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物理学专业性学术团体成立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国际联盟于1931年派出四位专家，到中国来考察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专家之中，有一位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朗之万（PaulLangevin，1872—1946）。朗之万来华后，受到中国物理学工作者的热烈欢迎。他则建议中国物理学工作者应联合起来，成立中国物理学会，并建议中国物理学会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以谋求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及国际交流。经朗之万的促进，中国物理学会的筹备组织迅速成立，由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8月22日至24日，在北平清华大学召开了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
按照大会通过的学会章程，中国物理学会“以谋物理学之进步及其普及为学会宗旨”。学会领导机构为理事会，理事会推选四人分任会长、副会长、秘书及会计。李书华当选为首届会长。至1949年，中国物理学会的历届理事长（或会长）为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周培源。
中国物理学会在1932年成立时，设立有学报委员会和物理教学委员会。
1933年又设立了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增设应用物理学汇刊委员会。这几个组织中除最后一个没有很好开展工作外，其他三个委员会，尤其学报委员会和名词审查委员会，都做了大量工作。
2.历届年会情况。
中国物理学会的学术活动，主要是通过举行年会以及各专门组织进行工作而得以开展的。自1932至1949年，中国物理学会共召开了次年会。1932年8月召开的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到会七八十人。北京地区19名会员参加，提交论文10篇。1933年3月会员发展到88人。同年8月，第二次年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收到论文33篇。1934年8月，第三次年会在南京中央大学举行，到会50人，提交论文40篇。1935年9月，第四次年会在青岛山东大学举行，到会30余人，提交论文42篇。至此次年会，会员人数197人。1936年8月，第五次年会与中国科学社等七个科学团体联合举行，在北京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召开，共收到论文48篇。此时，会员已达200余人。这次年会盛况空前，是抗战前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一次大集会。抗日战争开始后，学校和学术机构仓促内迁，各方面条件异常困难，然而中国物理学会的活动并未中止。1939至1944年间共召开年会6次。1939年9月第七次年会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到会50余人，收到论文26篇。1940年9月第八次年会，与中国科学社等联合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
由于战时交通极为不便，自1942年开始，年会分散在各处举行。1942年第十次年会、1943年第十一次年会、1944年第十二次年会都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昆明区、重庆区、四川区（成都）、西北区（城固）、贵州区（湄潭）、桂林区六个区分别举行的。1942年正值牛顿诞生300周年，我国物理学工作者还分别在重庆、贵阳、昆明以及福建的长汀和永安等地举行纪念大会，陕甘宁边区的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也于1943年1月举行了纪念会。
在抗战期间，1938年举行的第六次年会和1941年举行的第九次年会，以及抗战胜利后，1946年举行的第十三次年会，其情况待查。
1947年10月第十四次年会，在上海中央研究院（京沪杭区）和北平协和大礼堂（此为与化学、动物、植物等六个学会联合年会）分别举行。1948年10月第十五次年会，分别在北平、南京、广州、武汉举行，均为与其他多个科学团体的联合年会。据统计，至1948年5月底，中国物理学会会员人数为541人。1949年11月，第十六次年会（上海区）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礼堂举行，参加者200余人。此时，全国会员共有600余人。
3.出版《中国物理学报》。
为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中国物理学会主办的《中国物理学报》于1933年创刊。学报以外文（英、法、德三种文字）发表论文，附以中文提要。到1937年5月，出版了三卷共6期。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停刊两年多。1939至1945年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共出版了5期。其中有些用粗糙的土纸印刷，纸质虽然低劣，论文却依旧保持该刊物要求的水准。在抗战艰苦环境中，无论是论文作者还是学报编者，都作了极大的努力。以外文发表研究论文的《中国物理学报》至1950年底出版了七卷共18期。
当然，中国物理学家在《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的论文，仅仅是他们研究工作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成果则见诸于欧美的学术刊物。
4.审定物理学名词。
辛亥革命后，教育部于1918年设科学名词审查会。1920年该审查会议决增加物理组，由中国科学社主稿，编成《物理学名词（第一次审查本）》。后来教育部将此“审查本”加以订正，成为《物理学名词（教育部增订本）》，于1931年分发国内物理学家讨论，征求意见。“审查本”和“增订本”未颁行实施。当对，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有编译委员会，萨本栋受其委托编译整理物理学名词。他根据“审查本”和“增订本”等编成《物理学名词汇》，于1932年印行。同年夏，国立编译馆在南京成立，也着手审定统一名词。
在中国物理学会1932年的成立大会上，教育部和编译馆曾派人员列席，并提请组织名词审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厘订物理学名词事宜。但这次会议未能论及此事。1933年4月，教育部在南京召开“天文数学物理讨论会”，统一名词问题是这次讨论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根据该讨论会议决的意见，中国物理学会受国立编译馆的委托，对各方历年编译的草案，详加整理，逐字复查。编译馆则根据议决意见，对所编初稿重加增修，并提交1933年8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物理学会第二届年会审查。在这次年会上，推举出吴有训、周昌寿、何育杰、裘维裕、王守竞、严济慈、杨肇燫等7人为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杨肇燫为主任委员。这年夏天，名词委员会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内开展工作，将各种稿本和各方意见，通体整理。最后，该委员会将审定结果交国立编译馆，略加整理后呈报教育部，1934年1月由教育部核准公布，是为《物理学名词》。至此，自二十年代初开始，虽经十余年间的多次修订但未能最终完成的物理学名词的审定工作终于告一段落。
抗日战争期间，杨肇燫、周昌寿、陆学善等物理学家也进行了审订物理学名词的许多工作。
三十年代，中国物理学会还就度量衡和大小数的命名法提出建议，1935年，《东方杂志》曾出专号刊载有关讨论。中国物理学会的建议为当时国内科学界所采纳。
5.学会的国际活动。
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伊始，即与国外物理学家建立了联系。自1932年成立大会后不久，至1948年止，先后被选为名誉会员的外国物理学家有：朗之万、法布里（C.Fabry）、拉曼（C.V.Ra-man）、密立根（R.A.Millikan）、康普顿（K.pton）、康普顿（A.pton）、布莱克特（P.M.S.Blackett）、布拉格（W.L.Bragg）、狄拉克（P.A.M.Dirac）、卡巴纳斯（J.Ca-bannes）、约里奥-居里（F.Joliot-Curie）。
1934年，中国物理学会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并于同年秋派王守竞前往伦敦出席该联合会大会。
中国物理学会的成立和学术活动的展开，促成了1934年朗缪尔（I.Langmuir），1935年狄拉克，1937年玻尔（N.Bohr）的相继来华访问。他们分别在北平、上海等地进行学术交流，加强了中国物理学界和国际物理学界的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上空投掷了原子弹。
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的强烈不满。中国物理学会于1946年1月15日在昆明发表了关于原子能问题意见书，要求联合国设立原子能委员会，以保证监督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而不是用于制造毁灭性武器；组织视察团，调查各国有关原子能应用的真相；设立联合国原子能实验室，共同研究重要问题，并与各国研究机构联系。意见书反映了我国物理学工作者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尤其反对核战争的正义呼声。
总之，二十世纪上半叶，经过几代物理学工作者数十年的艰苦创业和不懈努力，物理学教育与研究在我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并为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五十九章化学第一节化学教育的发展1922年11月，以美国学制为参考，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新的教育制度“壬戌学制”，即“六三三四”学制，这样，从洋务运动初期就有人企盼、到癸卯学制才制定的化学教育系统，到此时终于初具规模，而且由中国人在中国从事的现代化学研究也开始起步。化学作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初步确立起来了。
1.中等教育。
“壬戌学制”公布后不久，政府就制定了中小学课程标准，规定初级中学自然科包括生物、物理及化学，其中物理与化学合并为“理化”，在初二和初三讲授。同时高中课程总纲规定高级中学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升学为目的的普通科，第二类是以就业为目的的职业科，分为师范科、商业科、工业科等。第一类又分为两组，第一组注重文科，在生物、化学和物理中至少必选一科；第二组注重理科，在以上学科中必选两科。同时高二开设化学课。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了正式的中学课程标准，其中把物理与化学分开了，而且无论初中与高中，都是先学化学后学物理。由于课程过于繁杂，1932年又公布了修正中学课程标准，将初中的物理改在第二学年上课，化学改在第三学年上课。
这时化学教育被视为不仅是传授知识而且是培养、陶冶、训练学生的兴趣、能力、思想的一种手段。1936年教育部修正颁布的初高级中学课程标准规定中学化学教学的目的为：（1）使学生获得化学的基本知识，对化学有明确概念；（2）使学生了解化学与衣食住行以及国防的关系；（3）引起学生对自然现象产生浓厚兴趣，养成随时随地注意自然现象的良好习惯；（4）养成学生敏锐的观察力和精确的思考力。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学化学教育大有改观，尽管实际情况与规定仍有出入，但不设化学课程的现象是完全杜绝了。而且在课程标准里，对教材内容也作了明确规定，使教师和学生都能够有章可循。教育部于1932年颁布中学会考办法，随后又规定各校招考新生的科目，均以化学为考试科目之一，考试范围则以化学课程为根据。因此，课程标准的推行对于提高和统一中国各校化学教学程度起了很大作用，一般中学生的化学水平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在教学内容和标准趋于规范化的同时，化学师资力量也有了很大改进。
高中的化学教师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甚至有的是国内外大学毕业后还获得了学位的。初中化学教师有少数是专修科毕业或大学肄业，学历程度不如高中整齐。不论是高中的还是初中的化学教师，在大学时绝大多数都是专攻化学专业，或是选修过化学系的课程，少数则是学习物理或生物的。然而，尽管这些化学教师具有较好的化学专业基础，但却有半数以上的在大学时没有读过任何教育学课程，即使有少数学习过一二门普通教育学的，也因其内容广泛，而对专门的化学教育帮助不大。因此，为了弥补化学教师们在教学方法和技巧上的不足，从1932年起某些地区陆续开办了科学教员暑期讲习会，其中都有化学组，其内容为（1）普通化学的讲授与实验，（2）化学教授法讲演和有关化学教学问题如化学设备、教材、教法、课本等问题的讨论。后来因国内战局，这种讲习会停办了一段时间。到了1934年，教育部颁布中等学校理科教员暑期讲习会办法大纲，并指定由公私立大学和各省教育厅举办，这样，暑期讲习会遍及各地。此后每年各地都有举办这类讲习会的，大大提高了化学教师的水平。
在化学设备方面，教育部除规定中等学校设备经费的比例外，又于1934年颁发中等化学设备标准，规定了初中和高中学生实验用仪器药品的普通标准和最低标准，并且拟定了初中及高中化学演示实验仪器药品单，促进了各地中等学校积极扩充化学设备。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大多数高中都有足够的化学仪器和药品以供学生实验所需，一些定量仪器和滴定管及精确天平等已经非常普遍，平均每校的设备约值3000多元。但初中的化学设备仍然较差，有70％的学校有化学课但无化学实验，而且少数独立的初中化学设备极为简陋，平均每校只有数百元的仪器和药品。当时中学化学所需仪器和无机药品，基本上是国产的，上海科学仪器馆、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都附设有教育用具制造厂，专门制造中学所需的各种化学器材。高中学生做实验时，多半是两人一组，初中学生则是五六个人合用一套仪器，共做一个实验，各校讲授与实验的课时数一般都能符合规定。一些省市甚至设有公共实验室以供当地各校学生使用，如福建福州省立科学馆、甘肃科学馆等等，都设有化学实验室。
在化学设备日益充实的同时，教材的编审也逐渐完善起来。到了1940年代初，已出版了高中化学课本20多种，实验教材近20种，初中课本10余种，实验教材约10种，而且大部分都是经过了教育部的审定，内容以课程标准所规定的为准，作者大都为有经验的化学教师，因而教材质量提高很快。抗日战争时期，以前的中学教学计划已不能符合实际需要，特别是为了加强军训等科目而减少了科学科目，并于1940年公布了新计划。如初中又改为先学化学后学物理，高中则分甲乙两组，甲组（理组）每周5小时化学，乙组（文组）每周4小时化学。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1944年**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拟定的3年制中等学校新课程里，没有单设化学，但在医药知识中介绍了一些与化学有关的常用的中西药品的名称、性能，为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服务。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48年又再次修订中学课程标准，将初中的化学和物理合并为“理化”，在第2和第3学年每周上课3小时，同时又取消高中分级办法，高二化学一律每周上课5小时①。
2.高等教育。
1919年北京大学化学门改为化学系，这是中国第一个化学系。随后又有不少大学相继设立了化学系，如南开大学（1921）、厦门大学（1921）、东南大学（1922）、中山大学（1924）、清华大学（1926）、四川大学（1926）、浙江大学（1928）、武汉大学（1928）、山东大学（1930）等校。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设有化学系的理工科大学仍是少数，1928年，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共有25198人，其中理工科学生仅占四分之一。以后这个数字逐年增加，到1937年与文科学生数相等，直至完全超过。1939年国立院校参加统一招生的22个单位，其中14个有化学系（属理学院），6个有化学工程系（属工学院），4个有农业化学系（属农学院），6个有理化系（属师范学院），①陈光旭主编：“中国化学教育的发展”，《中国化学五十年》，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7—332页。这样，仅有3所学校没有有关的系科。这一届共录取新生5371人，化学专业的有396人，比例已是相当大了。
以前各大学的化学教授多半是由外国人担任，到1920年代末以后，这种现象逐渐消失，国内的化学教授不但全由中国人担任，而且其中有很多都是在国内外颇有成就的化学家，例如1935年清华大学化学系的6位教授即张子高（1886—1976）、高崇熙（1901—1952）、萨本铁（1900—1987）、黄子卿（1900—1982）、李运华、张大煜（1905—1989），都是在国外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的。而在专攻化学的留学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国内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1937年在北美和加拿大的留学生共1581人，其中化学专业的45人，化工专业40人，生物化学专业3人，农业化学1人，因此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中国的高等化学教育受欧美的影响是很大、很深的。在化学设备方面，国民政府明文规定各校设备费不得少于经常费用的若干成。在专科以上的学校中，实际所用的各项设备费往往超过规定数。各地大学的化学设备不仅可供教学使用，而且研究工作也藉此得以开展。不过，尽管国内已有不少部门可以生产化学设备，但大学里专门化学课程所需的各种器材仍不能自给，多半是由外国进口。
二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大学化学教科书几乎全部是西文原著，只有一二种普通化学教材是中国自行编辑出版的。后来，原著减少了，但化学教材仍大半都是译著，除此之外，张江树（1898—1989）等自编了部分教材，其中有《理论化学》、《土壤化学分析法》、《定量化学分析》、《化学史话》、《国防化学补充教材》等。这些书籍是在化学学科内容基础上，根据作者教学经验和中国学生特点编写的，当然是很有益的尝试。1940年，教育部成立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专门编辑大学教科书和参考书，但多数使用外国教材的现象仍没有多大改变。不过，采用国外起点较高的教材，对学术水平的提高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专科以上的各种学校，除了担负着教学任务以外，还是从事化学研究的重要场所，很多教师在授课之余进行各项研究。1929年，教育部规定大学四年级学生必须完成一篇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促使学生在毕业之前能够接受一些研究工作的训练，实际上很多学生在教授指导下经常有论文发表，其中不少很有价值。1922年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中，明确规定大学院为大学毕业及具有同等程度者进行研究的地方。但除北大、清华的化学研究所外，其他大学还没有条件成立研究院。尽管早在1917年东吴大学就授予了两位化学硕士，后来又另授了两位，可实际上它并没有详细的研究所组织规程。1934年，教育部颁布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及学位授予法，在化学师资和设备较为充实的大学里先后成立了化学研究部，以培养化学专门人才。到三十年代末，已设有研究部的有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7校，另外浙江大学有化学工程研究部，四川大学有理化研究部。这些研究部的建立，为化学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能在国内深造创造了良好条件，孙承谔（1911—1991）、张青莲（1908—）、马祖圣（1911—）等人就是三十年代国内培养的研究生。
虽然癸卯学制中对中国的大学课程作了规定，但二十年代以后，各校自订教学课程，既无标准，程度也参差不齐，好的学校课程安排合理，能够发挥学校的优良风格，例如北京大学化学系，1936年度的“理论化学”课程就有了原子构造、原子价、分子组织及量子力学等内容，这在三十年代，已经是看到了化学的最新进展而使其教育水平居于领先地位的了。
1931年，教育部开始整理课程。1938年公布了理学院必修科目，1939年又公布了各系的必修与选修科目表，其中化学系的必修科目有：化学（共同必修）、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有机化学、理论化学、工业化学、有机分析、工业分析、高等无机化学、高等有机化学、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等。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适应需要又作了修订，如1944年规定化学系必修的化学课程为：普通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理论化学、有机分析、工业分析、工业化学及作毕业论文。选修的化学课程增加到10门以上，如高等无机化学、高等无机制备、胶状化学、化学史、电化学、原子构造、生物化学、矿物学、工业化学实验、化学原理、国防化学和实验等。抗战胜利后又于1948年再一次作了修订，但大多数学校尚未实施，国内形势已经剧变。
除了化学系以外，不少系科都开设了化学课，1938年规定文学院第一学年选修普通化学，理学院第一、二学年必修普通化学，法学院和农学院也必修普通化学。1940年规定，大学的物理系、生物系、地质系、博物学系、数学系以及法学院、医学院、中医学院等，必修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和普通化学实验，选修理论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化学、有机分析、工业分析。由此可见，化学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日益加强。
抗日战争时期的高等化学教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颇为特殊的一段。
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给化学教育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许多高校被迫停办或纷纷内迁，学校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损失惨重，不少师生徒步辗转数千里易地执教就学。内迁的学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仪器试剂奇缺，校舍拥挤。然而在这一时期化学教育仍然维持了下来，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城固的西北联合大学、成都望江楼的四川大学和华西坝的华南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化学系、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和南开大学化工系的联合体，以及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等，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化学教育的几个中心，在艰苦的战时为造就化学人才作出了贡献。
陕甘宁边区的延安自然科学院（于1940年开始招生，1943年与延安大学合并后仍单独成院）设有化学（后改化工）系，学制3年。在自然科学院的4个系中以化学系的办学条件最为优越，教师多且质量高，其中陈康白、刘咸一、屈伯传等是留德回国的，其余的也都是国内大学毕业，如李苏、董文立、华寿俊、王士珍等。并且通过各种关系从香港购进了一批化学仪器，使化学系有了较好的实验条件，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工业分析都能做。除了与机械工程、农学系等共同的数学、物理、普通化学、绘画、外语等课程以外，化学系还开设了有机化学、工业化学、理论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工业分析、化学工程等课程。化学系的师生们一面学一面做，如参加部分打盐、烧木炭、提炼薄荷油、熬火硝等生产劳动，华寿俊还发明了利用陕北特有的野生马兰草来造纸的工艺。边区的高等化学教育是与为解决边区的民生问题紧密相连的。
