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12日，**偕同一批准备赴法的湖南青年离开北京，于14日到达上海。在上海的20多天中，他参加了两次赴法勤工俭学生的欢送会，两次到码头送别。
4月6日，**从上海回到了长沙。此后，他“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的思想观念迅速地向马克思主义方向展。在他撰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民众的大联合》、《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等许多文章中，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批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号召民众联合起来进行改革和斗争，宣传冲破迷信和传统的束缚等，因而得到各方面的好评。
为了公开揭露张敬尧的罪行，争取全国各界对驱张运动的赞同和支持，**率领驱张代表团于12月18日抵达北京。这是他第二次来北京。
**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的同时，阅读了许多介绍俄国况的书刊，并热心地搜寻和研读当时所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撰写或翻译的**书籍。他还同正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李大钊、邓中夏等密切联系，用心阅读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这时，**较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对社会历史的展有了比较正确的理解。
这次在北京，**于1920年1月加入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
这是五四时期的著名社团。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的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后来成为**员的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赵世炎、黄日葵、田汉等，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
1920年4月11日，**离开北京，到上海继续做驱张工作。他5月初到上海，并在上海活动了将近3个月。这期间，他同陈独秀多次会晤，讨论过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组织湖南改造促进会的计划。当时，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正在筹建上海**小组，为建立中国**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后来对斯诺谈到他在上海同陈独秀的交往，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并认为：“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自己曾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宣》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2］**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3］
播种“圣火”
1920年7月初，**从当时同北京一样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主要阵地的上海，回到了长沙。
这时的湖南，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根据湖南的现状，决定创办一个以推销新书报、介绍新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新式书社。
他联络何叔衡、彭璜、熊瑾玎、陈昌、陶毅、罗宗翰和易礼容等新民学会会员及教育界人士方维夏、湘雅医学校职员赵运文等人，共同做起人。7月31日，在湖南《大公报》表了他撰写的《起文化书社》一文。《大公报》在这篇文章前面加了以下按语：“省城教育界新闻界同志，近日起文化书社，为传播新出版物之总机关，实为现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可省之一事”。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