，全国讨袁斗争更加高涨。5月1日两广都司令部成立，誓师北伐，向湖南、福建进军。8月，滇、黔、桂、粤4省在肇庆成立军务院，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等为抚军，发表宣言，拥黎元洪为总统，军务院负责指挥全**政，筹办善后。继之，陕西独立，中华革命军在山东迭获胜利。迫于全国讨袁斗争的大势，袁世凯的心腹、四川将军陈宧于5月22日宣布**，并特别声明与袁断绝个人关系。袁世凯本拟筹措军费，作困兽之斗，于5月29日公布《帝制始末案》，一面推卸罪责，一面威胁反对者。不料同一天，他的另一心腹湖南将军汤芗铭亦被迫宣布了湖南独立。袁世凯见帝制失败，众叛亲离，羞愤交加，原患肾结石立即转为尿毒病，经抢救无效，于19年6月6日上午10时病死。
第三十一章蔡锷第一节东渡日本习军事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日（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邵阳东乡蒋河桥（今邵阳市郊区蒋河桥乡）一个贫苦的农家。父蔡正陵，以种田为生，兼做裁缝；母王氏，辅助劳动，勤俭持家。蔡锷10岁时便读完了四书五经。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蔡锷未满13岁，由父亲领着去宝庆府城（今邵阳市）参加院试。主考官是学政江标，很赏识他的智慧和文章，将其补为县学生员（秀才）。同年秋，他返回邵阳，从同邑名子樊锥游，被免费收为弟子。在樊锥指导下，他熟读先秦诸子之书，尤好读《韩非子》、《老子》；同时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关心时局，学业大进。
这时，中国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以变法图强为主旨的维新运动在全国兴起。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湖南时务学堂成立，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唐才常为分教习。在新任学政徐仁铸的举荐下，蔡锷至长沙投考时务学堂，名列第三。其时他还不满15岁，是头班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而“在堂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①。梁启超在学堂大力鼓吹平等、民权学说，他深受影响。曾著文指斥孔子伸君权“流弊无穷”，主张在中国“益之以西人之法”，学习西方的“议院之制”①。又在《湘报》上发表《〈后汉书·党锢传〉书后》、《秦始皇功罪论》等文，揭露历代独夫民贼以及训诂、帖括的“剥民”，造成今日的“无面无祸，无地不祸，无日不祸，其剥愈甚，其受祸更不可拯”②；认为秦始皇的罪过，在“不智民而愚民而已”③。梁启超对他十分赏识，师生自此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1898年8月），湖南地方当局选拔学生出洋留学，应试者5000人，蔡锷以第二名入选。不料八月，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维新运动失败，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学生星散，留学事遂成泡影。稍后，蔡锷与同学唐才质、范源濂至武昌，拟入两湖书院求学，亦以原为时务学堂学生而遭拒绝。于是三人东走上海，次年夏考入南洋公学。时值暑假，他们在南洋公学寄居月余，忽接梁启超自日本来信相招，又得到唐才常的资助，于是东渡日本，留学东京大同高等学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各省蓬勃发展，八国联军大举侵华，攻占天津、北京。在南方，唐才常成立自立会，组建自立军，计划以武汉为中心，在湖北、安徽、湖南等省发动起义。蔡锷参加了自立会，并在起义前夕回国。唐才常以其年轻，派他回湖南捎信予黄①《政府公报·命令》，1915年12月13日。
①唐才质：《追忆蔡松坡先生》，湖南《文史资料》第1辑，1961年10月版。②《时务学堂札记》（1898年春），毛注青、李鳌、陈新宪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引用蔡锷著作，凡引自该集者，均只注篇名。
③《〈后汉书·党锢传〉书后》（1898年7月）。
忠浩，促响应。策应未果，起义失败，唐才常等被捕遇害。他幸免于难，重返日本。
为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蔡锷于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决心改习军事。自此他改名锷。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以自费进了陆军成城学校。次年七月毕业后，曾以候补生投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实习。十月，又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因成绩优异，不久改为官费生。
蔡锷在成城、士官学校学习期间，积极参与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光绪二十八年（1902）冬，黄兴、杨毓麟等创办湖南编译社，发刊《游学译编》杂志，他积极协助工作。曾撰《致湖南士绅书》，详细叙述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由弱变强的过程，指出日本强盛的原因“不过纯用西法，而判断决定，勉强蹈厉，稽合国情已耳”。希望湖南当权的士绅们向日本学习，实行改革，对编译社事“提倡赞成，集成巨款”，并认为，“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同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刊《新民丛报》，他曾入社襄理笔政，并以奋翮生的笔名在该报发表长篇政论文章《军国民篇》。文章写道：中国“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奋翮生曰：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又说：人有灵魂，国有国魂，“苟丧厥魂，即陷灭亡”。“故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如日本之武士道。而中国的国魂是什么呢？他闪烁其词：“欲于四千年汉族历史中，搜索一吾种绝无仅有之特色，以认为吾族国魂，盖杳乎其不可得矣然而吾脑质中，有一国魂在。”显然，他指的就是军国民主义。次年，拒俄运动兴起，他参加了拒俄义勇队，稍后该组织即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1903年11月），蔡锷毕业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在100多名毕业生中，他的成绩名列第三。同时毕业者尚有蒋方震、张孝准，均名列前茅，为人瞩目，时有“中国士官三杰”之称④。
④《秦始皇功罪论》（1898年9月）。
第二节在湘桂训练新军光绪三十年（1904）初，蔡锷以日本士官学校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由日本返国。这时他刚到弱冠之年，英气勃发，东南各省督抚争相延聘。七月，江西巡抚夏时聘他为江西续备左军随营学堂监督，不久改任材官学堂总教习及监督。十一月，他辞职返湘。次年一月，他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就任湖南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1905年8月），蔡锷在广西巡抚李经羲的再三敦请下，前往广西桂林，就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并兼随营学堂总理官。八月，又受委为巡抚部院总参谋官。九月，兼任广西测绘学堂堂长。他乘机邀请革命党人谭人凤等入广西活动，共谈国事；又延请他的老师樊锥入幕，恭执弟子之礼。时同盟会已在日本东京成立，黄兴化名张守正来广西活动，蔡锷与之共商革命方略，并曾挂名同盟会。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1906年9月），清廷在河南彰德举行新军秋操，蔡锷奉令前往观操，被选为中央评判官。秋练结束后，他赴北京考察军事，不久返回广西。三十三年正月，广西创办陆军小学堂，他受委兼任陆军小学堂总办；二月，又兼广西兵备处总办。三十四年三月，他被任命为广西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自桂林移驻南宁。宣统元年正月（1909年2月），他奉命前往龙州，任讲武堂总办，旋改任监督，将讲武堂迁于南宁。二年夏，复迁往桂林。不久，他擢升为广西新军混成协协统，兼学兵营营长、督练公所三处（参谋、兵备、教练）及干部学堂总办。
蔡锷在广西，历时6年，身兼数职，为在广西训练新军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他提出，“广西练兵主旨：一、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以此为最高目的；二、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全国一致；三、广西必须为把握全国之枢纽，为完成此事，要密切团结内部”①。练兵的爱国、民主色彩是很明显的。而另一方面，为着扎稳脚跟，团结内部，他处世行事，力求稳健、冷静，避免轻举妄动。广西同盟会支部负责人耿毅、何遂持黄兴介绍信前往联系，他也避免直接接触，还招致了一些年轻的同盟会会员的怀疑和不满。
广西新军原拟编练一镇一协。由于经费拮据，宣统二年（1910），蔡锷决定将已练成的一镇缩编为一个混成协。这样，干部学堂培养的200多名军官就难以全部安置。于是，他采取甄别的办法，考核品行，考试汉文，分别去留。结果，合格录取120余人，其中湖南籍占90余人，广西籍仅30余人。广西籍学生为此激愤不平。一些年轻的同盟会会员遂乘机宣扬蔡锷任用私人，偏袒同乡，排斥广西人。立宪派控制的广西咨议局也开会弹劾蔡锷。从而掀起了一场驱逐蔡锷出广西的风潮。蔡锷沉着应付，不加理睬。直到李经羲（时已调任云贵总督）电邀他去云南任职时，他才决计离开广西前往云南。①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5页。第三节在云南响应武昌起义宣统三年二月，蔡锷抵达云南省城昆明，但未立即受到任用。他在待命之暇，伏案著书，辑录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言论，加撰序言、按语，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作为对新军官兵进行“精神讲话”的材料。他将所选取的语录分为十二章，并在按语中发挥了自己一系列精到的军事见解。蔡锷编辑此书，主要是有感于当时民族危急和清军的**，希望能对新军的训练有所“挽回补救”。
同年六月，李经羲奏准任命蔡锷为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下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两标。时值四川保路运动狂飙骤起，全国革命形势急剧高涨。在云南，同盟会的活动亦有相当的基础，云南陆军讲武堂实际成了同盟会的活动场所，堂长李根源，教官李烈钧、方声涛、唐继尧、顾品珍、李鸿祥、罗佩金等皆为同盟会会员，且多为东京士官学校毕业生。蔡锷“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①。武昌起义爆发后，云南革命党人加紧活动。八月二十五日，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刘存厚、殷成献、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等举行第一次秘密会议，策划响应武昌起义。继后，又于二十八日和九月初一、初四、初七连续召开了第二、三、四、五次秘密会议，蔡锷参加了这四次会议。在第四次会议上，与会者歃血为盟，立下誓约云：“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①在第五次会议上，决定初九日（10月30日）晚12时发动起义，并推蔡锷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