第二节学术机构与出版物1.学术机构的设置。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化学会相继成立。
在国外的中国学生们看到学会活动对促进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也纷纷仿效，倡议建立中国人的学术团体。1907年，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在巴黎组织了“中国化学会欧洲支部”，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化学团体。这一组织由李景镐（前上海广方言馆毕业生）发起，成立时会员有吴匡时（京师同文馆毕业生）、俞同奎（京师大学堂毕业生，1876—1962）、曹惠群、陈传珊等法、英、比等国留学生20人。次年会员增加到32人。1907年和1908年，他们先后在巴黎和伦敦举行年会，计划着手统一名词、编译书报、调查、通讯等四项事宜。他们首先进行的是统一化学术语，厘订了一套元素、无机物和有机物的译名方案。并计划编辑化学术语词典，出版支会季报并译书。但该会仅留下一册《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戊申报告》（1908年），不久即告终止①。1922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化学工业学会”，1924年在美国成立了“中华化学会”，同时在日本也成立了一个“中国化学研究会”，还有留德学生也发起了类似团体。由于这些团体都限于留学生范围，并且当时国内的化学研究尚处于萌芽时期，还不能为学术团体的发展提供一方沃土，因而这些化学学会未能获得成功，相继消失。
193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召开化学讨论会，讨论化学译名、国防化学及课程标准等问题。有45位化学家认为随着国内化学研究的发展，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全国统一的学会组织，经讨论定名为“中国化学会”，推举黄新彦、王琎（1888—1966）、陈裕光（1893—1989）3人起草组织大纲，这样，中国化学会的发起人与第一届的理事们，在短短4天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了筹备会、成立会、选举会和两次理事会，从学会的组织原则、机构设置、起草会章、创办会志等重要事项，直至学会的定名、译名、会址、经费等问题都进行了讨论，作出了决定。于是，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第一个建立起来的专门学术团体——中国化学会便在南京宣告成立了。它“以联络国内外化学专家共图化学在中国之发达为宗旨”，为中国化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其他学科类似组织的建立树立了榜样①。
二十至三十年代，各个专门的研究机关也在中国相继建立起来。专门的化学研究机构可分为四类：国立研究机关、地方性研究机关、私立研究机关以及高等学校的研究机构。它们虽然性质各异，研究方向也不尽相同，但从它们各自的创办、发展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下化学在中国学术界所处的较高地位，以及它在从中央到地方、乃至私人中间所引起的广泛而浓厚的兴趣。
国立研究机构主要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和国立北平研究院化学所、药物所。此外属于中央政府的研究机构，还有实业部的中央工业试验所、商品检验局，以及地质调查所的沁园燃料研究室。中央工业试验所下设有化学组，主要从事分析、酿造、窑业、制纸、制胰、加氢蒸馏等工作。实业部在天津、汉口、青岛、上海、广州等处都设有商品检验局，除执行例行的商①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94—298页。①《教育部化学讨论会专刊》，国立编译馆1932年版。
品检验外，还致力于工业分析的改良标准化以及其他工业研究。而成立于1931年的沁园燃料研究室，是由金叔初捐款建设的，为纪念其父而命名为“沁园”。它对中国的燃料（尤其是煤）做了大量的显微镜分析和物理化学分析（其中又包括实用分析、低温蒸馏、溶剂试验、焦性试验、含硫质种类研究和石油分析等），为解决中国的燃料问题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至于各省政府设立的机构，有山东工业实验所、湖南工业实验所、广东工业实验所、河北省立工业实验所和广西化学实验所等，除广西化学实验所外均隶属于各省的建设厅。它们的工作，主要是对本省的矿物及其他原料、产品等进行分析，以便于更好地开发利用。另外，像上海这样的特别市，也设有工业实验所。
私立的化学研究机构有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和上海的中华化学工业研究所，而中国西部科学院则是由川省军政当局及各界人士发起的组织。与实力雄厚的国立或省立机构相比，这些单位虽然规模较小，经费来源单一，甚至时有拮据，但它们却是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国的化学研究队伍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其中又以黄海社的工作最为出色。私立机构的出现和发展，反映了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曾有过的一个讲求科学、发展科学以富国强民的热潮。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与化学有关的主要研究机构有北平协和医学院和上海雷斯德医药研究所。此外还有天津的华北化学试验室、上海化验室、上海远东化验室和工部局卫生化验室等。另外还有日本人在上海设立的自然科学研究所，其规模较为宏大，所中有化学及生物学两科，研究内容多属于化学，比如中药的提取和研究等。这类机构经费较为充足，研究工作各有成绩，对中国的化学界影响很大。
各个公私立的大学是中国化学研究的另一支主要力量。在各高等学校中，人才集中，资金较为充足，既能从事基础研究，也能从事应用研究。1933年到1936年《中国化学会会志》发表的203篇论文中，有清华大学化学系的57篇，占总数的28％，由此可见高校研究工作之一斑。
2.出版物的涌现。
专门刊登化学研究论文及有关文章的刊物在中国创办较晚，但化学论文的发表却是在二十世纪初。1915年中国科学社的刊物《科学》开始发行，便时常有化学论文发表，但大部分属于概论，研究论文很少。以后数量虽逐渐有所增加，在《科学》中却仍只占少数，如在第14卷《科学》中，化学论文有19篇，共322页，只占总页数的15.4％。创刊于1923年的《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志》（1930年改称《化学工业》），是专门登载化学论文的刊物，然而质量又不太高。因此在1927年以前，国内的化学论文大多是送到国外刊物上去发表，而且从事化学研究的人以此为荣。1927年开始发行的《中国生理学杂志》（由中国生理学会创办），为国内研究论文的发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场所。但是，从化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份杂志所载的化学论文，仅仅局限于生物化学方面，因此有必要创办一种范围更广泛的化学刊物。
中国化学会从建会开始，就把办刊工作作为学会的主要任务之一。1932年8月，在学会成立之后的第一次理事会上，就决定创办《中国化学会会志》。该刊于1933年创办，由曾昭抡任总编辑，主要是发表全国化学界的具有创造性的研究论文。从创刊至解放初期，为便于国际学术交流，论文均用外文发表。这份刊物不但是国内化学刊物中最重要的一种，并且在国际化学界也赢得了一席之地。
在1933年召开的中国化学会首届年会上，为“求化学在国内之普及”，决定创办中文刊物《化学》，协助中国化学会传播化学知识、推广化学应用、提倡化学研究，以宣传报道化学的进展、化学教学法、国内化工概况、化学科研论文摘要、化学出版介绍与会务记载等内容，由戴安邦任总编辑兼总经理。从创刊至解放前为止，共出刊11卷27期，其间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曾一度停刊。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该刊自1卷1期起，就辟有“中国化学撮要”一栏，由曾昭抡主编（1卷3期起，由曾昭抡与张克忠共同主编，曾代表中国化学会主编化学部分，张代表中国化学工程学会主编化工部分），将国内各刊物所发表的与化学有关的一切论文、国人在国内完成研究而在国外发表的化学论文、以及由西人撰写但与中国化学有特殊关系的著作等，以摘要形式登出，积累与报道了二十世纪初到四十年代末国内化学文献的线索，填补了国外化学文摘杂志报道中国化学文献上的部分空白。这是中国查找近代国内化学文献的一种重要检索工具。
《化学通讯》为中国化学会的又一刊物。1936年，理事会为了及时报道会务活动，加强学会与会员、会员与会员之间的联络与交流，决定由总干事吴承洛创办《化学通讯》。1937年理事会改推袁翰青任编辑与经理，1941年该职由高济宇（1902—）担任。《通讯》初为半月刊，后为不定期刊物，到1949年出完第14卷后停刊。
除了中国化学会的三个刊物和前述的《化学工业》外，由学会创办的刊物还有中国化学工程学会的《化学工程》，于1934年开始出版，中西文稿件并收，多属与化学工程和化学工业有关的研究论文以及材料分析等，选稿较为严格。另外，一些其他学术团体的刊物也时常登载一些化学方面的概论或论文，如中华学艺社的《学艺》、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科学世界》等。
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国内化学刊物及与化学有关的刊物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学会刊物、学校刊物、研究机关刊物、工厂刊物。在学校刊物中，像《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报告书》（1933年创刊）、《山东大学化学系试验室报告》（1931年创刊）等都是专载研究论文，而且质量颇高，在化学刊物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而清华大学的《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1931年创刊）、北京大学的《国立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季刊》（1929年创刊）、中央大学的《国立中央大学理科研究录》（1930年创刊）、金陵大学的《科学教育》（1934年创刊）也经常发表一些研究性的化学论文，为化学界所重视，其中尤以清华和北大的两种刊物最为重要，并且具有国际声望。这些学校刊物的存在和发展，为中国的化学研究提供了非常浓厚的学术气氛。
在研究机关的出版物中，《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集刊》（1931年开始发行，为不定期刊，1935年改出《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专门刊登本所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也于1934年1月起发行类似的不定期刊《国立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丛刊》，但最初所**文都是用英文或法文写成，并且很多文章又重复登载在《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0年创刊）上。除此之外，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的《燃料研究专报》、各省商品检验局及工业试验所的不定期刊，也多发表一些化学、化工方面的调查或研究论文。而私立研究机关中，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印行有不定期的《调查研究报告》，中国西部科学院则有《中国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丛刊》（不定期）。1930年创刊的《海王》，属于由化学工厂发行的刊物，它是由塘沽的久大、永利及黄海三机关联合设置、由海王社创办的，其中不乏颇有参考价值的化工论文。这种种刊物，虽有专门与非专门之分，并且质量不一、规模各异，但都是三十年代中国化学研究勃起的产物，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化学事业的发展状况。
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出，二十年代初，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窦维廉（WilliamHenryAdolph，1890—1952）就开始把发表在中国刊物上的重要论文写成英文摘要，送给美国化学会所办的《化学文摘》（ChemicalAbstracts）登载。1935年，由于国内研究论文的日益增多，窦维廉一人难以承担，便邀请曾昭抡参加这项工作，由美国化学文摘聘请为摘要员。尽管在20多年里在该文摘上登载的中国化学家的论文摘要屈指可数，而且偏向于生物方面，但由于美国化学文摘为世界上堪称完善的化学文摘刊物，因而这项工作意义重大，它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中国与世界学术界的交流。
除了刊物以外，书籍也是化学出版物的一种重要形式。据统计，从1927至1941年春，中国出版的化学书籍共有327部①，其中工业化学书籍所占比例最大，这是与当时中国热衷于发展化学工业以解决国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的状况密不可分的。居于第二位的是化学教科书及普通化学书籍，而程度高深的研究专著甚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的化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它才刚刚开始在中国的学术界站住脚跟。
①谭勤余：“中国化学史与出版物”，《学林》第8辑，1941年6月。第三节二十世纪上半叶名词术语的厘订化学译名问题，在中国的近代化学史上占有一个比较特殊而且重要的地位。自江南制造局翻译化学书籍以后，化学译名便成为各家译书者共同注目的一个焦点，同时也成为中国早期化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内容。自十九世纪以来，化学发展迅猛，更是产生了不计其数的新名词，而且科学愈是精深，其名词也就愈加复杂。中国的化学较西方起步晚，势必要以翻译西书作为基础，因而命名系统的创立便应时而生。在1912年以前，就已有了虞和钦的《有机化学命名草》、李景镐的《有机化学命名例》等，但都未能得以普及。1915年，教育部公布《无机化学名词》，仍是不甚详细，而且没有涉及到有机名词。到1918年，由博医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华医药学会及江苏省教育会等组织的“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扩展成了“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并且除了医、药两组外又加入了化学组，开始审查化学名词，从元素到无机化合物，到术语，到理化仪器，到有机化学普通名词，最后到有机化学系统名词。1921年全部名词审查完毕，由教育部公布，至此化学名词有了一个较为统一的标准，这期间花了五年的时间。
但是，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制定的化学名词，却始终未能得到普遍推行，反对力量主要是来自当时在国内出版界居首要地位的商务印书馆。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商务印书馆就一直在采用郑贞文（1891—1969）制定的无机和有机名词系统，而且鉴于该馆的重要地位，实际上当时社会上所用的化学译名，绝大多数都出自该馆。郑贞文的名词系统与科学名词审查会的方案有很大分歧，这样，关于化学名词的激烈争论一直持续到1932年以后。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设立大学院为全国教育最高机关，以代替以前的教育部。1928年，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成立，“聘请专员，广搜近年出版书籍，调查著作界采用化学术名之标准，分列统计，以察众意之所趋。未及决定，而大学院改组，译名工作遂由教育部编审处继续进行”①。1932年5月，国立编译馆成立，在这之前，译名问题虽然没有确定方案，但这一时期所做的工作为后来审定译名打下了基础。
国立编译馆成立，便开始着手整理化学名词，聘请郑贞文主持此项工作，参考各方意见，编成具体方案。1932年8月，教育部采纳陈可忠的建议，召开化学讨论会，讨论国防化学、化学课程标准以及化学译名三大要案。在译名方面，由郑贞文拟定的草案，在经提案委员会审查并交译名组通过后，由大会讨论，通过了若干条重要的化学命名原则，并对元素译名进行了表决。同时请求国立编译馆尽快成立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详订有机化学名词，清理无机化学和仪器名词。同年8月，教育部及编译馆聘请郑贞文等7人为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郑贞文为主任委员，根据化学讨论会的议决案，积极整理、反复讨论，并征求各处学术机关的意见，终于完成了《化学命名原则》一书，于11月由教育部公布命令，次年6月出版，成为国立编译馆最早出版的科学名词专著。
《化学命名原则》出版后，在学术界及全国各地得到普遍推行，新出版的化学书籍几乎全都采用了这项原则。至此，十多年来一直迁延未决的化合物译名问题，终于得以告一段落。
①《化学命名原则》，国立编译馆1933年版。
除《化学命名原则》外，在国立编译馆编辑制定的化学名词中，还有化学仪器设备名词、化学术语、化学物质名称等。这些工作在三十年代都得到很好完成，成为化学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的良好基础。
《化学命名原则》为数种化学物质的西名中译提供了一种通用的、可行的、统一的标准。它列出了92种天然元素，在标出其拉丁名、英文名以及符号的同时，列出了中文译名和读音，采取“气态者从气，液态者从水，金属元素之为固态者从金，非金属元素之为固态者从石”的命名方式。清末徐寿和傅兰雅曾给64种元素命名，而在《原则》中，这64个元素名称里有44个被保留了下来并沿用至今；另外有10种采用了新的读音以使其与拉丁原文相符合；8种元素的中译名称改变，其中包括氢气、氮气、氧气和氟，新名称能很好地反映出“气”的性质；还有两种元素铍和铌因拉丁名的变化而被重新命名。
对于无机化合物，《化学命名原则》采用了徐寿创造的以分子式命名的方法，一价化合物或氧化物如NaCl，称为“x-化-y”，即氯化钠；多价化合物如FeCl3、FeCl2、NO、N2O以及H2O2等，则根据相应的英文名形式命名，即带有后缀“-ic”的命名为“x-化-y”，如氯化铁、氧化氮，带有“-ous”的称为“x-化-亚-y”，如氯化亚铁、氧化亚氮，而带有前缀“per-”的称为“过-x-化-y”，如过氧化氢。盐类也同样如此，Na3PO4称为磷酸钠，FeSO4则称为硫酸亚铁。采取这一方式，《化学命名原则》为所有无机化学的命名指出了一条通用法则。
然而，《化学命名原则》的最大贡献则在于有机化学名词方面。早在二十世纪初，西方就已经采用了系统的有机化学命名法。因而这时的中国化学家，面临着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汉语有机化合物命名体系的艰巨任务。1908年虞和钦提出了根据有机化合物结构而不是组成元素或外文名称来命名的方法，这就为1932年的化学讨论会上最终制定命名体系指出了一条道路。
绝大多数有机化合物是由几种元素组成的，其基本元素为碳、氢、氧等。在不同的化合物中，每种元素的数目可以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各组成部分的特殊的排列方式。因而，有机化合物的命名必须要能够反映这种独特的分子结构特征。对于最简单的碳氢化合物，《化学命名原则》选择了碳氢来对其进行区分，碳键饱和的碳氢化合物称为“烷”，意思是“完满”，不饱和双键的碳氢化合物，则称为“烯”，意思是“较少”或“不定”，而对于不饱和三键的化合物，则称为“炔”，意思是“缺乏”。
对于芳香族化合物，《化学命名原则》采用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命名。每种化合物都以一个带有“草”头的字来表示，并用最接近于英文名称的读音来命名，例如“苯”、“萘”等，都是采用了汉语中的谐声方法。每种有机化合物的名称都必须是比较准确而且易于区别的，为此中国的化学家们作出了许多艰苦然而巧妙的探索，并取得了成功。例如，对于开链化合物，首先必须描述出它的长度，也就是最长链中碳的个数。《原则》中以“天干”来表示10个以内的碳原子数（超过10则采用通用的计数法），放在化合物类型的前边，例如1个碳原子的烷称为“甲烷”，两个碳原子的“烯”称为“乙烯”，3个碳原子的炔称为“丙炔”，11个碳原子的烷则称为“十一烷”，以此类推。另一方面，环状烃是通过前缀“环”字来加以区别，例如“环戊烷”。而当主链区分了以后，其支链的类型、位置等也必须在名称中得到反映，因此，中国的化学家在支链中加以“基”字的方法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将其命名为“x-基-代-y”，例如“甲烷基代丙烷”、“乙烷基代苯”等。
以上只是《化学命名原则》中大量命名体系中的很少一部分。由此可以看出，在三十年代，中国化学家以西方已有的命名体系为模式，创立了一套适用于中国的研究状况并能较好与西方相呼应的较为完善的化学命名体系，为中国尽快、尽好地引进西方新知识，发展自己的化学研究事业扫清了障碍。半个多世纪以来，它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第四节分支学科的建立①化学分支学科的建立是以研究为基础的。中国的化学研究开始于二十年代。这时期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大致可分为三个方向，一个是对中国化学史的考据，例如王琎对于制钱的分析以及对中国古代使用金属的研究等等；另一是对物料的分析以及工业化学研究（即利用国外已有的方法来解决国内工业上的特殊问题），这类工作在当时为数甚少；再一方面的工作，也是最有价值的工作，是协和医学院对于生物化学的研究。协和医学院因经费充足，人才集中，所以开始研究工作较别处早，自1921年成立起，便开始有生物化学方面的论文发表。到了1925年左右，由于陈克恢（1898—1988）关于麻黄素的药性研究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协和的生化研究也随之达到**，并带动了其他地方进行类似的工作。
不过，尽管由于协和的特殊条件使得中国的生物化学研究起步较早，发展较为迅速，但化学其他领域在中国的开展，仍是始于二十年代末期。北洋政府时期，战事连绵，教育经费严重拖欠，科学工作者无以为生，刚刚在中国略有萌芽的化学研究基础未立，更是毫无发展可言。国民政府成立后，这种状况有所改观，尤其是以提倡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为教育的一个主要方针，因而全国各处的公私立大学和专门学校，无论是在师资还是在设备上都有明显的改进；而国立研究院的设立，对于中国的科学研究者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中国的化学研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得以奠定基础并迅速发展的。
这时化学研究的中心，除了由西人主持的协和医学院外，还有北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它们各自都有一支阵容强大的研究队伍，工作成绩卓著。同时，这种区域布局也使初期的化学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得较为平衡。但不久以后，广州方面因陈可忠因病离职而受影响，南京方面因曾昭抡改就北京大学之聘而使研究暂时停顿，于是北平就成为全国化学研究的中心，再加上北平研究院化学所、燕京大学、中法大学以及天津南开大学的共同努力，使平津地区的研究力量愈加强大。直到1934年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在上海改组，中央大学重新开始有论文发表，才又恢复了南北两方的研究工作并驾齐驱的局面。
1.生物化学。
中国的生物化学研究始于二十年代，主要是在蛋白质化学、脂肪化学、食物化学、营养学、激素、维生素、免疫生化、消化与代谢等领域。除了协和医学院这个生物化学研究中心以外，其他的研究机构还有国立上海医学院、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南京卫生署、雷斯德医药研究所，以及一些大学如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截至1949年，在国内外的各种生物化学及有关刊物上，共发表了中国生化工作者的论文400余篇，其中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不乏其数。
