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营业。
文化书社自营业至1921年3月这段时间内，销售200本以上的和100本左右的书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晨报小说第一辑》、《杜威五大讲演》、《社会与教育》、《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托尔斯泰传》、《白话书信》、《尝试集》、《现代教育趋势》、《新标点儒林外史》、《新标点水浒》、《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等。销售最多的杂志有：《劳动界》（5000份）、《新青年》（2000份）、《新生活》（2400份）及《平民教育》、《新潮》、《新教育》等，其中《劳动界》由上海**小组主编，是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颇受工人欢迎。销售的重要报纸有：《时事新报》（每天75份）、北京《晨报》（每天45份）等。书社将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报刊，尤其是各地**小组主编的刊物以及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都作为重点推销。这从以上书社经销的有关书目和数量统计中可略见一斑。文化书社在湖南境内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展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化书社不只是单纯地出售进步书刊，还想方设法地为那些无钱购买书报的人提供阅读机会和方便，动群众阅读进步书刊。书社在房屋本来就狭小的社内挤出地方，设立书报阅览处，陈列各种新书报刊供大家阅览、选购。并在报上刊登“介绍新著”、“通告好学诸君”之类的广告，对新书报刊广为宣传。此外，书社还印制一些广告宣传单，随书社所售书刊附送。书社出售的《新青年》第八卷一期（1920年9月1日出版）中，就夹有由**执笔起草的以“文化书社同人”落款的两份传单：《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和《读书会的商榷》。
文化书社从1920年9月开始营业，到1927年马日事变以后被许克祥查封，历时近7年之久。7年间，文化书社努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展。湖南成为当时销售新书刊最多的省份之一。1925年9月，湖南《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文化书社“专以介绍新文化书籍为务”；“全国新文化书籍销行多者，推湖南和四川”；“销售新出版物最力者为文化书社”。
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还与方维夏、何叔衡、彭璜等人一起，联络教育界、新闻界和社会知名人士姜济寰、易培基、包道平、贺民范等，起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公开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
1920年8月22日，他们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召开俄罗斯研究会筹备会，商讨研究会的简章和组织。会议决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为宗旨”，会务包括：“一、研究有得后，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会上推举何叔衡、**、彭璜、包道平四人为筹备员，继续进行俄罗斯研究会的筹备工作。9月15日，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文化书社召开。会议推举姜济寰为总务干事，**为书记干事，负责记录及文书事务，彭璜为会计干事并驻会接洽一切。会议议决：除会员个人进行研究外，每星期六下午可自愿去潮宗街文化书社集体讨论；集中个人和集体研究成果，行《俄罗斯丛刊》；派代表赴京与俄代表接洽，筹备赴俄勤工俭学事宜，并在船山学社开设俄文班，聘上海的俄国人来湘教授。对于组织赴俄勤工俭学，**早就有这个想法。1920年初在北京时，他就认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打算组织一个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并与李大钊商量过这件事。他说：“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稍后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又说：“同仁都有意往俄，我也决去，暂且自习，一年半或二年后，俄路通行即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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