初九日晚8时余，昆明起义提前爆发。蔡锷随即宣布革命宗旨云：“满清**数百年，纪纲不振，政以贿成，四万万同胞如坐涂炭。现在武昌首义，四处响应，皆欲扫除**，复我民权。我辈军人，何莫非国民一分子。与其被疑缴械，徒手待戮，何如持此利器，同起义军，革命清廷，驱逐汉奸，复我河山，兴我汉室之为愈也！”①起义军经过激烈战斗，于第二日中午攻占了五华山、总督署，云贵总督李经羲逃匿，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被杀，起义取得了胜利。云南各地，传檄而定。
九月十一日（11月1日），起义军民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推为云南军都督。军都督府成立后，即向全省声明：起义“宗旨在铲除**政体，建设良善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维护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②。同时发布《讨满檄文》，重申同盟会的纲领。为革新政治，蔡锷设置了军都督府政务会议，订于每星期三照例举行，由省直机关、省议会、参议处各派代表参加，讨论本省重大兴革事项。讨论决定后，由都督下令各单位限期办理。他还通知各单位，根据自身的力量和应办事务的轻重缓急，编制滇省五年政治大纲和办事程限表。这样，使“前清官吏敷衍因循之习，廓除殆尽”③。
①刘达武：《蔡松坡先生年谱》，《蔡松坡先生遗集》卷首第7页，1943年版。①朱德：《辛亥革命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页。①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②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③孙璞：《云南光复军政府成立记》，《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6页。为了革新政治，蔡锷还采取果断的措施，“更换重要各地方行政官”①。各部、司、局主要负责人，基本上都由同盟会会员和拥护革命的人士担任，撤换了一批**的旧官吏。军队中也起用一批年轻军官，以代替不称职的旧军官。大力整理财政，节约开支。整顿厘税，剔除陋规。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又两次带头裁减薪金。结果，都督蔡锷的薪俸，由原来的600两减为60两，与一个副都督（营长）的薪俸相等。“此时都督俸金之觳，举国未有如云南者也”②。不仅如此，他还将“公费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军，不欲使家有赢余，贫民贫国”③。在他的倡导下，云南上下克己奉公，“廉洁成为一时风尚”④。
云南重九起义胜利后，武汉战事仍然十分紧张。九月十四日（11月4日），贵州宣布独立，但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十月上旬，四川重庆、广安、万县、泸州先后独立，而省会成都仍然控制在清廷手中，社会秩序混乱。西邻的西藏地区，则有英印政府支持**喇嘛发动叛乱，围攻拉萨等地，进扰西康藏区。在这种形势下，蔡锷于大力整顿云南内政的同时，又先后派遣军队援川、援黔、援藏。九月下旬，援川军组成，向四川进发。接着组织云南北伐军，原拟取道四川赴鄂，后应邀途经贵阳以援黔。1912年夏，又派遣滇军入藏。这些军事行动，对于支持武昌革命政权，发展全国革命形势，以及抗御英人侵略，镇压西藏叛乱，均起了一定的作用。
①周钟岳：《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49页。②蔡锷：《滇省光复始末记》，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9页。③周钟岳：《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51页。④《劝捐军资文》（1912年2月）。
第四节对袁政权的幻想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逐步窃取了国家政权。在这个过程中，蔡锷对袁世凯的认识和态度经历了曲折的变化，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走过了一段弯路。
“南北议和”是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南北议和中，蔡锷对袁世凯是有所警惕并反对议和的。1912年1月20日，他致电孙中山、黄兴及各省都督说：“我军乘此朝气，何敌不克？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太久，糜饷劳师。试问彼于停战期内，西侵秦、晋，南攻颍、亳，朱家宝又已纵兵寿州，我再株守议和，大局必为所误。伏乞大总统赫然震怒，长驱北指，直捣虏廷。”1月26日，又致电孙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说：“现民国中央政府已成立，大总统已举定，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此其一。国民会议，袁世凯欲于北京开议，又欲各省州县皆举代表，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战备，懈我军心。此其二。主张共和，殆全国一致，所反对者惟少数之满清奴隶耳。设开会议而坠袁之狡谋，定为君主国体，则各省必不肯承认，战祸终无已时。此其三。中国此时仍拥戴满清为君主，固理所必无，即别以汉人为君主，亦事势所不容。故君主国体为中国今日所万不能行，必强留存此物，将来仍难免第二、三次之革命。此其四。唐使（绍仪）签订之约，而袁不承认，方在停战期内，而北军袭取颍州，进攻陕州，在清廷亦并未决心和议。此其五。故此时直无和议可言，惟有诉诸兵力耳。至作战计划，孙、陈各都督所见甚伟，滇处僻远，未便遥度，惟有简率精兵，结联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⑤反对妥协议和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对南北议和后形势的预计也大体是正确的。
但是，当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后，蔡锷却转而拥戴起袁世凯来了。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袁世凯业已由临时参议院合法地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另一方面，也是同他渴望国家统一富强和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分不开的。1912年4月11日，他致电北京全国联合进行会及上海各报馆说：“我国政体确定共和，惟幅员辽阔，统一匪易。此时有能挈五族为一家者，敝省无不服从，以期民国早日成立及袁公受职，敝省复肃电奉贺，非徒表欣戴袁公之意，实亦喜统一国家之成也。”4月26日，他又发出通电称：“总统就职，宣布共和，薄海欢欣，喁喁望治。乃匝月以来，内则遍地皆伏危机，外则列强尚未承认。究其原因，皆由全国省自为谋，未能统一之故。”又说：“吾国势分力薄，积弱已久，全国士大夫皆思建造一强固有力之国家，以骤跻诸强之列。然政权不能统一，则国家永无巩固之期。在大总统维持全局，或不欲骤与纷更；然大权所在，不能不收集中央，以图指臂相联之效。”①渴望国家统一、强盛，这表明了蔡锷一贯的爱国思想；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身上，则不仅仅是一种幻想，而且恰恰迎合了袁世凯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
其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曾企图借南京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共⑤转见李希泌：《如兹美风义，天下知重师——回忆朱委员长和先父李根源的交往》，《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
①《致孙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电》（1912年1月26日）。
和制度来限制袁世凯，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并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袁世凯却坚持要建都北京，并且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如具文。在这场斗争中，蔡锷是支持袁世凯的。1912年3月6日，他致电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及各省都督说：若建都南京，“北边形势当为之变迁，恐遗孽有乘虚窃踞之虞，而强邻启蹈隙侵陵之渐，黄河以北沦入毡裘，甚非国民之利。尚望早定大计，建都燕京，可以控御中外，统一南北，大局幸甚”。
民国成立后，各政党社团林立丛生。蔡锷从国家统一出发，曾参加统一共和党，并被推为总干事。在国家内忧外患的条件下，他认为国权为民权的保障，主张加强国权。他说：“本党主义，务以国家为前提天赋人权之说，只能有效于强国之人民，吾侪焉得而享受之？”强调“国权为拥护人权之保障，苟国家能跻于强盛之林，得与各大国齐驱并驾，虽牺牲一部之利益，忍受暂时之苦痛，亦所非恤”①。这种偏重国权、轻视民权的观点，在当时显然有利于业已篡夺政权的袁世凯。
正因为这样，当宋教仁酝酿把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合并改组为国民党时，蔡锷首倡军人不党主义，进而倡议解散各党，并声明脱离统一共和党。1912年6月28日，他发出通电说：“现在政党林立，意见纷歧，水火争持，党同伐异，或徇个人之攻击而忘国家、政党之利未收而害已毕见。鄙意先将现时组织之各党自行解散，另结合政见相同之健全分子，以先立雏形，而不必急求党务之扩张，以至于破碎冲突。”8月12日，他又一次通电说：现时政府兀臬，国本动摇，“实因政党为之厉阶锷初不察，亦尝预闻党事。今默察时局，熟审国情，窃谓此时以讨论为重，而不必强于主张；以培养为先，而无庸急于号召，较为得之。若广召党员，坚持党见，究之利也而不胜其敝，有也而反不如无。今海内大党，无出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数者。锷妄不自揣，愿与各党诸君子首倡解散之议，以齐民志，而定危局。前锷为同人敦迫，勉厕党籍，今谨宣告脱党，诚不敢隐忍瞻徇，致贻国家之祸”。矛头显然是指向同盟会、国民党的。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4月，又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举行“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孙中山和一部分国民党人决定武装讨袁。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7月15日，黄兴在南京组织江苏讨袁军。接着，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纷纷宣布独立。蔡锷对反袁的“二次革命”是持反对态度的。7月17日，他向袁世凯、黎元洪及北京政府发出“急电”说：“昨准参部寒、删两电，知赣事已决裂。积年痈毒，趁此一决，未始非福惟恳分饬皖、宁严防分窜，一面添重兵驰赴战地，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8月，熊克武在四川重庆宣布独立，他遵照袁世凯的指令，派兵入川会剿；只是由于“二次革命”很快失败，他的部队才没有与反袁军直接冲突。事后，他还对国民党横加指责，说什么“暴烈派以破坏为事，苟可以达其目的，即牺牲全国而不恤。然其进锐，则其退速。今已一落千丈矣，其剿绝易易也”②。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将在西南地区拥有重兵的蔡锷调往北京。
①《致袁世凯黎元洪黄兴及国务院电》（1912年4月26日）。
②《在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会上的演讲》（1912年5月上旬）。