吴宪（1893—1959）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于1920年回国，在协和医学院工作，从事临床生物化学、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蛋白质化学、免疫化学、营养学和氨基酸代谢等方面的研究。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提出的①本节请参阅董光璧主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中卷》“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形成期”第9篇“基础学科的建立（下）”化学部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血液系统分析法”，为临床诊断提供了重要手段，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用，为现代临床化学奠定了基础，因而被誉为血液分析的权威。另外，他通过对蛋白质变性所作的一系列研究，指出蛋白质的变性是因为蛋白质分子从折叠而变为舒展。这是关于蛋白质变性的第一个合理的学说，从而给“变性作用”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同时他还观察到天然的和变性的卵蛋白和牛球蛋白的分子量约为34000的倍数或亚倍数，这些结果与今天对蛋白质分子量所研究得到的亚单位结果是相符合的，这就证明早在60年前吴宪就已首先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在吴宪大量的研究工作中，有一项特别引起国人的注意，那就是从1927年起，他用大白鼠传种数十代，研究了纯素食和荤素杂食的营养价值及其对生产、生殖、基础代谢、自发性活动以及对寿命的影响等，从而得出结论：中国一般人民的身材矮小，其原因是由于所吃的基本上是素食，其中蛋白质的生物价值较低，钙和脂溶性维生素的成分较少。根据当时的经济情况，为了维持人民的健康，1938年在他的主持下，第一次制订了《中国民众最低限度之营养需要》标准。在此期间，他对中国的食物首先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编著了中国第一部《食物成分表》。他编著的《营养概论》（1929年）内容丰富，既是一本简要的参考资料，又是一本通俗读物。此外，三十年代初，性激素研究在国外起步不久，吴宪十分关注这个新的领域，并且做了一些试探性工作，为中国激素生物化学的研究开辟了道路。至1949年，吴宪发表学术论文近150篇，除了《营养概论》外，还著有《物理生物化学原理》（英文版，1934年）。他的论文绝大部分是用英文发表，深受国际学术界的推崇，是国际上杰出的生物化学家之一，是中国生物化学、营养学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创始人。
对维生素的研究，在三十年代引起了中国化学家的浓厚兴趣，特别是对维生素C在食物中的分布研究得最多，而其他几种维生素，有的因为设备不适，有的因为测量复杂，因而发表的论文较少。清华大学的萨本铁专授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自1934年以后，他在继续从事有机分析工作的同时，又率领学生，开始从事维生素C和氨基酸（旧称胺酸）的研究。他对中国各种食物中维生素C的含量作了大量调查（这是他最受国内同行称道的一部分工作），从而发现，好些国产食物中都含有很多维生素C，如果要想得到这种维生素，大可不必一定要吃美国桔子，有些价格远为低廉的中国桔子也是一样的好。同时萨本铁指出维生素C与糖类有同样的来源，可能由乙醛酸与1-异赤丝藻糖缩合而成，也可由乙醛醇与1-异赤丝藻糖缩合、再经过氧化而成，还可由环己六醇分子重排为1-古洛糖或1-半乳糖、再经过氧化而成。根据这一假说，萨本铁提出了合成维C的理论路线及实验方法，以弥补欧洲学者的研究中原料昂贵、毒性大、合成周期长等缺点。然而，由于国内实验设备简陋和材料的缺乏，萨本铁没能完成维C的实验合成。这个人工合成维生素的首例由一位英国人完成并获得了193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营养学是以生物、生理、农业为基础而应用于医学、药学、卫生学的一门学科，中国在这方面的初期工作，多是关于人民生理状况的调查。以后范围逐渐扩大，有膳食研究、国产食物的分析、矿物质营养素的研究等。其中，植物性食物受到人们更大的关注，而对于动物性食物则兴趣甚少。这一时期致力于营养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有协和医学院（膳食营养、蛋白质、酵素等）、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1935年添设生物化学方面的工作，特别注意本国普通食物的调查和分析、植物性食物中蛋白质的研究、食物烹饪法及保存法的研究和改良）、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中国北部食物营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食物分析及调查、米麦营养及植物油中植物蛋白质的研究）、雷斯德医药研究所（中国食物的分析及营养、碳水物的代谢、维生素C及矿物质），还有上海医学院、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大学、山东大学、齐鲁大学、南开大学等。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探求如何能在国民经济可能的范围内对中国的食物进行改良，以使多数国民的健康水平较高，从而更好地为国家、为社会服务。
食物化学方面，以前中国有许多迷信，民间素有食物相克之说，认为有些东西合在一起吃会导致中毒甚至死亡。这种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忌讳，老百姓深信不疑。生物化学家郑集选择了14对被认为是典型的相克食物，在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实验室里，先用动物作试验，然后亲身尝试这些向来忌讳的混合食物，结果根本没有中毒现象，以科学家的勇气和科学的证据否决了流传千年的食物相克之说。虽然这项工作对于生物化学理论或实验技术本身的发展贡献不大，但它却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体现出中国的科学家们将科学应用于实际而不是空谈科学的良好风尚。
生物化学与药理学相接壤的药物化学，尤其是中草药化学，也是自二十至三十年代发达起来的一个领域，研究成果颇令世人注目。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一直是用草药治病，但自清朝海禁大开以后，西药大量涌入，以其药效高的特点逐渐取代了国产药材。然而，西方的化学家和药物学家，却对中药产生兴趣，他们用化学方法提炼出其中的有效成分，从而证明了某些中药的作用强于许多西药，而中药之所以有时药效不强，是由于未经提炼致使有效成分不高。协和医学院成立后，这项研究最初由药物化学家黎德（Read）教授传来中国。1924—1925年，陈克恢从麻黄中提取麻黄素用于治疗。这种药曾由西人用狗作过试验，陈克恢首次用人作试验并取得了成功。这项工作发表以后，顿时名闻世界，陈克恢被美国里耳利（Lillie）制药公司以重金聘去，专为该公司进行研究。同时这项研究的成功在国内也引起很大反响，更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对国产药材的有效成分提取及其化学结构进行研究。协和医学院在这方面是研究时间最长、成绩最显著的。
实际上，二十至三十年代，在国内运用可以利用的有限手段，首先对中草药进行系统研究工作的，还是在协和医学院工作十余年、后任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所长的赵承嘏（1855—1966），他是最早对中药里所含生物碱进行分离的化学家。他在1926年发表的关于麻黄素研究的论文，是中国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草药的最早的论文。他研究了延胡索、贝母、三七等30多种中草药的化学成分，得到了许多新生物碱结晶，其中有些被发现具有较强的生理或药理作用。例如从延胡索中分离出的延胡索素乙、延胡索素子和延胡索素丑都有和球冠素相似的作用，延胡索素乙在临床上可作为镇痛、镇静剂使用。在赵承嘏之前，提取植物有效成分一般均用乙醇浸泡，这样所得的粗提物成分复杂，不易进一步分得结晶单体。他根据生物碱的性质，采取碱磨苯浸的方法，使粗提物成分趋于简单，减少了进一步分离单体的困难。他用自己创造的一套方法，往往从一种植物中分出多种结晶，单是从延胡索中就分得了13种生物碱结晶；并且能从他人已详细研究过的中草药里分离出新的成分。到1949年为止，他在国内外有关刊物上共发表了论文50余篇。对中草药的研究，开辟了中国化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自1935年以后，中国化学家们不再仅仅满足于中药的分离和精制，而且从事其结构式的研究以及合成。在这方面，黄鸣龙（1898—1979）的工作开创了中国化学家研究生物碱的构造的先例。他通过结构研究，证明赵承嘏由延胡索分出的13种生物碱有3种与前人研究相同。从此，中国化学家对中草药有效成分的研究逐渐走上了正轨。
除了中草药等天然药物之外，中国化学家对于药物合成的贡献也很多，例如维生素、性激素、磺胺类药物与青霉素等的研究工作，都有中国化学家参与其中。1942年汪猷（1910—）进入上海丙康药厂担任厂长和研究室主任，致力于针剂制造和磺胺类药物的合成。1944年他偶然得知国外发现了一种特效的、从霉菌中培养出来的抗生素，于是他开始学习微生物学、发酵等方面的知识，以求在中国开拓抗生素研究的道路。经过几年的研究试验，他终于分离得到了一种新的抗生素——桔霉素，论文于1947年在美国《科学》上发表后，美国一家通讯社从旧金山发出电讯，报道中国的化学家制成了一种青霉素菌族抗生素的消息。1947年9月他应聘参加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的工作，此后继续研究桔霉素，带领几位青年助手，使双氢桔霉素的化学及其抗生素作用的机制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这项研究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2.有机化学。
除了生物化学以外，二十至三十年代在中国发展最迅速的就是有机化学领域。中国化学家研究有机化学的人最多，成就和贡献较大，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当时最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复杂的天然化合物及其类似物的合成，因而在有机机理以及立体化学方面的发展尤为迅速。
1933年，在德国哥丁根大学工作的庄长恭（1894—1962）氧化分解麦角甾得到了原-别-胆基酸，证明当麦角甾（或甾醇）受到氧化分解时，链的破裂是在第24个碳原子上发生的。这是中国有机化学的先驱性工作，对于当时的多环化合物化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萨本铁是中国化学家中著作最多的一位，他最初的工作偏向于制备各种酯、测定它们的物理常数如沸点、比重、折光率等，然后再制出这些酯的苯腙和缩氨基脲。后来，他又开始进行各类有机化合物的鉴定工作，用各种试剂制成各类化合物中代表物的衍生物来进行鉴定，例如用肼衍生物对氯苯肼来鉴定醛和酮，用三硝基苯间二酚（收敛酸）来鉴定萘、蒽等。他每年都要用这种方法鉴定出数十种化合物，成绩斐然，因而在这方面成为国际上的权威，得到了西方化学家的推崇。
嘧啶化合物是较早在中国得到研究、并且成就颇丰的一个领域。纪育沣（1899—1982）在1920年代就随同国际嘧啶化学权威约翰逊（T.B.Johnson）作研究，回国后继续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扩展工作。不论是在雷斯德医学研究所，还是在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北平研究院药物所，他的主要精力都是在这一领域，40余篇研究论文中属于嘧啶类研究的占二分之一多，它们大都以β-醛酸酯或β-酮酸和尿素或硫脲作用，以制得嘧啶的羟基衍生物尿嘧啶，从而制备氨基衍生物胞嘧啶，或者制成硫氰基衍生物而研究其重排反应。他的论文中有许多都记述嘧啶的硫氰酸衍生物加热重排成异硫氰酸的反应，还提到嘧啶环中的酶硝酯重排现象。1920年代以前，嘧啶化学的研究在中国没有任何基础，纪余沣虽然也同中国大多数化学家一样，研究途径与方法大都遵循国外，但他所采用的新的合成方法和步骤，使中国尚处于草创时期的嘧啶化学的研究水平并不逊色于国外。
1937年，袁翰青由于对联苯化合物立体化学的研究作出成就，荣获了荷兰皇家学院颁发的范霍夫纪念补助金，这是为纪念物理化学家范霍夫而设立、专门奖助各国青年化学家的。袁翰青早在美国留学时就开始了联苯的立体化学研究，回国后在中央大学任教，并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与合作者首次拆解了理论上可以拆解、但尚无试验证明的2，2’，4，4’-四溴联苯酸，得出两种旋光异构体；还首次制得了N-苯磺酰-8-硝基-甘氨基酸并进行了消旋速度的测定。三十年代末，他提出根据缔合因素的不同来测定α-、β-或顺、反两种几何异构体的新方法，这是由于缔合因素与氢键有关，β-式分子式内部能形成氢键，而α-式则不能，因而β-式的缔合因素小于α-式。缔合因素可用冰点降低法来测出，由此就可鉴别顺、反或α-、β-二种构型。这种方法适用于某些含有给电子原子的圬或腙类化合物。袁翰青用这种方法检查了若干个已知有几何异构体存在的化合物，结果很好，从而证明他的氢键理论是正确的。袁翰青的工作，为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940—1943年，在昆明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工作的黄鸣龙，利用从药房买来的驱蛔虫植物药山道年，进行山道年及其同类物的立体化学研究。这样，在战时简陋的条件下，他发现了变质山道年的四个立体异构体可以在酸碱作用下成圈地转变，这在立体化学上是个前所未有的发现，因而引起了当时国际上许多著名有机化学家的重视，有机化学大师武德沃德（R.B.Woodward，1917—1979）等人还参与了有关的研究。这项在昆明的防空洞里通过分析、推理而得到的发现，为以后国内外学者解决山道年及其同类物的绝对构成和全合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有机化合物的合成和结构测定上，当需要将醛类或酮类的羰基还原为次甲基时，常常要用到开息纳-武尔夫（Kishner-Wolff）还原法，但是此法要用封管和金属钠，以及难以制备、价格昂贵的无水水合肼，而且在应用此法时如果有极少量的水分存在，就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副反应。虽然国外有人进行过改良，但效果不显著。1946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工作的黄鸣龙对此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进。经他改良，反应过程中先蒸去水分，然后回流加热，这样就可以用普通的85％水合肼代替无水水合肼，用氢氧化钠代替金属钠，从而使还原程序简化，产量大幅度提高，得率可达95％。黄鸣龙还对这种方法的范围作了许多研究，可以用来合成女性激素雌酚，还可用于甾体化合物中还原酮基得到80％的正常还原产物，对某些含内酰胺基的酮类化合物也能正常地还原。黄鸣龙改良的开息纳-武尔夫还原法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应用，并写入各国有机化学教科书，简称为黄鸣龙还原法。
如前所述，在中国的化学研究初创时期，一大批优秀的有机化学工作者以他们丰富的研究成果，紧紧追赶着世界化学前进的步伐，有的对西方化学家的工作作出了创造性的发展，有的提出了最新的学说和实验方法，同时，还有为数不少的人是在研究如何把化学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实践。清华大学的高崇熙，以北方特产大麻子油为原料，先后制得了辛醇、酉二醇、庚醇、辛胩、丙二酸庚酯、癸酸乙酯、溴庚烷、十一烯酸、壬二酸等等，这种利用中国资源、大量制备纯净有机化合物的研究方法，对于促进中国的有机化学研究，是一个不小的贡献。1934年，他还同金开英、曾昭抡等人一道，在北平设立了“中国化学材料实验室”，专门制备各种特殊有机药品及分析药品，供各大学和研究机关使用。抗日战争开始，后方化学试剂极度缺乏，高崇熙又从精制三酸为起点，研制化学试剂，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战争导致进口试剂来源中断所造成的损失。
要追溯近代化学在中国创立的历史，就必须提到一个在化学诸多领域成绩卓著的人——曾昭抡。1926年，他在美国以《有选择的衍生物在醇类、酚类、胺类及硫醇鉴定中的应用》一文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他继续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中有用低级醇制备卤代烷、以肟类在醇溶液中还原来制备胺类、在不同条件下制备谷氨酸、它们与胺类和铵盐的作用以及d-谷氨酸的转化作用、有机金属化合物的性质、醌的一元肟水解成醌、合成甘油酯等等。他与合作者共同合成的对-亚硝基苯酚，后来被载入了有机化学词典，为国际化学界所采用。另外，他还和孙承谔等人提出了一个计算化合物沸点的公式，制出一个化合物的沸点与所含原子半径有一定关系，若求某化合物的沸点，只须将各原子半径代入即可算出，同时他们还提出了计算二元酸和脂肪酸溶点的公式。在有机化合物的元素检出和测定方法的研究及改良方面，曾昭抡也作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研究，经他改良的Mul-liken熔点测定仪曾在中国各大学普遍采用。曾昭抡及其合作者的工作，代表了当时中国有机化学研究的一部分水平，有的为世界化学界所重视。更重要的是，他处处大力提倡科学研究的精神和行动，对中国近代化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无机化学。
自然科学在中国建立的初期，各门学科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表现在研究工作上则更为突出。对于整个化学领域来说，无机化学的发展就属于比较迟缓的，研究工作无论是在质量还是在数量上，都远远比不上生物化学和有机化学。但这并不等于说在二十至三十年代就没有无机化学，中国的化学工作者在这方面所做的为数不多的工作，为中国的无机化学事业播下了种子，起了开拓性的作用。
贝采里乌斯（JonsJacobBerzelius，1779—1848）于1818年由两元素直接合成了Se2Cl2。后来他的方法经六次改进，都认为产物遇水分解，不得与水接触。1925年高崇熙试验了8种新方法，证明Se2Cl2可在含70％的水的体系中制备出来，产率为90％。这一结果，得到了无机化学界的称赞。不久后，高崇熙用同样方法制得了Se2Br2，并测出了它的沸点、熔点、密度和折射率等物理性质。此后，他及其合作者又陆续精制出Cu、Zn、Mn、Co、Ni的硒酸盐和苯胺络合物，还用浸液折射计法测定了硒酸铜从0到40℃的溶解度。这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对硒及其化合物的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32年，戴安邦（1901—）发表了“氧化铝水溶胶的本质”的博士论文，以配位化学的观点阐明了氧化铝水溶胶的组成、性质、结构和生成机制。这是中国较早从事胶体化学与络合物化学研究的成果。自此，他对硅、铝、钨、钼、钍、铬、铁等元素的多核配合物化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除了戴安邦的工作以外，络合物化学的研究还取得了其他一些进展，例如硼酸溶液中加入多羟基化合物后［H+］或pH值计算公式的提出、五氨一水合钴及四氨二水合钴的硫酸盐的组成随硫酸浓度而改变的研究等等。这类研究虽属凤毛麟角，但在化学研究刚刚开始的时候，已是实属不易了。
在西方，对重水的研究肇端于三十年代初期，1931年发现重氢，1935年重水投产。而在这时，中国尚无重水的生产，自然更谈不上研究了。1935年，在德国学习的张青莲完成了重水的密度-温度状态图，1936年又提出了地球上重水和重氧水的分布理论，这是中国学者在国外作出的又一项重要成果。1937年张青莲回国任中央研究院上海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鉴于当时国内不能生产重水，因而带回了少量重水，以便继续进行研究，即使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没有停止过。四十年代，张青莲与其合作者进行了两次重水热膨胀的精密测量，所得结果与国外研究非常接近。这是中国重水研究中颇为出色的一部分工作。他还研究了重水的Laindler反应，证明这种反应在重水中的速度比普通水中更快；对D2H2与HI的反应速度的研究结果也是如此。1949年，张青莲等人以铂为阴极，在室温时电解含有氢氧化钠的重水稀溶液，求得了氕氘的分离因素，从而证明了Eyring-Glasstone-Laindler超电位理论（即氕和氘在阴极上的超电位不同）。这些工作构成了草创时期的中国同位素化学研究。
1949年以前，在无机化学方面，纯粹无机化学范围内的研究寥寥无几，所做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在无机化学应用方面，也就是无机工业原料和方法的研究，其中有对四川自贡的盐、山东博山的陶土、浙江富阳的矾等物产的分析与开发，以及侯德榜对酸和碱的研究，等等。
无机化学应用方面的工作除了前述的以外，还有潘履洁关于电解电镀的研究和抗战期间对活性炭制造的研究，也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从三十年代初开始，潘履洁对铜、黄铜、镍、银、锌等金属的电镀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如寻找铜电镀液中Cu、游离氰基以及Na2CO3的最佳摩尔数比、绘制可省去计算麻烦的控制和调节镍电镀液pH值的图表等。潘履洁的工作，代表了中国三十年代电解电镀研究的水平。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的化学工作者深感国防化学的重要，不少人开始关注于军用物资的制造。在一二九的淞沪之战中，日本人使用了烟幕，因而上海方面的化学家对活性炭作了一些研究，临时赶制了防毒面具送往前线。这场战争刺激了对活性炭制法的研究，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从实验室扩展到了工业生产。军政部应用化学研究所、实业部中央工业实验所、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都先后开始了这项研究。其中军政部应用化学研究所首先用化学活化法获得了成功。北京大学的研究结果认为活化时用二氧化碳代替蒸汽可提高产量而无损于质量。然而，对活性炭的研究始终未能工业化，五六年后更是销声匿迹了，因而政府所办的防毒面具厂仍不得不购买德国制造的活性炭。抗战期间，中国化学家在用土法研制军用化学物质如火药火器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
4.物理化学。
从1877年德文的《物理化学杂志》创刊时起，几十年来，在化学各科中物理化学的发展是最为迅速的。然而在中国，由于人们羡慕的是西方工业的发达，因而更加崇尚科学的应用，而往往忽视了纯粹的理论学科，这就使物理化学这门需要非常精密的实验仪器和同时具备深厚的数学、物理学功底的研究者的学科，在中国难以得到长足的进步。据统计，1931—1940年的10年间，美国《化学文摘》所摘录、以及《中国化学会会志》和《中国物理学报》所发表的中国学者在物理化学方面的论文，是前10年的5倍多，而其中在国外完成的论文则约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二。物理化学是近代化学中的基本学科之一，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起步虽然较迟，发展较缓，但还是有一些工作出类拔萃，为世界化学界所关注，同时也为化学在中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1929年，傅鹰（1902—1979）在美国发表了《硅胶自溶液中吸附问题》的博士论文。著名的屈劳倍规则认为，吸附量随溶质（同系物）碳氢链（CH2数目）的增大而有规律地增加，然而在傅鹰的论文中，他却以二氧化硅水解制得的纯净硅胶自四氯化碳溶液中吸附低级脂肪酸的同系物，证明吸附量的顺序为甲酸＞乙酸＞丙酸＞丁酸，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屈劳倍规则可以是完全颠倒的。在当时这是一个罕见的结果。此外，在这篇论文中，他还提出硅胶能强烈吸附碱，吸附的顺序为LiOH＞NaOH＞KOH＞NH4OH；但只能吸附少量有机酸（10种），不能吸附无机酸（4种）。同时，他还测定了这14种有机酸和无机酸的水解吸附。这篇论文对影响溶液吸附的各种因素（包括溶质、溶剂和吸附剂表面三者的性质）所作的有指导意义的分析，已成为吸附理论的组成部分，有不少学者多次引用这一论文的结果，并认为其结果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另外，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期间，傅鹰在仔细考察润湿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种用润湿热测定固体粉末比表面的化学方法，这在当时也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与著名的B.E.T.气体吸附法相比，这项工作要早八年，而且不必假设吸附分子的面积，在许多胶体化学的经典著作中都对这一方法作了介绍。这些工作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肯定。
