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按照**的部署，率先头部队昼夜行军，迅速强占皎平渡。在皎平渡口，中央红军主力凭借6条渡船（干部团在俘获2条后，又找到4条）昼夜抢渡，从5月3日至5月9日，全部渡过了金沙江。第二天，追敌到达江边，已没有了船只和渡江材料，只好望江兴叹了。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敌人几十万“追剿军”全被抛在金沙江以南，行程相距一个多星期。跳出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红军终于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
团结北上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1935年5月下旬，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14日，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这时，**和党中央提出新的战略设想，即：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3］而当时把持着四方面军领导权的张国焘，出于对革命形势的悲观判断和他个人篡夺党权、军权的野心，坚决反对党中央北上川陕甘的方针，主张南下川康边，转而西进打通苏联。
6月24日，**等和军委纵队一起到达懋功县两河口。
为了消除分歧，统一认识，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军委作报告，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指出在岷江西岸的懋功、松潘、理番地区不宜建立根据地，向大西北，向东、向南进攻，均不可能，今后的战略方针应是向北展，在岷山山脉以北地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红军应迅速前进，在松潘与胡宗南作战，先占领甘南。张国焘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也不同意先打松潘向甘南展，理由是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部队长途行军，减员必大；北面有胡宗南部20余团兵力，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住脚。主张依托懋功地区，避开胡宗南部，先向南打成都，然后向川、康边展。
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指出，我们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的建立是依靠进攻的。他说，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有它的好处：把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并要求“在四方面军应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他主张红军必须高度机动，集中兵力，迅速地打破胡敌向前。他特别强调：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在6月底突破岷江以北地区，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
与会人员都同意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陷于孤立，只好表示赞成。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中也不得不承认：两河口会议上“大多数表示支持毛的主张”。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