蔡锷离滇前，在滇军营以上军官会上发表讲话说：“现任总统袁世凯原是我们的政敌，戊戌那年，由于他临时告密，我们的师友有的死，有的逃，现在想起来犹有余痛。但衡量中国现在的情势，又非他不能维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帮助袁世凯渡过这一难关。”①10月4日，他到达北京，受委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11月，任政治会议议员。次年5月，任参政院参政。6月，加昭威将军名号。7月，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12月，又被任命为全国经界局督办。他尽力职守，颇思有所作为。他特别热心于改革军事教育，曾邀集留日士官同学蒋方震、阎锡山、张绍曾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研讨战略战术。又修订了早年在广西起草的《军事计划》一书，贡献给袁世凯，作为国防计划的纲要。在该书中他提出：立宪制度和义务兵役制，是新国家赖以行进的“两轮”或“两翼”，“而二者之间，尤有至深至密之关系”。由此，他把军事改革与政治改革联系在一起，主张给农民以“土地所有权”，使其能“自由之劳动”；给市民以“自治权”；同时教育贵族爱国家，破除特典、特权。他兼任全国经界局督办后，对经界局事务也作了详细的规划，并在短期内主持完成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和《各国经界纪要》两书。但是，他把富国强兵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则只能被严酷的现实所粉碎。
①《在云南进步党支部欢送会上的演讲》（1913年10月初）。
第五节发动反袁的护国战争蔡锷在北京任职期间，正是袁世凯对内实行独裁、复辟帝制，对外大举卖国、换取帝国主义支持的时期。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次年1月10日，解散国会；5月1日，废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随后又陆续恢复前清官制，“民国”成了块空招牌。1915年1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竟于5月9日宣布承认；8月14日，更指使杨度、孙毓筠等组织所谓“筹一国之治安”的“筹安会”，公然鼓吹“君主实较民主为优”；9月19日，又有梁士诒等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要求“变更国体”。一场复辟帝制的丑剧从此紧锣密鼓开台。
面对着国家危于累卵、群魔乱舞的紧迫局面，沉着、机智的蔡锷，冷眼旁观，积极思考。对外来侵略，他毫不含糊，坚决主张抵抗。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他在参政院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说，激昂慷慨，要求拒绝“二十一条”，下定最后作战决心，并制订了对日作战计划②。对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他一方面认识到“此事关于国家前途甚巨，颇属危险”①；一方面则表面不动声色，暗中筹划对策，伺机行动。
“筹安会”发表成立宣言后第二天，蔡锷就乘晚班车去天津，会见梁启超，彻夜筹划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此后，他一方面与梁启超保持密切联系，一方面与云贵军政人员密电往来，互通声气，嘱令他们“稳静”、“慎重”从事，“加意布署镇慑”②，并促戴戡赴京共同策划。他还密派专使分赴广西、湖南、广东进行联络，与在美国的黄兴也取得了联系。而在公开场合，蔡锷则把自己装扮成帝制运动的拥护者和胸无大志的浪荡公子。8月25日，袁氏爪牙执赞成帝制题名录前来统率办事处试探，他即带头签名表示拥护①。与此同时，他常涉足京中八大胡同妓院，与名妓筱凤仙结萍水姻缘，佯装寄情声色，由此引起夫妻不和，打闹不休。他乘机将母亲、夫人和孩子送回湖南。
蔡母及蔡夫人离京后，袁世凯密派便衣特务闯入蔡锷住宅，翻箱倒柜，检查信件电报，无所获。蔡锷严词抗议。袁故作姿态，饬军警捕拿“盗犯”，并从监狱中提出几名罪犯加以处决，以资掩饰。至此，蔡锷决计秘密逃出北京。
蔡锷逃出北京，转赴云南，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以患病为借口达到逐步脱身的目的。1915年10月下旬，他呈文袁世凯说：“锷于本月初忽患喉痛，因连日从公，未甚留意，迁延日久，病势加剧。近则红肿异常，言语失调，饮食亦为之锐减。迭经医治，未见痊可。现就西医诊视，据云肺胃积热，兼有外感，亟宜避风少言，医药始能收效等语。拟自本月二十九日起，请假五日，以资静摄。”袁批示：“准予给假五日。”②11月中旬，他再次呈文袁世凯，以“病体未痊”为由，“拟请续假一星期，赴津就医”。袁批示“准②李文汉：《关于蔡锷的几点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1979年版。①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云南嵩明县教育局1943年石印。
②《致刘显世电》（1915年8月20日）。
①见1915年8月下旬致唐继尧、刘显世、黄永社等各电。
②《关于帝制问题的签名》（1915年8月25日），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813页。予续假七日，俾资调理。”③他到天津后，与梁启超作了进一步的筹划。11月22日，又向袁世凯呈文，说“假期已满，病仍未愈”，请“准予续假三月，俾得迁地疗养。并请派员代理，免旷职务”。袁批示：“着给假两月。”①11月末，他第四次呈文袁世凯，说自己“病根久伏，殊非旦夕所能就痊。而北地严寒，亦非孱弱之躯所能耐，一交冬令，病势益加。惟有移住气候温暖地方，从容调养，庶医药可望奏功”。明确要求“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病体早痊”。袁批示：“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归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②于是12月2日，他便在戴戡陪同下，乘日商山东丸东渡日本。离津前，他与梁启超诀别说：“失败就战死，绝对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对不争地盘。”③蔡锷抵达日本后，在黄兴所派张孝准、石陶钧等的接应下，秘密前往神户，然后迅速换乘另一艘日轮，经吴淞口南下香港，复取道河内直奔云南。与此同时，他请石陶钧带着自己的行李去别府箱根，作就医状；并准备了多封亲笔信，让石间日寄一封信给北京袁的亲信唐在礼等人，逐日报告游历状况和养病情形，以掩饰行踪。不久，袁世凯获悉蔡锷潜赴云南，大吃一惊，立即电令蒙自关道周沆和阿迷县长张一鲲，伺机狙击或捕杀。但在唐继尧之弟、警卫团长唐继虞的迎接和护送下，袁的阴谋未能得逞。
1915年12月19日，蔡锷历尽艰险，安全抵达云南昆明。时滇军反袁情绪十分热烈，中下级军官已开过三次秘密会议，酝酿武装讨袁。原国民党骨干分子李烈钧、程潜、熊克武等亦先后来滇，共同策划反袁战争。12月21、22日，在蔡锷、唐继尧的主持下，又联合召开了第四、五次会议，决定立即发动反袁护国战争。12月23日，便以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名义，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惩办帝制祸首，限25日上午10时答复④。同日，蔡锷与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李烈钧、戴戡联名将前电通告各省。次日，他又与戴戡联名致电袁世凯，“为最后之忠告”，要求袁“于滇将军、巡按所陈各节，迅予照准，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并发明令，永废帝制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噬脐之悔，云何能及！”①但是，袁世凯不听“忠告”，到期拒不作答。于是，12月25日，正式宣布云南独立，武装讨袁，护国战争爆发。
③《政府公报》1915年11月2日。
①《政府公报》1915年11月21日。
②《政府公报》1915年11月27日。
③《政府公报》1915年12月3日。
④《与梁启超的谈话》（1915年11月）。
①《护国运动期间唐继尧等文电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第六节亲赴前线指挥作战云南独立后，迅即组织了讨袁护**和护**云南都督府，蔡锷任护国第一军总司令，唐继尧为云南都督。稍后，又组织护国第二军、第三军，分别以李烈钧、唐继尧（兼）为总司令；另组挺进军，以黄毓成为司令。计划第一军出蜀，第二军入桂，第三军留守，挺进军相机行动。19年元旦，护**在昆明誓师，蔡锷会同唐继尧、李烈钧发布誓词：“以告国人，并自申警：一、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利思想，悉予铲除。一、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材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与地域观念，自启分裂。一、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消融，绝无偏倚。一、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已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种种族界限。”②蔡锷第一军下辖四个梯团，每梯团各辖两支队，总兵力约7000人。时袁世凯调到四川的北洋军，有曹锟第三师、张敬尧第七师、李长泰第八师，加上四川将军陈宧所率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3个旅，总数不下3万人。但护**士气高昂。面对强敌，蔡锷沉着指挥，周密规划：遣第一梯团长刘云峰率邓泰中、杨蓁两支队为先遣队，出昭通，取叙府（今宜宾），为左翼；派第二、三梯团长赵又新、顾品珍分率董鸿勋、何海清、禄国藩、朱德四支队，经永宁，进泸州，为中路主力；而以第四梯团长戴戡率熊其勋支队，并由殷承献率华封歌支队协助，取道贵州松坎，攻綦江，进规重庆，为右翼。1915年12月27日，刘云峰所部先遣队出昭通向川边移动。19年1月14日，蔡锷亲率赵又新、顾品珍两梯团从昆明出发。1月21日，先遣队攻占叙府，川、黔动摇。1月27日，贵州宣布反袁独立。2月2日，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在纳溪宣布独立，响应护国。随后，蔡锷督中路护**与刘存厚师会攻泸州，同时加强右翼戴戡等部对綦江方向的攻势。2月，护**与敌军在纳溪、棉花坡一带展开激战。2月23日，蔡锷带病亲赴纳溪前线，直接指挥战斗。2月28日，护**发起总反攻。战斗激烈艰险，叙府得而复失，纳溪三易其手。由于弹药不继，士卒疲累，乃于3月7日撤出纳溪，退往永宁大洲驿，“盖将休兵以图再举”①。
蔡锷退驻大洲驿后，将司令部设在永宁河中的一条大船上。部队经过一番休整，士气高涨。适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于是3月17日，蔡锷下令分三路大举反攻：中路顾品珍梯团，攻取茶塘子高地；左路何海清支队及刘存厚部，进驻和丰场、牛滚场一带；右路赵又新梯团朱德、金汉鼎两支队，由白节滩向纳溪推进，扫清长江南岸之敌。护**连日激战，大获胜利，先后攻占江安、南溪等地，3月23日重新夺回纳溪。随后仍退回原地。经此次战役，北洋军在川精锐损伤殆尽，再也无力组织进攻，被迫与护**停战议和，川南战事遂成胶着状态。
在护**的沉重打击与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以“大总统”自居。蔡锷与唐继尧等立即发出通电，②《致袁世凯电》（1915年12月24日），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851页。①《告全国同胞书》（19年1月）。
不仅不承认袁仍为总统，而且要求对袁进行审判。这时，全国各地反袁斗争形势继续高涨，袁党内部也日益分崩离析。4月6日，广东宣布独立。4月12日，浙江宣布独立。5月8日，南方滇、黔、桂、粤等省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军务院，推唐继尧为抚军长，蔡锷等为抚军。5月9日，陕西宣布独立，22、29日，四川、湖南也相继宣布独立。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声中，忧病身亡。以反袁称帝为宗旨的护国战争随之胜利结束。