作为物理化学内容之一的电化学研究，在中国是一个极少引人注意、发展迟缓的分支学科。各大学的课程表中列入了电化学的，不论是选修还是必修，都是寥寥无几，自然就谈不上专门的实验课了。然而即使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学者也有较为出色的工作。早在191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刘树杞（1890—1935）就完成了很有价值的《从铬酸盐废液中电解再生铬酸的连续方法》的博士论文。用这种方法，能将有机物销毁而将铬酸和硫酸回收，在回收有用物质的同时减少了环境污染，因而在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两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经应用后颇受厂家欢迎，并申请了美国专利。直到四十年代，刘树杞这一博士论文的结果，还在一些学者的专著中被引用。他是中国最早研究镀铬的人。1929年，刘树杞再度赴美后很快完成了《电解制造铍铝合金》的著名论文。铍铝合金具有质量轻、强度高、抗腐蚀等许多优良特性，随着航空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的飞速发展，它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新型材料，但很多年来，化学界普遍认为它的制造问题很难解决。因此，刘树杞的成功研究，成为当时化学界公认的卓越发明，并在美国商部注册，欧美的学术刊物和报纸争相报道。刘树杞深深地了解中国富藏各种金属，他选择制造铍铝合金及电解取钨、取铝等项目，就是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充分利用中国的资源，以解决国际民生的大问题，他亲自筹划和安装的中央大学熔盐电化学实验室、主持建设的北京大学电化实验及科研室，都是中国最早进行专题实验和科学研究的场所。
1934年，黄子卿（1900—1982）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致力于三相点的测定工作。水的三相点是热力学研究中的重要数据，而当时并没有一个得到公认的精确数据。黄子卿精心设计了实验装置，运用简单的仪器，经过长达一年的反复测试，终于测得了当时最精确的水的三相点，即0.00981℃，为热力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标准数据，受到科学界的重视。其后美国国家标准局组织人力重复验证这一数据，所得结果与黄子卿的测定值一致。从此，黄子卿测定的三相点被公认为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数据。三相点是温标研究中必须的几个标准点之一，没有准确的三相点数据，会使热力学的理论计算受到影响。因此，三相点的精确测定不仅推动了当时的热学计量工作，而且对热力学和物理化学的发展都具有意义。黄子卿由于三相点的精确测定，被选入1948年美国所编的世界名人录。直到1954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温标会议，还再次确定黄子卿测定的数据，并以此为标准确定绝对零度为—273.15K。四十年代以后，黄子卿又专注于溶液理论的研究工作，1947年。他在“间-硝基苯甲酸在水中的溶解度盐效应”一文中，对电解质溶液中离子-溶剂、离子-离子间的相互作用问题，提出了新看法。此后他一直对这个课题不间断地做研究工作，他的论文逐渐受到国内外溶液理论工作者的重视。1964年，一位德国学者就在其博士论文中引用黄子卿的盐效应理论，来解释自己的实验结果。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黄子卿测定三相点的同一年，还有一位中国学者也在物理化学领域做出了卓越的成绩，孙承谔与美国化学家合作，发表了有关活化能计算结果的论文。1976年，在美国化学会百周年纪念时发表的“物理化学一百年”专文中，还将此列为百年成就之一，称之为“历史上第一个相当准确的计算，并用现代精确实验证实”。在当时，孙承谔是国内最年轻的一位化学家，在美国留学时先是从事偶极距的测定，后来又致力于量子化学的计算，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仍然从事这两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不少论文，深受化学界前辈的器重。
早在1928年赴美留学期间，李方训（1902—1962）注意到Grignard试剂在乙醚溶液中的电输现象有着出乎意料的结果。Grignard反应作为有机金属化学方面的一个重要反应，当时虽已应用，但对其机理还未阐明。李方训从这个异常现象出发，开创了Grignard试剂非水溶液中一系列性质的研究，并首先在世界著名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这方面的论文，对了解Grignard试剂在非水溶液中的作用机理作出了贡献。抗战期间，他系统地对溶液中离子的性质这个物理化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连续发表了有关离子的水合热、水化熵、离子的表观体积、等张比容、离子的极化和半径、离子的抗磁性磁化率等几十篇论文，为国际化学界所公认，被许多中外专著所引用，从而取得了优异成果。1947年，他代表中国化学会出席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会议并提交了论文，还出席了英国化学会成立一百周年的庆祝大会。会后他应邀到英国和美国讲学，讲学期间，为了表彰他在溶液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美国西北大学于1948年特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并赠予象征已打开智慧之门的金钥匙。
自从1931年玻尔（NielsBohr，1885—1962）应用量子理论解释原子光谱以后，光谱学研究迅速发展起来，从原子光谱扩展到双原子分子光谱，进而到复杂的多原子分子光谱，于是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分子光谱学。二十世纪的前一二十年里，中国几乎没有人从事分子光谱学的研究，进入1930年代后，研究之风骤起，而且是在紧紧追随着世界的研究趋势，甚至于出现了在所发表的物理化学方面的论文中以分子光谱的为最多的局面。当然这其中物理学家所做的工作居多，但作为中国分子光谱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的吴学周（1902—1983），他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1933年，吴学周由德国归来，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他先后带领柳大纲、朱振钧、武迟、张滂、朱晋锠等人，开展了分子光谱学的一系列基础性研究，取得了许多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美国《物理化学杂志》、《中国化学会会志》、德国《物理化学杂志》、英国《化学杂志》等刊物上共发表了篇学术论文。在吴学周的数十篇分子光谱论文中，有20多篇影响较大。通过这些工作，他发现了一些新的光谱带系，解决了多原子分子的一些重要结构和化学反应机理等问题，在1930年代，分子光谱理论和实验技术尚处于创建初期，这些开拓性工作，对发展量子学说的物质结构理论，创建物理化学的分子结构学科，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推崇，在某些方面至今还为人们所引用。
5.分析化学。
在化学的各门分支学科中，分析化学的发展最为迟缓，最初它被看作仅仅是一种工具学科而不受学者们的重视。而在中国，这种偏见也不是绝无仅有的，它导致了近代中国萌芽时期分析化学研究工作的数量稀少，质量也较其他学科逊色。
王琎是中国近代分析化学的开创者，1923年他在分析五铢钱的化学成分时，首先对分析方法的准确度进行了研究，这在中国化学界是属于开创性的。他用半克重的古钱样品进行定量实验，而后又将纯的铜片、锡块、锌粉、铅粉按普通古钱的比例配成混合物进行化验。用这种方法分析古钱，能得出较为准确的结果。1927年，王琎采用化学分析方法，对南京水源进行化验，通过对长江水、九眼井水、雨花台水、胭脂井水和钱塘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态氮、蛋白氮、亚硝态氮和硝态氮的分析，提出了南京饮用水的研究报告，这是中国最早的关于水质分析的研究报告。
要回顾中国分析化学初创时期的历史，就必须要提到韩组康（1894—1968）的工作，他是中国科学家中少数几位未留过学中的一个，但他不仅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在国际上也享有一定声誉。他在美国化学杂志上发表的铬矾中氧化铬的碘量法测定（1929）、一种化学调味品谷氨酸钠（1929）、用联苯胺测定醋酸铅中的醋酸（1931）、氢氧化钠溶液中碳酸盐含量的容量测定法（1932）、Warder碳酸盐测量法的改良（1934）、用乙酰化作用测定在香精油中的乙醇（1940）等十几篇论文，得到国际上的公认，有的被再版，有的被许多著名学者收入教科书、手册或专著中，是世界名著中最早引用的中国分析化学家的工作。他还设计了不少分析用仪器，如氢氧化钠、氯化亚钛等不能与空气接触的标准溶液用的滴定仪器、蒸发液体或驱逐气体用的玻璃棒，以及容积小于50毫升的标定溶液时用的吸管。值得一提的是，从1924年起，他用自己的工资积蓄，逐渐买了一套实验仪器和化学药品，在上海北四川路1065号家中装置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分析化学实验室（包括当时较先进的比色计和酸度计等）。他的许多论文就是在这个家庭实验室中完成的。1934年他因病没钱治疗，才把实验室卖掉。在欧洲，十八至十九世纪时有很多科学家自己建立实验室，而在中国，韩组康是唯一在自己家中设实验室的化学家。
对于定性分析的研究，中国化学家的贡献是很大的。早在100多年前，阳离子分析就已经有了系统的分组，比较完善了，但阴离子的分析系统却始终没有较好地建立起来。在这方面，赵廷炳做了很多工作。他将26种普通阴离子，根据其钙盐、钡盐、镍盐及银盐的溶解度不同，分为了六组。使用这一系统分析阴离子，便可像阳离子一样有条不紊，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当然赵廷炳的这一方法并没有达到十分完善的程度，但我们今天所采用的阴离子分析系统，就是在这一方法的基础上屡加改进而形成的。
在稀有元素的分析方面，1934年高崇熙和张青莲提出应该把铼元素加进去，使铼离子在碲组中沉淀析出，然后用双锥正交晶体RbReO±4显微法加以鉴定。早在1925年，德国化学家就发现了铼，但在稀有元素定性分析系统中，却一直没有把铼列入，因此，高崇熙等人的工作，是对稀有元素定性分析系统的一大补充和完善。另外，他还研究了以对甲基水杨醛肟作为铜的鉴定剂，创造了一种新的鉴定方法。
1939年在德国亨尼希米德（Hoenigsid）实验室学习的梁树权（1912—），发表了博士论文《铁原子量的修订》。他是用定量分析方法来测定铁原子量的，先制备极纯的铁（光谱纯）和溴，然后合成溴化亚铁，以比浊法和重量法测定FeBr2∶Ag∶AgBr的比例，从而求得铁的原子量应为55.850。这一结果与质谱仪所测值相吻合，于是在1940年正式为国际原子量委员会所采用，并且沿用多年。
综上所述，由于协和医学院的努力，生物化学与生理化学在中国发轫较早、发展较为迅速，同时成绩也较为显著。除此之外，有机化学在1920年代也是颇为发达的一个化学研究领域。至于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尽管在研究的质与量上都不如前二者，但它们在中国都同样是从无到有，一齐构成了中国的完整的化学学科体系。
第六十章地学第一节留学生与近代地学思想的传入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中国地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传统地学研究基本上被淘汰，西方先进的地学理论则被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推动了中国近代地学的进步。在当时地学界影响较大的《地学杂志》于1921年开始刷新内容，计划介绍西方的地理学理论以及地理学名著。大量的西方地学代表作在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如亨丁顿的《人生地理学原理》、弗尔格里夫的《地理与世界霸权》、辛普尔的《地理环境之影响》、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马东的《自然地理学专论》、哈第的《世界植物地理》等等①。而这一时期对近代地学理论传播贡献最大的，应属中国第一代地学人才，其中多数为归国的留学生。
这一时期留学生学成回国，促进了西方地学理论的全面介绍。留学生回国后，深感中国地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于是他们一方面通过翻译国外地学名著，另一方面发表论著、论文介绍西方地学研究概况和新的思想。此外留学生回国后，多数从事地学教育，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地学人才。更有一些留学生推动了中国与国际地学研究的合作。
章鸿钊于1911年从日本学成回国，他在《地学杂志》上先后发表了《世界各国之地质调查事业》、《中华地质调查私议》、《调查地质咨文》等文章，这些文章对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丁文江1911年从英国留学归国后，与章鸿钊等人合作创办了地质调查所。他还积极倡导并参加野外考察，并培养出象谢家荣、叶良辅、谭锡畴等一批优秀的地质人才。翁文灏于1912年从比利时学成回国。早期执教于地质研究所、地质调查所，曾参与了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以及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创办工作。他也是最早介绍大陆漂移学说的中国学者之一。李四光曾在日本和英国留学，并于1920年学成回国，就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为培养新一代地质人才作出了贡献。还有王宠佑、朱家骅、谢家荣、叶良辅、杨钟健、孙云铸等人，他们作为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对近代地质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近代地理学主要理论均被介绍到中国。如地理环境决定论、马尔萨斯人口论、各种政治地理学说、人文地理学说、工业区位论以及自然地理方面的柯本的气候分类学说和台维斯的地貌侵蚀循环说等，多数都是通过留学生传入中国的。竺可桢于1918年从美国学成归国。从二十年代开始先后发表《地理教学法之商榷》（《科学》，1922）、《何谓地理学》（《史学与地学》，1926）、《地学通论》（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等论文、论著介绍西方地理学理论，探讨地理学科的性质、内容和方法。三十年代，竺可桢等人编译的《新地学》一书出版，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地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概况。此外他还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创建了东南大学地学系，培养了新一代的地理学人才。又于三十年代与翁文灏、胡焕庸等人共同创立了中国地理学会。黄国璋1928年从美国学成回国，先后在中央大学、清①参见杨文衡主编：《世界地理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91页。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任教，培养了大批地理学人才。他还发表了《纽约美国地理学会概况》、《爪哇农业地理见闻撮要》、《我国国防与地理》①等介绍近代地理学知识。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末的许多留学生，如林超、王成组、涂长望、任美锷、李旭旦、徐近之等在传播近代地理学思想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①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60页。第二节地学团体、机构与地学刊物在近代地学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有识之士倡议成立地学团体以推动近代地学在中国的发展。1909年，中国地学会在天津成立，第二年创刊了《地学杂志》。民间学术团体和刊物无疑加强了近代地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地学研究的深入。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设置地学研究机构。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下设立了地质科，1913年改为地质调查所。政府的重视从人力和物力上保证了野外考察和地学研究工作的进行。
二十年代以后，地学团体与机构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进一步促进了近代地学的繁荣。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创刊了《中国地质学会志》（1952年改名为《地质学报》），1936年创刊了《地质论评》；1924年，中国气象学会在青岛成立，并于第2年创刊了《会刊》（1935年改为《气象杂志》，1941年改为《气象学报》）；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了气象研究所；1931年，中华地学会在上海成立，第二年创刊了《地学季刊》；1934年中国地理学会在南京成立，创刊《地理学报》；1934年禹贡学会成立，创刊《禹贡》半月刊；1936年地理教学研究会和边疆研究会成立；1940年在重庆建立了中国地理研究所。此外与地学关系密切的学会还有：1929年成立的古生物学会、1933年成立的中国植物学会、1945年成立的中国土壤学会、1947年成立的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等等。这些团体和机构多以传播近代地学理论、推动中国地学研究的深入为目标。他们出版地学刊物，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对地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展开了讨论。
中国地质学会会章中规定学会的宗旨是“促成地质学及其相关科学之进步”。学会不但出版地质刊物，而且基本上每年召开学术会议，交流学术论文。学会不但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而且还有它自己的会徽和会歌。《中国地质学会志》主要刊载会员的调查报告及会议上宣读的专门论文，《地质论评》涉及范围广泛，包括论文、报告、书评、新闻等与地质学相关的内容。从1925至1945年，学会还先后设立了葛氏奖章、赵亚曾先生研究补助金、丁文江先生纪念奖金、学生奖学金和许德佑先生、陈康先生、马以思女士纪念奖金等5种奖章和奖金，主要用于鼓励对地质学、古生物学等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①。中国地质学会对促进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气象学会的宗旨是谋求气象学术的进步与测候事业的发展。抗日战争前，学会每年召开学术会议。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学会还提倡收集气象谚语（农谚）、协助其他单位筹办测候所、代办并检定观测仪器等，学会还曾一度设立了气象科学奖金，以促进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
上海中华地学会编辑出版了《地学季刊》。在《地学季刊》的发刊辞中明确指出“惟自来言地学者，多偏重记载而于人地相应之故，置之不论。于是所谓地学，遂无异于地名辞典”。虽然《地学季刊》只出了2卷8期，但因为其宗旨是为了研究地学“如何改造之途径”，为了“发展地学”，因此《地学季刊》在翻译、介绍国外地学研究概况、新的地学理论，以及发表中国学者对地学研究方法的探讨和最新地学研究成果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其研究水平均站在时代的前列。
中国地理学会也是一个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在①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学简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地理学报》创刊号“本会发起旨趣书”中提出“欲与气象、地质学会鼎足而三”。学会的宗旨是“收集地理资料，传播地理知识，从考察、讲习、讨论、出版诸方法以达到此目的”。
除了以上的学术团体和机构外，当时还有许多专门从事地图和地学著作的出版机构，如东方舆地学社、世界舆地学社、大陆舆地社、亚光舆地学社、亚新地学社等。这些出版机构在中国近代地学史上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像亚新（舆）地学社不但出版地图和地学著作，还组织出版《地理集刊》，组织编撰《亚新舆地丛书》。社长邹新垓在丛书序言中指出：出版丛书是为了“地学理论之阐明，新知之介绍，名著之翻译，调查报告之发表”，可见这些机构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地学的发展。
第三节近代高等地学教育本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地学高等教育发展时期，全国各地建立起了一批地学系科，从而使中国的地学教育有了质的飞跃。各大学地学系在传播近代地学思想和培养中国近代地学研究人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13—19年，地质研究所培养了20多名地质人才，“地质研究所学生毕业之日，即我国地质调查事业发轫之时”①。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文史地部，1921年改为东南大学，设立地学系，系内设有地理、地质、气象三个组，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1929年设立地理系，1930年设立地质系。1917年北京大学开办地质学系。1921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史地部为史地系，1923年该校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1928年史地系改名为地理系。1924年广东大学设有地学系。1925年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大学，1929年设立地理系，1932年改为地学系。此外浙江大学、东北大学、兰州大学等也先后设立地学系，培养了不少地理学人才。
地学系不但培养了大批人才，还创立了地学团体、出版地学刊物。如上海大夏大学史地社会学研究室创立了大夏史地学会，出版了《史地丛刊》（1934）；1919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二年级学生成立地学研究会，1920年改组为史地研究会，创刊《史地学报》；1932年以南京大学地理系教师为主，成立人地学会，1928年创刊的《地理杂志》（后改名为《方志月刊》），编辑出版《人地学丛书》。
由于地学教育的发展，这一时期还发表了许多有关近代地学教育的文章、出版了大量优秀的地学教材。如胡焕庸的《改进大学地理教育刍议》、张其昀的《地理教育之目标》和《地理学与大学教育》、白眉初编《最新民国地志总论上·地文之部》、竺可桢编《地学通论》、王华隆编《自然地理》等。这些文章和教材无论从理论上，还是资料上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解放前，绝大多数地学人才是靠高等地学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这些人后来在地学教育及地学研究中，均作出了贡献，成为中国近代、现代地学发展的开拓者，并为新中国建立后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①王仰之：《我国早期的地质教育》，《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1期。第四节中国近代地学的主要成就（一）地学理论1.定义。
由于许多学科不断从地理学母体中分化出去，使地理学者产生了一种危机感，产生了地理学本身能否继续存在与发展的问题。这促使地理学家们开始探讨地理学的对象、性质和范围。这种探讨促进了中国地学理论水平的提高。
姚存吾在《地理学之解释》（《地学杂志》，1922，1）一文中指出：（1）地理学为研求地面自然现象真象之学问；（2）地理学为研究地面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关系之学问；（3）地理学为综合的科学。竺可桢也曾专门著文阐述《何谓地理学》①。他在文中引用了美国学者台维斯（Davis）的观点：“地学者，乃研究地之一种科学，尤其是研究地与人间关系之一种科学。”周立三在《地理学的对象及其任务》②中则提出地理学的对象是地球表面之景观，地理学的任务是地域个性之认识。并总结说：“地理学乃是以地域之观点，将纷然杂陈之地表景物加以分析，依据其形态性质，机能及配列，分别归纳成各种统一而综合之景观，就各景观之分布范围，考察其内部之相互关系，再与其他区域作比较之研究”。李长傅著文《地理学本质论》，列举了许多西方著名学者对于地理学所下的定义，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地理学是对于地球表面自然及文化诸现象之分布，作系统的观察，且究明其相互关系与现象分布之因果”③。任美锷也认为地理学“是最富地域性的一种科学”。李春芬也在《现代地理学与其展望》④一文中指出：“地理学是地域辨异的科学，它的对象是地域”，“它研究地表现象或要素共生共存的相互联系并从中研究地域差异”。当时对于地理学的定义并没有形成一种共识，早期学者多强调地理学研究中的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认识到了地理学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科学，已有学者明确指出了地理学应“以自然科学为立足点，以社会科学为观察点”①，并强调了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后期学者多强调地理学的区域特性，强调地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值得肯定的是，多数学者已经认识到了地理学具有综合性和区域性这两个主要特点，并且在对地理学的定义中揭露出了地理学的整体本质，这也是地理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关键所在。对地理学定义的探讨影响着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当时地理学的研究向着通论和专论两个方面发展。
