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认识真理和追求真理，**决心学习“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的精神，“将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探讨”。他提出“文明其精神”，要刻苦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他与同学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只在一起谈论大事，即“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4］
**学习十分认真、刻苦。他听课时做有大量的课堂笔记，课后自修时写有读书录，还全文抄录过一些他喜爱的书籍。这些课堂笔记、读书笔记等累积下来有几网篮之多。后来**把它们送回了韶山。1929年，国民党军队到韶山要抄**的家，附近的族人听到风声后，将这些本子和书籍搬到后山焚毁。一位曾教过**的私塾老先生，从火堆中抢出一个笔记本和两册教科书，保存了下来。《讲堂录》就是抢出来的那本笔记，是现存下来的**的唯一的课堂笔记。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一师本科毕业班开设了修身课，所用教材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读了这本约10万字的著作后，写了1?5万余字的批语，留下了用红、墨笔打记的圈点、单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对书中一些哲学、伦理学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强调个人价值，主张唯我论，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传统观念和**主义的束缚和压抑。
**喜欢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不十分感兴趣，反对将自然科学列为学校的必修课。因此，他将功夫多数都花在社会科学上，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他博览群书，凡是能搜集到的古今中外的各种名著，如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稗官小说、近人文集以及翻译成中文的外国名著等，无不浏览。他经济拮据，没有钱买书，只是有时买些折价书，大量的还是向老师同学借阅，并对一些他喜爱的内容，认真地抄录下来。《讲堂录》中就有他手抄的《离骚》、《九歌》。他一师的同班同学罗学瓒在1917年9月26日的日记中记载：“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5］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足见**学习之认真、刻苦。
**很注重自学。课堂上的有限时间满足不了他的求知**。他精心安排自学计划，读书不倦。晚上熄灯后，他就捧着书本坐在走廊的路灯下，或者茶炉房里，借着微弱的灯光苦读，经常读到深夜，有时通宵不眠。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有时他只身到学校后面的妙峰山顶学习，为“静中求学”；有时则来到车水马龙的长沙城南门口读书，要在“闹中求静”，磨炼意志。
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是**读书学习的突出特点。他每天“从早到晚，读书不止”。早晨很早就起床，做冷水浴或其他运动，然后进教室自习。上课时，静心听讲，认真笔记，课余时间或是进图书馆、阅览室阅读，或是找同学、老师交谈学问。晚上熄灯后，还要夜读。
在学习上，**广泛而虚心地向他人请教，共同探讨问题，交流学习心得。他认为，“学问”两个字组成一词是很有道理的。既要虚心好学，独立思考，又要好问，与人交谈讨论。这样才能真正取得学问。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的住处是**常去求学问教的地方。1915年上半年，杨昌济指导**、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每逢周末，这些人就到长沙郊外板仓杨先生家中，由先生介绍和推荐读物，大家一起讨论读书心得。据黎锦熙1915年的日记记载，**从4月4日到8月29日这段时间里，在星期六或星期日到芋园黎锦熙住处拜访求教近20次，交谈内容包括“读书方法”、“研究科学之术”、“改造社会事”、“学与政”等。**从黎锦熙那里受益匪浅。1915年9月黎锦熙到北京工作后，**在给他的信中还表示：“甚愿日日趋前求教。”黎锦熙对**十分赏识，他在日记中曾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即陈昌，后成为著名的革命烈士——引者注），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宜示之以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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