还在护国战争结束前，蔡锷的病况因军务劳顿，日形加剧。紧张的战事结束后，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他多次请求辞职养病，未获允准。6月24日，北京政府任命他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6月28日，他由永宁出发，经大洲驿、纳溪，于7月1日到达泸州。7月6日，北京政府复任命他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这时，他的喉病“经德医施治后，肿痛更剧，声音全失，精神萎顿，饮食骤减”。但四川军政各方“并力劝驾赴蓉，接前敌将士及各属绅民函电，亦纷纷请求速西上就任”。于是，他于7月21日离开泸州，29日到达成都。
蔡锷到达成都后，带病坚持工作，很希望有所作为。他大刀阔斧地整编在川军队，统一财政收支，并制定军队、官吏奖惩条例。但病势日重，实在无法坚持工作。于是再三电请辞职治病，并保荐罗佩金代理川督，戴戡代理省长兼会办四川军务。8月7日，获准给假两月。8月9日，即离成都东下。8月28日，到达上海。梁启超“会着他，几乎连面目也认识不清楚，喉咙哑到一点声音也没有，医生看着这病是不能救了”①。尽管如此，他还为梁启超的《盾鼻集》作序。然后东渡日本，入九州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离沪时，黄兴特为送行。不意10月31日，黄兴竟病逝于上海。他闻耗悲痛欲绝，于病榻作挽联一副云：“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②19年11月8日凌晨，蔡锷病情严重恶化，自知不起，口授随员，遗电四事：“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同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由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此次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督军、戴省长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劝；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②延至上午四时，不幸逝世。
蔡锷的逝世，引起了举国上下的悲痛。孙中山特撰挽联云：“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②①《护国岩记并铭》（19年6月），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1176页。②《哭黄克强》（19年11月初）。
第三十二章程长庚谭鑫培第一节程长庚程长庚，谱名闻檄，字玉珊，也作玉山，堂号“四箴”，安徽省潜山县河镇乡程家井人，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初七日（1811年11月22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幼年进徽调科班学戏，习老生兼净，对其他行当也很留心。由于他勤学苦练，加上悟性较高，进步很快。出科后在戏班中搭班演唱，在当地有了一点小名气。道光年间，程长庚到北京搭班演唱，其后入三庆班。当时，北京的舞台上，昆曲和京腔已经衰微，徽班称盛。其中以三庆和四喜、春台、和春名声最大，被称为“四大徽班”。徽班演员的唱腔重二黄调，在北京流传过程中，不断地吸收秦腔、京腔、昆曲等剧种的特长。嗣又因湖北汉戏演员搭入徽班，他们擅长西皮调，使与二黄调进一步交融，为北京皮黄剧（即后来称为京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程长庚就是以他卓越的艺术成就被誉为“京剧开基创业的大师”。
程长庚的蜚声剧坛，是和他执着于戏剧艺术和勤学苦练分不开的。相传，他初到京演出，第一场打炮戏就唱砸了，观众喝了倒彩，这无疑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他并没有因而气馁，而是更加发奋，经人介绍，入保定著名的昆曲科班和盛成再次坐科。在三年的科班学习中，程长庚一丝不苟，从唱、念、表演到发音吐字，都认真对待，刻苦练习。他嗓音宏亮，音调高，但唱来发飘，不够厚重坚实。为此他用心钻研，孜孜不倦地苦练，虚心向人请教，终于练成了独具一格的“脑后音”的唱法，艺技精进。回京城演出后，一日，应某权贵堂会，在座者皆达官贵人，程长庚演《文昭关》，饰伍子胥，“冠剑雄豪，音节慷慨，奇侠之气，亢爽之容，动人肝膈，座客数百皆大惊起立”②，由此誉满京城。道光末年，他已是三庆班的班主和首席老生。咸丰年间，程长庚带三庆班进宫为咸丰帝演出，受到称赞，被赏五品顶戴，任内廷供奉，领戏曲艺人团体“精忠庙”会首，总管三庆、春台、四喜三大徽班。艺术的发展需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程长庚融合徽调和汉调，并吸收昆曲、京腔、秦腔等剧种的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经过自己的创造，形成了一种体系。不论皮黄、昆曲、文戏、武戏，他都能演，剧目丰富，戏路很宽。老生本工戏以外，还演武生戏、小生戏、花脸戏等。即如老生靠把戏，五种颜色靠把戏的角色，他都能演，红靠戏能演《战太平》的花云，黄靠戏能演《风云会》的赵匡胤，绿靠戏能演《战长沙》的关羽，白靠戏能演《镇潭州》的岳飞，黑靠戏能演《白良关》的尉迟敬德。
作为表演艺术家，程长庚很重视塑造人物形象，对角色的性格、身份体察入微。他对唱、做、念、打“四功”和手、眼、身、法、步“五法”并重，善于运用这些表演技术来表现人物，一举手，一投足，都注意符合所扮角色的性格，不仅形似，而且能传神。所以“一经登场，不啻现身说法”，“为大臣则风度端凝，为正士则气象严肃，为隐者则其貌逸，为员外则其神恬”，“能令观者如对古人，油然起敬慕之心”①。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杰作是《文昭②《蔡松坡先生荣哀录》，联语第1页，民国石印。
①朱书绅编：《同光朝名伶十三绝传略·程长庚传》；陈澹然：《异伶传》。关》的伍子胥、《战长沙》的关羽、《群英会》的鲁肃。
程长庚精于唱工，注意吸收昆剧的吐字发音，讲求字正腔圆，不以花哨取巧。他的嗓音叫“脑后音”，初唱时似乎有些吃力，带有涩味，渐渐平坦甘润，抑扬吞吐，高低宽窄，一任其意。唱腔“于高亢之中，别具沉雄之致”，跟有的演员徒以调高声宏取胜，而欠缺韵味回音的唱腔迥然不同。当时有人把他的唱腔与唐代诗人杜甫的诗风相比，形容为“天风海涛，金钟大镛”①。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程长庚在唱腔上不单是唱声，更重要的是在于唱情，以声传情，声情交融。他生活在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的时代，亲身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种种侵略活动，忧时感世，“愤欲绝”②，表现出一个爱国者的民族义愤。他的唱腔也因之更加高亢雄壮，慷慨愤激，能够使“闻者泣下”。程长庚在这方面的造诣，是京剧界一致称道的。
程长庚能演的戏很多，除了演《战樊城》、《长亭会》、《文昭关》、《鱼藏剑》、《镇潭州》、《捉放曹》、《击鼓骂曹》、《群英会》、《华容道》、《战长沙》等经常叫座、历久不衰的戏外，且注意上演新编的连台本戏。他主持的三庆班里有一位老生演员叫卢胜奎，擅长编写剧本，全本三国戏自《马跳檀溪》至《取南郡》共40出，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在《群英会》中，程长庚饰关羽和鲁肃（有“活鲁肃”之称），小生徐小香饰周瑜（有“活公瑾”之称），卢胜奎饰诸葛亮（有“活孔明”之称），花脸黄润甫饰曹操（有“活曹操”之称），武生杨月楼饰赵云（有“活赵云”之称），其他角色也无不配搭匀称，氍毹之上，俨然三国人物斗奇争胜。清人沈蓉圃的“同光十三绝”画像中，列入的即有程长庚、徐小香、卢胜奎、杨月楼4人。京剧在形成时期，著名的老生演员除程长庚外，还有余三胜和张二奎。
这三位演员在唱腔和表演艺术上各具特色，各有独到之处，形成了老生三种流派。程长庚高亢沉雄，肃穆凝重，唱、念多徽音，被称为徽派。余三胜圆润流利，苍凉悲壮，以汉调西皮为特长，唱、念为湖广音，被称为汉派（或余派）。张二奎实大声宏，雍容华贵，唱、念运用北京字音，被称为京派（或奎派）。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由于他们的艺术成就，时人称之为老生“三杰”，又称“三鼎甲”。
程长庚声誉既高，演戏依然极为认真，不马虎敷衍。他对别的演员也严格要求，演出时如有失误，退场后随即指出，当面规劝。但其为人宽厚，从不当场奚落讪笑，使人难堪，故被赞誉为有戏德。他虽享有盛誉，却不拿架子、不争角色，配角也演。花脸何桂山演《白良关》，饰尉迟敬德，程长庚给配“小黑”尉迟宝林。小生徐小香演《监酒令》饰刘章，他给配陈平。他认为演剧以戏为重，主角和配角都是演戏，好比红花绿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对于三庆班，程长庚管理井井有条。他要求纪律严明，不容班里的人有所违犯，而自己也以身作则。如规定不许演员单独应“外串”③，他就严格遵守，曾说：“我若应外串之召，自谋诚为得计，其如本班众人何？”①每次演①陈彦衡：《旧剧丛谈》。
②吴焘：《梨园旧话》。
③陈澹然：《异伶传》。
①外串，即本班演员另在他班应活演出。
出，程长庚都提早来到戏园，亲自安排演出的各项事务，做到后台没人随便谈笑喧哗，前台除执事人外，无一人搴帘外出，秩序井然，有条不紊。此外，他还革除梨园界的一些陋习，如废除戏开演前演员在台上“站台”①。班里的人对程长庚都很敬重，他也很爱护戏班和同人。凡同人生活上有困难，他总是慷慨相助。按封建皇朝制度，凡帝、后死，称“国丧”。在“国丧”期间，城内戏园禁止演出，只准在外城茶馆、饭庄清唱。同治帝死时，程长庚为了维持同人的生活，每日带领全班到外城清唱，所得收入归全班使用，从不多取分文。晚年，程长庚衣食丰足，但仍不时登台演出，友人劝阻，他感叹地说：“某自入主三庆部以来，于兹数年，支持至今日，亦非易易。某一旦辍演，全班必散，殊觉可惜！且同人依某为生活者，正不乏人。三庆一散，此辈谋食艰难，某之未能决然舍去者，职此故者。”②在当时人的印象里，程长庚以谨饬严正著称，一生专心戏曲事业。演戏历来被视为“贱业”，但他却不以此自贱，虽权贵亦不屈。王府、贵官曾屡次传召程长庚演堂会，他一概拒绝。有一次都察院团拜，要程长庚演堂会，他因不从而被强行绑走。当他知道点的剧目是《击鼓骂曹》时，才破例应允。他饰祢衡，肉袒击鼓，气概激昂，指堂下怒骂：“方今外患未平，内忧隐伏，你们一班奸党，尚在此饮酒作乐，好不愧也！”，“骂罢而唱，唱罢而骂，发目皆动”，使得台下达官贵人狼狈不堪。④光绪五年十二月十三日（1880年1月24日），这位为京剧奠定基础作出重大贡献的艺术家因病辞世，享年69岁。他生前很重视京剧人才的培育，曾创办三庆科班。杨月楼是张二奎的徒弟，程长庚对他很器重，将他吸收进三庆班，传授艺术。后杨月楼继其为三庆班主。著名老生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也都出自他门下。他们继承程长庚等老一辈的表演艺术，又加以创造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流派，被称为京剧老生“新三派”。
①吴焘：《梨园旧话》。
②站台：戏开演前演员在台上站立，供台下观赏，还须陪达官富豪看戏。第二节谭鑫培谭鑫培，名金福，以字行，因堂号“英秀”，又以英秀称之。湖北省江夏县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九日（1847年4月23日）。父谭志道，演老旦兼老生，擅长演悲剧人物，调门高而嗓音尖，观众给他起个外号叫“叫天儿”。谭鑫培艺名“小叫天”，即沿父而起。