2.研究方法。
中国学者深感传统“中国地理学的最大缺憾”就是“只有经验的地理学，而没有理论的地理学”，指出正是这种研究方法阻碍了中国地学的进步，纷纷倡议用新的科学方法进行地学研究。许多学者认识到“地理学近几十年在西方的进步，重要的不在乎扩充材料，而在乎改良目的和方法”。
张其昀提出研究地理学的4条新途径：（1）从通论到方志。即首先探讨①《史学与地学》1926年第1期。
②此篇文章写于1929年，发表于《地理》，1942年第2期。
③《地学杂志》1935年第1期。
④《地理学报》1948年第1期。
①张沦波：《地理科学之解释及其代表作》，《地学季刊》（1）3。
自然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再进行区域研究，使地理学成为“有本之学”。（2）从领空到领陆。强调对领空、领海的研究。（3）从国家到国际。强调用世界的眼光研究中国地理，用中国的眼光研究世界地理。提出了对于全球地理的研究。（4）从知往到察来。指出了地理研究中应发挥它的预测功能，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并认为这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以上4点也是中国传统地理研究中长期忽视的问题。当时对于地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强调规律性的研究，二是强调综合性研究，三是强调实地考察，四是强调地图在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针对中国传统地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提出的。
本世纪上半叶有关地理学的理论探讨的文章很多，除了以上有关地理学的定义、分类、方法的探讨外，还涉及到地理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这些讨论无疑促使地学在本世纪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理论水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二）区域研究近代区域研究于本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得以迅速的发展，是与当时对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视密不可分的。“区域地理学是地理学的最终目的”，这种观点似乎已成为中国学者的共识。随着学科分化越来越细，区域研究以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综合性研究特色而成为地学的主要内容。“区域”是近代地学传入中国之后使用频率最高的地学术语之一。
1.区域划分原则的探讨。
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区划有两大特点。首先，区域划分的方法、侧重点不同，数目上也相距很大，对于区域划分的方法也未形成共识。据冯绳武1946年的统计（《地学集刊》），当时主要有：1926年张其陶分为23个区；1934年葛利石（GeorgeB.Cressey）分为15个区；李长傅分为26个区；洪思齐分为25个区；王益厓分为23个区；1935年张其昀又细分为6O个区；1936年斯坦普（L.D.Stamp）分为17个区；1939年李四光分为19个区。其次，对划分原则和方法的科学探讨开始较晚，主要集中于本世纪四十年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中国近代地理学起步较晚，缺乏大型地学综合研究机构有关，因为对区域划分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它需要以地学各分支学科的考察研究成果为基础。这一点当时的学者也有认识，1934年洪思齐在《划分中国地理区域的初步研究》中就指出了区域划分研究的四点困难：“（1）精密的地质、地形、气候、土壤、天然植物，及人口分布之研究尚未普遍于全国各地，综合的地理研究殊难着手。（2）地理的要素既不止一端，难免顾此失彼。（3）地理区域之范围必须大小适宜，盖太大则失于笼统空泛，太小则失于零碎混乱。（4）地理区域之界线非尽清晰有定”①。
在确定区域划分的原则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面对众多的地理要素如何选择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也是众说不一。有些学者认为应将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等量齐观”，“以自然环境中之气候及地形为经，以人生活动方式之差异（如农、林、工、矿等要点）为纬，提纲携要而分之”。也有些学者侧重于自然因素。更有学者认为在综合考虑各自然要素的同时，强调交通是区域划分时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建议以大都会作为提纲挈领之一法。当时学者对于区域划分原则的认识差异较大。一方面他们希望在区域划分过①《地理学报》1934年2期。
程中尽可能全面地考虑到各地理要素，同时又认识到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在具体的划分过程中只有侧重某些重要的地理要素进行区域划分。例如洪思齐首先根据气候和水利分为两大区，再考虑其他地理要素划分亚区；而冯绳武则根据地理位置将全国分为5区，进而再划分亚区。每位学者在区域划分中侧重点都不尽相同。随着区域地理学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专题性的区划研究，例如气候区划、农业区划、工业区划、植物区划以及地质区划等等。
2.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专区研究。
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区域研究应该为区域开发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俾地尽其利，人竭其力，则本区自可日渐繁荣”。要想使“俾地尽其利”就必须进行地理区域综合研究，以便“发现地域个性”，充分地利用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发展经济。
在区域研究过程中，地学工作者注意到，区域范围的选择不宜过大，“若范围太大，每以精力、时间、财力所限，不能详加探讨，便失掉了专题的用意”。因此在区域选择上，“最好是一个岛屿、山谷、冲积扇、三角洲、一丘一埠等，因为这一类的研究，宜于精细”。因此当时多以专区性研究成果为主。许多论著，像《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曲靖盆地》、《河西走廊》、《江都西山丘陵区之地理概述》、《渤海地域之研究》、《川东平行岭谷区之自然与人生》、《四川东南山地区之经济地理与经济建设》等都是当时优秀的专区地理研究论著。
（三）地质学1923年，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二卷上发表了《有助于■类专门鉴定的图解法及其应用于华北■类研究的一些成果》，这是中国学者研究古生物的第一篇科学论文。同年，葛利普应聘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和地质调查所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古生物专业人才。到1929年中国古生物学会成立，地层古生物学有了很大的进展，中国古生界各系地层的存在及其在中国东部的大致分布得到了确认①。1924年孙云铸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古生物学专著——《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促进了古生物学研究的发展。
二十年代后，对矿物和岩石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当时对陨石、宝石、玉石的研究已达到较高的水平。1922年章鸿钊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卷上发表了《玉石在中国历史上之价值及其名称》一文，提出了他的玉石命名方案。这一时期对于碳酸盐类矿物、黄铁矿、锰铁矿等矿产资源也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在岩石学方面，以火成岩的研究最系统。1934年叶良辅等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专刊乙种第1号上发表《南京镇江间之火成岩地质史》一文，对当时火成岩的研究有较大的影响。此外对花岗岩的岩石化学、岩体构造和基性、超基性岩也已有了研究。
在大地构造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26年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5卷第3—4期上发表了《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一文，阐述了地质力学理论，引起世界地质学界的注意。1945年黄汲清出版《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书，阐述了地槽——地台说，并对中国大地构造特征进行了初步总结。
（四）自然与人文地理学①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学简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页。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可以说在各个领域都有进展。通论地理学有了新的进步，地理学家开始重视对自然规律、人地关系的探讨，而且强调地理学的研究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部门自然地理学的发展更为突出，尤以气候学、地貌学和土壤地理学成果最多，但在水文学和生物地理学方面的研究则明显不足。地图学在三十年代中期也有新进展，无论从理论水平上还是绘制方法研究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专题地图也很丰富，出现了地质图、地形图、水道图、边疆图、交通图、旅游图、历史地图等。地貌学中以地形学的研究为主，而这一部分主要是由地质学家担任的，因此他们重点阐述了地形成因以及地质构造、构造运动对地形发育的影响，而对于地形发展与整个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现代地形与现代外力过程之间的关系，则较少研究①。此外对流水地貌、冰川地貌、黄土地貌、喀斯特地貌、海岸地貌、湖泊成因以及区域地形的研究论文也很多。气候学在本世纪上半叶发展也很快，对中国气候形成因素以及各气候因素的特征，如寒潮、气旋、气团、季风、温度、雨量均有论文发表。土壤地理学中对土壤形成因素、土壤分类、土壤肥力、土壤侵蚀等也有较好的论文发表。海洋学中对海岸动态、水温、海水运行等也有研究。中国近代自然地理学的研究不但论文数量多，而且研究也较深入。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从论文和著作数量上明显超过自然地理学，而且又以与国家建设关系密切的经济地理学最突出。不但理论研究和全国性、区域性经济地理研究成果丰硕，部门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更为突出。农业地理方面注重土地利用、宜垦荒地、农业生产结构、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关系等的研究。工业地理对工业布局、工业区位也有研究。此外对矿业地理、商业地理、交通地理等的研究充实了经济地理学的内容。这一时期还开展了政治地理、人口地理、民族地理、边疆地理、文化地理、国防地理、历史地理和地理学史等人文地理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近代人文地理学的研究。
（五）地学考察具有近代科学思想的地学工作者已深感“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传统观念制约了地学研究的深入，指出“试看古今中外，凡是对地理学有造诣的人，很少是促居斗室，足迹不到野外的”。因此地学工作者们疾呼：“我国不提倡新地理则已，欲提倡新地理，当由实地考查入手。”他们不但意识到了地理考察的重要性，而且已经制定了直接观察、口头访问、表格调查、采集标本和摄绘影图等5种地理考察方法，编定了地理考察纲要。考察内容相当详细，自然方面包括位置、地质、地形、水文、土壤、气候、植物、动物等，人文景观包括土地利用、农业、矿藏、工业、商业、交通、人口、聚落、房屋、社会状况、教育、历史背景等内容，每一需要调查的要素下还有1至2级的亚类。地理考察的内容已相当全面，分类也较合理。
中国近代地学考察中，以地质学考察开始较早。早在本世纪初，地质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师生们就从事地质考察，1920年《北京西山地质图》的出版就是他们多年地质考察的结晶。1929年，丁文江率领中央地质调查所的10余名人员赴西南进行了大规模考察，绘制了地形地质图，并于三十年代发表了大量考察成果。
最初的近代地理学考察主要由大学地理学系的师生们进行的。如1930①参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地理学简史》，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1959年铅印年，第3页。年中山大学地理系组织的云南地理调查团对云南中部的考察，1934年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组织的云南地理考察团对西双版纳的考察和两淮考察队对苏北两淮地区的区域考察，1942年中央大学地理系与地质系、生物系联合组织了100多人的川西科学考察团等等，当时主要大学的地理学系都组织了地学考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们考察实习，所以多数没有写出考察报告。此外，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政府组织的一些考察中也有地学工作者参加。如张印堂参加了为修建滇缅公路、铁路而组织的云南西部地理考察，并写成《滇西经济地理》一书。较大规模的地理学考察是在地理学研究机构成立后的四十年代进行的。1942—1944年地理研究所曾两次组织专门地理考察队，考察汉中盆地和嘉陵江流域。参加者有林超、黄国璋、李承三、周廷儒、高泳源等。这些考察不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还写出了富有学术价值的考察报告。
地学考察的兴起，在中国近代地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为近代地学研究积累了大量可靠的资料，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足不出户”的传统地学研究方法，对推动中国近代地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六十一章生物学第一节生物学教育的进步1919年的“五·四”运动，猛烈冲击了旧的封建意识形态。一大批仁人志士在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同时，大力提倡新文化，提倡科学救国。在这股强大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学者在生物科学方面，不断引进了新的东西，并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科学普及工作，使这门科学得到较快的发展。
进入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我国的高等生物学教育有了明显的进步，一批大学出现了生物系。首先是1923年以后，前编提到的数所高等师范均改为师范大学，然后又逐渐发展为综合大学。如武昌高等师范进一步改成武汉大学。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合并，后来又改为中央大学。沈阳高师则并入东北大学。广东高师与其他专门学校合并，后来又进一步扩充成为中山大学。成都高师与其他学校合并，最终成为四川大学。原设的博物部也都改为生物系。其次是一些农业大学也设立了生物系，如北平大学农学院设立了农业生物系。此外，当时的一些教会学校如苏州的东吴大学和上海的震旦大学也设立有生物系。1926年以后，留学欧美的学生归国数量大增，大学的师资迅速充实，设立生物系的大学不断增加。如清华、燕京、北平中法、中国、复旦、沪江、同济、南开、金陵、齐鲁、厦门、福建协和、岭南、河南、湖南等15所大学在此期间都设立了生物系。1927年后，新设立生物系的大学又有浙江、山东、辅仁、云南等10所。到1930年，我国有近40所大学设立了生物系。教师一百数十名，在校学生数百人。
1928年，政府规定了“戊辰学制”。第二年公布了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把小学的“理科”改为“自然”，内容包括动物、植物、生理卫生和气象等。初中设“自然科”，大体包括相同的学习内容。高中设生物课。从教学内容的设置来看，是考虑到与高等教育有机衔接的。
就教材而言，自本世纪初开始，上海等地都编发过中小学生物教科书和参考书。大学用书相对少一些。1923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的邹秉文、胡先骕和钱崇澍等编的《高等植物学》、和薛德焴编写的《近世动物学》，都是国内各大学的主要动植物学教材。当时的教材还有李积新编、胡先骕校的《遗传学》、陈桢编的《普通生物学》。后来还有蔡翘著的《生理学》、《人类生理学》和实验指导，朱冼和张作人合著的《动物学》、张珽著的《生态学》等。参考书除前面说到的《植物学大辞典》外，还有陈焕镛的《中国经济树木》、陈嵘的《中国树木分类学》、钟心煊的《中国乔灌木目录》、刘汝强的《华北有花植物科之系统植物学》、社亚泉等编的《动物学大辞典》、贾祖璋、贾祖珊编的《中国植物图鉴》等。一般大学经常采用美国大学用的英文课本。这可能是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初期需要经历的一种现象，在当时也有有利于与西方大学接轨，便于学生在外进一步深造，以及进行更深层次的学术引进的一面。
第二节生物学研究的进展前编曾提到钟观光在我国十余省区采集了大量的标本，但受制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没有发表相关的研究文献。1919至1920年，胡先骕在浙江和江西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1922年8月，他与动物学家秉志和植物学家钱崇澍在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这是我国第一个近代生物学研究机构。秉志任所长，胡先骕任第一届植物部主任。生物所初创时，缺少经费，房屋、设备均由东南大学提供，设备条件十分简陋，研究人员全部由大学的教师兼职，在秉、胡等带头人以身作则精神的感召下，大家都积极献身祖国的生物科学研究事业。他们刻苦钻研，努力探索，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从1922年到1937年，研究所的人员由四五个人增加到三十多个人。他们不仅开展生物形态学和生态学的研究，更主要的是对我国的动植物资源进行了调查。动物调查偏重昆虫；植物调查则着重对江苏、安徽、浙江和四川等地区的考察和标本收集。抗日战争前，胡先骕、钱崇澍、钟心煊、郑万钧、裴鉴、孙雄才和吴中伦都参与了调查采集工作，积累了大量的标本资料。该所从1925年开始创办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汇报》，至1942年刊出12卷3期后停刊，先后发表了研究论文数百篇。还出版了《中国森林植物志》、《中国药用植物志》、《中国马鞭草科》等书籍。
1920年，植物学家陈焕镛自美国学成归来，1924年在海南岛五指山区采集了十个月的植物标本。1927年，他在广东中山大学创设了农林植物研究所，自任所长。这个农林植物所着重对华南各省植物的研究。在抗战前参与该所调查采集工作的有蒋英、左景烈、侯宽照、辛树帜和汪振儒等。1930年，他们开始刊行《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专刊》，1940年出至第4卷后停刊。农林植物所至1934年，已先后采集香港、广东和海南岛的植物标本数万号。1935年，陈焕镛又在广西创设了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自兼所长，两个研究所合作采集广西和贵州的植物，研究注重经济植物。在陈焕镛的出色领导和组织下，农林植物所的植物标本增加到15万号，工作人员也增至十余人。陈焕镛从1922年出版《中国经济树木》起，陆续刊出多种重要的植物学著作，发表了大量的新属和新种。对我国的植物分类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1929年于南京筹设自然历史博物馆，1930年正式成立，分动、植物两组，钱天鹤任主任①。1934年改为动植物研究所，动物学家王家楫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裴鉴任植物部主任。这是我国最早由政府设立的生物学研究机构。动植物所的主要工作偏重于我国动植物的调查分类，抗战前，秦仁昌、蒋英、裴鉴、耿以礼、邓叔群和杨衡晋都曾参加调查采集工作。并出版英文刊物《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特刊》（Sinensia），后中文名称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专刊》，到1941年刊出12卷后停刊。抗日战争期间，该所迁到重庆北碚。1941年，动植物所扩大组织，分为动物所和植物所。分别由王家楫和罗宗洛主持。植物所除研究高等植物分类外，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充至生理、生态，以及藻类和菌类等方面。抗战胜利后，两所都迁回上海。
在中央研究院成立的同一年，北平成立了私立的静生生物研究所。这是由尚志学会拿出范静生生前捐款中的15万银元作为基金，范静生后人捐赠其①参见林文照：《中央研究院的筹备经过》，《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9卷第2期。故宅作为所址，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经费形成的一个研究机构。由秉志出任第一任所长。静生所开始比较注重北方动植物调查。这个所刚成立时有职员9人，所长兼动物部主任秉志，植物部主任兼技师胡先骕，动物部技师寿振黄、刘崇乐，植物部助理唐进，绘图员冯澄如，庶务周汉藩，文牍张东寅。
1年以后，该所的职员增至12人，有动物标本近28000件，植物标本18000件。同时开始出版《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第一卷，该刊为英文版，附以英文摘要。1930年，秦仁昌与胡先骕合编的《中国蕨类植物图谱》第一卷出版。1931年，我国木材解剖学的开创者唐耀到该所任研究员。从1932年起，秉志辞去所长职务，改由胡先骕任所长。为了适应动植物标本日益增多的具体情况，所内增设了动植物标本室，分别由张春霖和秦仁昌任动物标本室和植物标本室主任。同年我国的第一家木材实验室在该所成立。与此同时，静生所还派出了以蔡希陶为首的云南生物采集团，赴滇考察、采集，1935年王启无接替蔡希陶继续采集。另外，1932年还与四川西部科学院合作，组织西南考察队到四川进行生物考察、采集，由俞德浚任采集员。1934年，静生所与中国科学社等单位合作，组成海南生物采集团到海南考察收集。该所还在河北、山西、吉林、察哈尔等地作生物收集。1934年，静生所还和江西农业院成立了庐山森林植物园，这是当时我国最大的植物园。由秦仁昌任植物园主任。其标本室主任一职改由李良庆担任。到抗战初期静生所的动物标本达到37万余号，植物标本43万多号，职员最多时为47人。1938年，静生所与云南教育厅合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职员全是静生所的人，如汪发缵、蔡希陶等。《静生生物所调查汇报》作为静生所反映科研成果的不定期刊物，至1941年共刊出动物学十卷，植物学十一卷，从1943至1948年又刊出新集（n.ser）三期。共刊出国内外学者的论文269篇，其中动物学方面133篇，植物学方面136篇①。此外，静生所还出版了《中国植物图谱》、《中国蕨类图谱》、《河北习见树木图说》、《中国山东省中新世之植物化石》等书籍。静生生物所是我国解放前最大的生物学研究机关，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所蕨类专家秦仁昌1940年在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专刊发表的《“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一文，把占蕨类植物90％以上的原水龙骨科分为33个科249个属，以一个崭新的自然系统代替传统的分类方法。这是世界蕨类植物分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突破，受到有关专家的高度评价，为我国植物学界赢得了荣誉。更加引人注目的是，1948年，胡先骕和郑万钧在《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联名发表了“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该文发表了我国湖北磨刀溪首次发现水杉这种活化石。此事震惊了世界植物界，堪称我国近代植物学界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
