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几个人贩子的处理意见，在今天早晨管委会的例行碰头会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方是以管委会主席黄凡丁、光复军总政委申行时、文史“专家”陈建华、卫生部长兼基地医院院长秦山峰有首的从轻派；一方是以光复军总司令马当归、新an县军管会主任陈威赋、前公共安全专家云随心、妇女权益保障中心（未获管委会承认的组织）主任庄雪儿、前某基层法院女书记员夏愚思为首的从重派。
前某基层法院书记员、幸存者中不多的“专业”法律工作者夏愚思是个才二十岁出头，加入公务员行列还没两年的女“**丝”。平凡的相貌、平凡的家庭，还算不错的学历和运气，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公务员考试中脱颖而出，端上了铁饭碗。可惜事业还没开始又面临“失业”，在末rì的世界里法律已无用武之地，每个人都在挣扎求存，好在一群理智的人自发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女“**丝”才拥有了一片安宁的天空。新时空，新世界，女书记员发现自己又有了新的舞台，为了在新的体制里出人投地，她向着成为法官迈出了第一步。现在，她正用她的专业知识为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颇有“舌战群儒”之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夏愚思站在讲台上，向管委会的诸位领导讲解法律条文。“这个以下情节就包括：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二、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三、**被拐卖的妇女的；四、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的；五、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六、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七、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八、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读到这里，夏愚思放下手里的书，开始用三个人贩子的行为对照条文。“人贩子有五个人，可以算作团伙，而那个中年女人是头目，也就是首要分子，这符合第一条；他们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使用了麻醉方法进行绑架，这又符合第五条。就算依据《大清律例》，这几个人也是死刑。综上所述，我们对那个中年女人判处死刑，两名男xìng从犯判处无期徒刑是合适的。”
“这个时代买卖人口不是合法的吗？”黄凡丁问道。“我们动不动就是判处死刑，会不会引起百姓的反感？”
“清代正常的人口买卖是合法的，顺治时běi jīng就有专门“人市”，史载：‘顺承门内大街骡马市、牛市、羊市。又有人市。旗下妇女yù售者丛焉。’人市与牲口市场并列，说明zhèng fǔ允许人口买卖合法存在。人市上被卖对象主要是妇女，她们在被卖时与牲口无别，买主往往要求妇女脱衣验货，时人云：‘女姬姜，买自漳。去袒衣，肤筑脂。着眼看，无疤痍。’人市的货源主要是贫穷人家的妻女，史料中常以“贫民乏食，鬻卖妻子以自求活”进行表述。”陈建华又开始卖弄自己的专业知识。几个狼友听到“买主往往要求妇女脱衣验货”这段，不禁对人市充满了向往。
“拐卖人口主要是指违背当事人意愿，通过诱骗或暴力手段进行非法买卖。这种犯罪活动在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清代就非常突出。当时，人口贩子为巨额利润驱使，疯狂拐卖妇女儿童。被拐卖者主要来自贫穷地区。清zhèng fǔ允许正常人口买卖的同时，对拐卖人口犯罪进行严厉打击。”夏愚思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也是胸有成竹，历史典故、法律条文皆能娓娓道来。“《大清律例·刑律》明文规定：‘凡诱拐妇人子女，或典卖，或为妻妾子孙者，不分良人奴婢，已卖未卖，但诱取者，被诱之人若不知情，为首者，拟绞监候，被诱之人不坐。若以药饼及一切邪术迷拐幼小子女，为首者立绞。’对于从犯及其知情不报者，皆流放宁古塔。同时规定：‘妇人有犯，罪坐夫男，夫男不知情及无夫男者，仍坐本妇（决杖一百，余罪收赎）。’这里的规定对首犯是绞监候，如果使用迷药就是绞立决了。”
“那我们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呢？还是照搬《大清律例》呢？”申时行问道。