谭鑫培从小就跟他父亲学艺。咸丰年间，他随父来到天津，后入京东金奎班习武生。他练功勤奋刻苦，白天黑夜，从不间断，练就一身好功夫。四年业满出科后，仍回天津随父卖艺。同治三年（1864），谭鑫培想在大地面露头角，到北京搭广和成班演戏。然而，他在戏班里受排挤，只能演个小配角，还要受气。谭鑫培气愤不过，于是离开广和成，到京东加入跑码头的“粥班”，在遵化、蓟县、平谷一带的乡镇演出。他担任武生主要演员，有时也串演老生戏或武丑戏。谭鑫培在粥班演出期间，仍然坚持勤学苦练，毫不放松。所谓粥班，是由班主用若干担粮食做本钱，招收一些演员为他们演戏赚钱的戏班。粥班没有固定待遇，收入很少，伙食很差，业务不好时只能喝粥，演出地点也不固定，流动性很大，经常奔波于乡镇间，生活很艰苦。但是，粥班的演出生活，使谭鑫培得到更多的舞台实践，拓宽了戏路，使艺术根基更加深厚，对后来的艺术发展有重要影响。在粥班几年后，谭鑫培又回北京，搭永胜奎班演戏。但不多久，由于成年发育变声而倒嗓，在一次演出时嗓音竟然哑得唱不出来。不得已只好离开北京城，到京东粥班演武行糊口。后来经人介绍，又到一个富商家为其看家护院。即使遭受这样大的挫折，谭鑫培也没有因而灰心丧气，仍然不断地练功、喊嗓，使嗓音逐渐恢复好转。
同治九年（1870），谭鑫培已20多岁，因父亲的关系，回京入程长庚主持的三庆班，仍演武生。如《金钱豹》的孙悟空，《神州擂》的王永，《恶虎村》的黄天霸，《黄鹤楼》的赵云，《挑滑车》的高宠等。有时也演《五人义》的周文元、《三岔口》的刘利华一类的武丑戏。沈容圃所绘《同光十三绝》中的谭鑫培，即是他饰《恶虎村》的黄天霸。这时，他的嗓音已经变得清亮，遂武生、老生相间演唱。由于他多年搭三庆班，对程长庚的艺术很专心学习，尤其是注意程的四声的运用和行腔吐字的功夫。又因为其父和老生“三杰”之一的余三胜是同乡至交，他得以拜余为师，吸收余的汉调西皮的特长，以圆润流利取胜。谭鑫培表演艺术的精进，受到了程长庚的重视。程认为他的脸庞瘦削而口大，演武生扮相不好看，不如改演武老生，挂上髯口既能掩去瑕疵，使面容改观，又可以施展武功，加上甜润柔美的嗓音，当会受到观众的欢迎。谭鑫培于是兼演武老生，如《定军山》的黄忠、《战太平》的花云、《阳平关》的赵云、《战长沙》的关羽（红生）等，都获得很好的演出效果；间也演一些文老生戏，如《伐东吴》、《状元谱》、《御碑亭》等。光绪五年（1879），谭鑫培首次到上海演出，常演武生戏。在上海，他向老生孙春恒学艺。孙春恒一反当时盛行的程长庚等沉雄激昂的唱法，创造了清灵低柔的老生新腔。谭鑫培很受启发，就吸收了孙的唱法。翌年回京，仍在三庆班演戏。
光绪八年（1882）后，谭鑫培渐以演老生戏著名。这时他搭四喜班，与著名老生孙菊仙互唱大轴。十三年（1887），谭鑫培开始自己挑班，与花脸刘永春合组同春班。十六年（1890），被选入升平署为“民籍教习”。当时慈禧太后恣意享乐，沉溺声歌，除在专设的演戏机构升平署中，让专职演戏太监经常演出外，还不断从民间戏班中挑选一些名角入署演出。谭鑫培在宫廷中演戏，以其艺术精湛，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赐四品服。他虽被选入署，但主要的演出活动还在民间戏班。谭鑫培由于出色的表演艺术，自创新声，独成一派，人称“谭腔”，与并时的四喜班的孙菊仙、春台班的汪桂芬鼎足而立，被称为“老生后三杰”，或“后三鼎甲”。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戏园被焚毁。此后，孙菊仙携家移居上海，汪桂芬因遭凌辱受刺激，精神抑郁苦闷，笃信佛教，时演时辍，谭鑫培在北京京剧舞台上独享盛名。据《伶史》记述：“凡王公大臣荐绅先生每有喜庆必招谭，谭不至举座不欢也。膏梁纨袴弦歌相娱，不学谭则无以鸣高也。贩夫走卒抽暇聚谈，不知叫天则无以夸于侪辈也。青楼歌伎以喉侑觞，不摩谭不足以引宾客欢也。他如大家闺秀、学校士子，亦能私相揣拟，低声而歌。”因而有“有书皆作垿（一作‘有匾皆为垿’），无腔不学谭”的谚语。王垿是晚清著名书法家。他的书法和谭鑫培的唱腔同时流行天下。当时，谭鑫培的《当锏卖马》秦琼、《李陵碑》杨继业的唱腔脍炙人口，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在京城街头巷尾时常能听到在唱“店主东”、“叹杨家”。有人写诗描绘说：“家国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作者意在讽刺清朝王公贵族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仍然沉湎于声色狗马，不管家国兴亡，但也反映谭鑫培的影响之大。
谭鑫培是继程长庚之后在京剧老生行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京剧老生分为“安工”、“衰派”、“靠把”三种，“安工”以唱为主，“衰派”讲究做工，“靠把”则重武功。虽余三胜、张二奎等前辈名角也有所不工，而谭鑫培文武全才，能兼三长，打破了老生行当的界限。他能演的戏很多，常演的老生戏如《空城计》的孔明、《捉放曹》的陈宫、《击鼓骂曹》的祢衡、《洪羊洞》的杨延昭、《四郎探母》的杨延辉、《珠帘寨》的李克用、《武家坡》的薛平贵、《琼林宴》的范仲禹、《搜孤救孤》的程婴、《状元谱》的陈伯愚、《乌龙院》的宋江、《打渔杀家》的萧恩、《清风亭》的张元秀、《南天门》的曹福、《当锏卖马》的秦琼、《李陵碑》的杨继业、《定军山》的黄忠、《战太平》的花云等。谭鑫培在艺术上之所以有很高成就，是由于他能不拘一格，博采众长，又融会以自己创造的结果。他有扎实的文武功底，在老生表演艺术上集中了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王九龄、卢胜奎、孙春恒、冯瑞祥等各家之长，“同一唱工，《碰碑》则学三胜，《乌盆》则学九龄。同一做派，《状元谱》则学长庚，《桑园寄子》则学三胜。同一靠把，《定军山》则学三胜，《镇潭州》则学长庚。不特此，《天雷报》拟周长山，而身段汰其冗拙；《空城计》仿卢台子（胜奎），而声韵较为悠扬”④。他不固步自封，京剧其他行当如青衣、老旦、花脸的唱腔，以至昆曲、梆子、大鼓、单弦的某些特长，都加以吸收运用。谭鑫培博采众长，不是生吞活剥，七拼八凑，而是按照京剧艺术的规律加以融会贯通，经过自己的创造，成为浑然一体的艺术风格。在他之前的“老三杰”，虽然都有高度的演唱技巧，然而唱腔比较平板，旋律性不强。经过谭鑫培的广泛吸收，大胆创新，唱腔比以前复杂多变、旋律性加强。他用“云遮月”的嗓音，声调悠扬婉转，长于抒情，独拘一格，与程长庚的“脑后音”同为难能可贵。
④赵炳麟：《赵柏岩集·柏岩文存》卷4。
在丰富和发展京剧剧目方面，谭鑫培也作出了贡献。他不仅继承了前辈老生演员的一些拿手好戏，还通过自己的创造，丰富和发展了京剧老生的传统剧目。如《珠帘寨》的李克用原是花脸扮演，经谭鑫培改为老生后，成为老生的传统剧目；《南阳关》、《战太平》等剧原来都是不受重视的“开场戏”，谭鑫培演唱后丰富了唱腔和表演，成为谭派的看家戏；《搜孤救孤》、《当锏卖马》的主角原分别是公孙杵臼和店家，经谭鑫培的改编，程婴、秦琼成为主角。
谭鑫培声甜腔美，技艺高超，但他不卖弄，而是仔细体会剧情，分析人物性格，从唱、做、念、打中表达出剧中人当时的思想感情，深入地刻划人物，“装谁象谁”，“演孔明有儒者气，演黄忠有老将风。《胭脂褶》之白槐居然公门老吏，《五人义》之周文元恰是市井顽民。流品迥殊，各具神似。由其平日于各色人等之举止语言无不细心体察，刻意揣摩，故其扮演登场能随时变态，移步换形”①。他的唱不仅唱声，而且唱情，用唱腔来表达人物的感情。例如《当锏卖马》中秦琼的“店主东”、《空城计》中孔明的“我本是”和《捉放曹》中陈宫的“听他言”，三段唱都是西皮慢板，板式、腔调大致相同，由于能从人物的特定情景出发，不仅唱腔各异，而且表达了秦琼的沉郁、孔明的镇静、陈宫的愤懑等不同的思想感情。同样是四平调，在《乌龙院》里唱得纡曲缓慢，表现了宋江平静悠闲的心情；在《清风亭》里就唱得紧凑朴直，表现了张元秀忧伤抑郁的情调。谭鑫培既重唱腔，也讲究念白和做工，用细致的表情、身段动作来刻划人物性格，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如演《李陵碑》的杨继业，当看到李陵碑，念碑上四句诗时，一句比一句强烈，念到末句“卸甲又丢盔”，随着念的节奏，身子一抖铠甲卸脱，头一甩头盔抛出，把杨继业激动的情绪表现得很逼真。演《空城计》的孔明，“三报”一场，通过脸部表情、身段动作和念白，有层次地表现了身处险境的孔明的忧虑、悔恨、惊叹而又镇静的复杂矛盾心情。谭鑫培早年曾演武生，武功根底坚实，在一些戏里的独特表演技巧运用自如。如《南天门》的甩罗帽、《问樵闹府》踢鞋、《四郎探母》的“吊毛”以及《当锏卖马》的耍锏、《翠屏山》的舞刀等，都有独到的功力，内外行交口赞颂。由于他高度的艺术成就，因而驰名南北，获“伶界大王”的称号。
光绪三十一年（1905），谭鑫培的《定军山》由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为之摄制成电影。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电影。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谭鑫培任正乐育化会会长。他虽然年事已高，仍然没有离开舞台。这年冬天，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到上海，在新新舞台演出1个月。谭鑫培晚年仍坚持练功，艺术造诣更臻于炉火纯青。但是，这样一位有卓越成就的表演艺术家，晚境却迭遭坎坷。他曾因得罪袁世凯的爪牙，竟被禁演累月。1917年4月，北京的军阀政客为了欢宴桂系军阀陆荣廷，指名要谭鑫培为他们演戏，当时他正患病，实在不能上台，便婉言谢绝。但是，军阀们始终不准，强行逼迫他抱病演出了《洪羊洞》。谭鑫培为他们演完了这场戏，劳累加上气忿，病势日益沉重，不到1个月光景，于5月10日溘然长逝，时年71岁。
谭鑫培是一位继往开来、自成体系的京剧艺术大师。他把京剧老生艺术提高到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成为流传很广、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除子①陈彦衡：《旧剧丛谈》。
谭小培、孙谭富英、婿王又宸以谭派老生名外，继起的余派（叔岩）、言派（菊朋）、高派（庆奎）、马派（连良）、麒派（周信芳艺名麒麟童）、杨派（宝森），都与谭派有直接间接的关系。
第三十三章数学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传统数学以一个小的**走向终结，伴随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和文化宣传而来的是西方数学的传播与普及，过程相当缓慢和艰难。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也学习西方数学，并后来居上而超过中国。自十九世纪末开始，大批中国留学生到日本、欧美学习数学，他们回国后创办大学数学系，尝试做研究。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稍具雏形，遗憾的是，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传统数学并没有融入西方数学，此后只作为历史存在和文化影响而成为数学史的研究对象。这就是说，中国现代数学基本上是另起炉灶，从西方移植过来的。
第一节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数学西方数学的传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数学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一方面，西方传教士借五口通商的便利，在传教的同时，扩大西方数学的传入；另一方面，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洋务派人士注意支持中国的科学事业，包括中国传统数学的发展，以及西方数学典籍的翻译。李善兰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中国数学家。他既精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数学，又能吸收西方的一些数学观念加以糅和，代表了那一时代中国数学的最高水平。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W.H.Medhurst，1796—1857）在上海设立墨海书馆，印刷《圣经》等传教需用的材料。1847年8月26日，受英国伦敦会的派遣，伟烈亚力来到上海主持墨海书馆的出版事务。伟烈亚力主持馆务之余，借他在伦敦自学的一点汉语知识，研读中国的天文数学典籍，并涉猎西方科学著作的汉译工作。他自称：“余自西土远来中国，以传耶稣之道为本，余则兼习艺能。”①他和李善兰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后9卷，以及第一本介绍微积分的译作《代微积拾级》分别在1857年和1859年出版，成为继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前6卷之后向中国传播西方数学的又一重要事件。
进入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之后，英国人傅兰雅、美国长老会牧师狄考文（C.W.Mateer，1836—1908）也参与翻译西方数学著作，影响很广。