1929年，北平研究院成立，设有生物学研究所（1934年改为生理研究所）、植物学研究所、动物研究所。由经利彬代理生物学研究所主任，刘慎谔和陆鼎恒分别担任植物学研究所和动物学研究所的主任。所的规模都比较小，到1935年，每个所的职员都不足10人。但科研人员还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由于日本侵略华北和中国内地的野心十分明显，为保存科技实力，1936年，植物研究所把全部的图书仪器、标本和研究人员都迁到陕西武功，与当时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作组建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动物研究所为了①吴家睿：《静生生物调查所纪事》，《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第10卷第1期。走在日本研究机构的前面，也与青岛市政府合组胶州湾动物采集团。“七·七”事变以后，北平研究院各单位开始内迁。1938年，生理所和动物所迁到昆明。在武功的植物所也于1944年迁到昆明，另组一植物所，原来的西北植物调查所仍坚持工作。动物研究所在昆明又同云南建设厅合组云南水产研究所。抗战胜利后，生理所、动物所和植物所都先后迁回北平。迁回后的人事有所变动，生理所由朱冼任所长，动物所由张玺任所长，植物所的所长仍为刘慎谔。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由王振华代理所长。
北平研究院生理所主要从事实验生物学、细胞学、生理学和药理方面的研究。如经利彬、张玺等对于脊椎动物脑之比重及水分之含量的研究；经利彬等对于茵陈、黄连、柴胡、秦艽利胆作用的研究；以及他们对中国北方食物与血中磷钙质含量关系的研究等等。朱冼主事后，着重进行细胞生理、生殖生理和发育生理的研究。动物研究所主要对我国各类动物进行调查分类，研究范围包括鸟类、两栖爬行类、鱼类、软体动物、棘皮动物等。抗战前主要对海洋动物作调查研究。如张玺对胶州湾软体动物的研究，陆鼎衡对同一地区节肢动物的研究，及张玺和陆鼎衡等对山东胶州湾等地文昌鱼的研究，沈嘉瑞等对甲壳类的研究等等。该所的一些成员对我国北方的鸟类作过一些调查研究。迁到云南后，对当地的畜养动物和滇池的鱼类等作了一些研究。迁回北平后，朱弘复作了一些昆虫分类研究。他们编有《烟台鱼类志》等书籍。收藏动物标本12000余号。
北平研究院的植物所和动物所一样，成立于1929年。设有高等植物研究室、低等植物研究室和药物研究室3个室，还设有植物园和标本室。该所研究方向也主要在植物的调查分类。每年都派人外出考察采集。除刘慎谔外，林镕、钟观光、孔宪武、汪发缵、赫景盛等参加了调查采集。抗战前，以华北和西北地区为主，亦稍及东北和东南。抗战期间，该所人员对西南云、贵、川三省和福建的植物采得很多。共得各类植物标本计15万号左右①。以华北和秦岭地区的植物为多，而采自蒙古、新疆、和青藏高原的标本尤为珍贵。除分类学研究外，在植物地理学方面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钟观光还以科学的方法，整理研究我国的本草植物。1931年创刊的《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丛刊》出到第6卷第1期，发表了不少文章，抗日战争开始后停刊，1949年解放后又刊出一期。并出版了《中国北部植物图志》5册等。
1930年，在四川成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1932年成立植物部，俞德浚和曲钟湘先后任主任。西部科学院主要是为开发四川自然资源和为民生实业公司服务成立的。但他们先后在云南、四川、湖北等地收集了大量的标本。除上述研究机构外，当时各大学也做了大量的生物学研究工作。清华大学的吴韫珍，北京师范大学的李顺卿，协和医学院的刘汝强，金陵大学的陈嵘、戴芳澜、俞大绂，东吴大学的李惠林，岭南大学的陈秀英等，厦门大学的钟心煊，华西大学的胡秀英在植物分类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清华大学的李继侗，中山大学的罗宗洛，武汉大学的汤佩松，西南联大的殷宏章等在植物生理和生态学研究方面都有不少成果。中央大学的张景钺、严楚江等在植物形态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在动物学方面，东吴大学的胡经甫在昆虫学方面作了我国解放前最出色的工作。他花了12年，走访了世界许多博物馆，收集了大量文献资料编写的①参见林文照：《北平研究院历史概述》，《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第10卷第1期。《中国昆虫名录》，全书6卷，4286页，包括我国当时有报道的昆虫392个科，4968属，计20069种，堪称里程碑式的著作。在昆虫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还有东南大学的邹钟琳、吴福桢，浙大的蔡邦华等等。此外，震旦大学的朱元鼎等在鱼类学方面也有出色的工作，他著的《中国鱼类索引》，列有国产鱼类1497种，是当时研究中国鱼类分类必备的参考文献①。
在生理学方面，协和医学院的林可胜、冯德培、吴宪等在胃液分泌机制，循环生理、肌肉神经，以及蛋白质变性、免疫化学、血液化学和营养学等方面都取得不少成就。而上海医学院的蔡翘、东南大学的孙宗彭在内分泌、循环生理方面也取得一些成果②。在遗传学方面，南通大学的冯肇传以玉米为研究材料，做了一些遗传育种研究，清华大学生物系的陈桢用现代遗传学理论，对我国观赏动物金鱼培育形成规律作了系统的研究探讨，受到学术界的瞩目。燕京大学的李汝淇，厦门大学的陈子英也都做了一些实验性的研究工作。①参见伍献文：《三十年来之中国鱼类学》，《科学》，1944年。
②参见王志均等：《中国近代生理学六十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三节学术团体我国最早的有影响的科学团体是上面提到的科学社，但这不是专门的生物学学术团体。1924年，留学法国学生物的周太玄、刘慎谔、汪德耀、张玺、林镕、刘厚等40余人在里昂成立中国生物科学学会。1928年移到国内。并出版有关的生物学期刊。
1926年，生理学家林可胜和生化学家吴宪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国生理学会。并出版《中国生理学杂志》。1927年出版了创刊号。这是一本高质量的生理学期刊，在1949年解放前夕发行到第17卷第2期。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该学会对会员资格限制很严格，有论文才允许参加。后来有会员百余人。
1928年，由张巨伯、吴福桢、柳支英、程金藩、李凤荪等人发起在南京成立“六足学会”（初亦称中国昆虫学会），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后因经费拮据，4年后即停止活动。1944年，张巨伯、邹树文、吴福桢、邹钟琳、刘崇乐、陈世骧等30余人在重庆又发起成立了中华昆虫学会。
1933年，胡先骕、钱崇澍、陈嵘、李继侗、张景钺、裴鉴、秦仁昌、钟心煊、刘慎谔、吴韫珍、张珽等在四川重庆中国西部科学院发起成立中国植物学会①，当时即有会员百余人。第二年，学会会刊《中国植物学杂志》创刊。1935年增出《中国植物学汇报》。
1934年，秉志、薛德焴、胡经甫、王家楫、朱冼、任国荣、伍献文、蔡堡、陈心陶、陈桢等在庐山发起成立了动物学会。当时有会员300多人，并出版《中国动物学报》。
上述生物科学团体的建立，对加强我国生物科学工作者的团结，以便更好地协作研究、切磋学术，促进生物学各分支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总之，在近代发展科学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我国的生物科学工作者和其他爱国仁人志士一样，充满高昂的创业精神，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进而使国家富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不屈不挠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为我国后来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①汪振儒等：《中国植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页。
第六十二章医药学这一时期医药学的特点是西洋医学在我国的成长壮大，以及固有的传统医学受到歧视、排斥的过程。出于自身生存的要求，两个医疗体系之间的斗争，便成为这一时期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特点。
第一节西医的发展和壮大西洋医学是一种应用性的自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西方人可以用它来治病，中国人同样也可以用它来治病。因此，随着西医影响的扩大，它在我国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迅速壮大起来。
1.医学教育的发展。
已如前述，西方在前一阶段主要是吸引一些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医学，学成后回国，开展业务。但这种形式的作用比较有限。因此，西方教会开始在我国创办一些医学校，较大规模地培养西医师。早在上一阶段的末期，美、英、加拿大的一些教会已经在广州、上海、苏州、北京、四川等一些城市建立医校，其中如1870年嘉约翰就把广州的博济医局改成博济医学校，是为最早的教会医学校。其他较著名的还有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北平的协和医学校、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后改医科大学）、上海女子医学院等。总之，这一时期由各国教会创办的医学院校估计有近20所左右，到抗日战争时期，有些院校由政府承办，成为国立医学院。到1949年以前，由这些西医学院校培养出一大批西医，成为我国这一时期西医的主要骨干。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国立的西医药院校，如早期的北洋医学堂、陆军军医学校、新军军医学堂；民国时期较著名的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药科专科学校等。
总之，这一时期西医药院校林立，大约由教会创办的约20所，而由政府设立的前后不下30所。通过这些学校，培养出大批西医药人才。
2.继续创办医院。
通过早期创办的教会医院，西医逐步扩大了影响。已如前述，到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教会医院业已分布到全国，甚至在较偏远的小城市，也有教会医院的创立。如《中华年鉴》所载，到1936年统计的数字，在全国20个省建立的教会医院已达426所，床位数多达27553张。
以上这些教会医院在初创办时，一般由教会管理和维持经费。随后，逐渐过渡到由教会和中国人共管，甚或单独由中国人来管理。
3.卫生机构、团体和出版书刊。
清末，在政府中首设卫生司。民国时期，于1928年改设卫生部，总管全国医药卫生行政事务，直接隶属于内政部。此后，卫生部曾改为卫生署，时而由行政院管辖，时而由内政部主管，时而恢复卫生部建制，时而又改为卫生署。卫生部（署）之下或设司，或设科，主管医政、保健、防疫、统计，并有直接管辖的一些卫生或医药科研机构，如中央卫生实验所、中央医院、各地防疫处、助产学校、护士学校等。在中央卫生机构之下，各省设卫生局，管理地方医药卫生事务。至于卫生机构的行政领导，几乎全部由西医充任。在医学团体方面，以中华医学会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著。1914年，由一些在西方国家留学归来的医生发起组织中华医学会，次年，在北京开始出版《中华医学杂志》。它们是我国创办较早，影响最大的学术团体和期刊。几乎于同年，还组织了中国护士学会。中华医学会还组织专科学术活动，如最早的医史研究会，就经常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开辟医史专栏、专刊，大大促进了我国医学学术的交流和繁荣。
在这段时期，成立的学术团体和创办的医学刊物，有相当一部分代表不同学派、不同教会的利益。仅以期刊来说，到1949年的前夕，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出版过的大小期刊至少有100种以上。这些学术刊物对于促进我国西医学术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医学专著在前一时期的由传教医生们编译为主，转而成为输入和出版西医主要医著为主。这些西医著作大多为西方医学院校之各科课本，直接引入，其间影响较大的重要医著如内科、外科以及临床前期的基础课本，也有译为中文问世的。此外，也出现一些具有独立见解的西医专著，但为数较少。第二节中医兴废之争中医兴废的问题，是我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在此以前，西方医学已经陆续传入我国，西医作为与传统中医截然不同的一种医学体系，与中医在学术上是无法调和的。作为一种应用科学的西医，同样可以为人民的健康服务，因为科学并无国界。但由于医学的服务对象是人，而掌握医疗技术的医生也是社会的一员，因而社会的因素不能不影响医学本身，从而中西两种不同医学体系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烙上了社会的印记。
1.废除中医的提出和提案。
废除中医的言论，起自近代。
最早提出废止中医的，起自清代一位经学根底很深的学者俞樾。俞氏字荫甫，浙江湖州人。他的经学著作颇丰，其中，有一部《俞楼杂纂》，即列有“废医论”专章。该章从医巫的关系，中医的脉理、药理等方面，提出医道可废的论点。如果说，近代废止中医的言论是由于一些受西洋医学乃至哲学等思想的影响，形成民族虚无主义所致的结果，则俞樾的废医论当不在其列。因为俞氏的生活年代里，西医尚未大量涌入，只是零零散散的活动，且俞氏之废医言论中，无一句涉及对西医的评价。如果要寻找其思想根源，恐怕只能是他本人对中医的无知和偏见。
真正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来对待中医，并积极主张废止中医的代表人物，当首推余云岫。余氏名岩（1879—1954），于1905年赴日本留学，亲眼目睹日本政府以政令消灭“汉医”，通过明治维新而走上富国强民道路的现实，因而认定在我国也唯有走科学救国，消灭中医才是出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一方面对中医的一些理论及其经典著作进行全面的否定，另一方面提出了许多限制乃至消灭中医发展的具体措施，先后发表许多文章和专著，以表达他的这种思想。他的这些文章后来先后收集汇编成《医学革命论》，共3集。
余氏消灭中医的根据，大致是以下这几点，这充分表达在他所著的《灵素商兑》中：认为中医的理论不能成立，“其学说理论，则大谬而无一节可以为信”①，主张必须把中医的所有理论“一切打破”，而不能半信半疑。
否定中医具有疗效。他认为中医之所以能治愈病症，或者是“幸中偶合”，“贪天之功”；或者由于“利用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或者为“精神上之慰藉”，或者为“传语之过量也”②。
基于这种指导思想，他甚至也反对当时颇为盛行的中西医汇通的思想。
他认为，中医是“以太古以来经验所得之治疗法为基础，附会之以谬误之解剖，空想之哲学而必欲勉强牵合，则有格格不入之势。虽同冶一炉，犹然冰炭水火，貌合神离亦惟以欺俗世盗虚声而已耳”③。
积极主张废弃中医的另一个代表是汪企张，他和余云岫是同学。他同意余氏的主张，称中医为玄医，积极主张消灭中医，用西医来代替中医。
①《医学革命论集·灵素商兑·引说第一》。
②《医学革命论·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
③《医学革命论·研究国产药物协议》。
主张废弃中医的一派人，不仅是口头上反对，他们还提出十分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集中表现在以余云岫为首的这些人于1929年向国民政府提出的一个提案。这个名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提案，认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这个提案提出了消灭中医的方法（节录）①：（1）处置现有旧医，其方法包括由卫生部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营业；政府设立卫生训练处。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处之补充教育。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享受营业之权利。至训练书发给终了之年，无此项证书者即令停业；旧医研究会等纯属研究性质，其会员不得藉此营业；旧医在1929年已满50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以补充教育，给予特种营业执照，其有效期为15年。
（2）禁止旧医宣传。禁止登报介绍旧医，禁止非科学之宣传；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这个提案后来由于中医界的反对而未能通过。但当时的教育部却明令所有的中医学校一律改成“中医传习所”，不予立案，也即政府不承认其具有合法的学历②。
2.三一七国医节。
余云岫的提案在当时是向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的，经该会修改成一份“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委托卫生部加以实施。
这一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全国中医界广大中医及人民群众的反对，全国共有40多个中医药团体联合于1929年3月17日在上海总商会召开全国中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共有262人参加，代表着全国15个省的132个团体。大会经3天会议，最后提出的提案多达100多件，其大致内容包括①：（1）发表宣言，否认废止旧医提案。
（2）组织“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为一永久性医药机构。
（3）组织请愿团晋京，向全国代表大会及政府及其各有关部门请愿，要求撤销废止旧医的提案。
（4）国医学校应列入正规的学校教育系统，准予立案，在各省设立国医药学校、研究所、图书馆及药物陈列馆。
（5）加强宣传中国医药学。
（6）确定三月十七日为国医节。
会后，组成一个代表团晋京请愿，要求取消该废止旧医提案。当时的政府，包括行政院、监察院及卫生部均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的意图。但在实际工作中，却仍坚持其一贯歧视中医的政策，如教育部及卫生部均有训令禁止中医办学校、医院；并明令把学校改为传习所，医院改称医室或医馆，禁止中医利用西药及西法；且由卫生部下令修改“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的会章。这些举措终于又激怒了中医药界，而在同年12月再度开会反对政府之阻碍中医药发展之政令。国民政府不得不于同月复函，称已“命令撤销”上述各项政令，以平民愤。
1930年，一些中医代表向政府建议成立“中央国医馆”，作为发展中医①《医界春秋》，1929年34期。
②《上海医报》，1929年4月。
①据《医界春秋》，1927年第34期。
学术的机构。为了缓和中医药界的反抗情绪，国民党中央于五月同意设立中央国医馆，各省设分馆。次年，该馆正式成立，至1933年，制定了该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后来，又提出《国医条例》，其目的在审查国医资格、“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①。这个提案曾遭到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之反对。几经周折，后来终于在1936年1月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并予以公布。公布时是以国民政府之明令，由其主席及立法院院长签署，以《中医条例》的名义发布的。自此，中医学校才得到合法的地位。
虽然如此，中医在1949年以前的地位仍然不如西医，仍受到歧视，中医的正常发展仍然受到种种限制。
①《国医公报》1933年1卷8期。
第三节传统中医在限制中的缓慢发展尽管这一阶段政府对传统医学实行歧视乃至消灭的政策，但由于中医在千百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业已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人民需要它。民间大量的中医仍然没有停止过对于中医的研究和发展。
1.文献学的整理研究。
继承前一阶段对文献学研究的余绪，本时期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成绩。如对古代医典不仅有整理、注疏和诠释，也不乏发挥原意之作。如《内经》方面，私人发挥作品不少，如《秦氏内经学》、《时氏内经学》，还有的从哲学高度论评《内经》，如杨则民有《内经之哲学的检讨》的论文，即属此类。对《难经》，既有考证，如张骥的《难经丛考》等，也有一些发挥，如黄竹斋的《难经会通》等。对《伤寒论》、《金匮要略》，也有不少新的发挥，如曹颖甫之《伤寒发微》，就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值得提出的是有一些医家用西医的观点，对这两部临床经典作了现代的阐述，如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金匮今释》，就是其中的代表。也还有对两书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发挥的，如黄竹斋的《伤寒杂病论会通》即是。
医案医话一类著作，也有不少。著名的医案整理有秦伯末的《清代名医医案精华》、徐衡之等的《元明清名医类案》、《清代名医医案大全》等；个人的医案更多，如陈莲舫、曹颖甫、恽铁樵、丁甘仁等，都有医案著作出版。医话则有裘吉生之《医话集腋》、丁福保之《医话丛存》、许勉斋之《勉斋医话》等多种。
医史学方面著作，是一个丰收的时期。陈邦贤之《中国医学史》，是为国内第一部医学通史。还有李涛《医学史纲》，为中西兼备之医史著作。这方面的教材、讲义也出版了一些。值得一提的是王吉民、伍连德首次以英文写成《中国医史》，包括古代及现代教会医学在我国的发展，在国外颇有影响。
其他如专科史、疾病史的著作也有一些。
2.临床医学及药物学的发展。
在临床医学方面，以内科而言，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但却有一批较有名的临床医家，如陆仲安、施今墨、丁甘仁等，都是京沪有名的医生，治好病人无数，其中多有疑难病症。
在外科方面，张山雷于疡科颇有成就，其心得均见于其著作《疡科纲要》、《疡科治案心诠》。其他还有一些关于淋浊及性病的著作。
这一阶段在针灸科方面也颇有成就。著名的针灸家有承淡安、朱琏等人。承氏不仅针术高明，著作甚丰，且热心于社会事业。他的著作有《中国针灸治疗学》等多种，并创办《针灸杂志》。他还创办针灸研究社，广泛培养针灸人才，他并且善于用现代医理解释针灸，影响很大。朱琏原为西医，早年参加革命，在根据地学习针灸，遂专心研究针灸学。著有《新针灸学》，以科学观点阐释针灸术，此书后来译成俄文及朝文，有一定国际影响。
中药学除陆续有一些整理旧本草的传统著作外，还出现了一些观点较新的著作，如曹炳章的《增订伪药条辨》，对药物不同品种及真伪，进行辨别。温敬修的《实验药物学》、丁甘仁的《药性辑要》、丁福保的《中药浅说》，都已经掺入一些近代药物学的知识。在方剂学方面，除传统中医方剂著作外，丁福保的《中西医方汇通》将中西两种不同的药方加以归类，也颇具特点。3.中西医汇通的发展。
中西医汇通学派是我国近代医学史上的一个特殊医学派别，也是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这个学派继续有所发展，其学术思想的特点和主张可以从下面几个代表人物的介绍得到一个概括的了解。
张锡纯（1860—1933），字寿甫，河北盐山人。他的学术主张可以从他的代表作《医学衷中参西录》去了解。他认为西医所讲的医理多数已包含在中医医理之中，只不过古代医籍语多含混，有待于后人去阐发。他的学术主张不外乎两点，即衷中参西和求实效而重实验。他认为东西文化要互相容纳，使道器合而为一，以冶古今中外于一炉，这特别体现在他的遣方用药方面，常是中西药并用于一方，而以中医方剂为主。他亟力主张中西医者应共同为一个目标而奋斗，认为互相谩骂之风乃医界之大耻。他对医疗效果总是抱客观态度，甚至连《内经》所言，如未经征验，也不敢轻信。这种客观的态度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具有积极意义。
恽铁樵（1878—1935），江苏武进人。他前半生从事教育及编译工作。
