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这样，中央政治局从党的组织原则上，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正式确定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
**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同北上抗日的目标联系在一起。针对华北事变和日本对华侵略的深入，**在6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明确提出：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这最能动员群众。［4］随后，他在同徐向前等四方面军指挥员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就是为了促进全国抗日**的展。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政治局考虑到，必须尽快解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问题，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但张国焘回到杂谷脑红四方面军总部后，即对两河口会议决定采取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态度。6月30日，竟又致电中央，公然违反他刚刚举手赞成的两河口会议决定，重新提出退却方针，同时，进一步向党中央伸手要权。
**等中央领导再次拒绝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同时本着大敌当前、革命利益为重的精神，7月18日，中革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对此，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说“**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黑水寺开中央会议时（我没参加），张国焘要当总政委，洛甫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不同意。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张国焘当时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5］
7月底，**和红军总部来到毛儿盖地区。这时，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已经失去进取松潘的有利时机。8月初，**等军委成员举行会议，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即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敌主力，创造甘南根据地为作战目的。
军委关于夏洮战役的计划确定后，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于是，中央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会议重申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遵义会议已得到纠正。8月5日，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在重申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方针的同时，决议突出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指出“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会议同意把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一些同志补为候补中央委员，或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
沙窝会议后，为了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全军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右路军由党中央、**直接率领，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左路军由朱德指挥，实际上由张国焘率领。但张国焘一离开沙窝，便又公然违反会议决议，提出要西出阿坝，北占夏河，向青海、甘肃边远地区退却的错误主张，拖延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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