另一方面，清政府中的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技术，特别注意对数学的支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同治帝接受恭亲王奕?的奏请，于1862年在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奏准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1868年起，在其内设翻译馆，有关代数学、三角学、概率论等一大批西方数学著作被译成中文。政府官员中也有一些人专攻数学，如江苏巡抚徐有壬，与同时代的数学家李善兰等多有来往，自己亦有著作多种；江西的吴嘉善曾为翰林院编修，尝与徐有壬共同研究数学；湖南天算家丁取忠曾在1860年应胡林翼之请到武昌作幕宾，晚年和他的弟子左潜（左宗棠的从子），曾纪鸿（曾国藩的次子）在长沙白芙堂研究数学。
1866年，曾国藩“邮致三百金”到南京资助李善兰出版《则古昔斋算学》24卷，这部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传统数学的最高水平。
然而，尽管有传教士和洋务派人士对数学的支持，中国数学前进的步伐仍然十分缓慢。
传统数学的终结在腐朽的清皇朝统治下，一部分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抛弃了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研究数学排遣忧闷，另一部分则追随洋务派以研究数学而图强。同时，也因多少受到外来数学思想方法的影响，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传统数学出现了一个小的**，仅以函数的幂级数展开而论，从1845至1865的20年间，就有项名达、戴煦、李善兰、徐有壬、顾观光、邹伯奇、夏鸾翔等先①陈彦衡：《旧剧丛谈》。
后发表研究成果。李善兰的数学研究范围更广，在组合恒等式上的研究至今仍被国际数学界称道。
戴煦（1805—1860），浙江钱塘（杭州）人。其兄戴熙官为兵部右侍郎，但他淡于功名，绝意仕进，终生以研治数学为乐。他先与项名达为忘年交，校注古代算学著作，1845至1852年间，完成数学著作4种9卷，总名为《求表捷术》。其内容涉及对数造表方法、三角函数造表法、三角函数对数造表法。对数表的制作，若按《数理精蕴》的办法，“布算极繁，甚至经旬累月而不能求一数”①。他的工作是找到二项式，对数函数，三角函数的对数函数等一系列的函数幂级数展开式，成为造表的有力工具。在微积分未传入我国的当时，戴煦的工作是相当艰难而深入的。1845年，英国教士艾约瑟（J.Edkins，1823—1905）慕名求见，戴煦以“中外殊俗异礼”托故辞之。1860年，太平军攻克杭州，戴煦随其兄戴熙自尽。
徐有壬（1800—1862），浙江湖州人，历任云南按察司，湖南布政司，以至江苏巡抚。自幼对数学有浓厚兴趣，结交许多当时数学名家，著有《务民义斋算学》，在三角函数和反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上有些新见解，自称其为“缀术”。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时被杀。顾观光（1799—1862），江苏金山人，以医生为业，兼通天文算学。身后汇刻有《武陵山人遗书》，在对数表制作，《周髀算经》校注上有所贡献。邹伯奇（1819—1869），广东南海人，对几何光学颇有研究，同时在函数表制作、计算尺的使用上做过探讨。夏鸾翔（1823—1864），浙江杭州人，与戴煦为世交。1963年游广州，与邹伯奇共研数学，主要工作为三角函数表的制作，以及圆锥曲线的综合研究。湖南的丁取忠（生卒年不详）著有《数学拾遗》，对一次同余式求解有所阐述。晚年在长沙古荷花池的白芙草堂，与左潜（？—1874）、曾纪鸿（1848—1877）治数学。他们也研究幂级数的展开，曾纪鸿用反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求得圆周率的第24位准确数字。
在晚清数学家中，李善兰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人。李善兰的主要数学成就有：尖锥术、垛积术、素数论。在西方的微积分未传入的情况下，李善兰独自用尖锥术发现幂函数的定积分公式、二次平方根的幂级数展开式，以及各种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他所使用的求对数的方法，比传教士带进来的方法要高明、简捷。一般认为，在李善兰的尖锥术的基础上，中国传统数学完全可以走上解析几何、微积分的近代数学的道路。
李善兰集前人之大成，在垛积术上有重大突破，其内容属于今之“组合数学”。他创造了三角自乘垛和乘方垛两类新的垛积，其中的组合公式()()()npppqnpqpqp+=+-=.2022被今人称为李善兰恒等式。晚清中国数学结果中具有一定世界意义的，恐仅此一端。
李善兰在素数论方面，证明了许多结果，其中包括法国数学家费马（P.Fermat，01—65）在40年得出的一条素数定理：若ad-1能被素数N整除，则N-1能被d整除。
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等合作翻译过大量西方科学典籍，成为近代中国科学的先驱和传播者。1868年，他应召到北京，在同文馆担任数学教席，官至三①王杨宗：《伟烈亚力》，载《中国古代数学家传记》（下册），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品，但他淡于利禄，潜心于数学教学和研究。李善兰之后，中国传统数学再也没有出现有较大价值的成就。
大量翻译西方数学典籍伟烈亚力经营的上海墨海书馆首先大量翻译西方的科学典籍。1852年，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相识，两人通力合作，先后译出《几何原本》后9卷（1858年），《代数学》（1859年），《代微积拾级》（1859年）等数学著作。《代微积拾级》是中国第一部微积分译作，影响巨大，其中使用的微分、积分、函数、级数、曲率等名词均始自此书，沿用至今。李善兰在翻译时用了一些西方数学的符号，但大量使用中文字母和自创的符号，读来十分困难。
第二次大量翻译科学典籍是在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奏准设立的江南制造局。主持数学典籍翻译的是华蘅芳（1833—1902）。他是江苏无锡人，爱好数学，1861年到安庆曾国藩军中佐理洋务，然后到上海，在江南制造局供职。他除参加地学等书籍翻译之外，主要和英人傅兰雅合译数学著作。十余年间译书以下6种：《代数术》（1872年）、《微积溯源》（1872年）、《三角数理》（1877年）、《代数难题解法》（1879年）、《决疑数学》（1880年）、《合数术》（1887年）。其中《决疑数学》是我国第一本有关概率论的数学译作。与李善兰的译作相比，华蘅芳翻译的著作内容较为丰富，语言更为流畅，但使用的符号仍未有大的变化。
中日数学实力的逆转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日本数学一直在向中国学习。日本翻译和传播西方数学的时间也比中国稍晚。1859年，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翻译的《代微积拾级》很快东渡日本。“18世纪60年代，日本和算家能读到的最好微积分书籍只有Loomis的《微积分》中译本（即《代微积拾级》）”①。
现在日本使用的数学名词有许多是从中国传去的，如微分、积分、函数、有理数、无理数、方程式等等，中日所用完全一样，其来源是《几何原本》、《代微积拾级》等中国译本相继传入日本。
但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曾有“废止和算，专用洋算”的指令性要求。1872年的学制令等文件，明文规定：“算术以洋法为主。”日本在重视工业发展的同时，重视基础科学包括数学的发展。1877年，菊池大麓自英国学习数学后归国，进入文部省改革科学教育。日本数学会在1877年成立，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理学部，其中有数学教授。1898年，高木贞治到德国向世界大数学家希尔伯特（D.Hilbert1862—1943）研习代数数论，日后解决了著名的类域论问题，为世界一流数学家。反观中国，自容闳1872年组织幼童出国留学，主要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十九世纪多批留学生中，竟无一人专习数学。洋务派提倡学习数学，响应者寥寥。同文馆的天文算学馆，学生中无人能超过李善兰。数学之落后，自是意料中事。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数学已明显落后于日本，李善兰时代的数学优势丧失殆尽。1898年之后，中国向日本大举派遣留学生，其中包括派人学习数学。①戴煦：《求表捷术》。
第二节晚清时期的中国数学教育1882年李善兰逝世，中国传统数学研究几乎完全中断，所有的数学活动只是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中国现代数学不得不另起炉灶，从基础的数学教育开始。教会学校、京师大学堂、中小学校开设数学课程，派遣学习数学的留学生，出版基础的数学教材，就是最初的几步。
1.数学教材。
西方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大多是宗教课程，间或有一些数学课。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教派在中国所办的学校趋于联合。1877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W.Mateer1836—1902）主持成立了教科书委员会，计划编写初级和高级两套教材，每套都有“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学、物理学、天文学”。狄考文和平度人邹立文合编了一套数学教材：1885年出版《形学备旨》（形学即几何学），1890年有《代数备旨》，1892年有《笔算数学》。1893年美国传教士潘慎文（A.P.Parker1850—1924）和谢洪赉合译的《八线备旨》和《代形合参》（即解析几何）出版。这些书开始采用阿拉伯数字，+，-等国际通用符号。它们发行很广，每种书都重印了十几次，清末许多学校都曾采用作为教科书。
2.同文馆中的数学课程。
1868年设天文算学馆以后，李善兰受聘为第一任数学教习（即教授）。
同文馆的历任教习中，中文教习当然由中国人担任，其余的外文、理化、生物、地学、军事、医学、法政等等学科的教习均延请外人承担，而数学是唯一的例外。李善兰学贯中西，被认为是“才具很高的人”①，受到同文馆上下的尊重。在某种意义上说，数学和西方的差距相对地要小一些。
同文馆的数学课程，按规定第四年有算术、代数，第五年习几何，以及平面和球面三角，第六年有微分积分，但从现存考试题目来看，没有考过微分积分的题目。李善兰去世后，席淦、王季同先后于1886年、1895年继任教习，两人的水平不及李善兰，没有多大作为。此外，1873年起在上海广方言馆任算学教习的刘彝程在中国传统数学上稍有研究。
洋务派人士在筹办船政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等军事学校时，都要安排数学课程。1867年开办的福建船政学堂，基本课程包括法文、算术、平面几何和画法几何，以及一门详论150匹马力轮机的课程。民间兴办的书院，亦设算学课程。上海求志书院的算学课程为西方数学与中国传统数学的混合体，其中有勾股、四元代数、平面几何、三角、微分、级数等内容。
3.科举中的算学科。
1870年，沈葆桢，英桂奏请“特开算学科”，内称“水师之强弱，以炮船为大宗，炮船之巧拙，以算学为根本”。1875年，礼部又请考试算学，然二事均未能获准。1887年，陈秀莹有“奏请将算学归入正途考试疏”，李鸿章予以支持，称“为造就将才起见，要皆以算学入手”，建议由各省士子、水师武备学堂等学生及教学人员参加考试。当年，总理衙门同意加开算学科。1988年午子乡试，报考算学的有32人，按每20名录取1名的比例，当年取①MikamiY（三上义夫）：MathematicsinChinaandJapan，2nd.ed.NewYork.ChelseaPublishingCompany.1961.p.176.中1名。