直到43岁以后才开始习医，行医仅14年即故去，但在这短短的10多年中，他举办三期中医函授学校，撰著医书20多种，其代表作有《群经见智录》、《伤寒论研究》等。他对中西医两个体系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中西医之基础各不相同，理论亦不同，各有其所长，主张中医要发展，就必须吸收西医之长，并与之化合，以产生新的中医。但他又主张，要汇通两个体系，首先要发展中医，不应满足中医已有的成就。他十分讲求临证的实效，通过采用中西两者之长以求得治疗之实际效果。在这个过程中，他主张尽量利用近代科学之知识，才能达到目的。他是反对废止中医和全盘西化的主张的。陆渊雷（1894—1955），江苏川沙（今属上海）人。开始时是攻读经学，对天文历算、诸子百家，亦颇精通。后改学医，为恽铁樵之学生。他反对消灭中医，但认为中医必须科学化，才能求得生存；认为中医疗病有效，确是事实，“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①，故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阐释这些实效。而他所指的科学，实乃近代科学，包括西医各个学科之基础。他还主张，这个中医科学化之任务，有赖于中医工作者本身。而要研究中医，则必须从中医之证候入手，并针对这个证候，研究药方，以求提高治病之效验。中西医汇通的人物还有不少，主张各有特点，形成这一时期我国医学史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在医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①《生理补证·绪言》。
第四节革命根据地的卫生工作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两年后，中国**成立，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对卫生工作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把它视为革命运动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早在红军时期，革命队伍中就十分重视卫生工作，先后多次颁布卫生条例，对一些烈性传染病，也十分注意预防和治疗，这些措施有力地保护红军及驻地群众的健康。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卫生工作是对一些传染病的预防，提倡讲究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把“预防第一”放在卫生工作的首位。当时，已经建立相当健全的卫生行政组织，总管卫生工作。例如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民政厅下面就设有卫生处，辖有中西医药研究会。另外，除了几个行政科室之外，还辖有国际和平医院、医药专门学校等医疗及教育机构。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边区医疗条件甚为困难，政府除多方设法获得药品及设备外，提倡用中医方法，就地采药供医疗用；更重视简便易行的针灸疗法，并且培养出一些骨干，为以后各个时期推广这些疗法准备了很好的条件。
革命战争的年代里，军阵战伤的医护工作占医疗卫生工作的相当大部分。当时有一些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为我国的抗日救亡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援，组成援华医疗队，救治了很多伤病员，其中闻名遐迩的有加拿大的白求恩、苏联的阿洛夫、印度的何棣华、爱德华，还有马海德、米勒、傅莱等等，都为我国在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工作作出过很大的贡献，有的还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
此外，边区政府十分强调中西医合作，曾提出“中医科学化”、“中西医互相学习”的口号，这些都是1949年建国以后中西医结合政策的先声。革命根据地还十分重视医药卫生干部的培养，如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先后办了一些医学校，包括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第四军医学校，各大区还办有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此外，还不定期地举办一些短期训练班。
所有这些优良的传统和工作，都为1949年建国以后在全国开展医药卫生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仿效的榜样。
第六十三章科技社团与科研机构从中华民国初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是本历史阶段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科学形势比清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早先在清朝末年留学欧美日的青年学生，在中华民国成立的初期业已渐次回国。他们中有不少从事科学技术教育或工程技术工作。这些回国的留学生无疑给当时的中国社会注入了新鲜的科学血液。随着民国时期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本土也培养出了不少的科学技术人才；这一时期派出去的和回国的留学生也逐年增多。这些人才的涌现，不但使中国科学技术的建设有了生力军，而且也增强了中国社会的科学意识，初步形成了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社会氛围。中国近代科学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许多科技社团的建立，特别是许多科研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建立，使中国从此有了现代科学。日军侵华对中国科学事业有很大的破坏，许多科研机构内迁，仪器设备甚至人员受到很大损失，科学研究失去了有利的环境、条件和机会。虽然抗战期间中国科学工作者在大西南和边区开展过许多战时的科技活动，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毕竟受到很大影响。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为中国科学事业展现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一节科技社团民国时期的科技社团，按其建立的数量、规模和开展活动的情况，可以分为抗日战争爆发前和爆发后的两个阶段。
（一）抗日战争爆发前——科技社团的繁荣时期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大地上除了军阀混战以外，大规模的战争较少，社会相对来说较为稳定；即使南北军事对抗期间，学术界的活动还是较为自由的，北京、上海、南京、广州之间的学术活动差可正常开展，这给各种科技社团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许多学会的创建基本上没有受到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阻碍。这个时期建立的科技社团，全国性的比较多，有影响的也比较多，而且一般说来规模都比较大，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其中有相当部分的科技社团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现在有不少的专门学会就是在这个阶段建立的。有些科技社团原本就是由留学生在国外创立的，如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国工程学会等，若干年后再迁回祖国。下面仅介绍中国科学社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建立与发展情况，以观中国科技社团的梗概。
1.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于1914年夏创立于美国①。发起人是一批留学美国的青年学生，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为向祖国介绍西方最新的科学知识而创办《科学》月刊的。为此，他们邀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仿照集股公司的形式，组成了一个管理《科学》的机构——“科学社”，办刊的经费分股筹集。这样，《科学》月刊的发起人，实际上也就是“科学社”的发起人。他们是：胡名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任鸿隽9人。到1914年底，入社的人数达35人，而且印刷费和文稿也准备到足以印行三期以上，于是就把文稿寄到上海分期发行。这样，《科学》月刊便于1915年元月在神州大陆问世了。1915年4月改公司性质的“科学社”为学会性质，并于1915年10月由全体会员表决通过定社名为“中国科学社”。其活动不仅仅限于刊行《科学》杂志，而是“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①。同时选出第一届董事会的董事5人：任鸿隽（社长）、赵元任（书记）、秉志（会记）、胡明复、周仁。又选出杨铨、过探先、金邦正分别任编辑部长、营业部长和推广部长。中国科学社由于后来大多数会员回国工作，便于1918年把社所迁回祖国，先在上海，第二年迁南京，1928年后又迁到上海。为了争取更多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征集更多的资金，1922年决定把原先的董事会改为理事会，专司执行业务，另选社会名流组成董事会，执行经济大政方针。新的董事会第一任董事是：马相伯、张謇、蔡元培、熊希龄、梁启超、严修、范源濂、汪兆铭、胡敦复9人。新的理事会第一任理事是：竺可桢、胡明复、王琎、任鸿隽、丁文江、秦汾、杨铨、赵元任、孙洪芬、秉志、胡刚复11人。参加董事会的人，除了征集基金和讨论某些经济问题外，很少过问科学社的工作；真正负责科学社的领导工作的还是理事会的一班人。
中国科学社的科学事业在社章中作了规定：（1）刊行杂志，以传播科学，提倡研究；（2）译著科学书籍；（3）编订科学名词；（4）设立图书馆；（5）①参见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集；林文照：《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及其对我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
①《中国科学社总章·科学》，19年，第2卷第1期。
设立各研究所，施行科学上之实验，以求学术、事业与公益事业之进步；（6）设立博物馆，搜集学术上、工业上、历史上以及自然界动植物诸标本，供陈列研究之用；（7）举行科学演讲以普及科学知识；（8）组织科学旅行研究团，为实地之科学调查与研究；（9）受公私机关之委托，研究及解决关于科学上的问题。这些科学事业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创办《科学》月刊。该刊是我国科学工作者有组织地介绍现代科学知识的最早的杂志之一，而且内容广博宏富，是同时期和其后相当一段时期里的同类刊物所不能相比的。它不但大量地介绍了西方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发展的情况，而且也为中国科学工作者发表研究论文提供园地，甚至还是发现科学人才的重要窗口。例如，华罗庚在19岁和20岁两年都在《科学》上发表论文，其第二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1930年《科学》上发表后，引起了当时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的注意，当他后来知道华罗庚仅是一个初中毕业生，正在江苏省某县的中学当会计时，十分惊异，便邀华到清华大学工作，为华后来成为著名的数学家创造了条件。中国科学社十分重视对《科学》月刊的刊行，即使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也努力使《科学》不中断，自1915至1950年的36年时间里，一共刊行了32卷，蔚为大观。除了《科学》月刊外，中国科学社还于1933年8月创刊《科学画报》，又出版了“科学丛书”和“科学译从”等较大型的出版物。第二，创办上海明复图书馆。此馆的书籍半为社员捐助或寄存，半为该馆选购；杂志则多数是订购的，少数是由各国学术机关团体赠送或交换而得的。到1929年，中西书籍杂志已达37000册，其中有以重金购买的，弥足珍贵；有不少杂志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创刊的，该馆也设法把它补齐或尽量补订。第三，创设研究所。最初他们计划创建三个研究所，即生物研究所、理化研究所和工业研究所；但由于经费和设备等原因，只于1922年建立了生物研究所。这是中国最早的正规研究所之一（最早的是于1913年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开初因研究所经费困难，因而除助理员略受津贴以资膏火外，各研究员均以大学教授课余的时间从事研究，皆不计薪。这个研究所注意野外调查，采集动植物标本，凡闽、浙、川、粤、藏、鲁等地的动物、植物、土产、水产等等，均派员前去采集，并建立了丰富的标本陈列馆（后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炸毁）。第四，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如召开每年一次的年会和参加国际科学会议，进行研究成果的交流，举办科学演讲，参与国内科学教育活动，编订科学名词，举办展览，以及设立科学仪器公司等。中国科学社的所有这些工作都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科学社的队伍发展很快，第二年（1915）为77人，五年后（1919）为435人，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可观的数字了；而30年后（1944）就达2354人，至1949年更发展到3776人，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重要的科技社团之一。
2.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是由中华工程师学会和中国工程学会合并而成的①。而中华工程师学会又是由以下三个同于1912年创立的学会合并而成的：詹天佑在广州创立的中华工程师会、颜德庆在上海创立的中华工学会、徐文炯在上海创立的路工同人共济会。三会合并后易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共推詹天佑为会长，颜、徐为副会长。该会以规定营造制度、发展①参见吴承洛：《三十年来中国之工程师学会·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中国工程师学会三十周刊），1948年；钟少华：《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3卷第六期。工程事业、力阐工程学术为宗旨，并订出五项活动：出版以输学术、集会以通情意、试验以资实际、调查以广见闻、藏书以备参考。19年迁总会事务所于北平。此会在1931年与中国工程学会合并之前的历任会长为詹天佑、沈琪、颜德庆、邝孙谋；历任副会长为颜德庆、徐文炯、吴健、陈幌、陈西林、邝孙谋、华南圭、俞人凤、赵世煊、劳之常、王宠佑、孙多钰、严智怡、贝寿同，名誉会长为张謇、叶恭绰、权量。1917年，留美青年学生陈体诚等人发起创建中国工程学会于纽约，以联络各项工程人才、协助提倡中国工程事业、研究工程学之应用为宗旨。陈体诚为会长，张贻志为副会长。1921年中国工程学会迁回祖国，设总会于上海。中国工程学会在与中华工程师学会合并之前的历任会长为陈体诚、吴承洛、周明衡、徐佩璜、李垕身、胡庶华；历任副会长为张贻志、吴承洛、刘锡祺、凌鸿勋、薛次莘、周琦、徐恩曾、徐佩璜；历任董事为侯德榜、李铿、孙洪芬、程孝刚、任鸿隽、凌鸿勋、张贻志、黄家齐、陈体诚、茅以升、薛次莘、薛桂轮、吴承洛、徐佩璜、徐恩曾、罗英、薛绍清、李熙谋、恽震、李垕身、陈立夫、周琦、胡博渊、周明衡、张可治、顾振。由于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中国工程学会之宗旨与事业相同，会员在社会上的地位接近，便于1931年8月，在南京举行两会的联合年会，正式合并，易名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以“联络工程界同志，协力发展中国工程事业，并研究促进各项工程学术”为宗旨，仍以1912年为创立之年。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历任会长为韦以黻、颜德庆、萨福均、徐佩璜、曾养甫、陈立夫、凌鸿勋、翁文灏、茅以升；历任副会长为胡庶华、支秉渊、黄伯樵、恽震、沈怡、茅以升、胡博渊、杜镇远、侯家源、李熙谋、顾毓琇、徐恩曾、萨福均。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主要业绩有以下几个方面。（1）在刊物方面，两会在合并前各有会报；中国工程学会还于1925年创办《工程》杂志。两会合并后，《工程》杂志继续刊行。其主要内容是介绍国内外各种工程建设，刊登学术论文，以及工程调查、评论或建议。（2）中国工程师学会设有若干个工作委员会以开展工作，主要的有建筑工程材料试验所委员会、建筑总会会所委员会等。（3）召开年会，联络全国工程技术界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为了联络全国各专门工程学术团体，中国工程师学会还设立了土木、机械、电机、矿冶、化工五个专门委员会，并多次与全国各专门学会联合召开年会。抗日战争时期，该会决定登记战时人才，分组研究战时工作，传习战时工程知识，拟订国防与民生计划，分平时与战时，建议政府实施，及由该会自办调查研究；学会会员还参加工矿企业指导生产国防军需器材，或迁徙厂务。（4）实行工程学术奖励，建立奖励金制度：其一，对有特殊贡献者，赠予荣誉金牌。第一次于1935年，得金牌的是侯德榜，以他对于我国制碱工程的贡献，及其所著《制碱》一书，被认为是西文中制碱工业最有价值之著作。第二次于1936年，得金牌的是凌鸿勋，为其建筑陇海及粤汉两铁路巨艰段工程的成功。第三次于1941年，得金牌的是茅以升，以其建筑中国第一座跨度较大的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桥。其二，对于学习优秀的青年学生，则给予奖学金。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各项活动，吸引中国工程界的人士踊跃参加。因此，它既有为数众多的普通会员，又有数目可观的团体会员。在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中国工程学会两会合并时的1931年，已有会员29人；至抗日战争爆发时的1937年，会员人数达2994人，团体会员17个；到了1949年，会员人数增至717人，团体会员达到129个。无疑，中国工程师学会是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社团。
中国科学社、中华工程师学会等的建立，不但以其自身的学术活动直接推进了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发展，而且在对科技事业的倡导和唤起社会各界对科技事业的重视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它们在组织方面，迥异于晚清那些稍纵即逝的学会，因而也给后来各个学会的建立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此后中国建立科技社团蔚然成风。比较重要的科技社团有：中华医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古生物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数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中国营造学社、中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中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等等。
（二）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的几年——中国科技社团的缓慢发展时期抗战开始以后，许多北方的和东南沿海一带的科学研究机构纷纷内迁西南西北，条件较差，科学活动当然受到很大的限制，新社团也建立不多。然而，在解放区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科学技术活动呈现出一番蓬勃发展的景象。国共的联合抗日，使边区的活动范围增大了，抗战和大生产运动的迫切需要，也使科学技术受到空前的重视。如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直接关怀和领导下，1940年成立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二年，这个研究会下属的农学、生物学、地质、机电、化学、医学、数理、炼铁、土木、航空等10个学会也相继成立。同样，在晋察冀边区也于1942年成立了自然科学界协会，随即又成立了农学、医学、电学3个下属学会①。当然，这些学会的规模都较小，活动的内容也较简单。总之，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科技社团处于艰难的发展时期，各方面活动受到很大的局限。抗战胜利以后，在最初的两三年里，科技工作者怀着胜利的喜悦和报效祖国的抱负，积极开展科学技术活动，也建立了几个学会。其后由于内战爆发，科技社团的活动有所限制。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科技社团才又迎来蓬勃发展的时期。
1948年间的中国科技社团序号名称时间地点主要发起人l中华工程师学会1912广州詹天佑2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民国初年3医史研究会1914上海陈邦贤4中国科学社1914纽约胡明福等5中华医学会1915上海颜福庆等6中外医学研究社1915暹京许超然7中华学艺社（丙辰学社）19东京陈启修等8中华农学会1917南京9中国工程学会1917纽约陈体诚等10中华森林会191711中华植棉改良社1917上海12中国合众蚕业改良会1917上海续表①参见林文照：《20世纪前半期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年，第13卷第2期。
序号名称时间地点主要发起人13中华矿业同志会1920日本14中美工程师协会1921前15中国心理学会1921南京中国地质学会1922北京章鸿钊等17中国天文学会1922北京高鲁l8中华化学工业会192219上海市国医学会（上海中医学会）1922上海20中国气象学会1924青岛竺可桢等21新中国农学会192422中国昆虫学会（“六足”学会）1924南京23蜀农学会1924南京24大中华科学研究社1925上海吴稚晖25中国生理学会1926北京林可胜等26丙寅医学社1926北京27中华自然科学社1927南京沈其益等28中国建筑师学会1927上海29中华林学会1928南京30中国矿冶工程学会1928南京31中华矿学社1928南京32中国养鸡学社192833中国化学工程学会1929美国顾毓珍等34中华化学会l929美国庄长恭等35中国古生物学会1929北平杨钟健等36中华图书馆协会1929北平37中国营造学社1929北平朱启钤38中国园艺学会192939上海市国医公会1929？上海40中华民国医药会1929序号名称时间地点主要发起人41中华国医学会1929前上海42天津药业研究会1929前天津43山西中医改进会1929前太原44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1929上海45全国医师联合会1929上海46中华海产生物学会1929厦门47中国化学研究会二十年代中国旅日学者48中国数理学会二十年代北平冯祖荀等49中国纺织工程学会1930上海朱仙舫等50中国度量衡学会193051中华卫生学会1930上海52神州国医学会1931前南京53中国工程师学会1931南京韦以黻等54中国水利工程学会1931南京李仪祉55中国针灸学研究社193156中华地学会1931葛绥成等57杭州植物病虫学会1931杭州58中山大学昆虫学会1931广州59历法研究会1930中国微生物学会1932前61中国麻风救济会1932前62中国细菌学会1932前63中国物理学会1932北平叶企孙等64中国化学会1932南京65化学工业建设协会1932天津魏元光66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1932南京顾毓瑔等67华北工业协会1932北平戴乐仁68自然学会1932东京69中国植物学会1933重庆胡先骕等续表序号名称时间地点主要发起人70东南医学会1933上海71中国防痨协会1933上海吴铁成72国药科学改造会193373中国农学社1933武昌唐贻荪等74中国农业协会1933天津魏悌斯75中国考古会1933上海叶恭绰76民众医药社1933上海77中国医事改进社1933南京78世界动力学会中国分会1933南京？
