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六年，一款新的税项在明朝确定——辽饷。
所谓“辽饷”，也就是辽东军区的开销，具体包括买武器的钱、买马匹的钱、士兵的工资、死亡抚恤金，等等。当然，这一切还得归功于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先生的轮番折腾，而且为了避免兵变，辽东士兵的工资必须保证按时足额发放（虽然也经常拖欠）。最初，一年的辽饷大概能收五百万，到了崇祯朝，一年要收近一千万。
我曾查阅过明朝的税收，发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税收基本来源于农业税。
而这项税收有一个致命的漏洞，此漏洞源于明朝的一项制度——皇室公爵可以免税，这类享有特殊待遇的人叫作“宗室”和“勋贵”。
明朝的宗室很有特点，由于朱元璋本人特别能生（二十六个），这二十多个儿子都遗传了这个特点，就这样子生孙，孙生子……生了两百年。
据宗人府记载：洪武年间，明宗室人口仅有五十八人，永乐年间达到一百二十七人，到嘉靖晚期，增长到一万七千多人，万历中期，已经增长至十五万人，到崇祯朝，估计已经有二十万人。
据说有个别儿子多的仁兄，今天见一个，明天见一个，后天这些儿子长什么样、叫什么全忘了。这些宗室不用交税，吃百姓的，穿百姓的。
更要命的是明朝宗室的爵位制度是世袭制，也就是说，老子是皇帝，太子只能有一个，其余儿子全部是亲王。儿子当皇帝后，孙子又得封亲王。就这样，亲王一代传一代，代代享有特权。当然，不止亲王，郡王、公爵也是代代相传，握有“免费饭票”。
这群人不用交税，还拿着朝廷的工资（俸禄），当时亲王的年俸禄是一万石粮食，大概是五千两白银，不用干活，在家等着拿钱就行。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少地方的地主乡绅为了逃税，将土地寄放在这些地方权贵手里，美其名曰——寄主。
顺便一提，后来清朝在这方面充分吸取了明朝的教训，爵位采取“递降制”，老子是亲王，儿子是郡王；儿子是郡王，孙子就是镇国将军……虽说也是一代传一代，但势力跟特权却逐渐变小，对中央的压力也逐渐减少。
当然，特例也是有的，整个清朝二百余年，仅有十二人的后代承袭爵位时无须降级，这十二人被后世称作“****”。其中有六位是我们的熟面孔——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豪格、岳托。
明朝繁重的税赋全部压在了老百姓身上。加上崇祯很倒霉，即位后天灾不断。从天启末年开始，西北出现百年难遇的大旱，草木枯竭，人相食。崇祯五年六月，京师大雨水。七年三月，山西自去年不雨至于是月，民大饥。九年二月，山西大饥，人相食。十年秋七月，山东、河南蝗，民大饥。十一年五月，陕西、山西旱。
人倒霉，叫作“这就是命”；王朝倒霉，叫作“气数已尽”。
但不管老百姓是吃米、吃糠，还是吃人，赋税还是要交的。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口号：“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矛盾升级至顶点，终于爆发！
大家都不容易，都是为了一口饭吃，吃不起饭，就只能造反了！（与其坐而饥死，何不盗而死。）
天启七年（1627），陕西白水县农民王二、种光道率先发难，揭竿而起。崇祯元年（1628），王嘉胤聚集饥民反于府谷，王左挂反于宜川。很快，起义队伍犹如燎原之势，迅速在陕北蔓延。
随后，神一元、神一魁兄弟，王自用、高迎祥、张存孟、王和尚等纷纷起事响应，很快战火遍及陕西全境。
这一批人物大都不用记，除了一位——高迎祥。
高迎祥，陕西延安人，马贩，因为生意不景气，换了行业。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高迎祥虽说做生意不行，但在造反行业混得风生水起，由于早年经常和马打交道，就有个特点——善骑射。此人作战勇猛，是早期起义军中的头号悍将。
历史无数次证明，出头太快，是要被打的。基本上所有起义都有一个规律，先出头先死，后来者居上。
作为后来者的李自成此时还在银川做他的驿卒，张献忠还是一个无业游民。
崇祯二年（1629），刑科给事中刘懋上疏：裁减各地驿站，减少政府开支。
驿站，相当于政府的招待所，主要是接待来往官员，供其食宿、换马等，主要开销由当地府县自行承担。但由于管理不规范，不少官员打着公务的幌子，公马私用、公款吃喝、超规格消费，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极大压力。
应当说，刘懋这一建议合情合理，崇祯也采纳了。但崇祯要是知道后来发生的事儿，非得扒刘懋一层皮不可。
此时银川的一个驿站，一位驿卒因为刘懋的建议丢了工作，义愤填膺的他不得不换个更有前途的工作——造反。
此人不用说你也知道，便是李自成。
崇祯二年冬，李自成起义。崇祯三年，张献忠起义。起义军发展迅速，很快就聚集了数万人，开始在陕西、甘肃一带和明军打游击。
这些人有的是吃不起饭的饥民，有的是拿不到工资的边兵，还有些是称霸地方的盗寇，男女老幼都有，在朝廷的口中，这群人有个固定称呼——流贼。
此时的大西北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天灾人祸，基本上乱成了一锅粥。崇祯十分头疼，东边皇太极的事儿还没摆平，后院又起火了。
于是崇祯任命了一个人，让其尽快解决西北的民变，这人叫杨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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