第三节二十世纪初年普及西方数学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数学的教育皆由师徒间个别传授。百日维新前后，开始提倡办新法学校，算学是其中一门主课。此时，民间的数学团体和数学杂志也开始出现。湖南浏阳的算学社以培养贤才而劝学算学，谭嗣同曾著有《兴算学议》。1900年，周达（号美权，1879—1949）在扬州创立知新算社，除研究中国古算之外，主要提倡学习西算。他本人著有《周美权算学十种》，且从1902年起5次去日本交流数学。此外，四川重庆的算学馆、上海松江的云间算学会、浙江瑞安的学计馆等都是研究和介绍中西方数学的民间组织。1900年，杜亚泉（1872—1934）在上海出版《中外算报》；1912年，崔朝庆（1860—1943）在南通创办《数学杂志》，也都主要致力于西算的传播。1902和1904年，清廷先后颁布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规定小学堂有算术课，中学堂设算术、几何、代数、三角；高等学堂授解析几何、微积分。这两个学制虽然推行很慢，但基本上是仿照西方的。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颁布新学制（壬子学制），所设数学课均为西方数学。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量出版自己编写的《共和国教科书》、《民国教科书》等系列数学教材，同时也翻译国外的优秀数学教科书。传统的中国数学不再教习，学校中完全讲授西算。课本中除多用文言文表述之外，已普遍采用横排，使用阿拉伯数码和国际通用的数学符号，西算就此普及。
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其数学教育一仍同文馆旧制，未有大的变化。1906年使用的代数学教科书为日本上野清著，中国徐虎臣译。该书仍为直排，文言文，没有阿拉伯数字，数学记号仍沿用李善兰所创的那一种。京师大学堂所开课程中最高为微积分方程论和整数论。到辛亥革命为止的十余年间，京师大学堂没有培养出较有成就的数学家。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3年成立数学门，1919年改门为系，渐有现代数学高等教育的雏形。辛亥革命以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了数理科。这是民国初年培养数学专门人才的两所高等学府。稍后，又在武昌、南京、成都等地设立高等师范学校，它们的数理系培养了大批数学教师。十九世纪派往欧美的大量中国留学生中，专习数学的未见记载。1902年，冯祖荀（1880—？）去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和京都大学理学部研习数学，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数学教授，以后长期担任数学系主任。辛亥革命前到美国学习数学的几位学者对后来中国数学的发展较有影响，其中胡敦复（1886—1978），1904—1907年在康乃尔大学获学士学位；郑桐荪（67—1963）也在1907—1910年间就读于康乃尔大学习数学与物理；秦汾（1883—1971）于1906年去哈佛大学学习天文与数学，1909年毕业，并继续攻读，于1913年成为中国在数学学科方面获硕士学位的第一人。
1908年，美国国会同意退回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作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之用。1909年派出的首批中有王仁辅（1886—1959），他在哈佛大学学习数学，1915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10年的第二批留学生中有多人攻读数学。其中的胡明复（1891—1927），1917年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具有边界条件的线性微积分微分方程》发表在《美国数学会汇刊》上①。这是中国以数学研究而获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他的博士论文也是中国数学家发表的第一篇有现代水平的数学论文。1910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研习数学物理的还有赵元任（1892—1982），他在1918年获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在清华学校教授数学和物理学，后来转向语言学研究，成为语言学家、作曲家。姜立夫（1890—1978）是1911年第三批赴美留学生中的一员。他在1918年以《非欧的线——面几何》的论文，也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1919年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任教授，培养了一大批有成就的数学家。姜立夫在现代中国数学界深孚众望，以后成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
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到法国学习数学的有何鲁（1894—1973）、段之燮（1890—1969）、郭坚白（1895—1959），他们先后在里昂大学、巴黎大学等校获硕士学位。熊庆来（1893—1969）于1913年考取云南公费留学名额，在比利时、法国等地学习数学，回国后办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的数学系，对现代中国数学贡献很大。
①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第三十四章天文学鸦片战争后到五四运动前是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鸦片战争后，为了谋求国家的富强，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潮流。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开始全面传入中国，传统天文学逐渐遭到淘汰，而为近代天文学所取代，且在清末的一些学校中出现了天文学教育。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建立近代天文台。民国初年，政府接管清钦天监，成立了中央观象台，并出现了一座民办军山天文台，开始进行近代天文观测和研究工作。这时中国已有了近代天文事业的萌芽。
第一节近代天文学知识的传入自明末清初起，西方的近代天文知识已有部分传入中国，但传入的内容和产生的影响都极其有限，只是改变了中国的天文学方法，即西方的几何模型方法代替了传统的代数方法，而并未改变中国天文学的性质。中国的天文学仍是为皇权服务而以历算和星占为主的宫廷天文学。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御用性以及知识界盛行的“西学中源”说大大阻碍了天文学的发展，以致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作为近代天文学基础的哥白尼日心地动说还仍然遭到封建学者的反对。而在那时的欧洲，随着观测技术的改进和理论研究的进展，近代天文学早已有了巨大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随着五口通商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人士纷纷来华，形成第二次西学东渐，近代天文知识再度传入中国。传入的主要途径是中国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与热心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西洋传教士一起合作译著、出版近代天文学书籍。
最早系统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的译著是中国著名学者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译的《谈天》。《谈天》译自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J.Herschel，1792—1871）的名著《天文学纲要》（TheOutlinesofAstronomy），是根据该书1851年的新版译出，1859年在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全书分18卷，以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为基础，介绍了天体测量方法，天体力学的基本理论，太阳系的结构和天体的运动规律，以及恒星周年视差、光行差、小行星、天王星、海王星等一系列天文新发现，以及赫歇尔父子对双星、变星、星团和星云的观测结果，首次向国人展示了西方近代天文学的全貌，其与中国传统天文学完全不同，使人耳目一新。李善兰还在《谈天》一书的序言中驳斥当时一些知识名流反对哥白尼学说的种种谬论，并以力学原理和恒星光行差、视差等事实证明日心地动说和开普勒行星轨道椭圆理论已是“定论如山，不可移矣”。声称“余与伟烈君所译《谈天》一书，皆主地动及椭圆立说，此二者之故不明，则此书不能读”①。《谈天》出版后，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和欢迎，使哥白尼学说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从此近代天文学得以在中国广为传播，传统天文学逐渐遭到淘汰，而以探索宇宙为目的的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逐渐为国人了解和接受，并日渐深入人心。因此《谈天》在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的转变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李善兰与伟烈亚力所译的《谈天》刊出15年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徐建寅（1845—1901）与伟烈亚力又根据《天文学纲要》的最新版本（第12版）续译其增订部分，把截止1871年的最新天文学成果补充译出，于1879年刊印《谈天》增订本。
1880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刻印了美国林乐知（Y.J.Allen，1836—1907）口译，郑昌棪笔述的译著《格致启蒙·天文学》。该书译自英国天文学家洛基尔（J.N.Lockyer，1836－1920）的著作《天文学》，是英国麦克米伦公司①HuMin-fu：LinearIntegro-DifferentialEquationswithaBoundaryCondi-tion.《TransactionsofAmericanMathematicalSociety》，19，363—402.出版的科学初级丛书之一①。全书共分七章，介绍地球、月球、太阳系各行星、彗星、太阳、恒星等天文学基础知识，以及牛顿万有引力学说，内容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是优秀的入门教材，也是清末流传较广的一部天文学译本。这一时期出版的近代天文译著还有英国传教士合信（B.Hobson，18—1875）编译的《天文略论》（1849年），中国学者王韬（1828—1897）与伟烈亚力合译的《天学图说》（1880年），美国摩嘉兰和中国薛承恩合译的《天文图说》（约1894年）以及京师同文馆、登州文会馆的天文教习和学生翻译的一些书籍和教科书等。
此外，伟烈亚力创办的综合性月刊《**丛谈》（ShanghaiSerial）（1857年墨海书馆出版）和林乐知编辑的《益智新录》（1876—1878），以及英国人傅兰雅编辑的《格致汇编》等杂志也以一定篇幅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①近代天文知识的传播不仅促进了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的转变，而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清末著名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吸收和运用过近代天文知识。近代天文学中的天体演化学说是康有为历史进化论的科学来源之一，而西方的“以太”假说以及康德和朗白尔的无限宇宙模型则是谭嗣同哲学思想的自然科学基础。康有为还于1885年写成《诸天讲》一书，介绍西方近代天文知识。1926年又对此书作重大修改和增补。书中介绍了不少天体物理学知识，如恒星光谱型、太阳的化学元素组成等等，并首次介绍了康德一拉普拉斯的星云说以及二十世纪初关于太阳系演化的一些新学说。①①李善兰等译：《谈天》，上海墨海书馆1859年版。