夏愚思又打开从档案库里找来的资料，“为了保证对人口拐卖的打击力度，清zhèng fǔ加强对贵州等地正常人口买卖的管理，并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清zhèng fǔ规定‘凡外省民人有买贵州穷民子女者，令报明地方官用印准买。但一人不许买至四五人带至外省。’买卖期间，双方要签订契约，并且要有官府加盖的印章才能过关通行。‘如地方官不行查明，将苗民男妇用印买与川贩者，照例议处。’清zhèng fǔ在《大清律例》中专门规定对拐卖贵州妇女的惩罚措施，显示出极强的针对xìng，为历史上所罕见。法律规定：‘贵州地方有外来流棍勾通本地棍徒，将民间子女拐去四川等省贩卖，甚将荒村居住之人硬行绑去贩卖，为首者立斩，在犯事地方正法；为从者俱拟绞监候。如有致死人命者。其为从之犯斩监候。如地方该管员弁知情故纵者，照例议处。乡保汛兵盘查不力。杖八十，革役。知情故纵者，杖一百。得财卖放者，以枉法从重论，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这是对外来拐贩及官员渎职的法律制裁。对本地窝主的犯罪行为，法律也给予严厉制裁：‘凡窝隐川贩，果有指引、捆拐、窝匿、递卖确据者，审实，照开窑为首例，同川贩首犯，皆斩立决，在犯事地方正法。其无指引、捆拐、递卖情事，但窝隐、护送、分赃者。不论赃数，不分首从，俱发边卫充军。其止知情窝留、未经分赃者，无论人数多寡，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为从，杖一百，徒三年。其邻佑知而不首者，杖一百。’所以说《刑法》的第二百四十条和这些是一脉相承的。我个人认为，为了让老百姓理清我们和清zhèng fǔ的区别，我们还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为好！”
“对这些丧尽天良的人渣，一枪毙了已经算是便宜他了。”庄雪儿恶狠狠的说道。
马当归也发言力挺夏愚思。“乱世用重典，就象原时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严打一样，一举镇慑住那些犯罪分子。”
“83年的严打，官方定义为‘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轻刑化政策，刑罚又要总体重于西方，要有节制的从严、从重’。所以中国的严打被西方国家以及人权组织看来打击的刑罚过重了。原来主要是针对于偷抢以及对‘流氓罪’的严打，在当时出现了所谓‘偷一元钱判死刑’的现象。‘耍流氓’有的被判死刑的，有的被判几十年监禁的，还有的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关起来劳改的。朱德元帅最小的亲孙子在此期间，因为‘耍流氓’直接被枪毙，这条消息在当时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一位男青年为其女友拍了一些穿着较为暴露的照片，仅仅因为这个，男青年被判处死刑，女青年被判了有期徒刑。在西安，一名叫马燕秦的中年妇女因组织地下舞会，被污蔑为“乱搞两xìng关系”，判处死刑。1984年，20岁的běi jīng人牛玉强因抢帽子、砸玻璃、打架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是中国目前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刑的最后一人。”对于83年由总设计师领导开展的那次行动，夏愚思从很多资料上进行了了解。“刑事政策来源于刑事司法实践，服务于司法实践。每项刑事政策的确立都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渊源，都源于对刑事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学者们对刑法学、犯罪学理论的研究，是司法实践与法学理论有机结合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刑法学家在对各时期的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犯罪特点、惩治手段等进行大量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创立了刑事政策学，陆续提出了一系列刑事政策，如‘镇反’、‘严打’等等，对指导中国刑事立法与司法、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比83年还要严重，不仅要治理如盗窃、抢劫、诈骗等一般的刑事犯罪；随后还要清理jì院、赌场、鸦片烟馆等藏污纳垢的场所；以及dú lì于我们体制外的各种势力，如：地方上的宗族势力、封建会道门、山上的地匪、海里的海盗等等。这倒是和刚解放时的情况差不多，如果我们不能在第一时间树立起我们之个政权的权威，必定会后患无穷。”
最后，女书记员做了“结案呈词”。“在当前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更为加剧，社会矛盾更趋激化，社会治安形势更趋严峻，刑事政策的相对滞后更显突出。我所提倡的刑事政策在当时所处历史背景下是合理合时的，其作用是巨大的，一定会为我们在这个新时空建设新社会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听了夏愚思的讲解，原来摇摆不定的中间派都表示支持从严从重处理，最后会议以绝对多数通过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专项整治行动》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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