79中华化学社1933广州80中国技术合作社1933上海沈钧儒81上海市建筑学会1933？上海82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1934上海李熙谋等83中国动物学会1934北平秉志等84世界科学社1934北平蔡元培等85昆虫趣味会1934南通86禹贡学会1934北平顾颉刚等87金石学会1934北平容庚等88中国工厂检查协会1934上海89中华护肺健康协会1934上海90中西医药研究社1934上海宋大仁等91中国地理学会1934南京翁文灏等92中国数学会1935胡敦复等93科学建设促进社1935？上海？蔡元培等94中国博物馆协会1935北平马衡等95中国自动机工程学会1935上海张登义等96华北农产改进社1935北平97中华矿业促进社1935太原阎锡珍98中国兽医学会1935上海蔡无忌等续表序号名称时间地点主要发起人99中国养鸡学术研究会1936前上海100中国机械工程师学会1936杭州庄前鼎101中国土木工程师学会1936杭州李书田等102中国心理卫生协会1936南京103中国造纸协会1936104中**事交通学会1936105中国古泉学会1936上海丁福保等106中国土壤肥料学会1936镇江107中国心理学会1937南京汪敬熙等108中华医史学会1937上海109中国测量协会1937110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1938111清华昆虫会1938昆明112边区国防科学社1938延安高士其等113科学生活社1939114中国数学会1940昆明姜立夫115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1940重庆周建南1国医研究会1940延安117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1940延安吴玉章等118边区农学会1941延安119边区生物学会1941延安120边区地质学会1941延安121边区机电学会1941延安聂春荣等122边区化学会1941延安董立文等123边区医学会1941延安124边区数理学会1941延安125边区炼铁学会1941延安126边区土木学会1941延安127边区航空学会1941延安续表序号名称时间地点主要发起人128中华护士学会延安分会1941延安129中国稻作学会1941？
130中国工程学会1942南京杨寿楣131邵武昆虫学会1942邵武132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1942133晋察冀边区农学会1942134晋察冀边区电学会1942135晋察冀边区医学会1942136中国造船工程学会1943重庆137中华昆虫学会1944重庆张巨伯138延安中西医学研究会1944延安139中国营养学会1945前140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5重庆涂长望等141中国土壤学会1945南京陈华癸等142中国硅酸盐学会1945143科学与生活社1946重庆144中国科学促进会（中国科学服务社）1946南京杭立武等145中国技术协会1956宋名适146中国技术协会1946郭沫若等147山东自然科学社1946临沂148东北科学技术学会1946长春149中国地球物理学会1947南京陈宗器等150中国解剖学会1947卢于道等151中国科学期刊会1947上海152中国制革工程学会1947重庆153中国牙科医学研究会1947广州续表序号名称时间地点主要发起人154中国市政研究会1948南京155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1948哈尔滨156上海市自来水学会1949前注：此表系初步统计，尚有待充实与进一步研究。
第二节科研机构在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中，科研机构起着重要的组织保障作用。
对于这一点，民国初期的科学界就已有明确的认识。1918年，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之一的任鸿隽在论述科研机构的重要性时指出：“夫发明有待于研究，而研究又有待于历久之积力，然则研究将由何术以继续不辍耶？曰，是有组织之法在。”①这里所说的“组织之法”就是指建立研究机构。他列举了西方科学发达国家创建研究所以便促进科学事业发展的许多成功的经验，说明我国尽快建设科研机构的重要意义。辛亥革命以后，随着社会对科学技术的愈益重视，中国的科研机构已逐一建立起来。但民国时期的科研机构不同于民众性的科技社团，它们中的大部分是由国家建立的，表现出较大的政府行为。国家建立的科研机构，其规模都比较大，而民间建立的科研机构都较小，人员、设备都不能与之相比。前面所介绍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就是属于民间组织的。下面再对几个主要的科研机构作一概括的介绍。
中央研究院1.筹备及成立①。设立中央研究院的最初设想是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
1924年冬，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之邀去北京“共商大计”。他在离粤北上之时，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并拟设“中央学术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以立革命建设基础。由于孙中山先生过早去世，筹建中央学术院的计划无由实现。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即决定由李石曾、蔡元培、张人杰三人共同起草中央研究院的组织法，并命蔡、李、张等人为筹备委员。1928年4月23日，国民政府特任蔡元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6月9日蔡元培在上海召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务会议，出席者有：蔡元培、徐渊摩、丁燮林、陶孟和、竺可桢、李四光、杨端六、王季同、杨铨、高鲁、周览、宋梧生、周仁共13人。从此中央研究院宣告成立，以后就定这一天为院庆日。11月9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其第一条规定“国立中央研究院直隶于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在蔡元培于1940年逝世后，由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选出三位院长候选人：翁文灏、朱家骅、胡适，后由国民政府遴选朱家骅为代理院长。1928年11月，中央研究院于南京设总办事处。总办事处是中央研究院的行政管理机关，设总干事一人，干事3至5人，受院长直接指导，执行全院行政事宜。总干事和干事均由院长聘任。总干事都是聘请学术上较有成就、威望较高而且管理能力较强的人担任。历任总干事为：杨铨（1928—1933）、丁燮林（1933—1934）、丁文江（1934—1936）、丁燮林（1936，代理）、朱家骅（1936—1938）、任鸿隽（1938—1940）、傅斯年（1940—1941）、叶企孙（1941—1943）、李书华（1943—1945）、萨本栋（1945—1948）、钱临照（1948—1949，代理）。
2.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机关是各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前就已成立了理化实业研究所（1928年3月，上海）、地质研究所（1928年1月，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1928年3月，上海，后迁南京，1945年改名为社会研究所）、观象台（1927年10月，南京）四个研究机构。1928①任鸿隽：《发明与研究》，《科学》1918年第4卷第1期。
①参见林文照：《中央研究院的筹备经过》，《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9卷第2期。年2月观象台于南京分为天文研究所、气象研究所。7月，理化实业研究所于上海分成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工程研究所（1945年改名为工学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后，又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10月，广州，后迁北平）、心理研究所（1929年4月，北平，后迁上海，1945年改名为心理学研究所）和自然历史博物馆（1930年1月，南京，主任为钱天鹤）。自然历史博物馆于1934年7月改名为动植物研究所（所长为王家楫），该所又于抗战时期的1944年5月分为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在抗战时期还成立了医学研究所筹备处（1944年12月，重庆，主任为林可胜，由冯德培代理）。1947年成立数学研究所（上海）。中央研究院各个研究所的历任所长是：地质研究所为李四光（1928—1949）；社会科学研究所为杨端六（1928—1929）、蔡元培（1929—1932，院长兼任）、杨铨（1932—1933，总干事兼代）、傅斯年（1933—1934，兼代）、陶孟和（1934—1949）；天文研究所为高鲁（1927—1929）、余青松（1929—1940）、张钰哲（1941—1949）；气象研究所为竺可桢（1927—1946）、吕炯（1936—1944，代理）、赵九章（1944—1946，代理；1947—1949）；物理研究所为丁燮林（1928—1946）、萨本栋（1946—1948，总干事兼代）、吴有训（1947—1949，未到职）；化学研究所为王琎（1928—1934）、庄长恭（1934—1938）、任鸿隽（1938—1941，总干事兼任）、吴学周（1942—1949）；工学研究所为周仁（1928—1949）；动物研究所为王家楫（1944—1949）；植物研究所为罗宗洛（1944—1949）；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傅斯年（1928—1949）；心理研究所为唐钺（1929—1933）、汪敬熙（1933—1949）；数学研究所为姜立夫（1947—1949）。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在抗战期间内迁，经湖南辗转四川李庄、重庆和桂林、昆明等地，所址屡有变更。
3.学术评议制度。学术评议机关是评议会，它是全国最高的学术评议机关。其职能是决定中央研究院的学术研究方针，接受政府委托从事学术研究，选举院长候选人三人呈请政府遴选，联络国内研究机关讨论一切急需研究的问题，促进国内国际的学术合作与互助，受考试院委托审查考试人员之著作或发明事项等等。中央研究院院长、总干事、各直属研究所所长为评议会的“当然评议员”。由于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是全国性的，因此除从本院评选外，还须从全国各大学和其他学术单位中评选“聘任评议员”。中央研究院院长为评议会议长。第一届评议会产生于1935年，第二届产生于1943年。第一、二届评议员名单见下表。第三届评议会产生于中央研究院院士产生之后的1948年9月。从第三届开始，其聘任评议员是由中央研究院院中央研究院第1、2届评议会评议员名单①：①参见林文照：《中央研究院概述》，《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6卷第2期。议长蔡元培秘书丁文江翁文灏当然评议员蔡元培丁燮林庄长恭周仁李四光余青松竺可桢傅斯年汪敬熙陶孟和王家楫任鸿隽第一届评议会聘任评议员李书华姜立夫叶企孙吴宪侯德榜赵承嘏李协凌鸿勋唐炳源秉志林可胜胡经甫谢家声胡先骕陈焕镛丁文江翁文灏朱家骅张云张其昀郭任远王世杰何廉周鲠生胡适陈垣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定良茅以升叶良辅议长朱家骅秘书翁文灏当然评议员朱家骅叶企孙萨本栋丁燮林吴学周周仁李四光张钰哲竺可桢傅斯年汪敬熙陶孟和王家楫罗宗洛赵九章第二届评议员聘任评议员姜立夫吴有训李书华侯德榜曾昭抡庄长恭凌鸿勋茅以升王宠佑秉志林可胜陈桢戴芳澜胡先骕翁文灏朱家骅谢家荣张云吕炯唐钺王世杰何廉周鲠生胡适陈垣赵元任李济吴定良陈寅恪钱崇澍士选出。第三届聘任评议员共32名。他们是：陈省身、苏步青、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庄长恭、翁文灏、竺可桢、茅以升、凌鸿勋、秉志、伍献文、陈桢、胡先骕、钱崇澍、李宗恩、林可胜、冯德培、汤佩松、俞大绂、汤用彤、冯友兰、胡适、陈垣、赵元任、李济、梁思成、王宠惠、王世杰、周鲠生、钱端升、陈达。
4.院士制度。在1946年10月召开的第二届评议会第三次年会上，曾对中央研究院的体制和整个中国学术界的状况进行讨论，认为为了对内加强学术研究，对外促进国际合作，必须建立院士制度，即在全国学术界成绩卓著的人士中，选出若干人为院士，作为中央研究院的构成主体。经过各大学及独立学院、各专门学会、各研究机关按照数理科、生物科、人文科的提名，推举出400余人；经1947年10月的第二届评议会第四次年会的选举，从中选出150名院士候选人；最后在1948年3月的第二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上选举出81名院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单①①参见林文照：《中央研究院概述》，《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6卷第2期。数理组（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气象学、工程学等）
姜立夫许宝騄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生物组（包括动物学、植物学、人类学、生理学、医学、药物理学、农学等）
王家楫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骕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眙瑾张孝骞陈克辉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人文组（包括哲学、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经济学、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等）
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征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5.奖励制度。中央研究院为了奖励科学研究，同时也为了纪念两位已故的总干事杨铨、丁文江和已故院长蔡元培，分别于1937年和1948年设立杨铨、丁文江奖金和蔡元培奖学金。杨铨奖金是授予对人文科学研究有新贡献者；丁文江奖金是授予对自然科学研究有新贡献者。每种奖金定额2000元，隔年一次，受奖人以中国国籍年龄在35岁以下为限。第一届杨铨奖金为语言学家李方桂所得，第一届丁文江奖金为物理学家吴大猷所得。蔡元培奖学金设50名，分别授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的成绩特优学生。
北平研究院1.北平研究院①的建立。北平研究院是在筹建中央研究院的过程中，由李煜瀛提出设立局部或地方研究院的议案而建立的。1929年8月6日由国民政府定名为国立北平研究院，其性质为一独立的学术机构；同月，教育部聘李煜瀛为院长；9月9日李就院长职，并于是日组织成立总办事处；北平研究院就此正式成立。同年11月，李煜瀛院长聘请李书华为副院长，襄理院务。2.北平研究院的组织结构。（1）前期组织：院-部-所（会）三级结构。
在北平研究院成立初期，全院分为行政与学术十大部分。行政部分有总务部、出版部、海外部；学术部分有天算部、理化部、生物部、人地部、群治部、文艺部、国学部。理化部又设有物理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由李书华、李麟玉分别兼任所主任。生物部设有生物学研究所（1934年改为生理学研究所）、植物学研究所、动物学研究所，由经利彬、陆鼎恒、刘慎谔分别为三所主任。人地部设有地质学研究所（系与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合作），由翁文灏为所主任。1930年，严济慈第二次留法归来，即被聘为物理学研究所主任；不久，北平研究院与中法大学合作设立镭学研究所和药物研究所，又聘严济①参见林文照：《北平研究院历史概述》，《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第10卷第1期。慈兼任镭学研究所主任，赵承嘏为药物研究所主任。北平研究院最初还筹备了水利研究会（李仪祉为会员，李书华兼干事）、史学研究会（吴敬恒为会员，李宗侗为常务会员兼干事）、经济研究会、字体研究会（卓定谋、林宰平为常务会员），分属于理化部、人地部、群治部、文艺部。此外，在群治部成立自治试验村，在天算部设立测候所；1930年又设立博物馆。但是，这一时期北平研究院由于人力、物力不济，所设研究机构都较简单，有的还只是一个空架子。（2）中期组织：院-所（会）二级结构。1935年7月起，北平研究院的组织作了调整，取消部级机构。在行政方面，取消原有的总务、出版、海外三部，直接设总办事处，受院长和副院长直接领导。总办事处下设文书、会计、庶务、出版四课。总办事处主任为李麟玉，秘书为崔敬伯。总办事处的职员除雇员外，均由院长聘任。在学术研究方面，取消原有的理化、天算、生物、人地、群治诸部，直接设立研究所和研究会。而且研究所、研究会直属院长领导，并改研究所主任为所长。当时共设8个研究所和5个研究会，即物理学研究所（所长严济慈）、镭学研究所（兼所长严济慈）、化学研究所（代所长刘为涛）、药物研究所（所长赵承嘏）、生理学研究所（所长经利彬）、动物学研究所（所长陆鼎恒）、植物学研究所（所长刘慎谔）、地质学研究所（兼所长翁文灏）、史学研究会（常务会员吴敬恒，历史组主任顾颉刚，考古组主任徐炳昶）、经济研究会（常务会员兼代金融组主任周作民，财政组主任崔敬伯）、字体研究会（常务会员卓定谋）、水利研究会（常务会员朱广才）、人地研究会（常务会员邵可侣）。其中史学研究会于1936年7月改为史学研究所，仍分历史、考古二组。博物馆仍旧。此外，北平研究院还设有气象台、测绘事务所等机构。其中气象台原为中央研究院北平气象台，于1935年划归北平研究院管理，该台系明清时期钦天监观象台。抗日战争爆发前一两年，北平研究院为了保障学术研究工作，决定先将部分科研机构迁离北平。1935年史学研究所一部分迁往陕西，同陕西省政府合组陕西考古会；1936年植物学研究所亦将全部图书标本仪器及研究人员迁往陕西武功，同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改为西北农学院）合组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3）后期组织：院-所结构，撤销研究会。七七事变后，各研究所即进行内迁，总办事处与各研究所相继迁入昆明（地质学研究所迁至重庆北碚）。由于战时经费困难，经济研究会、水利研究会、字体研究会、人地研究会和气象台、博物馆、测绘所等机构都停办了。到1948年，只设物理学、镭学、化学、药物、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史学8个研究所和西北植物调查所。
3.院务会议和学术会议。1948年北平研究院设立院务会议和学术会议。
院务会议主要职责是审议该院各项章程规则、工作计划、概算及其他重要事项，由院长、副院长、总干事、秘书及各研究所所长组成。学术会议则酝酿于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春。当时北平研究院筹备改组各学会及研究会为该院学术会议，并计议推举学术专家为学术会议会员。学术会议的主要职责是开会讨论学术问题及全院的重大问题。1946年3月，院长李煜瀛由重庆赴昆明，召集了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第一次大会；1948年1月成立了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第二次大会筹备委员会，由委员13人组成，通过了学术会议暂行规程，决议委托北平研究院的院务会议推举学术会议会员，由院长聘任；以后的会员由学术会议自行选举。
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名单①组别当然会员会员天算组熊庆来江泽涵陈省身赵进义李珩张云李书华严济慈吴有训叶企孙饶毓泰马士修庄长恭周发岐吴宪曾昭抡杨石先黄子卿吴学周理化组林世谨李煜瀛朱洗陈桢秉志胡先骕戴芳澜张景钺生物组张玺刘慎谔周太玄童第周胡经甫翁文灏李四光杨钟健袁复礼孙云铸尹赞助裴文中李士林竺可桢黄国璋地学组张印堂农学组刘大悲戴松恩冯泽芳汤佩松俞大绂刘仙洲魏寿昆李书田朱物华侯德榜工学组张克忠顾毓珍赵承嘏林可胜陈克恢汤飞凡朱恒璧戚寿南医药组李宗恩朱广相徐炳昶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姚从吾张星浪史学组董作宾汤用彤李俨吴敬恒张元济胡适沈尹默谢寿康文艺组陆志韦朱光潜魏建功王宠惠顾孟余陶孟和何基鸿杨端六社会科学组陈序经崔敬伯费孝通吴克刚罗喜闻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是民国时期两个最大的综合性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是全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担负着规划全国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的重要使命；北平研究院虽然是地方性的，但对全国的科学研究事业也有着重大的影响。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同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建立与发展是分不开的。这两个科研机构从成立起到四十年代末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做了相当大量的研究工作，为我国现代科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建立，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只有在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以及其他的科学研究机构，如地质调查所等）之后，才开始了自然科学各个学科和某些技术学科的研究和试验，获得了不少成果，才使中国有了自己的科学积累，也从而才使中国有了现代科学。因此可以说，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科学的开端。不仅如此，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还为中国后来的科研机构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于1949年11月1日建立的中国科学院，基本上就是由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各个研究所合并、调整、扩建而成的。1806地质调查所地质调查所是民国时期最主要的地质研究机构。1913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工商部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所长为丁文江；同时成立地质研究所，作①参见林文照：《北平研究院历史概述》，《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第10卷第1期。为培养地质人才的学校，所长为章鸿钊。地质研究所于1913年秋开学，由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三人为主讲教师。经过三年的训练，至19年7月，共有21人毕业，其中叶良辅、谢家荣、朱庭祜等十余人被派到地质调查所。地质研究所在这批学生毕业后就停办了，章、翁二教师也转到地质调查所。从此地质调查所有了人员的保证。以后调查研究的人员逐渐增加，最多时达到100多人。地质调查所调查人员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地质、古生物、矿物、岩石、矿床等等，都在调查之列①。
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西部科学院是由四川企业家卢作孚于1930年创办的，是以立足四川、开发西部为宗旨的地方民办综合性科研机构②。卢作孚亲任院长。1932年张博和应卢作孚邀请，担任兼善中学的校长，并代理西部科学院院长兼总务处主任。在学术研究方面，最初设有四个研究所，即理化研究所、农林研究所、生物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另有兼善中学、博物馆、图书馆三个附设机构。1936年，博物馆、图书馆交给地方办，1937年生物、农林两个研究所停办，兼善中学也独立办学，1938年2月，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建于重庆，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全部人员都参加合作。这样，从1938年春天开始，西部科学院实际上只有一个理化研究所单独进行研究工作，一直到1950年与中国西部博物馆合并为止。
民国时期的主要科研机构除了上述者以外，还有大学中的若干研究所，如交通大学研究所（1926—1949）、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1934—1949）、武汉大学理科研究所（1941—1947）等。这些大学的研究所都作了一定的研究工作，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在内迁昆明期间，建造了当时全国唯一供试验用的5尺口径的风洞①。
①参见王仰之：《旧中国的地质调查所》，《中国科技史料》，1983年第4卷第3期。②参见赵晓宇、陈益升：《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科技史料》，1991年第12卷第2期；李乐元：《中国西部科学院》，《科学通讯》，1950年第1卷第4期；梁志全、罗平：《卢作孚和民生公司》，《中国科技史料》，1987年第8卷第2期。
①参见陈益升：《大学中的研究所》，载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版，第579—5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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