①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中国科技史料》第卷（1995）第2期，第1页。①王扬宗：《〈格致汇编〉与西方近代科技知识在清末的传播》，《中国科技史料》第17卷（1996）第1期，第36页。
第二节清末民初各类学校中的天文教育中国近代天文教育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派官员开办的一些新式学堂。
创办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1866年在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开始讲授自然科学知识。京师同文馆学制8年，从学习语言文字开始，逐渐增设历史、地理和数理化等自然科学课程，最后两年要学“天文测算”。对于不学外国语言文字者，则学制5年，“天文测算”课安排在第四、第五年。实际上天文课到1877年才开始添设，最初均由外国教习讲授，后来渐有毕业生担任副教习。当年的考题有“克伯尔测天文三纲，试一一言之”，“行海路定船方位之法，求表明”，“详论海王星，从何而始知有此星？”“测木星小月之月蚀，而可知日地距，其法详论之”，“土星之光环，详论其理”等题。可见讲授的内容侧重于基础天文以及与航海、测量等有关的实用天文知识，这也是早期各类学校中天文教育的共同特点。据文献记载，同文馆内还建有配合教学用的观星台。天文教习骆三畏（S.M.Russell）曾与学生合译教科书《星学发轫》。从1878至1898年，每年由洋教习算辑，学生翻译一本《中西合历》。②上海广方言馆也讲授自然科学，开设有天文科。由当时江南天算名家贾步纬（1829—1902）和一位英国人担任天文教习，内设天文馆，有观测仪器。每年编辑一本航海年历即《航海通书》。贾步纬曾与傅兰雅合译《恒星赤道经纬表》1册。此外，诸如上海的格致书院这类学堂也讲授天文知识。
在清末民初的天文教育中，实用天文教育比较突出，在一些工业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中，凡与航海或测量有关的学科都教授实用天文学。早期聘请外国教习讲授，以后逐渐由中国人接替。例如1866年开办的福建船政学堂和1880年设立的天津水师学堂的驾驶班，稍后创办的唐山路矿学堂、天津北洋大学堂、太原山西大学堂等学校的土木工程科等都教授实用天文。清末京师测绘学堂和民初的陆地测量学校是培养测绘人才的教育机构，其三角科以实用天文为主课。京师陆地测量学校高等科有些毕业生，如曹谟、刘述文等人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天文大地测量工作的骨干。①近代中国大学的天文教育与其他学科相比，发展相对迟缓。虽然早在1903年，清廷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就已规定格致科大学分算学门、星学门、物理学门、化学门、动植物学门、地质学门6门，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中，也规定大学理科要设星学门，但实际上，由于缺乏师资和必要的近代天文观测设备，直至一十年代末，全国还没有一所大学开设有单独的天文系，只有一所教会学校——济南的齐鲁大学于1917年设立了天文与数学合并的天算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只是在数学系或数理部、物化部内开设有天文课。
齐鲁大学是1917年由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于1864年在山东创办的登州文会馆与青州、济南的一些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的。天文教育在文会馆时期已初具规模。文会馆实为一个不分院系的书院，实行通才教育，所有学生兼学文、②康有为：《诸天讲》1930年。
①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2—7页。理、天文诸科。学制9年，前3年为备斋，后6年为正斋。据1891年所印课程表，与天文学有关的课程，第三年有“测绘学”，第六年有“天文揭要”。该校以中文授课，教科书自编。天文教科书有美国教习赫士（W·M·Hayes）编译的《天文揭要》和《天文初阶》两本。文会馆已具备当时首屈一指的天文观测设备，建有观星台，台内装置有狄考文1879年休假回美时劝募到的一架口径25厘米的反射望远镜。齐鲁大学成立后开始分系。天算系最初只有两位教员，系主任王锡恩（1871—1932）1893年毕业于登州文会馆，后获齐鲁大学理科硕士学位，是法国天文学会会员，编有《实用天文学》、《普通天文学》两本教科书，当是中国天文界的老前辈。另一名教员也是登州文会馆毕业生。齐大天文台除原有的那架口径25厘米的反射望远镜外，又添置一架厘米折射望远镜。①总的来说天文学已在中国近代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当时天文教育的范围非常有限，学生也极少。
①陈展云：《中国近代天文事迹》，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1985年版，第58—59页。第三节天文机构的变迁鸦片战争后，我国天文机构的变迁带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烙印。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设立近代天文台。
1872年法国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建立天文台，1884年设立航海服务部，1900年在余山建立天文台，1908年又设立陆家浜地磁台，三台一体总称徐家汇天文台。最初建台是为扩**国对华侵略服务的，除开展授时工作外，还为各国航海和商业活动提供气象服务。但它也是法国科学院在中国从事区域性观测和研究的一个科研机构。当时，佘山天文台安装了亚洲首屈一指的口径40厘米双筒折射望远镜和中星仪等仪器，开展了星图、星云、双星、新星和太阳的观测与研究工作，出版有《佘山天文年刊》和《天文年历》等刊物。①1898年，即德国在强占我胶州湾的第二年，在青岛设立了气象天测所，隶属于德国海军港务测量部。其最初的主要工作是收集我国华北沿海一带的气象资料，后来逐渐扩充为具备气象、天文、地磁和地震等设备的观测研究机构，1911年定名为“皇家青岛观象台”。同时又增添天文测时和授时工作，为在附近海域活动的德**舰服务。该台拥有厘米盖氏赤道仪、4厘米子午仪和地平经纬仪等天文仪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青岛台落入日军之手，改名“青岛测候所”，沿袭德人所做的气象、地磁、地震工作，而停止天文工作。该台直至1924年才归还中国。①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钦天监观象台上的我国天文古仪遭到德、法两军的疯狂掠夺。德军劫走天体仪、纪限仪、玑衡抚辰仪、地平经仪和浑仪；法国掠得地平经纬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象限仪和简仪。法国劫走的仪器存放在法国驻华使馆，后迫于世界舆论压力，于1902年归还中国；德军掠走的仪器则被运往德国，陈列于波茨坦德皇离宫中，直到1921年才根据《凡尔塞和约》运回我国。早已没落的清朝的天文机构钦天监，经过这场浩劫也就名存实亡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的封建统治。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接收清朝的钦天监，撤销了这一机构，以钦天监外署泡子河观象台为台址，建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定名“中央观象台”。原计划按当时欧洲一些观象台的组织模式，在台内设立历数、气象、天文、磁力（即地磁）四科，但因人力经费不足，成立之初只设历数一科，以应付赶编历书的任务。第二年增设气象科，到1921年才又成立天文科和磁力科。其天文仪器除明清遗留下来的古代仪器外，主要添购了等高仪、六分仪、计时钟和小型望远镜等。中央观象台在一十年代的主要天文业务就是编制历书。教育部荐任高鲁（1889—1947）、常福元（1874—1939）为技正，高兼台长，常兼历数科科长，还委任历数科技士5人，任用办事员数人。台长高鲁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后留学比利时，获布鲁塞尔大学博士学位，深通数理，通晓实用天文，1911年从比利时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开创中国近代天文事业。常福元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曾在编译图书局任①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5—489页。①阎林山、马宗良：《徐家汇天文台的建立与发展（1872—1950）》，《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1984）第2期，第65页。
职，是高鲁的得力助手。中央观象台每年编制一本民用历书向各省颁发。高、常二人革故鼎新，对编历工作作了重大改革。从1913年起毅然放弃过去按清代《历象考成后编》计算的旧法，改用近代天文方法，即按纽康（S.Newcomb）的太阳表和汉森（P.A.Hanson）的月亮表来进行编算。不过由于直接推算工作量过大，人手不够，实际上是用外国提前出版的天文年历按说明书换算而成。新历书依照公历按月排比。以北京地方平时为标准，列入朔望时刻和二十四节气，刊载“星期”和“日中平时”，并在历书中刊载天文常识图说。此外还编算出版民国四年至八年的5册《观象岁书》，类似天文年历，包括行星历表。其编算方法，有的直接抄录外国原书，有的则是按外国原书说明书换算而成。中央观象台的另一功绩是发起组织中国天文学会，于1915年以学会的名义，在台内刊行《观象丛报》，宣传天文知识，以扩大天文学的社会影响。该刊还进行国际交换，寄赠单位遍及五大洲，曾收到近百种交换而来的国外刊物。②在民国初年，我国南方还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座民办天文台——南通军山天文台。该台建于19年，是近代著名民族实业家张謇为发展当地的农业、水利和航运事业而创办的。业务包括天文、气象两部分。台内仅有4名业务人员。主持业务的刘渭清毕业于张謇所办的通州师范测绘科，曾到法国主办的徐家汇天文台学习近代实用天文和气象。军山台委托徐家汇天文台向国外订购了双筒望远镜、经纬仪、天体仪、无线电受信机等天文仪器，开展了守时报时、经纬度测定、日月食推算预报、行星位置和运动预报、极光和黄道光观测、太阳黑子观测等天文工作，并对黑子的成因及其对地球的影响作过探讨，还曾于1918年举办测候训练班，培养实用天文和气象人才，开展天文普及宣传。①中央观象台在历算天文领域完成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而军山天文台则开始进行以探索自然为目的现代意义上的天文观测和研究。这表明中国在本世纪一十年代已有近代天文事业的萌芽。
②邵元疆、孙寿胜：《青岛观象台的八十六年》，《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1984）第4期，第90页。①陈展云：《中国近代天文事迹》，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1985年版，第26—32页、第83—90页。第三十五章气象学第一节西方传来的气象学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后，十七世纪上半叶，发明了温度表、气压表，不久又发明了多种湿度表、风速表、雨量器。由此，意大利一实验学院得以于53年建成一个由7个站组成的气象观测网。不少欧美国家开始观测。哥伦布的航海以及欧洲至东亚海运航路的开拓对欧洲工商业有很大推动，引起了对气象情报的客观要求。科学仪器的发展使得十七八世纪的科学家们研究出一些基本的物理学定律，由此才能取得对气象现象的深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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